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方法例1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核心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2

中图分类号： G6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138－03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对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和手段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调节评估方法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各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德两国尽管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客观、全面比较中德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异同，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相同之处

1.实施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受到普遍重视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慎独内醒等等。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进的历程中也十分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并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典型教育法、说服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法等等。德国虽无“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有其实，历史上德国政府通过“臣民教育”、“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国家至上”“民主政治教育”等名目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完成政治社会化。历届德国政府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并根据外部环境及教育对象的变化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相继实施了理论教育法、宗教教育法、心理咨询法、实践教育法等等。

2.重视发挥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功能

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的重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1］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专门研究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问题，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审批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4门课程的编写提纲，并就教材编写方式提出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德国也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自1950年教育部长常设会议做出决议以来，“政治教育”在德国的所有联邦州都列为必修课。在德国，高校政治教育主要由《历史》和《政治》两门课开展，另外学校也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3.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

中德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即同时选用两种以上的实施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我国采用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自我修养法、管理教育法等多种方式。德国采用理论教育法、心理咨询法、活动教育法等。

二、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不同之处

1.对显性教育方法与隐性教育方法的不同侧重

我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侧重于显性教育方法，不仅设置专门的课程，而且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比如，200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因而，在高校普便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课程，全面系统的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同时，国家通过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途径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而德国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则侧重隐性教育方法。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觉运用隐性课程理论，注重开发利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比较隐蔽的形式，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间获得某种思想或经验的教育方式。比如说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和利用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早在1955年，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在《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就提出：“每一门学科，在不放弃本身特点的情况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较高水平的贡献。如果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中加以传授。”［2］因而，在德国高校，在坚持《政治》、《历史》课作为政治教育基础课程的同时，学校也充分发挥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的教育功能。在德国，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课程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

其次，校园文化环境。德国高校非常重视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使大学生在无形中受到教育。学校不仅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建设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物质文化设施，也十分注重发挥规章制度、校风学风等精神层面的作用。

2.对“灌输”教育方法的不同运用

“灌输论”是列宁针对俄国的机会主义者鼓吹工人运动“自发论”而提出的，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灌输”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比较我们了解到像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重视“灌输”方法的运用。但中德两国对“灌输”的运用存在很大差异。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教育法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理论灌输，强制性灌输，它较少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主体地位；而德国对“灌输”的运用主要采用间接灌输法。讲究“灌输”的艺术、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德国教育家洪堡曾说过：“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世界，不是首先要去传播知识和技能，而是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这种间接灌输法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到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把教育理论与实际很好的结合，使教育对象在自我实践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3.对待宗教教育方法的不同态度

与当代各国的宗教和“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不同，我国一贯主张宗教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我国政府明确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3］所以，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识不到宗教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宗教的职能。而德国对待宗教的态度与我国恰好相反，宗教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合，相互补充。德国的《基本法》及各州的法律对宗教教育的合法性予以立法保障。如黑森州文化部(主管教育事务)制订了关于宗教课程的法制细则，明确指出：“宗教课程作为正式课程之一，不得排于边缘时间或较其他课程受到不平等。”所以，宗教课程在德国高校不仅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在培养学生世界观、道德观以及职业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德国在开展宗教教育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教学内容和课程系统化和科学化水平较高。“例如在课程设计方面，十分重视教与学的互动，让学生加深对信仰的体认。与此同时，宗教课程也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入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4］

三、中德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比较对我们的启示

1.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使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德国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采取“显隐结合，以隐为主”的方法。隐性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我国高校实际，笔者认为，高校在不放弃显性教育即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隐性教育方法。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5］因此，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专业课、基础课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育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贯穿于上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二是以活动为载体，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访问活动。要精心设计活动，把学生吸引到活动中来，通过生动的活动形式，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使大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三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情感激励、行为规范育人等功能。第一，培育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主要指校园内的有形建筑物、图书馆、校训牌等，努力体现出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把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浓郁人文氛围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给学生一种高尚的文化审美享受，获得奋发向上的动力。第二，培育富有特色、奋发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主要指校训、校旗、校歌等形式。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要营造成一种文明、健康、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把教育意向深藏在相关的内容与形式中。第三，要培育科学规范的校园制度文化。校园制度文化不仅是促成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管理机制，同时也对学生道德行为的形成起到导向作用。

2.重新认识“灌输”论

当前有些人认为“灌输”理论已经过时，应该淡化并代之疏导的实施方法。结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状况，“灌输”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予以重新认识。我们认为：“灌输”既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方法。说它是原则，即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守的规则、法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奥勒姆所言：“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6］说它是方法，即涉及到怎样“灌输”的问题，有启发式的灌输，有循序渐进式的灌输，有疏导式的灌输，也有寓理于例和寓教于乐的灌输等等。第二，“灌输”的内容要科学、要能够回答学生的实际问题。如上所述，德国的宗教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这一点，即宗教课程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入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所以，我们的教育内容，也必须是有效的，是能够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第三，要尊重、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性。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坚持实现“灌输”与发挥受教育者积极性的统一。即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合理安排教育环境，合理选择教育内容，恰当运用教育方法，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朝预设的方向发展并产生正向结果。

3.借鉴宗教教育的传播方法

德国的宗教教育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奉行自由政策，信教学生在大学里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中占有一定比例。因而，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德国的方法，充分发挥宗教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在不冲击“主渠道”、“主阵地”地位的同时，可以尝试在信教学生中加强宗教教育，这样可能会更能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德国的宗教组织为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创新、变革、进步。比如，为了保持和扩大自身在以媒体为主导的社会中的影响力，德国宗教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不断更新，更加现代化，广泛引入广播、电视、网络、录音等现代化传播手段。因而，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手段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王艳华，于卫军. 应对变化与挑战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3）：53－55.

［2］贾诺维茨等.军人的政治教育［M］.北京：出版社，1987：192．

［3］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87．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3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实践中，很多人都非常注意教学方式方法乃至模式、手段的改革，并探索创新出许多好的方式方法、模式、手段，如启发式教学、引导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互动式教学、自主式学习、情景模拟教学、案例式教学、专题讲座教学、专题影像教学等。这从某种意义讲是抓住了教学改革的一个关键，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它程度不同地克服了以往的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在诸多的教学方式方法、模式、手段中，严格来讲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差，而只有是否合适的问题。是否与所要进行教育的教学内容相融合而具有协调性，是否与所进行教育的对象相联系而具有针对性，是否与进行教育的教师个体的风格、特质相契合而具有统一性；这些是我们在进行教学相关改革时更须关注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对于以往备受人们指摘的所谓理论灌输教学方式方法也同样适用，不应因为过去人们对其的过多指责而贬之至一无是处，关键还是要看前面所提到的不同元素之间的协调性、针对性和统一性如何，这些问题处理好了，仍不失之为一种合适的教学方式方法。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合适的教学方式方法、模式、手段都离不开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不管何种方式方法、模式和手段，都是不能忽视或者否定的教学必备元素，缺少其中的任一元素，都成不了真正意义的教学。这是其一。其二，任何一种合适的教学方式方法、模式、手段都离不开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三者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的有机而非机械、只图形式的结合。其三，任何一种合适的教学方式方法、模式、手段，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凸显出来的元素。因此教育者要紧紧抓住它，才能运用好，才能取得预期的教育教学效果。对此下面用一个简表列出主要的教学方式方法、模式和手段中所凸显的元素和特点，以利于我们去更好地把握好它。（如表所示）

应该说，这些方式方法、模式和手段或显或隐都蕴含着教学的不同元素，区别在于其所凸显的元素和特点有所差异，或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或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或着重教师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或看重教师与学生的融洽。以此为标准，笔者把它们归纳成ABCD四种类型。笔者以为，这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模式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都可以并存而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唯一性，只是应该视其在教学的过程和环节中所涉内容、对象乃至教师的不同而采取合适的一种或多种。

在上述ABCD四种类型中，究竟有何区别呢？我们首先看看B类型即“自主式”教学。在这种教学中，有不少的具体的方式与模式，学生的“讲与演”是其中一种，其主要和常见的，是学生的演讲和各种形式的演绎。其实无论是哪种具体的方式，都 是学生自主学习、凸显学生这个教学主体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学的其他两个方面的元素就不具备或不重要。相反，即使从这种凸显、强调学生主体的形式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其凸显的元素和特点外，也离不开另外的其他两方面，即教学内容和教师。学生的“讲与演”都应当有内容，而且应该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紧密结合，如果与思想政治教育毫无关系，那还是思政课的教学吗？同时，学生的“讲与演”是按照教师的筹划、设计的大方案来进行的，包括讲演的内容，讲演的限制时间乃至评价的指导性标准等，教师在此当中都起指引和主导作用，而学生则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去能动、主动学习，去积极、主动参加到相关的学习实践中去。

从当前创新所采取的诸多教学方式方法、模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与凸显、强调学生主体的B类型不同，还有A类型。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教师这个主体、教师这个元素还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凸显的。这从前面简表的简单罗列中也可略见一斑。在所列举的诸多教学方式方法、模式中，正如前述，都离不开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只是不同的教学方式方法、模式，其所凸显的元素和特点有所差异而已。即便如此，我们看到除了前面刚刚论及的自主式学习中确实更多时候更加凸显学生主体，更需要学生主体的积极、主动参与，更须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外，几乎其他的教学方式方法、模式都更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扮演好他的角色。讲授法或者所谓的“灌输”自然无须再讲，这类教学方式方法当然具有极强的教师印记，而所谓的“启发式”、“引导式”其实也与教师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教师在其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再看其他的教学方式方法及教学新模式即C类型，如“案例法”、各种“专题”教法，虽然其首先凸显的元素是“教学内容”，但“教学内容”是由人来支配的，而支配它的主要是教师。因此即使在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新模式、新方式方法中，除了凸显其“教学内容”外，与此相随的必然也把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凸显出来。这也是为何我们经常强调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很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原因所在。当然，在这些教学新方式新模式中，更注重的是“教学内容”与“教师”主体的有机结合与恰当结合。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4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同时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有效需求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将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入手，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通过价值形式演变发展过程论证货币的产生。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研究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资本流通公式“G-W-G”的转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货币的增殖，这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增殖的追逐产生了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正常循环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通过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展开。

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是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部类），这种划分指明了产品的最终用途；按价值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三部分，就是用于补偿全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部分（可变资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三部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购买力。马克思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核心问题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产品实现问题就是产品如何在价值和物质上得到补偿的问题。所谓价值补偿，指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谓实物补偿，指社会产品价值的各个部分实现为货币形式以后，又如何转化为需要的商品。要具体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必须分别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考虑。

为了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各部分的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要得到补偿，就要进行三方面的交换。首先，第一部类内部（Ⅰc）的交换。第一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这部分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的。其次，第二部类内部（Ⅱv+Ⅱm）的交换。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它需要的是消费资料，这一部类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最后，关键是Ⅱc和Ⅰv+Ⅰm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正好是互相对称的。Ⅱc的物质形态是生活资料，但是它需要生产资料。Ⅰv+Ⅰm这一部分的物质形态是生产资料，但是它需要消费资料，只有这两部分参与产品的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简单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一条件表明：只有当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保持相等时，两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成为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因利益关系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强制性地使资本家阶级必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出交换仍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其次，在第二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最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关键，它使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得到满足。因此，扩大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v+m/x）=Ⅱ（c+c）（剩余价值分解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m/x，和资本家用于追加投资的部分c+v）。这个条件反映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两大部类是互相制约的，一个部类的扩大就必须有另一个部类相应地扩大以支撑。

（二）社会再生产中货币的作用

马克思说：“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1]P511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在扩大再生产中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阶级的手中。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有剩余价值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资本家通过从货币贮藏当中取出资金支持非生产性消费，以实现这些剩余价值。整个资本家阶级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1]P371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1]P381。不同之处仅在于投入循环的货币现在包括以生产为目的的预付资本部分。“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决定的，从而资本家的利润现在取决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进行生产性消费，剩余价值进一步被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流通过程面临的产品实现问题，最终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得到解决。同样的，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雇佣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

但是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做使用价值，而是当做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如果过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马克思认为，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便随之消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三个角度对古典学者发起了全面挑战，确立了一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一）对储蓄等于投资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在均衡利率下，储蓄等于投资。一方面，古典学者将利率看做节制或节约的实际回报。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以储蓄形式持有资产，储蓄与利率正相关（S=S（r）），而储蓄的流动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与利率负相关（I=I（r））。利率越高，意味着资金成本越高。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只有在预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资金成本（利率）时，厂商才愿意投资。投资支出代表在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率会达到均衡水平，从而储蓄会等于投资，即S（r）=I（r）。以上述假定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就是用于储蓄，即Y=C（r）+S（r），另一方面总支出包括两部分：来自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来自家庭的消费支出C，即E=C（r）+I（r）。所以总支出必定等于总产出，从而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在凯恩斯看来，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取决于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构成，Y=AD=E=C（Y）+I（r）。这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消费函数可以写成C=a+bY，式中b指边际消费倾向（0

（二）对工资价格弹性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可伸缩性。可伸缩的工资和价格将保证市场能迅速做出调整。比如，由于总需求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恢复充分就业。工人总是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企业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以扩大商品销售量。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所以造成失业和产量减少的任何扰动必然是暂时的。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在凯恩斯看来，垄断和工会这样的刚性力量会阻碍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他相信工人处于“货币幻觉”中，即他们的行为与货币工资（W）而不是与实际工资（W/P）相关。工人会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这是对古典的工资率调节机制的直接否定。

（三）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供给自动创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虑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总是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化。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支持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可以把货币需求表示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货币供给（Ms）是一个外生变量，它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降低利率，这样投资就会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支出，就业量与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四、比较与评价

（一）分析危机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希望保留货币，增加货币贮藏量。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赚钱，当其预期无利可图时，他们就持有货币，而这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认为，资本家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及对未来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萨伊定律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产生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古典学者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的调节机制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这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一直保持相等，从而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而货币只是掩盖经济中潜在的实际力量的面纱而已。

马克思从批判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普遍商品过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萨伊定律成立。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做物物交换行为，因此，每一个销售都对应着一个购买，所以生产和投资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2]P288。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3]P572，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换经济，而是基于对古典利率理论的反对。在凯恩斯那里，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而不是靠储蓄和投资决定。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变化，储蓄适应投资。因此，储蓄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在消极的需求冲击下，工资和物价水平存在刚性，其调整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通过这一论证，凯恩斯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创造供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5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常征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苏东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朱德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朱德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6

自政治学学科建立之初起，理论家们就一直渴望了解和阐明各种政治体系及其变化。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考察并分析了希腊150多个城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他的《政治学》一书为人们提供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实例和资料，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也注重比较的方法。回归到政治学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同样不可忽视“比较”教学在知识教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始终牢牢把握 “比较”的概念，更要时刻注意几个“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学生真正登堂入室，一窥比较分析的堂奥。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为例，首先说明 “何谓比较”、“如何比较”，并主要就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何谓比较：比较什么，怎么比较

“所谓比较，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由此对事物做出初步的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不同事物的共同或相异的表象特征与本质特征，进而达到对特定事物的理解与解释。”[1]（P.195-196）政治学就是源自于比较政治研究。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说过： “从本质上讲， 政治理论的大传统是比较的、分类的和类型学性质的。”[2]

作为政治学科的专业骨干课程，《比较政治制度》既是学生了解各国政治制度、学习比较制度分析及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一课，又是进一步学习、掌握政治学理论初步分析现实问题的进阶之梯，在政治学各专业的理论学习与学科训练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好这门课对于学生巩固所学的《政治学原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对各国现实政治制度的理解中去，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人们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分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分类是帮助理解政治制度的基本手段。和多数社会科学的情况一样，人们对制度的理解主要通过比较过程获得，特别是由于实验方法一般并不适用于政治研究，比较便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人们希望采用比较方法使研究对象对比鲜明。这种方法能够突出大量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这些事实若以其他方法研究则会使人茫无头绪――进而帮助我们找出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形成概念、假设和理论，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加以验证。诚如托克维尔所言，“若无比较，思想便不知如何迈步前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那些试图了解政体的学者，不仅希望解释政体，还渴望“改进”政府。换句话说，比较政治制度中描述性解释与规范性判断紧密相连：是什么的命题和应该怎样的命题相关联。较为温和、中立的分类也会就有关政治结构和政府形式问题进行性质判断。这一点是在教学过程必须得向学生交待清楚的。

比较政治制度中的“比较”是比较什么、怎样进行比较的呢？美国学者W・威洛比（W・F・Willoughby）在其代表作《现代国家政府》中，对此曾有如下论述：

“……第一是关于政府的问题；第二是探讨世界各主要国家实际上如何解决有关政府的问题。对学生们来说，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政府结构和特点的大量事实并不困难，但弄清作为这些事实背景的基本原则，以求解释这些事实却并非易事。简言之，掌握各种机构、程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差异的实质特征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突出，即往往由于对政治机构只作形式的、表面的说明，结果学生被引导去直接研究各个具体的政治机构，而忘记了首先应了解基本的政治原则。但是，正是这些原则才能使学生对学习到的事实进行理论性的说明。”[3]

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制度背后的基本原则，要在各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无论纵向比较还向横向比较均无例外，这样才会把握住制度的实质和动态。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关键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升华为比较内容的规律性。整个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在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标准比较分析后，形成一般结论和发展规律。

二、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4]

就目前《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体系来说，大多数教材的内容体系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以上要求。目前主要有两类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与著作，一类是注重比较，比较的重点是基本原理，如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等人主编《比较政治制度》，[4]还有一类情况重描述，即以国别体的形式对西方各国相关政治制度进行十分详细的介绍，如郑楚宣、刘绍春所著《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5] 以及田卫民、张桂林所著《比较政治制度》。[6]不管是采用重比较还是采用重描述的教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均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种平衡：

（一）基本原理讲授与具体制度比较之间的平衡

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讲授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时，自然就离不开对这些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这些制度所反映的基本原理的梳理和讲解。这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并非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却体现在政治制度之中，是具体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支柱，是政治制度大厦的基石。从学科角度而言，政治制度方面的基本原理，更多的应该属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的范畴。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对相关的知识有些了解，但只是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时，这些基本原理或重要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提及。另一方面，既然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因此，对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讲述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留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做法是，在简要介绍政治学理论相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如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等为主要的视角，对各国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做出的理论概括，建立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个案研究。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重在进行比较，比较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又要重视各国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缺陷。因此，在讲授课程时，应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以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为视角，如把政治制度分为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第二，在将政治制度具体分为以上几个方面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第三，讲授政治制度不同方面的特点，这是该课程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重点在于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框架和宏观的整体分析，这种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又必然超出经验研究而走向抽象和概括；第四，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部分中，要按照前面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来介绍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层面，这是一种描述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深度的描述与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比较提供可能。[4]

（二）国别介绍与综合比较之间的平衡

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 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国别政治制度的比较，即在布局谋篇上，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以其具体政治制度为章节，对各国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如政体、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等） 进行介绍与评析，另一种是重综合比较，在综合比较中，一般是先介绍相关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分别从某一种制度为切入点对之进行比较，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兼顾比较各国相关政治制度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二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各国政治制度，对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与分析较为透彻，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重点介绍了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或者说由于过多地把握了政治制度的细节而缺乏比较的自觉性。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似乎对于一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了解过于注重细节而遮蔽了比较的视野从而缺乏从宏观上总体上与他国进行比较。从比较及比较研究方法的要求来看，应该主要进行综合比较才能确定事物间的异同，才能认识事物之间彼此间的联系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比较政治制度》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对于各国政治制度的综合比较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达不到比较的目的了。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在注重后者的同时，也不能偏废前者。现实的做法是将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只在综合比较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各国政治制度特点方面的问题以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在讲授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与介绍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之间取得平衡

从当下的教材而言，大多数的教材重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国） 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比较， 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理论渊源上来说还是从在世界上普及的范围而言，现行的大多数政治制度均起源于西方，并且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点介绍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重中之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因经济生活方式、特定的历史、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给政治制度带来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在总体上采用某种政治体制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某些特色与创造，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介绍与比较的同时， 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关注。

（四）我们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野去寻求政治文明的共识

“在比较的视野下，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外国。”[8]（P.27）我们学习、研究、比较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更好地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不能一概予以否定， 不能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为由而一概将之拒之门外。这些都不是科学地对待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政治文明的成果，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民族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西方政治制度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不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国近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在很多方面就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部分内容，这对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在进行政治制度研究时，既要考虑不同政治文明的差异性甚至冲突性的一面，又不能忽视不同文明之间融合的趋势。

三、结语

在进行政治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课程理论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又要强调对基本史实、发展脉络、演进规律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乃至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

因此，在课程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实践过程中，必须将比较的方法贯穿始终。除注意课时与教学量的分配，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组织教学中要根据平衡原则组织教学，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就事论事层面，而要在注意各自发展脉络的同时，对之加以理论解读。

参考文献：

[1]刘蔚华.方法论辞典[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2]杨红伟等译，[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 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3]W.F. Willoughby，The Government of Modern States， 1921， Preface. V.

[4]聂军，刘凯军.“比较”的困境――对《比较政治制 度》课程内容体系的反思[J].怀化学院学报，2007，（11）.

[5]曹沛霖等.比较政治制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7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通过研究发现现在我国思想政治学术界，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不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研究主要成果还主要是论文和期刊文章，专著较少。对于在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并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虽有一些共同和借鉴之处，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完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在认识和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能从更新的视角，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 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2] 苏崇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8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对象

比较学因其方法的特定性，在对相关学科进行关系定位上常常面临界限不清的尴尬。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作为比较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同样面临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学科之间的概念区分问题。事实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旨在从探讨不同国家、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理、理论、方法论等方面来探讨各研究对象之间的重叠问题。然而对于此，并非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比较研究不仅研究静态的问题，也包含一些辩证的、比较与借鉴。将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标识，有必要能清楚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本质对象。顾名思义，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看，各国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具有差异性，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基础和起点都是从各个国家的实情出发，不能脱离一个国家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为此，从比较研究的“辨识”方法上，对于研究方法的明确，主要从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上，采用定性的方法来查阅相关文献，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来对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见，对于辨识研究，需要研究者必须掌握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或者说具有比较研究的大量成果，否则的话，比较研究的特殊对象就被消解，而失去了比较研究的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价值

由于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现象及材料不尽相同，对于常规的逻辑研究思路来说，从归纳、整理、分析中可以得出影响某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因素，但对于比较研究，更需要从一个个影响因素的透析中来研究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的相互变化规律。可见，对于比较研究来说，其基本单元是建立在不同结构中的变化规律，这些影响因素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间的区别，固然有其自身的基本原理、教育方法等内容，还要从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影响因素中，探讨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以分析不同结构下影响因素之间的组合及变化关系。我们从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来探寻影响因素，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因素在不同结构中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来获取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因此，开展比较研究，需要从通盘考虑中来探讨复杂关联性，并从比较分析逻辑中来发现影响因素及其变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科发展及走向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近年来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倪家泰从《苏联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现象。深入研究我国不同阶段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内容，陈立思从比较学的发展过程中提出比较学科经历四个阶段：即事实研究、关系研究、本质和规律研究、翻译研究。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还停留在事实阶段，研究者如何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来探究其中的关系及规律，仍然需要从学科领域的发展上，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独特性上继续探索。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现状

比较学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也推动了比较教育的发展。比较教育从分析、借鉴、模仿、探索中逐步成长，并从比较学科的发展上，效法自然科学的先进研究方法，试图从定性、定量分析中促进比较教育上升新的高度。量化研究者认为，对于客观存在的普遍性规律，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推理过程都具有普适性；为此，从比较研究的变量概念化上，借助于调查数据的搜集与整理，从相关性中来确定因果关系，从而获得正确性的规律。然而，量化研究的结论并非受到广泛认可，对于普遍的因果性规律，定量研究是不全面的。定性研究者从历史的、传统的、现实研究中，将比较研究作为复杂的、深层次的制约性作为研究视点，试图通过比较安静的科学性过程，从量化研究中获取客观可靠的知识，并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中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本质与规律。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未来走向

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现状来看，多从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行定性研究，量化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客观可靠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正如前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由于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研究重点不同，特别是对不同结构中影响因素的变化规律探讨上还存在差异。对于一个结构中的解释，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就是要从不同的变化规律中来探讨各影响因素的概念化问题，试图从不同结构中来获得相对一致的认识。比较研究在“辨识”阶段所研究的成果及经验，在量化研究中还存在随机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走向“翻译阶段”时，对于量化研究也只是获取精确化研究的工具，比较教育学对普遍存在的教育规律性的探寻是徒劳的，而解释与重构将成为研究的核心。因为，对于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是比较研究获得的变化规律，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作为对影响因素的重新组合，则“重构”显然是影响因素研究后的一个环节。无论是变化的规律还是借鉴的核心知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翻译”，都要建立在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而不能以人的主观性来臆断。

三、困扰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难点及突破视点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学科的确立，并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完善了理论体系，科研活动及研究视野获得长足发展。然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由于学术成果的同质化，以及学科发展自身的‘瓶颈’问题，仍然是制约当前学界研究的阻碍。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发展难点

从学理上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没有对研究领域进行明确划分；在研究实践上，多从研究问题的实践及现象上进行概括与总结，并变化规律性上进行简单移植，缺乏对普遍性的科学解释与认识，在指导教育实践上显得空泛，实效性较差；在方法论上，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学科界定上的模糊性，对比较学科的理论应用缺乏深入探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缺乏敏锐的反映了，甚至面临创新性发展枯竭的尴尬。细究根由，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多从“拿来主义”研究视角来探讨教育现象的异同点，导致研究实践、研究理论陷入总体空泛性的怪圈；另一方面从学科研究及知识积累上，缺乏活力，陷入表面繁荣的窠臼。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要想突破对学科特殊性、研究对象独特性的限制，就需要从“变化规律”的探究中，克服主观性、随意性和简单移植性的研究方法，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重塑学科架构。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9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The Application Steps of Comparative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Teaching

TIAN Qirui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Management Scienc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a varie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Comparative Study of Law is one of them. Comparative study is the application of skills, a strong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divided into more of a prerequisite, a basis for comparis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and other stages, constitut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search procedures.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comparative study; application steps

所谓比较，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由此对事物作出初步的分类。”①“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比较的思维方法引入并运用到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研究方式。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过程中，应用好比较研究的方法带有根本性的作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确比较研究法的应用步骤。

1 确定比较对象是比较的前提

比较研究法首先需要确定比较的对象，失去比较对象的比较研究是空洞的、无物的。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对象，核心内容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突出依靠特定的视角、方法和范围对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制度的类型及其观点和理论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尺度、把握个性与共性等方面进行纵横上下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将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的内容确立为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式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②根据这些内容包括的具体信息，从中清理出相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使比较目标明确而集中。

所以，在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中，我们试图在特定的范围内寻找可以比较的对象。一方面，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寻找对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具有典型性、起源性、影响性的政治模式确定政治制度地域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在体系复杂的政治制度中按照层次性，确立政治制度本身的核心层、中间层、外层所蕴含的制度内容，通过从内到外的比较，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和本质内涵，构成确定本课程的研究对象。

2 制定比较标准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依据

有学者指出，“制定比较标准，就是研究者要把研究对象的材料按可能比较的形式排列起来，使比较的内容和概念明确化，比较的数据精确化，即具有可操作性。”③在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中，比较的内容信息量是庞大的，在进行课程教学之前，必须确立比较的标准。

具体到政治制度领域进行比较时就是将复杂的政治制度内容按照一定的形式排列出来。当前，比较政治制度课程通常上有三种排列的标准：第一种就是按照国别的方法进行排列，国别比较就是标准，这是最传统的比较标准。按国别进行研究，揭示各国政治制度的整体特点，将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分析透彻，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比较和思考空间，并引申出需要的知识和理论；第二种比较的标准就是按照专题的方法进行排列分类，依次展开。这种排列方法一定阶段内将关注点聚焦在某个专题上，显得更加专业和细化，由于研究具体，范围较小，不仅可以看到某个内容，更多的是可以明确某种政治方式方法的优劣；第三种标准就是综合分析，这种分类方法比较负责，重价值分析，既可以了解不同的政治制度，又可以了解同种政治制度中不同国家的异同，是一种理想的排列方式。

3 收集、整理资料并加以分类、解释分析，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

收集、整理资料并加以分类、分析是比较政治制度课程需要最为重视的一个阶段。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庞大，涉及古今中外、多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国情、地域人口、宪法法律、国家元首、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府体制、司法体制、公务员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准确知识储备，所以，讲授课程教师前期知识的沉淀和后期知识的更新总结显得十分重要且繁重。比如在比较英国和法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历史时，我们需要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宣章》开始讲起，才可以明确英国下院议员的选举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法国的选举制度是以复杂波动的历史过程为基础，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国民会议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法国“两级间接选举制度”、“名流名单选举制度”、“财产限制普选制度”到最终普选实现等选举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仅此一项比较就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知识进行总结和收集。

资料收集整理完成后，关键是在头脑中进行梳理清楚、即分析，才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自如，分析就是不仅要说明某项政治制度是怎样的，而且还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的，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过程。这个阶段的准备和进行是比较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中得以进行并保证课程教学有效的基础环节。

4 得出比较结论，从中得到借鉴或启示，是比较研究的目的

在比较的每一步，都要围绕一个明确的目的即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目的。归结起来，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的目的性是比较强的，要坚持目的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首要目的就是知识的传授，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共同规律。深层次的目的是使我国大学生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通过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教育者需要向青年大学生明确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必然性。

比较的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关键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升华为比较内容的规律性。如在研究西方选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通过西方选举制度的发展历史大量材料出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西方选举制度发展至今，选举权经历了历史的发展，这包括从限制性向普选制发展，也包括从权利的不平等向平等发展。从而升华为一般选举制度乃至整个人类政治制度某些领域发展的规律，正如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到:“选举权的范围越扩大，人们越想把它扩大，因为在每得到一次新的让步之后，民主的力量便有增加，而民主的要求又随其力量的增加而增加。没有选举资格的人奋起争取选举资格，其争取的劲头与有选举资格的人的多寡成正比。最后，例外终于成了常规，即接连让步，直到实行普选为止。”④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为学生把握比较西方选举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般的规律性认识。依此类推，整个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在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标准比较分析后，形成一般结论和发展规律。

以上比较研究的几个步骤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各步骤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中，应善于对各个阶段的把握和运用，才能提高本课程教学的效果，才能更好地达到比较政治制度学科的教学目的。

注释

① 刘蔚华.方法论词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195-196.

比较政治学方法例10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很难对比较分析作简单界定。界定比较研究法涉及诸多复杂问题,例如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恰当的比较单元(国与国比较、地区与地区比较、或其他单元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①。简单说来,比较分析涉及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包括两种类型:同一历史时段内一国内部各种单元的比较;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些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界的惯例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比较排除在比较历史学的范围之外②。沿用这一标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③也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着作。这一判断与人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书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的差异,进而对比两个区域的政府绩效,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比较对象是一国内部的两个区域④。如果按照常用意义使用“比较”一词,一国内部不同单元的比较也应该属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其实属于历史研究法,本文讨论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时不考虑这一类型。

    一、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应用

    比较分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政治理论构建⑤;第二,外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第三,本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两个领域中的政治实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转,政治理论则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众的政治观念①。这里的三分法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例如,它没有涵盖国际政治。此外,具体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这样的三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这三个方面。为了方便论述,本文所区分的本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国与外国比较,无论这种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对本国的认知与对他国的认知必然相互影响,套用后现论的术语,此时,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认知相互“构建”(construction)。对于三分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政治实务”、“政治理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即使按照经验和常理对它们进行广义界定,政治学研究必然还会涉及“政治实务和理论”之外的领域,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就远远不限于“政治实务和理论”。三分法大大简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这里划分的三个领域还是凸显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探讨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失为有用的出发点。(一)政治理论构建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首先来看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在政治学发展史上,有一类研究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研究”。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无论二者的论题和分析路径有何差别,它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体系的理论”。《法哲学原理》和《正义论》中的理论构建并非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分类与比较,这些理论是从若干个预设规范推演出来的,比较分析在这一类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对于另一类以归纳法提炼理论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对同类现象的比较。由此看来,比较分析对于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构建不可或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学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论”是“实证型”理论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哪些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转型以及转型之后民主制的巩固?20世纪下半叶拉美、东亚、南欧,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区域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呈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同的转型模式?“民主转型与巩固”(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nd consolidation)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跨国比较是一种有用的方法②。(二)外国政治研究在实证研究领域,比较分析对于理论构建至关重要,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多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种方法在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从表面上看,研究一国政治毋庸比较。这种说法对于未受过现代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知识仅限于对本国的了解,他对异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采用比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识涵盖本国与外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时无法摆脱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方面:外国政治实务与理论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国时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比较分析,他往往也会“潜在”地进行比较:与本国比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国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的那部名着其实也是一部采用比较研究法的着作。踏上美国之前,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已经知道美国之行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Beuve)说:“托克维尔在他一无所知时便开始思考。”事实恰恰相反,应当说:“托克维尔去美国寻找法国问题的答案!”《论美国的民主》通篇谈论美国,托克维尔思考时却总是把美国与法国进行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并没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现③。托克维尔在写给一位将要去德国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对“潜在比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说:向法国读者描述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是个难题,这个社会的精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困难不仅源于这个社会实际如何与我们认为如何不一致,我们对自身的体认引导我们去想象,这才是症结所在。偏见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对祖国的反思和对本国历史的记忆,它对比较研究造成的困难远甚于我们研究时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唯一可做的是请您想一想自己对德国最初的认识以及后来理性的认识,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从最初的认识过渡到后来理性的认识……您想解释德法两国的异同吗?还是想让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自行发现答案?……我研究美国民主时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国,但我写下每一页时无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没有试图描述和解释美国这个异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与我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属稿过程中不断地联想法国是这本书成功的根本原因①。据上述引文,研究外国时比较分析有其特定困难:(1)研究者对他国的认识与该国的实际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会制约他对其他国家的理性认识。托克维尔认为后一重困难对比较研究的影响更大。《论美国的民主》采用一种特殊的比较研究,参照系并没有在文本中彰显。托克维尔采用这种方法要实现双重目的: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国;利用美国、法国等个案,探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张,“为了理解下文,视野必须越出法国;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国,我敢说他将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②“把基于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概念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试图描绘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民主社会,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模式。”③推崇托克维尔对比较分析的成功运用时④,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比较分析的消极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时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国政治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研究该国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比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这种“逻辑”,不恰当的类别也可能会遮蔽这种“逻辑”,这重危险可以叫做比较分析的“遮蔽效应”。进行比较时如何避免“遮蔽效应”是考验研究者技艺的难题。第二,托克维尔所用的“潜在比较”可以看成一种为解决本国问题而研究他国的策略,这种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并非总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为现实关怀所左右,对外国的考察服务于预定目的,这样必然不利于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这里出现了目的决定结果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比较分析的“诱导效应”。研究从一种预定目的出发,凡是有利于此目的达成的证据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证据都被忽略乃至改动,比较分析成了一张过滤之网;运用这张过滤之网,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纳入“美国模式”。我国学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批评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不余遗力,通常的批评是西方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带着偏见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国⑤。勿论这类指责是否成立,它确实揭示了研究时应当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研究外国时(有意、无意地)与本国对比,对本国(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支配着对外国的观察。比较分析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可能产生“遮蔽”或“诱导”效应,但不能因此否认比较分析对国别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者持有比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比较使研究者更加敏锐和更具洞见,比较催生灵感,比较分析的重大价值即体现于此。(三)本国政治研究上述讨论也适用于本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一国政治,忽视该国政治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在本国政治社会情境下产生的问题意识左右着对外国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国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时简单类比他国事例,这么做岂非忽视中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潜在地以某国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这么做难道不会扭曲对中国情形的体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两种思潮的鼓吹者都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结论。“西方”在支持“中体西用”的人看来是反面标准;对于“全盘西化”论的信奉者来说,“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中国人凭借西方资源反观本国时认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上文讨论的比较分析对国别政治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研究。下面挑选三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分析能够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三个例子涉及三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还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疆域辽阔,加之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这使得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异常困难。国家对基层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某些基层区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现在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审视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层自治说”当成定论而无条件地接受了②。“自治说”之失在于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化。国家控制与地方(或基层)自治并非截然对立,探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学者引入“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尝试③。研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进。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自治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古代实行城乡合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体”。与中国的情形相反,欧洲国家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城市自治权是一种“法权”。城市所隶属的国家———无论推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从而授予城市自治权,但是国家不能随意收回或缩减这些特许权,否则将激起城市针对国家的抗争④。反观中国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并不享有“自治法权”⑤。国家可能容许地方共同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不过这种权利并非保留给地方,国家可以随时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间,并且只要国家愿意,她总有可依赖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制度资源来实现这种入侵。地方士绅作为国家的维持地方秩序,他们不像欧洲城市自治势力那样为确保地方自治而对抗国家。中西比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实质。可以把上述比较概括为两种中央地方关系类型的比较,在欧洲,地方构成国家;在中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