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1

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在大学专业设置中具有在内涵、内容和方法上的巨大相似性，因此国家教委于1998年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为一个专业，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是，在大学中文教学中，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育还应在保持二者适当区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理念基础和方法运用与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进一步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思路、教学方法，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1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教学的理念基础和重要方法 比较文学在中国大学中曾是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其具有特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但是，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学科，更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呢？美国比较文学大师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中从两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做出的定义：一方面，比较文学就是将一国文学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或是多个国家之间的文学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比较文学还是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学与人类其它文明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借鉴与超越，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等等。从亨利•雷马克的定义来看，比较文学重在跨越，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学科、跨越民族，围绕文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而进行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文学对开放性具有较高的要求。将比较文学也视为一种方法，就是说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包括法国影响学派的历史实证方法和美国学派的审美批评方法。所谓历史实证方法，就是在文学研究中以事实为根据，通过各种方法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各种相互关系。所谓审美批评方法，就是运用审美批评的方法发掘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美学价值。将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是现在文学研究中的普遍做法。 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理念基础和主要方法，这是由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和文学教学的特殊要求来确定的。一方面，文学具有联系性，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与文学都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人类总体文明中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都受到其他国家或其他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教学不是教师简单地依照教材讲解作家作品，尤其是大学文学教学，如果老师只是熟悉作品情节，有声有色地重复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不断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或是总结作品本身的特色，那远远没有实现文学教学的目的。 上述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和文学教学的特殊要求决定了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方法、学习方法，是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学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理念基础和重要方法。 2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应嵌入到外国文学教学中 比较方法是一种更高级的、更深刻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层次越高，越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比较研究或比较研究意识。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从根本上离不开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创作、文学赏析、文学研究就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开放性、世界性，自此之后的文学研究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本民族的文学中，那是难以与世界文明同步。因此，只有把文学的世界性作为研究、教授文学的一种基本方法特征，才能对文学做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因此，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嵌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 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都具有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都是超越研究者本身所在地域的，二者具有共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基础。因此，将比较文学嵌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以比较文学为理念基础推行外国文学的教学改革 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中，应该充分利用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增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效果，促进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这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好准备： 第一，增强对外国文学史在教材、教学中的重视和建设。外国文学史不是要求学生去读外国文学的原著，而是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翻译情况等，这就为比较文学奠定了教材基础。但是，在外国文学史的附录中有必要列出重要的外国文学名著供学生自行阅读以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史及外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在外国文学比较和研究中注重文化的特性。中国之外的所有文学都可以称之为外国文学，涉及的地理范围、时间跨度都很大。文学与文化紧密相关，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影响着对文学的理解和掌握。当对一国的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之后，这对进一步理解该国的文学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要注重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传授，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文学，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三，在教学思路上将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渗透到教学过程中。老师在讲授外国文学时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还可以缓解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陌生感，尤其是可以帮助学生深刻认识文学发展的共性与个性，进而对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将比较文学渗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改革中是一项系统、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和努力，不断增强外国文学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促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发展，这其中离不开对比较文学的重视和运用。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2

引言

语言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本身就值得研究，随之衍生的语言学更是大有学问。语言是人类交际必不可少的工具，如何教授语言，如何学习语言，对此类问题的调查，将对我国外语教学研究的框架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信息。传承学习本的语言是理所应当，但也不能忽视学习利用好外来语言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了与国际接轨，学习外语的必要性日渐凸显，国民学习外语的意识不断增强。

什么是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是为了解决我们在教学中所发现的一些特定问题而展开的某项研究，希望能从中得到启发，从而指引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

为什么要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收集学习过程中所发现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去思考并想方设法解决，直至推断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而在实践中检验它的可行性、体验它的有效性。如果效果显著，则该研究是成功有效可以在日后的教学实践中推广的。如果发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必须继续改进，研究。直到可以把教学研究的结果进行推广。同时，研究不仅是个人的，更是能够与同行业进行分享的。以此达到互相促进，不断提升教学的目的，学生最终于此得益。总之，教学研究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

一、外语教学研究的背景

外语教学研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知识经济化、经济全球化乃大势所趋，多样化的需求使得社会需要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专业外语人才。不仅要求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交往中能熟练地使用外语进行沟通，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相适应的信息素养更是必不可少。外语教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改善自身教学方法来指导学生如何运用各种策略贯通已掌握的知识来学好外语，间接目的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需求。外语教学研究存在认识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前者在于发现问题，后者在于解决问题。而我国当代外语教学研究尚未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法，这导致传统的外语教学研究面临挑战。外语教学研究固然要引进国外的正确理论和方法，但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当代国情的外语教学方法是一刻也不能松懈的。

目前外语教学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应试倾向明显、学生主观学习外语的态度消极、中小学外语教育与高等外语教学衔接不上、教学形式老旧等等。这表明我国外语教学问题是多面化的，无法一次性根治的。就教学形式而言，外语教学发展初期，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前期，各项设备不完善，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经济政治条件都不能为外语教学提高良好的依托，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硬件设备的缺失在很大程度在阻碍了外语学习者学习兴趣的培养，态度消极也是必然的结果。抽象枯燥的语言学习过程对于初次接触外语的外语学习者来说是痛苦而乏味的，这就需要借助文化来降低外语学习的难度。文化的多元性要求民族文化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没有一种语言是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与外国的政治往来才刚刚起步，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我们了解外国文化。接触外语所在语境的机会大大减少，呆板记忆使学习变得被动而无效。七十年代后期，社会语言学逐渐形成，人们开始研究语言学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即社会环境、工作性质、生活地区、方言种类等等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外语教学研究向科学化社会化发展。

二、外语教学研究方法

近十年来，在我国外语教学研究领域，寻求教学研究方法规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专家提出：教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是外语教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研究方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个研究做的好不好，与研究方法的正确与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内外的外语教学研究者将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证研究，即利用某种统计方法对从实验或者调查问卷中所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以此检验或者产生假设。不过仍有部分学者对实证研究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该种研究过程中往往无法避免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比如明知某种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为了验证猜测的真实性，不得不对部分人群做出实验。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另一类是：非实证研究，即详细描述某种教学技巧或者学习方法；对某个理论性问题进行思考辨知；总结个人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发表独到看法。

实证研究通常步骤如下：（1）提出研究课题（2）组织实验研究或者设计调查问卷（3）整理实验结果或者调查结果（4）利用统计方法总结实验或者问卷的结论，并概括出其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其原因（5）使用结果验证实验前提出的假设（6）以文字形式撰写研究结论

非实证研究则有如下步骤：（1）大量阅读外语教学方面的学术刊物（2）以某种方式在业务上继续深造，比如自学或是参加研讨会（3）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出版研究刊物

现今的外语教学研究方法逐渐从非实证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即从个人经验总结转向科学性、实践性地统计数据、分析数据。方法是服务于问题的，针对不同的问题，我们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只有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才能在外语教学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既然如此，统计方法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有效科学的统计工作能够快速推进工作进程，是发展外语教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三、当代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受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七八十年代是我国外语教学研究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理论的蓬勃发展时期。该阶段的主要重点在于总结概括国外经验，并小心运用于实践教学中，尚处于模仿阶段。八十年代后期，教学第一线学者开始由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向设计实验验证猜想转变，研究多以教学实践中发现的诸多问题为依托来探讨教学方法的可行性。九十年代后，国际化愈加密切，外语教学研究受到普遍关注，研究方法由随性总结个人经验转向专业化规范化，成果显著。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与普及，外语教学的重点也从研究教师如何教转移到学生如何学。以教为主的课堂教学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学会如何阅读，以求学生能够从外国文化中领会文化精神。这种试图用传统教授语法的办法套用于外语教学的手段显然忽视了外语教学的独特性，从而导致了教学研究的简单化与畸形化。没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必然无法对教学或者今后的教学研究产生积极向上的作用，其结果是不容乐观的。

以学为主的自主学习则是将外语学习者由教学对象转换为学习主体，主观能动性加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发现的规律，都会为外语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养分。全面把握外语研究教学，更有利于加强细节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久而久之，不难发现，基础建构性理论是对外语教学研究有实践性指导意义的。许多外语教学研究人员都希望能够通过教学研究的精进来实现学习者与教学理论的完美融合以此达到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

而今，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培养并提高外语学习者的读写能力和交际能力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焦点。外语教学研究的走向其现实依托在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学。外语教学研究对象必将从语言本身、教材教法等等过渡到学习者。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单一的外语教授模式已是刻不容缓。在外语交际能力方面，中国已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了缩短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同时切实提高本国人才的外语水平，经过国内各专家学者的努力，加快了外语教学研究的步伐，暂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尽管如此，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仍然没有变成一门专业的、规范化的、独立的学科门类，外语教学研究的影响仍需逐步扩大。

世界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使得最近几年内规范化外语教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热点，并大有蓬勃发展之势。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导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语言读写交际能力的培养方法，外语教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提高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新世纪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必将在于对外语学习者本身的研究，即个人差异研究，研究学习者的认知系统以及语言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外语教学中，学习者的认知差异性将会直接作用于他们的学习方法的选择，从而间接影响到教师教学策略的应用。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设置不同的教学任务，引导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因材施教，大有裨益。

其次，外语教学研究将不再针对外语一门单独学科的研究，必然要综合诸如社会学、心理学、现代信息技术等等学科，如此研究才能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同时，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与理智的B度是外语教学研究的扎根点。全面地看待问题，综合更多种方法，这对外语教学研究是有益的。

结语：我国外语教学研究正面临新时代的多种挑战，科学研究方法的正确与否将决定教学的探索之路是否平坦，外语人才的专业能力能否切实提高也在此一举。有正确的科研方法为前提，师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程度被激发，从而将我国的外语教学水平提高到新的层面。教育实践改革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这是外语教学研究理念的基本要求，如此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3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如何帮助英语学习者解决学习不得法这个问题，是摆在英语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法”即“策略”。 我国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学习策略研究起步较晚。1984年Huang Xiaohua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以“An investiga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in oral communication that Chinese EFL learners in China employ”为题的硕士论文标志着中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开端。在众多的外语语种中，英语是我国的主要外语语种之一，所以有必要对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的研究进行综述。

纵观国内外英语学习策略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学习策略的理论探讨，如学习策略的定义、分类、对国外学习策略的评述、学习策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学习策略使用的各种因素、培养学习策略的途径和方法等；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如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采用的各种学习策略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出发，对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存在的问题，希望为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理清该领域的理论框架，以便更深入地研究，进而指导实践。

1 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研究

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学习策略的定义、学习策略的分类等几个方面。然而，目前对于语言学习策略的界定和学习策略的分类，学者们的意见尚未统一。

1.1 学习策略的定义

我国的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对学习策略提出了多种定义。庄智象、束定芳（1994）指出：“所谓学习者策略实际上就是学习者对在获取学习机会，巩固学习成果，解决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做出的种种反应和采取的策略”。张文鹏（1998）指出：“语言学习策略应被界定为学生有意识地用来改进语言学习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是可见的、显性的行为，有的是隐性的大脑运作，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辅助语言习得”。文秋芳认为学习策略就是为有效学习而采取的措施。笔者认为，我国的人口众多，形成了一大批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学者文秋芳的定义比较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文秋芳强调策略使用的目的即提高学习效率，而学习策略的实质就是为了提高学习效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

1.2 学习策略的分类

学习策略的前期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将学习者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策略描述下来。随着对学习策略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学者开始尝试对学习策略进行归类总结。文秋芳（1996）将学习策略划分为管理策略和语言学习策略。该分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各种策略的关联性。

1.3 其他方面的研究

英语学习策略理论研究还包括对影响学习策略使用的各种因素（如认知风格、个性、智力、语言潜能、态度等）的探讨、文献综述、对英语学习策略培养的探讨等。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不是孤立的，例如对英语学习策略培养的途径与方法的研究，既可以是理论探讨学习策略教学的途径和方法，也可以用实验的方法进行证实。

2 英语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学习策略的研究重心已经由理论探讨向实证研究倾斜。实证研究大多考察学习策略的使用与英语成绩的关系。文秋芳、王立非在2004年对我国的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他们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对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关于学习策略实证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分析与归类。所谓宏观视角，就是指研究者考察的出发点是英语学习者观念和策略的总体，而微观视角则侧重于学习某一类知识或技能策略的研究，如听力策略、阅读策略、词汇策略等。如上文所提，对学习策略的培训的研究可以是理论探讨，也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实验研究表明，在课堂上进行学习策略培训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实证研究方面存在问题较多。第一，整合性的研究不够，琐碎的微观研究较多。第二，研究范围仍有待拓展，例如在学习策略培训方面，各种策略是相互作用，那么对哪几种策略进行培训？由谁来培训？此方面研究较少。第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均衡。第四，问卷设计依据不同及样本数量差异使实证研究的结果和结论缺乏可比性和普遍性。

未来的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可以深入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学习策略有效性的问题，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确定策略的运用能够导致更有效的学习；学习策略与学习者个体差异的关系问题，如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年龄、水平是否影响策略的选择和使用等；学习策略与自主学习的关系问题；策略训练与语言教学的关系问题；学习策略与语言使用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关系等。

3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简要回顾了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研究成果值得肯定，问题与不足更要引起关注。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关于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广大的硕士博士生应该倾向于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来检验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探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二者不可分割，在多做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相结合，更有利于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在英语教学领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从实际教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注意培养学习者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最基本的交际策略；从理论角度出发，学习者策略研究对我们揭示外语学习过程的本质等有一定的意义。英语学习策略的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二语习得理论，又能推进英语教学改革，使英语教育更加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对英语学习策略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有利于帮助广大研究型英语教师理清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框架，促进英语教师有意识地对英语学习者进行策略训练并探索训练的内容、方式、效果，进一步促进我国的英语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 刘振前，肖德法.外语学习策略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2] 文秋芳，王立非.中国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20年[J].外国语言文学，2004（1）：39.

[3] 束定芳，华维芬.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六十年：回顾与展望[J].外语教学，2009（6）：42.

[4] 庄智象，束定芳.外语学习者策略研究与外语教学[J].现代外语，1994（3）.

[5] 张文鹏.外语学习动力与策略运用之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3）：25-27.

[6] 杨连瑞，张德禄等.二语习得研究与中国外语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社，2007.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4

一般认为,国外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管理丛林,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是初创、重建发展和繁荣三个不同阶段。二者的起止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时间上,国内研究要比国外晚20-50年;内容上,国内基本上是在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丰富了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并带来管理方式新的变革,给我国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1]。随着理论研究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旧的领域在逐渐淘汰,而许多新的领域已诞生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出现时间、热点形成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

1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可以看出国外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我国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解比较一致。它主要是指通过吸收、改造、转换其它学科如运筹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管理科学其它两个领域提供合适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3]。

1.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4]和其他有关资料,选定了有代表性的59种国外期刊;然后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法统计了1990年-2000年这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的全部论文[5]。

从总量来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少得多(见图1)。出现上述研究格局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国外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这些领域一贯以来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而工业工程、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则更多的被从工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如果得不到新的学科的支持和工具的改造,其研究力量则会逐渐变弱。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所有领域的论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2年,论文数量增长最快,随后就进入一个平均量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领域有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运筹与管理。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和管理仍将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

图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1.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在考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时,本文综合了四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认定的18种期刊;二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针对重要管理学术期刊进行的调查结果;三是2000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四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44种专业性学术期刊。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对所有这44种期刊在1994年到2000年间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6]。

从总量来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研究则在20篇以下,尚未成为主流(见图2)。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统论的产生在国外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在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持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幅最大。最近三年,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组织理论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可以预见它们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都不是很平稳,落差比较大,可能是由于受到诸如政府政策、资助环境的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剔除掉这些影响,我们还发现,1996年和1999年分别是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的波峰期。由此在没有更长时间序列资料作为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大体上是3年。这也提醒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资助计划时应该最少覆盖3年以上。

2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着某一个时段内,学术界对于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一关注程度指标同样可以用这一领域内的情况或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反映。热点问题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变迁的。

根据热点问题形成的来源不同,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来源于实践的热点和理论发展自身形成的热点;根据热点持续的时间长短,热点问题可以分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前一段的研究热点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根据热点问题的地域差异,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热点问题和共同的热点问题。

图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2.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和研究的主流领域有惊人的同一性。通过对国外1990-200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得出其主要研究热点问题如表1。

表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国外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知识管理、团队管理及信息管理的方法论、管理系统的哲学属性

运筹与管理随机多目标问题及算法、生产系统的调度优化、网络冲突分析和资源罪优分析、交互式组和优化、金融/保险市场的定价模型

决策与对策理论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性方法、神经网络、多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决策问题、风险和微机决策分析

组织理论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组织的影响

管理系统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模拟技术

评估技术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评估技术在项目投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

工业工程并行工程、供应链、人因工程

信息技术与管理面向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开发的全面质量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可扩展数据库模型

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量子理论和复杂策略的模仿

2.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逐步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中来,并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引起我国理论界与决策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我国1994-2000年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最近3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热点见表2。

表2：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国内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人本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及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模式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初步理论、基于知识的管理激励

运筹与管理动态规划、线性规划、生产系统库存优化理论、多重运输调度算法、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排队系统

决策与对策理论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模型、群体决策(委员会决策)问题研究、决策准则、多目标决策、模糊决策、公共选择的方式及决策规则的选择、可拓学在决策中的应用、事元、物元分析与决策过程、博弈分析

组织理论组织结构、组织变革、基于流程和信息技术的组织再造、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最优控制、网络计划技术、灰色系统与灰色理论、系统效能分析、系统模拟与仿真方法

评估技术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模糊评判、数据包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风险评估、具体对象的效益与竞争力等指标的评估

预测技术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糊预测、数据包络模型、因子分析、灰色预测、遗传算法

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经济计量模型、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模型、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工业工程敏捷制造、ERP、并行工程、生产调度模型、先进制造技术及其评价、质量成本模式研究、制造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供应链管理、先进制造系统的抓钩排序问题

信息技术与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模式与安全研究、组织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技术

复杂性研究灰色系统、集对分析、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

2.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见表3)。

可以看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管理和运筹与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是国外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大量出现。

表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内容的比较

国外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我国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决策与对策理论信息技术与管理

组织理论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预测技术

信息技术与管理评估技术

管理系统工程运筹与管理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差异比较大,即使是共同的热点问题,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如线性规划,国外的重点是随机多目标优化问题[9],而国内的重点是传统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和应用;此外,在热点问题的形成来源来看,国外基本上来源于管理实践和其他学科的启示上,而国内则更多的是应用国外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来解决管理问题(见表4)。

表4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类型问题特征说明

国内外共同的热点问题线性规划、优化理论、决策模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系统分析方法、决策支持系统、并行工程、电子商务[10]、数据挖掘经典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在与实际管理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重视。

国外热点问题,国内尚未成为热点问题复杂性研究[11]、供应链与价值链、知识管理、虚拟组织、绩效评估技术、复杂决策问题的博弈分析、风险管理在前沿的研究问题上,国内要落后于国外。

国外非研究热点,国内为研究热点问题管理信息系统、敏捷制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评估指标体系国外前些时候的研究热点,在国内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还包括:

(1)知识管理、复杂性研究[12]等国外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则引入的时间不长,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13]。

(2)对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和行为理论、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日益减少的领域,如果不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以改造,将难以继续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

(3)国内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等一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所以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在国内不会成为热点,但其应用研究在国内还有前景。

(4)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与对策理论等领域,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最小。

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比较的启示

(1)研究的主流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新技术、新的时代特征给管理研究主流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2)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有些研究领域要逐渐被淘汰,像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复杂性研究和电子商务等。这就要求国内研究主体要跟踪最新研究动向,培养发现研究热点的敏感性。

(3)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来自管理实践的需要,即问题导向,注重技术和可操作性。这要求国内研究主体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4)国内的研究热点普遍地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己领先的领域,如工业工程。

(5)国内的资助机构应加强对研究热点问题的资助,因为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联系得最紧密,而且也容易在管理实践中产生效益。特别是那些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热点,其所在领域将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6)国内研究热点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外已经是研究热点,国内研究主体加以介绍和引入,结合国内实际,形成研究热点,如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二是国内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形成研究热点,如复杂性研究。

(7)从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基本上处在借鉴应用的阶段,根据中国的管理实践提炼出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不多。

参考文献:

[1]席酉民.21世纪的管理与管理研究[J].软科学研究,1997,(12).

[2]管理科学学科代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00年《项目指南》[D].2000,(4).

[3]成思危.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J].管理科学学报,2000,(1).

[4]汪寿阳,金碧辉.SCI、SSCI与管理科学期刊[J].管理科学学报,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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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碧辉.国内外管理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比较[J].管理科学文摘,2000.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5

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5]（P12）#p#分页标题#e#

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6]（P143）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间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

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7]（P14）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8]（P78）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

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9]（P5）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

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①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10]（P178）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11]（P44-45）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p#分页标题#e#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6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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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川1990《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1993《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1995《“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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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水优1991《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1990《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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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7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8

“”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的重灾区。“”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结束初期,以及“”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9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朱德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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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例10

一、引言

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水平，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毕业论文写作基础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学习掌握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本文针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剖析。

二、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是指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新的现象、事物，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揭示研究对象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工具和手段。蔡鸣龙（2002）将研究方法按使用范围、概括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基本方法，一般方法和专业方法。在语言学等一般学科的研究领域一般使用一般方法：主要为以下四种：1.定性分析和定量的分析相结合；2.分析与综合相结合；3.归纳与演绎相结合；4.比较和分类相结合。

刘晶波、丰新娜、李娟（2007）的《1996-2006年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与分析――基于三所高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思辨法、文献法、质的方法、量的方法、行动研究法、混合方法等六种研究方法的总体运用状况以及六种研究方法各自的运用情况从不同级别的学位论文、不同校别、不同的研究选题进行了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为样本，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及研究方法一章撰写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语料中某外语大学的10篇论文，来自该大学图书馆的自建数据库。本文中的“全国英语优秀论文”是指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随机选择的话语分析的硕士论文。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第一，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种类的使用情况。第二，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撰写中存在的问题。第三，某外语大学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撰写与相应方向的全国英语优秀论文是否存在较大差距。

四、数据分析与结论

1.对研究方法使用种类的分析。通过对比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发现某外语大学与其他高校的话语分析方向的研究生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差别不大。基本情况均为：研究方法种类使用比较单一，主要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个别论文在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搭配调查问卷、访谈、语料库研究或多模态的分析方法。

2.对研究方法撰写规范性的分析。以文秋芳的论文研究方法的撰写要求为参考依据，分别分析了20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一章的撰写是否完整，清晰。具体的分析情况如下：

在所选的20篇论文中，大部分全国优秀论文研究方法的写作相对比较完整，思路较为清晰。例如《基于需求分析理论对中国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评价的实证研究――以外贸英语函电教材为例》一文，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开设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两所院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学生及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进行了访谈。在研究方法这一章对研究设计和本章概况简述的非常明白。对研究对象做了详细的阐述，写明了研究对象的人数，背景情况和挑选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在研究工具部分，详细介绍了定量分析、定性分析、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概念，优缺点及选择的理由。在研究过程部分详细分析了调查问卷和访谈的过程，保证了研究数据的信度。

3.研究方法写作改进方案。针对研究方法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首先，应该学习全国优秀论文研究方法写作中的优点，保证写作格式正确，写作内容完整。对此，建议参考文秋芳《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中，“研究方法撰写”一章的内容。此外，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介绍要简介明了。最重要的是在写作过程中要保持思路清晰，保证论文写作的逻辑性、连贯性。

五、结论

通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某外语大学话语分析方向的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撰写方面与全国英语优秀论文的相应方面存在一定差别。第一，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有待于向多元化发展，如个案研究以及混合研究。其次，部分研究方法的撰写不够严谨，缺乏完整性和规范性。应加强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与训练，提高对研究方法的驾驭能力；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重视定量与实证方法在研究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