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方式例1

二、英国设计教育跨学科教学的特色

笔者初步总结英国设计教育界近年兴起的跨学科教学方式的几个特点。

1.崇尚灵活教学

最大程度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是英国艺术设计教育跨学科教学理念发展的重要目标。落实到教学上，授课重点不再是技能训练，转向如何在商业，产品管理，科技等多领域应用设计方法。课堂上老师也在探索如何打破常规教学方式。集体游戏，模拟公司开会等新方法被采用，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设计实践则强调一对一辅导制，以量体裁衣引导学生发展个人兴趣。各种研讨会，讲座，田野考察等更是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不能忽略的是严格的教学管理。学校反复告诫学生一旦发现抄袭或者二次利用，作业即刻退回。这种严格管理制度恰好与灵活的教学内容相辅相成。学生在体验这种高度灵活教学方式的同时，首先学会对创新的尊重。

2.注重在系统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独立设计研究能力

英国设计教育界普遍推崇好的设计基于系统的研究，并认为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学，更能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和创新能力。因此在英国一个跨学科设计项目，前期研究和方法论很重要。英国的学生也习惯把他们的成果称为设计咨询报告。虽然各个高校跨学科设计专业的内容各有特色，但教学依然是依托一个理论结合实践的系统运行，完整的设计作业包括理论支撑，方法构架，创意方案和系统评估。

3.与真实世界的紧密结合

英国跨学科教学的开展本身就是顺应真实世界产业发展要求的革新，与真实世界的发展结合的更加紧密。因此设计课题往往是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和实践。比如社区艺术改造或者企业新产品的开发。而授课教师也不再只有专职学者，教授，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艺术家，设计师以及管理者加入授课队伍。学生在学校就能了解到真实项目的运作流程，体验在真实世界里怎样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合作。项目负责人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也会尽量保证师生背景的多元化。这样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能从有职场经验的同学那里获得经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生又能碰撞出新的想法。英国跨学科设计教学也要求老师与真实世界接轨。大学会为一些公司提供短期创意课程，鼓励教师作为独立顾问参加企业的创新项目。当然英国设计专业跨学科教学最本质的特点是对学科差异和文化交流的尊重，以推动学科合作带来更多创意和价值。艺术设计多学科融合、跨学科教育近年也已经成为我国艺术设计教育与创新热点命题之一。英国艺术设计教育界跨学科教学实践中总结的一些新观点、方法、模式值得中国本土设计教育不断变革的今天加以借鉴利用。

三、英国经验对我国设计教育的启示

结合我国目前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育跨学科教学方式兴起的趋势，以下教学方式方法或对中国高校探索跨学科教学有所帮助。

1.建设开放性弹性高的教学体系，促进学生的自主选择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

在保证学生掌握设计原理、研究方法和基本技能的前提下，后期灵活度较高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更能为学生提供宽松的学习研讨创作环境，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因此在本科学习的高年级阶段设置弹性较大，内容不断更新的课程或是更高学历的学习中增设专门的跨学科设计专业，更容易发掘学生的兴趣，个性化成长，并且有助于学生更好得定位自我，找准职业发展方向。

2.引入多元的师资力量

单一背景的教师队伍显然不足以胜任跨学科设计团队的教学任务。艺术设计教育需要考虑重新设计师资团队，注重教师学科背景和职业背景的多元化，有助于更完善的教学。另外在信息时代，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成为日后的差别化竞争力。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学校完全可以聘请博士生或助教作为课程的一对一指导员。这样与学生有更多沟通，更容易发现自己真正发展潜力所在。

外国教育方式例2

近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公共服务改革，先后经历了官僚制公共服务模式、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模式和“整体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不同阶段[1]。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中同时存在着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传统的单中心或单主体的供给机制日益被多中心治理所取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理论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治理理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加之其无法回应现实公共服务供给具体操作的需要，网络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易于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具体操作模式，首先在企业管理领域被提出，并随着公共管理理论发展逐步成为公共服务治理的新模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最先是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Goldsmith)和威廉•D.埃格斯(WilliamD.Eggers)提出来的。他们在《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GoverningbyNetwork：TheNewShapeofthePublicSector）一书中指出，等级制政府管理的官僚时代正面临着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网络治理，它是全球治理模式更加广泛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种全新的，通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广泛合作，共同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他们认为网络治理象征着世界上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4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即逐渐出现了利用私人公司和非营利机构从事政府工作的第三方政府模式；从顾客———公民角度考虑采取横向协同政府，减少政府程序；技术进步所造就的数字化革命减少伙伴间合作成本；公民对需求选择的灵活性日益增加[2]。国内有学者认为，网络治理就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3]。可见，网络治理将公共服务中的治理理解为多元行动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协作与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它将除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企业、公民，以及社会资本、非正式关系都纳入治理的分析框架中。在网络治理中，政府是核心行动主体，但与其他主体是一种基于契约的平等关系，在一些特别公共服务的供给中，非营利组织等其他多元主体也可能在网络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4]。同时，网络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手段多元化的特性，它从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诠释公共服务中的治理模式，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二、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与各主体的角色分析

弱势青年是社会救助的主体之一，它一般是指在社会资源占有和支配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群体，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贫困、知识贫困和综合能力贫困。在美国，弱势青年年龄一般在16～24岁之间，多数人有着高中辍学经历。由于教育获得严重不足，加之没有一技之长，弱势青年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最易被边缘化的群体之一。比如2004年，全美的失业率是5.5%，而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则高达12.3%[5]。弱势青年的困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犯罪、吸毒、福利依赖、未婚先孕等。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州监狱囚犯当中有3/4是辍学青年，联邦监狱则有59%[6]；每年辍学青年犯罪和福利依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240亿美元的经济负担[7]。应用教育救助来解决青年所面临的发展和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作为社会救助体系组成部分的教育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或基础教育，提高弱势青年的教育和技能获得，从而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最终促进其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自福利国家危机以来，美国公共服务领域的网络治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教育救助也不例外，业已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治理结构。在该结构中，各行动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救助的供给、生产，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其中，非营利组织在整个教育救助供给中处于中心地位。非营利组织（NPO）一般是指除政府、企业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在美国，它是指在税法上享有税收豁免的组织。由于非营利组织具有自治性、草根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的特征，实现社会公益、服务社会弱势群体是它们的组织宗旨，因而比政府和企业更能够解民忧扶民困，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网络治理的核心在于各行动主体之间形成相互依赖与协作的伙伴关系。在整个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中，非营利组织承担着为弱势青年提供职业培训、基础教育和就业安置服务的任务，并依赖于包括政府、企业、基金会等在内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政府既是资金供给者，也是教育救助服务质量监管者；雇主协会和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但提供教育救助运作所需的资金，也通过参与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确保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教育救助符合社会需求，同时企业也为弱势青年提供培训所需的实训岗位。作为教育救助网络治理主体的非营利组织，其具体职责包括甄别救助对象，并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基础教育、职业培训、人际交往辅助、职业生涯指导、公民养成等一系列服务。非营利组织之间还形成联盟，影响政府相关政策，并相互学习、推广成功的运作模式。被救助对象成功实现就业、摆脱贫困后，也可成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资本，向他们所在的单位推荐其校友，帮助他们实现就业；最后社会大众也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募捐与合作对象。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各个主体在教育救助网络中的作用。

1．政府角色分析

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网络治理中所形成的公私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公共服务治理的主导形式，它们在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教育救助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就是政府购买，即政府按照契约出资购买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救助服务，并对其质量进行监管。美国教育救助服务的政府购买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竞争性的合同购买；二是赠款购买。这种两种方式的使用则取决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服务提供的实际运作。库珀[8]认为，当一个机构对受资助者几乎放任不管的时候，资助(即赠款)是最合适的；相反，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期望非营利组织按时完成公共服务的话，那么合同大体上就是合适的。在竞争性合同外包模式中，政府的作用就是根据相关法案的要求对承包商的资质进行严格的把关，在此基础上进行投标以确认项目的承包商，并对它们的业绩进行考核以便奖惩和决定是否续约。而中标的非营利组织必须根据合同提供相应的教育救助服务。下面我们以职业团为例介绍美国教育救助服务的合同外包模式。职业团是美国唯一由联邦政府全额拨款的教育救助项目，每年服务的弱势青年人数超过6万人，自1964年成立以来，已经帮助200万美国弱势青年实现升学、就业，摆脱贫困。政府将其服务分为招生、训练营地的运营、就业安置服务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进行招标。职业团的训练营地的招标是整个职业团合同外包的核心，也是其教育救助服务的核心部分。在其全部的122个训练营地中，除了28个由内政部和农业部直接管理外，其他94个营地均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承包给各个非营利组织。美国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团全国办公室和6个区域办公室负责管理职业团。投标前，劳工部必须根据《合同竞争法案》和《联邦采购条例》对投标者的资质进行审查，包括评估运营商的技术实力、资产规模、过去的业绩等等。劳工部根据职业团的训练营地绩效标准决定是否授予合同。一旦运营商接受合同，那么它们就必须根据合同负责对训练营地的管理，内容包括雇佣和培训雇员，提供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咨询、健康管理和其他相关服务；管理学生的奖学金和纪律；提供财务报告等等。自职业团建立以来，劳工部和相关的承包商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很多非营利组织负责职业团训练营地的运营达4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救助经验。职业团还建立严格的绩效评估制度，它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学生的产出（如就业率、薪资水平、文凭和职业证书的获得），二是训练营地的运营质量。同时承包商还必须接受严格的财务审计，以确保联邦的资金没有被挪用。政府赠款则分为定向赠款和竞争性赠款。前者是根据特殊群体的需要而设立的拨款计划。联邦政府一般根据特别法案向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州和地方政府机关、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下达拨款计划。它一般针对的是整个群体，而不是个别的公共服务项目。比如青少年罪犯重返社会赠款计划，旨在帮助刑满出狱的青少年重新融入社会，能够获得升学或者实现就业。只要是提供这类服务的机构都能获得联邦政府的拨款。竞争性赠款则实行严格的招投标。在竞争性赠款模式中，政府通过设立严格的申请条件来达到控制服务对象和服务质量的目的。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救助机构要获得政府的赠款，就必须在标书上详细说明组织的资质、运营成就，并且保证会严格按照政府的要求使用赠款。与此同时，为了让赠款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一般会要求申请机构建立广泛的社会伙伴关系，保证赠款用完后该救助机构能够继续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以继续服务于救助对象。在赠款的招标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就是根据特别法案，遴选教育救助水平较好的救助机构，为它们提供特别的资金，帮助它们完成特定的救助任务。除此之外，对于比较成功的非营利组织，政府也会拨款帮助它们完善自身的教育救助体系。比如，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JobsforAmericasGraduates）从2001～2005年三次获得了美国劳工部的赠款，累计达到了274万美元[9]，这部分赠款用来帮助该组织修缮训练场所、训练师资、完善全国连锁网络等等。美国政府的资金是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第一财源，它是保证此类非营利组织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根据萨拉蒙的研究，在美国整个非营利组织中，有关就业培训业务的资金在1980年有48%来自于政府的赠款，规模达到30多亿美元[10]。而美国一些比较成功的非营利教育救助组织（比如青年建筑团、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获得的政府资金的比例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CenterforEmploymentTraining，即CET），自1967年成立以来，其资金有一半是来自于政府的赠款；同样的，青年建筑团（YouthBuild）的运营资金中有一半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拨款，35％来自各种基金会，9%来自各个企业的捐赠，6%来自个人的捐款[11]。

2．非营利组织及其联盟

在整个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结构中，非营利组织处于核心地位。它们从政府、雇主协会、各类基金会、个人获得组织运作所必须的资金与实物，同时，通过对社会弱势青年的救助，实现它们扶危济困的组织宗旨。由于教育救助所服务的对象比较特殊，因此，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核指标也与其他组织差异较大。衡量它们绩效的主要指标一般包括青年的升学率与就业率。为了保证教育救助服务的质量，提高组织的绩效水平，各个非营利组织都十分注重组织的建设与能力的提升，提供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职业培训、同青年身心发展相匹配的心理咨询、人际交往辅导、组织领导能力培养和住宿服务。比如总部位于美国圣何塞市（SanJose）的就业培训中心自1963年成立以来已形成鲜明的组织特色：一是强化学员培训的参与。CET要求学员严格遵守培训时间表，学员必须全职参与培训。这样可以缩短他们的培训时间，节约学员和项目的成本。二是强化雇主对课程的设计、开发、教授的参与。三是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网络。自成立以来，CET就十分注重社会网络的开发，与当地的社区、雇主协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为CET提供大量的实习岗位；当地雇主协会的成员不仅捐赠了大量的培训设备，而且还为其学员提供现场工作机会。社区和雇主有岗位空缺，都会优先录用CET结业的学员。这使得CET的就业安置能力十分强大。在任何一个社会，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它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问题：如何生存？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地方就在于，它们要靠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资金援助才能服务于社会。这一点对于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尤为如此。根据萨拉蒙的研究，自里根政府缩减对非营利组织的援助以来，美国非营利组织为了生存，被迫走上服务收费的道路。但是，由于教育救助服务的对象一般都是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靠服务收费很难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为了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很多提供教育救助的非营利组织走出了一条“加盟式”发展的模式。这类非营利组织在发展创办初期一般都只是地方性的非营利组织，其服务对象、服务的社区都极其有限。但是，由于其杰出成就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政府或者企业帮助这类非营利组织推广其成功的模式。比如美国青年建筑团、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都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帮助下推广其原有的服务模式。而美国毕业生计划和工业化中心计划则是依靠社会特别是企业支持来推广它们的服务模式。这几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成立本组织的全国委员会，将其自身的服务对象、服务的课程设计、服务的场所要求、服务内容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新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想加入它们的全国委员会就必须遵循该组织统一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这样就可以迅速地扩张其组织的规模和服务能力。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和工业化中心计划还成立了国际委员会，向其他国家推广它们成功的模式；青年建筑团还将其服务模式推广到了中国。另外，这类非营利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同时努力参与各级政府的相关决策。由于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声誉较佳，它们在吸引社会赠款方面较其他组织有优势，加入该组织就意味着可以共享它们的资源和信息。比如青年建筑团和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的全国委员会会向它们的地方组织提供大量的资助经费、统一的就业信息，帮助地方组织培训师资和工作人员，使地方组织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服务能力。同时，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全国委员会不仅争取联邦政府的赠款，还经常帮助地方组织争取州和地方政府的赠款。比如青年建筑团全国委员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先后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劳工部总共争取了高达7.55亿美元的赠款；还帮助地方组织从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斯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了4600万美元的赠款[12]。这些赠款有力地帮助了青年建筑团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扩大服务规模，使“加盟”的地方组织从15个扩展到了2007年的226个，几乎覆盖了全美。另外，为弱势青年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还组成全国青年政策联盟，希望联邦政府在政策、财政上给予弱势青年更多的倾斜，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同时，也为这些非营利组织赢得新的发展机会。

3．雇主协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角色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是非营利组织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对于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来说，企业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资金的赞助上。对这些非营利组织来说，与企业结成伙伴关系是保证它们成功提供服务的一个关键。与提供其他人类福利的非营利组织不同，提供教育救助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的最终产品是合格的劳动者。受助对象在接受教育救助服务后，能否实现就业以及就业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这些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为了组织的长久发展，更为了提供最优的教育救助服务，这些非营利组织一般都和企业、雇主协会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比如上文提到的圣何塞市就业培训中心，自1967年建立以来，和当地的雇主协会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雇主协会的成员不仅参与该组织的董事会，更全程参与该组织相关课程的设计、开发，并及时提供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保证其培训的内容符合就业市场的需求。同时，雇主协会的成员还为该组织的学员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岗位，并在有岗位空缺的情况下优先录用就业培训中心的学员。这使得就业培训中心的救助效果十分显著，其模式被美国劳工部向全美推广，并向拉美一些国家介绍其成功经验后，被这些国家所移植。当然，提供教育救助的非营利组织还和其他社会组织结成了紧密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各类大型的基金会、科研组织。前者是非营利组织资金的重要来源，后者通过严格的学术研究，分析判断非营利组织提供这类服务的有效性，并为非营利组织提高服务质量提出大量的建设性意见。所有的这些都促进了这类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进步，使它们的服务对象不断扩大，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4．受助对象、公众、媒体角色分析

作为社会救助组成部分的教育救助，与其他救助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授人以渔”，使受助对象在接受救助后能够自力更生。与此同时，这些受助对象离开非营利组织后，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等非营利组织都成立了校友协会。这些过去的受助对象在成功实现就业、摆脱贫困后不但成为该组织的最好的宣传材料，而且他们在介绍校友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圣何塞就业培训中心和美国毕业生就业计划的很多学员就是在已经毕业的学员的帮助下实现就业的。同时，由于美国的福利政策实现了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工作第一”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受助对象在接受教育救助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包括公园绿化、家政服务、灾后救援、社区基础设施的修缮等等。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得非营利组织能够和社区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反过来，社区就为非营利组织的学员提供实习岗位；积极帮助非营利组织完成就业安置任务；同时组织社区居民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大量的个人捐款。当然，社会公众也是非营利组织发展重要的推动力，它们不仅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捐款，而且为它们提供大量的志愿服务，为青年提供心理咨询、人际交往辅导服务。媒体也是这类非营利组织密切的伙伴，通过对优秀非营利组织的宣传与报道，弘扬了社会正义与公德，促进了美国社会公益事业的良性发展。总之，美国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教育救助服务的提供，不仅提高了美国社会教育救助服务的供给能力，而且通过教育救助的公私伙伴关系，促进了教育救助市场的竞争，提升了整个美国社会教育救助服务的水平。教育救助服务中的各种伙伴关系的良性发展，使得参与合作的各方实现了共赢：非营利组织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扩大了组织规模，提升了服务水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政府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减轻了财政负担；企业获得了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受助对象在获得就业、摆脱贫困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服务。总之，教育救助服务中的伙伴关系在帮助弱势青年实现就业、升学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其他组织的发展与进步。

三、教育救助网络治理的优势与风险

外国教育方式例3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VET）体系是继义务教育之后的一种教育与培训体系，向学生提供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大多数的培训机构主要是政府管理的TAFE，即技术与继续教育系统。TAFE学院主要面向高中毕业生，进行二年制的职业教育，它的课程注重实用及专门职业的训练，设有各级文凭程度的课程，允许学生以不同的程度入学；其班级人数较少，每位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悉心指导；其课程设置一般预先征求业内人士的意见，得到业内的认可后方才实施。同时，TAFE还与各综合性大学有紧密的联系，为学生继续深造铺平了道路。美国的职业教育以社区学院为主。社区学院实施“2+2”培养模式，即进行二年制的中等职业教育和二年制的高等职业教育。社区学院入学条件较宽、学费低廉、机制灵活；课程设置实用，师资队伍具有开放性，社区学院的教师大多数都获得硕士或同等学力，学院除通用课程教师是专职教师外，其余大多数都是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多由工作一线的人员组成，因此，大都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3]。

我国护理教育已有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4个层次。在整个体系中，中职护理教育以护理岗位上的基础护理为核心，高职护理教育则以护理职业岗位群的护理工作为核心，本科则以学术性专业为主。所以就目前来说，我国中职的培养还是以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如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十分重要。传统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形式与当前的护理人才培养目标不融合，反映在学生方面，即所学内容只是自身对某一学科的知识积累，岗位适应性差。所以，课程改革应采取交互渗透方式，让学生在入学第一年就接触护理专业课程和临床见习，从而做到早接触专业、早接触临床[4]。医学基础课的课程编排应慎重删减，以保证护理学生学习临床专业课时够用。按照护理程序编排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需要学校教师与临床护理专家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建立具有护理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

护理专职教师要求有本科学历，经过师资培训和具备3年以上实践经验。应该做好以下几点：（1）加强师资队伍的法规建设，如岗位制标准建设；（2）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步伐，建立中、青年教师实践锻炼的培训基地，培训基地最好是三甲医院，指导教师最好是具有副主任护师以上资格的临床护理专家；（3）建立完善兼职教师队伍，并与当地或本区域的医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临床护理专家积极来学校授课任教。有条件的学校建设自己的附属医院，聘用本院职工到学校任兼职教师。同时，可以定期安排学生假期到医院见习，以使其更早适应医院环境。搜集学生见习反馈意见，在教学中针对临床见习的缺失部分，有的放矢地更改部分教学内容。

外国教育方式例4

［作者简介］关帅锋（1983- ），男，河南禹州人，武汉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法规。（湖北武汉430070）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7-0021-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教育服务，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机构以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来迅速提升自身办学能力与教学实力，是一种合乎国情的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新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实用的引进外国智力新方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我国职业教育系统的广泛推行，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并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职业教育工作者应当深入分析当前中外职业教育机构在合作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及其根源，并在结合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实情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有力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问题

（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文化理念冲突

第一，中外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的过程中就政治化办学理念问题存在冲突。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将正常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交流做了政治化处理，将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式人才培养项目作为其传递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载体，通过合作办学的途径将其国家意志注入合作伙伴国的人才培养体系中，从而实现对合作伙伴国的职业教育系统的文化压制。部分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通过其挂靠的职业院校向我国职业院校派驻外籍教师，以达到向我国国内的职业教育系统的灌输思想与文化的目的。

第二，中外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的过程中就过度产业化办学理念问题存在冲突。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职业教育一直秉持产业化发展战略方向，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来决定其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设计。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将职业教育事业视为其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外向型产业来向各发展中国家推介，并从中谋求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引入外方职业院校合作机构参与我国职业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引入西方优秀职业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通过与外国职业院校展开合作来学习外方优秀的教学管理模式和先进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3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价值观定位着眼于建设公益性办学理念，并不鼓励商业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过度泛滥。这使得中外职业院校在双方合作的利益基础上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制度障碍。

（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问题

第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的综合考量。部分职业院校受到实训课程开设能力不足的限制，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偏重于理论教学，未能以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为重心来改造当前职业院校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及从业素质培养中的弊病，从而导致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实践能力未能适应宏观经济国际化趋势下企业界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部分高职院校在与外国职业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出发点上存在务虚思想，仅希冀借助外国职业教育机构的虚名来提升本校品牌知名度，缺乏借助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来提升本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务实思想。部分职业院校亦存在对世界观、价值观、道德及意志等非智力教学内容的重视力度不足的问题，在与外方合作过程中过度倚重于外国职业教育机构的技术实力来增强对本校学生的技能素质培养，从而使该合作项目所培养的人才，其专业技能素养有余但精神底蕴不厚，并且缺乏在日趋激烈的职场中的长期生存的能力。

第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在教学模式变革上缺乏动力，课程体系设置上缺乏内恰性，教学内容的组织上缺乏系统性。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型职业教育机构的审批模式和思路主要借鉴审批外资企业的做法，疏于对课程和教学标准的审核。过分侧重对机构设立的审批将会误导中外合作办学真正方向。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项目的优势在于合作双方通过将各自优势教学资源进行共享，并将对方优势教学资源整合进本校教学系统中的方式来提高本校的教学水平。由于中外职业教育机构之间存在教学理念差异，合作双方在教学模式和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上的差异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消除。部分职业院校在功利性思想驱使下与外方所签合作协议缺乏对双方长期合作利益的兼顾，从而将中外职业教育机构的职业教育合作事宜范围限定在技术细节层面而难以深入。

（三）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

第一，我国职业教育的中外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地域间布局失衡的问题。按职业院校学校数量统计，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的地域布局相对均衡。但由于东部地区职业院校有着丰沛的教学资源和雄厚的办学经费来开展与外国职业院校的合作，使得我国各地职业院校的地域布局呈现东部地区教学质量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受经费短缺的制约，西部地区职业院校对外方教育资源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实质性的优质资源引进不足。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间教学资源配置失衡的态势，教学资源配置的地域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中外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源在于部分发达国家将职业教育的跨国合作视为其重要的服务型贸易出口，使得我国中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难以被发达国家职业院校列入合作伙伴名单。

第二，我国职业教育的中外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学科设置方向与专业建设内容错位的问题。我国职业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应当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相匹配，其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应当充分满足我国人才需求市场的切实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涉足的产业领域覆盖面广，各产业领域对口的职业教育学科都有着强烈的与外方合作办学的诉求。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层次主要以本科教育为主，且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方向主要专注于经管类、计算机类等社会急需的热门专业，而诸如工学、农学等学科领域的合作办学项目较少。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重经管而轻工农医的问题根源在于：一是各合作院校对短期利益的追逐而热衷于举办易于增加学校收益的合作项目；二是我国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缺乏实力开设需要大量实训资源投入的工科、农科与医科类专业。

（四）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利益冲突问题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各当事人对于合作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事件的预先估计不足，以及对合作过程中有较高概率爆发的风险事件缺乏缜密的风险防范预案，是导致合作项目失败的主因。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经费筹措主要依赖于学生学费，并需向社会各界热心职业教育事业的投资者或捐助者募集资金。市场化的办学机制固然赋予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运营机制以更多灵活性，但也增加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运营风险。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以其全新的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吸引着教育市场的需求者，处于组织生命周期初期阶段的合作项目的招生人数虽然有着较高的成长率，但因受到诸如办学机构性质、资金筹措、招生政策变更、生源波动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其发展前景呈现显著的高波动性。

第二，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涉及国内与国外职业院校、地方政府、生源地家长及社会舆论等多方，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对中外职教合作办学项目的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各利益相关方在合作办学机构的办学方针、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目标等关键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上存在冲突，由此给中外职教合作办学项目的组织治理带来巨大风险。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而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是新事物，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管理制度的缺失使得正式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实质上是更多地接受非正式制度的规范，这使得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的制度风险骤增，导致项目合作各方就合作收益预期分配方案难以达成一致，由此给合作后期的利益冲突埋下伏笔。

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一）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文化理念融合

第一，我国职业院校应当以教育部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纲，秉持公益性事业理念来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积极吸收外国职业教育先进办学理念的方式将其纳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体系中。这要求我国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坚持公益化办学方向，并强化对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外国合作方职业院校的政策引导和行政规范，以实现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国际化进程的稳步发展。对于外国合作方职业院校的先进职业教育理念，我国职业院校可以本着自主化办学理念来学习并积极借鉴，以有效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我国职业院校应当以是否促进教学质量提升为核心评价标准来审慎遴选外国职业院校作为我方合作伙伴，并本着以我为主的理念来有效剔除外国合作方职业院校的办学文化理念中不适宜我国国情的内容，从而充分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式国际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价值实现。

第二，在同外国职业院校展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过程中，我国职业院校应当积极输出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问题具有双向性特点，它不仅意味着我国职业院校应当积极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同时也蕴含着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应当积极走向世界职业教育界的内容。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国家软实力扩张在职业教育界的有力体现。通过将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理念扩张到全球，有助于将我国实体经济的产业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推向全世界，为我国宏观经济与产业实体的全球化扩张奠定良好的高素质人才基础。

第三，在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中外职业院校应当重视制度文化的规范与创新。良好的制度文化建设有助于消除中外职业院校在合作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是维系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正常运行秩序的基础性制度保障机制。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可通过实施制度文化建设来规范和约束合作各方的行为，并促使合作各方采取一致行动来提升合作项目的整体利益。中外职业院校可引入国际质量管理系统的理念和方法来确保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运营符合国际通行规则。

（二）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创新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积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领域的先进实践教学模式，并结合我国职业院校的发展实情，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教学新模式。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结合中外双方职业院校的教学资源特色来，借鉴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将中方擅长的理论教学能力与外方精通的实践教学能力有机结合，打造优势互补的职业教育跨国合作新典范。

第二，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明确其人才培养活动是以满足国际化用人单位需求为目标，在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上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为有效提升职校学生从事国际化岗位所需的核心技能，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应重视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进行深度变革。这要求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各方强化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合作力度，实现我国职业院校和合作方职业院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目标在教育实践层面的统一。我国职业院校应尊重并积极学习外国职业院校在职业能力标准制订方面的领先思维，严格依据职业群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来设计专业级专业方向，依据国际化企业对职校人才需求特点来设计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并根据国际化企业的发展趋势对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动态调整，此举有助于促进中外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水平。

（三）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育资源优化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当强化合作各方在课程体系建设领域的合作力度与深度。我国职业院校在课程设计方面应积极与外方合作院校展开协商，以国际化企业的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充分利用外方合作职业院校的优势教学资源为切入点来建设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课程平台。项目合作双方首先应通过磋商来磨合各方在人才培养方案上的分歧，并制订符合合作各方利益的统一人才培养方案。其次，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当制定各门课程的对口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习目标。合作各方应对实训课程的教学课时安排、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及课程学习绩效考核进行统一规范并协同落实。我国职业院校在课程理论教学方面虽较有所长，但缺乏具有实战性质的职业教育实训课程设计的经验和能力，具有较高技术水准的实训基地和相应的实训教师亦相对匮乏。所以我国职业院校应当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来完成对学生的理论课程教学工作，并利用国外实训教学资源来有效补充国内职业院校在实训教学领域的不足。

第二，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当积极开展双语教学。为确保合作项目的双语教学的教学效能，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重视引进国外原版权威教材。通过引入外文原版教材的方式，有助于为职业院校学生打造良好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人文环境。双语教材不应当针对个别课程进行独立使用，而应当与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的人才培养规划相融合，通过从学科体系层面考量制订有利于培养学生复合性专业知识和素养的双语课程群建设方案。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应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来合理调整课程内容和授课进度，以确保双语教学的有效实施。中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可以在对学生学习能力进行分级考评的前提下，对学生实施分层次教学和分阶段教学。

（四）中外合作型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利益格局平衡

第一，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需建立基于市场导向型的利益配置机制。这要求各级职业教育主管部门下放对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最终决策权，并下放对其具体运行过程的过度管控，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决策权和项目具体运行管理权交给合作双方职业院校。中外合作职业院校可以根据本校的具体办学条件和师生切实需求来就项目的合作内容与方向做出决策。此举并非全面解除职业教育主管机关对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管理权利与责任，而是要求各级职业教育主管机关应当以建立有限政府为理念来规范其对职业教育领域的中外项目合作事宜的行政管理权，学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促成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运行绩效的提升，并运用既有法规制度来制约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市场中的不规范行为。

第二，市场机制导向型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运行还要求合作双方应当基于双方利益最优化目标来统一调配合作各方的教育资源，通过优势资源互补的方式来有效提升合作各方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受合作各方文化冲突和信息交互障碍等问题的制约，合作各方难以建立起达成双赢式职业教育合作目标所必需的相互信任感。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需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交互机制和规范的合作项目信息披露机制，有效增进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的信息透明度。在信息透明化背景下，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基于相互间的信任而形成具有较强组织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合作成功奠定良好的校园组织文化，并为职业教育合作双方在教学、科研、招生与就业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第三，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需以建立有效的合作风险防范机制为基础。要有效规避因制度缺失而引起的办学风险，就需要制定周密、严格的制度来约束和管理中外合作办。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各当事人应当对于合作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做出充分的预估，并据此在事前针对合作过程中有较高概率爆发的风险事件做出缜密的风险防控预案。合作风险防控预案的内容中包括对已爆发风险事件所造成的合作损失的分担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中外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合作损失分担方式与分担比例设计应当以风险与收益匹配为原则，以合作各方所享有的合作收益权的比例为依据，使得可享有较高预期合作收益方承担较高的预期合作损失。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各方应当建立并健全合作项目决策事故追责机制，将在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决策失误损失落实到具体决策者身上，以确保合作组织决策机制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外国教育方式例5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衡量国家、地区步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随着我国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更加迫切。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浪潮中崛起的一个新的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简称高职教育），面对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将迎来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和良好的发展机遇。高职教育要改变传统的封闭式教育成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面向国际的开放式教育；要改变以往单纯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转而培养具有国际化、信息化知识结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这也正是我国入世后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本文将探讨高职教育拓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局限性、主要模式及成效、值得注意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建议。

一、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

1.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院校数量已由1998年的286所增长到目前的1091所，占全国高校总院校数量的60.9%。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阶段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已成为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三个重点之一。国家现已把义务教育、创建高水平大学和加快发展包括高职教育的职业教育作为当前教育发展的重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历史较短，经验不足，对学生的实际技能培养不够，缺乏职业教育特色。据有关研究发现，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存在的全局性困难反映在“办学难、育人难、就业难”三大方面。

2.中外合作办学成为高职教育摆脱困境、迎接挑战、谋求发展的必要途径。

入世后，摆在高职教育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人才培养工作必须从国际平台上来整体考虑，即具有人才培养的国际意识。借鉴和研究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经验，在内容、目标、质量评价体系及合作上走高职教育国际化道路。中外合作办学，有助于高职院校引进国外资金、优质高职教育资源和国际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课程体系，学习国外有益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更新办学理念，树立国际意识、改革意识、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学科、专业建设、课程、教材、教学改革以及教育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有助于我国高职院校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拓展毕业生海外就业市场和留学渠道，从而有效提升我国高职教育的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增强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缩小我国高职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此外，中外合作办学把以人为本的高职教育思想带入国内高职教育领域，使受教育者不仅学到了技能，而且还突出发展了自我，提高了开发创新能力，增强了工作责任感，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不仅有助于高职院校较快与国际教育水平接轨，更可使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人尽快适应国际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满足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高素质、国际化的各类实践型人才的需求。

3.江苏省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速。

作为全国教育强省之一的江苏省是我国最早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省份，其高等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发展迅猛。目前已开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192项，占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总量的55%。江苏省到2010年将重点引进世界不同地区五所以上国外知名大学，十所以上国外高水平高职院校在本省举办合作项目。

二、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局限性

1.落后的地方教育体制和机制束缚高职教育面对职业教育市场的挑战，政府和市场尚未达成有效的统一。现有政府的职能对职业教育还有相当程度的束缚力，如硬性要求高职教育必须达到50%―60%的比例，这种忽视具体地区差异的指令易于造成高职教育脱离实际。

2.观念上的偏差是造成高职教育发展滞缓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人们追求管理型、高新技能型人才的意识逐步强化，认为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因而不屑于接受高职教育。再者，社会的分配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技能人才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致使他们失去了继续接受高职教育的信心。高职教育故而在国内处于备受冷落的局面。

3.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还是从简单的从业需要角度来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原则，让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者掌握一门技能，忽视了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迫切性。我国目前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应该在尊重受教育者、服务受教育者、满足受教育者个体要求方面形成着力点，采用国际惯例设置教育培训的评估标准，以期早日与国际化接轨。

三、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成效及问题

1.在高职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多样。国内高职院校最主要的国际合作方式还是与国外知名高校或高职院校合作举办专业课程项目，共同招收学生、共同组织教学，采用“3+1”或“2+2”的方式跨国分段培养高职类本科学生，共同颁发学历证书。中外高职教育合作伙伴也可合作共建教育科研机构和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此外，国家鼓励国外知名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在中国开办分校或合作创办独立设置的教育机构。

2.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课堂上讲理论，黑板上开机器”式的中国老式高职教育模式渐渐退出了中国高职教育的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交互式而非灌输式教学方法。先进的国外高职教育课程体系、教学理念、实景化教学环境和灵活的教学形式，如课堂讲解实例分析、学生提问与讨论、计算机模拟作业参观现场。这些国际领先的高职教育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人才的现代职业素质，学生经过先进教育模式的训练，动手能力更强，团队合作精神更足，职业道德观念更硬，受到了企业的热烈欢迎。

3.值得注意的是：高职教育的定位是服务于地方经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重点等方面自然会有所不同。无论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如何先进与完善，他们都是以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发展和积淀而成的，有着浓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我国的高职教育模式发展还不成熟。因此，在中国高职教育拓展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认识到如何去学？如何结合自身需要和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去学？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借鉴国外高职教育经验时需着重考虑的。

四、高职教育发展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缺乏权威有效的沟通平台。

目前，国际职业教育洽谈会是比较普及的一种中外合作交流渠道。但中外合作中的中方高职院校往往在参会前对此次参会的外方院校不太了解，对适合自己学校的项目心里没数。这样一来，很难找到合适的外方院校进行配对洽谈，成功率很低。因此，在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中急需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和服务平台，它不仅能提供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和发展动向，还能帮助寻找合适的外方职业教育合作机构，更能帮助学校去正确辨析国外教育资源的优劣。

2.文化差异考验师资水平。

在目前已达成的职业教育中外合作项目中，引进国外课程、进行师资培训、学生交流实训是主要的几种形式，但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外来课程“水土不服”，不符合中国国情，国内部分教师水平不高，难以接受新型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等问题，使不少高职院校在项目运行后开展并不顺利。

课程本土化程度不够、教师教学理念陈旧、学生学习能力不强等问题是国内高职院校在中外合作中需大力解决的关键所在。

中外合作办学的确考验教师的教学管理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果高职院校能调动好教师的积极性，帮助他们通过阶段性的强化学习，尽快接受国外教学理念，同时为学生设计好学习方案，相信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3.办学监管体系有待完善。

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开展以来，得到了教育部和各地政府的支持，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办学和管理过程不仅涉及行政部门还涉及劳动、金融、税务、外汇、民政及海关等多个部门，急需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体系，以便从项目审批到立项、办学过程的质量监管以及财务审计，能够给予及时有效的监督管理。

五、对高职教育拓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几点建议

1.结合本校合作项目的具体要求，中方高职院校应踏踏实实地做好自身工作。

开展中外合作教育，对国内高职院校的合作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学校应充分了解和掌握来华合作办学机构的情况。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对外方院校在国外的资质进行审定，从而保证合作教育的质量和办学水平。其次，中方高职院校要有明确的合作办学目标和内容。最好能依据国内紧缺专业的需要，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有技术、懂管理、会外语、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合作方式可以形式多样，但一定要有实效。再次，中方高职院校在开展中外合作教育时，应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扬长避短，积极引进国外优质资源为我所用，通过学习和借鉴两种途径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教育规范。最后，中方高职院校从项目一开始运作就能重现项目的内涵，明确质量要求，在办学过程中，抓住每一个环节，兑现对社会的承诺。

总之，已开展或打算开展高职教育国际合作的院校，要以国际合作办学为契机，对本校人才培养要求、培养渠道、培养形式依据客观环境的需要进行转变；对本校高职教育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办学模式和专业设置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改革；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与国际接轨；对本校师资队伍、教材、实习实训基地应加紧规划投入和建设，尽快缩短与国外高职教育办学水平的差距。

2.积极开展中外校际合作教育的模式，中外校企合作联合培训模式。

国内高职院校在中外合作办学中要正确定位自身发展规模和发展策略，充分利用现有的行业专业教育教学资源优势，大力开展中外校际合作、中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突破高职院校办学规模偏小、人力资源利用率偏低、学生就业空间狭窄等问题的制约。

3.按市场规律运作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前提。

不管是中外高职院校间的合作办学，还是中外校企间的联合联训，双方都要在相互信任、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互助互利而又独立的良性互动关系。单向援助式或过分依赖的合作，一般只在一定情况下有效，却不能长久稳定。

4.从语言培训入手，积极开展以培养专业学科知识和技能为主导的双语教学。

通过积极邀请华裔或外籍语言和专业任课教师来校执教，力争全校百分之百青年教师接受语言和专业培训。其它形式的国外受训也可作为提升高职院校专业与国际接轨，提高学院国际化教学水准的重要途径，也是高职院校引进高质量中外合作项目的前提和保证。

六、结语

中外合作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应主动出击，认真研究并推进高职教育与国际接轨，把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视为学校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深化改革，提高办学能力和竞争力，主动学习和吸收国外高职教育先进的办学理念、教育体系；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成功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承担起培养国际型、外向型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朱天麟.中外合作办学与转变教育理念［J］.北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2）.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M］.

［3］马庆发.当代职业教育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4］何群.浅析WTO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J］.四川：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3）.

［5］易峥英.浅析“入世”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J］.黑龙江：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4）.

［6］吕鑫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外国教育方式例6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121-02

一、引言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应运而生。2003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将中外合作办学界定为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教育技术和管理机制,聘用外国教师授课的一种新型办学形式。我国加入WTO以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十分迅速,办学规模、办学层次逐步提高。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鼓励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外的高校之间、我国高校与国外科研机构之间,我国高校与国外企业之间以及我国高校与国外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一种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与我国改革之初的“市场换技术”型企业中外合资目的相似,中外合资企业是通过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利用我国的市场潜力和优惠政策吸引国外技术资本投资,以便带动我国企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企业的国际化与我国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都源于“窗口动因”,对于合资企业而言,是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生产技术、产品标准、样式与本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并为国内外经营与发展提供适应国际惯例的经营与管理经验;对于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而言,就是追踪国际先进学科教育知识,获取本学科发展动态信息,为国内经济社会建设所需的学科发展提供指导。知识和技术是国际技术转移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技术是信息和知识的综合体,而技术的本质是知识,信息也可以看作是可整理的知识。高等教育项目是知识密集型的组织,中外合作办学自然也以知识转移为显著特征和目的导向。企业的技术转移与学习成败取决于我国企业对转移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而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成败则取决于合作高校的知识学习和吸收能力。在“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导向下,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对我国整个的教育领域也将产生有益的影响。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关键是消化吸收、利用创新,最终目的是提高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

目前,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虽然规模很大、但水平还不高,部分高校对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认识不足,存在只重视学生派出,忽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尤其是教师资源的引进。没有从学校长远发展考虑,通过派出去,请进来为办学双方将来在教学、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提供平台。尤其是对于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效应,还缺乏动态、系统、全面的研究,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实际发展状况,造成了项目运行中出现的盲目、低效与监管缺失。

二、国内外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主要从教育服务输出国与提供方的角度,研究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 Education)问题,相似的英文概念还包括Transnational Education、Cross-border Education、Offshore Education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涵盖了人员跨国流动、跨文化交流、国际合作办学规管、合作模式与合作伙伴选择、国际合作项目教学内容与方法调整、国际合作项目质量管理与评价等方面。在世贸组织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WTO/GATS)下,教育服务市场自由化进程缓慢,相对来讲,高等教育国际化在近几十年内发展较快。Jane Knight(2002)认为教育国际化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是指所有学生、教育项目(Program)、教育机构与教育服务的跨界流动。Per Nyborg(2003)认为教育国际化能加强区域认同感,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Van der Wende等(2004)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推动了大学国际化范围扩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Stephen T.Barnett等(2004)研究了在国际合作教育项目中,本国(Home Country)教师在所在国(Host Country)遇到的跨文化与知识背景问题,指出合作双方学校要对师生提供跨文化训练和必要的支持。Philip G.Altbach等(2006)指出,高等教育是现代知识产业的重要部门,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兴起驱使全球资本纷纷加大对知识产业的投资,并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Eric Beerkens等(2007)认为高等教育组织间的合作将更多采用高等教育集团的形式(Higher Education Consortia)。

国外学者将高等教育作为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一项产业,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效应。Rudi Klauss(2000)指出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并首次提出教学过程中无形的软技术(Soft Technology)是其关键所在。Shanthi Gopalakrishnan等(2004)从组织学习的角度对技术转移与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的概念进行了界定。John S.Walton等(2007)将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方法引入国际教育项目研究。

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国内学者主要从国际教育服务的接受者与合作方的角度来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热点集中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概念、现状分析、模式、教育问题、项目管理、中外合作办学的挑战及对策、WTO与中外合作办学的关系、高校的典型案例等问题。研究方向已经触及办学的各个方面,如教育法规的完善、外籍教师的管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解读等。总体来讲,这些研究大多数停留在操作性层面,中外合作办学理论的发展滞后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难以对现实中的合作办学进行有效地理论指导。就中外合作办学的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效应,李晨(2007)从知识共享角度进行了理论研究,鲁永恒等(2009)探讨了知识的可转移性与知识转移的组织管理,并从三方博弈角度研究了知识共享导向下的激励问题。

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阶段的界定

Nigel M.Healey(2008)将Uppsala国际化模型引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认为大学的教育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类似,会依次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传统高等教育服务出口(Exporting)方式,大学大量招收国际学生到本国学习;第二阶段,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特许经营(Licensing)方式,大学委托(Subcontract)国际合作院校授课,采用学生在本校(Home Campus)与国外高校(Offshore Campus)分段培养模式,校际间学分互认、转移(Transfer Credits),即所谓“3+1”等模式;第三阶段,作为高等教育合资(Joint Ventures)方式,根据所在国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大学与国外高校在所在国合作办学,这一模式在东南亚与中国近来得到迅速发展;第四阶段,作为高等教育独资机构(Sole Ventures),在东道国独立运行,一般集中在伦敦、巴黎等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在发展中国家受到政策限制,发展缓慢。

我国不允许国外教育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中国境内独资办学,所以,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是国外教育服务提供商以“商业存在”方式占领中国教育服务市场的最主要方式。我国强调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尽量避免教育的产业化发展。但从国际范围来讲,教育是WTO规则下的“服务贸易”,中外合作办学在WTO的规则下是“商业存在”,外国教育资本首先是把教育作为具有丰厚利润的产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事实上,外方到我国投资办教育的最大动机就是看准了我国有庞大的教育市场,有较大的赢利空间。因此,国家严格控制教育,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指引下,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积极鼓励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开展合作办学。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全国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共达1100多个,其中高等教育占79%以上。现阶段,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正处于Uppsala模型中从特许经营模式(分段培养)到合资模式(中外合作)的过渡阶段。

我国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除了实现教育项目其本身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利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产生的知识转移效应,实现合作院校间或合作项目内部的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追求合作双赢的良好局面。

四、实例分析:一所省属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我国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势头迅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现结合黑龙江省一所省属普通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状况,来具体分析其知识转移与知识共享效应。黑龙江科技学院始建于1947年,地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一所省属普通理工科院校。该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起始于1999年,先后与俄罗斯、加拿大高校、奥地利政府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和科技交流项目。其中,该校利用奥地利政府贷款与奥地利MCE公司合作建设国内一流的矿山机械制造培训中心,属于国内高校与国外企业进行教学与科技合作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该校与俄罗斯、加拿大共3所院校分别合作开设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务(金融)管理等3个专业,分别采用分段分校区培养模式,即前1年在中方高校完成语言与专业基础教育,后4年分别在中方高校与外方高校各进行2年专业课程学习,毕业由双方分别颁发学位与毕业文凭,这属于典型的特许经营、分段培养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尤其是该校与加拿大道格拉斯学院合作开办的财务(金融)管理专业,合作方式由最初的分段培养模式,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项目进入“4+0”模式,即全部4年学业在中方高校完成,中加双方分别授予合作项目毕业生学士学位,这一合作已属于典型的中外合作办学“合资合作”模式。该项目由合作双方高校教师共同授课,除引进北美顶尖商学院金融学课程体系,并培养毕业生200余人外,还派遣16名项目组教师赴加拿大进行专业培训学习,这些教师通过为加方教师助课,并最后接替加方教师授课等方式,完成了以学习国际先进金融教学内容与能力的知识转移过程,成长为具有国际化视野与系统性学科专业基础、能胜任完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的优秀教师,并且通过对国外优秀教育资源的引进、消化、吸收,其教学、科研能力取得全方面提高,这些教师通过积极参与该校相关学科与专业建设,有效开展组织学习与学术交流,知识共享效应初现端倪,已经为金融、会计、财务管理等专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该校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不断引进、吸收、消化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外合作办学水平达到省内一流,取得了国际合作办学的新经验,受到黑龙江省教育厅的肯定,并在学校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向全省推广该校的中外办学经验。

[本论文为黑龙江科技学院教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No.08-25、No.08-28)]

参考文献:

外国教育方式例7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也在不断的发展，其中教育体制随着国家界限的开放也在高速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相关著名的音乐体系以及音乐教学方法逐步以体系的形式形成，并开始传入中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相关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了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推动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借鉴国外音乐教学体系的相关实践经验，并从中找到失败的原因，是推动我国音乐教育的必然发展策略。文章在该基础上，通过研究国外相关的音乐教学体系与方法，用科学的视角来分析音乐教育，这显然对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

【关键词】教学体系；音乐教学；国外音乐教学

世界发展的脚步是不断向前的，在此过程中，教育跟随其脚步不断向前发展，其中核心就是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要在传统音乐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利用开放性的眼光来吸收国外著名的音乐教学体系，吸纳先进以及成熟的音乐教学方法，完善我国的音乐教学体系，以很好地提升我国相关教育的质量与国际接轨。

一、我国当代音乐教育概述

（一）音乐教育

在传统意义上，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学的表现形式，它是作为一门有形学科存在，其作用是研究相关的音乐教育的实践以及相关理论，是作为居于教育学与音乐学之间的交叉性学科。

音乐教育包含着两个实体领域，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音乐，二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在教育领域当中，音乐是一种有效的艺术教育模式，利用艺术形式以及美育培训实现文化教育。音乐教育是社会当中的音乐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核心基地，也是具体的活动载体，其目标在于为社会培养专门性的音乐人才，增加社会活力与国家生命力。

（二）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音乐教育还存在部分问题，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一方面，我国相关的音乐教育的目标结构不完善，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经过教育改革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教育模式，强调个体的发展系统建立，但是却忽视了某些音乐学科的系统以及学科教育的存在。音乐艺术是一种兼具教育教学与审美的系统性学科，尤其是其中还蕴含着相应的技术与技巧，如果在教育过程中过分注重形式与个性，就会导致对系统性教育的忽略，容易导致音乐教育偏离轨道。

另一方面，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盲目“崇洋”现象。国外在音乐体系的建立上确实有值得参考的地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每个国家本身的教育系统都是根据本国的教育实情建立的，盲目地照搬模式只会形成为四不像的教育模式，反而阻碍了相关的教育发展。

二、国外音乐教育的相关研究

（一）国外音乐教育的差异

在文化差异以及教育模式发展背景下，国外音乐教育与我国音乐教育有着明显的差异存在，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外音乐教育的侧重点与我国音乐教育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在我国，传统音乐教学一般在课堂上完成，教师利用多媒体或录音等设备为学生播放音乐，教师会在之后介绍音乐制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等相关情况，学生只是负责聆听，而没有任何的思考与想象空间发挥。反观国外教学，教师在课堂中通过音乐鉴赏等方式，却不会涉猎提问或引导学生关注音乐本身之外的事物，其主要任务则是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亲生参加音乐活动，进行音乐表演，将其带入到音乐氛围当中。

第二，在教育方法上也有明显差别，国外教育模式一般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音乐方面的专门性学习，练就良好的基本功，在课堂传授过程中也很少会用到多媒体等设备，更多的是亲身教学，通过演奏或歌唱等方式，教师一般具有相当底蕴的音乐学识。

第三，在教育结果方面也有差别，国内的学生通过传统教学方式更加擅长通过欣赏音乐来谈及歌曲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但对乐器的演奏却不擅长，反而国外的学生，则更加注重实际操作，在欣赏过程中更多地体验音乐中韵味，而不是感官感受，致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可以更自然真切地感受音乐。

（二）国外音乐教育的借鉴与启发

国外音乐教育体系与我国音乐教育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别，其对我国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具有很好的借鉴与启发作用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在音乐教育的理念上，要转出传统的音乐教学思想，增加先进的观念。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依然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够成熟，这就需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转变传统教学理念，并且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也要不断的更新，不能只局限在音乐教学的表象功能，还要注重自身音乐价值的发挥。在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要明确音乐教学的作用，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将音乐作为一门必修学科，与语言、数理等学科同时并列，但是在我国音乐教学仍然处于边缘学科位置，从上至下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第二，在教学目标上应该不断地更新，要树立新型的音乐教育教学目标，从而提高音乐教学的实践的可能性。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强化音乐学习的价值，从而实现为社会培养专门性音乐人才。在教学目标取向上，不仅仅是要培养人才，更多的是建立一整套培养机制与方法，促进整个教育模式的更新。

第三，在教学方式上要打破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模式。教学模式要朝多样化、多维度的方向发展，提高音乐教育的持续教学能力，在对教材的选择要以择优为标准，编排新型适应时代背景的音乐课本，课程内容涉及民族化等多个方面，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音乐手段来表达自我的感情，让他人通过音乐鉴赏了解到其中的内在价值观与道德观。

三、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开放，多个领域出现了相互融合，我国只有在不断地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科技才能不断地发展自身，尤其是作为国家动力的教育，其中，音乐教育是提高社会活力与国家生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模式，更新我国的音乐教育模式是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外国教育方式例8

一、中外中学德育课程模式比较

所谓中学德育课程模式是指典型的相对稳定的中学德育课程的教学类型。现代教育学研究成果已总结归纳 出多种中学德育课程的模式特征。我们重点分析三种国外各具代表性的模式特征和三种我国中学德育课程模式 特征。

（一）英国中学的“体谅模式”

体谅模式是以道德情感教育为主要特征的模式，亦可称为“情感模式”。创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 道德研究机构在中小学在校生、毕业生及社会各界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编写了中小学德 育教材《生命线》和教师指南书《学会关心》。

英国在中学德育课程中提出生命线系列教育，他们试图表明，为他人活着是值得奖励的。他们要求学生善 于体察和理解他人的需要、兴趣、情感和关心他人的学习、生活与工作。

生命线体谅模式教育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部分围绕人们在家庭、学校或邻里中所经历的人际关系问题创设 情景。例如通过宣读或板书表示出一种体谅的情境，其次请全班学生写出如果自己处于此情境中会有怎样的所 作所为，再让学生选择一种行为分角色进行扮演，然后由班里同学对角色者的行为进行评论，最后师生共同讨 论、总结。

这部分内容还可以让学生站在当事者双方的立场上进行考虑，或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思考，有的还从同学关 系、种族、文化、政治冲突等矛盾分歧设计情境。

第二部分是“证明规则”。这部分针对学生与他人共同生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来帮助学生找出解决问 题的方法。如启发学生讨论法律、常规、原则、社会规则等内容，对不同规则的冲突或规则同自己爱好的冲突 进行分析。采用的方式，仍然是设置情境、提问、角色扮演。

第三部分是“你本该做什么”。这部分内容是设置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道德困境，让学生在戏剧性的道德 困境面前思考分析。

由于这种模式吸引了学生的兴趣，取得了实际效果，因此受到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目前这种体 谅模式采用的教材在英国和北美以各种版本出版，历年不衰。

（二）美国中学的“能力模式”

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美国的道德教育模式可以说是种类繁多，方法各异 。全国中学没有统一的德育课程，各州有各州的课程，甚至一个州之中不同学校也有不同的德育课程。有的受 科尔伯格的道德认识发展模式影响，有的受路易斯·拉思等人价值澄清模式影响，还有的受价值分析模式、社 会行动模式等影响。但无论受哪种模式的影响，归纳起来美国中学德育都十分重视对学生适应社会生活能力的 培养训练。

美国中学采用“能力模式”特征的德育课程主要受价值澄清学派的影响，即将道德看作是一种对道德价值 观进行独立选择的综合能力，认为教育是发展个人独立作出价值观选择能力的过程。该教育模式不采用灌输的 方式，认为灌输的方式会轻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能培养出所期望的自我负责行为。该教育模式采用7个过 程提醒或帮助学生分析哪些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怎样更有目的、更稳定、更负责地生活。这7个过程是：

(1)自由选择，无任何外力的控制或权威的胁迫；

(2)从各种可供选择的项目中进行选择；

(3)在仔细思考后果之后进行选择；

(4)评估并珍视个人的选择；

(5)公开个人选择以求得公众的认可；

(6)按个人选择去行动；

(7)重复这种行动，使之成为个人的生活方式。

在“能力模式”影响下，1983年美国“全球探索中心”组织了57位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和青少年问题专 家编写了《青少年能力》一书。

这一模式主要是组织学生开展灵活讨论、角色扮演、游戏、制作等多种实际活动，培养训练学生具体的道 德能力。每节课老师仅讲一刻钟，每班仅十几名学生，并配2名教师指导活动。例如：学生模拟怎样拒绝他人的 不正当邀请，练习“合格地倾听他人讲话”的技巧，编写征集朋友并为朋友服务的广告词，集体创造解决家庭 纠纷的趣味活动，开展具体实际的道德能力培养与训练活动。

《青少年能力》课程为培养学生道德能力设计了几十种生动活泼的活动。这些活动启发学生学会人际交流 ，建立自信心；了解人类的情感世界，学习对他人的尊重。还介绍现代社会的家庭、社会对青少年提出的挑战 ，以及如何进行决策，如何确立生活目标等。

（三）新加坡中学“东方内容加西方形式”的模式

新加坡是经济较发达的国家，近二十年在中学普遍开设了《儒家伦理》课程。课程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国古 代传统道德的思想和经典事例，但教学方法又多采用西方国家流行的现代教学方法。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少 年保持东方道德传统，

抵制西方道德侵蚀。他们认为“东方哲学是我们的基础，西方教育心理学是我们的支柱 ”，“东方内容与西方形式必须结合起来”。

新加坡不仅创立了独特的本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而且创立了独特的道德教育模式。他们在讲授《儒家 伦理》这样以传统道德教育内容为主的课程时，大量采用了西方现代教学手段、教学方式，体现出东西方结合 的特征。

他们把深奥难懂的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和英文，并在每篇课文中穿插人物故事。据统计全书共264页，各种插 图、图表就有89幅之多。

新加坡中学开设的《儒家伦理》课程给我国中学德育课程研究以很大启发。本来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创造 的文化典籍，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应由中国首先挖掘开发利用，但是这一工作却由新加坡抢先利用并取 得效果。新加坡不仅在中学正式开设课程，编写专用教材，而且研究出一套现代教育方式方法，使传统教育内 容加上现代教育方法形成一种新颖而又有实效的德育模式。

（四）我国中学的“政治教育模式”

从建国初期到“”结束，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国中学德育课程大体是配合当时社会的政治 运动安排教育内容。例如建国初期进行的“教育”，1957年增加的“反斗争”，后来选用党的文件、 领袖讲话直接作为教材，利用授课时间开展政治运动。可以说这一段时间中学德育课程是一种倾向成人化的政 治教育模式。

（五）我国中学的传统灌输模式

我国中学德育课程中的传统灌输模式，是以老师说教、讲授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注重讲授 、示范、规劝、批评，主要发挥教师的讲授作用。

多年来由于中学德育课程采用传统灌输模式，出现了呆板、生硬等弊病。例如，目前中学德育教材中许多 内容与小学重复，不管学生是否已接受，还是重复性地坚持灌输。还有，中学德育课中的《民主与法制》中讲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八项内容7000字，而同样内容大学德育课程仅讲五项，6000字。像这种中学内容深， 大学内容浅，中学内容成人化的现象，明显违背了教育规律。表现出只注重简单地灌输，而不注重青少年的接 受心理，不注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

由于我国中学德育课程过于注重传统灌输，一度被学生称为“说教课”，“讲大道理课”。这种传统灌输 模式在建国以来的不同时期或多或少都有表现。

（六）我国中学的“应试”模式

所谓应试模式是指教育内容设置与教学方式、方法运用方面突出应对考试的要求，具有一切为考试服务的 特征。这一模式的出现主要是七十年代恢复高考之后形成的。许多学校普遍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追求政治考 试高分的现象。教师采用的是“凡不考的内容不讲”，学生是“凡不考的内容不学”。形成“教师讲条条，学 生背条条，最后考条条”的应试教学模式。

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学校竞相出复习资料，竞相搞模拟考试，甚至出现大讲答题技巧、“蒙题技巧”的现象 ，进一步强化了只重视考题的应试模式特征。

比较国外三种中学德育模式与我国中学德育三种模式倾向，我们可以看出，三种国外德育课程模式，或从 道德情感，或从道德能力，或从东西方道德教育结合方面，都体现出注重对学生具体实际能力的培养与教育。 而我国中学德育课程则过于偏向政治观念，偏重教师讲授，偏重应对考试。最突出的问题是过于偏重教育的主 观意识，忽略学生的接受心理，学生学起来感到枯燥、呆板。

从德育课程内容上看，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各国课程也可以有不尽相同的内容。但在教学模式、教学方式 方法以及经验教训上，各国德育课程却可以互相参考、借鉴、取长补短。像新加坡十分重视东西方教育的结合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德育课程模式。

通过比较，我们一方面看清了国外中学德育课程可以借鉴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中学德 育课程存在的弊病。我们应该吸收借鉴国外的成功的模式特点，重点改进过于呆板、生硬、成人化的倾向；应 该改革现行德育课程的教材内容和授课方法。

二、中外中学德育课程教法比较

除了中学德育课程的总体模式特征之外，在具体的授课方式、方法上，中外德育课程也有明显的区别。

（一）隐蔽性与直露性

分析国外德育课程、教法，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大多采用较为含蓄、隐蔽的做法。例如，美国有的课文标题 是《三条腿小凳》、《友谊广告》，内容是讲自信心的三个条件和与朋友发展友谊、加强集体观念。用“三条 腿小凳”暗喻三个自信心条件，用友谊广告这一艺术形式宣传同学友谊、集体观念。这种做法显得活泼、亲切 。

与美国教材相仿的我国中学德育课程教材就显得较为直露、生硬。例如将“自觉遵守纪律”、“热爱集体 ”等作为课文标题，其直露就像标语口号。

（二）活动教学与“满堂灌”

通过对中外中学德育课程在教法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德育课程非常注重学生的参与，其教学大 多采用“活动教学”或“情境教学”方式，而我国教学大多采用教师“一言堂”、“满堂灌”。

例如英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课，本身就设置了一系列活动情境，每节课都让学生参与表演、评比， 是通过活动让学生学习。而我国德育课程活动设置很少，几乎每节课都坚持教师讲授为主。国外学生用书，许 多是半成品，学生可以在书本上边学习，边记录，边做作业；而我国学生用书大多是从头到尾印满了字，没有 空白留给学生填写设计。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我国德育课程不够重视学生的参与。

（三）多种教具与一支笔

在教学用具的采用方面，国外中学德育课程采用大量的彩色图片、漫画、教学软片、教学音乐带、教学录 像带、中英文格言、谚语及辅助教材的故事性读物。例如，新加坡编写的《他们走过的路》，介绍优秀的古代 名人故事，他们还选用歌星演唱课文内容，灌成录音带引入教学。另外还有专门的教学录像。这些教学用具的 普遍采用，使他们的德育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

与之相比，我国中学德育课程辅助教材显得过于单调，不仅很少专用的教学录像，而且教科书中只有少量 的插图、照片。教师授课常常是只凭一支粉笔，从头写到尾。

综上所述，在具体的授课方法手段方面，国外优秀的德育课程有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当然国外德 育课程也有许多缺陷，我国德育课程方式方法也有许多值得他国学习的地方。但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德育课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因此，我国德育课程的成功做法将不在本文着重论述。

三、未来中学德育课程的发展

通过与他国中学德育课程比较，我们发现了国外中学德育课程的某些优势，同时也发现了我国中学德育课 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校政治教研组决心吸取、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 情，创编集中外德育课程优势于一体的新型课程《现代少年》。目前，这门课程已连续实验了五年，收到日益 明显的好效果。开始我们利用自习课在一个班上课，后来利用正式课时在整个年级上课，现在发展为几十所中 学用正式课时上课。

连续五年的《现代少年》课实验经验表明，吸取中外德 育课程优势，发挥东西方结合的特长，是我们实验 发展的关键。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我们认为未来我国中学德育课程发展的方向可能有三种倾向。

第一种是“洋为中用”，即借鉴国外优秀的德育课程教材、教法，引进国外德育课程成功的实例及手段。 像我国一些省市采用的公民实验课就是借鉴国外“公民课”的一种形式。

第二种是“古为今用”，即采用优秀的传统教育内容和方法。像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区在中学普遍开 设的《儒家伦理》、《公民与道德》等课程可资借鉴。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创编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读本 也是古为今用的一种尝试。

外国教育方式例9

二、社区教育现状调查

我国最早的社区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国家结合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教育特点及国外社区教育案例，选择了国内较发达的区域试行，但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社区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但不同省市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社区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在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省市，社区教育的层次多、程度高、综合性强，并且，集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多种教育为一体。一些先进的社区教育的培训内容包括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例如为居民提供再就业培训、业务进修及岗前专业培训等。

三、社区教育模式

(一)区域型模式

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负责管理本区域范围内的医疗、教育、企业等事业单位以及私营企业、商店等，协调各部门共同为社区的教育工作贡献力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活动内容丰富、实体性较强、影响范围大、号召力强。街道社区教育的领导班子成员由党政机关单位的领导组成，带领区域内各个单位宣传“教书育人，百年大计”的思想，促进社会上形成重教好学的良好风气。加强学校、社会、家庭三者之间的联系，共同监督区域内学生的道德行为，参与学校的监管和评价，促进整个区域内组成人员道德素质的提高。

(二)学校教师进社区的模式

这种模式要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由学校派出教师担任社区教师来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社区教师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及爱好特长，组织社区内的成员进行培训、学习，同时，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与此同时，社区的教师还要进社区、下基层，了解掌握市民的需求。

(三)以学校为中心的辐射模式

这种模式以学校为中心，逐渐向外辐射，联系社会中的其他单位共同参与教育管理，是一种横跨多种行业、多种系统的综合的教育模式。目前为止，主要有三种组建方式:社区教育委员会，家庭教育联合会，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结合教委会等。这种模式的优点主要表现在覆盖面广，参与人员的积极性高，互惠互利、实现共赢。例如有的教育机构充分利用学校内雄厚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仪器等其他教育资源，面对全社会开办导游员培训学校，几年之内发展出若干分校，学员数量成倍增长，培育出大批社会急需的人才，在社会上不断赢得好评，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出了力量。这种模式改变了以往关门教学的传统模式，使广大师生根据社会的需求而调整教学策略，正确感知市场方向的变化，其前景非常可观。

(四)中外合作模式

这种模式是指国外的有关集体、个人或是国际间的有关组织，与国内具备法人资格的教育组织合作，共同在中国境内按照法律规定开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进行教学活动，从而实现提高我国教育水平、加强国际间教育界交流与协作的目的。中外合作模式包括三个类型:融合型、嫁接型、松散型。

1．融合型模式是将中外两种教学模式融合为一体，其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效果明显，并且高效地利用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资源。

2．嫁接型模式是国内外双方都对自身的教学模式有所保留，双方互相评价对方的课程设置、承认对方的学分，学生要同时获得双方学校规定的学分才可领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是投资少、收效大，双方的教育资源各尽其用，从而实现双赢。

3．松散型模式。这种模式是斥资聘请国外优秀的专家学者来校讲课、汇报，或是派出本校的教师出国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借鉴成功的教学经验，派学生作为交换生到国外进行一定期限内的学习、实习等，通过这些手段加强与国际教育界的交流。这种模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途径借鉴国外教学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从而不断提高我国教育的质量。

外国教育方式例10

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战略意义

首先，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高等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在办学观念、供给模式和运作机制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特点。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随着西方国家大幅度削减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高等教育已日益表现出非公共产品的一面，具有半完全或完全竞争的特性。高等教育市场已逐渐从区域性的个别市场，演变成全球市场。为了应对这一变化趋势，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高等教育对外营销战略，使出不同的招数，利用各自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大力开展高等教育的对外营销活动。

其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规则正在成为我国教育规则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约束我国教育国际交往的制度体系。中国“入世”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必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求生存、谋发展。为此，根据中国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制定合适的高等教育对外营销战略，开拓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市场环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良好的环境。

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的宏观环境来看，作为教育服务承诺的国家之一，我国可以充分利用最惠国待遇原则，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外营销争取到更多的权利，使其在与外国高等教育的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我国还可以利用透明度原则，使政府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及时了解其他成员国在高等教育市场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措施，并有针对性的向不同国外教育消费者宣传我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发展制度、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以及发展状况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利用透明度原则直接参与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新规则的制定，为我国发展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争取更多权利和创造更好的条件。还有是GATS规定“一成员可承认在特定国家已获得的教育或经历、已满足的要求、或已给予的许可或证明”，并鼓励成员国之间通过谈判和其他方式互相承认学历。我国高校所颁发的文凭必将得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的承认，这将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由于不承认或无法获得学历所带来的市场障碍，为我国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和在国外设立和创办更多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的微观环境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的微观环境主要表现在各成员国对开放教育服务市场和贸易形式方面的具体承诺上。教育服务贸易有四种方式：跨境交付，指一个成员方在其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通过网络教育、函授教育等形式提供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方境内向来自另一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出国留学和培训；商业存在，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如在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办学机构或合作办学；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方的境内提供服务，如外籍教师来华任教、中国教师到国外任教。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的微观环境来说，成员国对以上承诺越多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就越有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的统计资料，截止2000年，对高等教育服务作出承诺的21个国家中，有6个对四种贸易方式作出了全部承诺。从不同的贸易方式承诺来看，对境外消费全部承诺的有18个，部分承诺的1个，不承诺的只有2个，这也就是说在境外消费方面，如出国留学和培训贸易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已作出高等教育服务作出承诺的21个国家中，发达国家占将近一半（欧盟12国为一整体计算）。这也就意味着有能力支付境外教育消费的市场相当庞大，为我国开展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提供了丰富的市场资源；在跨境交付方面，已作出高等教育服务作出承诺的21个国家中，有16个作出了全部承诺，3个作出了部分承诺，也只有2个没有作出承诺，这表明在跨境交付方面，作出承诺的国家也占了大部分，这将使我国可以在大力发展远程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以满足国外教育消费者对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需求。虽然目前承诺开放商业存在教育服务方式的国家不多，全部承诺的只有7个，部分承诺的有12个，没有承诺有2个，但总的看来对我国发展高等教育对外营销是有利的。

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的目标市场和主打产品

如何利用以上有利宏观和微观环境，积极大力开展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的目标市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营销的主要目标市场，从教育消费者角度来看，首先应该是海外华人、华侨，因为国外校友和华人、华侨对祖国传统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希望了解祖国的语言、传统文化和现在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育市场。根据未来学家奈斯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估计海外华人包括港澳台有5700万人；其次是外国人才市场上，那些为适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需要而迫切要求获得中国高等教育消费者，近年来有这方面教育需求的消费者也日益增加；再次是对中国文化艺术以及语言感兴趣的外国教育消费者等等。从教育消费的地域角度来看，应该“加强周边，开拓欧美，兼顾亚非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方针。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所面对的宏观和微观环境，考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营销的主要目标市场，并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特色，我们应该考虑以汉语、中医药、武术和戏曲文学等传统文化科学以及在国际上已经形成具有自身品牌自然科学优势学科教育为高等教育对外营销的主打产品。

高等教育对外市场营销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