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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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例2

【正文】

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科学知识，人们一直是奉行普遍主义的观念在客观本体论、方法论和逻辑结构上探讨它们的普遍价值意义。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随着在众多学术话语中空间转向的明显出现，空间和地点问题也成了科学和科学知识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标签下，许多学者不仅研究了科学实践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空间特质。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学知识话语空间转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有关科学知识空间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就科学地理学作出相关的评论。

一

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文化生活中的空间特质的重视密切相关，这里将首先简略考察一下一般学术话语空间转向的情况。

（1）空间化的历史关于历史空间化的问题是随着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写作开始的。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他反对对历史做线性的目的论的解释，而是非常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性。他集中地对规范的理性观念进行了颠覆，并表明规范的理性观念在历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转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性运行上，因为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他指出：“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1〕

福柯在这里已将空间概念坚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讨中。在此基础上，萨伊德（E.Said）根据“思想和理论处于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之中”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出发，提出了所谓“旅行理论”〔2〕。不过，在萨伊德这里，知识的转移过程绝不仅仅是复制，还包含着改造，因为循环和转译是相互构成的，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获得把握，知识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承认福柯在性的、处罚的和收容所的历史中对权力或知识的描述，但他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走的太远，使其普遍化了。萨伊德集中考察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并将自己的考察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经验的地理学探索。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解读了“东方”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在后启蒙时期西方人在政治、文化、军事、意识形态和虚构意义上的多重创造的结果。

（2）本土化的文化随着福柯和萨伊德等人的历史写作的问世，一些社会和人类学理论家也开始展示了他们的本土化策略，使空间性概念进入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中。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格尔茨（C.Geertz）、高夫曼（E.Goffman）、吉登斯（A.Giddens）和莱菲布勒（H.Lefebvre）等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文化本土化的研究。

格尔茨的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是致力于对理解的理解，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这种企图可以从他在1981年在耶鲁大学法律学院以“地方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和法律”为题的演讲看出。他反对被接受的司法智慧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认为法律和人种学只是地点的技艺或知识，它们在空间、时间、阶级、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性特点。例如，巴厘（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印度等的司法系统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也强调了地点在构造社会互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关键作用与人体的空间性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利于人群集合的情境，如集会、社会场合、非正式见面等，能为人们提供进行具有结构意义交流的动因。诸如工地、体育场、聚餐会、舞池以及实验室、大学和研究小组等等集合地点都是共同在场和集中交往并进行符号互动的竞技场。

与高夫曼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考虑到日常生活的常规化，把人看作是在不同互动地点或环境中处理事务的动因，不同的互动地点或环境常常使人们进行分区以有利于常规的社会实践。这种对分区的强调使吉登斯卷入了在各种社会生活规模上的从国际到国内的一般区域化分析方法。他认为，空间并不是沿着社会群聚形成的虚空维度，而是按照它被互动系统的包容来考虑的社会空间。

对于这些话语，地理学家们表示了巨大的热诚。他们表明，任何社会理论都必然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时空构造问题。在他们看来，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因此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或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正因如此，地理学家莱菲布勒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持续得到增强或被再生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人文地理和人类历史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里相交叉，创造出永恒的深化的历史的空间结果或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型，并赋予巨大社会发展运动和日常活动再生实践以形式。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3〕

（3）情境化的理性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来源于许多不同学者的写作。卡塞（E·Casey）的《重回地点》对“我们占据的地点”进行了哲学的考察，因为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具体定位、居住点、建筑环境、荒地和实验场地等，而这些往往与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定位自己有关。对于卡塞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对地点的考察，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地点是处于怎样的迷失景况。

泰勒（Ch.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抓住了现代人经常经历的“空间迷向”，发现现代人自我的分割与人们在所谓“道德空间”（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里寻求权力、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定位的限制有重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麦克英特（A.MacIntyre）注意到自我、美德和理性探索的定位与环境有着广泛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独立于意向来规定行为，也不能独立于构成意向的环境规定意向。他认为某种理性断言只是就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发展中相应于超越特定时代的实践推理和评价标准才是有用的。自然科学的优秀理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任何超验标准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先驱乾的理论，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代自然科学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重建和定位了哲学和伦理探索的历史。这里，麦克英特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问题，只是想强调地点实践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诸如权力、公正和福利等所谓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发言权，实践理性总是地点化的理性。

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也以类似的方法讨论了理性的本质。他认为相信某事为如此的原因必然会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边界要经历根本的历史的变迁，就象存在理性历史学一样，也存在一种理性地理学。理性的变化依赖于人们所处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背景，即社会空间，理性只有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好测度，理性总是情境化的理性。

哈拉维（D.Haraway）通过“定位的理性”重新评价了客观性的概念。他抛弃了客观性与无地点性同一的观点，将客观性同特殊性、部分性、地点性和情境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空间的定位”观念。他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形象化是用来对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的隔离，但实际上形象化总是具体化的，因而总是地点化的。因此，所谓客观性就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就是情境化的知识，客观性与地点的具体化和被占据的社会空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上述这些学者都广泛地涉及到了认知的定位、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使地点问题进入了学术的对话中，并由此选择了诸如情境、社会空间、环境等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尽管他们很少去关注自然科学与空间的关系，但这种学术话语的空间转向却注定要使人们去讨论科学的地理空间问题。

二

就自然科学发展而言，传统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主要是根据科学家人数、数量的多少注意到了科学中心的地理转移问题，即近代以来科学中心先后出现了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较大规模的空间迁移。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宏观考察，并不意味着真正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因为它仍然是基于科学理性普遍原则进行探讨的。

对于前面一般历史、文化、理性空间化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空间解释这一问题，人们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的探讨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的空间转向，人们逐渐注意到科学知识的空间分析有着广阔的天地。

（1）科学风格的区域化问题尽管人们探讨科学区域化问题只是最近的事情，但科学风格在不同区域上的不同表现却很早就得到了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承认。这是因为在科学内部不同的民族空间往往执行不同的科学制度安排。但这也只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的不同。因此，似乎仍有必要比较一下不同区域对一些关键科学理论（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在这方面，格里克（Th.Glick）考察了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日本和挪威等国家的区域渗透，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在这些不同的地点遇到了不同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反应。而古德曼（D.Goodma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欧洲的兴起》一书则收集了多篇论文，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科学发展，以显示不同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条件对科学的影响，特别是把从15—17世纪伊比利亚、意大利、中心欧洲、法国和苏格兰的科学传统作为研究的主题。他认为促进欧洲科学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城市化的水平、众多民族国家的竞争和城镇规则的寡头政治本质，正是政治权威的多重中心和无数个自主的城市中心培育了与初生的欧洲科学密切联系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商业发展。

但是，详述不同制度、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科学输入并不等于对地方主义理解科学事业的完全展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认知内容是否是以科学研究的民族风格为条件的？这个问题在尼克尔森（M.Nicolson）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科学具有国际主义的特征，但植物生态学研究由于不同的地区风格而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法国生态学家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系统仅仅是基于植物种类构成，而克莱门特的分类则来自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形态学。但这种生态学的生态解释并不能说明两种分类系统更为广泛的差异，特别是克莱门特的生态单元为什么是具体的有机论的，而布劳恩—布兰凯特的生态单元又为什么是抽象的问题。而且，使用生态建构论模式也难以解释来自英国和俄国生态学的反证。于是，尼克尔森转向了背景因素，“以表明植物学共同体的思想……是在社会背景中建构和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的内外社会目的构造起来的。”〔4〕他解释说，克莱门特不喜欢将植物系统进行过度的分割，这反映出了美国中西部科学的学院背景，在那里克莱门特曾经致力于农场主、林务员和放牧者的问题和依赖演绎的植物学规律进行标准化耕作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背景与法国纯粹科学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如此，不同地区的科学风格便进入了科学知识的认知内容中。

当然，科学风格的区域化也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上。康里（Y.Conry）、特克莱（A.Thackray）、英克斯特（I.Inkster）、莫雷尔（J.Morrell）等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夏平（S.Shapin）等人详尽地考察英国的布里斯托尔、爱丁堡、纽卡斯尔、约克郡和伦敦等地的不同科学风格。例如，成立于1832年的爱丁堡哲学学会乃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产儿；当在1820—1860年期间经济出现了衰退时，布里斯托尔的科学制度却培育了无实用性的科学学科，这反映出了人们对地方社会精英的信任；纽卡斯尔的一些重要科学制度的特征与该市不信奉国教的亚社会结构有关，特别是其中地质和多种工艺学会有意地远离“谦逊”的科学传统，而赞同实践的有用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科学文化的区域特征。

（2）科学现场的社会空间问题科学现场就是特定类型的共同在场的地点或场所，主要包括制度、会议、科学学会、野外场地、实验室空间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成了这些空间的特性，它们与科学知识产品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实验室空间是学者们特别重视的考察对象。

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是随着系统实验的建立而兴起的。夏平正是通过对实验的历史考察而追问科学事业的基本空间问题：“我想要知道实验科学是从何处做起的。在什么样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中进行？谁出席实验知识生产和评价的现场？他们在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中是怎样的排列？接近这些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处理跨越门槛的问题？”〔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科学探索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与其产品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之间的联系之网，认为实验工作的物理和符号定位是限定科学家共同体范围、控制实验话语、在公众意义上确保这种地点生产的知识可靠和可信的途径。这里的地理话语既涉及到了物质的空间，又有隐喻的空间。夏平的科学史研究大量地使用了高夫曼和吉登斯社会学的互动论符号，并表明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特征、条件和内容都是内在地空间组织的活动。

夏平进一步表明，实验室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领地和有关空间适当使用的既有规定重安排的新型空间。他通过考察玻意耳、皇家学会和胡克的实验现场，说明了跨越知识空间门槛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严格仔细的。在实际的实验现场，那些操作和照管仪器的操作员、助手和管理人员与那些通过解释来制造知识的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无形的参与者，后者是积极的知识生产者。同时，进行“难处性”实验的私人空间（私人实验室）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进行“夸耀性”实验的公众空间（皇家学会）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但从私人圈子到公众话语的循环则影响着实验知识的建构，一种知识只有进入社会后，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才算是完整的。

实验科学的空间扩散要求在不同地点进行有效的社会再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夏平和夏费尔（S.Schaffer）对17世纪实验生活的考察上。他们主要关心的是17世纪实验设备，特别是玻意耳真空泵的复制，并表明：“复制是实验科学中事实生产的基本方法。”〔6〕依此来看，玻意耳的科学陈述应该在不同地点通过复制而获得实验上的重复。这样，问题转成了何时获得这种适当的复制？实验者又怎样才能保证他们成功地再生产出玻意耳的设备，并证实他的科学发现？在夏平等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玻意耳发现的现象作为实验者自己设备的标度，能够“生产”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设备制造成功了，因此，任何一个实验者在断定自己的设备是否运行良好时，首先要接受玻意耳的现象。这种循环说明，科学陈述的试验要求不同地点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实验空间的再生产。

当然，对实验室生活的空间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革命时期。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都坚信列维—斯特劳斯的命题，即空间构型是社会结构的突出表象。西里尔（B.Hillier）和彭（A.Penn）集中对现代研究实验室进行了考察。他们比较了两类实验室——大型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开放空间结构，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布局构型，而不同的实验室空间布局影响着生产科学知识的边界的强弱程度。当然，高夫曼式的前置和后置区域、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差异通过一般的实验纲领则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在这方面，古丁（D.Gooding）描述了法拉第从皇家学会的基本实验到他的公共演示实验的曲折过程，柯林斯（M.Collins）则就现代核工业的公共实验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演示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公开的清晰展示可以消除科学家的“不适宜的技巧”，并使科学家们捕捉到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循环的意想不到的细节。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那里，有了实验室生活对地点依赖的命题，在实验室里生产的科学知识就必然被描绘成为地方性知识的形式。罗斯（J.Rouse）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真正的“理论表象是不因局部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的断言，认为科学理论与地方性的实验室文化、特定的“技术诀窍”和适宜技术的现场便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科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并体现在为了应用而不能充分抽象为理论和无背景的规则的实践里。所谓仪器设备和利用它们建立的微观世界都是科学陈述的近似参照物。更进一步说，科学家的知识依赖于他们进行设计的知识技巧。”〔7〕因此，科学知识超越实验室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按照普遍合理的知识陈述的区域例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按照一种地方性知识适合于创造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来进行认识。这样，我们所经历的知识变迁就成了从一种地方性知识到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当然不是不同物质空间之间的跨越，而是在某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转移，因为科学陈述是在一个所谓“修辞空间”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罗斯在自己的探索中找到了福柯的空间和知识的历史追问，因为实验室现象的制造和操作乃是整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之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验室空间的组群、分配、分立和隔离都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组织存在内在的联系，所谓长凳空间、消毒空间、储藏空间、辐射区域等等则都是实验室内部的典型空间分工，都是实验科学的绝对必需条件。总之，在罗斯看来，地方性的实验室现场就是通过实验者的地方性的实践诀窍建构科学经验特质的地点。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了休谟归纳问题的空间化趋向。我们知道，休谟只是意识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问题，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对在地方意义上生产的“不可嵌入”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普遍化提出了质疑。正是这种质疑推动了整个科学知识话语的空间转向。

三

随着人们对科学风格和科学现场的空间分析的增多，本来是属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和地点问题一下子触及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各个方面。于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大量地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人们由此期盼着一门真正的科学地理学的诞生。

（1）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科学地理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多恩（H.Dorn）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里。多恩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科学史家对科学说明的逻辑、科学内部的理论争论和哲学推测的盛衰等的强调，试图使科学实践在其物理环境的物质背景中得以“本土化”。他从“土壤、气候、水文和地形起伏……以及人口波动、地区纬度和耕地、干旷草原与沙漠的差别”中“发现”了科学事业的“决定性”力量。[8]他坚持诸如托恩比、亨亭顿和辛普尔等环境主义者对对环境条件的信仰，对从古代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古代中国的水利文化开始，跨越大西洋到马雅和阿兹台克文明进行了详说的研究，认为这些社会的科学实践明显不同于古希腊“雨水的非中心的”科学传统。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欧洲、维多利亚式的美洲，从天文学到植物学的科学努力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农业经济需要的结果。在多恩看来，水利的社会组织是揭开科学在地理上不平衡分布之谜的关键因素。

显然，多恩的科学地理学与生态建构主义是同义的，即他优先考虑的是物质环境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受到了“地理决定论”的强烈影响。于是，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从自己对空间的社会理解出发，扩大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视野。1991年英国的《背景中的科学》杂志以“知识的地点：空间环境及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为题发表了一个专集，显示出了科学地理学研究的扩大。这标志着科学知识空间话语的真正转向。传统思想家只是把地点因素看作一种解释角色，直到目前他们还只是顺便解释一下科学对普遍客观性的偏离。换言之，空间性在科学陈述中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地点性反常。但是，正如奥皮尔（A.Ophir）和夏平所澄清的，现在应该从诸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地志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库恩的范式科学和高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等一系列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发展一种流行的地方主义流派，以对知识地点及其在科学本体论和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的作用进行集中的考察。由此，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普遍推动起来。到1994年3月，英国科学史学会以“制作空间：科学历史中的本土议题”为内容再次组织会议讨论科学空间化问题。这次会议表明，人们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理学问题已经不再限于科学文化本身的背景，而是扩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民族等更大的背景下来进行。

（2）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议题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科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有：

围绕学科、实验室、科学学会、建筑构型、特权地点和空间性与表象性的边界建构，研究科学知识的地点特性与地方情境、空间环境在实验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平衡分配的意义、科学思想及其相关的仪器发明的扩散轨迹、实验室空间管理、科学经验知识从专家空间向公众空间传达过程显示出的权力关系；

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和地形空间、科学文化再生产的地点制度和政策、帝国科学与殖民科学的问题等，特别是科学约定的政治地形学问题，主要研究在不同地方环境中政府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地点的政治因素对科学事业的实际影响，科学约定因此形成的不同地形表征等；

科学空间编年史、科学文化地理学等的问题，主要研究各个地方科学的沿革，以及不同地理空间的科学特色等。

（3）科学地理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地理学研究虽然在较大规模的范围内展开了，但它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科学地理学作为一种地方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进入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视野后却得到整体上的相对主义曲解，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认识论偏好是来自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强纲领”坚持的相对主义程式，主要强调科学认知之地方信用的背景或基础。但是，这样的科学知识观并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在正当信用的相对性与超越真理本质概念的相对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为批判普遍主义的科学观念而坚持社会化的空间概念，虽然避免了“地理决定论”的麻烦，但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又滑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泥潭。因为社会因素经常是变动不居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很大，所以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必然否定科学的普遍性。而在科学史上，多数实验方法和科学理论都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另外，科学地理学研究者多数都使用经验性的方法，这使他们的理论往往出入很大，他们构造的社会空间概念往往因强调的社会因素不同而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们经常遭到批评的主要方面。因此，如果说绝对的普遍主义有其偏颇之处的话，那么，绝对的“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同样不能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获得完整的理解。

这种被称为“地方主义”的科学地理学还有诸多不足，尚需一定时日的完善，但对我们仍然有着莫大的启示。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如此广泛的地理学研究考察的确有助于人们去认知科学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特征。就学术意义讲，这种研究确实改变了过去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把空间和地理问题看作是科学行动的稳定背景和情境的传统，从而将空间作为科学行动或科学知识生产的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层面上，科学地理学研究也可以帮助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施以不同地方科学政策，并促使不同地方的科学家进行适合于本土的科学研究，获得促进本土文明进步的科学知识。今天，当我们在大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歌的时候，不妨从科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来促进自己科学的繁荣，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兴国、国兴科技模式，那不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吗？

【参考文献】

〔1〕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tings,1972—1977,HarvesterPress,1980,69.

〔2〕E.Said."Travellingtheory",inTheWord,theTextandtheCritic,Vintage,1991,226.

〔3〕H.Lev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1991,9.

〔4〕M.Nicolson."Nationalstyles,divergentclassif-ications:acomparativecasestudyfromthehistoryofFrenchandAmericanplantecology",KnowledgeandSociety,1989,8,174(139-186).

〔5〕S.Shapin."Thehouseofexperiment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Isis,1988,79,373(373-404).

科学管理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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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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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例5

安全管理贯穿于各个行业和领域，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特别是现代化的生产性、经营性企业和高等院校、大型文化娱乐场馆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安全管理问题，无论从其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而言都尤其显得重要。如果做不好，势必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国每年安全事故很多，特别是近年来在采矿、交通企业多次造成特大的安全事故，实在令人痛心。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形势下，我们更应充分认识到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现在需要应用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真正把安全管理工作做好，推动和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管理方式的必要性

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安全管理，需要安全理论作为基础，为实现安全生产，必须研究安全的科学理论，揭示安全的科学规律，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水平。

以往安全管理工作大多采用传统安全管理，与现代化科学管理方法相比存在明显不足。传统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主要放在系统运行阶段，一般是事故发生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调查结果修正系统，这种模式称为“事后处理”模式。由于存在许多弊端，致使事故不断发生。而科学化安全管理工作的着眼点是预先对危险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先控制”，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防患与未然。因此，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科学化安全管理取代传统管理已是势在必行，现代社会要求必须从传统安全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

安全管理虽然是极其艰巨的一项工作，但是，只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不断研究探讨和把握安全管理的规律，就能掌握工作的主动权。科学是安全之母，愚昧无知往往是安全之祸，事故之源。许多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们缺乏必要的教育训练和科学知识造成的。科学管理是安全之母，如触电、煤气中毒等事故，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电、煤气性能的了解，盲目蛮干造成的。“科盲”是事故的“隐患”，许多事故往往是由于缺乏普通的科学常识所致。面对着不断更新的技术装备，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别说驾驭它，使用它，就是完好的装备，也可能损坏。人要是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就会聪明起来，减少盲目性，再复杂的武器装备也能掌握。有的同志在多年从事危险的工作当中始终都安全无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安全管理的巨大力量，知识可以增加安全系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运用科学管理方式是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

二、传统安全管理方式的弊端

（一）宣传教育不到位。以往的传统教育对宣传教育没有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只是注重抓经济效益，对安全工作认识不够，观念上就没有加以重视。因而，基本上没有作宣传教育工作，即使有也是肤浅地谈谈，走过场，普通员工也只是听听而已，根本没有深入人心，也没有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造成员工的意识当中根本没有安全的概念。

（二）轻视事前管理，注重事后管理。一般在出现安全事故后，领导干部必须处理，然后加强安全工作的管理，大有“亡羊补牢”的感觉，这样就容易埋下隐患，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引起员工的注意，但事情过去后，依然故我，领导也不强调安全问题，安全管理工作基本上没有人抓，所以产生下一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不能调动每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制定安全规章制度，领导讲一讲，然后挂在墙上。安全问题根本没有深入人心，广大员工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领导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从思想意识上人们就没把安全问题放在心上，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地配合领导，形成领导干部孤立地实行安全管理，收效很小。

（四）没有科学系统的管理方式，难以落实。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没有科学性，过于简单、形式化，操作起来很难见到实效，其实，安全管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学，与生产实践一样是有紧密、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的。以往的安全管理方式只是单个的制度，没有系统科学的标准，所以难以落实，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

三、我国应采用的科学管理方式

（一）形式多样，注重效果，全面宣讲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管理工作搞不好，往往在于认识不到位，认为安全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投入，这完全是错误的。现代安全管理要求的基础就是合理认识安全管理，首先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认识，真正把安全教育摆到重点位置；在教育途径上要多管齐下。既要通过安全培训、安全日进行常规性的安全教育，又要充分发挥安全会议、厂报、有线电视、黑板报等多种途径的作用，强化宣传效果；在安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要丰富多彩，推陈出新，使安全教育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寓教于乐，广大职工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安全意识。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逐步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氛围，使广大职工逐步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跨跃，进一步升华到“我会安全”的境界。预防为主，先期治理，确保防范措施到位。

安全管理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财产生命安全，就从企业的最终目标—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就可知安全管理的重要性：1.政府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企业采取降低资质等处罚，企业招投标受影响；2.一旦发生事故，牌子被砸，形象受损，市场减少；3.发生事故导致的经济赔偿、设备损伤。因此，安全管理不容忽视。从博奕论来看，安全管理与企业效益和理想状态是“双赢”，即随着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效益显著增长。

（二）安全管理要以人为本

在现代管理哲学中，人是管理之本。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管理的动力和最终目标还是人。在安全生产系统中，人的素质（心理与生理、安全能力、文化素质）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行为贯穿施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因此，在安全管理过程中，企业必须尊重人，关心人，以人为本，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的利益，使大家找到归属感，最终形成安全管理“命运共同体”，推动安全管理的改善和提高。

推行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人是最根本的，需要重视人、激励人，就要在管理方式上实行**化。虽然一般的管理侧重点不同，但在管理中必须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一项决策做出之前，应把方案拿出来，由企业法人组织项目经理，项目经理组织一线施工人员逐层进行讨论，做出反馈意见，必要时可以跨级进行，这样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和实施的顺利。

（三）重视激励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职工工作积极性的调动，要求管理者深入理解职工的内在需求，并予以满足，从而刺激工作热情、激发创造力。因此，在企业安全管理中引入多种激励机制，成为安全管理文化现代化所要求的重要方向。

目前，多数企业安全管理采取的是负激励即违章罚款，虽然有激励效用，但不免单一，且容易使人感觉安全生产很“冷”。因此，企业要注意多运用正激励，一方面可以在各层次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完成情况好的集体和个人进行物质奖励，数额必须大；另一方面，可以评选安全标兵，从管理层到基层都要有代表，满足个人的荣誉感。

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中，很多人也对激励手段的作用和做法作了探讨，并提出了“形象激励”、“内在激励”、“荣誉激励”等方式和方法，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酌情选择。

（四）把情感融入安全管理

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力量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人的感情因素深深地渗透到行为中，影响着行为目标、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在企业内部，每一名职工都拥有自己的情感世界，安全管理者只有深入了解、沟通和激发职工的内心情感，才能在管理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很注重，常常采取“感情投资”的方法，解决职工的住房、子女入托以及汽车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节日和员工的生日时致以祝贺，亲自送礼品等，要“于细微处见真情”，这样才能感化人心，以便和谐一致，团结协作，促进安全管理，消除管理中的抵触情绪。

企业搞安全管理，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强，必须从根本出发，根据单位特点，循序渐进，逐步形成自己的安全管理文化，增强全体职工的凝聚力，使其劲往一处使，在和睦的氛围中实现安全生产，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现代安全管理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应当强调系统的安全管理。这就要从某一组织的整体出发，把管理重点放在整体效应上，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实行全员安全宣传教育，使组织达到最佳安全状态。

（五）把全员吸纳入安全管理

要保障安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形成“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的共识，切实做到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在充分发挥专业安全管理人员骨干作用的同时，吸引全体员工参加安全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安全工作积极性。安全工作责任制为全员参加安全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还应当实行动员和组织广大员工参加安全管理的新形式，如安全目标管理等。

（六）把安全管理贯穿到始终

系统安全的基本原则是，从一个新系统的规划、设计阶段起，就要开始安全工作，并且要一直贯穿于整个系统寿命期间内，直到报废为止。在特定组织实施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中都要进行安全管理，检查、监测、识别、评价并控制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七）实行全方位安全管理

任何有人的活动的地方，都会存在不安全因素，都有发生伤亡事故的危险性。因此，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同时，都要考虑其安全问题，进行安全管理。安全管理不仅是专业安全管理部门的事情，必须党、政、工、团等各部门齐抓共管。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从而确保安全规章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安全管理信息的处理，使安全管理由定性逐渐走向定量，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得以迅速推广。各种安全监控，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使用成为现代安全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行安全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可以应用于安全管理方面，称之为安全目标管理。它是特定组织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安全总目标，分解展开、落实措施、严格考核，通过组织内部自我控制达到安全目的的一种安全管理方法。它以特定组织总的安全管理目标为基础，逐级向下分解，使各级安全目标明确、具体，各方面关系协调、融洽，把全体成员都科学地组织在目标体系之内，使每个人都明确自己在目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每个人的积极努力来实现特定组织的安全目标。

制定安全管理目标要有广大员工参与，领导与群众共同商定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安全目标要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置若干个，例如事故发生率指标，伤害严重度指标，事故损失指标或安全技术措施项目完成率等。但是，目标不宜太多，以免力量过于分散。应将重点工作首先列入目标，并将各项目标按其重要性分成等级或序列。各项目标应能数量化，以便考核和衡量。

安全目标管理可以发挥每个人的力量，提高整个组织的安全工作管理绩效；可以增强管理组织的应变能力；可以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可以促进组织内成员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

（八）安全管理需要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因此要形成从厂、分场到班组的三级安全网络。运用好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对信息的收集、录入，信息的存贮，信息的传输，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输出(含信息的反馈)5种功能。它把现代化信息工具—电子计算机、数据通信设备及技术引进管理部门，通过通信网络把不同地域的信息处理中心联结起来，共享网络中的硬件、软件、数据和通信设备等资源，加速信息的周转，为管理者的决策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在实际生产中，每天获取的事故信息量非常大，这些信息都是需要及时处理和综合分析、判断，靠人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的，这就需要应用计算机建立管理系统。因此，我们认为管理信息系统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具有现实意义，应用前景广阔。

用一句话表述，就是通过建立以安技部门为信息处理中心(中央处理机)，各危险岗位和各专业部门为终端的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网络，从而由安全信息反馈来推进对隐患的不断检查、整改和监控，形成闭环管理。此系统解决了目前企业安全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安全信息缺乏，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反馈不及时，危险信息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因而，对企业向本质安全管理方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企业安全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凭科学的安全管理方式一方面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安全技能和安全意识)，增强职工执行安全规章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能力。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到，才有可能真正使安全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金科，张连生《运用科学管理手段不断夯实安全基础》；《铁道运输与经济》；2001年第10期

2、崔政斌《提高企业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水平的途径》；《化工劳动保护》；2000年第21卷第4期

3、《严格执法强化安全管理》；《建筑安全》；总第121期

4、赫天虹王剑《企业安全管理如何与国际接轨初探》；《化工施工技术》；

科学管理例6

1．2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研究图纸及相关建设技术要求之后，参与施工人员需要在工程动工之前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科学组织人员，合理安排工序，科学设计结构，恰当材料设备选用，规范质量标准等。通过技术交底，明确工程质量要求，比对自身技术实力，分析风险范围，开展针对性方案设计，明晰施工安全问题。

1．3相关部门协调方面建筑企业内、外部协调性直接影响建筑造价和建筑工期。因此，建筑施工管理方式应化粗放式为精细化管理，相关职能部门明确具体工作内同，明晰责任也义无，以提高建筑施工的流畅性。此外，建筑管理部门应与设计部门以及施工单位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建筑管理上提升主动性，力求部门将有机配合，管理到位。

1．4安全预控工作安全管理是建筑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建筑管理人员要加强工地现场研究，针对风险因素科学调研，及时制定防范措施，并尽量做好事前预测，事中管理、事后补救工作。另一方面，建筑子系统多，工作量大，部分建筑企业为保证工期进度，大量应用未经相关培训人员，给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到来隐患，因此需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培训，切实将安全管理视为重要管理内容，落到实处。

2施工阶段的科学管理

2．1施工人员管理庞大的施工作业人员是建筑施工的主体，各建设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质量意识、技术水平、身体机能、心理素质等最终构成建筑的基因。在建筑施工管理中，科学组织并充分发挥建设人员的群体素质，将直接对建筑工期、建筑质量、建筑安全的控制产生影响。一方面，建筑项目部可以通过内、外部人力市场综合考察和录用施工人员，并坚强对施工人员的思想、技术教育和培训，预先严格考核防微杜渐。另外，还可以建立相关的激励机制，刺激施工人员工作责任心，提高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内在潜能和自控水平，最终有利于科学化建筑管理目标的有效达成。

2．2材料设备管理建筑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生产活动，其材料设备的控制对工程总质量有直接影响。首先，各类原材料、半成品、结构件等施工材料物资，是建筑最基础的物质形态，最终转化为建筑物质实体，故对建筑的管理离不开施工材料的管理。应遵循我国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条例规定:物资材料应行现场验收，凡涉及安全、功能的有关产品，应须符合工程质量标准并进行复验。其次，建筑中需用到运输、起重、检测检验、计量工器具等机械，只有对这些相关设备进行有机、有序、协调使用，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工期和质量。所以，应科学展开设备调集、采购和选型工作，根据施工要求和标准，做好施工设备的进场安装、调试和检测，并根据工具体作业需求控制好设备性能参数，确保其精度和安全性。

2．3施工技术管理当前，国内建筑总分包市场并不完善，总包、分包单位多处于不同层次，存有技术水平差异。因此，在构建建筑施工技术管理的有机系统时，要全方位分析差异性的存在，科学分配资源，规范施工方案、方法工艺、技术标准，合理管理各环节、各工程部分的施工技术。同时，打破分包合同的局限性，将整体施工技术管理的组织体系贯彻到各部门、各环节，形成统一负责的树状管理体系。此外，各层次的各施工单位在各施工阶段应进行同步协调，加强协调配合工作，相关人员的调度工作。

2．4施工环境管理建筑施工受环境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包含既有环境因素和后发环境因素。既有因素即建设前已经存在的客观环境因素，主要是指地质、水文、气象、周边建筑等方面，这些既有的因素一般难以消除和避免，在施工前应科学、全面做好施工地点环境考察，避免后期工作陷入被动。其次后发环境因素，即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天气、气象变换因素，如，风、雨、雾、热、冷等，需要管理人员注意天气信息，及时根据气象资料进行预测和分析，强化施工措施，或者落实人员、器材，各方面做好防范，消减消极环境影响，以免延误工期、增加成本、影响质量和产生事故。

3竣工验收的科学管理

3．1验收检查科学化在多高层建筑工程竣工后，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技术评价，涵盖对建筑的工程进度、安全措施落实、建筑质量等情况进行评价。一方面要以相关国家、行业标准比对竣工建筑度量结果。另一方面，判断竣工建筑是否达标，如果验收不合格，则必须及时探讨针对措施开展补救，如有必要则需重新返工，直到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3．2完善工程技术档案施工技术档案是施工整过程的原始记录，更是工程设计检验、技术考核、质量验收的文件依据。施工技术档案应详记录工程验收、设计变更、工程质量事故及处理记录、竣工图等，其中，竣工图应在建筑各部分子系统完成后，分阶段科学绘制，总工完成后，严格按程序交付建设单位，同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和城市建设档案馆备案。

4建筑科学管理的发展展望

4．1建立科学管理组织建筑管理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都离不开有力的组织保障。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内部防控体系，分工合理，权利明晰、责任明确使建筑管理工作更具科学性、有效性。其次，建筑管理工作组织的有机整合。长期以来，我国建筑管理工作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以及个人，管理相对混乱、无序，因此建立统一的建筑管理组织是管理协调性的必然要求，只有形成合力、向心力，才能抓好建筑管理。参考国外成功经验，可见建筑管理划为三个层次:决策层负责建筑管理规范、条例的制定;执行层执行具体的筑管理;监督层对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进行评估和监督

4．2建立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系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全面、完整、快捷的信息，是高效率建筑管理的基础。近年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日益广泛，从而为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了技术条件。我国建筑施工企业应该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推建筑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繁琐的建筑管理进行信息化和网络化处理，提高风险管理的工作效率，为科学建筑管理贡献力量。

4．3重视建筑管理文化建设大力进行建筑管理文化建设，提升管理从业人员管理意识、优化管理理念、提高管理素养、创新管理思路，培养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他们在工作自觉地执行建筑管理的制度。同时，发扬其他建筑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积极参加到建筑管理中来，为建筑管理建言献策，形成广听意见、广纳建议的科学化建筑管理文化氛围。

科学管理例7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9-0193-02

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提出著名的“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的观点，明确指出作为管理科学的“管理之知”在管理实践中的局限性，他说：“当管理科学首次出现时，管理人员曾为之欢呼。从那以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职业——管理科学家。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协会，有自己的学术杂志，在大学、商学院中有管理科学这门学科，但是，管理科学却使人失望，迄今为止，它未能实现其诺言，并没有为实际的管理工作者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很少有管理人员重视它。”本文从“管理之知”、“管理之术”与“管理之道”的角度论述管理科学、管理技术与管理哲学的区别，并试图说明只有“管理之术”和“管理之道”才是真正面向实践的管理智慧。

一、管理科学与“管理之知”

求真是科学的目的。按照传统的说法，科学是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收集的“事实”和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的定律和理论。科学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物理学家伽利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伽利略认为，观察的事实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人们承认的宇宙模式，但是，在伽利略看来，重要的事情是接受这些事实，并且建立符合这些事实的理论——这就是科学，科学问题起源于人类在认识世界中产生的困难。科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在伽利略看来就是不断修正这些“宇宙模式”，使之符合人们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这就是求真的过程。具体到管理领域，管理科学是对管理现象的科学解释，或者说，管理科学的目的是在求真的过程中获得“管理之知”。

二、管理技术与“管理之术”

致用是技术的目的，技术问题起源于人类在改造世界以符合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技术问题产生于人类实际的或潜在的需要与当前条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也就是改造世界的实践目标与现有条件不足以达到目标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是想出方案，想方设法加入主观努力、技术思考和物质手段，以便达到目标。因此，与科学问题不同，要解决人们在改造世界中产生的矛盾，就需要从现存的东西推理到现时还不存在的东西（如技术工具、解决方案等），而不仅仅是对现存的东西进行解释。具体到管理领域，管理技术的目的就是“致用”，通过管理技术制定一系列的工具、手段、规则等来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这可称之为“管理之术”。

并不是所有“管理之术”都来自于“管理之知”，企业家的创新，也很少是从管理科学中推导出来的，例如电子商务盈利模式、丰田的看板式管理方法等看起来都不像是从管理科学中推导出来的，而更像一种结合了经验、文化与灵感的混合物。从理论自身来看，一些极为重要的管理理论，其产生过程也没有遵循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线性模型，例如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就更像是一个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

三、管理哲学与“管理之道”

在管理科学、管理技术与管理哲学的关系中，作为“管理之术”的管理技术并不全部都来自于作为“管理之知”的管理科学，这阐明了德鲁克“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的逻辑基础，然而，是不是作为“管理之术”的管理技术就能完全把握管理的本质呢？这需要我们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认识管理。

整体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斯多德，同时它也是东方自然观和思维方式的基本特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整体论，但各种整体论所共识的基点是“非加性”，即整体不是部分的加总。基于非加性，当我们逐一清楚了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之后，也许我们仍然不能实施管理，再往下一层，当我们弄清楚了SWOT、环境、目标之后，也许我们仍然不能实施一个完整的计划，换言之，管理是一个整体。从“管理之知”的角度看，管理不等于有关组织行为、战略、营销、财务知识的简单罗列；从“管理之术”的角度看，管理并不是所有细碎的管理规则的叠加。

管理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多种原因与结果关系共存，存在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和多因多果等现象。在自然界中，同样是适应自然界的水生环境，自然界发明了几乎无限多的水生生物，它们的身体结构存在无线差异。而在管理实践领域，同样是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家们可以发明出多种多样的应对方法，它们绝不是某一领域知识或规则的简单叠加或复合。换言之，当进入到一个企业的整体环境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前在组织行为、战略等各个分支领域内的知识或规则的适用性。

科学管理例8

一、科学管理是旧时代的散弹枪

泰勒的管理实践集中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个时代整个世界仍处于农业时代，尚未完全步入工业社会。当时的美国，教育并不发达，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很少，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整个社会物质生活贫乏，各种生活用品总体来说是供不应求，社会对产品重“量”不重“质”。然而，正是这样的时代特点，注定只要有枪就能成功。泰勒本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度过的，而且这些工厂大部分是钢铁厂，如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和著名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等。当时的情况是，一边是市场对产品的强烈需求，一边是钢铁厂产品生产效率的低下，在这样一个时代，“散弹枪”的存在便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王者归来的戏码。遗憾的是，泰勒却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几乎在各个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磨洋工”现象。面对这一现象，泰勒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总结出导致该现象的三个原因：其一，工人间存在谬论，认为每当本行业中产量有所实质性增长时，就会造成一大批工人失业；其二，目前通行的管理体制缺陷甚多，工人认为“磨洋工”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佳方法；其三，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凭效率低下的经验法则行事的情况，最终浪费了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努力。在总结完原因之后，泰勒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个体的劳动动作研究，设法通过提高对工人劳动力最大量的准确性来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并且鼓励管理者和劳动者合作，最终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来实现工人和企业的共同富裕。通过努力，“一组统计数据表明，如果按照一种指数（1958年为100来计算），每个工人每小时制造的产出从1890年的21.2增加到1929年的52.0。”由此可见，科学管理带来的效率在不到40年提升了1倍。毫无疑问，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正是旧时代的“散弹枪”。

二、精细化管理是新时代的狙击枪

精细化管理的时代特点是微利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下降，社会已经由需大于供转变为供大于求，顾客对产品重视的是“质”而不是“量”，整个社会处于产能过剩和企业库存压力增大的大环境下。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管理者只有推进全面精细化管理，才能够全面地了解本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才能够正确地分析市场经济的形势，科学与精确地给予自己市场定位，研究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拟定出通过努力就可以达到的目标；并通过精细化管理、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完成自己的目标，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提高自己的利润。这样的环境，决定单单靠“有枪”还不行，还需要高精准的“狙击枪”。有一个关于煮鸡蛋的趣事：通常，中国人把鸡蛋往锅里一放，然后去洗漱或干点别的，等再回来鸡蛋就煮好了；而日本人会把鸡蛋放入一个长宽高各4cm的特制容器，加入50mL水，1分钟左右水开，再过3分钟关火，然后利用余热煮3分钟，使鸡蛋达到营养价值最高的状态，最后用凉水泡3分钟，使鸡蛋很容易就能剥开。跟中国人相比，日本人节约了4/5的水，2/3的热量，同时还使鸡蛋达到了最佳的营养状态。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样是煮鸡蛋，虽然效果相同，但是能够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却不同。当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加剧，对于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否能够精细化管理资源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诚然，如果要获得持续、可观的企业收益，就有必要向小故事中的日本人学习精细化，拒绝让企业的利润流失在管理环节当中。中国精细化管理的首倡者汪中求先生曾经指出；“精细化是我国企业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不管是何种行业，不论是哪家企业，离开了精细化，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无异于缘木求鱼。”精细化管理从其来源角度，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或许是最早提出精细化管理思想的人。泰勒通过对工人操作动作的研究和分析，消除和改正了不必要的动作，总结出来一套合理的操作方法，使大多数人都能达到超过定额。理论上，精细化管理是一种管理技术，它强调标准化和可操作，而科学管理的实践研究就是将工作的步骤标准化和可操作化，正所谓，理论来自于实践正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常常认为在1911年泰勒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这或许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精细化管理著作。

作者：黄洪强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科学管理例9

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的特点是：着重强调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纪律性，而未给管理中人的因素和作用以足够的重视。而人本管理理论则对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尽管两种管理理论有所差别，但是彼此相辅相成，如若结合起来运用于教育管理中，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效。

一、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重机构、重权力、重章法而不重视人

学校科学管理，其特征是以规范化、制度化、模式化为衡量标准的管理。其操作的要求主要体现：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都有整套的科学规范的制度和程序。在这种管理方式下，部门职能、岗位职责、行为准则、运作程序都实现规范化；信息传递、各项工作实现程序化；人才、资金、物资、时间等资源的利用实现科学化。达到最大限度地束缚和指引人们去创造价值，从而实现管理目的。但我们也不难发现，重机构、重权力、重章法而不重视人，是当前学校管理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这种学校管理模式有明显的优势，如比较注重管理的科学化，强调用科学的管理理论对学校管理进行指导，强调制定完善、严密的规章制度，强调对教师的控制、监督，强调“服从性”、“计划性”、“统一性”，强调定量评价，将理性作为学校的全部本质属性。在以权力与服从为主要管理方式的学校管理理论中，搞得学校没有特色，教师没有特点，学生没有特长。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学生变得越来越有“主见”，越来越有“个性”，“自我实现”的倾向正在迅速扩展，因而也越来越难控制。由于教师得不到精神上的尊重，工作中只能是被动的服从，难以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这种管理的现状显然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2.学校教育呼唤人本精神的回归

笔者曾从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到瑞士去旅游，偶遇抢匪抢劫银行事件。抢匪得逞后跨上摩托车疾驰而逃。恰逢此时警察已到现场，看着抢匪远去的背影，他们并没有穷追猛赶。这个中国人不解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去追赶，他得到的回答是：“此时他们急于逃脱，车速飞快，如果我们此时追赶的话，务必给他们带来伤害。虽然他们现在是逃犯，我们也应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由此可见，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看全球三大旅游公司之一罗森帕斯旅游公司，它以重视员工的人性化管理而著称，提出“员工第一，顾客第二”的新原则。该公司认为，对员工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公司，因为公司既给员工带来快乐也可以给员工带来沮丧甚至恐惧。当员工把糟糕的情绪带回家时，就会造成家庭不和，这种家庭矛盾又会进一步恶化他的情绪。第二天员工又把这种恶劣情绪带回公司，最后不可避免地要发泄到顾客身上或员工之间。因此，与其把顾客当作上帝，不如把员工当作上帝，即员工第一。只有公司把员工当作上帝，员工才能把顾客当作上帝。

上述两者都是重视人的例子，这种重视人文因素的做法，放到管理中，正体现着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人本管理。这种人本主义管理模式引用到教育中，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教师是人；学生是人。我们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时应当树立的一种教育管理哲学理念：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发展、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

二、学校科学管理措施

首先，树立“以师为本”的管理思想。在学校管理的所有要素中，教师管理是第一要素，因此，学校管理应该以“教师第一”，在“以人为本”中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思想。这是学校管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理念。从学校管理理论来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固然存在着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体现为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也绝不是老板与下属的关系。由于学校管理系统的目的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使得学校管理系统内的所有个体都具有管理他人、被管理和自我管理三种状态。在管理过程的意义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活动、相互影响、协调一致，表现为强烈的双边依赖性。教师具有被管理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身份，但教师们有较强的自主性倾向，因此，在现代学校管理中更应凸现其管理者的身份，体现出他们是学校的“主人”。所以，树立“教师为本”的思想，其实质就是重视教师的参与意识和创造意识，使教师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性得到更完善的发展。使其在学校事务中体现出主人翁的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学校的管理，一方面可以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现任感，激发其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提高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增强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增强认同，使全体教职工对学校的管理更具信任感和归属感，使学校与教职工形成一个整体，使每个职工明确个人的成长、发展与学校事业的l展是密切相关的，提高教职工的自豪感、责任心和使命感。

其次，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这是充分发挥学校人本主义观念作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人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在群体的影响下进行的。群体作为社会心理的主体，具有社会促进效应、凝聚性、模仿和暗示性、人际关系、心理氛围、合作与竞争、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和地位对他的影响等作用。它对人行为的影响是以共识和情感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营造一个平等、团结、尊重的组织氛围，这对于主体意识较突出的教师们，将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士为知己者死”这充分体现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的心理力量是何其强大。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满足教职工的合理需要，做到关心每一个人，关注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奉献。如事业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等，因此，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感情融洽，人们心情舒畅，相互发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主动与教师交往，做教师的知心朋友，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也让教师了解领导的内心世界，彼此沟通理解成为知音。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环境。这样一来，教师们就可以怀着一种快乐的心态为学校工作，从上而下的成员都做到自己管好自己，实现学校的自动化管理。

再次，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学校人本主义管理模式的保障体系，是一种软管理，强调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注重对学校文化、心理氛围、人际关系的研究，强调对人的重视，强调管理的“感情投资”，信奉“管理要管人，管人要管心”，等等。在现实中，一直令人们困惑的问题是，相同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用在不同的地方会有明显不同的效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实现发展的摇篮。”学校的管理文化包括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历史传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因素，其核心是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学校管理文化揭示了学校管理中最隐蔽最深层的因素，反映了学校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对于增强学校内聚力、向心力和持久力，保证学校行为的合理性，推动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建立起学校的管理文化，学校管理改革与发展就只能在一种较低的层次徘徊。

著名学者马尔库塞认为：“观念和文化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可以改世界的。因此，在学校改革中充满尊重、理解、沟通、信任等人文精神，营造团结、和谐、奉献、进取的工作氛围，建立起宽松、高洁、清新、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让学校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学校人本管理理论的最高层次。”

这就是为什么在书本上的管理方法在实践中应用的效果却不一定好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教育部分的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所致。小到学校，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发展趋势，其实是人文因素作用越来越突出的一个趋向。

最后，树立“以生为本”的观念。包含四个递进的层次：把学生当人看；把学生看成发展中的人；把学生看成独立发展的人；把学生看成平等的人。管理者把教师当人看是教师把学生当人看的前提。因为“绅士风度”更多的是在成就感和自信感的基础上产生的。

三、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相互补充

科学管理理论因素，如定量指标、规章制度等，对人行为的影响是以服从和奖惩等为基础的，方式直接但效果短暂，而且缺乏灵活性和创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理性代替人性，极易使被管理者产生逆反心理。此外，在运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来自主观及其以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这就需要教育主体主动地调节自身状态，运用人本主义理论，排除内外干扰，使其发展方向不偏不倚地符合既定目标。

人本主义理论认为，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或制度安排，而且是和社会文化、人的精神密切相关的；管理的根本因素是人。因此，应当以人为核心，发掘出一种新的以活生生的人为重点的、带有感彩的管理模式来取代传统的纯理性模式；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应当重视对情感、宗旨、信念、价值标准、行为标准等“软”因素的长期培育，从而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人本主义理论的提出，弥补了科学管理理论的不足，对发挥人的积极性，开发人的潜能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人本主义关于人性的假设，不仅超越了早期管理理论的“经济人”阶段，而且超越了行为学派的“社会人”阶段，从而推进到“文化人”阶段。人本主义同时也是对日益精密的定量管理模式与决策主义的质疑，它把管理的重心拉回到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及社会心理的管理效果的作用上来，使人本管理成为新的发展潮流。

学校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学校的管理是不完善的管理，但学校管理仅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组织结构等也并非就能提高管理效率。在学校教育中很有必要和有责任改变这种“物化”现象，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对学校管理重新定位，寻求管理上的突破。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进行管理，形成学校的管理文化是学校管理的新发展。

学校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民主意识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本管理理论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但是，人本管理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它在管理中注重人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忽视甚至排斥科学管理的倾向。因此在现代学校管理中，应该将科学管理理论与非科学管理理论结合起来。可以说，科学管理理论和人本理论的相互融合，将是新时期学校管理科学发展的主题。

科学管理例10

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理论是管理方法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理论移植于科学方法论，具有标准化、规范化、数量化等知识特性，可以进行传授和复制。因此，当人们谈及人本管理(或以人为本)时，往往都以为泰罗把人当作类似于机器的要素来看待，以为泰罗仅从满足人的物质和经济方面的需求出发，设计了一套激发员工劳动积极性的方法，即让员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收入。我们并不否定泰罗有这种倾向，但我们同时认为，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其实也是人本管理的一个里程碑，其中已隐伏了人本主义的管理方法论，这尤其能在泰罗于1912年发表的听证会证词中窥探一斑：“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不是一种计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种支付工人工资的新办法，不是一种计件工作制，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不是一种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种支配工人的计划；科学管理不是拿着秒表观察一个人的工作并记下他的情况；它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或对工人动作的分析；科学管理不是印制一大批表格并将表格发给一些人，而且说：‘这就是你们的制度，照着办吧’；不是分工工长制或职能工长制；不是在谈到科学管理时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一般人在听到‘科学管理’这个词时就会想到一种或几种上面所谈到的方法，但是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那么，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此外，科学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工厂、监工、企业所有人、董事会——同样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管理部门的同事、对他们的工人和所有日常问题的责任上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听证会记录，转引自[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页16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