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论文例1

【关键词】当代新闻理论；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近现代新闻理论；新闻实践

这里所说的“当代”，并不是史学上通常约定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而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直至“当下”这样一个下限不断延伸的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上述时段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中的“当代”，更多地是指“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与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生生不息的新闻实践相联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有着自己的诸多特点：一是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既然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那么它就必然摄入只有当代中国才有的新闻理论内容。必须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现实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它绝不会远离当今社会现实、远离生动活泼的新闻实践。当然，历史上的新闻理论无疑也会呈现出与它所处的时代相对应的当代性，但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在体现当代意识方面，其自觉程度无疑强于以往。二是内容上表现出丰富性。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地球村”时代的到来，我国加入WTO，这些重要事件或重要因素都促使我国当代社会生活变得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与此相联系的是，新闻实践也体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观。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它是对当前新的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理性升华，因此必然呈现为较以前更为丰富复杂的形态。三是吸纳新知的节奏加快。以2001年为例，在新闻传播理论领域，一些刚刚出现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很快就进入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并且每每成为热点。曾经有论者对2001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进行过如下描述：新闻理论研究向纵向发展，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研究得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掀起研究热潮，传媒经营管理研究持续升温，资本市场研究成为时髦话题，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影响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传媒集团研究开始转向，紧密联系实践的传媒市场定量研究得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媒体霸权研究引人注目，媒介批评进入“预热”阶段。①这说明，以往长期存在的新闻理论滞后于新闻实践的现象正在改变。四是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纵向来说，它继承了以往新闻理论中的精华，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理论，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这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中国历史上的新闻理论中至今依然有价值的部分。从横向来说，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广泛借鉴世界范围内新闻理论研究的许多优秀的理论成果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从中汲取营养；不仅如此，还放开眼光，从传播学、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中广为吸收学理的养料，借此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本领域的研究水准。五是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频度加快，由于新闻实践的不断出新，因此，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前提下(党的三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中，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时代内容)，适应时展需要，直面新矛盾，研究新问题，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格。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闻实践面前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性。这就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新闻理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必须与经济、社会以及新闻实践的发展同步前进。这是整个理论当然也包括新闻理论衍变、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矗其现实基础包括如下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对于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来说，既是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其学理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其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矗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闻、新闻工作进行过一系列准确而深刻的论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新闻思想。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新闻的本质进行了深入考察，阐明了自由出版物和现实世界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揭示了新闻活动的某些重要规律；他们科学地阐明了舆论的力量，并进行了发挥新闻舆论力量的成功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关于党报性质的论述，也依然适用于中国今天的党报、电台和电视台。他们还为分析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报刊现象提供了许多范例。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同时又将它继续往前推进。他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党性原则这一重要命题，并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党性原则后来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历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对于新闻真实性的鞭辟入里的精到见解，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极具可操作性；他要求报刊广泛而经常地向全国介绍范例和典型，注意发挥“卓越的范例”和“榜样的力量”的引导作用——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实践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也有些观点，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本身是处于发展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思想也有一个深化、发展的过程。列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例如他所提出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创造，而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也顺应时代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新闻思想。他所提出的报纸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的命题，“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要政治家办报”的著名主张，关于在新闻宣传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思想以及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解释，关于党报风格的重要论述，关于大力倡导新闻宣传的优良文风、反对党八股的精辟见解，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库。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样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工作有着精深的思考。他提出了“桥梁”说，要求新闻传媒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他提出了“竞争”说，主张在党所领导的新闻传媒之间展开平等的竞争；他提出了“客观”说，要求新闻报道做到“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他还提出了“代言人”说，要求记者甘当人民的代言人。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邓小平从大局着眼，从阐明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等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整个思想战线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求，为新闻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矗邓小平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所作的“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题词，以战略家的眼光，对处于信息时代的新闻传媒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总书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喉舌”论加以发展，提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③这一论述同时强调了新闻传媒两个方面的喉舌(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作用。二是提出了“舆论引导”这一极为重要的命题，并围绕这一命题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三是对新闻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提出了科学的构想和严格的要求。

此外，、陈云、、陆定一、胡乔木、李瑞环等领导人，也就新闻和新闻工作提出过很有价值的见解，都为新闻思想宝库提供过十分珍贵的财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我们须臾不可偏离的准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也在不断地增添着新鲜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坚实的学理基矗

二、中国新闻理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华

中国新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许多精华，有许多历久而不失其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在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条线索。

循着第一条线索，我们看到，洪仁玕、王韬、梁启超、徐宝璜等人关于新闻的见解是颇为引人注目的。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问世。他在该书的“新闻篇”中提出，报纸的功能主要是：政治传播功能(“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舆论监督功能(“民心公议”、“”以泄奸谋”)，信息传递功能(报道“各省物价低昂，事势常变”，“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人伦教化功能(“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提出，新报之益有三；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激进的报纸的功能。康有为新闻思想的创新之处：一是关于政党报刊的论述，二是关于新闻控制的论述。梁启超提出的本报(《时报》)论说“以公为主”、“以要为主”、“以周为主”、“以适为主”，本报纪事“以博为主”、“以速为主”、“以确为主”、“以直为主”、“以正为主”的观点，触及了新闻活动的某些内在规律，可说是别有意味。与梁氏同时代的还有谭嗣同和严复。前者的“报纸，即民史也”的见解，揭示了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的主张，赋予新闻传媒以“开民智”的神圣使命，无疑透出一种灼见。严复《国闻报缘起》中的“一曰通上下之情，二曰通中外之故”，在界定报纸功能时表现出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堪称至理名言。孙中山新闻思想中最有自己特色的部分是他的“舆论归一”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体现。章太炎认为，新闻作品须以事实为本，新闻评论要有独立见解，如此方足以匡国政而为史官取材。在他看来，“以事实为本”，是新闻发挥“匡国政”功能的前提条件。这一概括表现出深邃的历史眼光。徐宝璜的《新闻学》，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报纸之性质与其职能，及新闻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有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在对西方新闻理论有所借鉴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创新的精神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

以上所列对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士，呈现出诸多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的新闻学理研究(包括出于政治的需要对新闻所作的论述)或者新闻实务操作，大抵都受到过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进行学理思考，在新闻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了颇有真知灼见的论述；最后，他们的一部分见解，在今天我们从事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另一条线索所涉及的人物，既有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这样的著名新闻学者或记者，又有、瞿秋白、、刘少奇等革命家。他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论及新闻问题的时候，体现出很强的洞穿力。邵飘萍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他认为，新闻学是一门“处世穷理之学，不独新闻记者所应具，即多数国民最好亦能使之相当了解”。④认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访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从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实际上就是要求传媒扩大报道面，而不是只把眼睛盯着少数几个人。1931年10月23日，瞿秋白领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团体。成立大会宣言指出：“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的整体，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的社会群众。所以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这一宣言公开亮出了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理论”的旗号。邹韬奋在筹办《生活日报》时提出了一系列设想：(1)广博的言论；(2)统一性；(3)广泛性；(4)研究化；(5)文字大众化。与邹韬奋同时代的范长江在新闻价值问题上有独特的看法：“第一条，新闻必须是事实”；“第二条，新闻必须是新的事物”；“第三条，新闻的代表性”；“第四条，有利于人民”。⑤将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这是一种颇有创见的思考。、刘少奇、陆定一不仅是新闻理论家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新闻理论观点已成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学理基础是相当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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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当今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

新闻实践有力地支撑着新闻理论研究。这是因为，新闻实践是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对新闻实践有着指导价值的新闻理论，源于丰富的新闻实践，是对新闻实践的正确概括和科学总结。离开了新闻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新闻理论。

中国当代新闻实践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结起来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业务的实践

一般认为，新闻业务主要包括采访、写作、编辑、制播等等。新闻业务的各个环节，都具有相应的规律，在从事业务工作的时候，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新闻理论固然并不涉及新闻业务的操作层面，但新闻理论却必须对新闻业务的新探索作出理性思考和概括。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广大受众对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的要求有了明显提高，而受众的这种要求往往又难以得到完全满足。这样一种矛盾迫使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除了从体制的层面进行某种改革以外，在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明显地加大了力度。正因为如此，新闻工作者在业务方面进行新探索的频度大大加快。

在新闻采访方面，体验式采访在一些场合常常被采用。采访者除了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新闻采访以外，还以特定的角色身份出现，注重于捕捉被采访者特定的心理体验。在这样一番采访的基础上形成的新闻作品，并不完全恪守客观报道的原则，而注重于突出采访中的心理体验。在中国大陆，为了获取社会特定群体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打入此类群体，进行卧底采访，这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在新闻写作方面，文体的概念常常被突破。报纸新闻在传统的消息、通讯、新闻评论3种文体之外，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难以命名的文体。1997年7月间，《新华日报》推出了一组7篇系列报道，总题为：“苏锡常：关于结构调整的对话”。这组报道的每一个单篇，都由“调查实例”、“记者观察”、“领导观点”、“学者点评”4个部件构成。每篇文章已经没有任何起承转合的文字，而只是4个部件的这样那样的组合。这一组报道，既不像消息，也不像通讯，当然也不属于新闻评论，可谓“四不像”。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就不难从报纸媒介上发现这一类“非驴非马”的新的新闻文体。

考察原有的新闻文体，我们也会有新的发现：由于新闻工作者存在着突破固有文体、进行文体创新的意图，并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因此对某种新闻文体进行细分，难度已明显加大。

(二)新闻传媒经营的实践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新闻传媒逐步走向市常到目前为止，国内传媒市场已经形成。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传媒的经营不断得到增强。

传媒的经营包括：

一是新闻产品和其他信息产品的市场销售。这一点报纸媒介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一定限度内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报纸的影响力是以一定的发行量为基础的。现在需要从理论上深入加以研究的是：报纸的发行量与影响力、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二是广告的经营。对于传媒来说，广告和新闻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广告经营现在已经成为传媒经营的重要内容，广告收入已经成为传媒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在传媒内部，广告部门的地位有所提升，广告经营队伍有所加强，广告的研究开发逐渐得到重视。传媒研究应当将传媒的广告经营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内容。

三是其他产业的经营。其他产业的开发，有些是充分利用新闻传媒现有的设备，承揽印刷加工业务，信息处理加工业务；有些则是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者经营旅游、宾馆、餐饮等业务。总之，新闻传媒除经营传媒产品以外，经营其他产业，目的是为了增强传媒的经济实力，获得传媒发展所必需的巨额资金。

四是资本的运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资本的媒体难以为继。吸纳资本，事关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大计。曾经有人将传媒的融资方式形象地概括为如下两种：一是“传媒办公司”，再将公司所获得的资本反哺传媒；二是“公司办传媒”，公司出资进入传媒资本运作的层面。通过上述两种渠道，传媒都可以获得资本，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同的；然而，传媒的自情况却不大一样。通过第一种方法，传媒获得了资本也保留了自；而通过第二种方法，传媒获得了资本却失去了自。1999年初，四川电器公司以93%的股份收购了《成都商报》的发行投递公司，与《成都商报》共同经营该公司。四川电器公司取得了《成都商报》10年的独家发行权，而《成都商报》则凭借该公司的经济实力“借壳上市”，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这类尝试，既为传媒的发展赢得了丰厚的资本，同时又将对于资本的回报严格地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应当说是可取的。

在传媒融资的问题上，在当前情况下，主管部门作出了相应的新规定。据新华社2002年1月15日报道，、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作了进一步部署。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大家关心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融资政策作了介绍。我国的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经批准可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融资，其经营部门经批准可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由集团控股，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投资方不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发行集团经批准可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由本集团控股。由此看来，我国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动摇的。新的变动：一是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可在规定的部门融资，这些有关部门的资金能量将得以释放；二是明确规定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经营部门可以吸收业外资本，但仅限于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三是对发行集团在融资政策上更是有所放宽，准予吸收境内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

过去的新闻理论研究，在新闻传媒的经营问题上投入的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三)新闻管理工作的实践

有管理者就有被管理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一对矛盾。新闻事业由于事关舆论导向，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因此总是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有关管理部门的严格管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未来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高科技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广泛运用，等等)，新闻管理理念和新闻管理方式必然有所调整。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套管理方法来管理今天的新闻工作，是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的。新闻主管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对走向市场以后的新闻传媒进行有效管理的某些经验。正在探索加入WTO以后对新闻传媒进行管理的应对策略，对网络时代新闻事业的管理工作的探索也已经全面展开。新闻管理工作者所进行的管理实践和理性思考，虽然不一定成熟，但无疑应当进入新闻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于新闻主管部门来说，如何遵循意识形态规律、新闻内在规律和传媒市场规律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这是今后很长时间内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闻事业管理，也还存在于新闻传媒的内部。通过对内部各个层次和各个部门的管理，将人力、资金、信息等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整合，调整到最佳状态，传媒方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提高受众的满意度，扩大市场占有的份额。湖南广电对频道和栏目资源配置、节目和影视剧生产销售、财务预决算、产业经营开发等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实现“频道竞争，精品上星，末位淘汰，整体提升”，把7个频道的精品节目捆绑上星，创造湖南广播电视大品牌。⑥这可说是新闻事业内部管理的有益尝试。

中国当今新闻实践是如此丰富，令人目不暇接。新闻实践总是向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也总是能够引发新闻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的理性思考。也许可以说，这是当代新闻理论能够在较高的层面上不断发展的肥沃土壤，它有着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但是，新闻实践总是相对芜杂的，在对它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做加工整理、去粗取精的工作，以从中揭示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这正是新闻理论研究工作价值之所在。

注释：

①刘鹏：《在实践发展中寻求理论创新——2001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②请参见丁柏铨：《论传媒市撤，《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

③1989年11月2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见《求是》1990年第3期。

新闻理论论文例2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1]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罗文辉.精确新闻报道[M].正中书局

[3]杰克·海顿.怎样当好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4]楼坚.新新闻主义的复活[J].新闻大学（冬季号），1995

[5]王雄.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纬度[J].江苏社会科学，1998

[6]TomWolfe.TheNewJournalism[M].Harper＆Row，Publishers，1973

[7]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A].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8]马玉田.艺术真实十题[C].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9]赵浩生.漫画美国青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钱广华.现代西方哲学评析[J].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新闻理论论文例3

“Humanism”isbeingemphasizedinjournalisminAmerica.Itisostensiblythereactiontotheautocracyoftherealisticindustryandcommerceandjournalismspecialization,ButactuallyitservesforthepoliticpracticeofthejournalisminAmerica.”Humanism”issupposedtobeawordacknowledgedbytheworldwildjournalism,Buttheuniformofthe“word”usuallycoverthedifferenceofitsmeaning,whichwillgiverisetodifferenthumanismconcernevenresultinconflictinthejournalismpractice.soundertheglobalcircumstances,Weshouldanalysedialecticallyvariouskindof“humanism”fromdifferentcircumstances,Becautiousaboutthesupremacybehinditandmakeeffortstourgetheglobaljournalismtostandatthesamepositionandtoserveforthewholehuman’profit.

在美国新闻教育界，“人文主义”正受到关注：他们有的将“人文主义”作为与“专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概念提出，如WILLIAN.WU认为，新闻客观、自由等专业原则已经忽视了对人的关怀，使得新闻成为一种缺乏人文关怀的纯技术存在（他在“21世纪新闻传播峰会”汕头大学分会期间的一次发言）；有的从新闻教育与文学的关系的渊源上提出，如JAMESW.CAREY认为：“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等等。”（《新闻教育错在哪》）当然，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弊端及新闻教育的起源这些角度来提出“人文主义”，有其合理性，其运用得当会给新闻业输入新鲜的血液，纠正目前新闻业界的一些弊端。但其实稍稍识理点的人都知道,美国新闻学界”人文主义”的提出使用的是”障眼法”,它掩盖了”人文主义”出笼的另一缘起,即直接地说是美国的9.11事件,间接地说是美国的价值中心意识。然而，这一表面看去并不怎么高明的手段却好像蒙蔽了不少人的眼睛。它甚至得到一些华人学者的回应，如李欧凡在肯定JAMES.W.CAREY的观点的基础上：“卡莱的论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人文意义的社会学科……”，进一步指出，“媒体从文字、印刷逐渐向視觉和网络的转变，“不只为新闻也为整个社会帶來前所未闻也难以想像的影响。這一個影响所造成的就是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危机。”（《新闻不等于传媒》）当然，李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观点的，其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但他却由于忽视了卡莱人文主义提出的复杂背景而无意中强化美国式“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基于“人文主义”出笼的背景的复杂性及其语意的模糊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辩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时必须对其加以批判的再诠释，否则，会带来概念的混乱和操作的冲突。本文旨在对美国新闻界“人文主义”关怀提出的背景作一番全景式的描述，以期引起读者在全球语境下对“人文主义”进行深度解读。

一“人文主义”提出的背景

工商业背景：现代新闻的产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信息的需求。在技术(硬技术和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新闻越来越为一种工业化、图像化、流水线作业形态，越来越偏向于经济效益的单极发展。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与新闻专业理念相对应的一些传统操守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如正义、道德、民主、批判等。这样一来，社会中那些色情、暴力、猎奇、刺激等凡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东西成了新闻的“座上宾”，而传统操守却成了“阶下囚”。作为纯粹经济手段的新闻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却漠视了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新闻中“恶”因子正死灰复燃，而“善”的因子却正渐行渐远。政治背景：美国新闻媒体自由传统不仅受到商业的“软”挤压，更受到了政治的“硬”挤压。这种挤压在美国近几年发动的几次战争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战争”中表现得尢为突出。其中，9.11“战争中，美国政府对新闻的压制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成立了假新闻的中心，以混淆视听，配合战略的需要。而主流媒体也是亦步亦趋，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更绝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国家利益中心“的幌子压制不同的声音，把与政府不同的意见甚至宣判为“卖国”。在这样的“标签高压”之下，主流媒体更是噤若寒蝉了，新闻自由的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会背景:民族主义历来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美利坚民族确实是一个令人自豪的民族：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有着最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有着引领世界潮流的精神文化等等。生活在这样富有国度享受着现代财富的“单面向”（马尔库塞语）的人根本不需要媒体对现行制度作太多的批判。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的自信、自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的批判更显得多余，“自由、客观”的呼声更成为一种不协调的噪音。在国家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狠狠打击那些敢于与自己为敌的“”、“邪恶轴心”。在这样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媒体必须为自己民族主义的呼声造势在必行,必须维护自己的”人文”的趋势成为必然.

在以上背景的压力之下，新闻的“自由”理念已经奄奄一息了，新闻的传统价值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任何存在都是价值的存在，任何存在都要为自己找一个存在的理由，新闻也是这样的。当“自由、客观”的理念显得苍白无力时，美国新闻业必须为自己选择另一个生存的峰顶，于是“人文主义”便应运而生。

二“人文主义”的悖谬

然而，美国新闻学者要么从经济、新闻专业主义弊端背景出发，要么从新闻教育的起源出发来倡导、传播“人文主义”，却闭口不提“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背景，以显示其治学的公正性、客观性。因此，表面上看，“人文主义”是一种对现实工商业、新闻专业主义专制语境的一种回应和反弹，也是对新闻自由、客观理念传统的接力和升华。因为在新闻传统价值中，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公正、客观等理念，它们的终极所指都是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的世俗性和理想的超越性，而当传统的新闻价值理念遭到当下语境的怀疑、批判时，“人文主义”无疑是一个更具时代感、号召性、普适性的概念。但我们如果联系其出现的政治、社会背景则会发现，“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又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其实，“人文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都是值得提倡的，都是正面价值取向的。但任何语词都有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同一语词在不同语境中使用，其所指往往不同甚至是迥异的。换句话说，任何语词、理念的提出都有具体的语境，我们必须结合其具体语境对其进行具体的语用学的分析，而决不能将之普泛化、一般化。同理，对“人文主义”的判断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page_break]上文已经谈到，美国新闻业的“人文主义”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压力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它对不同的背景构成不同的意义。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技术结构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个体的人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的无形压力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困惑，所以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对美国社会与对其它国家的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即对经济、技术对人的异化提出批判，强调新闻对人的尊重。从这个角度看，“人文主义”对全球来说都是积极的价值取向的。其次，经济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政治、社会信仰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目今传递的并不是和平的福音，相反地却带来了政治、价值观、信仰的更大的冲突和激荡，而9.11便是这种冲突、激荡的最终表现。在一个价值观、信仰多元的全球语境下，基于其中一“元”价值观、信仰推导出来的语词、理念放到其它“元”的价值体系中肯定会产生冲突。而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价值体系中产生的“人文主义”也不能例外。因为不管其提出者、宣扬者如何美化它的合理性、人文性，他们都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立场来定义“人文主义”的，甚至完全不顾别国的“人文主义”立场。举个例来说：

9.11事件中，美国新闻媒体完全是公开按照国家利益的原则来进行报道的。在这些报道中，媒体可以先验地将本.拉登及同伙标签化为“”，先验地将9.11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然后按官方及自身的刻版成见去现实中寻找素材。其结果就是，主流媒体往往不经任何权威的证实，通过夸张化的图像、数字来反复渲染9.11事件的悲剧性，夸大“炭疽”病毒的普遍性等等，进而在全国、全球范围内渲染恐怖气氛，给战争制造合法化的借口。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媒体通过对“”非人道的揭露来表达自己对死难者、普通民众的“人文主义关怀”！然而，在对这一事件的“人文主义”的报道中，具有反讽意味是：阿富汗人民生活在贫困、饥饿、死亡、疾病、惊恐的非人环境下这样基本的事实却缺少美国主流媒体的最起码的人文主义关怀！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人文主义”只不过是美国新闻霸权主义的又一理论的幌子罢了。

由上可知，语词的同一性并不代表内涵的一致性，它表现在新闻业务操作上则会出现不同甚至相对立的人文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新闻界的“人文主义”理念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得到了全球性认同和肯定。但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彼此在其内涵上的相异性，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体制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文主义”的关怀重心是不同的，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悖谬。

三新闻“人文主义”的再诠释

要使“人文主义”成为世界新闻业界的普遍理念，我们必须对它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并对不同语境下“人文主义”的不同内涵进行批判性的再诠秋。笔者下面就“人文主义”的这种再诠释发表一些综合性、一般性、方向性的意见，以供批评：

首先,“人文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世俗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新闻的“人文关怀”不仅应该关注人的基本生存权力的合理表达，而且应该关注人的正面精神、价值取向的申诉。如新闻在关注报道“全球化”这一命题时，不仅应关注“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更应强力关注被“全球化”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物质生存落差及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不同声音。

其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文主义”是在同自然、神学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概念，且其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西方的“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产生以来，就先后经历过古典人文主义、浪漫人文主义、非理性人文主义（其中主要流派又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人，但关注的向度是不一样的：古典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相对于自然、神而言的主体性、理性等；浪漫人文主义关注的是人超越功利、机械化的浪漫诗化的热情；而非理性人文主义关注的则是人自我意识、无意识等东西。因此，新闻的人文关怀应具有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不仅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的差异性，更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差异性。如中美记者在相互报道对方的国家时，既应看到双方在物质、文化、政治差异，更应看到这种差异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从而真正达到客观、公正的报道，真正达到对不同语境下“人“的理解。

再次，“人文主义”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人不仅有共性，更有差异性，其差异性表现在其外在的诸多规定性上，如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习惯制度等会影响差异的形成。所以新闻在表达人文关怀时应该注意不要从抽象的真善美、假恶丑的概念、逻辑出发去选择新闻素材，而应该结合不同的人文语境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尊重不同语境下的具体的人，并全方位地传播能使这些具体的人得到正确理解的新闻信息。如在9.11事件的报道中，理想的人主义报道应该是这样的：在报道美国灾难的同时，媒体应以平衡的笔触去报道阿富汗的无辜难民，同时对这次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应该给基地成员、政权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子

总之，“人文主义”在美国新闻业理论界的提出表面上看是一种历史进步，其实质是其国内新闻业实践界的一种理论回应。在全球化利益多元的格局的下，“人文主义”存在基于不同利益判断的多个“文本“。如果我们迷惑于它表面的同一性，丧失批判和整合意识的话，那么新闻业界的”人文主义“很可能成为霸权主义的新的借口，新的幌子。所以不同国家的新闻学者在提倡“人文主义”的理念时，一定要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批判，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人文主义”的口号真正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同时也真正为世界人民谋福利，从而使得新闻“人文主义”的改进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化。

新闻理论论文例4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新闻理论论文例5

新闻传播是一个新闻单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新闻传播方式由节目、栏目向专业化频道发展，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三级电视台几乎全部办起了新闻综合频道，个别省级电视台、省会城市电视台还相继开办了电视新闻频道。电视新闻频道的创办，是深化新闻改革的产物，也顺应了世界电视发展的潮流。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CNN创办世界上第一个电视新闻频道并获成功后，电视新闻频道迅速发展，英国BBC、加拿大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电视台、日本NHK等，都创办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电视新闻频道。①我们要论及的电视新闻频道，是指播出内容除广告节目以外全部为新闻类节目、栏目的频道。至今，我国惟一的部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还没有一个新闻频道，创办这样的频道已是势在必行。本文将就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创办什么样的新闻频道、如何运作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为什么要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电视台新闻信息容量、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新闻性节目、栏目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早中晚间时段都有新闻播出，新闻规模经营初见成效，这都使新闻立台理念得到凸显。但是，在信息爆炸和人们获取信息方式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中央电视台现有新闻尚有难以完成的功能，如难以满足人们即时获取新闻的知晓需求，随时打开电视机在央视频道中并不能随时获取新闻信息；难以满足人们的认识需求，详细或跟踪了解某一新闻事件必需等着看不同时段的固定新闻节目；难以牢牢把握住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因为现在新闻媒体争夺舆论引导主动权的做法常常是使消息、深度报道、评论与新闻事实同步，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能先入为主地引导舆论等等。央视现有的新闻综合频道，也制约着新闻信息进一步扩容、新闻传播方式创新和新闻规模经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创办新闻频道。具体而言，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的必要性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新闻信息需求的需要。作为党、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有责任、有义务去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新闻信息需求。在当前信息高度繁荣的时代，这种需求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新闻需求量不断扩大。人们强烈需要了解越来越多的外部环境信息，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要求通过国家电视台获得更为丰富、充分、准确、权威的信息，知晓纷繁复杂的新闻事实真相，找到思想、行为取舍的依据和标准。二是需要与世界发展变化同步的新闻信息，更想看到电视对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经常性的现场直播报道，及时掌握外部世界的变动情况。三是需要即时获取更多的新闻信息。新闻首要的价值是新鲜性，而现代科技发展已经使人们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媒体即时获取新闻。四是需要更多的深层次新闻信息，如新闻深度报道等，能不出门迅知、深知天下事。面对这些新的特点，央视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新闻需求，就必须进一步开发利用国内外新闻资源，拓展新闻报道的领域、体裁，创新节目与栏目样式，扩大新闻信息容量，增加新闻播出量；就必须打破新闻综合频道对新闻播出时间的限制，为新闻直播报道经常化、新闻信息扩容创造必要条件，为人们即时获取新闻提供必要前提。这样，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就成了必要的选择。

——更好地落实“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任务的需要。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曾经指出：“中央电视台和其它电视台不一样，是国家的电视台，是中央的电视台，是全国人民的电视台”，“党和政府非常希望中央电视台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积极的排头兵作用。”②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喉舌最根本的作用。目前新闻舆论引导也面临着新的情况。一是国内国际新闻资讯业空前繁荣，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体都在进行符合自己价值观念的新闻舆论引导，舆论引导必须讲求时效性，要快，要看准时机。抢到第一时间的话语权，就能赢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如，同样是有关香港回归的报道，英国BBC的直播报道让观众看到的是英国如何在香港光荣撤退的，而中央电视台让观众看到的是中国如何成功收复香港的，难怪二者要为电视直播权问题展开谈判。③二是舆论引导更加讲求规律性和科学性。如今，传统的灌输宣传式的舆论引导方式已经过时，传播效果很不理想。在电视普及的现代信息社会中，传媒用哪些形式能更有效地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对此德国学者诺依曼提出过“沉默的螺旋”理论，即多数传媒报道内容的类似性，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的持续性和累积性，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④根据这个理论，如果对某新闻事实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报道，或将消息、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等多种新闻体裁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对同一新闻事实进行持续、累积性的报道，就能够取得好的舆论引导效果。这在央视的香港回归特别报道中也得到了证明。中央电视台面对舆论引导面临的新形势，应该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如此不仅能够摆脱现有新闻综合频道对新闻与新闻性节目、栏目依据现代新闻理念和传播效果理论进行编排播出的束缚，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可以为央视整合国内外新闻资源，打造强大的电视舆论宣传中心，真正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排头兵”提供必要的平台。

——应对新闻传播全球化竞争的需要。人类进入新的世纪后，世界并不太平，国家之间武力的争斗此起彼伏，通过媒介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舆论战更为激烈。在没有硝烟的舆论战场上，电视成为了世界各国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武器。在这种新的世界政治大背景下，各国大的电视机构都积极参与新闻传播全球化竞争，因为新闻是影响舆论最有效的手段，新闻领域就成了首争之地。为了在日益激烈的电视新闻竞争中获胜，他们纷纷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开办电视新闻频道抢占阵地，改进新闻节目，加大现场直播报道分量，重视国际新闻和热点报道，利用互联网24小时传送新闻节目等。从电视发展的新趋势来看，电视新闻竞争已经由节目、栏目竞争扩充到频道竞争，即利用专门的新闻频道对新闻进行规模经营、整体策划，以增强竞争实力。⑤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在2002年央视工作会议上已明确指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主要传媒的渗透之势咄咄逼人。可以想见，中央电视台与强劲对手同场竞技已不可避免。”⑥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承诺开放天空，也不允许外国传媒机构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入我境内发展。但是，根据签定的入世有关协议，今后3年内美国公司可在华成立合资公司，分销录像、娱乐软件和录音制品，外资网络和网络内容供应商享有准入的政策，外国的电视节目乃至新闻报道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源源不断地涌入国门。面对新闻传播全球化竞争的新形势，在即将与国外媒体短兵相接之际，担负捍卫国家新闻舆论安全重任的中央电视台不可不顺应世界电视发展潮流，创办电视新闻频道，增强竞争实力，防止传媒帝国主义对我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蚀。央视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去拓展国内、国际报道，并在国内、国际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上有更快捷、更全面、更深入、更真实的报道，避免“传播缺失”现象发生，使国人逐步养成看新闻找央视的习惯。这样，外国的电视新闻即使进入我国境内，也很难在我们的宣传阵地上占据先入为主的主动。再者，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并利用互联网站传播，还可以按照世贸组织有关规则，将频道中的新闻内容通过互联网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新闻市场上强有力地传播中国政府、人民的声音和良好的形象。

——建设世界级强势新闻媒体的需要。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已确立了发展目标：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推动中国电视业的繁荣兴旺，争取在2005—2010年间，建设成为亚洲一流、世界前列的电视大台。⑦判断一个新闻媒体的强弱，经济实力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指标是它对舆论的影响力。而对舆论影响最为直接、迅速、广泛和深刻的是新闻。从世界传媒发展上看，没有哪个强势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不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新闻永远是一个新闻媒体的立身之本，新闻节目永远是最吸引受众的电视节目类型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电视台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新闻报道能力和水平上了大的台阶，在国内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媒体。但是，央视目前即使在国内也遇到了日趋白热化的挑战，如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抓住办电视的机遇，创立了新华音像中心和音像新闻编辑部，通过租用通信卫星频道时段创办了准电视新闻频道，采用新闻专题节目夹带广告免费转播的方法进入各地有线电视网与央视争夺受众；各省级电视台上星后纷纷开办新闻综合频道，拓展新闻的广度、深度和播出时间，与央视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受众争夺。在国际上，作为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新闻媒体之一，央视与世界级强势媒体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其一就是新闻信息容量尤其是对国际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报道尚处于明显的弱势，这从其播出的国际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报道多采用国外电视信号就可见一斑。另外，央视还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国内外网络媒体的竞争，网络媒体的新闻信息容量仿佛一个“新闻超市”，比一个电视频道的容量还要大得多。因此，中央电视台必需尽快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以权威的、整频道规模经营的新闻在未来的国内外新闻大战中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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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的可行性

创办国际级电视新闻频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频道资源已不再是稀缺的，频道专业化经营是当前电视发展的潮流。央视已把频道专业化列为宣传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应以改革为契机，解决多个频道办新闻、专业频道与新闻综合频道内容重叠和新闻设置过于分散的问题，辟出专门的频道办新闻，创办高水平的部级电视新闻频道。

央视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名正言顺，责无旁贷，同时也有条件和能力办好。中央电视台作为部级电视台，在我国各媒体中技术、资金力量最为雄厚，有坚实的技术、资金保障。它曾经按照新闻频道运作方式成功地实施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报道，在开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它的新闻综合频道已经具备了部级电视新闻频道的基本框架，不仅是新闻节目、栏目形态比较齐全和完善，而且早中晚各个时段每日有新闻节目、栏目播出，尤其是早间和晚间时段，新闻内容在新闻综合频道中占到了绝对的比重。从其从业人员队伍的政治业务整体水平上来看，也具备办好部级电视新闻频道的实力。

惟一的难题似乎是在节目源上，但这不应成为什么大问题，应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在发展中去解决。因为现在央视本身制作的新闻节目和栏目每天已达多个小时。如果以开办电视新闻频道为契机，优化频道间的节目设置，即优化、强化新闻采编队伍配置，适度增加国内国际新闻采编力量，自制节目能力定会进一步提高；并且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已经成立，央视还可以主动加强集团公司内部合作，有条件地推行“新闻共享”，借助集团内部力量增加节目来源。再加上以一定的方式调动地方电视台和国内其他新闻单位与之合作的积极性，同时加强与国际电视机构的合作，节目来源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央电视台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不仅有利于完成其所担负的政治任务，还有利于其自身更好地发展。新闻性节目在国内外都是收视率很高的，《新闻联播》一直是央视除《春节联欢晚会》之外收视率最高的节目。⑧从国际上来看，电视新闻频道只要办得好不仅不会带来经济负担，而且会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CNN的新闻频道在海湾战争后声名大振，正是因为有盈利，其电视新闻频道已发展到多个。

三、部级电视新闻频道整体设计与运作构想

在国内国际传媒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决不能为办频道而办频道，要办就要办一个能够体现出中华文明气派以及强势传媒品质，并在国内国际上有权威、有广泛影响力的名牌电视新闻频道，使其与所在媒体和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称。以此为目标，我们建议：

——把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定位为体现喉舌性质、“二为”方向的中国电视新闻和国际电视新闻精品总汇，为国内外受众提供具有现代新闻理念的新闻信息服务。现代新闻理念即采用现场直播报道，体现电视真实、快捷、现场感强、感染力大的本质，满足受众的“亲身经历”感及人际传播式的参与感；进行深度报道，提高单位时间的新闻信息含量，满足文化素质日益提高的受众“不出门深知天下事”的需求，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行为；重视对象化报道，尊重现代受众独立自主的收视权利，满足他们对电视传播内容和报道的表述方式多样化的要求；追求新闻报道视野全球化，满足现代科技条件下“地球村”受众的世界性信息需求等。

——对整个频道进行品牌设计。频道品牌就是一个频道为区别于其他频道而建立起来的自己特有的符号识别系统，主要由频道名称、标记、宗旨、网络、包装、结构方式、名牌节目(栏目)、名主持人等构成。部级电视新闻频道的品牌设计宜突出其权威性、民族特色、大国风范以及高层次的文化品位和独特的视点，同时使得国内外受众易于认同，乐于接受。

——对整个频道的节目与栏目进行科学定位。明确节目与栏目的宗旨是什么，向什么样的受众提供什么样的节目、栏目，采用什么样的节目、栏目样式和风格，用什么样的主持人，节目、栏目的长度如何，与别的同类节目、栏目相比在内容与结构上有何独到之处等等。节目与栏目的设计努力创新，已有的名牌栏目如《新闻联播》、《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在微调的基础上有继承地创新，新办节目、栏目有受众乐于接受的新的结构形态和样式，与内容完整、高质量的传播相得益彰，有利于创知名品牌。

——整个频道的编排力求新颖。同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充分考虑按节目、栏目编排易于形成合力的系统科学理论办事，按新闻宣传规律、大众传播规律和受众接受心理规律办事；以频道传播效果的优劣作为根本的取舍原则。

——频道运作可借鉴中央电视台其他专业化频道及国内外其他电视新闻频道成功的运作经验。如央视本身已经推行的制片人制、用人招聘制、栏目经费运作机制等。这个频道运作的构想还包括：建立规范化的频道策划、设计运作机制，设立常设性的专家班子负责策划、设计，保证传播信息高质量、传播艺术高水准、传播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引进节目的工业化生产机制，统一节目质量标准，加强编辑部的功能，以适应节目稳定质量标准、大量制作播出的日常运转要求；引进频道品牌战略思想，实施名牌节目、栏目、频道经营战略，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忠诚受众群；树立频道产业经营理念，建立完善的成本核算制度与节目营销机制，使频道运作能以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积极开展国内、国际节目交流与合作，丰富节目内容和形式，如，央视曾经与国内外新闻媒体联手成功地进行了迎接新千年的报道；与网络联姻，像美国CNN那样，电视新闻频道播出与网络播出并行，创办名牌频道与创办名牌网站并进等。

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深有感触地说：“中国21世纪要崛起，如果没有电视的支持，没有舆论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⑨在新世纪之初，如何使我国部级电视台的整体新闻报道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如何有效地扩大我国部级电视台的舆论影响力?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电视媒体步伐以参与国际新闻竞争?如何去维护我国的舆论，并在国际上传播好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声音，传播好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形象等等，这些是我国电视界面临的又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而且不仅仅是创办一个部级普通话电视新闻频道，还要创办英语电视新闻频道等多个新闻频道；不仅仅是要创办部级电视新闻频道，还要办好部级电视新闻频道，这是面对世界新闻传播新形势作出的清醒而理智的选择。期望我国的部级电视新闻频道在各方支持下，早日与国内外受众见面。

注释：

①③④⑤杨伟光著：《电视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②徐光春：《深化改革积极创新推进广播影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央电视台2002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电视研究》，2002年第3期。

④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新闻理论论文例6

二、从规范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规范之本在于理论

规范伦理，狭义上说，指道德体系中涉及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的伦理，旨在为人们的道德生活确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广义上说，规范伦理因人们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理解而有所不同，一般凡是运用理论研究，论证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提出人们行为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伦理，都属于规范伦理。广义的规范伦理包含或部分包含了理论伦理的内容。目前，我国对新闻伦理规范研究较多。就专著和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军的《新闻工作者与法律》，王天定的《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的《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等，这些专著涉及到的新闻职业伦理的规范比较系统。同时，一批学术论文对新闻伦理规范的探讨也比较多，特别是从新闻伦理规范的角度来评价和解读新闻实践，成果比较突出。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仅仅就规范研究规范是不够的。比如目前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研究多是在自律和他律的阐释框架下对案例进行分析，多是用现有的新闻道德规范去评价相关实践。那么，为什么应用自律、他律的框架而不用别的框架，自律、他律的理论基础有哪些，发挥效用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条件、记者素养、媒介场域、制度基础等是否具备，以及各因素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还有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为何自律、他律常常失效等等。这些问题必须用理论的思维去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制度的制定与解释。新闻伦理规范是指导新闻伦理行为的准则，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但是，伦理学理论才是新闻伦理规范制定、研究和评价的前提。只有理论的提升才能为新闻伦理规范研究找到合法性空间，进而增强其有效性。比如说新闻伦理规范的制定需要遵循一系列社会普遍伦理的基本原则。显而易见，只有在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是真理的条件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才能够与道德价值相符，从而能够成为优良的道德规范；相反，如果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失误，甚至出现了谬误，那么，在其指导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则不一定能起到抑恶扬善的引导作用，甚至会纵容不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新闻道德规范就是恶劣的道德规范。⑤新闻伦理规范是新闻实践活动中的规范，属于实践规范。“合理的实践规范既是‘是’与‘应该’的统一体，又架设了一条由‘是’转变为‘应该’的‘桥梁’。同时，合理的实践规范架设的‘桥梁’为实现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社会需要提供了观念保障。”⑥如何判断规范与价值相符与否，如何使规范有效而不失范呢？“人在社会中为什么愿意交出一定的自由，接受、遵守某种规范和约束，或放弃某种规范、另外选择其他规范，这是需要论证、需要充足理由的。这种关于规范之前提、基础的探讨，关于规范确立的原则、方法、程序的探讨，是伦理学‘讲道德’‘有道德’的核心”。⑦新闻伦理学研究不只是单纯地将各种规则和价值标准简单地应用与推广，而是一种再研究、再创造、再构建，将新闻伦理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任何一种伦理规则的生成、生效、失效都有其社会历史上的根据。伦理学的分析工作即理论的反思和观照，在于发现一种伦理规则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研究一种伦理规则能够有效的客体性条件和主体性条件。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论提升才能使规范本身具有合理性，以增强新闻伦理规范约束力的有效性。

三、从实践伦理学视角来看：新闻伦理实践提升依靠理论

新闻理论论文例7

[关键词]

新闻；传播；媒体；新闻教育

读了《国际新闻界》今年第3期上发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卡莱(Jamesw．Caxey)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以及同期刊载的当时正在香港做访问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的回应文章《媒体更新与新闻教育》，引发了我许多思考。

文中谈到的美国和香港地区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似乎在我们这里都有所反映，有所表现。以笔者之见，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的认知与理解存在歧见。

我很欣赏卡莱教授提出的新闻教育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这三条原则是对新闻教育内涵及目标的独到概括，也是对新闻学学科本质及特征的深刻表述。联系到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卡莱教授的这三条原则作认真的解读和思考。下面是我对卡莱教授文章及其所提三条原则的一些思考和回应。

一、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

卡莱教授强调新闻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范畴和理论内涵，有其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他反对把新闻同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相关的学科等同起来，抹煞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体系。他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那么，“新闻学本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理解，它应当是一种能代表和反映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新闻，因此，新闻学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新闻”，进而还要弄清“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怎样的人”。这是新闻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素养是什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如果学了几年新闻学专业，到头来这几个基本问题、基本理念还没弄清楚，弄明白，那么，新闻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现在，在我们的新闻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奇怪的现象。如有的人把广告当作新闻；有的人任意策划和制造新闻；有的人以稿谋私，搞“有偿新闻”；有的人把新闻工作作为追逐个人名利的手段；有的人把新闻媒介当作表达个人情感和意见的工具等等。这些有悖新闻工作基本专业理念，有违新闻职业基本道德准则的问题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的确有许多人对“新闻学本身”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清楚。

新闻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同新闻教育也有一定关系。近些年来，一些新闻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加大了广告、公关、传播等课程和内容，而放松或减弱了对一些传统新闻学课程和内容的教学，致使有些学生混淆了新闻与广告、公关、传播等的界限，同时忽视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掌握和理解。

当然，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为了增加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在新闻学专业教育中开设一些与新闻学相关的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课程，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但问题在于不能因此混淆它们同新闻的区别，特别是不能用某一门学科知识来代替新闻学。例如，在处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上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学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已成为与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传播学的发展对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新闻学的学科内容，完善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正是在这种冲击和影响下，有些人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主张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其实，传播学与新闻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闻教育中应当讲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切忌将它们混为一谈，更不应该用传播学来简单地取代新闻学。

卡莱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消极影响对我们不无启示。他指出：“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

根据多年来一些院校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中，还是应当坚持上好传统的新闻学专业课程，当然内容和形式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及实际需要加以充实和创新，要尽可能增加一些反映和代表最新新闻传播知识和现代新闻传播科技的内容，包括一些与新闻学直相关的传播学的知识和方法。至于传播学及其它一些相关课程，可以通过“概论”的形式，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及相关的方法，因为新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各种媒体输送热爱新闻事业，具有新闻专业理念，熟悉新闻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因此，新闻教育重要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专业理念，具备新闻敏感和新闻悟性，具有献身新闻事业的道德理想和敬业精神。

二、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

卡莱教授用“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来比喻“新闻”与“媒体”和“传播”的关系。他认为，新闻应当是“鱼的故事”，而媒体和传播则是“鱼本身”。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不能将新闻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传播行为，或是一种传播媒体。卡莱教授认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为传媒。

新闻当然要借助一定的媒体，借助一定的传播环境、传播技术、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才能进入流通领域，为受众所接受，进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发挥其社会功用。但新闻的内涵及本质决不是“传播”和“媒体”所能简单代表和体现的。

按卡莱教授的解释，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同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和历史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新闻教育的任务在于要在新闻与政治和联系中，让学生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在新闻与文学的联系中，提高学生的语言和表达能力；在新闻与哲学的联系

[page_break]中，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职业道德基准；在新闻与艺术的联系中，教会学生掌握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的能力；在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中，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和自觉。这些应当是新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人仅仅将新闻学停留在对媒体组织、媒体机构、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传授，忽略了对新闻传播中的人文精神的关照，从而使得一些人只是把新闻传播当成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单纯地追求新闻的技术性、工具性和实用性。虽然我们并不否定和排斥新闻同媒体和传播的密切联系，但如果因此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便成了卡莱教授所说的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

理想的新闻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使他们懂得如何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

总之，新闻教育说到底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决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

李欧梵教授在香港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反映出当前新闻界的一种浮躁和偏向。他指出，香港一些报纸“内容愈见贫乏”，“世界新闻少”，“评论文字不足”；一些报纸“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阔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

这些情况在大陆新闻界也不难见到。如果我们将新闻简单地与媒体组织、媒体机构和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相混淆，不去履行它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传播知识”等职责，忽视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效用，那么，新闻同广告、公关和一般的传播行为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的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们主张并强调，新闻应当成为一种有灵有肉的东西，成为一种有情有感的东西，成为一种有人有物的东西。新闻应当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总之，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气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物化媒体”。

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卡莱教授从新闻的人文与社会的价值及意义上看待新闻传播，指出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对于民主，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民主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应当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卡莱教授是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用西方学者的思维和价值观提出并解释新闻与民主关系这一命题的。他所说的“民主”和“新闻”具有一些特定的涵义。特别是他对前苏联社会与新闻传播状况的批判，表达了他的一种立场和倾向。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观点。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卡莱教授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表述，揭示了新闻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民主政治对促进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对我们认识新闻与民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及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启示。

从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闻是民主的产物。正是人们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渴求与奋争，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当资产阶级把知情权和出版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民利去争取的时候，它们选择的斗争武器就是报刊。

而确保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则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又成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形式。

无产阶级同样把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新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当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争取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内容和政治目标写在自己的斗争旗帜上。当取得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方面把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民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民主和新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新闻，民主便失去了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民主精神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得以存在的一种保护手段和实现形式——为民主自由勇敢呼号的新闻媒体。而若没有民主，新闻将被窒息，将被扼杀，将无法生存。即使能苟且存在，也会失去自己应有的品质，失去体现新闻本质与内涵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民主。这是有着不同政治内涵和本质的两种民主形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资产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这一前提下，国家赋予公民运用新闻媒介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作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的形式和手段，新闻媒介本身也具有了民主的内涵，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其内涵体现在，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拥有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民利。而人民群众这些民利的实现，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之一便是新闻。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可以对政府的决策、施政和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建议。国家和政府实现民主的渠道和形式很多，扩大新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是其重要渠道和形式之一。

新闻和民主、政治如此紧密相联，如此相互依赖，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体现的十分明显，尽管它们在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也有着许多差异。

新闻理论论文例8

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新闻理论论文例9

从新闻界实践和社会发展看，以下三种大炮正在并将继续走红。

大事重做型

重大新闻出现，投入精兵良将“大事重做”，集中时间、集中版面形成气势与规模。在抗洪、入世、申奥、神舟升空……以及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雅典奥运会……我们总能感受到呼啸而来的大炮声！

举个典型案例，《天津日报》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一共30个版。1版以五栏80行高的位置发主席走上天安门的照片，显示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跨世纪；2版发讲话，定报眉“时代强音”；3版发人民的欢欣和拥戴，报眉叫“欢腾时刻”；4版发七常委和阅兵，报眉叫“继往开来”；5至8版突出天津，叫“海河欢歌”；9版报道三代伟人升旗，叫“庄严时刻”；10至12版为群众游行盛大场面，叫“金水河畔”；13至16版报道各大兵种，报眉叫“钢铁长城”；17至20版报道我们的武器装备，报眉叫“世纪之剑”；21至24版报道天安门和全国各地，叫“普天同庆”；25至28版报道国际反响，叫“五洲同庆”；29至30版报道建国以来12次大阅兵，叫“精彩回放”。①

详细重述这个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的版面构成，是因为它包含了新闻的大炮——不仅大事重做，而且包括以下各型大炮——的基本弹药成份。

一是新闻与历史互渗。1997年香港回归，《广州日报》出了97个版的回归特刊，同城有报纸不服气，贬之为“全是旧闻，没有新闻”。其实，贬者是酸葡萄心理，97个版，哪里可能全做新闻？新闻大炮的选材特征，正在于让新闻与旧闻互渗，立足当前、回溯历史，对过去新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未来新的展望，这种回顾与展望的双重视角，有助于看清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态的基本走向。

二是全景与贴近兼融。没有全景就没有媒体的创新——背景不同，新闻的意义就不同；没有贴近就没有受众的关注。像新闻大炮这种创新性极强的报道，你不能只问读者想看什么，读者的思路很容易想“给我多点或少点”，而他所要的更多，往往正是媒体已经给他的；读者绝少想到报纸怎样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而高屋建瓴的全景布局和重点取舍，正是与其他媒体拉开差距的基本手段，明显体现出本报的独家创新。兼融，则要把从全局看的新闻与受众切身感受的新闻有机结合，尽可能把重大主题转化为离受众最近、最熟悉的事件。《北京青年报》庆祝中国申奥成功，连续5天推出近70个版的《申奥特刊》，同时随机应变扩大战果，策划了两组贴近性极强的报道：“寻找申奥大片中的普通人”和“申奥功臣访谈录”。

三是理性与感织。新闻与历史是从媒体选材角度看；全景与贴近兼顾媒体与受众；感性与理性则是从受众角度看。尽管新闻的大炮偏于理性，尤其是其中经常包括评论、资料、新闻链接、表格数据、专家访谈、记者点评等等，让理性色彩更浓，但千万不能忽略感性，因为受众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感性特别体现在标题和图片，它们最先吸引眼球和掀动情感。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方都市报》推出的“泪水、怒火”特刊，头版是五个特大黑字：“最强烈抗议！”下边一幅图片，一个怒火万丈的青年，左手高举，右手拿喇叭，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几十米以外都可以看清，难怪被不少人选作游行标语牌！

专题策划型

大事重做以“事”以中心，专题策划以“题”为中心，同是大炮，但有偏重客体与偏重主体的基本区别。但是，主体绝不等于媒介随心所欲的主观，“专题”由媒介确定，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由时代提出。直言之，是时代“命题”，媒介从特定角度自选“题目”来“作文”。

自主创新成为“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广东省召开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2005年11月，《南方日报》推出60个版的“创新广东”特刊。第1叠务虚，1～16版探讨创新广东的战略意义、现实状况、未来图景、机制突破、核心技术突破、知识产权战略、人才战略、创新环境等等。后三叠务实，推介广东的“创新之星”，树典型，提供学习样板。第2叠推介技术创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第3叠推介营销和管理创新的房地产企业；第4叠推介创新型城市、专业镇、产业园区。这样虚实结合，对广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决策进行全方位深入解读。

以上两种大炮，新闻人从直觉上更重视大事重做，其实，它有更多的局限。首先，大事不可能经常发生；其次，大事与媒体定位的相关性、重做与媒体能力的可行性，都是限制因素。而专题策划更灵活，你在时代问题中根据媒体定位选择题目，量力而行确定规模即可。因而，它也有更多的细类。以上“创新广东”特刊是“政策解读型”。常见的还有：2004年12月，《重庆日报》连续16天，每天一个整版，推出《2004——科学发展观引领重庆前进》的年终报道。那是“成就盘点型”。2004年《湖北日报》“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批评涉及县一级政府：《一起典型的赖账案》，然后开辟专栏“投资环境大家谈”，历时一个多月，那是“舆论监督型”。好多都市类报纸动辄几十个版的“五一黄金提案”、“国庆消费地图”，那是“生活服务型”……如此等等。

日本报界就很重视专题策划，他们有“年度新闻策划”。据朝日新闻社原总编中马清福先生介绍：之所以叫“新闻策划”，是因为报纸关于某事件和某现象的态度和想法多集中在这一栏目中。从元旦或3号开始的年度计划格外重要，很多报社每年年末都会确定第二年的主题，以便推出下一年的专栏。以《朝日新闻》为例，1959年从元旦开始连续报道18期“发给幽默的邀请”；从元月3日起连续报道14期“消费者才是上帝”。1960年从元月4日始连续18期“为了明天的政治”。1962年从元旦开始连续51期的“创造日本”……②

这“年度新闻策划”，也就是刘明华先生详细介绍过的“计划性连载”之一，刘先生对它的特点、价值、采访与写作要求有很好的分析，我不再重复。③只举出一个实例，看看这种日本大炮的规模。2003年，《读卖新闻》一共推出20个计划性连载，篇幅最大的是生活时尚版的“幸福调色板”专题。又细化为6个分主题，一是“徘徊在婚姻门槛外”，12期，报道不愿或无法结婚的各种男女；二是“我们结婚”，12期，寻找理想伴侣的种种努力；三是“虽说结了婚”，13期，婚后家庭问题如何面对；四是“瑞典的恋人们”，6期，介绍瑞典男女的婚恋观及状况；五是15期的“解体家庭”，报道离婚原因及方式；六是12期“一同前行”，报道夫妻如何共渡难关。④我甚至想，不管电视、网络有多牛，它无论如何都斗不过、甚至受不了这种联珠大炮的轰击！莫非，新闻的大炮更是报纸的“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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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种合成型

前面两种大炮严格限制在“报道”领域，合成型大炮的特殊在于，它是报道与“活动”的配合，于是成了兵种合成，也就是多兵种联合作战。合成的实质是强调有机整体，让多兵种互相配合，成倍提高战斗力。新闻合成战术有“三大柱石”：活动、聚焦与炮击，大炮只是多兵种之一。

2002年，为迎接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南方日报》策划了持续50天的“十大新闻大家评”活动，先动员读者推荐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发生在广东的重大新闻，然后报社与专家共同确定15件候选新闻，再由读者投票选出十大新闻，最后动用40个版的篇幅来解读。这里明显是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组织活动造起声势，聚焦投票集中注意，40重炮掀起高潮。当然，三大柱石不一定都是时间的，也有空间的或时空混合的。2005年，《深圳商报》与罗湖区政府、深圳市贸工局、深圳市旅游局联合主办“消费在罗湖”大型主题活动。又特别策划了在东门广场举行“罗湖商业文化系列市民论坛”，为配合第一场论坛，报纸做了8个版的特别报道：“东门记忆”，系统回顾东门的商业、文化、民俗。很多读者将其收藏。这里不仍是活动、聚焦与炮击？这合成型大炮也真打出了威力，其他地区也向报社发出邀请，希望为它们制作类似特刊。

二、一炮走红的秘密

新闻的大炮越来越受到青睐，是因为一炮走红的概率很高，现在要问为什么？

首先，它瞄准读者的异常依赖。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异常依赖论”，说社会重大变化，情况不明，受众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这时他就异乎寻常地依赖媒介；哪个媒介能及时充分提供信息他就依赖谁，不惜背弃自己多年使用媒介的老习惯。⑤这个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大事重做”为何成为新闻人的共识。《京华时报》2001年5月创刊，当年7月，中国申奥成功。它一口气轰出80个“奥运金版”！有人评论它把奥运会翻了个底朝天，做成了“奥运百科”。这80个版或许有些粗糙，有些失调，但那大而全的份量就足以成为重型武器——反过来，你要做把小而精的铅笔刀，哪怕磨得再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据说好多北京人就因为这“金版”才开始关注《京华时报》！是啊，你瞄准异常依赖轰响大炮，给读者烙下“风景这边独好”记忆痕迹，就有助于新报纸打开局面，老报纸强化品牌。

其次，它是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媒体的同质化经常被诟病，但它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马清福所论似乎最能命中红心，他说大众社会，人们生活越来越相似，首先出现了生活的同质化。这带来信息的同质化，如果没有同质的信息，大家都能交谈的话题，很多人就会不安。相应的，报纸也逐渐同质化，假如A报没有B报的消息，两报读者聊天，订A报的人就会不满、不安，也想换成B报。⑥他至少说清了定位于同一市场的报纸，趋于同质化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但是，悖论在于，安于同质化就会使媒体失去存在的理由，它又总要追求差异化。因而《申江服务导报》要求“一月一策划，周年大策划”。趋于同质化，报纸会显得“平”，缺少个性和冲击力；必须时不时在平原上矗起奇峰，哪怕没有“大事”可以重做，也要靠“专题”策划轰响新闻的大炮，有节奏掀起报道高潮，把报纸品牌不断“烙”进读者记忆之中。

最后，它是锻炼队伍的有效方式。新闻的大炮不可能炮炮走红，只能追求提高走红的概率，这要靠采编队伍苦练内功。《江南都市报》副总编辑彭平说他们“每年都要打几场标志性的新闻大战”，他解析其运作思路：一是建立反应迅速的临战机制；二是策划先行；三是调动多兵种作战；四是做大，形成规模和气势。这涉及到报社运作的方方面面。因而他说，每一次这样的大战，都是出水平、出人才的好机会。年轻人学到经验，老记者添了身价，每一场大战打完，都有人才脱颖而出。⑦不时锻炼队伍，才能越打越会打，这一炮没有走红，但使下一炮走红的概率更大一些。

注释：

①张建星：《新闻的创意时代——新闻操作92条札记》，43页，文汇出版社，2004

②中马清福：《报业的活路》，27～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③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175～1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④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123～125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新闻理论论文例10

Abstract：Asanewscategorydistinctfromtraditionalones，newsofpeople‘plexhistoricalcontextsinwhichithasbeenprospering，itssocialdrivingforcesanditsintertwinedconnectionswithtimemakeitacademicallyvaluabletoexamine.Bystudyingthecoexistingandoverlappingnewideologiesofstate/nationality，amarketdominatedbytherulingparty’sideology/consumerism，elite/elitism，themass/populism，anhistoricalsketchofthisparticulartypeofnewsbecomesclear—transformingitselfintomainstreamnewsisitssolechoice.

KeyWords：NewideologiesTelevisionNewsofpeople''''slivelihoods

引言

如果说媒体的功能在于发时代声音，传时代风气，电视之责任似乎就可归结为留存历史记忆，记录可供观照的“影像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媒体为学术的审视平台，从纷繁复杂的电视屏幕上寻找时代和社会变迁的踪迹是当下学界时髦的也不啻是聪明的学术研究的路径选择。

一方面，兼具执政党舆论宣传工具功能和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商业传媒特性的中国电视（也有学者称之为从党的宣传工具向党营商业性的信息娱乐业转变，或从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向国营的准信息产业过渡的中国电视[1]）正受到“全球化”“现代化”为代表的新浪潮的冲击，电视屏幕上展现的内容因此越来越具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品质——但凡社会中所有的思潮、观念都很容易在屏幕上找到“影子”；另一方面，电视媒介以其巨大的跨时空的影响力也在时刻涵化、引导甚至颠覆着当下社会和人们身边的观念、文化、思想，在反作用于社会的同时也剧烈改变着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态环境。

对中国电视发展的考量，我们不应该规避对当下复杂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体察，更不能够割裂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电视与其身后弥漫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系。从这一目的出发，与政治结缘深厚、到现在仍然担负着执政党和国家主要政治宣传任务的电视新闻被我们纳入了学术视野，而一定程度代表了电视新闻发展新趋势的民生新闻因为身上纠结了太多典型的新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中，笔者期望通过对电视民生新闻勃兴的社会动因的解析和对民生新闻发展轨迹的梳理，在展示有别于“权力控制、单一话语、政治宣传”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角的同时，揭开民生新闻多重复合意识形态迷雾，探求民生新闻/电视新闻的突破方式，把握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重要动向。

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及其社会动因分析

当电视成为我们时代各种声音的代言，普通观众只需要端坐于电视机前享受影像带来的“视听”（某种程度上观众的眼睛也成为了鱼龙混杂的各种思想观念的跑马地），学人需要警觉的却是“谁是话语的主体”[2]，电视是在替谁发出这种声音，声音的内容构成、指向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的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谱系中，电视新闻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处于轴心位置，而这种轴心位置一定程度上是由以《新闻联播》为主的传统类型的电视新闻[3]来确立的。自1982年起，《新闻联播》就被授权比其它媒体早一天独家重大新闻，从而一举改写电视在传统媒介阵营中的从属地位[4].转变毋庸讳言正是缘自于背后政府当局强有力的支持，而这种权力支持只能进一步证明中国电视尤其是中国电视新闻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核心。但是电视新闻这种核心地位因为时代的变迁，一方面因为电视的威力日渐增大而被无限的放大、强化，另一方面却面临被侵蚀、瓦解之虞。

中国尽管在“”之后，就尝试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始步入被人们普遍公认为“转型期”的“大时代”（鲁迅语）[5]：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四重转型同时展开；就业矛盾，城乡矛盾，东西矛盾等诸多矛盾纠缠错综。“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6]由此，多元文化的浸淫、统一声音的缺失和生存压力的存在下的人们开始“碎片化”的游离于原本笃信不二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现实情境逼仄下的人们开始怀疑曾经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开始从想象的世界与生活的真实落差中积蓄不满和郁闷，开始为曾经清晰而美妙今天模糊而遥远的将来心生迷茫与忧虑。在阵痛和动荡中的人们，不会去理解什么个体与大局、眼下与未来之类的抽象观念，即使潜在的感觉世界正在日新月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依然成为时代的共有图景。依旧日日赞歌的《新闻联播》们人们自然难以认同，虚无缥缈的电视剧也被人们疏远（《渴望》等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热播恰成最好的反证），人们需要的倒不是对现实的深入了解，需要的正是基于生活的有效的安抚、交流和宣泄，一种有现实可能的想象空间，或者说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7].但特殊时期这种本应由传媒特别是直观的可视的传媒——电视执行的“按摩”作用因为传统联播式新闻“高高在上，俯瞰苍生，冰冷生硬，千人一面”而付之阙如了，公众与官方沟通的良好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单向度接受的政意下达通道）被阻断，原本严密有效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输出系统因为陡然失效而在电视上处境尴尬。所以说，经济力量引起的社会生态的变化是民生新闻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这种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危机”，或者说观众作为民间立场和媒体完全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与不可调和恰成为之后中国电视所谓“三次革命”[8]的肇始，和今日民生新闻的走红有着内在逻辑的延续。

另外，中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也在潜在的影响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新中央亲民之风日盛，体察民情，近民为民，“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体现和加强了这一一以贯之的改革思路，也给与受传统意识形态严密管制的电视新闻以更多自由的运作空间，而成熟平衡透明的现代政治环境也有赖于电视媒体监督的有效介入，民生新闻正是在当下社会多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应运而生。

民生新闻与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

我们界定的电视民生新闻区别于传统联播式新闻，是指那些面向都市，以“民生、民情、民意”为主要关注点，以城市百姓“身边事、麻烦事、希奇事、关心事”为主要报道题材，通过记者现场调查、跟踪报道、嵌入式体验等灵活多样的方法采编制作，注重新闻的实用价值、娱乐价值、情感价值的电视新闻。

现在看来，电视民生新闻的集大成者当属《南京零距离》、《直播南京》、《绝对现场》、《法治现场》、《标点》、《服务到家》、《1860新闻眼》等民生新闻同城竞技的南京。但回溯历史，民生新闻并不发端于此。都市报、晚报的都市社会新闻、市井新闻作为民生新闻的雏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小有影响。而电视屏幕上1995年北京电视台的《点点工作室》（98年改名为《元元说话》，99年至今叫《第七日》），基本带有了民生新闻的品质。尔后1997年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与1999年成都台推出的《今晚800》等，也呈现出典型的民生新闻特质。但当时的民生新闻形态或者说新闻中的民生化倾向，只是一部分敏锐于时代变化的电视工作者自发而非自觉的行为，从宏观看这样的节目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南京零距离》2002年的一炮走红，并且带动了南京各台推出《直播南京》、《绝对现场》等一批以民生新闻为载体的新闻性栏目，却使得民生新闻及其运作理念名声在外并且开始得到业界的追捧。和国内许多成功的电视节目一样，《南京零距离》成功以后，许多电视台纷纷跟上根据各自地方特点“克隆”各地方版的“零距离”。比如临近江苏的安徽省台推出了《第一时间》，节目开播后在极短时间内冲刺到省级台晚间时段收视第一（非电视剧类），最高收视曾经惊人的到达29.8%，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20%.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民生新闻概念由学界提出并且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民生新闻的概念有别于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又兼具两者的一些特征。中国的时政新闻一般被自觉等同于报道领导活动、会议内容、官方消息的政治性新闻，这种新闻形态由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所谓“向民而不唯官”的民生新闻并没有摒弃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而是转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社会性题材作为民生新闻内容的重要组成，实质上以一种变体的形式参加了民生新闻的建构，担负起体现民生新闻部分娱乐价值与情感价值的任务。

曾有学者认为十年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第一次以1993年《东方时空》创办为始作俑者，第二次以湖南的《幸运3721》以及《快乐大本营》为标志，第三次发轫于江苏南京的《南京零距离》。第一次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让百姓说话，让百姓上电视”，后两次的意义在于“探求地方电视的生存之路”和“新闻价值观的改变和大众性、平民性的浮出水面”[9].笔者认为这种分段式总结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其不足显见于割裂了十年中国电视变革的连续性和内在逻辑关系，三次事件并不能成为前后变革阻断的充分理由。而实际上被忽视的新意识形态恰是使中国近十年电视变革浑然一体的内在逻辑。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我们内化了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10]正是由于前文提到的民间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官方开始假借那些容易被内化的同时也更不容易被察觉的新意识形态实施政治宣传。原先时代铁板一块的国家/民族/执政党三位一体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体系宣告瓦解，转而代之由“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下，“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11]民生新闻的勃兴在受到“百姓/平民意识形态”主要辐射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其他意识形态的间接影响，而从根本上说“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仍然是决定新闻走向的核心力量。其他意识形态并不具备于之同台竞力的实力，在日常新闻的制作播出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与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形成“合谋”关系。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分析到现代国家的统治形式时，把国家看成暴力统治的机器是过于简单的表现，他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分别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域”的形式中。“一个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等，它作为的工具，代表的是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的是舆论。“[12]现代国家强烈而有效的统治，应该是国家强制性机器与意识形态统治的完美统一，即所谓国家硬力量与文化软力量的充分结合。除了用强制性机器维持政府与社会秩序外，还须利用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领导，使之在心理上取得认同与服从。

而当下电视屏幕上红红火火的民生新闻就应该算是国家统治中文化软力量新的集中体现。民生新闻通过逗引消费的，达到虚拟的满足（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生活投诉、家长里短、实用讯息”[13]的提供营造了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时空——存在落差、相对处于弱势的百姓被夸张成世界的全部，现实生活的落差与缺憾被新闻里“冷暖有人管、疾苦人共知”的虚妄的媒体景象缝合，被关注被承认的心理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与满足（百姓/平民意识形态）。有趣的是，精英/白领意识形态和应该强大的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似乎宣告空缺，但事实上两者只是得到了巧妙的掩藏。白领/精英大致永远也不会遭遇屋漏进水的痛苦，也大概不会以因为贪图小便宜受路边摊贩的欺骗，民生新闻以白领/精英缺席却坚定了人们对于他们的“信仰”，白领生活与成功故事成为人们对于生活的想象与憧憬、渴望与抚慰。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则因为民生新闻营造的温情、世俗、人性的氛围而和蔼可亲，人们因为专注于家庭琐事、身边小事、百姓难事而恰恰忽略了自己在整个社会博弈中所处的位置和被忽视的利益。精英/白领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竟然颇为吊诡的以“缺席的在场”的姿态完成了对民生新闻的根本掌控。

[page_break]《南京零距离》的新意识形态解析

《南京零距离》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制作的一档新闻资讯类直播栏目，从2002年元旦开播，每晚18：50至19：50播出。节目从开播以来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民生新闻热潮，成就了独有的“零距离”现象：开播两周进入当地收视前50，36周后长期占有第一位置，[14]甚至曾拍得年度广告1亿零88万[15]，成为一时风行的民生新闻的样板，甚至登上了《新周刊》2003年年度电视节目的候选榜单。

《南京零距离》由“时政要闻”、“社会新闻”、“生活资讯”、“孟非读报”、“现场访谈”、“小璐说天气”、“今日头条”、“现场电话联线”、“现场电话投诉”、“数字南京”、“曝光台”、“滚屏新闻”等10余种节目形式有机组成[16]，几乎涵盖了所有新闻报道的方法和样式。

《零距离》从策划伊始，就着眼于提供“实用资讯、生活投诉、社会新闻”[17]，这种眼向百姓、注重服务的定位使得《零距离》呈现出相较于传统联播式新闻三大明显的转变：

（一）传播内容由新闻到信息的转变。传统意识形态下新闻是新闻节目传播的内容，观念是新闻的核心价值。《零距离》由新闻到信息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官方对于传播内容监管的主动权正日渐松懈，更体现出在新意识形态作用下尤其是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的崛起，媒介的姿态已经由原本“魔弹论”单向度施射的发出者变成了今天“互动论”的地位平等的服务者。典型性不再成为内容筛选的首要标准，有用性成为民生新闻的第一关注。

（二）报道领域由官方向民间的转变。传统意识形态下的电视新闻以官方消息为主，多报道官方欲与人知的消息、信息，今天则演变成了“你想知道什么我尽量满足你”[18]的亲民立场。

（三）媒体姿态由传播到互动的转变。与上两种转变存在着逻辑上的相关性，开放的传播空间变单向传播为观众的上相参与，使受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19].传播到互动同时意味着由我关心或者你关心（以前“我关心”的更多）转变成你我共同关心，即必须寻找和构造利于形成交互效果的新闻内容和报道方式。

基于这三种新闻要件的根本性转变，《南京零距离》的新闻实践展示了新意识形态下民生新闻的运作空间。而实质上，从内容到方式、从口号（《南京零距离》，就在你身边）到操作都标榜面向平民的《零距离》并没有能够摆脱前文已经分析的民生新闻的窠臼，“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下，“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仍然成为其不可逾越的高山。

笔者在有限样本中抽样了非节假日和特别节目的《南京零距离》的常态节目进行分析[20].节目开始以“全国检察系统举报宣传周活动今日启动”作为头条新闻，第一段之后的新闻依次是“省政法委副书记到戒毒所视察工作”、“第2轮行政审批制度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药品将进行新一轮降价”和庆回归特别报道“美丽的东方明珠”。从相关性和贴近性而言，药品降价较强，行政审批和举报宣传周次弱，其他则并没有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第二条领导视察更是略显唐突。相比较言之后的几条社会题材新闻诸如“该管一管这个黄金黑市、这家医院卫生状况让人忧”和“持续暴雨，南京防汛经受考验”更为精彩和贴近。尽管《零距离》推崇所谓“乱排”式组合，但这种有意无意的组接还是让人感受到传统的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这家医院卫生状况让人忧”曝光了一医院将陪护家属借用的被子与躺椅藏于女厕所，甚至病人用床褥也污浊不堪的情况“事实清楚，取证扎实，却疏于对院方的采访，批评口吻欲言又止。至于竭力标榜的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几乎在每条新闻中都可感受。

“小璐说天气”用一个青春女孩随兴道来的方式把原本科学严肃的气象预报“消费”一把。而孟非在节目中尽管表现出彩，但是在各种意识形态频繁游走于转化，有时略显的定位不清，姿态犹疑。节目的结尾同样很值得玩味，接听观众所谓的直播热线（其实为事先约定人选，同时使用了延时装置），但热线反映的一般都是下水道堵塞、热水器损坏之类的“鸡毛蒜皮”，《零距离》在不经意间将种种社会问题置换为单纯的家长里短，使得封闭稳定的时空建构能够实现，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掌控依然自如[21].

民生新闻的未来走向与新意识形态策略

正如前文分析，民生新闻出现的契机在于特定历史时机下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之间的缝隙，民生新闻起到了一定程度重塑国家媒体亲民有信的公众形象。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当下中国的电视民生新闻并不是一种成熟且具有独立新闻品质的新新闻样式，充其量不过是在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等多重复合的意识形态掩护之下，推行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电视策略。本质上只是被官方意识形态驾驭、担负舆论引导控制任务的媒体“奇兵”，其作用更类似于党的公关公司的功能，传媒由党喉舌的角色转变，旨在提升党的形象及合法性，而不是依托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舆论工具对民众进行洗脑运动。[22]

但是同样应该看到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自主新闻报道空间还将延展，社会公共领域的空前扩大公民言论自由程度仍将放大，公众对于信息渴望与诉求也将日益强烈，民主自由精神的觉醒，以及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分级制度在内的广电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的勃兴，民生新闻面临着极其难得的外部发展机遇。

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独立声音”应该是民生新闻所应不懈追求的目标。据“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表明：主流媒体/议程设定媒体[23]应该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同时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另外还着力于报道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纪录者。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24]根据这一标准当下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主流媒体。

尽管脱离开现行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真空存在并不可能，但是在新闻操作中民生新闻可以通过积极灵活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权威性/公信力、美誉度、引导力”，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致力于成为“政情下达，民意上传”的主流新闻，民生新闻应该着重处理好民众关心与政府满意天平之间的位置。为民尽力要关注公共利益避免“自说自话”，避免百姓/平民意识形态过量渗入；给政府帮忙同时要监督政府职能履行，抵御强大的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协调两者关系时同时要避免遭遇“伪主流化”、“空壳化”的危险境遇，唯有这样才能打造出有中国特色、有时代气魄的当代中国的主流媒体。

结语

行文至此，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尝试的回答文首的那个问题：“谁是话语的主体”，中国电视是在替谁发出这种声音，声音的内容构成、指向又是什么？厘清当下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对于拨开缠绕中国电视和新生的民生新闻的重重迷雾有着显见的好处，但这种好处的获得却使我们所有致力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人并不轻松。让关注民生新闻、渴望电视发展的我们在建设主流媒体的起点共勉！

注释:

[1]转引自凌燕，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2月号，

[2]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概指中央台以《新闻联播》为代表，地方以XX省市新闻为代表的联播式新闻节目，这类节目通常以舆论宣传、引导和官方信息为主要目的，内容以领导活动和会议以及典型经验、人物报道为主。显著特点是播报体、政论腔，报道上注重新闻“典型性、重要性、政治性和史料价值”，较轻视新闻“时效性、反常性、趣味性”等特点，表现上较少出现同期声，以解说词和片段的采访为主。有学者称之为“记录常态不反映变革，面向未来不面向今天”的官方电视文献资料。（近几年也出现了记者出镜等多种形式，但并不影响对其价值的根本判断）

[4]收看《新闻联播》早已内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至今仍保持着27.6%的年平均收视率（2002年数据），以每晚近3亿的收视人数，创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托拉斯的大牌节目也难以企及的神话。

[5]转引自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927年冬天，鲁迅概括中国的状况时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6]同2

[7]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李迅译，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杨远婴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8]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9]同上

[10]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参见隋岩，多重复合的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意识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第5期

[12]参见李金铨，论社会理论对中国新闻业的解放潜力，香港：《二十一世纪》，

[13]参见景志刚，存在与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新闻，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第11期

[14]参见数字——《南京零距离》，北京：现代传播，2003，第2期

[15]同9

[16]同9

[17]同14

[18]章剑华，“零距离”的电视新闻理念，北京：现代传播，2003，第2期

[19]叶子，反思传统回归本质——《南京零距离》成功的启示，北京：现代传播，2003，第2期

[20]抽取的为2002年6月24日晚的节目播出带

[21]笔者认为中国电视节目可以分为两类：以小人物视角看小人物的、以小人物视角看大人物的，前者以《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和《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为代表，后类以《对话》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