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1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河北体育学院排球专修学生。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需要查阅相关资料，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调查访问法

对河北体育学院的排球专修学生和教练进行调查访问，探究影响发球成功率的因素。

二、影响排球发球成功率的各种因素分析

影响排球发球成功率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心理因素、体能因素、

技战术因素等。但对于训练不多的专修学生来说，动作的熟练程度和规范程度占主要部分，心理因素是影响发球失误的部分因素。

1.发球成功率取决于技术熟练程度和规范程度

发球技术的动作方法较多，无论采用哪种发球，都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平稳抛球。二是击球要准。三是手法要正确。只有熟练地掌握发球技术，才能提高发球成功率。除此之外，还要规范自己的发球技术，掌握正确的发球方法，以保证发球的成功。

2.缺乏比赛经验，精神紧张

排球专修学生，参加训练时间短，比赛的次数少，经验少，遇到紧张激烈的比赛气氛，精神就十分紧张，造成肌肉僵硬，自动化的神经联系中断，技术动作变形，无法按技术要领完成技术动作，造成发球失误。

3.心理准备不充分

比赛前由于缺乏充足的心理准备，对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当遇到较强的对手，实力差距较大时，心虚胆怯，引起紧张情绪；反之对手较弱，思想容易松懈麻痹，从而影响学生发球的攻击性。

三、提高发球成功率的训练措施

1.提高队员的发球技术熟练程度和规范程度

发球技术是较难掌握的技术。在比赛中，发球技术不熟练或者发球技术不规范，心理素质再好的学生也很难成功地把球发出去。只有熟练发球技术动作和规范自己的发球技术动作才能提高发球的成功率。

2.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自提控能力

在训练发球过程中，有意造成紧张气氛。如：比赛性发球，讲明罚则，有意造成紧张气氛。使学生心理能适应外接刺激，以适应比赛。

造成发球失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心理素质很重要，但是发球技术的熟练程度和发球技术的规范程度更为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不但要提高发球队员的心理素质，同时也要进行发球队员的技术和身体素质训练，

以提高发球的成功率。

参考文献：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2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41-02

1 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现代科技(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ZW(]本文相关数据均摘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Fα（2，28）=2.5，F=5.11＞2.5,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ZW(]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著《2006中国人口》中的划分标准。,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一方面,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生率呈下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瑞来.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和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1992(5).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中国研究,2004(6).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3

日益加剧的就业压力使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关注教育竞争，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投资风险低、回报高。课外补习，也被称为“影子教育”，一方面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私人课外辅导机会，另一方面造成学生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优质的课外补习给学习者提供了积极的学习体会，有的课外补习徒劳无功或者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对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旨在分析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现状和课外补习相关因素对学生个体产生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本文调查对象分别为省会城市N市、设区市J市、县级市L市三所省重点高中及三所普通高中，研究者在每所学校分别选取三个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级，对全班学生进行调查问卷，调查共涉及18个班的学生。研究共发放问卷1118份，回收问卷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为973份，有效回收率为87%。

为了探索影响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概率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构了一个二分类变量用来反映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情况。在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况下，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教育补习概率的因素：

Y1=f（A，B，C，D，E，F，G，H，I，J，K，L，M，N）（1）

模型（1）中，Y1是因变量，代表高中生是否参加了教育补习，为二分变量1表示参与了教育补习，0表示未参加教育补习；研究自变量的选取均来自于已有文献中的影响因子，其中，A代表城市类型，B代表学校类型，C代表年级，D代表班级排名，E代表是否独生（为二分变量，1为是，0为否），F代表收入水平，G代表父亲学历，H代表母亲学历，I代表有效指导，J代表自己的学业期望，K代表父母的期望，L代表学生的态度，M代表父母的态度，N代表性别（为二分变量，1表示男性，0表示女性）。在具体分析时，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探讨影响高中生教育补习参与概率的因素。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1-1是Logistic的回归分析结果。方程中自变量的共线性检验值小于10，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十四个影响因素中的“城市类型”、“学校类型”、“性别”、“年级”为学生背景因素。“家庭收入水平”、“父亲的学历”、“母亲的学历”为家长的背景。“学生的班级排名”、“父母的有效指导”、“学生对自己学业的期望”及“父母对学生学业的期望”这四个影响因素为学生的学习现状。

1.从学生背景因素分析

（1）“城市类型”县赋值为1、地级市赋值为2、省会城市赋值为3。家庭所在城市类型对参与教育补习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大城市的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比小城市的高中生大。

（2）“学校类型”赋值重点高中为1，普通高中为0，学校类型的相关系数为正，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重点高中的学生参与教育补习的可能性比普通高中大。

（3）“性别”赋值男性为1，女性为0，结果显示性别对参与教育补习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应的显著性值大于0.05，说明性别的差异并不会影响高中生参与教育补习。

（4）“年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2、3，年级对参与教育补习概率的影响显著性大于0.05，表明年级对教育补习的参与率没有显著影响。

2.从家长背景因素分析

（1）“父亲的学历”和“母亲的学历”小学及以下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赋值为3，中专、高职和大专赋值为4，本科及以上赋值为5。“父亲的学历”和“母亲的学历”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值均小于0.05，说明父母亲的学历对高中生参加教育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父母的学历越高，孩子参与教育补习的机率越高。

（2）研究将“家庭收入水平”划分为五个等级，并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2、3、4、5，家庭的收入水平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家庭的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越高。

3.学习现状

（1）“班级排名”对高中生参加教育补习没有显著影响。

（2）父母对孩子课业指导的程度分别赋值为1、2、3、4，父母对孩子的有效指导对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有显著正影响，也就是说父母越能对孩子进行有效指导，越有可能让孩子参与教育补习。

（3）“学生自己的学业期望”和“父母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分别赋值为1、2、3、4，“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和“父母对自己的学业期望”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值均小于0.05，说明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期望越高，其参与教育补习的概率越高；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期望越高，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越高。

4.对待补习的态度

（1）学生对于“想要成绩好，就要参加教育补习”赋值“是”为1，“否”为0，数据显示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值小于0.05，这说明学生对待教育补习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参加教育补习。

（2）学生父母对于“成绩不好，就有必要参加教育补习”赋值“是”为1，“否”为0，数据显示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值小于0.05，说明父母对待补习的态度对孩子是否参加教育补习有显著影响。数据显示“父母的态度”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发生比为7.655，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发生比，这说明父母对待补习的态度最有可能决定高中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

三、总结与讨论

1.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现状分析

（1）由对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情况调查可以发现，高中生参加课外补习人数较多，约近五成高中生有参加课外补习的经历。

（2）由江西省高中生平均每周补习强度是4.17小时可以看出，高中生的空闲时间很少，基本都是埋头苦读，不利于身心全面发展。

（3）从重点高中的学生无论在补习时间上还是补习科目数量上均大于普通高中可以看出，高中生课外补习类型主要为培优。

（4）根据江西省社保中心公布2014年度江西月平均工资为3539元，江西省高中生的平均补习支出大约为1000元/月可以看出，对于大部分高中生家庭来讲，课外补习对家庭的经济负担较重。

（5）在高中阶段的课外补习项目上，数学、英语与物理课的补习依次占据主要地位。

2.江西省高中生课外补习影响因素分析

（1）学习成绩与课外补习率无显著影响，说明课外补习不一定能提高学习成绩。

（2）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学业的期望及学生对待补习的态度与高中生课外补习率呈正相关，且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父母对子女学业期望值越高越支持课外补习行为。大部分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对于补习效果给予肯定，说明补习的学生大多拥有较强的补习动机，但根据学习成绩与课外补习率无显著影响可以看出，实习效果并一定好。

（3）性别及独生子女对学生是否参加教育补习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能一视同仁。

参考文献：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4

[中图分类号] R71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5（b）-0063-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childbearing age women with infertility，and to explore the treatment method. Methods 120 childbearing age women with infertility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4 in our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Questionnaire and clinical examina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 of infertility.Corresponding treatments were conducted for the reasons of infertility.With 2 years followed-up after treatment，pregnancy success rate was understood. Results Influence factors of 120 childbearing age women with infertility were as follows，ovulation disturbance was 38.33%，fallopian tube obstruction was 35.00%，other factors of ovulation dysfunction was 8.33%，endometriosis was 8.33%，other factors of tubal abnormality was 5.00%，uterus or the cervical dysplasia was 2.50%，other reasons was 1.67% and unknown reason was 0.83%.Among that，infertility resulted from ovulation disturbance and fallopian tube obstruction was 73.33%，which was higher than 26.66% from other impact factors，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Key words] Childbearing age women；Infertility；Impact factor；Treatment method

凡育龄女性，在其配偶生殖功能正常及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条件下，婚后同居2年以上或曾受孕而2年不再受孕即为不孕症[1]。不孕症是全球性生殖健康问题之一，影响着世界上超过10%的人口[2]，也是临床上女性较为常见的疾病，一般可分为原发性不孕和继发性不孕。我国育龄女性患有不孕症的概率为8%～17%，近年来，育龄女性不孕症的发病率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3]。不孕症产生的病因及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如输卵管阻塞、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盆腔结核以及卵巢功能、生殖器发育异常等[4-5]。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生殖健康及保健服务的提高，常见的不孕症治疗方式有内镜和手术治疗、物理治疗、药物治疗、微波治疗等，其成功率越来越高。本研究选取本站妇产科收治的120例育龄不孕症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育龄女性不孕的影响因素，探讨其治疗方式，以期为临床治疗不孕症的方式选择及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4年1月本站妇产科收治的120例育龄不孕症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均通过问卷调查与临床分析确诊为育龄不孕症。①问卷调查：问卷包含患者的基本信息、生活习惯、既往病史、性生活情况等方面，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统一标准的问卷调查。②临床分析：由经验丰富的临床主任医师分析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既往病史、性生活情况等信息，并参考诊断标准、体检报告、妇科常规检查、阴道B超检查、性激素水平测定、排卵监测、输卵管造影及外院腹腔镜与宫腔镜检查等分析患者不孕的影响因素。120例不孕症患者的年龄为20～47岁，平均（28.33±6.49）岁；其中未婚22例，已婚98例；本地103例，外省17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7例，中学（含中专）文化程度35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78例；原发性不孕75例，继发性不孕45例；住院治疗77例，非住院治疗43例。本研究经本站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参考国内通用的《妇产科学》确定的不孕症诊断标准[6]；②经输卵管通液、子宫输卵管造影、B超检查及病理分析确诊；③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且同意。

1.2.2 排除标准 ①年龄

1.3 方法

1.3.1 治疗方法 ①对于因输卵管阻塞导致不孕的患者，使用输卵管通液术对症治疗，患者月经后2～3 d，将80 000 U庆大霉素（福建省汇天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35020363）、2 mg地塞米松（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51020427）、4000 IU α-糜蛋白酶（上海第一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1022112）加入到25 ml的生理盐水中混合，经患者的宫颈推注到输卵管内，推注后停留10 min，2次/月，每月为1个疗程，此方法治疗3～4个疗程。②常规输卵管吻合术治疗，药物进行保守治疗或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治疗。③对于因排卵功能障碍导致不孕的患者，使用雌孕激素调理月经，当患者行经情况有明显改善时，对其进行HCG诱导排卵。④对于因子宫内膜异位导致不孕的患者，进行微创手术切除病灶，并在手术结束后使用激素类药物对患者进行辅助治疗。⑤对于其他因素导致不孕的患者，进行综合性对症治疗，适当尝试上述治疗方法并纠正及指导其不良生活习惯。

1.3.2 随访 随访方式包括门诊、电话、视频、邮件等，随访时间为2年。

1.4 观察指标

分析120例育龄女性不孕的影响因素，记录120例育龄女性治疗后随访2年的怀孕情况。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120例育龄女性不孕的影响因素分布

育龄女性不孕的影响因素所占比重依次为排卵功能障碍（38.33%）、输卵管阻塞（35.00%）、排卵功能异常的其他因素（8.33%）、子宫内膜异位（8.33%）、输卵管异常的其他因素（5.00%）、子宫或宫颈发育不良（2.50%）、其他原因（1.67%）、不明原因（0.83%），其中排卵功能障碍与输卵管阻塞导致的不孕发生率为73.33%（88/120），显著高于其他各影响因素的26.66%（32/1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27，P

2.2 120例育龄女性不同方法治疗后的怀孕情况

通过雌孕激素调理月经、HCG诱导排卵治疗患者的怀孕成功率为53.57%，通过输卵管通液术、常规输卵管吻合术、到外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治疗患者的怀孕成功率为70.83%，通过激素类药物治疗患者的怀孕成功率为50.00%，通过微创手术、激素类药物治疗患者的怀孕成功率为70.00%，综合性对症治疗、纠正及指导不良生活习惯治疗患者的怀孕成功率为33.33%（表2）。确定不孕的主要影响因素后对症治疗，其怀孕成功率均≥50%。

3 讨论

WHO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不孕症的发生率高达15%，我国关于不孕症患病率的调查较少，但目前我国的女性不孕症患者越来越多[7]。不孕症的病因复杂，影响因素较多，其可使患者产生抑郁、焦虑、内疚、压力、社会羞辱、社会孤立、性满意度低等心理健康问题，从而导致女性生理、心理因素发生系列变化，甚至影响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降低了不孕症家庭的生活质量，进而涉及婚姻、家庭，因此不孕症又是影响家庭乃至社会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8-9]。

导致女性不孕症发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常见的有输卵管阻塞、子宫内膜异位、卵巢功能障碍、盆腔病（如盆腔粘连）、子宫因素（如子宫肌瘤）、化学物理性因素（如铅、汞中毒）、吸烟、饮酒等[10]。本研究结果显示，育龄女性不孕的影响因素所占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排卵功能障碍、输卵管阻塞、排卵功能异常的其他因素、子宫内膜异位、输卵管异常的其他因素、子宫或宫颈发育不良、其他原因、不明原因，冯讳等[11]的研究显示，多囊卵巢综合征（属排卵功能异常）为首要影响因素，这与本研究中排卵功能障碍与输卵管阻塞导致的不孕高达73.33%的分析结果大致相符。作为影响不孕症的常见因素之一，输卵管阻塞的主要表现为与卵细胞结合受阻或其他原因影响受精卵成功运送到宫腔[12]。排卵障碍多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中的某一环存在病理障碍所致，也可能受机体其他内分泌腺疾病的影响所致[13]。子宫内膜异位会引起腹腔液中细胞因子的改变从而引发不孕，其他原因如慢性盆腔炎严重牵连患者的生殖器官、结缔组织及盆腔腹膜，也可引发不孕等。此外，不同地区可能因环境差异、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差异等也可导致育龄女性不孕，但排卵功能异常依然是稳居首位的影响因素[14]。故本文建议临床对育龄女性不孕治疗方式的研究应着重以干预排卵功能异常为主。

随着医疗科技的日臻完善，再加上宫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治疗不孕症的方式较多，且大多安全、经济、有效，如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等。根据不同影响因素导致的不孕采取相对应的针对性治疗，患者2年内的受孕率较高[15]。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患者接受雌孕激素调理月经与HCG诱导排卵治疗、输卵管通液术、常规输卵管吻合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治疗、微创手术与激素类药物治疗、综合性对症治疗及纠正及指导不良生活习惯治疗的怀孕成功率普遍较为乐观，确定不孕的主要影响因素后采取相应的对症干预治疗，其怀孕成功率均≥ 50%，而不明原因的不孕症治疗后的怀孕成功率则并不理想，提示确定患者不孕的主要原因并根据不同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治疗对不孕症患者的成功受孕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不孕影响原因的诊断与鉴别十分重要，其诊断方式也有待进一步分析。本研究提供研究例数有限，且大多为广东省本地女性，故相关分析结果有待进一步论证。

综上所述，输卵管阻塞、排卵功能障碍及输卵管和排卵功能异常是导致育龄女性不孕的主要影响因素，子宫内膜异位、子宫或宫颈发育不良等是导致育龄女性不孕的影响因素。临床上应针对不同影响因素导致的不孕采取不同方式的对症治疗，这对患者成功怀孕有积极影响，同时，相关治疗方式有待进一步临床探索及实践，进而继续提升不孕症患者的成功怀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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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5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一十传统观念改变一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事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

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唐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④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

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木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一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证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O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l ）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事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儒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批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月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⑥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什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页874.②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章。

③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3－18.④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卫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⑤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⑥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2000年5月22日第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

l 、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

2、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载《现代人口转变之路--苏南模式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3、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

4’李建民、原新、王金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科学出版社，2O00年7月。

5、于学军："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Z000年1月24日，第三版；以及"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科学》2000年第2期。

6、穆光宗：《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7、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8、穆光宗、陈卫："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6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一十传统观念改变一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事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

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唐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④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

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木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一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证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o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l ）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事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儒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批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月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⑥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什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页874.②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章。

③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3－18.④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卫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⑤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⑥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2000年5月22日第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

l 、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

2、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载《现代人口转变之路--苏南模式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3、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

4’李建民、原新、王金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科学出版社，2o00年7月。

5、于学军："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z000年1月24日，第三版；以及"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科学》2000年第2期。

6、穆光宗：《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7、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7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一十传统观念改变一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事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

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唐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④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

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 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木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一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证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O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l ）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事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儒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批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月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⑥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什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页874.②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章。

③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3－18.④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卫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⑤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⑥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2000年5月22日第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

l 、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

2、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载《现代人口转变之路--苏南模式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3、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

4’李建民、原新、王金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科学出版社，2O00年7月。

5、于学军："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Z000年1月24日，第三版；以及"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科学》2000年第2期。

6、穆光宗：《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7、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8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10-03

一、引言

吕安民等人研究了中国省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论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徐嘉祺从经济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李政分析了我国经济、教育发展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抑制作用。李保军、李太成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类似研究并不少见，但很少发现有学者综合应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来研究新世纪十一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部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故本文拟综合应用相关指标进一步探索山西省区别与中部五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特点及其成因，为山西省人口政策提供可行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

中部六省是指居于中国大陆中部的六个省份，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六省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地理范围24°29'5.71"N～40°44'4.19"N，108°24'9.58"E～119°37'46.60"E，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2011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10.43万亿元，总人口3.58亿，人均GDP2.9万元。其中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地理坐标34°34'N～40°43'N、110°14'E～114°33'E，2011年山西GDP达1.11万亿元，总人口为3571万人。六省在地理和社会人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内部也有巨大差异，特别是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雄踞六省最北端，在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上有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显著特点。

三、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及原因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

由图1、图2可知：

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呈西部吕梁山区、北部五台山区最高，东部太行山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和山西省地形地势中吕梁山、五台山、恒山地势最高，太行山区海拔相对较低大致吻合。

图1 我国中部地区地形

地势图 图2 中部六省人口

自然长率市级分布图

河南省西部、西南均地形崎岖高峻，海拔较高，只有中部地形平坦开阔，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两地之间的空间分布也为西部西南较高，中部较低，与地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从整体上看大致呈现了从北向南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和安徽省的地势在长江以北从北往南逐步降低是一致的。

江西省整个地势呈现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状分布，除中北部是较为平坦的平原外，其余三面地形皆高峻复杂。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大致是四周较高，而中间的南昌市、鹰潭市、上饶市较低。

湖南省西、南、东部为海拔高，地形复杂的山地，中部为洞庭湖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表现出了在洞庭湖平原的长沙、娄底、湘潭、益阳市较低，在周边山地恩施及永州等市的较高的空间分异特征。

湖北省西部、东北部是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山区，中部为江汉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在江汉平原的武汉、荆门、荆州较低，而在周边山区的襄阳、十堰等市较高的空间分布

格局。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原因

1.自然原因分析。综合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地形的空间分布关系可以得知，自然环境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及变化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地形崎岖，海拔较高的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较高，反之，则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往往较低。山西省整体海拔更高，地形复杂，因而地形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当是使其相对其余省份更高。

2.社会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口自然增长降低的根本原因，而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则造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图3是对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GDP分别进行了十一年均值处理后绘制的折线图。

图3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3，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非常明显，人均GDP高的的省份如山西、湖北多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也较低；人均GDP居于中间的河南、湖南，其多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正好居于中间；而人均GDP最低的安徽、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这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其余各省表现出的的空间差异是山西省在经济上与之相差别的结果。

3.政策原因。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这对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各个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力度的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省份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图4是对十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平均值进行均值处理后绘制而成。

图4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率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4，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计划生育率较低的省份如江西、安徽两省，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很高；而如湖北、河南两省则计划生育率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十一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各个省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是人口政策执行力度相对其它五省居中分布的结果。

四、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及原因

（一）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

图5 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长的变化趋势图

图5为2001～2011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比较率的变化趋势图，由图中数据可知：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部六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山西与河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第二类是湖南和湖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逐步上升；第三类是安徽和江西，大致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时间演变上，呈现出随时间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河南省较为接近，与其余各省则差异较大。

（二）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原因

由于一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固定，必须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才能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起作用，这使得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省份，虽然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空间分布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对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变化的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故而对于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演变则主要从社会经济和政策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经济原因。

表1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通过表1可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该省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数，每十万人高中在校生，每万人医疗床位等因素都表现出了强相关关系。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是经济文化卫生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受到了经济发展，教育进步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影响。因为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大多数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少生优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河南省与山西相比，人均GDP和人均公路里程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每万人在校高中生的影响更大，说明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的发展和与之带来的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是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江西省与河南的情况较为相似，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受教育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新世纪11年间非常平稳，而此时，社会经济，医疗教育并未止步，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这暗示，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人口自然则年增长率的变动。这将在政策原因里进一步阐释。

湖北省人口自然变动在新世纪与经济和医疗相关关系最为密切，但与山西不同的是，其表现出高度正相关。新世纪十一年湖北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不符合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下降的总趋势。湖南省与之较为接近，这两省的人口变动状况显然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个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都较高，明显受到了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河南省与江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受教育的影响较大；安徽、湖南、湖北则受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对更小，更可能受到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2.政策原因。自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这一人口政策已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比较计划生育率对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其中为便于在同一图中比较，将计生率的单位转化为“十分制”。其中2003年和2011年数据缺失。为便于观察，纵坐标数值最小值设为60。

图6 山西省与中部五省计生率折线图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省际空间差异的角度，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计划生育率都较高，而山西、江西和安徽三省则较低。计划生育率高的省份往往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计划生育率低的省份则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从时间变化角度，山西省与河南省多年计划生育率都表现十分平稳，没有明显下降，受其影响，这两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随时间变化而逐步下降；其余四省计划生育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化都较大，与之对应的是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或不断上升或出现波动性的平稳。

由于山西的计划生育率具有自身的特点，其计生率较湖北、河南两省为低，较江西、安徽两省又高；同时就多年变化趋势而言，相对于其余数省计划生育率又较为稳定，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持续稳步的下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2001～201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空间分布上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介于江西和湖北之间，与其他中部三省大致相当，这种空间差异性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上山西地形高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的实施上介于江西和湖北中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就表现出了高于江西、安徽而低于湖北的格局，与其余三省较为接近。

2.时间变化上山西省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稳步下降，与江西、安徽先下降后略微上升最后又下降的反复趋势及湖北、湖南的逐步上升显著不同。分析其原因，山西省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与省域人均GDP，基础设施，文化，卫生各个因素呈现了高于其它四省的高度负相关，说明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山西省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持续较好实施，也促使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稳定下降。

讨论：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贡献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探究，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才能构建适合山西省省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1] 吕安民.中国省级人口增长率及其空间关联分析[J].地理学报，2002，57（2）：143-150.

[2] 徐嘉祺，刘雯.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分析[J].魅力中国，2010，1：243-244.

[3] 李政.我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和教育因素的实证检验[J].西北人口，2007，2：5-7.

[4] 李保军，李太成.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J].中国统计，1995，

3：35.

[5] 李建民，原新、王金营.中国人口转变地域差异的聚类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1，1：52-56.

[6] 何景熙.四川、、青海藏族人口自然变动比较分析[J].研究，1994，03：89-98.

[7] 杨斌.建国以来贵州人口增长情况与原因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1（4）：78-83.

[8] 王恩涌.人文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 王浩.我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和教育因素的实证分析[J].北方经贸，2006，1：115-116.

[10] 彭娟.当代乡村生育观研究[J].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7，6：35-48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9

关键词：课堂教学效率教育经济学

21世纪是以信息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之间更强调一种分工合作，信息流通量加速，在这种节奏紧密的生活中，谁能把握机会，提高办事效率，往往意味着谁就能取得成功。因此，提高办事效率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课堂教学作为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要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就应该考虑清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有哪些？本文笔者从构成课堂教学诸因素着手考虑。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无非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学校只有在拥有足够的资金的情况下，才能聘请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改善课堂教学环境等。资金投入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资金投入是否足量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其次，资金投入要用在点子上。当前各种腐败现象蔓延，教育这块神圣领地也被无情地侵染。于是，在教育界各种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因公肥私等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最后，资金的管理以及流通是否合理也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资金管理和流通是否合理是关系到资金能否充分、及时地利用的有效条件。如果资金不能被及时地运用，那么势必拖延教学时间，造成时间的浪费，从而降低课堂教学效率。

二、教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组织者、实施者、主导者，其多重角色表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教师因素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首要因素。教师的知识能力、教学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等都会对教学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三、课堂教学硬件设施

课堂教学硬件设施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资源，包括课桌、黑板、粉笔、教科书以及用于课堂教学的各种仪器设备等，这些都会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课桌、黑板的好坏，粉笔的色彩，教师面积大小、光线昏暗程度等关系到能否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关系到能否使学生安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这当然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小学基本上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中小学，随着国家教育扶贫工作的扩大和进一步落实，也都为教学工作配备了多媒体设备。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中小学只是将拥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作为学校评估的硬性指标，只是充当摆设而不能“物尽其用”。与其他的硬件设施相比，多媒体教学设备价格昂贵，耗资大，怎样才能“物有所值”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潜在因素

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还受到一些潜在因素的影响，如班风、课堂气氛、座位排列方式、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等。总之，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而这些因素的前提是以财力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产生的。针对以上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教学效率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资金的有效投入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物质保障。所以这一工作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多渠道地筹集资金，保证资金的足量供应。教育投资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投资和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投资。其次，资金要合理分配。在保证用于教育的资金足够之后，我们要将他们在教育内部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后，要对资金进行有效管理。资金的有效管理意味着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机制，从而保证资金合理的流通；另一方面，要与一批具有较高管理素质、能高瞻远瞩的管理者，这样能使资金更加有效、合理的流通。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因素，是课堂教学的“指挥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得如何，他们自身的教学能力如何等都会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主要途径。要做好这项工作，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为教师接受再教育提供方便。

3、保证先进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教学仪器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表达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并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教学效率的高低。因为教学仪器设备是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投资在教育内部合理分配的结果。如果教育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出的话，那么教学效率必然会降低。所以，一旦教学仪器设备已经具备了，那么提高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将它们有效利用起来。。

4、创设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包括多种因素：校园风气、班级风气以及课堂气氛。校园风气包括有形的诸如各种宣传栏、各种科学标语；还包括各种无形的影响，如该校辉煌历史（包括各种优秀的教学成绩）。班级风气是衡量一个班级的主要参照标准。一个团结的班级、一个好学的班级、一个活力十足的班级等等，他们的教学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课堂气氛主要是通过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课堂气氛活跃。在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下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投入其中，将学习与生活、学习与体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就更好地体现了教学的时代目标，无疑也会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有机整合。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缺一不可。

参考资料：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例10

（一）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本文研究范围是普通高等教育，包括本科和专科，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

（二）相对规模与绝对规模

招生规模趋势可从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来分析。绝对规模是指招生人数增加的数量，是绝对数量；相对规模是通过招生人数和其他人口指标的比值。本论文采用相对规模-招生率，即每年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与高中毕业人数之比这一指标，来反映招生规模的趋势变化。

二、指标选取和模型建立

本研究主要从经济、科技、社会、财政、教育和政策六大宏观方面对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招生率的因素进行选取。各方面的指标按照客观重要、数据完整、利于解释、易于获取的原则，选择如下：（凡是涉及反映现价的指标我们均采取1978为基底的商品价格指数进行标准化）

经济方面：第二三产业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准）（元）、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以1978年为准）（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以1978年为准）（元）；

科技方面：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项）、万劳动力R&D工程师科学家人数（人）；

社会方面：城镇人口比重（%）、城市登记失业率（%）；

财政方面：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亿元）；

教育方面：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与本专科在校生比（%），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支出（元）；

政策方面: 各年教育部等部门对扩招和收缩扩招的政策（虚拟变量）；

被解释变量：招生率（%）。

考虑到每个变量间出现多重共线性，我们先从每个方面选取对解释变量解释最拟合的因素变量，方便准确建模，精确修正。通过eviews软件分析结果，最终选取指标如下：

X1：第二三产业比重、X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3：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X4:城镇人口比重、X5： 国家财政决算支出、X6：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与本专科在校生比（简称师生比）、D: 虚拟变量（政策因素）、Y:招生率。

所有数据为1978年-2010年的数据，X3的数据仅从1987年开始，并且代替该方面的指标数据很难收集齐全，EVIEWS分析得知，X3与X2存在高度共线性，且数据较少，保护自由度，将X3变量剔掉。

得到模型如下：

=-169.5114+0.065573X1-0.025398X2+70.56907LNX4

+0.002417X5-2.3908X6

t=（-1.355136）（0.583792）（-1.431682） （2.191586）

（1.07557）（-2.969732）

R2 = 0.955866F = 116.9549

经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自相关，数据平稳性检验和修正并考虑虚拟变量的影响我们得到最终模型为：

=98.85329-0.209136X1-1.983887X6+14.68732D

t=（10.88655） （-2.914664） （-4.093198）（3.102956）

R2=0.8090038F=75.54428df=28

三、结果说明

从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可以看出最终我们选取的是反映经济因素的第二三产业比重、反映教育因素的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与在校本专科生比和政策因素来反映对招生率的影响。说明教育、经济、政策因素对高校招生率的影响是最大的。

从最终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三产业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来说招生率就会减少0.209136个百分点，原因是第二三产业比重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构，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率反映的是教育的一种发展状况，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一种需求状况。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得越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教育的是一种促进作用。第二三产业比越低，说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的发展就越好，那么对应的招生率就会越大。

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与在校本专科学生比对招生率，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一种结构。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师生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来说招生率就会减少1.983887个百分点。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与在校本专科学生（简称师生比）比反映了对教师资源的利用情况说明的是教育因素对招生率的一个影响，师生比越高说明对教师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对教育的发展越不利从而对招生率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我们从模型可以看师生比对招生率的影响远远大于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影响，说明教育本身的影响因素大于经济的一个结构因素。

扩招政策也对招生率产生一个很显著性的影响。从模型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1999以前和1999年以后相比，平均来说招生率相差14.68732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招生政策的对招生率的影响颇大。政策的制定是与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判断紧密联系的。

四、总结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正处于增长期，以后并且还会持续这种增长趋势。在扩大招生规模中我们要注意每个因素对招生率的影响，而不能盲目追求招生率，出现一种高校人数和整个社会资源的不匹配，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在进行因素分析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从理论分析，还要进行实证分析，挖掘对招生率影响的潜在因素。

政府可通过第二三产业比重和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与本专科在校生比来调控招生规模，同时，也要考虑到对其的间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