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农业经济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乡村农业经济，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幵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

 

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別占总面积的18.87%、25.01%、3h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主权很小。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

 

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电率先幵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

 

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厅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一一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电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箅。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炔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杲以劳动力补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

 

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幵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芘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

 

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廿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

 

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S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121，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査，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了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

 

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IS，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w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幵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千预和控制。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丨主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总、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行政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J村村庄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种负面的作用，影响村庄公共事务内生型的经济基础。

 

篇2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很小。

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屯率先开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一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行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一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屯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算。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块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是以劳动力补偿的方式进行偿还。这种砍甘蔗的互助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一）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基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1]。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J村正处于一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甘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基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2]，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很少有村庄政治精英参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以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查，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四）低层次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淡化了村民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围，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4]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着村庄治理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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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很小。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屯率先开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一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行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一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屯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算。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块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是以劳动力补偿的方式进行偿还。这种砍甘蔗的互助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一）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基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1]。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J村正处于一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甘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基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2]，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很少有村庄政治精英参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以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查，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四）低层次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淡化了村民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围，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4]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着村庄治理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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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旅游经济有助于实现对农业生产的优化。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种植者的耕作观念比较保守、农村环境封闭等因素，导致种植作物和畜牧的类型无法根据市场做出有效的调整，导致农村的经济结构和模式单一，农民的收入不稳定。在农村旅游经济发展起来后，农村人口可以迅速改变自身的种植经营观念，迎合市场的需求，提升自身农场品得附加值，并改变单一的种植作物。使农业种植和生产得到调整和优化。此外旅游经济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农村和外界交流的便利度，使农作物的种植对交通的依赖度降低，可以促进农作物的种类优化。2）农村旅游经济有助于农村人口的经济增收。农村旅游经济带来了大量的观光游客，农村人口由此能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促进农村人口的就业以及收入的增长。此外长期的旅游活动，有助于在农村形成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理念，使农村的旅游产业发展更加成熟，使农村的经济发展保持长期稳定。农村旅游经济给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是综合性的收益，能有效激发农村地区的潜在价值，促进地区的发展。

2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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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息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方面，农村信息化就是以信息媒体技术装备农村相关领域，使信息资源在农村得以充分开发、应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逐步由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要在明确农村信息化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措施，不断加强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1农村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

1.1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

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也使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提升。当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围绕着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可是，在这三个方面起主导地位却是作为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技术。因为信息化技术的庞大，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消费方式，使得互联网经济交易不断发展繁盛，降低了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交易范围的扩大。

1.2农村信息化发展和农业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

我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的进步决定着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并且，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让农村信息化得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平台，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经济的发展高度决定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水平，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村信息化的深入开展，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

1.3农村信息化建设可以解放农村劳动力

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才是真正的主体，离开劳动力，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伴随着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许多高科技都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当中，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的提高。而且，这些高科技进入农业生产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到了解放。

2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软硬件建设水平低

（1）当下、我国广大地区的农业部门缺少高科技设备，开通的信息化建设网站水平比较低，造成信息量比较少不能充分发挥设备的功能，甚至有的地区还没开通专门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网站。（2）广大农村地区对农业信息的加工、分析、利用力度不够，这样对市场的开发也形成了不利的因素，导致农业信息的浪费。（3）网络应用的水平比较低，也就不能开发出高端的软件。

2.2农业信息队伍的建设力度不够，管理水平较低

（1）缺乏专门的农业信息的采集人员，这就造成农业信息不能及时的提供给农民，浪费了许多农业信息，也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便。（2）缺乏精通网络技术和运用经济规律的专业人才。

2.3农民的现代化农业信息意识不强。在你村地区农民还是依靠广播和电视去搜集一些农业信息，不能很好的运用网络技术采集农业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这就限制了农民学习网络技术的能力。

3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分析

3.1加强农村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平衡得，而且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非常落后的。对于农村信息化建设来说，必须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能加强农村信息化的建设。要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慢慢步入正轨，必须根据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投入高科技设备帮助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应该对农村地区的基础网络设施的建设和覆盖提高重视，一方面保证充足的经费投入，搞好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做到网络遍及各乡村，争取没村都有电脑。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农业、气象等方面的信息整合。要提高农业信息资源的时效性和全面性。

3.2加大信息化人才教育培养工作

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离不开大量的信息化人才，准确的说是离不开投身于建设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人才。首先，要引进高水平、高素质、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其次，加强对所有参加农村信息化工程的建设人员进行系统和专业的业务培训，着重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道德素质。

3.3搭建标准的技术平台

在农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有基础的网络覆盖，而且也要有高性能的科学信息化技术，因为技术是农村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支点和基础。在搭建标准化的技术平台过程中，还需要保证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确保建设的效果。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进步，而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因此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说，要想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必须发展好信息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在和提高信息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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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已经大力开展对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对于农业经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在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要注重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农村金融体系对于农业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由于农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满足农业经济的需求。农村金融和农业经济之间一直不能处于稳定发展的状况，只有提高两者之间的联系，才能进一步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

1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意义

1.1促进农村资金融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想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要增加经济收入，提高农业经济就必须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农民并没有更多的资金去购买先进的农业机器，促进农村经济融合，可以将整个乡村的资金进行整合，每次购买一台先进的机器，全村农民都可以利用这台机器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2引进外来资金

农村的经济基础水平比较差，很多农民的收入比较低，甚至有些村子的整体收入加起来都不能够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因此，完善农村金融系统以后，可以吸引其他大公司来对农业经济进行资金投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经济水平，还能帮助建设其他基础设施。

1.3减少农村不正规的融资现象

对于农村金融管理制度并不是特别完善，有很多不正规的融资公司利用农村现阶段的资金缺乏，对农民进行放高利贷，严重危害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国家建立相关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以后，严厉打击融资公司，提高农民对金融知识的认知度，帮助农民提高对高利贷的认识，从而达到净化农村金融环境的目的。

2农村金融和农业经济发展概况

我国最早的农村金融就是农村信用社，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金融机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新型金融机构完全是由市场来进行自愿参股，政府主要起到监督的作用，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逐渐改变农村金融市场，这也让农村信用社感到了压力，促使农村信用社进行创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农业经济的建设，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来讲，农业经济一直处于劣势状态，并且有待提高，即使这些年金融机构一直不断在进行改革，但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状态不是特别好。另外，我国的贷款主要用于工业和服务行业，在农业中的用途比较小。这些情况的出现，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并且国家在对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不够显著，导致农业金融改革一直停滞不前。所以努力建设金融体系，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来讲非常重要；同时，如果农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金融市场和结构的发展水平就会越高。所以只有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经济的增长。

3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

3.1金融体系不够完善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已经逐渐对农村金融体系开始进行建设，但是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不是特别充分，同时由于在进行农村经济建设初期，我国农村的基础条件比较差，而且待遇也不够高，导致很多专业人士不愿意去农村发展。由于农村金融的发展不是特别好，一些商业银行不重视农村金融的投入，认为农村金融并不能给银行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商业银行在进行借贷时的通过率不高，这就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2农民对金融的理解不充分

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不是特别高，很多农民对于金融知识的理解不充分，造成在进行农村金融建设中出现阻碍，农民对农村金融建设认同，认为不会给自己带来利益，所以在进行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提高农业经济建设水平。

3.3存在大量的非法融资机构

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一直得不到发展，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不够重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都已经接触到了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多年轻一辈的农村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对高科技产物十分重视，并且想要利用这些高科技产物来改善农业方面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购买资金，这就为一些非法融资机构提供了市场，一些非法机构向农民提供高利贷，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导致在发展农业经济水平过程中出现困难。

4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对策

4.1健全金融组织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对农村金融的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想要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要深化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模式，通过不同角度的发展来推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建设。第二，要充分利用农业银行的作用，不断完善银行内部的激励制度，向国外的一些商业银行学习成功经验，努力拓展农村经济业务，并且对农村业务的扶持力度要增大。第三，拓展商业银行对农村经济的专项业务，商业银行要不断优化和创新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专项业务，从多角度来进行盈利，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4.2提高农民对金融知识的了解

想要提高农村居民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可以参考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当地政府组织专业的金融人才对农村居民进行讲解农村金融的优点，让农民知道农村金融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平，还能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二，利用互联网渠道或者电视平台，定期播放关于农纯金融方面的知识，让农民可以随时随地的了解农村金融的优点，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增加农民对金融的了解。

4.3严厉打击非法犯罪的融资组织

对于一些严重影响农村金融的非法融资组织进行清除，并且情节严重的要加以惩罚，另外对于一些在农村金融中信誉较好的金融组织，当地政府应该给予鼓励，并且对这些良好的金融组织给予肯定，帮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民间金融组织对农村金融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另外多数商业银行在这农业经济方面的资金投入不高，只有发展良好的民间信贷功能，才能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但是农民在选择信贷机构时，一定要考虑清楚，不要盲目进行选择，要选择正规的民间金融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切身利益。

4.4提高金融体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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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1.1农村信息化发展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农村信息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相关部门给予必要重视，不仅要提升技术结构的整体水平，也要建构更加完善的技术人员培养目标，切实维护整体经济管理结构，从根本上优化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中，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集中优化，切实维护控制结构和控制措施，确保相关运行模型能贴合农村经济发展框架。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农村互联网项目的发展，农民能借助互联网了解更多的种植信息和相关销售渠道，这也间接地满足了产业发展的需求，在实际互联网运行结构有效进行的过程中，要保证传统格局的优化改良，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结构，这不仅实现了交易范围的扩大，也保证了互联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1.2农村信息化发展和农业经济之间相互作用

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借助有效的信息处理机制，能实现整体经济结构层级的有效优化，并且进一步提高当地农民的思维意识。在农村信息化项目发展的过程中，管理人员要针对当地情况进行集中管控和综合处理，确保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建构。农业经济增长也能有效强化农村信息化的进步，真正实现2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特别是在农村经济结构建立的过程中，能借助有效的控制措施使经济运行模式达到最优化。

2强化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分析

2.1强化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农村要结合实际需求建构完整的管控机制，确保管理层级和管理系统之间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从而建构更加完整的系统化管控模型。相关管理人员也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处理信息化运行模型，建立系统化且功能化的农村信息工程项目，提升基础设施的完整度和运行有效性，并集中调动社会力量，将相关工作模型集中运用在农村信息处理模型中，从不同角度进行框架结构的升级。要利用头脑风暴，充分发挥农民的力量，集思广益，建构更加贴合当地农民实际需求的项目处理机制和管控措施，集中升级农村信息化管理手段，切实维护农村信息化工程项目的运行进度，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2.2强化农村信息化基础人才培养制度

在建构农村信息化工程系统的过程中，相关管理人员要集中选取业务能力强且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对其进行集中的培训，不仅要保证其工作能力的提升，也要保证其专业素质和态度得以优化。要注意的是，在培训项目中要针对专业知识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分享，确保农民能更好地了解信息化农业发展结构的优势。农民只有从思想意识层面提升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系统的认知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3强化农村信息化基础发展长效价值

在建构农村信息化项目的过程中，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构完整的管控系统，确保能及时处理相关管理机制和管控要求，提升基础项目发展的长效性机制，建构系统化管理系统。只有提升建设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信息化基础项目发挥其项目优势，保持农村信息化项目的运行路径和发展趋势顺应时展要求。借助农村信息化建设机制，能有效地缩减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在落实相关政策和合理化规范时，能进一步推进城镇一体化项目的开展，要保证提高农民经济收益，结合地区实际实现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

3结束语

信息化建设项目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农村要想提升自身信息化建设结构的水平，就要针对自身发展情况提高整体项目的管理力度，建构更加有效的系统化管控措施，利用信息化技术切实维护信息化运行效果，从而保证资源结构管理的最优化。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已经逐渐趋于低成本和高效性，要从信息化处理模型中总结经验，顺利升级农村信息化发展进程，为农村信息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廖桂平,肖力争,朱方长,等.湖南农业农村信息化现状与发展[J].情报杂志,2014,30(02):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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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问题包含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产品流通不畅，需要对农村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而在农村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不能够再简单的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与技能，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有利于农民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

1．2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促进农民增收

通过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可以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使得他们可以快速掌握农业的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他们应用先进技术的意识，也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农民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就增加了他们致富的本领，有利于他们提高自身的收入。

1．3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据统计，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的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我国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我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劳动力转移的层次、规模与质量。由于大量的农民缺乏专业技能，这使得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所以，必须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质量与规模，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与农民经济的发展。

2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实中，我国的农村职业技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2．1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偏见，不够重视

在我国传统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普遍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人们认为孩子上学就需要上大学，职业技术学校被认为是三流学校，家长不愿意孩子上职业技术学校。孩子上职业学校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对农村职业技术的偏见，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教育的招生工作，制约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2．2农村职业教育布局不合理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学校布局小而散、专业设置单一、专业布局重复无序、培养目标狭窄等问题十分严重。这种布局的不合理导致了有限的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不能够得到优化配置。农村职业教育要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发展，必须打破隶属关系，对区域内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2．3农村职业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我国的农村职业学校很多是由农村的普通中学改制而成，这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很多教学设备陈旧，缺乏必要的教学实习基地，导致很多课程的学习只能纸上谈兵，学生无法直接接触与学习。农村职业学校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具有专业技能的老师缺乏，很多老师从高校毕业直接到学校任教，他们缺乏实践经验，这样就无法提高教学质量。

2．4我国对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

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教育要想获得发展，需要加大教育的投入。现实中，农村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制约着其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需要大量的投入，但是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太少，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与高等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严重不足，经费的不足成为制约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5农村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难

近年来，我国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农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很多单位对于他们存在着歧视。—152—另外，从我国毕业生的分布来看，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回家务农的比例也在下降。毕业生希望毕业之后能够留在城市，摆脱农村，他们学非所用，这是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3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3．1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有优势也有劣势，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很多技能与知识，这些技能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上应用性很强，上大学比上农村职业教育出路好的片面认识需要改变。农村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新型的农民，毕业生学到先进的技术需要回到农村去致富，让他们成为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与发展现代化农业的生力军，不断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3．2政府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引导企业与社会投资

农村职业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政府应该意识到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保证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所需的资金。同时，应该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扩大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来源，要鼓励社会资本兴办职业学校与培训机构，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财政补贴、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府还可以鼓励与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投入，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农村职业教育事业之中。

3．3进一步改革农村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与办学模式

农村职业教育需要进行改革，使其向着为农民服务的方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应该打破常规，可以长短学制结合，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进行结合，技术教育与理论教学结合，使得农民方便接受教育。农村职业学校要为农民提供学习与培训的场所，同时，学校要努力成为当地技术推广的一个重要基地，提高农民对于农村职业学校的评价。在办学的过程中，要坚持实用、实效的原则，与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当地自然资源的优势，与当地的经济建设相结合，更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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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036－02

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已有文献研究来看，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管理等方面。国内很多学者对于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认为，要启动一场“以工哺农，以工建农”模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规模投资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建设、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1]；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应突出三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农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三是农村人文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全面恢复[2]。以上可见，对于如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内学者的见解不一。当然，对新农村建设的论述还远不止这些。

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民增收，关键是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经济应从农业及其产业关联效应出发，通过认清湖南农业及其产业关联效应的作用强弱，发展与农业关联较大的产业来带动湖南新农村经济增长。

一、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分析

产业关联，指的是在国民经济中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即一个产业的发展对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的不同程度的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产业间的关联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前向关联；二是后向关联。

（一）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直接关联分析

直接关联是度量某产业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与其他产业的直接技术经济联系程度的指标，反映该产业因直接消耗而对其他产业产生影响作用。产业间的直接关联度可由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直接消耗系数越大，说明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需求越大，直接关联效应越明显。

依据2002年湖南投入产出表中42个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见下页表）：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2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6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联系最大，与自身的联系次之，住宿和餐饮业最小。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

（二）湖南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完全关联分析

完全消耗系数是从投人角度分析产业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技术经济联系的指标。一个产业或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消耗和全部的间接消耗之和构成了该产业的完全消耗，完全消耗系数的经济含义是，某产业或部门单位产值的最终产品对另一个产业或部门产品的完全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越大，说明产业之间的完全关联度越大。

依据2002年湖南投入产出表中42个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表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9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联系最大，与自身的联系次之，金属制品业最小。与农业有完全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2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农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产业部门。在与农业有较大完全后向关联的产业中，农业与自身的联系最大，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次之，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最小。

二、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

（1）与农业有较大直接或完全关联的产业部门数量少。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直接前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2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6个产业部门；同时,在42个部门中，与农业有完全向前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9个产业部门；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与农业有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部门有41个，其中联系较大的5个产业部门。说明农业的产业链短，对农业有较大拉动作用的产业部门少，从而显得农业是重要的推动部门。

（2）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部门，如金融保险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等与农业的关联性较弱，说明这些部门未能很好地推动农业的发展，缺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

(3)比较直接关联和完全关联，可以发现:有些产业与农业没有直接关联关系，但却有完全关联关系，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旅游业等，且与农业完全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类型多于直接关联密切的产业类型；有些产业与农业直接关联并不密切，但却是完全关联密切产业，如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二）政策建议

（1）发展和健全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都不大，说明与农业有关的各种服务业产业部门没有较好地发挥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如从农产品的流通方式上看，农民受传统思想束缚，一般自产自销。除大宗农产品，如烟叶、种子等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少见；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各类农业专业经济组织数量少、实力弱，农民参与度低；多数农民仍处在单家独户闯市场的状态。可见，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乏或不足，导致农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农业有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因此，只有用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取代“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农业逐步实现科技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和信息服务的社会化，从而全面搞活、繁荣农村经济。

（2）拓展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的产业链较短，与农业有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不多。农产品总量虽大，但质量优势不明显，农民增收的主要困难是农产品价格低，附加值不高；农业产业大，但龙头企业不大，产业链条不长。只有通过利用现代产业体系拓展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转化增值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如通过发展与农业有较大关联的食品工业，带动运输、销售、包装等相关行业发展。大力创新现代农业模式，如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3]。同时，抓住湖南在我国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机遇，广泛参与“泛珠三角”、“长三角”、东盟等区域经济协作，积极拓展农业发展的空间。

（3）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

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农业与金融保险业的关联性较弱，说明金融保险业没有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是弱质部门，自身的积累能力低，无法对农业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直接导致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建设特别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服务手段不能适应市场农业的要求；农村金融信贷体系不健全，加上招商引资、吸纳社会投入的能力不强，制约了农业发展。因此，只有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如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与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制，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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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精准扶贫力度的加大，农民工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纷纷开始返乡创业，这对于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展开深入研究，研究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一、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涵与意义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涵

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机遇与挑战，这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根本上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包括返乡行为以及创业行为。在我国，农民工选择到城市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从而过上更好的生活。城市的工作机会更多，平均工资水平更高，农民工希望通过去城市打工，赚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提升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质量。然而来到了城市之后，实际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与预期是相差甚远，农民工寻找工作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市的生活压力以及工作压力沉重得令人窒息。大部分农民工认为，在城市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并且受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使得城市的就业岗位随之发生变化，适合农民工就业的岗位越来越少，许多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变少，找不到工作，城市的生活压力大，使得农民工不得不返乡另寻出路。因此，农民工返乡就业主要是分为两种情况，有主动返乡者与被动返乡者。主动反乡者是指因为在城市进行了专业化的学习和发展，了解并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认为自己回乡创业可以有更好的前途和发展，甚至会比在城市打工收获的更多，因此，他们选择了回乡创业。总的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是指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在农村进行创业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

（二）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义

1.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对精准扶贫方式的创新

在我国近几年的扶贫工作的开展背景下，扶贫工作逐渐转变为精准扶贫。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仍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扶贫工作没有集中进行、扶贫政策没有完善、各个地区的扶贫资源分配不均匀、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的脱贫工作仍然存在困难等。然而农民工返乡创业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首先，在对有意愿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需要积极提供帮助，让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上政策的帮扶更快实现脱贫，并且一部分农民工创业脱贫也可以带动其他农民工的发展积极性，从而相互影响、相互进步，使脱贫工作能够更快更顺利地进行。其次，扶贫工作人员需要对资源进行一定的整合和分析，比如可以将企业扶贫、农村旅游扶贫等扶贫方式进行有机整合，实现多种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大化地发挥出扶贫资源的优势。最后，可以发展新产业，农民工创业可以结合农村当地地域特色实现当地特色化产业创新，以达到符合现代化创业的发展需求，从而推动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进步。

2.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现代扶贫理念的创新

以往的扶贫方式就是通过对贫困家庭进行物资、经济的帮扶，精准扶贫的概念针对每一户贫困家庭进行了精确的帮扶，可以有效避免贫困人口被动消极的脱贫态度。因此对贫困人口的心理脱贫也是实现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调动他们的主观脱贫意愿，实现贫困人口的主动脱贫。还有一个就是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扶贫切入点，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实现贫困人口的自主致富。

3.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转变扶贫政策思路

精准扶贫对扶贫对象的主动性脱贫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搭建了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市场、组织和贫困户新的多样化、完善性的扶贫体系。农民工返乡创业模式给扶贫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第一，农民工创业实际上就是一种贫困人口对脱贫致富的一种自身愿望，因此扶贫工作人员应该要意识到扶贫工作的开展已经不可以再遵照传统的被动帮扶式发展策略，扶贫人员应该逐渐从主动帮助转变为辅助作用，这种扶贫思维的转变可以帮助我国扶贫工作迈入现代化进程，从而更高效的提升社会整体的发展。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给农村经济带来的影响

（一）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实力

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城乡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相对比较落后，贫困人口还有一定规模。许多农村乡镇企业不断建立起来，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可以学习掌握一些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对创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可以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并且在工作时也能攒下一笔回乡创业的初始基金。总之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都倾向于到大城市工作，这就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有限，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方面能够改善农村劳动力缺失的问题，同时也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产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有利于城乡经济建设

当下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促进城乡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各个政府机构都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领域十分多样化，比如农产品种植、水产养殖等。农民工创业在一方面能够提升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的家庭条件，又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不仅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返乡创业后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促进城乡经济建设影响深远。

（三）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

很多农民工返乡创业都抱有想要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的美好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的同时也能让家乡变得更好，现阶段我国已经提出对新农村进行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且已经提出制定了更进一步的农村建设措施。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能进一步改善农村发展面貌。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得还不够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被当地相关政策所束缚，所以，国家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农民工创业的帮扶力度，对农民工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这将进一步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一种正面的引导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三、精准扶贫视域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出现的问题

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国越来越注重农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以及各个地区的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支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但国家在实际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一）农民工文化水平低

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甚至只有少部分农民工创业者有高中学历水平，目前这已经是一个制约农民工创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但还是远远落后于城市教育水平，还都是无法和城市中的核心技术相比较。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无疑增加了难度，会对农民返乡创业起到很大的不利影响。

（二）缺乏有效的创业培训

许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后，回到农村创业，虽然这些农民工拥有城市的工作经验，以及城市生活的经验，但大多数农民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学历水平较低，缺乏专业知识，虽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也只是与生产线有关的，只掌握了部分操作技能，并不全面，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科学、规范的规划。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大多在基层工作，有的农民工能力突出一些，可能会在城市胜任基层管理工作，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时，缺乏管理经验，管理能力较低，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没有一定的管理经验，难以在企业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难以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缺乏理论指导。政府针对这一情况，为需要职业教育的人，提供创业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帮助创业者了解技术，丰富管理知识，提高创业者的管理能力，这些方式有助于提高创业者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三）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不足

虽然政府开始逐渐重视农业的发展，但现阶段政府金融机构在对农民工创业的资金资助方面力度还是不够，资金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创业者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此外还有很多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来源限于农产品方面，经济收入比较微薄，这也是阻碍农民工创业的一个问题，农民工没有经济实力进行创业，这就会出现一部分农民工想要创业但没有初始基金，从而错失好的创业机遇和扩大创业规模的机会。政府金融机构的服务不足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造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难度增加，导致农民在返乡创业过程中缺少足够的创业资金。

（四）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全面

我国的基础建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得到很好的改善，在一些发达城市基础建设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比不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些设施的发展落后是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环境不好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一个不利因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对农民工创业环境进行改善。

（五）行业选择的同质化高

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过程中，确定创业的方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行业选择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农民工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教育，对专业的经济管理知识的了解程度并不高，自身水平有限，专业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没有专业指导，在进行调查分析时不够全面，大多不了解家乡的宏观环境，不了解所选行业竞争情况，不了解所选产品前景如何。大多数农民工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会也不愿意选择自己不了解的行业，因此，大部分的农民工还是会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些传统的产业，例如农村特有的种植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及动物养殖的项目，这些项目同质化程度高，竞争人员过多，使得有的农民工创业者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要想实现创业成功难上加难，也更谈不上能够收获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为了避免农民工返乡创业时选择同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农民工以及当地政府都在积极思考应对的政策，只是这仍然是一件尚未解决的难题。

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改善措施

（一）提升返乡农民工在专业知识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因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普遍具有一个特点：文化教育水平都不高，在创业过程中并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对他们的创业过程进行指导。因此，要想帮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顺利地实现创业目标，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创业知识培训。在对他们进行知识培训的过程中，让他们能够对自身创业优势有所了解，并通过培训总结出适合自身的创业模式，只有这样才能让返乡创业者对自身的创业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

（二）为农民工创建一个良好的创业融资环境

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资金的帮助，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升农村地区的创业融资环境，对农民工的创业融资范围进行拓宽。让农民工创业者能够在创业道路上有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从政府方面来看，一方面应该加大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政策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要及时改善政策的不足之处，给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

（三）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创业素质十分有限，在创业过程中，很多问题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发挥出重要的指引作用，为农民工创业者找到正确的途径，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创业热情，政府也需要加强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交流，这样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帮助返乡创业者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同时不仅能提高政府在创业者心中的形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交流，增进感情。

（四）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体系

政府开展精准扶贫，应当不断完善政策，建立科学有效的扶持体系，各个地区的政府应当结合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民工创业，落实扶持政策，保证农民工创业项目顺利进行，提高农民工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在农民工创业的过程中，应当不断完善有关扶持政策，及时给予农民工有效的指导，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调整。对于政策的执行，政府应当采取一些监督措施，保证更好地落实政策。对申请创业的流程进行简化，筛减一些不必要的程序，简化必要程序的审批流程，提高审批的效率，这是对农民工创业最好的鼓励。各地政府应当建立专门的服务部门，宣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为有需要的农民工答疑解惑。在落实扶持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完善监督体制，也要科学合理地安排扶贫经费，科学利用经费，不乱用，不滥用，将每一笔资金都花在实处。政府应当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利用人们关注度较高的平台，如微信、微博等，在这些平台上宣传扶持政策，实时公布一些行业信息，分享成功案例，给农民工创业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借助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的优点，提高政策宣传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