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意义例1

笔者认为，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道德资本是基于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念而进行投入与运营的，它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能够帮助营销渠道成员基于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有效地开展经营管理

道德资本投入主体能够以有形的资本投入形式支持营销渠道成员针对产品流、信息流、促销流、文化流、所有权流、资金流、收益流等不同的经营内容和经营层面进行物质创造与精神提升的系统性改造，使营销渠道成员管理行为能够通过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尤其是一种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念而统一起来，进而使营销渠道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和管理冲突降至最低水平，并为整个营销渠道带来直接经济利益。市场营销作为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过程，它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而独立存在，因而以道德资本形式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避免在核心道德价值观念迷茫以及商业文化观念对核心道德观念构成较大冲击的社会发展阶段出现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这对解决核心价值观念不稳定、核心价值元素缺失、经营管理道德失范、价值观念冲突等问题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二）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够带来覆盖面广泛的间接经济利益

一般而言，市场营销活动中除了渠道成员参与者，还应当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例如从事金融、保险、运输、仓储、广告、咨询等业务的企业，因而一个完整的营销过程需要依赖于非渠道成员参与者的有效参与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营销有时会突破营销渠道的空间限制而发展成为一种合作边界较为模糊的经营管理活动，而且作为渠道成员主体的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经营管理规模越大，这种边界就会变得越模糊，此时它们需要借助于“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等道德传播工具与经济领域中不同类型的经营实体即非渠道成员开展广泛接触，依据市场价值、道德价值等标准对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作出一致的观察与判断。道德资本投资于营销活动能够从本质上提升非渠道成员参与者的道德水平，消除渠道道德空白、道德障碍和道德观念冲突，从而为所有渠道参与者（包括渠道成员和非渠道成员）带来间接的经济利益。

（三）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

道德资本投资于营销领域会带来并不完全属于营销渠道参与者的社会利益。因此，加大在营销领域的道德资本投入，不仅会使营销活动中的各类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而且会通过道德资本效益扩散所形成的“外部化效应”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社会越是进步，营销活动越是频繁，社会大众就越是受营销活动的影响。因此，道德资本投资于市场营销能够使那些通过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无法完成的道德建设任务，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营销渠道来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营销客观上承载了道德建设的使命和任务。道德不论是被作为最终目的，还是被视为一种赢利工具，它都会产生一种有助于改进社会风气的作用。“因为，以赚钱作为人有义务要达成的目的本身，作为‘天职’，这样一种观念是与任何时代的道德观感相背反的，这几乎无须证明。”

符合道德的生产经营比不符合道德的生产经营对于社会发展更有益。作为目的性的道德投资和作为工具性的道德投资，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进行划分，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尽管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具有以上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是企业营销道德资本运作是否一定会产生价值增值效果，这不仅需要考虑企业所处的道德环境，同时还需要考虑企业自身经营运作资本的能力。道德资本不仅是带来生产过程价值增值的工具，它同时也是联结企业与消费者的重要纽带。强调道德资本在营销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是为了让企业从单纯地追求利润的逻辑思维中走出来，进而能够从长远发展角度着眼来审视自身的或者所在群体的行为，使企业成为合乎道德规范的组织。

二、市场营销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产品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企业所生产产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存在严重的物理性能层面的缺陷和道德文化层面的缺陷，有的企业甚至专门生产一些低级趣味的产品，消费者在消费这类产品时会产生不健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逐渐形成不良的生理、心理反应，最终导致对于生产企业的不信任和强烈不满，进而危及到整个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基础。企业过于强调产品外在形式的奢华特征和过于强调产品核心内容的经济性，都将使产品的生产制造严重脱离普通大众消费习惯进而步入误区。这种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时存在的过度生产和生产不足，而不是如西方伦理学强调的走“中道”，势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消费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价格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在价格制定过程中缺乏公开、透明的定价决策机制和约束机制，严重脱离成本地制定超高价格，对于消费者这一相对处于价格谈判弱势地位的群体实施价格欺诈。价格决策直接决定利润利益的分配，因此，针对普通消费者制定超出其消费能力的高价格，事实上是直接将消费者剩余压缩到了尽可能小的空间之内，进而极大地减小了消费者由于消费产品所获得的生理和心理的满足感，在顾客满意度下降的同时，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由于价格扭曲而产生尖锐矛盾。而针对竞争者所采取的竞争性价格策略，在以低价格引发价格战时，又会导致竞争伦理发生变化，参与竞争的企业会以本能取性，进而误导社会资源配置，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出现极大的非理性成分。同时，围绕争夺市场定价权产生的激烈竞争，也会使“生存意志”伦理思潮盛行，最终导致道德伦理核心元素“同情心”“公平”“正义”的持续减弱，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秩序与和谐运转。

（三）渠道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中间商未能站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进行渠道设计和渠道经营，而是单纯地追求渠道整体系统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为了提升渠道竞争力而扩大经营规模、拓展经营领域，压缩中小竞争者的生存空间，以大量减聘雇员的方法来提升竞争力，以增加顾客的自选活动范围而大量减少一线服务人员，以及为赢得竞争优势地位而大量经营品牌产品，不经营适合普通大众消费的一般产品，提高产品进入商场的门槛和提高铺货费用等，这些做法都严重地恶化了社会就业和生活消费环境，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

（四）促销策略中的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不择手段地制作和传播专门针对竞争者的攻击性广告，用以提高本企业及其产品在行业中的地位。制作过度夸大产品功效或隐瞒产品缺陷的广告诱惑消费者购买本企业产品。使用含糊其辞的广告宣传词句误导消费者。促销人员缺乏基本的道德培训和道德素质，利用公共社会资源即人们长久以来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的善良心理，在营销活动中设计专门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促销活动和针对亲戚、朋友、同事的促销活动，有的甚至将这些促销活动演变为非法传销，在组织结构上发展成为“金字塔”诈骗和“老鼠会”。促销策略中的各种不道德行为及非法行为，已经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有时营销道德缺失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上述某一个具体方面，而是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或者全面的道德缺失。例如，近年来普通消费者比较关注的药价高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方面道德缺失的问题，它是涵盖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各个层面，包括在生产、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的综合性或全面的营销道德缺失问题。有的药品生产企业，其产品生产成本很低，比如只有几元钱，但是在市场上却标价上百元。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有的药品企业甚至在具有大批量生产能力和经销能力时，也只是少量地供应市场以保持价格和产品的优势地位，为此在营销渠道选择上也会作出符合企业利益的经营安排。这种不顾患者消费需求的生产经营行为本身就存在着营销道德缺失的问题。为此，消除营销道德缺失现象必须重视道德资本的重要价值并增加道德资本的总量和比例，同时要强调道德资本在营销环境改造方面的具体指向性。

三、道德资本在市场营销中的具体运用

在营销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道德缺失现象，其重要原因除了人们对于道德规范重要性的认知水平较低之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对于道德环境改善所投入的道德资本不足或者是使用方向不正确所致。因此，在当前以家庭投入为主的个人私德品质教育和以纳税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公共道德统一建设的现行道德教育体制下，强调企业对道德资本的应用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企业道德资本的投资与使用主要应当是针对改善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一）道德资本投资于企业内部环境改造

1．个体因素和道德培训。营销人员的言行举止、价值判断、道德观决定了企业营销行为的道德与否和道德水平的高低。规范企业的营销行为，必须在营销人员选择上作出准确判断，即雇用有道德的员工，解雇不道德的员工。因此，企业应当设定合理的道德标准和采用科学的甄选技术，并将其运用于营销人员的雇佣和评估过程之中，特别是对于营销管理者的甄选和评估。营销道德培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营销道德的一个有力手段，它能够使营销员充分了解营销道德的重要性，当他们真正面临营销问题时，就不至陷入道德迷茫之中。通过设立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类似的营销道德培训项目来鼓励有道德的营销行为，这是提升企业营销道德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把自己的营销道德期望与营销人员对于本身工作的理解进行有益的沟通。

2．组织关系和组织结构。营销道德的选择不仅受个体因素影响，而且受组织中上级与下级、同事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科学合理、准确明晰的组织结构有助于形成营销者的道德行为。正式的规章制度中的职务说明和明文规定的道德准则，可以形成营销行为的一致性。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对个人在道德与非道德行为的抉择上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员工之间在营销道德策略中也会相互影响。绩效评估系统评价标准影响着营销者的道德性策略选择。明确而现实的营销目标的设定，对于营销人员的激励与绩效考核至为重要。如果对营销人员的要求不切实际，即使再明确的目标也可能引起道德争议。目标切实可行，就会使这个方面的压力降到合理的程度。绩效评估既要关注营销人员的业绩，同时也要关注他们所使用的营销方法的合理性。一般而言，雇员面临的工作压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在道德标准上妥协。

3．企业文化和道德准则。高强度、高标准的企业文化会促使营销者制定道德的营销策略。企业文化通过员工行为规范、工作习惯、业余活动及趣闻逸事等细节表现出来。倡导优秀的企业营销文化，首先要强调社会责任感，营销行动要兼顾社会利益、消费者利益和自身利益；其次要以人为本，营销目标设定合理可行；第三要帮助营销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其关注的重点从眼前经济利益转到长远发展上来。营销道德准则的制定应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内容应当详尽具体，对应当鼓励的行为和不应当从事的行为，以及雇员各项行为所依据的基本思想，都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第二，企业推行的营销道德准则应当有一定的伸缩空间，以便于员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自由、灵活、恰当的判断；第三，企业不能孤立、静止地制定和应用营销道德准则，应根据外部环境变化适时对其作出调整，并不断向营销人员传递企业的营销道德期望，各级营销管理人员应当支持并不断重申这些准则的重要性。

（二）道德资本投资于企业外部环境改造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2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010-02

1 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不足

2007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跨越之年，特别是股市在经历了2005年的政策破冰和2006年的牛市运转之后，2007年上证综合指数全年上涨96.66%，深圳成指上涨166.29%。截止到2007年底，沪深两市的总市值超过了32万亿元，流通市值超过了9万亿元，投资者账户总数已经达到了1.39亿户。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金融资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长和发展膨胀时期，市值由过去的3万亿元发展到今天的30多万亿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但是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形成的是高度集中的以沪、深交易所并存发展的模式,银行长期抵押放款市场仅服务于安全性高、风险较小的国有企业和大型集体企业,造成大多数民营企业特别是风险大的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不能通过银行借款获得资金。且从证券市场的发行主体来看,上市公司为获得证券发行资格,虚报会计报表,信息披露不规范,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部分持股大户常常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资本市场,造成严重侵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发生。

我国资本市场有其不足之处:

（1）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但资本市场的现状不能满足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各种类型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一，债券市场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于股票市场一直是“跛足”，债券市场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低、发行和交易市场割裂，尤其是公司债券，相对于国债和金融债，更是发展缓慢，直到2006年，我国企业债发行规模才达到1008亿元，为历年发行总规模的近一半。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2006年贷款融资占国内非金融部门融资的比重依然高达82％，间接融资比重远高于直接融资。截至2006年底，我国债券市场余额为57455亿元（不包括央行票据），与GDP的比例为27.4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63.11%的水平，远低于我国股票市值与GDP的比例42.70%；我国债券市场中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分别占50.56%、44.19%、5.0%。企业债余额仅为2831亿元，与GDP的比例仅为1.35%，远远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30%的水平。 第三，股票市场也存在着不平衡发展问题。一是虽然2007年沪深总市值已经超过我国内地GDP总量，与发达国家的比例相当，但因流通市值无论绝对量还是占比都相对较小，沪深股市总流通市值约9万亿元，仅占两市总市值的30%左右，股市结构亟待完善；二是股市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发展不平衡，削弱了证券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2）我国单一层次的证券市场规定了严格的上市条件,阻碍了中小企业通过证券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进入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须受到严格的上市条件限制(包括公司规模、盈利性等)，大多数企业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沪、深市场的大一统、高门槛,致使高成长性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风险太大和公司的盈利性等原因得不到资本市场的支持。这一切造成中小企业和科技创业型企业在我国融资困难,阻碍了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3）我国证券资本市场关于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只有单一层次的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尚未建立,沪、深主板市场门槛太高,企业往往由于一时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就有可能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根据《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 ①公司的股本总额、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具备上市条件； ②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 ③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 ④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有暂停情形第(1)项、第(4)项所列情形之一,经查实后果严重的,终止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一旦被终止上市,容易造成资本市场动荡,打击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4）过多的行政干预不能体现证券市场的高度市场化的特征。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10年主要是用行政手段管理,公司上市需要由自上而下的指标下达与自下而上的推荐相结合。这种管理方法与证券市场高度市场化的特点非常不适应,因此,今后公司的上市制度应该有所改革,凡符合条件的,可由企业自己申请上市,能否成功由市场决定,这样能通过资本市场的激烈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2 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

（1）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行使资源配置功能。

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源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由四个部门组成，即企业、政府、家庭和国外部门。家庭部门一般来说是收支盈余部门，企业和政府一般是收支差额部门。盈余部门一般要将其剩余资金进行储蓄，而收支差额部门要对盈余部门举债，收支盈余部门将其剩余资金转移到收支差额部门之中去（雷蒙得・W・戈德史密斯，1994）。在现代社会中，要完成这种转化，曾经有过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即由计划经济性质决定的中央计划配置方式和由市场经济决定的资本市场配置方式。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的主要配置形式，并且实践证明效率是比较高的。

（2）资本市场还起到资本资产风险定价的功能。

资本资产风险定价功能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资本市场也正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来指导增量资本资源的积累与存量资本资源的调整。风险定价具体是指对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它所反映的是资本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这正是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在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配置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3）资本市场还为资本资产的流动提供服务。

资本市场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提供资本资产的流动。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购买了金融工具以后，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售所持有的金融工具，这种出售的可能性或便利性，称为资本市场的流动。流动性越高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性就越高。流动性的高低，往往成为检验资本市场效率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4）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分散和信息积累功能。

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还起到的两个作用是风险分散和信息积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非充分有效的资本市场常常会变成经济发展的瓶颈。资本市场的信息积累作用有助于避免“有限制理性”而引起的投资决策上的偏差,从而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还有来自国外厂商的威胁。为了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我国企业必须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资金。而且伴随着复杂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本投入,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因此,投资者对这种项目往往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为了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技术、资本密集型项目,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和共担” 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组合来分散其投资风险。

（5）高效的资本市场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可以加强储蓄动员能力,优化配置资本要素,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经济发展是伴随经济结构变化的经济总量扩张的过程。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资本的形成与扩张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历史学家恩格思・麦迪逊教授在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和政策》一书中，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0～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这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因此说，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资本来源于投资，投资取决于储蓄的规模及转化效率。扩大储蓄的源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储蓄，有效地消除或减轻投资的储蓄约束，加快资本形成与扩张的速度与步伐，并正确处理好国内消费与储蓄的关系，使之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对经济发展是必须的。因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完善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也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

3 完善资本市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由于资本市场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我国资本市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的顺利增长。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规范法律框架，完善交易规则，整合现有产权交易市场；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促进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市场良性互动；不断扩大股市和债市的市场规模，丰富金融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2）必须积极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实现股市的“经济晴雨表”功能。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背离，这并非否定了股市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反映的“晴雨表”这一命题。出现这种背离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市场本身存在着诸多的制度不健全和功能不完善之处，使我国资本市场在运行过程中潜在着很多深层次和结构性的矛盾，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症结在于股权分置问题。

（3）要重视直接融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推进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必须依托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提高市场深度的基础还在于全方位开展中国资本市场以效率为导向的创新改革，包括建立合理的多层次的市场结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行上市以及股指期货等具有不同功能的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推出，继续提高市场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不断深化发行制度改革，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约束，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等。总之，创新是增强市场活力的源泉。

（4）顺应国际化趋势，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对于一国资本市场的价值形成、流动性的提高、制度的完善等多个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要努力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努力深化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融资方式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增进投资者信心；逐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我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魏巍，甘茂智.东亚资本市场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金融,2006,(5).

［2］赵晓雷.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N］.文汇报,2004-2-16.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3

近日发行的QDII产品受到热捧。10月15日上投摩根的首只QDII产品亚抬优势基金及嘉实等日前上市的QDII基金产品都相继热销，说明投资者的风险管理观念已趋成熟，分散化投资手段，特别是海外投资的工具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但QDII产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限制了投资者的选择。在资本市场未能完全放开的今天，如何拓宽国内投资者海外投资的渠道，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满足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需求呢？笔者认为，CDR（中国存托凭证）应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工具选择。

一、 DR简介及美国存托凭证（ADR）的发展

DR（Depository Receipt存托凭证）是境外注册企业在投资银行的协助下，以公司有价证券为基础，在东道国各级市场上发行与交易的可转让凭证。以最早开始发展的的ADR（美国存托凭证）为例，它是代表美国投资者投资于外国公司股票的可转让的受益凭证，但这张凭证并非真实的股票，只是一张注明该投资者拥有一定数额股票的凭证，ADR在美国具有跟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同等的流通性。

经过80年的发展，存托凭证运作机制已经十分成熟。特别是在80年代以后，ADR迅猛发展，比起发行普通股的方式，ADR更受到美国投资者的认同，原因是它有许多便利之处，一是ADR以美元计价，可防范汇率风险，二是由于存托机构的介入，解决了因为时区、信息披露方式、法律规定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种种风险。

二、发行CDR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意义

1.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国际化

资本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源配置的进行是否有效，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而我国资本市场显著的结构性缺陷之一为金融产品单一化，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以及企业债券、存托凭证的发展严重滞后，发行CDR首先有着拓宽投资范围，增加工具选择的作用。

此外，在缺乏其他投资工具的情况下，我国现今最重要的资本市场部分――股票市场的发展自然缺乏竞争性的平衡，我国股票市场从九十年代初至今，规模快速发展，但上市公司素质不佳，投资者投机心理严重，对上市公司信心不足等情况却越来越突出。CDR的发行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些情况。CDR的发行基础是海外股票，而在发行伊始能通过监管机构审批进入内地资本市场的必定是信誉卓著资质优良的企业，代表这些企业股票的CDR进入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对国内上市企业将造成一定压力，使其能改善经营，借鉴管理办法，从而达到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素质的目的。

2.促进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打下基础

我国对于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政策，是逐渐走向更多的灵活性。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QDII和QFII都是在此进程上的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普遍认为QDII是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试金石，那么当QDII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后，下一步如何在可控的环境下进一步实现更开放的境内外资本流动，无疑DR是一个可考虑的工具。如果说QDII是打包发售的境外投资组合，而CDR跟股票的直接对应关系则使投资者处于更主动更灵活的投资位置。而CDR发行机构的准入和监管机制，使监管机构仍能从CDR代表股票的企业质量及发行数量上进行掌控。

3.满足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构建更完善的投资组合

根据现资组合理论，将可供投资的资金分配于更多的资产上可有效降低风险，但在其他投资渠道缺失的情况下，投资单个市场的投资组合仍需面临系统风险，上证指数在十七大开幕当天突破6000点，但投资者发现，A股并非大面积上涨，回报率通常未必能跟上指数，随着A股市场整体估值水平日益走高，系统性风险逐步加大，而我国又缺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长久以来投资工具的缺乏，使积累的风险管理需求无法满足，QDII产品的出现无疑为这股需求的洪水提供了一道出口，近日上市的QDII产品受到热捧，10月9日发行的嘉实海外中国股票基金最终确定的认购资金确认比例为40.7%，这一比例创下基金QDII资金认购比例新低。此前发行的南方全球精选、华夏全球精选两只基金QDII也都是在发行首日达到募集上限，认购资金最终确认比例分别为61.97%、47.65%，可见海外投资需求之旺盛。但QDII产品本身为境外金融工具的投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投资者选择的自由度，投资者只能被动地在这些组合中进行选择，丧失了主动性。CDR与股票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提供了更高的选择性，投资者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构建适合的投资组合，充分实现风险管理策略。

4.促进我国银行业发展，拓宽银行经营范围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萎缩成为近年话题之一，拓宽业务范围，增强盈利能力是我国银行的努力方向，银行参与发行CDR，可以扩大业务范围，获得的发行和服务费用可增加银行的盈利，而在发行CDR业务过程中，必然将加强国内银行与国外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也有利于提高银行业务人员的素质，使银行走向国际化。

二、现阶段发展CDR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1.外汇制度问题

国外发行的DR，几乎都使用美元作为计价货币，主要原因为美元的可自由兑换。早期我国学者提出人民币和美元两种计价方式，在我国现在的外汇体制之下，如果使用美元，市场则被割裂，形成类似于A、B股市场分割的情况，而持有美元的外汇投资者成为CDR的主要市场目标，CDR将与B股市场争夺资金，起不到应有的为广大投资者分散风险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学者支持使用人民币发行，但如若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CDR所代表的外国股票与CDR之间在两种计价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价值平衡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导致市场被割裂，同股不同价。

2.机构问题

在CDR的设计、发行、交易与信息披露一系列行为中，存托机构都充当重要角色，存托机构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CDR的运行及整个CDR市场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外DR使用造市商制度，我国若沿用此制度，则对存托机构的要求更高。因此，存托银行必须是无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具有业务资格，有较好的服务设备，熟悉基础证券所在国监管条例，有相当资信能力并有一定外汇储备的银行。而我国银行业在这些涉及境外资本市场的业务方面，水平和经验都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3.监管问题

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我国一直在监管体系和监管经验方面都有所欠缺。而CDR基础证券发行公司是境外企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分别在国外和国内，这样的监管有赖于国内国外双方监管部分的协作，若两地监管机构的协商出现问题，监管差异导致纠纷产生，或产生“政策真空”都将导致市场混乱，这些无疑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4.法律法规问题

2007年开始实施的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无疑拉近了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我国与国际惯例之间的距离，但我国现有的《证券法》《信托法》等对于CDR尚无相关规定，而有关CDR的专门法律，如存托机构管理条理、做市商制度、关于外国证券投资的结汇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体系仍未构筑，要在现有法律环境中发行CDR，在存托银行的监管、结汇、造市、回购等环节中存在的法律漏洞将很容易导致市场混乱，使CDR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五）投资者素质问题

发行CDR从宏观层面上旨在完善资本市场，促进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而从微观层面上则是投资者分散系统风险优化投资组合的要求。这些正面作用有效发挥的基础建立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投资者心理健康的基础上。而我国投资者投机倾向明显，“政策市”、“资金市”等论调时有出现，许多投资者对国内上市企业资质尚缺乏分辨能力，更何况对境外企业。

四、对于发展CDR的一些建议

1.以发展的眼光看待CDR，避免短视行为

自2001年5月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提出发行红筹股CDR以来，我国学者对CDR的研究一直致力于解决红筹股在内地上市的问题及其制度设计，2007年确定红筹股直接上市后，又转而热议用CDR抹平AH股价差。无疑CDR可解决某些海外公司受制于《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无法直接上市的问题，但将CDR当作一种权宜之策、把其作为绕过某一方面的法规问题的方法，忽略资本市场完善过程中整体发展部署，是一种短视行为。监管层应充分借鉴国外发行经验，按部就班完善各项条件，使CDR逐步发挥出其在资本市场中应有的作用。

2.必须构建出科学的相关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

ADR之所以取得成功，与美国较为先进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是分不开的。由于CDR代表的基础证券发行人在境外，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必须考虑国际惯例，对《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信托法》作出相关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也要制定出专门针对CDR的一系列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而在监管方面，则须与CDR基础证券发行所在地的监管机构充分合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3.不断完善证券市场的层次结构体系

ADR的成功有赖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多层次交易体系，在CDR发行之初，监管机构必须对发行CDR的境外企业进行过滤，使CDR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监管成本的长期居高将影响后续发展，也难以满足投资者多方面的需求。我国证券市场现在主要依靠主板，二板发展不足，只有不断完善证券市场的各个层次，充分发展二板市场，繁荣场外交易，才能适应境外公司融资需求，也给投资者充分的选择空间。

4.鼓励托管机构之间的竞争，促进银行业务发展

在早期一些研究香港红筹股CDR的文献中，考虑到存托银行必须熟悉境外监管环境、有一定外汇储备和涉外业务经验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银行是存托银行的当然首选。这样做虽然有利于控制风险，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也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成熟。可由监管机构建立审批制度，合资格银行可参与CDR的发行和托管，鼓励竞争，也可促使发行银行在发行和管理CDR的过程中，为吸引投资者，多为投资者利益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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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鹤萍.再论发展中国存托凭证的意义和风险.上海金融，2005，4.

［3］翟启杰.中国存托存托凭证发行的利弊及思考.集团经济研究，2006，7.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4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今颇具影响的一种国际性思潮,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研讨的范围,并对一些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无疑存在某种关联,但又与其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常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有时甚至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对两者进行比较,厘清其关系,辨明其异同,显得很有必有。

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及标志性理论作为一种思潮,市场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今天,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穆勒(1806~1873)。此后,空想社会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及其流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等多方面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思想土壤。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等,较早提出和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性问题。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逐步形成的时期。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实践,而直接原因则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大论战。论战一方以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反对帕累托、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观点。论战另一方是支持帕累托和巴罗内观点的肯定派,其代表人物先后有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其中,兰格等人根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阐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即中性的资源配置形式的重要思想。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确定和发展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苏联、东欧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并涉及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这被西方视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同一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滞胀使主张国家对经济有所控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抬头。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已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并且表现出与以往阶段迥异的若干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东欧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

第四,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给市场资本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以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效率减退等问题。当他们随后目睹原国家因普遍采取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和大量失业现象以后,更加坚信市场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苏联模式和市场资本主义,由此掀起了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新热潮。这一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显著特点在于:以探讨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和设计方案作为共同主题,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效率、平等和民主为目标,将论证的范围扩大到与市场密切联系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从而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化和实证化。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进一步趋向成熟。当然,这一阶段目前仍在继续,因此,其理论本质到底如何,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观察。

概言之,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和不同流派中,其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但是,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或结合,这个基本观点是比较稳定,比较一致的。而英国工党理论家提出的“联姻”论和“主导机制”论,则使之更加明确化和系统化,并使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得以真正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理论。其要点简括如下:其一,“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经济机制同所有制不可分离,并由此出发反对市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埃克斯坦、普尔尤尔、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贝尔、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1〕美国的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2〕“联姻”论是对“中性机制”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是埃斯特林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该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备特征,资本主义必须依赖市场。但是,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市场并非只有依赖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因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解。尽管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使市场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3〕其二,“市场取向”的“主导机制论”。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埃斯特林等人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各有利弊,新古典学派崇尚的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而激进学派崇尚的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在此问题上的正确答案是:“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4〕这就是说,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意义

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经济学”,〔5〕市场社会主义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西方主流派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大胆突破市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见解。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契合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精神,〔6〕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在理论上,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是对马克思晚年有关思想的当代回应;在实践上,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有关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试图揭示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理,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兼效率和公平的可行性方案。从经济思想

史角度看,这契合了马克思晚年的有关思想。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认识。例如,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就宣称,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社会主义前辈更加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经济论述不多。但是,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等思想的精神内涵。从实践上看,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思想束缚,而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离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这对于我国从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当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提供了思想借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仍然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紊乱以及市场活动引起的“外部不经济”等。但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并非由市场的缺陷造成,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市场则将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剥削。这就是说,剥削并非市场之过,市场本身并无剥削性,市场资本主义才具有剥削性。因此,要消灭剥削,同时又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资本家必须消灭,市场必须保留”。〔7〕换言之,市场需要社会主义,市场只有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是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被视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根本原因。

市场应与资本主义分离而与社会主义结合,这种主张意味着除了市场以外还需要计划,还需要一些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这让那些信奉市场万能、鼓吹资本主义永恒的右翼学者不能容忍。因此,他们往往在市场的彻底性、真实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新自由主义右翼代表攻击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其中,德加塞等人指责市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市场“不真实”,“它错误地将自己置于市场面纱的笼罩之下”;哈耶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断言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秩序”,而市场社会主义却认为市场秩序可以人为地进行限制和改造,这是严重的歪曲和背离,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和驱除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极力突出市场功能,并为此不惜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这种“市场万能”论在国际上早已遭到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波兰学者沙夫严厉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崇拜“新浪潮”,反对“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主张“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9〕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的历史作用,抵制和批判“市场万能”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其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并积极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鼓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并处于低潮,在“社会主义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思潮、流派纷纷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纷纷表达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美国左翼学者罗默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10〕许多学者还积极地构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罗斯福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11〕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声音,这种声音对于中国等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是一种鼓舞。

三、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

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一些东西,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它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仍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并且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①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肯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但是,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但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兰格模式和“分权模式”尚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若干模式的具体方案中,公有制则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被淡化甚至被排斥。

例如,英国工党的“市场主导”模式,就抛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条件推行国有化的观点。罗默等人的“息票社会主义”虽然有时也提公有制,但是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到后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为如此,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又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13〕第二,两者的区别还体现在理论基础上。从理论源头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以“帕累托最优”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为前提,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社会。

虽然它也从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借用了一些东西,但是从根本上看,其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伦理思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跨越论”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的大胆设想,到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再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中共十六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论述,这些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第三,两者的区别也体现在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是有限的,换言之,它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空想性,在实践上缺乏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社会主义的“中性机制”论陷入了脱离社会制度的理论空谈。市场社会主义将市场同资本主义分离,这无疑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其后期所构筑的各种新模式和新体系,大多脱离具体环境,一味奢谈“中性机制”、纯粹理念的“构造物”。众所周知,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总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马克思指出:虽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4〕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违背了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则。正因为如此,市场社会主义始终没有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的手段,同时也注意到它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活生生的、具有实践品性的、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其二,某些市场社会主义者陷入了“市场永恒”论的误区。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用它来取代共产主义产品经济形态。美国学者谢尔曼还提出“市场(非集中的)共产主义”和“可行性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5〕这种观点无疑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式的演变路径会大致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阶段。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历史形式,按照马克思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6〕这是它取代自然经济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必将被产品经济所取代的原因。按照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要求,它势必摒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而采取产品经济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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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意义例5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意识形态 还原 中国实践 研究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在为市场经济进行辩护的过程中，则是将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行为与意识结构，以此来理论来臆造出基于市场经济下的意识形态神话，而这一理论提出的根本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线借助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辩护。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如何打破资这一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还原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

一、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与本质还原

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所提出的市场经济论，其本质上就是借助市场经济来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辩护，因市场经济给整个经济与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来拓展自身的资本主义论调，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密切相连，以营造出二者互相依赖、紧密相连的历史合理性，认为这是一种天然且永恒的关系。市场经济从诞生之初，就指向了封建社会，其本质上就是以市场经济来赋予资本主义制度以优越性，因市场经济不可取代来证明资本主体制度无法取代，将市场经济完全作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意识结构。

而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论”下，马克思则将这一意识形态神话打破，借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所给出的平等自由竞争这一理念，将这一理论的意图与阶级的本质进行了揭示与批判，这一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形式的论调，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下给出了辩证分析，并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局限性都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市场经济对人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双重影响意义，是人在实现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历史发展阶段，同时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下，市场经济在人类与社会发展中所带来的影响作用，无疑是被资本主义进行了放大化，但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样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并在历史发展中间消亡。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现代社会、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三者间的发展逻辑关系问题，简而言之，现代社会的发展在逻辑层面上而言，则容括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则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而进行开展的，所以隶属于基本社会形态，而市场经济则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来展开的交易行为与生产关系，所以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间虽然存在重叠与交叉，但是二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市场与市场经济间存在着发展的耦合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致使将二者的同步发展性进行了揭示，市场经济本身并非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在物质生活不断充实的过程中，市场经济随之也就实现了迅速发展，相应的关系网络随之得到扩展，而资本主义则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受益者。而基于社会发展角度下，市场经济则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实现发展的，即使资本主义走向了消亡，市场经济只要还有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则依旧会不断前行。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社会发展需要与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性和协调性，这样一来，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使其能够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分析中看出：

（一）历史性

从我国社会发展历史角度来看，发展社会主义，是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作为支撑，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选择怎样的发展机制，是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能够为这一制度创造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建设能够朝着富强、民主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体制，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

（二）价值性

从价值性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深化社会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性，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会导致社会分化问题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坚持“共同富裕”这一发展目标，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建国之初存在的贫穷问题，使国家、人民能够朝着富强的方向迈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用，虽然导致了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化，但这种贫富差距并非是经济体制造成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基本制度规范不到位、利益再分配存在局限性、权力腐败等问题导致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和分化问题。

（三）总体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注重从总体角度出发，对各个部分影响因素进行把握，这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进步必须把握的一个要点问题。总体性的发展理念，要注重把握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进行把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使公平和效率能够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有效体现；第二，把握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能够对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机制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和完善，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保持协调；第三，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存在的核心问题，协调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更好地把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协调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目标。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当前的历史阶段下，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下，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赋予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神话，发展市场经济是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现阶段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并非意味着永恒，而是随着人类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刘荣军.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还原与中国实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6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然而16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许多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产生了怀疑，动摇了我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那么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从哪里来?资本主义何时才会走向灭亡?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增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的灭亡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本文将从全球市场的视角来论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一、全球市场及其发展

 

所谓全球市场，指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和流通，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市场总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全球市场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同时创造出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的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开拓全球市场的方式呈现出诸多变化。

 

1、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从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西欧诸国兴起到19世纪末，这一阶段通常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原来局限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贸易开始向全世界拓展。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主要是以武力的方式开拓全球市场，他们迫使落后的、闭关锁国的国家打开了国门，并与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疯狂的进行殖民掠夺和商品倾销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打破了落后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他们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比如，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也被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各国资产阶级开拓全球市场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走向相互依赖、相互结盟，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列宁曾经对帝国主义时期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瓜分世界领土，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市场的争夺。由于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市场，就只有发动战争，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之所在。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应对经济危机的深化、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由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与追求，所以资本主义争夺全球市场的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武力压迫为主转变为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施加压力，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在市场相对稳定、劳动力廉价、消费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设立公司，投入资本以赚取超额垄断利润，展开了对新兴市场的争夺战。

 

二、全球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上文对全球市场及其发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就是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全球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维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证。

 

1、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所不能克服的，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今天，资本主义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那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克服了自身的基本矛盾呢?本文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只是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暂时缓解和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两个表现形式：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的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首先，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却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产品过剩，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市场的发展，商品的销售早已超过一国的界限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所以国内的过剩产品可以销往其他的不发达国家。虽然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企业却可以根据全球市场的动态从事生产。其次，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得到了有效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将其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中赚取的垄断利润用于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劳动群众的支付能力，缓和国内的贫富分化等问题，维持社会稳定。

 

2、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斯大林也曾对此有过论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然而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再因为争夺全球市场而爆发战争，仿佛矛盾都消失了，其实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只不过是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可以采用非战争手段来争夺全球市场。

 

首先，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商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采用战争手段就可以占领全球市场。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获得了解放，他们迫切要求进行国家建设，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事业，所以他们愿意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提供了有力条件。最后，由于国际分工的分化，不同的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各国之间需要进行交流和合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贸易，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会轻易爆发战争。

 

三、当今全球市场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

 

1、当今全球市场的发展

 

今天各国对全球市场的争夺依然激烈，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力费用越来越高、大气污染严重、产业转型升级等原因，导致一些外企工厂纷纷离开中国，前往东南亚或者印度等地区办厂，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市场争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过去我们重视的更多的是“引进来”，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而现在我们更加重视的是“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开拓全球市场，扩大发展空间。比如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开拓全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体现;还有所谓的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争夺战”，也体现了当今争夺全球市场的激烈程度。

 

2、未来走向

 

伴随着全球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已经拓展到了全世界，开始出现全球垄断。与此同时，全球无产阶级也开始逐步形成，这两点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的消亡提供了可能。

 

(1)全球垄断

 

全球市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资本开始在全球剥削，形成更高的剩余价值，甚至形成全球垄断，而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国际垄断同盟的重要形式之一，我们可以透过跨国公司来看当前的全球垄断现象。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中国“出口手机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接近八成，但巨额利润都归属国外巨头，众多中国企业还赚不到1%的利润”，“目前全球手机市场99%的利润都被苹果、三星两家公司赚去”。可见，像苹果、三星这样的跨国公司己经形成了全球垄断，在全球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2)全球无产阶级形成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7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 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 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

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 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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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 ％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 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

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 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 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 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 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 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 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 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 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 ］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 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 ）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 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 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 ］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 ］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 ）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 ）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

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 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8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9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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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资本市场的意义例10

人类现处在被物质消费品支配的时期，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特征迎合了人类“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是促进生产力高效发展的根本原因[2]。基于此，使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活力能够持续不断，也使市场经济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潜能。“自由竞争”是指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最优选择及潜能的。而“优胜劣汰”则是强者能获得较多的利益，劣者得到较少的利益。二者的结合即是资源在最优化配置的前提下，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市场经济是被实践证明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1]。迄今为止，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人民还没有寻到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方式。马克思曾说过“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3]。”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充分参与社会竞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优胜劣汰的利益竞争的方式，把生存压力均衡地施加于所有社会成员身上，从而迫使人们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劳动潜能，最终推动所有个体能力的全面发展[4]。任何社会都立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认为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中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现阶段我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对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发挥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运用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地位如果重要，是因为其承载着两大任务：其一，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只能采用计划经济，而我国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成功的实践证明，更需要充分有力地逻辑论证。其二，社会主义的存在价值即取代资本主义，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不但要借鉴利用原生态市场经济的成果，更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在社会生产方面的超越，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经济，而发展经济就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改造原生态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经济。正因为竞争，它才能够表现出高效率，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只有继承该成果，在以原生态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起点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也具有致使优胜劣汰了劣势。正是由于其优势，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其弊端，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体制。无论为了赶超资本主义，还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无可替代的发展方式。但是，社会主义不能落入资本主义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窠臼，需要一开始就坚持共同富裕原则，批判性的运用市场体制。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却不能简单地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从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不但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也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所实行的机制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由竞争可以为每个人潜能的发挥提供最大的自由空间，而优胜劣汰则是由市场竞争和劳动者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胜败。市场经济通过利益差别来激励劳动，贫富差别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形成冲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自觉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推动市场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