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论文例1

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学（包括民俗学）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四者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知识。只有宗教，特别是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则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源的悟解。

近代学者有以美学（文学艺术）或德育（伦理学）代替宗教的想法，这是行不通的，文化的宗教、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能发展。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和道学都隐含着元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中表现出来。《道德经》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对道要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这类元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获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见儒学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宗教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们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无论西方或是东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为支往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人生价值信念，皆可历千万年而不衰，亦非靠权力诱导制造的短期政治行为所能取代的。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认识，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李约瑟与中国-序》）

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和道、儒二家哲学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学源于宗教更不必说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类童年时期非理性思维活跃阶段的产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划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据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考察，中国科学就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儒家的礼乐，本来是巫史祭天祀祖时的宗教仪式，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人生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真理本身并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乃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和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忘我奋斗作出牺牲。

在中国，这种信念归根结底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人对天地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之本体存在的非理性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上帝创造的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

对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学家推进科学前进的最高驱动力，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划时代的天才发现，也是依赖对宇宙理性结构的信仰，依赖于要理解宇宙中一点一滴理性的渴望。西方科学史家w·C·丹皮尔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注意到三者的关系，论述了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牛顿、开普勒那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动机来源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后不去争发明权，而是首先给上帝写赞美诗。日本学者佐藤进教授也认为，“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运动守恒定律是根据神的单一性原理推导出的结论。①

1940年爱因斯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说：“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这段话后来成了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其实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

在上一个世纪末，中华民族由于清帝国的腐败、封闭而至于落后挨打，痛感到开放变法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哲学的必要。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在中国重复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反对神权，扫除愚昧和迷信。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大多数民众来说，讲接受西方文化不如说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文化更确切一些。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又照搬了前苏联反宗教、无神论、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旗号和“马列主义”乃至政治斗争融为一体，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上的是非之争往往被引导成政治上的路线之争。

自50年代至“”期间，某些打着“科学”旗号的“理论权威”往往以哲学思辨代替科学实验，甚至以政治斗争的需要来科学和哲学，于是出现了“真理有阶级性”的命题，思辨出“物质无限可分”的无法证伪的原子模型，表演了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这些“理论权威”不仅是名符其实的伪科学家，而且是欺世盗名的伪哲学家。

因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伟大领袖同志早在“”期间就告诫全党，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他断言“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提醒人们要善于识别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

（四）

人们知道，西方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科学家曾为打破基督教神学的黑暗统治争夺科学的生存的权利而斗争，1600年天主教会法庭曾对布鲁诺施以火刑，1633年又对伽利略进行了野蛮的宗教审判，因之西方18世纪出现反神权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具有特定历史条件的，马克思早就把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称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家长制政体中君权政治一直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宗教仅是君权政治的工具，中国民众需要争民权而抑君权，因之不能正确理解西方社会文艺复兴时期争人权而抑神权的文化背景，反而对启豪注意者对基督教中人权等价值观的世俗化解释觉得很合口味。

西方文化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的位置，三百多年前培根认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宇宙，并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促进了近三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当自然科学叩开20世纪之门时，人们普遍相信牛顿、拉瓦锡等人奠定的科学大厦已经完美无缺，以后不会再有惊人的新发现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即威廉·汤姆逊）踌躇满志地宣称，物理学的天空已明朗洁净了，只剩下两朵“乌云”，一朵“乌云”联系着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另一朵“乌云”和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能量均分学说有关。然而，正是这两朵“乌云”在20世纪酿起了一场空前的暴风雨，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

人们知道，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以形式化的逻辑体系为基石的，因之数学化便成了判定所有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是否发展成熟的标准，在19世纪末，数学、逻辑工具也日益完善，亚里士多德的演绎科学的理想近乎实现，人们期望着全部数学定理的形式化。然而，20世纪以来，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证明在形式体系中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得兼，由此打破了西方追求完美的逻辑形式化体系的迷梦，在量子力学领域内，海森堡发现了测不准原理，使决定论的物理定律变为统计性的几率描述，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在陷入苦恼时终于发现人类的理性是有极限的，爱因斯但推崇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维特根斯但认为理性限度外的东西就不要用语言去描述它。这样，自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研究进展，后现代思潮和非理性主义兴起，展开了对神圣化了的脱离人文文化传统的工具理性统治和“科学主义”的批判。

另外，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经济的无限增长和尽情的物质享受，而不须向大自然支付什么。高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可停止的，人类社会没有增长的极限。然而“科技万能”的工具理性固然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也同则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大自然的报复终于延伸到文化层次，人成为科学技术产品的奴隶，环境污染的危机带来人类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种社会病。因之，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觉醒后，中国道学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受到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欢迎。

人们看到，本世纪西方社会的科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划时代的进步，这个进步的最有意义的特征，就是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揭露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潮奴役人类的危险。这样，20世纪与其说是科学的世纪，不如说是在科学面前恢复人的尊严的世纪。

更为有趣的是，本世纪末期有关人的生命潜能和所谓“超心理学”的研究由于同旧的科学理论范式相冲突在科学界引起一次次争议，人们发现在这个学术领域还被一片乌云笼罩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某些权威机构投资研究人体生命潜能和异常心灵效应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俄罗斯字航之父齐奥科夫斯基和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教授都支持人体科学和心灵潜能的探索，这大概并非由于他们不懂“马列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也决非像某些出尽风头的伪科学家含沙射影地暗示他们对科普知识的愚昧和无知！

现代科学对于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而对于人本身，人的大脑及其精神活动，对于生命和心灵的本质却知之甚少。这个研究领域是科学、哲学、宗教三者相互交叉的领域，古代宗教家的心灵体验和修炼实践需要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内丹学及心灵异常现象的研究成果将会得到高度评价。生命科学将成为21世纪的带头学科，现代生理心理学、心身医学、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五）

然而在中国，由于我们照搬了西方的现代科学及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迷信，广大民众对于科技促使人类最终进步并造福人类这种启蒙主义者制造的神话深信不疑，面对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会给自己带来生态破坏等灾难性的后果缺少根本的反省，而是迫不及待地实行以西方工业化为模本的现代化。

在宗教上，中国的思想家更是缺少睿智的反思和元宗教意识，对宗教的文化功能认识不足，仍然把宗教的全部功能都视为“鸦片”。再由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鸦片战争，鸦片的含义不仅是麻醉剂，而是一种祸国殃民的，全国人民恨之人骨。特别是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反宗教、无神论宣传的巨大影响，多数人缺少宗教学知识，学术界也有一些人认为是愚昧无知，是“傻子遇到骗子”，从而把宗教同科学、哲学对立起来。

近几年某些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继续坚持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顽固立场，散布西方早已过时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思潮，危言耸听地打着“反伪科学”的幌子否定宗教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他们将道教斥为“封建迷信”，将内丹学斥为“伪科学”，将术数学斥为“精神垃圾”，迷惑了不少群众。他们无视党的宗教政策，其舆论导向错误地把宗教等同于迷信活动，认为反迷信就要反宗教，连研究宗教的学者也横加迫害。

在这方面我国曾有过历史教训，宗教学的研究时紧时松地受到批判封建迷信政治运动的冲击。从5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泛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想，到“”十年浩劫，《宪法》规定的自由被否定，宗教文化被斥为“封建迷信”，宗教学的研究被划为，不仅宗教界爱国人士深受其害，而且连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者也不遑宁处。

社会实践证明那种认定宗教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落后意识形态，企图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或做法，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和非常有害的。

（六）

人类文明都不能没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例如西方人的“上帝”，中国儒家的“天”，佛教的“佛”，伊斯兰教的“真主”乃至老子的“道”，这种一切价值之原的超越世界是文化体系的支点，它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在宗教中，“道”、“上帝”、“天”、“佛”、“真主”等都是无限的本体，而对无限本体的终极信仰恰恰是元宗教精神的支点。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之物，诸如国家、民族、圣人、领袖、科技、教派、主义、学说等，皆不能承担人的终极信仰。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将有限之物误导为信仰对象，往往会产生狂热的偏激情绪，造成仇恨、残杀、压迫等可怕的后果，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信仰不含历史规定性及局部利益的无限本体，则可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一种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识，从而发现人类心灵深处的良知，为社会造成一种慈善和宽客的价值观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伦理素质和生存质量。对无限本体的信仰是宗教的根本特征，而对有限之物的信仰则是迷信，由此可知，信仰对象的不同确定了宗教和迷信的根本界限。

“元宗教”不同于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具体宗教，尽管统治集团以把某种具体的宗教利用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控制人心的工具，但元宗教对无限本源的信仰情怀却是统治者无法抹煞的。元宗教精神源于对无限本体的敬畏和信仰，是对人类“原罪”和现世罪恶的反省及人类生存理想信念的忘我追求，它超越于现世的具体宗教，但又体现在现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乃至道教之中。

在历史上，当统治阶级蜕变为少数人的利益集团的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民的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从而滋生出许多罪恶现象而貌似有理。试想一个国家或民族，人们缺少元宗教的敬畏和信仰情怀，没有对罪恶的省察意识和自我良知的发现，不畏天道，不畏伦理，不畏法律，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民众侥幸行险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社会必然充满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渴望宗教的拯救。

宗教和法律是相互依存的，缺少宗教的法律失去了超越世俗权力的神圣光环，人民仅将其视为世俗权力的压迫而感受不到“天理的伸张”。如此摒弃宗教而空谈“法治”，则社会上仅有“权力崇拜”而无“法律崇拜”，法律再多也无人自觉遵守，人民的正当权利得不到神圣的保障，法律终究要失掉公正性，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如此看来，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的情怀实际上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一个缺乏元宗教精神的民族是无法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的。

另外人们还须认识到，自由乃是人类根本的自由，是人类异于禽兽的文明标志。自由关乎着人的尊严，是人的价值主体性的基石，是人作为价值抉择主体的标志。没有自由则没有基本的人权，人格的尊严便可被任意践踏，更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其他一切自由，也谈不上思想解放、民主和法治。自由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前提，我国的思想界必须对此树立起清醒的认识。

（七）

本世纪以来，一方面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教会的怀抱，另一方面是学术界一些人认为宗教是野蛮人的迷信残留物，该由科学启蒙思想取代它。1902年，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在题为《论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及病理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每个人都有一种追求“心理完整”的自然倾向的观点。荣格发现，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化并无法掩饰人类内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灵特征。他得出结论：现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恼，是由于缺乏元宗教的信仰寄托所致。每个人的潜意识中，不仅蕴藏着他的个体从胎儿、幼儿到童年时期的记忆，而且还包含着他的种族发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历程。童话、神话、幻觉、梦等等表现出来的原始宗教意识是每个人本能所具有的，换言之彻底无信仰心理的人是不存在的，世界上至今也没有发现哪个民族是有宗教免疫力的。

一个民族缺乏终极的人生价值信念是难以长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千年兴旺的秘密隐藏在宗教之中。过去，我国由于缺少实事求是的宗教学理论研究指导，学术界在宗教学的认识上缺乏高度和广度，甚至使群众陷入信仰有限之物的怪圈之中，从而对传统文化的元宗教精神进行了自阉式的毁坏。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政教合一的传统不仅同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不相容，而且往往在宗教狂热中掺杂进政治因素，也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隐患。宗教问题是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历史上民众的渠道堵塞必然导致“”丛生，“妖言”流传，民心沸动，而宗教革命的出现往往又催发社会革命，这说明“宗教无小事”。

今天，我们要使整个社会长治久安，就应当理顺党的宗教政策并促进宗教革新以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使真正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像同志说的那样，“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③

注：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2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3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4

人文

文化

教育

素质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文化史、文明史。文化基本上可分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文化，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的交叉与结合，形成了介于它们之间的各种文化。而所谓的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人文教育主要是人文文化教育，科学教育主要是科学文化教育。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赐福于人民，也可造祸于民，问题在于人如何去认识、去把握。两、三百年来，科学文化迅猛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以及科技本身发展问题。而且，科技发展的迅速正越来越快，科技成果的作用也越来越强大，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1999年出版的《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一著中，深由此事。他在2000年此著的中文版序中明确指出：科技“给人们送来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怎么办？他坚定认为要做人性思索，要呼吁人性。而人性、责任感，也正是1999年6月“世界科学大会”所给出的最主要的信息。奈斯比特呼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什么样的人？重要的是，这就需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人性与灵性的交融来实现。这正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特有的人性，人还有人特有的灵性，更有人性与灵性交融而升华成的精神境界。人性的开发与培育，主要靠人文教育；灵性的开发与培育，既要靠科学教育，也要靠人文教育。

科学文化主要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实际及其本质与规律的，主要是求真，质言之，就是“是什么”。科学文化是“立世之基”，一切违背客观实际及其实质及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活动，必然失败与覆灭。然而，科学文化本身不能保证科技发展的方向正确，能造福于人，有利于社会，而引导这一发展方向的是人文文化。人文文化主要是关于精神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满足精神世界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主要是求善，质言之，就是“应该是什么”。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一切危害人与社会的认识与活动，必须制止与消除。然而，人文文化本身也不能保证其发展的基础正确，能造福于人，有利于社会，保证这一基础正确的是科学文化。此既，人文主要为科学向导，科学主要为人文奠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主要关系既如此。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5

我国高校推行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已有30多年的历史，纵观已有的经验和研究来看，本科毕业论文教学从规章制度到具体运作及管理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完备。不过，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发展，本科教学普遍面临着教学理念、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的挑战，特别是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因为存在着教师指导不力、过程不严以及论文质量泡沫等问题，正经历着废除与存续的舆论煎熬。对此，本文认为首先应该对高校现行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过程展开演绎分析，然后对教学过程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展开调查研究，如此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探讨毕业论文的“弃存”或“改革”问题。

(一)管理主体及架构

综合来看，高校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监督和管理的主体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省(市)教育厅及其相关部门。作为浙江省属重点高校之一，浙江工业大学的主管单位是浙江省教育厅，其中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教学改革及其质量评估等各项工作由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具体负责指导、监督和检查，具体包括编写《普遍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规范、下发通知、抽查各校各专业的毕业论文等。第二，高校教务处(科)。从学校层面来看，高校教务处一般都设立教学科具体负责毕业论文的指导、监督工作，包括制定毕业论文的规范要求、毕业论文评分标准、指导教师评语、毕业论文进程安排与考核等。从毕业论文题目申报、中期检查、答辩督导到论文抽查等每个环节上来规范和监督各个学院的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第三，学院教学主管机构。如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成立了以教学院长为组长的毕业论文指导小组，制定毕业论文教学工作规范、毕业论文写作指南、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工作规范、毕业论文答辩工作规范等各项规章制度。在这三大监管主体的指导下，毕业论文教学工作的具体执行过程则是:毕业论文教学年度工作计划及组织实施由系负责，包括参照导师制确定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组织和动员指导教师、毕业班学生认真学习毕业论文有关制度规定;组织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审题工作;审核签署《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组织答辩委员会，确定答辩程序，组织答辩工作;做好毕业论文总结工作;由学院教学办公室负责毕业论文具体工作的安排，包括统计和整理各类表格、安排论文评阅教师、发放通知、收集论文等;由论文导师负责学生的论文写作过程，包括选题、撰写开题报告、论文初稿及其修改、答辩等。

(二)管理机制和流程

根据现行制度框架，毕业论文教学作为高校教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管主体比较清晰、管理制度规范程度较高，大致的运行机制可以用图1来表示:图1毕业论文管理运行机制从毕业论文的教学流程上来看，以导师与学生为主的毕业论文教学主要包括选导师、选题目、开题、论文写作、答辩等几个主要环节。结合以上两部分内容来看，本科毕业论文教学质量除了受到教学监管层的影响之外，关键还是在执行层的论文导师与学生。下面就以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为观察对象，分析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探索优化毕业论文教学的可行路径。

二、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实施及问题

教学改革是基于现行教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和创新。因而，要进行本科毕业论文教学改革，必须先要清楚高校毕业论文教学管理的实施过程，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究问题形成的原因。

(一)毕业论文导师双向选择

论文导师双向选择制度是政管学院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教学管理创新举措，具体做法是在学生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开始实施论文导师的双向选择工作:一方面，学生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学习课程等情况，结合论文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填写“论文导师选择志愿表”，每个学生可以填写三个志愿;另一方面，论文导师通过阅读学生简历、面试等方式，选择自己愿意指导的学生名单。最后由学院根据师生双方的选择情况确定最后的名单，并进行公示。这一制度实施近五年来，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据调查数据显示，学生所选择的导师是第一志愿的比例达到62.07%，学生对导师选择结果“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总和达到了98.85%。这说明:第一，学生的选择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对该制度的认可度高。第二，论文导师的选择过程及程序透明、公正，体现了学院教学管理过程的民主化。第三，此项制度扩大了师生交流的机会，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这为整个毕业论文教学的开展和完成奠定了良好地基础。但是，我们把学生的评价与毕业论文导师的评价情况进行对比，则反映出论文导师对该项制度的认同度比较低。为此，课题组专门对政管学院长期担任论文导师的部分教师进行了访谈，综合来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大，其中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学习认真的学生日益减少。这种情况导致指导教师一方面对选择自己的学生不满意，另一方面选不到自己满意的学生，因而一些导师认为这种“没得选择”的选择不如随机分配。第二，部分学生滥用选择权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该制度自实施以来就存在一种情况，即不少学生在填写志愿前同时给好几个教师打电话，希望导师选择自己，而指导教师对这种情况往往是无法掌握的，所以导致指导教师在自己选择的学生名单里(一般是五个左右)选择了该学生，而该学生的第一志愿却是其他指导教师。简言之，对整个教学工作来说，作为第一个环节的“选导师”，其重要性则不用多说。不过，从调研结果来看，该制度在设计、执行、监管等各环节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选题分析

结合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的毕业论文题目统计表来看，有几个情况比较明显:第一，从选题来源来看，从高到低分别是“学生自定(45.98%)”、“导师课题(33.33%)”及“导师建议(12.64%)”;在选题上花的时间比较多的学生人数占到62.79%，而且大多学生选择的是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选题，选择这两个选项的人数比分别为80.42%和76.47%。这一方面说明学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内容感兴趣，教学的效果也比较好，这为较好地完成最后的毕业论了一个铺垫;另一方面则说明本科毕业论文教学作为评价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效果的一种手段，仍然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第二，论文题目体现了专业特色。2011届本科毕业生共提交113篇论文，大约有20篇论文题目是教育管理方面的，27篇论文属于社会保障方面的选题，其余66篇则集中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方面。这与公共管理专业教学模块课程设置基本一致，明显反映出学校公共管理的特色。从近几年学生论文题目分析来看，问题集中表现在:第一，宏观理论研究较多、选题偏空泛。以2009届行政管理专业为例，40篇论文中就有10多篇论文选题明显空泛，不适合做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第二，实证研究的偏少，研究方法运用不当。从本届毕业论文的题目来看，尽管有35个选题是对研究对象做实证分析的，但从其论文终稿来看，案例说明主要以网络、政府文件、已有研究数据为主，真正自己去做实证的调研数据、访谈资料少之又少。第三，热点问题关注多，理论知识运用则明显缺乏。本届毕业论文讨论主题涉及“菜价最后一公里”，“以房养老”、“廉租房政策”、“居家养老”、“民间慈善基金会”，“用工荒”，“房屋拆迁”等非常热点的社会公共事件和政策。不过，这些论文均没有获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其中最大缘由则是理论知识运用的欠缺。

(三)开题报告分析

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一直受到教学管理机构、毕业生、论文导师的重视。有36.84%和47.37%的论文导师认为开题报告对论文写作“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对应地，学生中有19.77%和53.49%的人选择“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不过，尽管有53.49%的学生表示自己“比较重视”开题报告的写作和答辩，但在开题报告上所花时间比较多的人数比例只有45.35%，同时对于整个论文教学中“哪个环节最重要”的问题选择时，只有5.81%的人认为“开题”最重要。结合师生的访谈情况，发现开题环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开题报告的质量，真正体现开题对论文写作的意义。目前，在开题报告教学时间安排上，学院考虑到学生考公、考研和就业的压力，适应地做了调整，即把开题报告的时间安排在第八学期开学第一周。这一教学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开题，更好地完成报告的写作。对于这一教学时间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中，有61.79%的学生选择“合理”，但是，仍有42.11%的教师反映学生在开题前才和教师联系。同时，仍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承认自己花在开题上的时间和精力不够。基于上述问题，在本次调研中，课题组专门设计了“是否把开题报告作为过程考核的一部分”的调查。对此，论文导师中有47.37%的人认为对毕业论文的阶段性量化考核对毕业论文教学有积极促进作用，26.32%的人则认为基本上没有影响，另外还有21.05%的人选择了“不清楚”。结合前面的数据来看，如何真正地发挥“开题报告”的作用，加强对这一环节的考核或许是可以尝试的一项改革。

(四)论文写作环节分析

论文写作是一个综合性强、时间跨度较大的过程。课题组从动机、写作时间、师生互动情况、论文质量情况等几方面来评价这一环节的教学情况。从写作动机来看，有55.81%的学生是为了“完成任务”，40.7%的学生是出于兴趣，仅有3.49%的学生是为了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成绩;从论文写作的时间上来看，76.74%的学生到5月份才完成初稿写作，仅有23.26%的人在4月下旬之前完成初稿;从论文写作过程来看，大部分学生的论文都经过导师3次以上的修改，人数比例达到75.58%，而且没有一位学生的论文是未经导师修改直接提交的;从师生互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教师和学生选择“有事情才联系”，这说明师生之间在选题、开题、初稿、定稿这些重要的“事情”上才会交流;从互动方式来看，现在师生间的交流主要以电子邮件和电话为主，传统的面对面或小组式讨论日趋减少。从毕业论文教学监管单位、学院毕业论文教学管理机构和论文导师的多方评价来看，毕业论文质量不高、教学效果不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首先，以浙江省教育厅对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2005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毕业论文抽查分析的结果来看，与省内其他高校相比，论文总成绩处于中等偏下的层次，特别在“选题”、“教师指导”、“文献综述”、“外文翻译”、“学术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应用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能力”这几大方面，得分明显落后于其他高校。其次，根据政管学院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办公室的统计来看，近几年本科毕业生的成绩分布大致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所谓两头小，即“优秀”和“不及格”的论文少，大部分论文都处在“及格”和“中等”之间。调查显示，“及格”和“中等”的论文比例占到64%。同时，与前几年相比，“良好”的论文比例则有所上升。最后，从对论文导师的调查来看，仍有16.67%的导师认为本届毕业生论文抄袭情况“非常严重”，22.22%的导师认为“比较严重”，而认为“基本没有抄袭”的比例是零。也就是说，如何提升毕业论文质量，优化毕业论文教学效果，仍旧是目前本科毕业论文教学面临的严峻问题。

(五)答辩环节分析

毕业论文答辩是整个毕业论文教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年来学校教务处组织专门的督导组对下属学院毕业论文答辩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指导。从学院层面上看，非常重视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包括事先成立答辩委员会，制定了毕业生答辩工作规范并及时公布答辩信息等。从相关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学院的答辩工作程序比较完善，师生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学生对答辩工作满意程度非常满意的占23.26%，比较满意的占61.63%。此外，浙江省教育厅也开始加大对本科毕业论文的监管力度，要求2011届本科毕业生提交论文文献相似性检测报告。对此，政管学院在答辩资格审核中增加了文献相似性检测报告的环节，即文献相似性检测超过20%的学生不能参加首轮答辩，而与为首轮答辩没有通过者提供第二次答辩机会的大组一起答辩。对该项规定，有73.68%的教师认为很有必要，可以防止严重抄袭的现象;26.74%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可以保证论文质量”;68.60%的学生认为“有必要，但不够完善”。至于相似性检测的结果是否合理，60.47%的学生认为比较合理，有15.12%的学生认为非常合理。

三、优化毕业论文教学效果的改革路径设计

从政管学院的毕业论文教学过程发现:第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的实施主体是学院和系。省教育厅、学校教务处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主导、监督的作用，具体的规范要求和实施责任主要落实在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头上。据此，要提高毕业论文教学的质量，则需要各学院、系(所)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管理改革措施。第二，毕业论文教学的核心是导师和学生。毕业论文好不好关键在于导师“导得好不好”，更在于学生“写得好不好”。这就要求一方面毕业论文导师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把写好毕业论文作为自身内在的要求，增加对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兴趣。第三，优化毕业论文教学的成效需要从改善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出发。毕业论文教学是个周期漫长，场地分散的教学活动，这就需要突出对每一个教学环节的监督和考核。课题组认为要优化本科毕业论文教学，可以探索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主体应该进一步完善毕

业论文教学的相关机制，特别是导师双向选择制度、论文指导教师评价体系就管理过程来看，毕业论文教学管理主体，尤其是学院这一层级，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调控功能。在此，仅选择导师双向选择制度、论文指导教师评价体系为对象展开讨论。首先，就政管学院实施的导师双向选择制度来看，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对该制度的认同度较高，而论文导师的认同度则相对较低。因而，导师双向选择制度的优化方案要做到既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也尊重导师的选择权，具体改革可尝试:第一，把大三第一学期(第五学期)前两个月作为师生沟通月，鼓励师生在选择之前做充分的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第二，每个学生只能限填一个志愿，如未被该导师选中，则服从调配。第三，为提升学生选题与教师研究方向的匹配性，设置导师与学生的流动、协调机制，包括交换、共带等。第四，适度考虑学生所学模块课程与导师选择之间的相关性，比如需调配的师生，则可以充分考虑这一点。其次，鉴于导师在整个毕业论文教学环节中的重要角色和功能，参考其他高校的相关制度，可以考虑建立论文导师评价指标体系。为此，课题组专门设计了关于开展这项制度的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学生的认可度较高，而指导教师的态度则比较模糊。因此，应立足本院教学的实际情况，结合其他院校的经验来设立导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先研究讨论评价指标项，然后征求导师的意见，进行修改、试行。从内容上来看，导师评价体系可以包括导师自评、学生评价、领导小组评价等。

(二)推行实证研究论文的教学改革

从学生选题和监管部门的评价情况来看，公共管理系的学生选题偏大、空泛的问题比较突出。选题直接影响着论文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学生对纯理论、重大问题的研究能力、研究条件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导师对此类论文写作的指导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论文教学中对选题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论文教学改革中尤为值得探索的一项工作。鉴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普遍修过社会调查方法、统计分析、案例研究等课程，结合学院目前正在推行的“五个一工程”等教学环节，毕业论文教学改革优化方案的核心可以放在推行实证研究性本科毕业论文。所谓实证研究论文是指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以公共管理领域的某一现实问题为关注点，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记录，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其展开分析研究，并得出一定结论。实证研究论文教学的目的是鼓励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学习如何从某一社会公共事件出发，运用合适的理论去分析、解释，探索更好的公共管理策略。从这一内涵出发，推行实证研究论文教学的意义在于:首先，做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既避免学生做大而空、无意义的理论研究，又会激发学生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责任感，提升写论文的积极性。其次，以现实问题为基础的研究，凸显了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正好能弥补目前学生对论文意义的虚无看法。再次，从现实来看，实证研究论文的训练能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职业，为胜任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一方案的实施细化，需要毕业论文管理过程中诸多环节的配套改革，例如需要毕业论文监管主体的配套性制度支持，包括教育厅、学校对改革试点的支持、学院毕业论文规范的改革、学生从事实证研究的相关费用保障、论文导师教学方式的改革等。

(三)构建过程考核的毕业论文教学体系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6

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础教育也必然受到其深刻影响。传统教育因教育因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效率低下，日益显示其弊端，大胆地进行教学手段革新，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努力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强化课堂教学效果的呼声越来越高。

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促进语文教学与计算机教学的有机融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加课堂的容量，大力提高语文学科教学质量，是当前语文教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语文老师紧紧抓住提高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这一中心任务，努力探索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契合点，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充分认识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教育信息化也将成为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可是，传统教育模式对我国教育的影响仍然很大，素质教育口号已经提出来，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不少学生厌学情绪严重，语文课堂仍然是方法简单，结构单一，效率低下。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工作的优化整合，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是改变这一现状的一条最佳途径。信息技术的运用会带来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系列变化：首先是教学方式的变化，其次是教师角色的变化，再次是学生思维过程的变化。

信息技术教育是语文学科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在语文学科教学过程中，适当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既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又能促进语文学习的综合效应，改善学生参与语文教学的条件，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可以极大地拓展语文教学空间，为师生提供直观和便捷的教学手段，让师生在教学中多向互动，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大大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二、如何让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实现优化整合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才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过程融合在一起，可以加深学生对语文学科学习内容的理解，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素质、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

只有实现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及时获取信息，分析、综合并熟练表达信息。

为了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我们必须找准二者的最佳整合点：

1.要优化整合课堂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对语文学习极为重要。我充分利用最新的“班班通”教学设备，搜集整理网上教育资源，对“无忧无虑语文网”、“真语文网”、“yuwen789”、“优教通网”、“福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网易教育频道”、“搜狐教育频道”等网站上的有关资料进行下载，加以分类整理，并不断更新，建立自己系统的教学资源库和学生教学资源库。

我努力尝试在语文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例如，在教学《苏州园林》时，为了让身处学生对文中的意境有直观体会，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苏州园林的图片提供给学生参考，使学生得到真实而直观的体验，提高阅读说明文的兴趣。又如，在教学戏剧《放下你的鞭子》一课中，播放相关影音资料，并和学生一起交流、欣赏剧中演员的精彩表演。这样，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兴趣。

网络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我与学生之间进行了充分交流，努力营造融洽、活跃、双向交流的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参与欲望，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2.指导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课外自主学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利用好网络信息平台，师生可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我在网上指导学生自学，我把语文阅读方法的材料和课件在班级公共邮箱、QQ邮箱或班级微信平台上，并下载了多部课文影音资料，刻录在光盘上，免费供学生使用，使部分条件好的学生可以利用家中电脑播放多媒体课件，自主复习学过的知识，理清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我精心设计的习题巩固学到的知识，学生还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掌握学习进度和内容，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有效性。

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要求我们培养出具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能力的人才。因此，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让学生从网络资源中学到丰富多彩的知识。我们必须努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让全体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和谐发展。

3.及时反馈教育信息

语文教师要教会学生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加快教学过程中的考试反馈速度。我认真研读《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版），对学生在每个阶段、每个学期、每个学年所必须掌握的教学内容，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能力做到心里有数，只有这样，才能适时调整教学方式、进度、难易度，避免在教学中出现偏差。

为了迅速及时地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网络，在网络环境下运用教学测评系统组题、评测；学生作完试题后，可以利用网络进行试题正误的初步估算并找出原因。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分析试题，得出正确结论，进而指导自己的教学，从而取得良好效果。

三、学科整合要求高素质的语文教师

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应用对语文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1.要有相应的理论素养

语文教师要认真学习新课程理论，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积极参加教育理论的进修培训，接受先进的教育理论，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用先进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做研究型教师、专家型教师。

2.要具备教学基本功

教师必须具备研究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基本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选择最佳教学内容，采用最佳的教学方式，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3.要掌握高超的授课艺术

教师必须通过自学或进修培训，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手段，让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完美整合，提高授课艺术，努力构建高效课堂。

4.要掌握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能力

教师必须能够独立制作出符合学生实际的多媒体作品，在授课过程中才能应用自如。

5.要加强师生双方的互动活动

在信息技术辅助语文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和教师主导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整个过程，倡导教学过程中的双向和多向互动，同时教师适时地加以指导、点拨，力求做到精讲和善导，以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四、学科整合必须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内涵：一是教育理论，二是设计制作。

教育理论要科学合理，符合教育规律。设计制作也要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结构合理，操作便捷。语文教学课件的制作应特别注意这一点。课件的知识体系要科学和完整，内容要正确和规范，不能漏洞百出，不能对学生有误导作用。

2.适用性原则

适用性包括信息技术应用的适用性和教学过程的适用性两个方面。不论利用网络还是制作课件，都要根据教学目标，依据学生认知规律，完成各种资源素材的选择和教学内容的确定，并就结构安排和呈现方式提出最佳方案，最终完成制作。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始终只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不是越多越好，而要适度。教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投放到钻研教材和学生、研究教法和学法上，才有可能选择最佳的教学途径、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符合教学要求的授课形式。信息技术手段使用过多反而会分散学生注意力，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事倍功半，最终影响课堂教学实际效果。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7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8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8－0029－01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能有效促进企业实现科学发展，可以迅速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内核式的潜在动力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无限动力。企业文化建设是每家企业都在开展的，但在深入开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概念性的错误认识。这类情况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的关系、长远目标与短期操作、在旧有基础上的管理创新、改革与发展等环节上。如何用发展的眼光来正确审视、认识、处理企业文化建设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是摆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应当紧密联系企业自身实际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

一、正确对待和分析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共通性。首先，这两者在加强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方面具有目标性的一致。因为，企业文化是通过一整套的内强筋骨、外化形象的打造过程来全方位地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并由此在企业之外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将这种良好的公共形象再经由外到内的内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科学发展。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将感受到综合素质自我约束式的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正是在于培育“四有”新人的效果和过程。其次，两者在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方面是一致的。形成企业文化非一日之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日益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经脉，它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企业在追求生产经营业绩的同时，还要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它同样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再次，在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过程中，两者均具有系统性，同时，具有互相促进与推动、渗透与融合的作用。在现代企业的构建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把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与各种先进管理理论相结合，是企业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大力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企业在新时期要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就必须尽快形成具有本行业、本企业特点的思想文化理念和特色文化架构，着力创建文明和谐、创新求进、积极向上的企业软环境，为企业搞好日常工作和生产提供精神动力，为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二、分析和处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生产经营的关系

生产经营是企业的第一要务，但企业的发展却不能单靠数字的增加，还要靠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被称为企业的软实力，也越来越被认可为核心竞争力，它与生产经营的发展是同步而非先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企业若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就应该首先把全体员工的思想统一到促进企业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建设和发展先进的企业文化，大力培育员工队伍集体爱岗敬业、重视团队协作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与企业中心工作，具有方向一致和目的相近的特点，二者相融并不矛盾。企业文化只有贴近中心工作来建设和发展，才能更容易为广大员工所普遍接受。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团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调动员工投身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分析和处理领导先行和全员参与的关系

一个企业领导者的学识修养、管理能力最集中体现在企业文化中，因此，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是领导者的先行。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企业是否能主动地去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领导者除了应该具有先进的理念外，还要亲身倡导，让文化理念真正得到全体员工的支持，为他们所接受，最终成为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曲高不能和寡。企业文化建设的倡导和规划虽然在于领导者，但是建设的基础却是在基层全体员工。建设企业文化依靠的是全体员工，文化建设取得的成果的享受者也是全体员工。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汇集集体的力量，把主要精力放在普及企业文化基础知识上。使企业文化形成于内化与外化相统一、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的群众性实践之中，内化于心，表现于行，成功于发展。

四、分析和处理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

科学与文化论文例10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明确规定，“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并指出语文课应该重视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使他们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但是在“新课标”下，在新教材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将语文工具化，用技术理性和标准来肢解文本之非审美现象又起沉渣。因此，语文学科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功能被严重扼杀，文本所及之人文世界的审美功能乃至人的“生命世界”微妙、丰富和活力大打折扣。

基于传统教学观念与模式、教育方法的长期积淀、现行考试评价与导向机制的种种“泥淖”对语文学科审美功能的冲击与扼杀;基于我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培养“完人”，让语文学科担负起“成人”的教育目标，为语文学科 的“人文教化功能”正名已迫在眉睫。

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完人”。而语文学科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除了发挥工具作用外，更重要的还要担负起“润德”、“启智”、“成人”、“教化”的审美功能。

具体言之，语文学科正是凭借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文本以其独特的人文魅力和审美空间结构昭示着其审美特性，并实现着其人文价值。

一、语文学科的人文特性

1.真切的主体审美体验性。语文学科是语言的艺术，同时也应该是抒情的艺术。《课标》和《大纲》对于语文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有明确规定，即“品味语言，感受其思想、艺术魅力”，并“与文本展开对话”。如此说来，语文学科的学习即与文本展开的对话仰仗于品味、感受语言，这就使得语文文本阅读成为一种体验式的阅读，或者就是在语言品味基础上主体心志的“入乎其内”。

文本是情感符号的结晶。从文本的创作来说，情感易使作者产生创作的冲动，是联结艺术形象和主体情思的红线。从文本的接受来说，只有以情动人，使阅读主体产生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震动，才能收到良好的审美体验效应。例如，在诗歌文本阅读中，我们应该懂得，诗人追求对应于时代诗情的主体建构，“我”既是时代的代言人又作为主体心态外投的独特情感范型在文本中得到凸显。这是一种以主体来洞察万物和传递诗情的方式，主体精神在重建着世界秩序，“自我”的意志和力量浸染着物象，客体为主体所强烈地干预、征服和主宰。因此，郭沫若的《天狗》就是“自我”即主体的理想建构;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表现的内容就是在平静祥和与祝福表言下主体的矛盾与分裂。

2.丰富的主体审美想象性。语文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限的语言往往承载着无限的阅读情思，这种审美情思对于文本而言，实际是一种阅读空白，仰仗于主体审美想象的认同性或求异性参与与填补。在这个意义上，大胆丰富的审美想象就是缪斯展翅高飞的羽翼。主体心理场强烈充沛的情感体验易于激发思想，引发想象的纵情驰骋;大胆丰富的想象，又有助于开启情感的闸门，并使之得到形象贴切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情感体验是触发审美想象的原动力，审美想象则是情感体验的强化剂。

优秀的文本都是真实独特的审美情感与大胆丰富的审美想象的自然融合体。父亲在爬过月台为儿子买橘子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背影”需要主体认同性的审美想象参与，并进行富于人本特性的空白填补，明确这就是爱子情深(朱自清《背影》);八九岁的小女孩在漆黑的夜晚挑着小桔灯在山路上伴“我”行走的情景，同样需要主体的审美想象参与方可领悟出这是成人都难以做到的镇定、勇敢和乐观(冰心《小桔灯》)。

3.多采的人本性。文本的写作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捕捉、创造过程交织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正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审美体验创造出来的具有审美意味的存在，是作者理性与感性、情思与形象在瞬间猝然结合的产物。因此，文本的阅读价值需要也只有主体的参与认知才能实现。所以，人本性是语文学科的特性之一。

二、语文学科人文精神内化的实施策略

方法取决于对象的本质规定性。语文学科真切的主体审美体验性、丰富的主体审美想象性、多采的人本性等特性要求人文精神内化需做到以下几点:

1.指导学生美读，突出语文学科的主体审美体验性。“美读”是感知语文文本的主要方式，是获得审美体验的主要途径。它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入于眼，出于口，闻于耳，记于心，使文中的人、物、情、景跃出纸面，形成学生的立体思维，多方面地感知教材，从而感受审美对象的美，进而获得审美体验。“美读”，即有表情地朗读、吟诵课文，读者如文中人物，文章“如出我心”，文句“如出我口”，抑扬顿挫，吟咏诵读，与作者心灵相通，随着文章的感情起伏跌宕，理解随之增进，也自然会领受文章的美感。就如要读出李白“缘愁似个长”的满头愁、李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满江愁、李清照“载不动许多愁”的满船愁一样有意蕴、有味道，从而让学生走进情感艺术的殿堂。

2.指给学生文本阅读的门径而不是“填鸭”，突出语文学科的审美想象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感的主要特征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快感”。这种愉悦感 是一种自由的舒畅的感受或想象。唐代诗人杜牧《读韩杜集》曾用诗句描述过这种体会:“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他愁苦烦闷之时，吟读杜甫诗韩愈文，渐感舒畅愉悦，这种感受或想象如那美丽的女麻姑，用那柔嫩小手在痒处搔摸一样。语文教学中，教师“指一点门径”，“给一点暗示”，让学生自力品文，驰骋想象，“自求得之”，“随时发现一些晶莹的宝石”，得到美的欣赏，充实自己的经验，让学生的思想、情感、意志往更深更高的方向发展。审美想象性是增加语文教学的吸引力的关键之一。

3.文本分析坚持人本理念，体现语文学科多采的人本性。首先，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人看，而不是某个思想观念的代码。比如对《小橘灯》结尾“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中“好”的理解，学生将心比心，只能理解成小姑娘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要让她预言革命胜利后的幸福生活，恐怕有点强人所难。其次，也要把欣赏作品的学生当常人看，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我们不能要求学生完全投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完全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而应尽量让他们准确把握文本的思想内涵，获得个性化的感受和体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很容易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热血青年身上找到保尔的影子。新课程强调在平等、和谐、民主的氛围中，让学生自觉地受到优秀文学作品的感化和提升，决不是一厢情愿地把他人的观点强加给学生，造成学生心理上的逆反和背叛，从而影响整个汉语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再次，要把文学作品当作满含着人性的精神产品，而不是完全理性化的观念体系。文学欣赏的着眼点应该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决不可引导学生用政治、历史、哲学，甚至实用(比如完全从考试的需要出发，肢解作品)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动不动划分人物的阶级成分，界定事件的政治性质，在人物的惯常行为中“提炼”哲理，而应该多发掘作品中的鲜活的人性，用以感染学生，熏陶品格，丰满人性，达到“立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2.

[2]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

[3]龙协涛.文学阅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