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1

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的借用存在偏差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络语言的诞生和风靡有合理性。随着媒体融合的推进，愈来愈多网络语言被传统媒体所吸收，但笔者经仔细梳理发现，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的借用存在以下三点偏差：

首先，传统媒体借用粗俗戏谑的网络热词削减了媒体公信力

网络热词按词义性质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粗俗戏谑的逗乐，如“逼格”、“酱紫”等；另一种是含讽刺意味的隐喻，如“躲猫猫”、“楼歪歪”。为最大限度追求利益，越来越多传统媒体用粗俗戏谑的网络词汇制造轰动的公众话题。例如苏州的《城市商报》采用《Duang！又是一个“苏州智造”》作为新闻标题，“Duang”这个由成龙洗发水广告恶搞而来的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赫然出王见在传统媒体中，纯粹是为了博人眼球，让不熟悉网络语言的受众不知所云。类似的新闻标题还有

其次，对网络热词“拿来主义”的态度解构着传统媒体内容为王、深度取胜的优劳

2010年11月1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一文，中央党报对网络语言“给力”恰当的运用引来一片赞誉。一夜之间，传统媒体一片“给力”的喧嚣。此后，不少传统媒体更是绞尽脑汁“拿来”网络热词。这种盲目跟风的做法，并不一定契合读者的口味，也未必符合使用环境，相反会导敛传统媒体注意力转移到追求新奇形式上，逐渐忽视了深度和内容这两条生命线。

最后，借用词不迭意的网络词汇对语言结构规范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网络语言是凭借新奇、幽默走红的，缺乏历史文化积淀。如“稀饭”、“鸭梨”等只重音意和娱乐性，全然不重词义，还有“喜人普奔”、“股往金来”等成语拼凑、篡改而来的词汇，破坏了传统语言的严谨，更违背了传统媒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有数据显示，网络流行语的“走红期”平均仪为47天，山此可见，网络热词是缺乏生命力的，传统媒体若不顾传播语境和传统语言规范，盲目在传媒公共产品中使用网络热词，不仪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也会对大众文化发展和繁荣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网络语言渗透传统媒体新闻话语体系的原因

网络语言渗透传统媒体新闻话语体系，实质上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与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之问的较量。遇到社会热点话题.两个舆论场之问存在互动与交融，但是两者在立场、内容与语境上都存在差异。网络语言显然是“民问舆论场”的产物，除了纯粹戏谑与逗乐，不少网络词汇针砭讽寓，是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抨击和批判，例如用“楼歪歪”讽刺渣工程，考问我国楼房工程质量监管制度。这些词寄托着网民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反思，使“民问舆论场”获得更多的肯定和赞誉，传统媒体为避免丧失舆沦影响力的尴尬，不得不迎合受众的口味，将网络语言“收入囊中”。

此外，娱乐至死的时代受众猎奇、求异的心理需求，也是网络语言渗透传统媒体强有力的推手。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将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网络语言人多出自年轻人，他们用活跃的思维方式颠覆传统，创造出的词汇含有恶搞、插科打诨等成分，无法说清生存前景有多么广阔，却随心所欲地戳中了人们的笑神经，使权威被蔑视，身份被消解，给人们带来“纵情的话语狂欢”。传统媒体迫于日益加重的生存压力，为迎合受众心理需求大范围使用网络语言也是无奈之举。

由此可见，网络语言在传统媒体新闻话语体系中的渗透存在必然性，既释放了普通民众的话语权，也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但这种渗透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觑，传统媒体应当以理性、谨慎的态度对待网络语言。

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应取舍有道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之雅”与“网语之魅”的交互融合是必然趋势。笔者认为，传统媒体不是小能借用汇聚着草根智慧的网络语言，而应该取合有道，择优而用。

对此，传统媒体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不盲目跟风，要坚决抵制语音失范、语义曲解、语法混乱的网络语言，避免传统的语言结构规范遭受冲击。例如数字加符号的词以及“no zuo no die”、“十动拒然”等。二是要借用公众认知度高的词汇。网络语言体现着语言的通俗化流变，其中语义明确的词汇甚至被收录进汉语词典，是能登人雅之堂的，相反，那些局限在“小众”范围的词汇则应摒弃，如“ACG”、“去菜一下”等令人费解的语言。三是传统媒体要考虑网络语言在大众传播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发挥好喉舌作用，坚守社会责任，将违背社会道德的低俗词汇拒之门外，如“日狗大法”、“绿茶婊”等。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2

传统媒体人加速出走成为新常态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方都市报》总经理陈朝华确认离职，加盟搜狐担任副总裁及搜狐网总编辑;《南方周末》副总编辑伍小峰、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岳富涛加盟万达集团;《人物》杂志高管李海鹏、林天宏正式卸任主编、副主编职务，分别加盟《时尚先生》和万达集团;担任《新周刊》18年主编的封新城宣布卸任……

如果再向前追溯，会有更多的案例：资深媒体人黄章晋辞掉《凤凰周刊》主编职务，创办自媒体“大象公会”;《南方周末》原编委兼北京新闻中心主任邓科离职，创办民间智库“智谷趋势”;《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板块新闻总监左志坚离职，创办“拇指阅读”;《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刘洲伟离职，在新媒体进行再创业;曾任《中国周刊》与《京华时报》总编辑的付，早就加入了阿里巴巴集团;与新闻风马牛不相及的“本来生活网”，则聚集了一批传统媒体人，有些甚至是调查记者……

除了这些在传统媒体深耕多年的高管或精英，还有很多普通媒体人也在加速离职，被称为传统媒体风向标的南方报系，其离职员工的数字即是佐证。网易新媒体在今年初报道，最新一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内部刊物《南方报人》披露，2014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共有202名集团聘员工离职，这一数据在2012年、2013年分别为141人、176人。也就是说，每年的离职人数递增比例为20%左右。在2014年离职员工中，以记者编辑等采编人员为主，离职人数最多的是南都报系，82人离开，其次分别为《南方日报》39人，《南方周末》报系38人。

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并非始于当下，但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在当下明显加速，媒体高管与普通员工的离职相呼应，确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传统媒体的发展状态与趋势，反映出传统媒体遇到的行业困境。从观测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媒体高管或精英的离职，更具有代表意义与象征价值。他们或在新媒体创业，或跨行业创业，或加盟著名企业，整体来看，他们新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在媒体融合与跨界融合的专业背景与社会背景下，传统媒体人的出走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大概都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职业选择，以及社会自由流动语境下的个人选择。换言之，即使旁观者有再多的遗憾，都不足道，而且，都不应该有任何职业道德绑架的非议。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媒体人的加速出走，对媒体行业所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消极影响会逐渐显现。

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具有特殊性

新闻专业主义是在新闻职业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美国表现为自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开始，新闻职业为摆脱党派政治和资本收买、获得社会认可与可持续发展，渐次发展出一套新闻共同体都要加以遵循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包括客观性理念、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公共服务意识与面向、新闻人个体自律与媒体共同体自律，等等。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使得公众与其他行业工作者认识到新闻业自身有一套价值规范和操作规则，也使他们认为呈现在媒体上的新闻是可信的，或者说对媒体上的新闻的怀疑度大幅降低。可以说，没有新闻专业主义，就没有美国新闻业在美国及整个世界的辉煌。

相对于美国较长时间的新闻实践，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中国新闻业中的大规模实践，基本上始于南方报系。南方报系的实践中，既有新闻理念与新闻伦理等价值层面的，也有新闻采编与媒体经营等操作层面的。从实践效果来看，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理念指导和操作规范的报道与办报办刊准则，获得了公众认可与社会赞誉。这不仅表现在对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新闻报道上，还表现在对敏感领域与议题的报道上。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实践，让整个社会看到了异于传统新闻话语表达的新视角、新叙事与新模式。

正因如此，我们在业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准则，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实践中以新闻专业主义指导自身的职业行为;在学界看到了更丰富的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研究、历史追溯与现实讨论;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实际约束中，越来越能体会到其对以新闻专业主义方式做新闻报道的宽容与认可;在接受信息的公众层面，越来越多的人赋予媒体与媒体人更高的社会赞誉，对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推动能力给予更高的期待。换言之，业界、学界、管理者、公众等社会各方对新闻专业主义都有了新的认识、接受、认可和预期，并将其逐渐确定为对媒体与媒体人的认知与共识。

但是，这种变化至今仍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其原因固然有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的时间尚过于短暂，与媒体发达的美国相比，便一目了然。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到19世纪末，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仍未能获得实质性进展，媒体与媒体人的社会声望与职业地位均未获得公众认可。“由于政论报业的主观色彩与大众化报业的低俗化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尊严，以致在20世纪之前，新闻人无非是一些流言家和落魄文人的代名词。”①但即便如此，自20世纪30年代“客观性”成为一个新闻学很流行的专业价值观，②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构建与实践亦有近百年之久。而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引入与践行，不过区区二十年左右。“1998年以后中国有了新闻专业主义比较成功的《财经》杂志，1997年《南方都市报》刚刚创刊，《南方周末》创刊比较早，1984年，但它早期是比较休闲的周末的报纸。”③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不久前由“姚贝娜去世”带来的社会热论与专业交锋，即新闻专业主义“在路上”的例证。

另有一个问题是，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并非在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中进行。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约束，中国的新闻媒体中，既存在“政治取向”的媒体，也存在“市场取向”的媒体。比较而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多是后者，其原因既有浪漫的理想主义，也有世俗的市场主义。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现实都意味着，在整个中国新闻界，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并未真正达成共识，新闻人也没有真正融合成一个共同体。不仅如此，处于不同新闻平台的媒体人，因体制篱笆，造成相互有隔阂、有轻视、有极少的相互进入。也就是说，整体意义上的新闻共同体建设尚未成功。事实上，大家所关注的离职出走的传统媒体人，绝多大数都是来自于“市场取向”的媒体。这其实已经表明了中国新闻界之内的某种隔绝与社会期待的不同。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

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市场取向”的媒体与媒体人是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机构与个体，加速离职出走的恰好也是这些机构的媒体人，这是否意味着尚未在中国完成定型的新闻专业主义存在衰落的隐忧？我的答案是偏向肯定的，至少短期内存在这种可能性。

这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判断。

其一，中国传统媒体的行业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平台;传统媒体人的出走，也在减少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个体数量。或许有理由认为，每年都会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但是，新人入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新闻历练与检验。而且，已经很少再有机会诞生新的传统媒体平台。

其二，中国的网络媒体与美国的网络媒体有所不同。比如在中国有代表性的门户网站，在美国几乎不存在，由于版权保护严格，没有哪一家网站能够担负起高额费用来集合各家传统媒体的新闻。中国的门户网站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挤压了传统媒体的空间，重要原因在于版权保护不够。这具有历史反讽意味。而且，鉴于当下的网络管理规制，中国的商业门户网站没有新闻采编权。换言之，转型到新媒体的传统媒体人，没有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平台与空间。

其三，当下诞生的所谓自媒体以及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生产，很多都不是有经验的媒体人来主持和经营的。虽然有影响的某些自媒体是原来的传统媒体人所创办的，但其主要内容是生产意见而不是新闻。新传播技术赋权于人人都能生产新闻的同时，部分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可能性。正是这个原因，有关新闻伦理与涉及个人隐私的事件具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些意义上讲，与较早实行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媒体生态环境不同，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尚未走向成熟之时，就发生了新媒体革命。而且，这种新媒体革命对那些“市场取向”的传统媒体影响更巨。《南方都市报》当年的口号是“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但时至今日，南都网的口号就变成“人人都是新闻人”了，这意味着生产新闻的主体发生变化，意味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是谁，已经是未知数。“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貌似自发的信息流要服从于传播者的效果设计和目标定位，甚至是通过信息传播来实现支配世界的雄心。”④显然，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制作者的社会目标与秉持理念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

结 语

着眼于未来而言，机构化的新媒体的实践，或许是延续新闻专业主义可资依赖的平台，比如财新网。但类似的媒体平台能有多少，无法预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只要公众依然需要有品质的新闻，新闻专业主义就有可以发挥的空间，新闻专业主义的未来就有希望。

注释：

①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3页。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3

美国社会学家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说：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社会更存在于传播之中。新媒介不断创造出社会和文化环境，其电子化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体系下，社会的互联性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媒体传播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从而对社会的传受关系、社会行为方式、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人类创造了新媒体，新媒体又从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着人类，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悄然发生。在现代社会中，新媒体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电子媒介除了其本身作为自然属性的技术手段之外，还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重新构建着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鲍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1]

一、新媒体生态下的人、认知与话语权

1.放大的“我”。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影响最大的媒介是口语媒介和书面语媒介，人们在其中是一个相对孤立的个体，或者传授，或者接受，任何单薄力量的个人的呐喊只能存在于有限范围之内，每个人传播的信息也只在特定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而今天，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网络，都使得通讯变得即时起来，我们大踏步迈进了一个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这种媒介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信息的自由度显著提高，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

在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上，通过博客、微博、播客、论坛、即时通讯等平台，你一言，我一语，成了互联网真实的现状。新媒体生态降低了门槛，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任何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信息传播趋于大众化、平民化。也因此，新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将每个个人放大到无限大，可以将每个人的思想传播到无限广。互联网上，轻按键盘和鼠标，信息、观点、态度便汇入浩瀚的人海，有这么一种说法：“你的粉丝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

新媒体带来了一场结构转型，民众话语的加入使得“对话”在各个层面发生，新媒体使所有交流着同时进行个性化互动传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我”时代。网络大V记录个人公民式独立自由评论意见的文字，其点击量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媒体。

2.新认知，新话语权。

信息的流动不仅是思想的流动，更是关系的流动，权力的流动。与放大的个人相随而行的还有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改变。用麦克卢汉的观念来说，媒介即是讯息。他认为，一种媒介的产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行为标准和方式；媒介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很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任何技术都会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环境，基于电脑、网络、移动终端等新科技的媒介环境，将信息传播高效率这个简单实用的优点，变成了一种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的新社会现象，它对社会系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新技术和交流方面，最终将传播速度提高的“量变”转化为思想行为变化的“质变”。信息传送速度重新塑造着人们的认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当下生活的理解与未来构想的图景。马克·波斯特在他的《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了新媒介的特征：第一媒介时代对应于现代主义的理性传统，强调线性、有序、稳定、单向传播等特质，第二媒介时代则对应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突出非线性、无序、不稳定、双向互动等特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方便快捷，容量大，更新快，内容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信息渠道，都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其他人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

网络“大V”、意见领袖群体，能够将融入自己意志的信息，以高速度发散传播的方式，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支配性力量，使受众在潜意识中自觉地接受媒介意志，形成了大众媒介的话语霸权。大众传媒的话语表达被提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则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深刻地指出：随着新媒体的媒介的产生，媒体在个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方面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在上网时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中说话，但是实际上网络是一个公共场合，在这个场合中人们所的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被别人阻截并且修改、复制。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被新媒介慢慢改变，新的观看、阅读思维方式和传统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如果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保存思想，使知识的私有成为权力的来源，那么传播工具的发明就使得人类在不断丰富思想和扩大权力的历史旋律向多声部发展，直到今天成为社会发展的经纬线和产生意义的中心。”[2]

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语言体系也被大众植入不同的目的、利益和诉求，使其一体化的思想和价值追求被重新阐释、表达和传播，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威被削弱。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的思维，形成新的认知，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体验，对人们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卡洛琳·马文曾论证说：电子交流的历史“与其说是交流效率的演变，还不如说是人们在一系列竞技场中所商谈的对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至关重要的种种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谁在场内，谁在场外；谁可以说话，谁不可以；以及谁有权威且可以相信。”[3]

二、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趋向，即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走入大众生活，实现普及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结果状态，即获得社会大众支持，潜意识中能够自动选择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

现实中，在中国政治传播语言体系中，我们存在不可忽视的实践悖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始终居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至高地位，被政治体系经常化地始终如一的宣传和贯彻。另一方面，某些程式化的宣传，影响人们接受的态度。新媒体生态环境加剧了这种趋势，这种实际存在的反差反映出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的某种。

1.权威消解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政治权威性不可动摇，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思想观念一旦套上了意识形态的形式，就不再是纯粹观念领域的范畴，而是隐含着政治权利地位的支撑，权威性是其重要的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建构的过程，是一元化指导思想被大众认知、理解、接受、践行的过程，意识形态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

与之相反，新媒体生态下，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信息方式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主体——多重的、分散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以此与同一性的文化相抗衡，权威逐渐被消解，在新媒体生态下被“去魅化”，“永远正确”那种感觉也荡然无存。新媒体环境下权力散布在人际关系的始终，网络大众中的活跃分子还具有独特的解构式的创造能力，可以针对一些文本做出更戏剧化的解读，并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成为传播者。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本身的权威性价值和意义有所消解。

正如梅洛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提出，电子媒介很容易将人们试图隐藏在“后台”不想为他人所知的东西给曝光出来，当神秘性消失后，类似成人对童年的那种权威，也将不复存在——他懂得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比你还多。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单向传播式的“宣传”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这个互动的数字时代。

2.去中心化、话语权解构与马克思主义主导性的冲突。

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是以大众为中心的传播形态，也是一个大众充分享受表达权与参与权的自媒体。新媒体生态下，更好地打破了传统媒体形成的“中心化”的精英传播模式，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大众不再接受他者的主导，其实质是在虚拟空间中否认核心、张扬个性的精神。信息传播开始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人们从一个单纯的被传播者，走向了“传—受”一体化的时期。

从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角度来理解，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也是“话语权的解构”。微博、微信等媒介工具公众有了相对独立的信息平台，使话语权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为民众话语权回归提供了可能。如何在这种话语权泛化的环境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新媒体满足了大众个性化表达需求，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和主导大众的价值观，在大众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主导意识形态与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为论证现行政的合法性提供合理性的支持。所以，我国应当坚持主流意识，以积极有效的办法增强人们的理论自信力，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地位。但是，新媒体生态下，大众深受新媒体去中心化特质的影响，张扬个性、拒绝权威、摈弃主导成为新媒体环境下思想和行为的新主张，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3.“大众话语体系”与“官方话语体系”的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话语体系”：一个是老百姓的“大众话语体系”；一个是党和政府“官方话语体系”。这两个话语体系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新媒体构成的舆论生态环境能够不断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但在这个生态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话语交流存在不可忽视的冲突：意识形态的某些程式化表达与群众实际感受之间的冲突。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新的境遇，我们应当在大众层面的认知和认同与在政治上所受到的重视之间努力创建和谐。

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程式性，对原理、概念、思想的解读和宣传都遵循一定的程式规则，从政治宣传中，应当让大众找到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官方话语体系应当融合民间话语，让人感觉马克思主义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积极参与其中。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

如何使以原理、本质、意识语言示人的主流舆论场与现实价值诉求明确的民间舆论场有效对接，改变经院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意味浓重的灌输，重视大众日常的身心体验，赢得普通网民的接受和喜爱，是一个现实课题。这需要我们正视两个舆论场，并正确处理两个舆论场的关系，使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逐渐增大，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强调两个舆论场和谐，是保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正确途径。要正视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宣传上存在的新情况，思考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及如何去消除，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人类社会思想能够更好地进入到现实生活领域，能够更好地进入到大众的精神世界，乃至落实到大众的行为选择中。

参考文献：

[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2.

[2]岳川.媒介哲学[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6.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4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是舶来品，概念来自于美国。传到中国以后与我们的不同时期的办报经验相结合，产生不同的含义。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有三个传统渊源：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要求；源自西方但被“本土化”了的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1]。而目前关于我国新闻媒体的专业主义的主流观点有：陆晔、潘忠党的“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控制模式”三层次论[1]、黄旦的“传播新闻、独立性质、自主发言、服务公众、自负盈亏、法律和道德自律”五层次论[2]、芮必峰的“一套基本信念、一套操作原则”双层论[3]、樊昌志、童斌“一种话语被呈现[4]”等。抛开意识形态和控制，我们仅从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为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其特征主要有：客观与中立、新闻自由、媒介社会责任、职业化教育与操作。

二、自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现状

在自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的盛行，给传统媒体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与新媒体结合，是促进传统媒体转型的不多良机。新闻专业主义在自媒体时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宏观方面是新闻机构开设的官方微博，微观方面是著名新闻记者开设的个人微博。

在官方微博方面，新闻专业主义的现状表现在：

其一，新闻来源多样化。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不仅依靠母体提供大量新闻同时又为母体搜集新闻，新闻来源除了母体供给外还有同类媒体的官方微博、网友提供等。但是，很多传统媒体在利用自媒体便利的同时却很不重视交代新闻来源，不仅不在末尾标准来源或者给出新闻原文链接，甚至对来自网友提供的新闻常常直接篡改使用，连@有时都没有，更不用谈支付提供线索的费用了。

表1

@央视新闻 调查日期 非转发微博 新闻类微博 给出新闻

链接 文末标明

出处

数量 2014/3/26 60 56 14 11

从表1可以看出，如果把给出新闻链接算入新闻来源的话，@央视新闻总共给出新闻来源的25条微博，在56条总新闻中仅占44.6%。不给出新闻来源不仅是对原创新闻作者是一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伤害，而且也是对读者知情权的践踏，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还需要完善和努力。

其二，新闻报道贴近性加强，选材实用，文风朴实，注重受众的感知和体验，注重受众接受和引导。往往新闻和评论结合，指导性和趣味性兼而有之，同时由于接触容易，用户感知易用性和感知可用性都较高，因而更具亲和力，更能发挥社会引导和教育功能。另外，官微常常会和网民进行互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媒单向性，使得受众能参与到新闻构建中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媒体的呆板形象。

其三，新闻自由被认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尽管最近部分媒体一直在强调“网络/微博不是法外之地”，但由于网络的及时性、草根性和渠道广泛性，网络中的新闻自由毕竟要大于现实生活，自媒体中自我把关和政府监管相比传统媒体较为宽松。自媒体使得新闻专业主义外化成为某种可能，新闻的产生过程更多的为人所认识和知晓。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自由权扩大是自媒体新环境下传统媒体对抗宣传机构和盈利机构割裂的尝试、是对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的不满和试图重构的努力。

其四，自媒体中，由于信源的增多使得把关难度增大，加之时效性的考量，失实报道比例上升。自媒体要求记者专业性更高，能更快判断真伪，更快预判出传播效果，更迅速的回复、跟进、深度报道，既要追求时效性又要追求准确度，不能顾时效而失真实。近年来，微博传谣不断，既有社会热点事件如金庸被死亡、南京排队生喝鹿血事件等，也有生活常识问题如购物小票会致癌、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等，很多假新闻的背后都有一些官方微博不认真求证的影子。自媒体记者面对大量混杂的真伪信息，独立求证的态度也成为其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

在新闻记者个人微博方面，新闻专业主义的现状表现在：

一方面，部分个人微博已经具有官方化色彩，如@丹丹说天气已经成为类似栏目组的官方微博，内容主要是工作，即天气信息，@杨锦麟虽然是个人微博，但已经成为凤凰卫视的很好的宣传工具，再比如说@纠纠、@蒋方舟、@肖锋都或多或少的会被人们和《新周刊》划归同类。其新闻专业主义更多体现在作为传统媒体的补充和修缮，使得新闻媒体更多的深入受众。

另一方面，部分新闻记者微博成为反抗传统媒体的限制、发挥自己新闻理想的圣地。诸如@简光洲、@王克勤等。新闻记者通过开微博来补偿和平衡现实生活中的专业主义不足，这种方式展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更加不受宣传和经济利益的控制，但也会有失控的危险。

此外，部分新闻记者通过开微博只是一种娱乐，通过娱乐来压制现实工作中的冲突。这种微博基本无新闻专业主义可言。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主义在自媒体中的体现更加弱化、范围更加狭隘。如果说我国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主义是“碎片和局域的呈现[1]”，那么传统媒体新闻专业主义在自媒体中的体现就只能是泡沫化和孤岛式存在：

所谓泡沫化呈现，传统媒体在传统平台上所展现的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在自媒体中也难以实现，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常常连标明新闻出处、辨别信息真伪等最基本的操作技能都很难保证，随意性较大，更多的是一种存在态而非健康态，官方微博很难受到传统媒体重视。由于微博的及时性，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只有在不涉及政治负面的政策性硬新闻和社会新闻、生活服务等软新闻方面占有微弱优势，生活性和服务性较强。

所谓孤岛式呈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在新闻业务领域表现状态不稳定，表现时好时坏，假新闻频出，伪职业行为更让人叹息。第二，对于媒体应付的社会责任，尤其是担负监督政府、伸张正义等方面，传统媒体官方微博更是唯唯诺诺，甚至退化到只有在部分怀有新闻理想的新闻记者身上零星的表现，新闻媒体即使是出来说话，更多的是出于自身政治或者经济目的。部分及新闻记者曝光一些丑闻，更多的不是怀着为社会负责，而是一种对自己生存境遇不满、利用公权力反抗现实来取得适当的经济补偿、生存地位和社会认同。

三、自媒体新闻专业主义重构的可能

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压力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政府的制约、市场的诱惑、专业服务形象的维护。由于政府监管着传统媒体这一母体，自媒体的空间势必会受到影响；利益的诱惑、媒体和记者生存的压力，也挑战者自媒体的专业主义素养；另外，整个行业的形象维护也需要记者和媒体兢兢业业、小心恪守。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媒体新闻专业主义“救赎的希望”：网络相对传统媒体管制力度要小；传统媒体广告遭遇天花板，而新媒体的广告市场正井喷式发展，对传统媒体的诱惑力大；另外，随着网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对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也会提高，专业主义将会成为传媒行业主的考虑对象。为此，个人认为传统媒体在自媒体上构建新闻专业主义还需努力：

首先，要重视自媒体，把自媒体当做是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来对待，依托母体，团队运作，权力下放，规则明确。加强与母体沟通，这是延展母体权威性、表现自媒体专业性的好途径；团队运作有效避免自媒体信息的过于个人化倾向，群策群力也可以把失误降到最低；权力下放是指自媒体团队有非重大新闻自行裁决权，这样更加有利于自媒体更好生存下去；规则明确是指新闻筛选要求规则明确，有计划、有目的选择素材，有步骤的验证信息真伪等。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5

[提要]网络走向社会已有11年的历程，对网络的概念进行历史性梳理，揭示出不同概念所折射的历史阶段的特点，抽象网络的本质，即网络对于人类的文化社会意义。由此出发，形成一个理解网络与传播、与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的自身发展方向等等的新框架。笔者认为网络的本质就是“虚拟世界”，而不是“传播介质”。 [关键词] 网络 第四媒体/媒介 网络媒体 第二媒介时代 “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 has a history of eleven years since it is served for the common people in China. We should study the conceptions describing the “Internet” in a historic view， disc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rases reflected by those conceptions， and eventually find the nature of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s cultural and social meaning toward the human being. Then we can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which is suit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or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itself. My opinion is that network is actually the virtual world， not the communicative media. Key word：network； the fourth media；network media；the second media era；network as a virtual 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 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 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 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 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 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 [10]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6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7

新媒体文化作为基于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性文化现象，它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革命。在这种新媒体文化的“裹胁”下，人类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也许，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好契合了新媒体文化的特殊历史机遇，以极其敏锐和十分积极的态度拥抱了新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以技术发明为起点进而被形塑的文化；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创新型文化。这种新型的文化在构成要素、基本特点、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等方面均不同于传统的媒体文化，它是对人类文化的全新建构。

一、新媒体文化的构成要素

一种全新文化的出现，最主要的是它的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纵观媒介（媒体）与人类文明史，人类文明的巨大变革无疑与新的媒介（媒体）的出现有关，而这些新的媒介（媒体）均存在着构成要素的变化，如：文字的出现、印刷机的发明、电子在传播中的应用等，均构成传统媒介（媒体）文化的要素。

（一）技术

新媒体文化是基于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显而易见，技术是新媒体文化中最重要的要素。在新媒体世界，谁把握了数字世界图像传播的奥秘，谁就赢得了先机。“windows”系统替代“DOS”系统证明的也是这个道理。此后，新媒体软件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拓展人类既有的欲望和需求开始的。从E-mail到各种社交软件，其背后是人类交往的需求――从满足功利的目的到满足情感的渴望；从Ebay到淘宝网，其背后是人类便捷购物的需求，进而，是人类消费和占有“物质”的欲求；从网络视频网站到各种手机视频APP，其背后既是人们观看想象世界和理念的欲求，也是人们好奇和消遣等娱乐欲求的体现。从本质上看，所有的新媒体技术都可以还原成信息传播技术，这类技术有两方面的功能：第一，它们能改变或优化人们的交往结构和交往模式，进而形塑全新的共同体。第二，所有的信息传播技术又是所谓的符号生产和消费技术，作为符号，它们既能表征一个真实的世界，又能建构一个虚拟的世界，既能帮助人们认知客观现实，又能给他们真实世界所没有的虚拟体验。换言之，新媒体技术一方面让人类的联系方式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给人们的视听带来越来越多的新鲜体验，这种体验有两条路径，一条通向真实世界，即帮助人们理解客观真实世界的运作逻辑，满足人们“认知”的需求；另一条则是通往一个理念的、想象的世界，激发人们的梦想，拓展他们的想象空间。

（二）信息主体

文化的核心元素是相应性质的主体的出现，就新媒体文化来说，就是相应的新媒体信息主体的出现。

在新媒体文化中，作为互联网节点的人，本身就是信息及意义的载体，无处不连接，时时在表达其数字化生存状态。人一方面接受信息，享受信息给自己带来的诸多益处――知识增益、感情润泽、社交面变宽等，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会反过来被信息的传播逻辑所重新塑造，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主体的出现。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出现过电视主体、广播主体、言情小说主体等一系列信息主体，而新媒体主体是人类社会最新出现的，也是当下社会最具普遍意义的主体。相对于电视主体等之前的信息主体，新媒体主体有如下特性：

第一，新媒体主体和自己面对的信息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传播/接收”的关系，而是“主体施为/客体承受”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文化中主体的塑造遵循的机制是“youareyourdoing”，是两个世界信息乃至能量彼此交换的中介在新媒体的界面上，所有的信息所激发的主体反应都是“互动”，即有所作为（doing），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解”或“接受”。如果说，新媒体世界是一个“询唤”（interpellation）结构，那么，相对于之前人类所有视觉文本所形塑的主体，它询唤的主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主动性极强的主体，新媒体的主体总是意欲向新媒体世界做出一些事情，与之互动，或者改变这个世界。换言之，信息主体的主动性是新媒体世界对人类主体性改变的最大功绩。

第二，新媒体主体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其面对的是一个真实而非虚拟的世界，这大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欲望。自现代媒介技术诞生以来，信息世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虚拟世界。新媒体技术诞生之初，人们认为新媒体世界（刚开始的电脑世界，后来的互联网世界）也是一个超真实的世界，进而还是用“真/假”这样的逻辑去判断评估这个世界。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化，这一世界越发体现出真实世界的逻辑。这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互动性”方面。其次，这还体现在新媒体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强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典型的就是网络购物：网络购物不再仅是符号的交流和交换，而是依托庞大的生产性产业以及顺畅的物流服务，网络购物平台和实体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微信中的人际交流不再是与虚拟的符号的交流，而是与真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的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受新媒体技术所赐，主体的身体、神经、情感、精神等全方位地得到了“延伸”。这是人作为“主体”的一次本质的革命，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千年未见之变局。

（三）文本

新媒体平台上所有产品、呈现、结构、行为等也都最终可被还原成文本，也就是可被解读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信息文化。与传统媒体的文体不同，新媒体文化的载体――文本是数字化的，它可以被快速复制，不断丰富和完善，再生产再传播，是一个不断分享创造的过程。从总体上来看，新媒体文化的文本可被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表征性文本。所谓的新媒体的表征性文本是指在新媒体世界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或信息系统，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在新媒体世界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媒体技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兼容性”特色，故而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在新媒体技术的平台上被实现。

第二，行为性文本。所谓行为性文本，是新媒体技术独有的一种文本形态。即人们在新媒体平台上会制造或生产某一类型的文本，但他们生产或使用这类文本的目的不是（或不仅是）读解文本背后的含义，而是他们要用这些文本去和别的主体或社群互动，这类文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其表征含义（或者说，其表征含义是稳定甚至恒定的），重要的是用户对它的使用行为。

第三，结构性文本。所谓结构性文本，是指某一种新媒体行为得以施展和运作的新媒体的结构性空间。网站、论坛、APP等是典型的新媒体文化的结构性文本，它们是新媒体文化得以有效运作的基本平台和空间。结构性文本决定某种新媒体文化的类型、功能，以及用户使用相关新媒体技术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设计结构是新媒体文化的创业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任务。而几乎所有新媒体文化的革新都是结构性文本革新的开始。新媒体文化最极端的革新是发明结构性的新媒体技术装置，苹果产品就是典型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一台苹果手机当成一个结构性文本，它拥有特定的系统操作性平台，在这些平台上，有一些特定的APP软件的组合，进而形成相应的软件系统。这类文本最典型的是聊天软件中的各种表情符号，他们是典型的行为性文本。

二、新媒体文化的基本特征

新媒体文化的最显著特点，是互动性。传统媒体的传播关系中，传统媒体与受众是僵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很少有互动交流的环节。而在新媒体中，信息的传播者与消费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一个给定的传播交流中，它不但一定程度上联系着更早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而且也不是这个信息传播的终点，这个信息还将被复制、评论、再生产再创造，进入下一节的交流中。这种互动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生产者对于消费者的简单回馈，而是强调一种变化，强调信息多大程度上在传播过程中改变或者被改变。这种新型的信息传播过程，也塑造了全新的传播关系，人在新媒体中不再作为沉默的大众，而是被赋予更多的主体性，集信息生产、传播、接受、再生产、再创造于一体。新媒体互动的维度是从多方面展开的，如：信息技术推动传播反馈机制的形成、反应的速度和即时性加强、交互的程度加深等，这开启了人类全新的“对话时代”。这种互动性意味着“意义”的互通互联，是文化的再生产与再传播。

新媒体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去中心化。第一，是文化生产的去中心化。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构造了一种全新的传播关系，传统的由点到面的传播模式被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等自由传播方式所替代，被称之为“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已经颠覆了刚兴起不久的所谓“大众传播时代”。它使得信息表达的草根性和平民化成为普遍可能，它消解了传统媒体在信息生产中的权力中心地位。新媒体赋予了个体“自主性”，开创了个体传播的新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提供者，人人皆有表达的权利，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如果工业社会的核心要求是“效率”，要求整体系统的配合，它的媒体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核都是宏大的、系统的、整体的，而人本身则被淹没于这种系统与整体之中。以新媒体为标志的信息社会的核心要求就是“信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皆有可能成为信息，每个人都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它的精神文化内核是生活的、个性的或者是碎片化的。这种精神文化与宏大无关，它关注人类的日常生活，每个人在新媒体中都能找到“存在感”，即人因意义互联而存在。第二，是文化价值的去中心化。由于文化生产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其所代表的价值中心地位同样受到挑战。新媒体给沉默的大众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媒体负责人”，传播的主体纷呈，使得个体意识和感性表达得到张扬，“众声喧哗”的背后是多元价值的呈现。第三，是文化疆界的去中心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及新媒体的发展，人类的交往冲破国家地域的限制，促使人类更大规模的跨界交流，这就冲破了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疆界。“网络空间”“网络”等全新的概念，不只是见诸理论探讨，而且正在逐渐成为全新的“现代国家意识”“国际法律规范”。

新媒体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创新性。随着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新的媒体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媒体与人连接更加紧密，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得到充分彰显，新的互动方式及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因此，媒体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文化。

文化生产主体的变化，创造文化产品文化符号不再是掌控知识、资本及政治资源的社会精英或媒体组织，而是网络大众。新技术创造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往互动的可能性，互动性的背后是人的能动性，人人皆在网中，人人皆参与文化的创造和分享。并且，这种文化的创新还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时刻在线处处连接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各种碎片化的时间也被充分利用，用于阅读、听音乐、看视频、刷微博、刷微信，这也意味着文化消费和生产不断刷新。从内容上看，新媒体文化信息传播的载体不再是单一的文字，而是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在此过程中，这种文化载体不断被复制、创造、转发，不断处于创新之中。新媒体文化内容创新，还表现在各种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在此过程中，新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文化产品得以产生。它加快了与世界文化的接轨，新的文化价值符号得以呈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得以交流、碰撞和整合。新媒体还激活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以新的方式呈现，如互联网对于文化习俗的激活――“微信拜年”“网上祭祀”等。新媒体文化，似乎正在不断绘制出属于自己的“文明地图”。

三、新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

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生产机制。这种新的生产机制，与新媒体的文化生产的环境，或者文化生产的体制也有很大关系。

新媒体文化的体制并非是由技术给定的，而是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比如，美国实施的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纯粹的商业体制必然成为新媒体文化技术机制的核心构成因素。在这种制度下，资本的力量最为强大，任何技术的创意都必须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才可以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在民众中得到普及。

微软、谷歌、脸书等新媒体世界中的巨头们，其发迹轨迹有一点类似中国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体制内涵中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因此在资本层面，中国的新媒体文化运作机制和美国也是能够对接的。比如百度公司的崛起和美国诸多新媒体巨头的崛起并无二致，即都和美国华尔街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百度总裁李彦宏先是获得了华尔街投资大家蒂姆的青睐，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且互联网领域遭遇寒冬的2002年为百度注资。而百度发展起来之后，又来到华尔街上市，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但我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在新媒体文化建设中也一定会得到体现。

比如，各级政府官方微博、微信的开通，为民众的“网络问政”提供了崭新的通道。“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网站也是主流媒体，其的新闻、评论等信息也代表官方立场，这些网络机构及其相应的网络文本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因此也担负着相应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这形成了我国社会独特的新媒体主流文化，或者叫主导性文化（dominantculture）。当然，新媒体世界的日新月异，也不断会对主导性文化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时候甚至敦促新媒体主流文化必须调整和变革。

比如，面对以“滴滴打车”为代表的网络打车软件，相关政府部门的制度变革同时也就是新媒体文化变革的决定性机制。

综合以上新媒体文化要素分析，我们不难归纳新媒体文化的生产运作机制，即这种机制是新媒体文化构成诸要素互动运作的结果（见图1）。任何新媒体文化的诞生之地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一个既有的文明生态中，我们称之为“旧文明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技术发明和革新是新媒体文化建构的起点和发动引擎，而一旦技术得到社会认可进而有普及的前景之后，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就会来规训或干预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这二者构成了新媒体文化的约束机制，成为技术逻辑之外的、新媒体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约束性力量。然后，新媒体文化会蓬勃发展，其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地生产各种文本，先是表征性文本和行为性文本，进而诸多文本构成结构性文本，此时，新媒体文化形成了自身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具有主体询唤功能，进而形塑相应的新媒体主体。“主体性”是文化塑造的核心因素，这导致“新人”的出现，“新人”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明生态出现的标志，至此，新媒体文化进化成新媒体文明。

四、新媒体文化的传播方式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基本上是以内容为中心导向，通过新闻、节目内容、广告来吸引受众并吸引商机，因此大众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内容来服务观众，一旦观众群建立，市场、品牌也随之建立。而新媒体文化，基本上是以交流平台为中心，通过不同的交流平台，让一群熟悉程度相对较低的使用者集结为网络的社群。新媒体时代，消费者要求免费且个性化的内容而且也同样要求资讯取得便利性的管道，所追求的是即时性和无所不在的资讯体验。以微博、微信、手机APP等各种新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所建构的新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传播范式。具体来讲，就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突出情感性、社交性、扁平化。

新媒体传播的显著特点是传播的个性化、分众化和多元化。新媒体文化基本上是以交流平台为中心，通过不同的交流平台，让一群熟悉程度相对较低的使用者集结为网络的社群，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相互连接、彼此分享。新媒体用户不用再关注信息的者是谁（因为他们自己每天都可以扮演信息生产者、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而是更注重成员间信息的分享与交流，因此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另外，新媒体使用者在不断的群体交互过程中，也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拟交往的真实感。在网络空间中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性地参与交流，都能够发表观点并得到响应或批评，也就是说，网络传播的传受双方对信息交流过程拥有平等的控制权。

信息传播的多向性也是新媒体文化传播的重要特点。新媒体文化，通常不遵循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而是非线性的传播方式。在网上大量的信息源传播着或真或假、代表各种立场的信息。受众不再处于统一传播口径的某一种或某一系传媒的影响之下，他们可以听到来自多方面的声音，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利益来进行评判，甚至完全忽略。受众所接受的关于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无论是在事实还是在态度上都不再是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的线性状态；受众面临信息超量情况下的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受众也不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分散状态下各新闻者争夺的对象。传播者自由度的提高，以及网络的非线性传播方式更可能强化网络受众的“个人主义”倾向。

另外，新媒体传播还具有保护机制，使得受众在文化传播中具有足够的安全感。从新媒体方式的传播技术来看，在固定的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新媒体拥有不实名的特点，所以能够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人员身份的束缚，在不暴露自身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和陌生人进行沟通交流。在隐私通常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吐露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想法，进行自我信息披露，从而有效率地进行互动交流，文化传播在质量上和效率上都会有所提升，能够不断地增强文化传播者之间的凝聚力。

从传播效应来讲，网络传播中文化信息量的内容形式会引发传播效应，既有正比效应又有反比效应。网络文化信息的传递内容与表达方式，越是符合受众所事先预想的，通常对受众的信息量就越小，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成反比关系；反之，的网络文化信息给予受众富有奇特变化且意想不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越多，受众接受的信息量就越大，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也就越大，此刻的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就构成正比关系。在网络文化信息传播中，原创性的文化信息创意往往是奇异新颖而引人入胜的，它凭借自身独特的吸引力和最有差异性的冲击力来激发受众的兴趣，往往能产生比较好的传播效应。

五、结语

新媒体文化正以迅不可挡之势袭向人类的日常生活，它是关于人类个体“生活”的文化，它反映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远离宏大与超验，使文化回归于人本身，使个体价值得以体现，人人皆在网中，人人都是织网者；人人皆是媒体，人人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即，新媒体使每个人的存在意义化，“我”就是存在，存在就有意义，符号不断被创造、新的话语不断流行，新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可以说，新媒体文化正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建构着一种新型的文化。当然，面对人类一种崭新文化的建构，也必须呈现一个完善的过程，也必然会存在某些误区。诸如，这种新媒体文化能够安顿好人类的精神世界吗？它会不会使人类陷入亲手所织的网中并为之所困？人们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不会使这种新媒体文化缺乏“韧性”、缺乏“纵深”？如果是，我们如何来加以弥补、加以重构？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深入地思考、好好地去探究。

[本文为“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研究课题成果（批准号：11&ZD027）]

参考文献：

[1]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72.

[2]胡泳.众声喧哗[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3.

[3]熊澄宇，金兼斌.新媒体研究前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9.

[4]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53.

[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2.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8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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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9

2000年，尼尔·波兹曼在《媒介生态学的人文主义》一文中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时说道：“我们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问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帮助说明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那么，何谓“象征意义的平衡”?笔者认为，所谓“象征意义的平衡”强调的正是媒介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问的一种和谐状态，即媒介技术的变革带来人类互动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人类文化的平衡机制，从而实现了文明的更替。因此，“一个关于大众传播的历史的观点是必须的”，我们希望由此获知在媒介 发展 的历史语境中媒介技术究竟如何定义世界，定义文化。

一、媒介生态

所谓生态，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生态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及对周围各种生命的影响。当然，这并非说生态与环境是等同的。环境是 自然 的存在物。它包括作为影响一个生物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质条件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影响个人和社会本质的社会文化条件的社会环境。而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还包括人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亲和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当然，作为一种环境，必然会产生某种影响。媒介环境的影响不仅仅是指每种媒介对于自身信息接收者的影响，还必然包含媒介之问的竞争与影响。同时在广义上，媒介环境的影响还必然涉及到媒介技术和信息传播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当媒介环境发生影响时，就不可避免会形成一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指向一种系统的和谐结构，主要关注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探讨如何在人的参与下维持媒介环境的健康，平衡，从而使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并以此为前提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那么，媒介生态如何对人类的文化施加影响，从而实现自身系统的不断演进?像绝大多数的自我作用系统一样，媒介生态系统对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作用在历史中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首先我们要认识的是，媒介并非单纯作为一种传播的介质而存在，当我们抽取其中的技术因子来考察其对人类和文化的影响时，就会发现：媒介存在于某种传播环境中，当它通过自身所处的传播环境与人和文化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时，必然产生某种媒介生态。因此，媒介生态必然是一种在媒介与人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的环境。当我们沿着历史的河流溯源，试图发现的正是媒介技术如何一面冲破了人类联通的各种阻断，利用其强烈的渗透力创造了一种全球化的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技术的快速更替又创造了各种各样对于传播声音的阻隔，同时，个人思想与社会制度也逐渐经历着巨大的断裂。

二、语言的实践——口语和文字

在洪堡(humboldt)和卡西勒(cassirer)看来，语言的功能就是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并且赋予这种经验以形式。也就是说，语言是我们经验的形式化。语言始终交织在思想、活动、行为之中，语词的意义就来源于此。我们学会使用语言也就是在认识世界，语言的形成及表达都隐含着一种认识世界时树立起来的行为习惯和思想传统。

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占有一种完全为其使用者而发展的语言。说话是大众传播的最为简单的上具，但也是最重要的上具；它是人类不何于其他生命的关键性标志，它也是人类出现至今唯一贯穿始终的传播工具。尽管如此，在以口头传播为传统的社会里，说话就是为了完成交流从而实现生存。说话作为语言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是语言的唯一实践。

在口语媒介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整个人际传播促进了说话和动作，思考和感情的结合。由于声音所传递的语言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明，这种面对面的特性也便承认了大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同时无法记录这些赦事就使得记忆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对自身转瞬即逝特性的补偿，口语传统在另一方面又是最稳固和保守的媒介传统。正如许多研究者所信奉的：口语和声音是社会民主最为理想的代表性媒介技术。事实上，直到 电子 媒介横行的今天，最具说服力的思想仍然是通过口头语言形成和表达的，因此，“这种灵活而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任何既定的秩序都是一个威胁”。

尽管说话一直是人类最广泛使用的符号工具，也是社会融合的最基本机制，人类仍就很难想象在一个社会中说话是语言的唯一实践。因此，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巴勒斯垣的闪米特人发明了字母，并由腓基特人逐渐将其表意功能进行完善。如果说话是对生活中的事件、过程和事物进行符号化的话，那么文字书写就是对说话的再符号化，是有关符号的符号。也就是说，人类试图用图解式的文字符号来表现说话的声音符号。这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语言的使用。通过书写，说话所引起的声音流动就可以像照相一样被截取并保持静止。由此，人类语言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然局限。人类把符号粘、刻、印在几乎所有物体的表面以期能永久保存。但是，这种语言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一致赞同。在人类传播史上，一个经常出现的事实就是怀疑，焦虑和悲观总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改变一起出现。所以，一开始人们总会抱怨新的传播媒介的入侵，总是很迫切地想要保护旧有的媒介以防御新媒介带来的竞争和变化。苏格拉底是最突出的口语文化的捍卫者。苏格拉底反对书写文字，认为它会削弱我们的记忆力，使那些属于私人的事情公开化，而且会改变 教育 实践。当然，个人的偏见并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书写的发明还是在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影响。例如，书写有助于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书写材料的轻便性导致了城邦向帝国的扩张。它促进了人类在 科学 上的兴趣，有助于罗马 法律 的发展和基督教的扩展。

传统媒体存在的意义例10

在孔子“义利观”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孔子的“先义后利”。在企业经营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与“义”“利”相对应的两个重要概念。而对于传媒业来说，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更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媒企业，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义”的目标，也就是“双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效益目标。相对于媒介经营的第二个目标――经济效益目标来说，媒介企业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以“义”为重，而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这是因为，新闻业承担着为社会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任务，它具有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要求它首先必须通过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符合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将之作以舆论工具的需要，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得到适宜的土壤。否则，作为具有公众事业性质的媒介，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就根本谈不上生存和继续发展了。

在孔子“义利观”中，“利”虽被置于“义”之下，但“利”的重要价值也并未被抹杀。同样，在企业经营中，“利”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传媒企业的经营，靠的是其产品――具有商品属性的新闻的开发，所以它同样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效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媒介，包括党报党刊，都实行的是“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如何赢取市场、适应经济规律，以最大化地实现经济效益，就是摆在传媒企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对媒介经营来说，经济效益如何，是传媒企业能否获得持续生存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前提。

义利双赢与两种效益的统筹

在孔子的心目中，“义”与“利”是应当并存而且相互作用的。在媒介企业经营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媒介效益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补充、相互制约。

一方面，媒体必须通过提高新闻信息服务质量，以满足受众需要、增加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树立企业的良好信誉；另一方面，媒体亦需要通过精心的经营、努力开发新闻产品的经济价值，以实现企业利润上的丰收。其中，社会效益决定着媒介产品能否被公众所接受，没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媒介的存在就会毫无意义；反过来，经济效益又是媒介持续发挥社会功用的物质保障，忽视了企业的业务经营效果，又会危及企业的成长壮大，甚至会导致企业经济实体的无力生存，这样，再谈媒介的社会作用也会变成一句空话。对于传媒业来说，基于新闻产品的观念性与商品性的双重属性，使得在媒介经营中，必须遵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统筹兼顾的规律，否则，传媒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导致衰亡。

在追求义利双赢的目标下，传媒企业的经营一定要坚守孔子所倡导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的观点。这是由传媒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绝对不能颠倒二者的关系。

防止义利倒置，摆脱传媒经营误区

孔子的“义利观”对于中华民族的商业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社会责任较之其他产业更为重大的传媒产业来说，义利的轻重权衡似乎也没有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新闻界不断爆出有关责任丧失、新闻失范的事例和相关的讨论和批评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传媒企业如果经常地陷入经营误区，将义利倒置，置广大公众利益于不顾，定会损害作为国家公共事业的媒介产业的形象，最终带来媒介自身经营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