新闻传播学例1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新闻传播学例2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学例3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学例4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新闻传播学例5

二、搭建完善的全媒体实践教学平台

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是自治区级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良好的实验、实践设备。以此为依托，在突出传统新闻传播学与网络技术融合的教学特色的基础上，立足于新媒体发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体实习平台。包括网站平台:内蒙古文化(www．nmgwh．com);电子杂志实习平台:支持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编辑出版全媒体电子杂志《渴望》，现已连续出刊30期;IPad版电子期刊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纸阅读器出版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书。通过全媒体实验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培养出集采、写、编、录、摄互联网运用和现代设备使用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2013年6月26日，组织学生外出到禾华农牧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移动采编训练，历时三天，全面训练学生移动采编技能。这次采访通过微博、微信、网络即时上传新闻稿件20条，采写编新闻稿件50篇，拍摄图片200余张，拍摄的电视新闻片《希望》，制作图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次采访活动让学生走进生活，充分感受到现代企业的发展状貌，同时，也领略了全媒体新闻采访的特点，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意识。2010年，以新闻学系学生社团“鑫源报社”创办的刊物，并获校学联“优秀社团”称号。马强老师指导的“内蒙古大学新闻学官方微博”，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制作的电子杂志《渴望》、新闻学专业学生主办的“内蒙古文化”网站、拍摄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建系五十周年专题片》(2009年)、《国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诉说》(2012年)、《深视满洲里》(2013年)在校内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建立系统的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

新闻实践教学中要加强全媒体技术和理念训练，依托新闻实验平台，逐步建成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培养学生全媒体新闻采制编播能力。

1．报纸模块。

提高学生纸质媒介新闻编辑与策划能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应用方正飞腾软件处理数码报刊编辑等业务，利用Photoshop软件加工处理图片，培养学生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专业图像处理等业务流程、步骤以及实践层面应采取的关键技术。

2．广播电视模块。

学生通过了解和掌握先进的影视高清影视多媒体制作手段，培养从事电视新闻节目和访谈节目采制、演播、视音频节目编辑、主持、网络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数字出版模块。

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数字出版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学生较强的数字出版物编辑、设计和制作、能力;熟悉国内外先进数字出版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

4．数码摄影模块。

以室外拍摄、摄影用光布光、彩色胶片扫描等实验为基础，培养学生系统的影像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熟悉国内影像后期制作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应用设备及常用配套软件的安装使用，具备影视多媒体前期采集到后期编辑的相关知识技能。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摄影课程的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具备专业摄影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能，能在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从事影像制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5移动采编模块。

学习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关键技术，了解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动态追踪报道，深度报道和预警报道的步骤、作用，理解危机管理视域中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开展全媒体技术演练。

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实施以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特别是学生网络数字传播技术的掌握获得了较大提高，在网络媒体及相关机构就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包括:国际在线、新华网、人民网(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内蒙古电视台、公安部网络宣传处等。2009年至今，学生在《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海峡都市报》、中央电视台、搜狐、新浪、《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晨报》、《北方新报》等区内外百余家新闻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报纸260篇，广播电视120余篇，网络编辑稿件近500余篇。2009级新闻学生拍摄的《那年》、《一种念想》、《校园面对面》、《水壶终极转》《止战之殇》、《屌丝男生》在网络传播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点击率达到5000以上，2009级新闻班为学院新闻实验中心制作的4部专题片风格迥异，上传至在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YouTube等，供网民分享。

四、建立稳定的多媒体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全面贯彻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计划，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自1987年新闻学专业创办以来，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始终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先后与内蒙古地区十多家媒体签订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建立起涵盖内蒙级新闻媒体、盟市级新闻媒体、行业媒体、中央级新闻媒体驻内蒙古自治区记者站，覆盖平面媒体(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媒体(电视、广播)、网络媒体(蒙汉文网站)、新媒体(手机报)的立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体系。2012年，与内蒙古电视台合作建成了部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绿篱摄影沙龙影视公司建立了摄影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新闻传播学专业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闻传播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近百名实习生提供新闻采编的真实环境，让学生们在新闻实战中了解并掌握新闻媒体运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实情景下新闻实地采访、写作、编辑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2010年以来，新闻学专业学生多次参与内蒙古电视台《蔚蓝的故乡》、《百姓热线》、《都市全接触》、《新闻天天看》等栏目的节目录制。2013年11月13号内蒙古日报社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到包钢集团采访。学生采写消息、通讯、人物专访52篇，拍摄新闻图片近千张。11月22日《内蒙古日报》5版发表教师与学生合作采写的消息《包钢稀土:今年年底将实现稀土工业废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内蒙古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我们眼中的包钢》(视觉版)，集中了近10位师生的文字、图片新闻。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强化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思维能力，激发了学生开展创新型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有效提升了每个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近四年来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在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内蒙古电视台两大媒体的人员招聘中，几乎每次都招聘了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招聘比例达到30%—40%。这些毕业生经过历练很快成长为媒体中的业务骨干。

五、提升专业品牌效应

内蒙古大学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在本地区范围内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自治区高校范围内同类专业纷纷来我校观摩，交流经验。20多年来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达始终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专业对口率为51．6%。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全媒体人才培养目标，加之系统扎实全面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式，使学生在就业中才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009级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视频实习，因经全媒体实践教学培训，很快适应岗位，面试一周后即确定正式录用。2007级新闻班的远辉带着他发表的新闻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体公司光线传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进入搜狐网总部工作;2006级新闻班的李文明，则凭借他的获奖作品专题片《来时，我们还年轻》在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时获得了考官的好评，并考入《内蒙古日报》要闻部，成为一名自治区级的主流媒体记者;2011年新闻系学生的就业范围不断拓宽，2007级新闻班的孟颖靠着优秀的业务能力和大学作品微电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线传媒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光线传媒王牌节目《最佳现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批学生进入国家、自治区党政网络管理机关和企事业网络宣传部门。

新闻传播学例6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是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与西方的公共广电性质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与其致力于维护模糊的公共利益，不如将中国的公共频道最好办成专业的对农频道。对农民传播要实用，贴近农民实际生活，题材选择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写作上采用平民化视角；采访要深入地头，并要扩大农民通讯员队伍等。⑧

四、三网融合

2007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三网融合’，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政策层面。“多年来我国广电和电信之间的摩擦和争端都是围绕着政策和利益来进行的，其中的核心要点不在技术而是领导权。”也有人认为，在产业运营体制上存在的障碍是通信界、计算机界与有线电视界三大产业市场化程度不一，“三网”目前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政策制定上考虑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居多，对于“三网”互联互通、开放业务上考虑不够。我国在“三网”领域维持互不准入的产业指导政策不利于推动“三网”融合，尽快取消政策的限制，在产业宏观的角度制定有助于推动融合的产业政策，是促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三网融合的具体政策上，争论较多，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在“对称准入”还是“非对称准入”上存在根本差异。

关于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响。此后，市民们以各种方式加以讨论。随即，福建省及厦门市政府尊重民意和专家意见，决定缓建PX项目。年底，透露出迁建的信息。

此事件引来较多的学界研究者，认为这是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大众传媒对事件进程积极及时报道，使得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即相当数量的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公民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网络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还有的文章分析道：PX项目事件中的民众，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公共意识。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公众都表现得相当理性，在当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民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有的研究者以“议题建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认为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会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11

就事件中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指出：当下社会政府执政的舆情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舆情借助网络、短信等现代传播工具，跨越时空传递迅速，使意见空间加大，意见力度增强，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和市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舆情压力增大。在此种条件下政府，对“舆情危机”的处理，需要改变以往的被动抵制方式，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采用新的方式应对。政府要意识到，凡是出手的决策，都可能会产生多种舆情。12

PX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上。有的文章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作者探究了大众传媒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等三个特点。13

六、“传媒假事件”

这年发生的几件较大的新闻业界事件，都具有“传媒假事件”的特征，即传媒参与事件的进程并报道自己参与的事件。以这类问题为话题，引发关于新闻职业规范深入讨论。

2007年3月轰动全国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较多的文章讨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名义去圆一个“粉丝”接近明星的梦，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媒由“记录者”变成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违反新闻的职业规范。同月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记者乔装成患者，将龙井茶水冒充尿样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引发社会的道德质疑。研究者认为，在此事件中“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不适当手段的理由”。记者在曝光可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功能的越位。这一事件，同样属于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传媒制造的“事实”不应该成为新闻。14

另有的研究者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认为出于公益目的记者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道德权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性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性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作者认为，该事件出现道德问题“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记者没能就专家“茶水发炎”的戏言做客观公正调查，“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手段。”18

七、重庆“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

2007年2－4月，众多传媒跟进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研究者们发现，在此事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

《新闻记者》杂志针对此事组织了讨论。论者认为，“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传媒机构在此过程中，随着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把严肃的事情变成让大家一笑的娱乐。有学者通过区分传媒角色，即引导者、看戏者、暸望者，指出这是“政治力量、市场利益和传媒专业诉求”的“复调”呈现；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看戏者”的媒介角色应该引起警惕。16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此事件中，传媒有失理性和负责的职业精神。虽然此次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媒介对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对自身“自由表达”权利的过分“张扬”，使之报道变成了一场传媒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从“最牛”、“奋勇”等带有赞赏色彩的用语中，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17

有的文章分析道：在众多传媒推动下，人们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化成了对“钉子户”的支持与声援，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是典型的“舆论绑架”。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这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还有人指出，理性精神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新闻话语的信任和敬畏，大众传媒能否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过程中保持理性，已经成为影响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3

八、“正面的假新闻”负效应探讨

2007年6月，《杂文月报》发表正面报道《一次感动》，讲述一位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的拥军故事，该文被多重转载。由于失实，使得“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困境。《洛阳晚报》8月15日刊登文章《虚假报道困扰“兵妈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此类新闻引发研究者们关于正面假新闻的思考，众多文章提出：正面假新闻的危害更加隐蔽，危害性可能更大，传播正面假新闻也应该受到惩处。

有的文章认为，这些报道在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的时代，过去典型报道的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论者要求对“楷模产生模式”进行切实反思。19

还有的文章指出，颂扬性虚假新闻对社会和媒体自身的危害，绝不亚于批评性新闻。颂扬性报道的数量在媒体报道中占有绝对优势，虚假新闻发生的机率也就比较高。颂扬性虚假新闻制造了假象，蒙骗了有关领导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营造了舆论氛围。应当树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坏话”说错了要查处，“好话”说错了也要查处，不能搞“报（假）喜得喜、报（假）忧得忧”。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新闻传播学例7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核心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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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注释：

[1]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林爱珺：《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胡华涛：《新闻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新闻传播学例8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多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根据社会对国际型人才的需求，逐渐摸索出一套“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路子，即结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知识，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已经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既精外语又通新闻传播的优秀人才．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外交、外宣方面作出了杰出成绩，为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应加强和深化对外新闻传播工作。为此，清华大学在2004年恢复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招生工作。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新闻传播学，特别是国际新闻专业双语教学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但与整个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的需求差距仍然较大，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相对滞后。查询中国知网，截止到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大学双语教学的论文达717篇，但有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论文仅3篇，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中，目前还没有开展双语教学．相关研究也尚未起步。就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意义而言，目前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开展双语教学，进行相关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二、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创造条件．因校制宜

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大喜功，搞超前教育，甚至只把它作为某个高校或某个地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展双语教学应该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符合开展双语教学的初衷。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不能搞“一刀切”，在开办前应该争取创造以下四个条件：一要学校和主管院系高度重视，做好相应的资金投入和硬件建设准备，比如应保证开辟专门的多媒体教室供双语教学使用，有专业的摄影室和录音室：采购原版的西方经典新闻案例VCD等等。二要引进或培养一批既懂英语又熟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三要打好学生的英语基础，激发并保持学生的热情。四要准备好几门适合实行双语教学的课程及配套的教材。

(二)办学思路：内外合作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应打破高校各个专业封闭办学的传统思路，可尝试与校内外语专业合办，资源共享；与外国，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大学合办；与新闻媒体，特别是与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广西新闻媒体合办；与党和政府的外宣部门共建等等。

(三)实施步骤：稳步推进

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双语教学宜先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教学试点。在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可尝试以下推行方法：

1．首先，作为培养广西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开阔学生国际视野的的任意选修课，可面向所有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学生开设。

2．作为专业选修课，让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新闻专业学生选修。

3．在上述基础上，将双语课程逐步提升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必修课。

在大学三年级阶段开设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学生已经接受了两年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教育，对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学习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也让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而且大学英语课程在大二结束，这时接着上双语课程，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衔接作用。

4．在上述三种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在广西高校中大力推广。

(四)课程选择：注重前沿

在高校的双语教学中，并非所有的新闻传播课程都适宜双语教学。双语课程的确定应根据新闻传播学的自身特点，选用那些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紧密、领先新闻传播理论前沿的专业实践课和基础理论课程，如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西方新闻理论等少数课程。尤其是传播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的一门学科，其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较高，较合适先试行双语教学。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对传播学概念的引入，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和传统新闻学并列的同级学科。传播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很多传统新闻学概念，都能在传播学的领域中找到更为准确，内涵更丰富的对应。

总体来看，目前传播学在我国还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引进的速度不快，传播学的译著不多。可选用的传播学教材数量和质量还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成果，还没有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选用传播学原版英文教材，从传播学开始尝试双语教学，对促进传播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大有好处。除传播学外，还可以用双语开设英语新闻写作、英语新闻编译、经典新闻作品赏析、西方新闻发展史、舆论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或是来源于西方，或是涉及世界最新成果，通过英文原汁原味地讲授，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更好地融入原著语境，有助于深化师生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理念的认知，并以此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由于中间的翻译偏差，可能导致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体会不到作者精准的英文表述和良苦用心。用英语讲授新闻传播学，通过英语交流的环境为专业学习设定模拟的意境，有助于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偏差。双语教学虽然要求中英文并举，但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这既体现在教师对教材的选取、讲授上，也体现下学生在课堂的双语讨论和课外实践上。目的都是为了学生能在最清晰的语境内把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问题。

(五)师资培养：一专多能

在广西区外高校的双语教学实践中，普遍感到师资不足，能流利自如地使用双语教学的不多。目前，要在广西高校推广双语教学，瓶颈问题之一就是师资。外语教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不足，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又英语功底不深，尤其是口语水平差。师资培训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之一，为加快双语教学的开展，应制定好双语教学师资培训计划，培养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具体来说，可分以下三步实施：起步阶段：选派英语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培养出双语教学试点所需师资。结业后开始双语教学试点实验。第二阶段：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加强英语训练。通过几年努力，从博士毕业生中选择一批素质较高的教师，从事双语教学，建构起双语教学的基本师资队伍。第三阶段：参加各级各类双语师资培训．聘请外教作短期培训，对双语教学课程专业教师进行轮训；将骨干教师送到国外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双语教学师资质量。另外，学校还可以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留学归国人员、跨国公司以及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到学校来开办各种形式的讲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变学生被动的、不情愿的学习为主动的、积极的学习。

(六)教材选择：引进为主

适当引进和借鉴国外的教材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条捷径。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可通过与国外大学建立友好学校。互相交换教材、引进国外的优秀原版教材。在引进和使用国外教材方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师谢毅认为，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内容的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不同，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有其优点，如内容层次分明，反映学科前沿，知识较新，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也有其短处．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涉及这一块的内容相对较少，而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他认为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不宜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七)教学方案：因材施教

新闻传播学例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13-03

新媒体具有无限容量、无限时空和多媒体、多重方便的性能特点，综合与扩散、虚拟与多元、自由与自主、方便与互动的传播特点，以及传播微内容、产生“长尾效应”、开展网络调查和网络监督等新功能。 这些都给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带来相应变化，呈现新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发展、影响和开发利用、防范应对，正在大大改变着新闻理论与实践。

一、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及不足

数字化使新闻传播的内容无限丰富，无限多元，还使质量更加优化，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1.新鲜和广泛

新媒体使传者能更方便和快捷地得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又能更方便地从新闻现场即时传播，从而使传播内容更新鲜。大数据还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实时性统计结果和预测性新闻。新媒体的内容来源可以从各种机构到各种普通人。有些弱小、边缘媒介的内容，也能通过网络媒体进入其他媒介和全社会的视野。新媒体使多元的信息和观点、真知灼见、创造性思维，都更能得到展现的机会，不同意见在 交流碰撞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更迅速、广泛、有效的传播。网络媒体上的不同意见交流已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上的，不仅让我们看到多元意见交流的好处，还让我们看到即使是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意见，也并非洪水猛兽，一般很快会被补充和纠正。

这种广泛又可带来许多珍稀的内容，如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图像，或具有舆论监督价值的内容。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最早的实景纪录及其传播，是地震爆发时一位游客在震中拍摄、上传在自己博客上的录像。这种广泛还是新闻媒介容纳了许多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的实用性内容，以及边缘性的、少数人感兴趣的内容，使新闻泛信息化。微内容在总量上远远超出宏内容的增长速度，“长尾”效应日益显现。

2.客观和全面

传者多元化、人人可参与使新闻传播能反映多来源、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众多反映的总和，就能更接近事物的原貌，接近客观和全面，从每一新闻到整个世界的反映皆如此。以片面报道、虚假新闻欺世蒙人永远会有，但在网络宽带普及的地方难得多。能骗一个人一世，也能骗一世人一时，但要骗一世人一世，在新媒体时代更不容易了。互联网与一世人相通，网民的上网时间加起来近乎无穷，他们如要对某一公开报道的人或事深究，其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一些假新闻照片就是这样被揭露出来的。

3.反映民情民意

不仅通过受众直接发出的传播，受众的主动化还使传媒机构倾向于尽可能满足受众的需求，而不是仅仅考虑传者的需要，于是传媒内容也会更倾向于反映民情民意。许多新闻机构还越来越多地把来自受众的信息纳入其传播内容，如转载受众帖子，讨论受众提出的话题，阅读、点评受众的短信。

从1990年代起，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兴起博客、微博等个人媒体，或称自媒体（we media），同时发展起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即非专业新闻传者的普通公民，通过个人传播工具和大众媒体，向社会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闻性信息。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界限，实现了传播主体的位移，促进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并促使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客观化、平民化，许多主流媒体还直接把公民新闻插入其中。

现在博客、微博、微信已成为新闻机构的重要信息源。广播电视主持人也经常利用微博微信与受众互动。这使新闻和评论更丰富和生动，也更反映民情和民意。

4.消极方面

新媒体使虚假信息，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侵犯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等侵权信息大量增多。新媒体中低俗化、娱乐化内容过多，也不利于公民素养的提高。对此又难以通过简单的禁堵来解决。一方面禁堵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这种难度还被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加大和更新。另一方面，许多内容的界限很难分清，如色情与人体艺术，暴力与反映生活，合理批评与过分谴责，问题探讨与不良宣传，简单禁赌难免失误，甚至违背宪法中有关传播自由的精神。怎样能既防止这些负面影响，又不妨碍有益的传播、不侵犯人们的传播权，已是全人类的新课题。

二、新媒体时代的传者和受者

1.传者

新媒体带来新闻传者多元化、自由化，并有更大能量、更小消耗，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过去的新闻传者一般为职业传者，包括记者编辑和新闻机构，新媒体使许多其他传者，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网络服务商、移动通讯运营商，以及普通个人，都可通过网站、手机等，直接面向公众传播新闻和时事评论。这种传者的多元化，既能更充分地发挥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又能提高人们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权的实现程度。

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还使传播活动的重心日益从职业的机构传者转向个人。互联网1.0的代表性传播模式是由机构提供资讯的门户网站，具有“一对多”单向发散的、封闭的阵地化特征，并有较严格的“把关”规则，如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站的新闻栏目，以及各大官方媒体网站;互联网2.0已可由个人和机构共同提供资讯，具有“一对多”和“多对多”并存、寄借在公共平台上实现互动与开放的特征，如BBS、QQ、MSN等信息交互平台和Google、Baidu等搜索平台，以及以个人日志式的网上表达为主、又能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的博客等;互联网3.0的代表性传播模式是人际传播的门户网站，个人图文、音视频多媒体信息采集、制作和播出平台，个人的自由表达和交流;互联网4.0使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融为一体，许多传播内容可由人际、群体传播的入口迅速传到广大公众，一方面传者和内容更加平民化、草根化，另一方面监管难度也更大。新媒体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地成为大众传播的接受者和发送者，这确实是一大福音。不过，这并不能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大众听到。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只有声音大的媒介才能被注意到。因此，仍然需要机构传者有先进的媒介思想、高度的媒介素养。

2.受者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的受者对媒介和内容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多的无所适从和陷阱。受者的主动性更强了。同时，新媒体使受者可随时成为传者，进行转发、补充、评论等，他们之间也可有许多相互影响，乃至形成舆论。受者的传媒素养也更重要了。从选择来看，受者的媒介选择余地和方便性都大大超过以往，可以更主动地选择。这会削弱某些媒介和内容的影响，又会扩大另一些媒介和内容的影响。此外，受众接触境外媒介也增多，尤其是在官方对媒介的控制较严的地方。媒介的吸引力和方便性比以往更重要，有的商业性综合网站的新闻受众数量，超过了那些在政策、经济、人才、新闻源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事业性新闻网站。内容选择上， 受众感兴趣的、而非传者感兴趣的内容被首选，成为实际的主流内容。一些受众特别关注、而非传者特别关注的热点被深入挖掘，引起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广为传播。与此同时，人们的惰性和享乐倾向使零碎、肤浅的内容得以大行其道，娱乐性、感官刺激性内容占比重日益增大。于是，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媒介世界”，过去基本上是由媒介机构及其他内容生成者制造的，现在则是由它们和受众共同打造的――每个受传者都会有与别人很不一样的媒介世界。这对有的受者是好事，对有的则未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传媒素养。从参与来看，新媒体给受众参与新闻传播和公共事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利用新媒体手段，通过传媒机构的新媒体参与，或通过“自媒体”、社交圈等直接参与。参与使受众影响了、或直接成为了传者。在这同时也可增强参与意识和能力，乃至道德感、正义感、责任感。

然而受众自发的传播中会有许多不实、不良、无聊、乃至侵权内容。受众的参与往往又会过火、过激，形成 “网络暴力”之类。从主动性来看，新媒体逆转了传者与受者的主、被动格局。传统媒体的技术特性使传者在信息的生成和流传方面较为主动。内容是传者选定、经传者“把关”、由传者推送。受众的反馈很少，往往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个性化需求无法满足。新媒体使受众在信息的形成、发出和收取方面都更加主动。受众可在海量信息中任意选择，多方位、多角度、从多种媒介选择，并能随时与传者互动，影响内容的形成。受众在信息发出方面的主动化更明显。过去面向社会发表信息和观点必须通过传媒机构，许多普通受众也就没有这方面的主动行为了。现在受众可自主地发出，“话语权”大大增强，主动行为越来越多。主动行为培养了主动意识，使受众自身的主动性也增强了。主动化对受众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品格趣味、辨别能力、传播能力和社会责任心。

三、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

1.方式

新媒体使大众传播的方式由单向变为双向，由单媒体变为多媒体，由我传你受变为我供你取，由大众化、一定程度分众化的点对面传播，变为无限分众、点对点、乃至多点对多点，由少数人控制变为无限多元，这些都必然反映在新闻传播中，改变了新闻传播的采集、制作、传输、接收、储存、再传（二级或多级传播）。通过移动终端发送和转发内容的方便性还使新闻传播更多地产生跟踪传播、多级传播。许多受众是看了多级传播后，再搜索查找大众传媒初始一级传播的内容。一些受众还在接收传播的同时进行评论，通过移动终端与他人共享。如边看电视边发微信微博倾吐感言，与他人相互影响。新媒体又使新闻传播市场化和国际化。网络、手机媒体及其传者的数量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各方竞相争夺眼球，形成很强的买方市场。竞争激烈，新招迭出，把缺乏市场吸引力、竞争力的传播日益挤出人们的选择，而市场竞争力强的传播则可迅速地、大规模的扩大市场，包括超越国境走向世界。这种国际化反过来又迫使各地以市场化的方式迎战。

2.媒介

新媒体带来新闻传播媒介的无限容量、无限时空和媒介融合，带来众多的社会化媒体、包括自媒体，还使媒介格局此消彼长。现在中外新闻机构几乎都已上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也经常在自己的网上新闻，还有许多普通公众通过网站或博客、微博微信等发出新闻性信息和时事评论。这些都对传统媒体有很大的功能替代、时间挤占效应。使印刷媒体发行量猛跌，电视机的开机率猛跌，广告收入猛跌――“狼”真的来了。由此又带来传统媒体纷纷变革。首先是调整内容，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开新媒体的锋芒。如报纸加强深度报道、广播电视加强现场报道。

最新的趋势是社会化媒体的新闻传播发展迅猛。其中有机构的传播，如政府微博、新闻微信公众号，但又有大量内容来自个人用户，包括新闻和时事评论。这些个人大都为草根族，其内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试点。这些内容在产生时没有经过组织机构的把关，具有原生态的直白和粗粝。许多内容来自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填补了新闻机构的空白，对我国尚无记者证的商业性新闻媒体尤为重要。社会化媒体中的许多新闻和时事评论是经过转发或层层再转发的，既会迅速扩散，又会有所走样。“掘井加了一个人”经过层层传话后会变成“掘井掘出了一个人”。社会化媒体的新闻传播更随时随地，多元化、广泛性更强，即时性、跟踪性传播更多。同时，用户的主动权和影响力很强，传者较容易倾向于迎合用户，而不是引导用户。

四、新特点：更新新闻学

新媒体续写了新闻史，革新了新闻采写编评摄等实务，还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信息源、传者、内容、媒介、受传者、效果生成和反馈等各个环节，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改变了新闻事业和传媒产业。新闻学也当据以更新，除了要纳入上述新媒体的新闻传播特点和历史性发展、实务性方法，还当做出许多重新认识。

1.更新新闻定义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采用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在今天的新闻明天才能见报的报纸时代，在1943年9月《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提出来时，作为狭义上新闻的操作性定义大体上是对的。而现在广播电视大量传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新媒体更是经常传播来自现场的实况，包括专业人员和公众提供的突发事件实时图文和视频，以及重大事件、活动过程中的实时、连续的传播。大数据、云计算还可带来许多预测性新闻，于是新闻就包含许多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了。把新闻定义为“真实、新鲜、传播对象需要的信息”应更恰当。

2.重新认识新闻传者和受众问题

过去认为面向大众的新闻传者有一个组织机构 ，现在许多个人也通过新媒体面向大众传播新闻。一方面可充分利用传者多元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改进传媒管理和提高个人的传媒素养。受众越来越多的通过新媒体获取新闻和发出评论，还可随时与传者沟通。他们的选择余地和选择主动权更大了，他们的需求和兴趣爱好对传者的影响也更大了。这既使新闻传播更有效，又对宣传需要和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

3.重新认识新闻传播内容和媒介问题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内容更加新鲜和广泛，全面和多元，更多地容纳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反映民情民意和进行舆论监督，同时也更加真假相掺、鱼龙混杂。需要形成海量信息中优胜劣汰、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的机制。新媒体不仅改变了媒体格局，与传统媒体此消彼长，还带来传统媒体的内容调整、扬长避短，带来媒体融合，以及媒介经营管理的变革。与新媒体结合、乃至占领新媒体阵地，是许多传统媒体机构重要的新战略。2015年上海报业集团所办新媒体的收入已达该集团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4.重新认识新闻传播方式和过程问题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更加分群化、个性化，多媒体化、双向互动化，由传者推送变为受传者搜取，由少数人控制变为无限多元。通过移动终端发送和转发内容的方便性还使新闻传播更多地产生跟踪传播、多级传播。许多受众看了多级传播后，再搜索查找大众传媒初始一级传播的内容。一些受众还在接收传播的同时进行评论，通过移动终端与他人共享。如边看电视边发微信微博倾吐感言，与他人相互影响。

5.重新认识新闻事业和传媒产业问题

新闻传播学例10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曾月华：《谈谈新闻与文学的“杂交”优势》，《新闻与成才》，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