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1

关键词：环境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2

Abstract：On deepening the crisis of modern ecological problem，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become a focus in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the core of the ethical concepts from Leopold are similar to the inner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At the same time， the land ethic ideas also become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which is about a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route of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from the Angle of ideological propaganda，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The earth ethic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holism

当今社会，由于工业革命之后全球经济物质的大发展，人类给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几乎不可逆转的损害，而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如何恰当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当今的热点问题。

一、大地伦理的核心思想

美国伦理学家利奥波德于1933年率先提及了大地伦理的概念，即通过生态共同体为出发点，将伦理涉及的范围由具有主体地位的人类扩大到了整个生态系统，承认自然属于人类伦理的范畴，奠定了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观念的基础。利奥波德提出的新伦理观念使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生态系统，创新性的从心底伦理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强调人对与其隶属于的人类共同体本身负有责任。利奥波德的伦理观念中蕴含着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第一它扩展了生态共同体的范畴，使之成为包含自然环境、动物、人的新生态共同体。其次它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中人类凌驾于其他生命体，其他物质总是为人类所服务的观念，强调人作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员，与其他生态共同体地位相等，不存在等级之分。最后，大地伦理总是以珍爱生命、热爱自然为前提，作为对社会、经济及人文发展的评估的价值标准。大地伦理被认为是利奥波德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与发展的前瞻与总结，强调了大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功能，使得人们重新观察自然，热爱尊敬自然。大地伦理的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这种可持续发展所指向的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类才能达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利奥波德并没有以利益作为人类发展的着眼点，也没有站在功利性的角度劝导人们通过爱护自然达到自身的生存发展，而是纯粹出于伦理道德的同情，发掘出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整体观念之间根本联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相关的经济以及环境问题的解决，只有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才能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不能简单的划分到经济范畴中，自然界中的任何生物的存在的价值衡量不能仅仅从经济价值角度出发，作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员，任何共同体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不能因为人类认识的局限，就擅自介入那些暂时无法判断其价值的生物的生存空间。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认识也必将不断发展，终将会认识到生态整体性的重要性，同时也必然会导致人类改变其价值取向，调整自身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整个生态圈的协调发展。

二、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大地伦理为代表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提出，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重视，更刺激了关于生态环境道德伦理思想的大发展。大地伦理尊重每一个生态共同体的成员，为了防止生态进一步恶化，人类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角色，通过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与修正，树立整体主义生态观念以及进行生态环境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正向互动，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其间的核心理念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吻合。

近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对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与利益的关系的处理越来越具有特殊性与紧迫性。面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必须重新构造新的发展模式，兼顾人、社会与自然三方面的关系。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对传统发展模式提出挑战，针对当下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日益枯竭的社会现状，深刻的揭露了人、社会与自然的伦理与利益矛盾，并由此提出解决三者之间矛盾的新型发展模式。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模式中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思想，正因为其具有成熟伦理思想的支持才能证明其科学性。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强调要保护环境尊重生态共同体的任意成员，同时也要求尊重客观规律的条件下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是一种并非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新的文明。同时工业科学不再是人类利用自然消耗自然资源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是可以帮助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系统，逐步恢复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有力手段。任何一种发展模式，不仅要求具备相当的物质水平同时也要具备已知相适应的精神核心，大地伦理由于其与生态文明发展模式高度的相适应性，恰到好处的应对人类、社会与生态之间的矛盾问题。大地伦理作为生态文明模式下的核心伦理思想，在为新型发展模式中的生态整体思想奠定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必要措施。通过对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内在联系的分析，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的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贡献。从伦理学的角度观察、理解全球生态危机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中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成果的去粗取精，对构建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经济目标与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循环有机结合，通过政府、组织、个人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努力发掘科技技术，使人类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从而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新型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目前，由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认识不足、组织性、实践水平的不足，导致建设的进度仍然缓慢，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入手综合协同地多维度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充分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在当今，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虽然已经引起了大众的普遍关注，但是对于环境问题关注的出发点多数仍旧是以利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由于人们对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精神认识不足，将必然不利于环境危机问题的深刻认识与反省，一旦关于某类环境话题的热度下降，就会潜意识的忽略危机的紧迫性，从而使得改善行动不断滞后。因此，需要正视生态共同体各成员的平等地位，尊重自然，珍爱生命，并且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走低耗高效绿色的生产道路，同时重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关系的处理，最大限度地保留与还原生态系统运行组成部分。生态整理意识的不断深化，必将会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包括政治文明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有一个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深化生态文明思想，提高公民环境伦理的道德水平。生态文明与环境伦理思想需要不断深化并内化为人民的内在行为导向，除了利用政府组织的宣传手段，还要充分利用大众媒介特有的生活强融入性、普及性、通俗性、互动性已经多媒体性的综合优势，使得生态文明的思想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与人们生活及日常行为息息相关的具体实在。大众媒体的媒介形式、节目样式的多样化，以及获取的便利性使得生态文明与环境伦理的沉浸式教育成为可能。通过对政府、组织以及大众媒介的综合利用，对达到传播的最优效果，促进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加速发展与健全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的执行与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形成仅仅依靠宣传以及深化理念是远远不够的。生态文明的内在理念只是处理人与环境矛盾的内驱力，其外部要素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强制规范，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违反生态文明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渐进式的形成整个社会的生态价值行为取向。健全的法律法规离不开人们群众的贡献，具备较多生态伦理知识的公民会对生态文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起到关键作用。此外，如果说健全的法律法规是生态文明的前提，那么强有力的严格执法则是促进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形成的重要保障，二者缺一不可。

第四，要做好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产业，节能减排的产业，处理好三废问题，促进资源循环利用。通过对绿色科技的不断发展，始终向节能高效的道路前进。此外，国家需通过提倡大力投资生态文明建设，开展绿化等措施，不断激励组织及个人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队伍中。同时，通过培养消费者健康的消费方式，逆向引导工厂企业的生产指向，进一步形成高效节能集约式的发展模式，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化运行。（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P208-228

[2] 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对话中国视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P58-61

[3] 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4] 林娅著.环境哲学概论[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5] 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 李鸣. 绿色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支撑[J]. 前沿，2010，19：155-158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3

动物权利/解放论提出了动物作为道德患者(moralpatients)的权利根据(辛格的“感受苦乐论”与雷根的“生活主体论”)与对待动物的基本道德原则:动物拥有“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4〕，这一权利定义在逻辑语义上属于循环定义，难以具体地予以解释与应用;这些权利的价值基础和道德原则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基本事实处于对立格局(实现这些价值理想要求革命性地改变人类的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使得动物权利/解放论者将某种生活方式与职业置于道德“法庭(tri-bunal)”之上，与他们提倡的道德理想对立起来(“我们是继续延续人类的暴政，证明道德若与自身利益冲突就毫无意义?”〔5〕)，必然激起强烈的对立情绪，不利于通过对话达成理解与合作。应用伦理学的基本沟通规则是“不应把责任的论战构成为法庭(tribunal)，而要构成对话”〔6〕。如我们所知，道德论争的特点是很容易从理论观点的分歧，滑向善恶之别与情感对立，这容易造成理性平和的对话交流活动滑向谴责与妖魔化对方的非理性话语。在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中，更多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理想忽略了现存生产生活方式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一定程度的)，高调慷慨地赋予动物或者生物(生态)以内在价值，以激进的泛道德主义的批判话语风格，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这些环境价值观与道德理想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与尊重，宣传了环境道德与环境理念(如今人们对各种环境理念与理想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并未能真正深入环境问题的核心，也无法深度介入环境保护的社会实践与制度建构。

环境伦理的思维误区与生态乌托邦

在传统伦理学的抽象问题意识与宏大话语模式的影响下，主流环境伦理学(主要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存在着诸多思维误区，如整体主义的思想语法，激烈的泛道德主义的批判方式，忽略了寻求协商程序与价值共识(最小重叠共识)的重要性，混淆了德性义务与律法义务，高估了道德理想对行为的影响，低估了经济动机对人的决定性作用，等等。在这些思维误区的综合作用之下，作为主流话语的非人类中心论严重地忽视了人类的人性现实、文化现状与生活世界的客观事实，勾勒了一系列的人与自然存在物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充满激进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生态乌托邦(ecologicalutopia)”。非人类中心论环境伦理的思想语法基本上都是整体主义的，换言之，在追问环境恶化的原因时，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归因与谴责:“摧毁其生活基础的人类据说是在集体自杀”〔7〕。看起来似乎人们是集体性地愚昧与堕落，而事实上恰好相反，个人与群体都是在“启蒙的自我利益”的驱使之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化利益，最终造成了“私益公害”的公地悲剧，而任何改变这一格局的道德说教，均因不能改善利益分配格局而无法改变这一集体行动的困境。这种激烈的批判性话语在非人类中心论话语中非常普遍，在述及环境与生态的重要性时，这种话语强调“共同需要与命运”、“共同目标”等。事实上，环境风险的产生过程是以不平等的方式来分配收益与负担的，即使是看起来会让人类面对共同命运的气候变暖趋势，北方发达国家的风险也仍然较低，而历史排放所获得的收益却非常巨大。因此，这种整体主义的思想语法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成为杀害的牺牲品的自我不必与杀害的自我同一。集体自杀之语却不探究此情境，尽管听起来如此戏剧性，实际上轻描淡写。借助于前缘‘自’，它假定受害者与行为者的同一性”〔8〕。正是这种假定，掩盖了环境伦理中的核心问题:环境善物(利益)与环境恶物(负担)的不公平分配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非正义”。另一方面，比较现实保守的人类中心主义(如帕斯莫尔对人类作为价值主体地位的辩护)，也被动地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与回应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从而陷入了同样的思想语法之中。事实上，人类从来没有、将来也很难真正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与行动。

不仅如此，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甚至以高调的道德姿态，站在非人类存在物的立场，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声称“当地球上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消失时，那绝对不会对其他生物的存在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如果站在它们的立场上看，人类的出现确实是多余的。”〔9〕道德情绪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激烈的泛道德主义态度，对非人类存在物尤其是基于自然规律的“野生动物的疼痛和痛苦”过度关心，对人类目前涉及于动物的行为进行否定，被人们称之为“斑比综合症”。这一症状的双重含义都是十分恰当的:“在心理学意义上，斑比综合症指沉迷于虚假的美好世界，无力面对现实的世界。在文化的意义上，斑比综合症指这样一种哲学观点:自然是美好的，人类是邪恶的”〔10〕。这种充满浪漫主义与悲悯情怀的思维方式，无视自然界的客观事实(食物链)与科学规律(进化论)，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客观事实与主流价值也是难以相容的。

在这种浪漫主义、泛道德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乌托邦”构想层出不穷。这些构想的价值理想与实践策划类似于当年欧文与傅立叶等人提出的社会乌托邦理想。不仅如此，追求动物解放、赋予动物价值与权利的理想，神圣化在隐喻与想象的基础上形成的生物或生态共同体(盖娅假说)，提出所有生物均有自己的善与价值因而一切生物平等的“纯美的道德理想”〔11〕，形而上学地看待生态平衡与自然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大力推崇起源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荒野理想，对生产力落后因而极其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生活资源的农业国家过多指责。这些生态乌托邦理想忽略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离开生活世界的实际情况而提出高调激进的生态道德，对人类本性与社会结构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人性的重组”与“社会的重构”。事实上，西方学者亦对生态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帕斯莫尔将环境伦理学(主要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宗教狂热联系起来，提出应该警惕这种激进主义的可能危害，并认为个体的伦理行为对解决环境问题并无助益:“它也许能够满足我们的良心或给我们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它对污染问题之解决的有用性是如此之小，以至可以被视为毫无意义。”〔12〕这一说法虽然就环境伦理学整体而言是有所偏颇的，但作为对非人类中心论环境伦理的理想主义与生态乌托邦的批评，却是比较恰当的。任何提出要改造人类本性(生物学与心理学意义)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与内在规律的激进乌托邦，都是值得警惕的。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这一点。非人类中心论的道德理想对人类本性与社会结构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拔高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权利与道德重要性，构想了一个充满浪漫理想与动人温情的“生态乌托邦”。英国学者戴维•佩珀指出:“西方环境主义浸染了浓重的乌托邦思想，无论是激进环境主义还是改良环境主义应对环境难题的方法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生态乌托邦的思维方式就是:“象所有把生态－社会问题归因于‘大’的这些简单化解释，也能破坏超越性，因为它们遗忘了重要的一点:忽略了导致地球环境风险的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13〕忽略现实社会的基本事实与运作机制的抽象的生态乌托邦，对理解与解决环境问题并无助益，反而会逐渐走向环境激进主义。

环境伦理的价值结构、重叠共识与共同目标

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环境保护运动的理解与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环境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的现实目标与应用论域。台湾学者萧新煌教授认为，环境保护运动主要有两种驱动模式:世界观模式与污染驱动型。现实社会的绝大部分环保运动都属于污染驱动型，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早期环境污染引起的社会抗议活动与环境保护运动，也属于污染驱动型。例如，在经典环境教育教材《分水岭:环境伦理学的十个案例》中列举的十个有重要影响的经典案例中，属于污染(破坏，恶化)驱动型的占大多数:基因改良、温室效应、博帕尔事件、农药问题、抗生素滥用、核污染。在这些案例中，根本问题还是环境正义问题:即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在不同群体中的不平等分配，环境权利的主体是人，环境污染被理解为一部分人获取环境利益时越过界限，侵犯了他人的环境权利的问题;被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赋予道德权利的非人类存在物，在这些案例中仍然被理解为人类环境权利的内容，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主体地位并没有真正确立。在世界观模式的环境保护运动中，情况有所不同。价值观模式主要立足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理想，脱离了对“导致地球环境风险的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相信环境与生态问题的核心就是道德问题，认为“价值冲突是环境政治的核心”〔14〕。这种模式对于保护濒危物种和有重大生态与审美价值的生态区域、宣传环保意识与环境道德观念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价值观模式主要起源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环境问题与生活方式的复杂关系的认识过于简单。例如，荒野神话与荒野价值观在美国环境伦理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早期的环境保护运动先驱如约翰•缪尔(JohnMuir)以荒野审美体验构建荒野价值观，在他的大力宣传与推动之下，美国建立了系列国家公园以保护西部荒野，是典型的价值观模式。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4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世界的本体既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位一体的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环境整体主义承认人类具有生存权，也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违背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主张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J。环境整体主义反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主宰自然的“理性人”，强调具有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生态人”。人类发展经历与现实给予证明：以坚持人类利益至上为前提时，生态危机就势必不能避免；以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时，生态平衡才得以实现，进而才能实现全^类的利益。

在世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蕴含了自然、社会乃至精神性的存在，并得以具体表现。非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并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人与自然机械论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体，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认为只有自然是主体，自然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作为主体自然具有其自身价值。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的困境”。反之，片面的认为只有认识主体，在人类取得的大多数成就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说以生命和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从而导致世界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确立整体主义的生态方式，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个体不仅包括当代人，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的概念。而整体则对应包括后代人、自然、人类社会的概念。显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完全否认了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从而理直气壮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迅速加剧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要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须考察生态价值既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当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J。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5

《理解环境哲学》共有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从讨论气候变化这样具有极端复杂性的环境问题入手，将读者导向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从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着伦理拓展主义的基本方法，分别讨论了环境哲学中的各种代表性理论，包括代际伦理、动物伦理、以非人类生命为对象的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别就自然性的寓意、环境哲学的世俗基础、环境问题的根源、个人责任与社会管制等环境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论争的全面展现，该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环境哲学的框架，为没有接触过环境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有关环境哲学的导论性读本。同时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由于该书介绍了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逻辑术语，并且在整本书中对休谟、康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和评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一般哲学的入门读物。此外，对环境哲学领域内诸多论争的深入讨论也对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挑战。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环境哲学诞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点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key puzzle），即如何将我们的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同时又不损害表达和保护人类尊严的各种人权。由于人类展现出强烈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种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倾向，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倾向给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带来了困境，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

第二章的主题是代际伦理，我们对后代人的义务。作者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包括整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区别。在仔细分析了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讨论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论证。这一论证主张，由于环境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哪些人会实际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最终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无所谓更糟，而对于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会因为曾经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而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仍然比那些根本来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因而当代人对后代人没有义务。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际伦理时都会讨论“消失的受益人”的论证，而每次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看到这种似乎是根据理性和逻辑进行的严丝合缝的推论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丧的是，国内很多论文在介绍西方代际伦理的理论时也往往会花大量笔墨在这种貌似技术上十分复杂、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论证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位作者对这一论证进行了批驳。作者首先指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当代人和以前的人们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未来人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还不如没有来过。第二种批驳在我看来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论证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种环境政策，未来总会有大量人口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这些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当代人没有采取会对他们有益的环境政策而过得更糟，因而我们负有关怀他们的义务，至少负有这样的最低义务，即不能把他们将要生活的环境搞得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满足。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6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181-02

生态伦理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伦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是由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对此，岩佐茂提出要从社会性的视角来研究生态伦理，否则生态伦理就会失去说服力。可见，岩佐茂研究生态伦理的视角对我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生态伦理的核心内容：人与人关系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在怎样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生态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人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提出自然的价值是人赋予它的，它本身并没有价值，非人存在物之间也是没有道德的，只有人与人之间才有道德。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自然界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提出非人存在物的价值可以脱离人而存在，并提出把道德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可见，人类中心主义关注人的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的是自然界的利益。

传统生态伦理学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谁是主体的问题展开争论，正是这种争论制约了环境问题的解决，牵引着生态伦理的发展。为了使这场无休止的争论得以结束，岩佐茂与传统的生态伦理学的观点不同，他指出生态伦理是人在看待自然时的伦理，但不能简单地把人对自然的道德规范视为问题，因为人是社会人，所以人对自然的道德规范必须建立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显然，在岩佐茂那里，生态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关系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再是人类与非人类二者谁是主体的问题。

岩佐茂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来证明自己提出的生态伦理学的核心，他认为：“马克思把以劳动为中介的人的自然与外部自然的联系、人的身体与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联系理解为自然界同自身的联系。”[1]在寻找理论依据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考虑自然对人类的直接作用，我们更应该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多方面的、丰富的关系。因为，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那么就无法正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见，岩佐茂提出从社会性视角来研究生态伦理学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诠释。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要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控制

很多学者把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人的“劳动”作为中介的观点想理解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而岩佐茂对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人在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不是人在支配自然。

自然遭到破坏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的。对此，岩佐茂指出：“为了不破坏人与外界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关系，环境管理的重点在于通过管理人类自身的活动去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2]显然，岩佐茂把人对自然的劳动作为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来把握，而不是作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把握。然而，要控制一种关系，一方面要对相互关联的双方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还要对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结果进行控制。因此，要控制人与自然这对关系，一方面要对自然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还要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进行控制，而且在对人类自身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同时还要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命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此过程给双方带来的影响都应考虑在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控制上，岩佐茂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能否得到维持重点在于控制人本身的活动，因为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和支配只是暂时的和部分。恩格斯虽曾提出在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类是可以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支配的，但人对自然的认识总是有限的，再加上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即使人类现在能够正确运用规律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支配，但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人类是完全无法预测不到的，所以人类是无法控制自然的。

三、构建生态伦理学的路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岩佐茂的生态伦理观追求的是人与人关系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二者谁为中心的问题以及自然与人的权利的命题。

岩佐茂通过批判美国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来构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特别是对美国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承载自然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和权利进行批判。岩佐茂指出，美国非人类中心主义试图从环境保护的视角来构建生态伦理学这一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不赞同他们把自然的权利以及自然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作为构建生态伦理学的依据，他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如果地球上的水和大气受到污染，那么作为生态系的一员的人的健康和生存也一样会受到危害。对此，岩佐茂提出不能把自然固有的价值和权利作为构建生态伦理学的基础，而应把环境破坏的根源即人的经济活动作为构建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环境破坏的产生，才能真正发挥生态伦理学保护环境的作用。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是引发环境破坏的根源，因此为防止环境破坏的产生，就必须寻找一种对环境没有破坏的经济活动方式。生态伦理学强调的是环境保护，主张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向人与自然之间延伸。对此，岩佐茂提出，要保护环境生态伦理学就必须强调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并以此作为构建生态伦理学的路径。为寻找一种不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方式，岩佐茂试图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中寻找，并提出人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为了能使自己生存下去，人就不得不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很明显，生产本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活动，但是自然界中的每一种要素减少、破坏或消灭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环境破坏。特别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也就意味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一些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只要法律不限制，就会将没有处理过的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界，这必然会带来生态系统造的失衡，从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正常关系。因为自然界根本无法自己去净化，这已完全超出了它所能承载的范围。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环境破坏的产生呢？岩佐茂提出，既然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就必须要解决，因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矛盾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但他这里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不破坏环境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已经解体的苏联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岩佐茂从社会性视角对当今生态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并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行发掘和运用，从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伦理学。这种生态伦理观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彰显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作用。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7

1.引言

我国旅游高等院校培养出大量的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伦理道德问题：旅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缺乏服务意识、信用危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旅游从业人员的旅游伦理素质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旅游伦理素质的养成在于高校。

而从目前旅游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学科设置来看，都比较侧重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学习能力，而在学生的伦理教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因此，本文从加强旅游管理专业旅游伦理教育的角度，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

2.旅游伦理教育研究现状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旅游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重视旅游伦理教育和研究。国外对旅游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观念教育和行为规范。Sharp Paine（1991）认为通过逻辑分析、推断反思和对道德决策模式的合理评价等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训练，个体在旅游实践时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Hay和Foley（1998）曾构造了一个以伦理为基础的六步教育模型。Tribe（2002）提出了两个根本原则基础，以作为培养学生强有力的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竞争力的前提，同时还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教育形式：案例讨论、角色扮演和工作安置。Klonoski（2003）认为高校旅游伦理教育必须以哲学为基础，同时呼吁加强观念意识教育。

与国外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旅游伦理问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对旅游者伦理的研究，而对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研究较少。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目前关于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研究的成果仅有：王志明［1］探讨了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的内容，夏赞才等［2］呼吁应将旅游伦理教育引入到旅游高等教育中来，王屏［3］提出了高校旅游伦理教育实现的路径，张晓磊［4］提出了旅游伦理教育的主客体、旅游伦理教育的特征、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因此，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实现途径都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3.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伦理认知状况

我通过调查问卷形式对一些在校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以及通过网络形式对已毕业大学生就伦理认知、伦理行为等问题进行了伦理认知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对伦理认知还了解不够，由于伦理认知不够，从而影响日后伦理行为的缺失。

（1）旅游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公德教育缺失。

调查结果显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环境伦理道德的缺失。在被调查者中，存在在旅游景区、景点游览过程中产生损坏景区环境和景观质量、不尊重当地文化等的行为，如在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乱涂乱画、践踏草地等行为。这类不文明行为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失调。同时，在旅游交往过程中，存在公共生活道德、交通秩序、礼仪规范等社会公德的缺失。

对旅游管理者来说，也存在旅游伦理道德观匮乏的现象，如经营者盲目建设对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没有保护好旅游地文化，导致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正在或已经在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被逐渐同化，使得旅游目的地的社会传统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因此，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迫切需要培养着这种生态伦理观，把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成为一种伦理意识。

（2）专业认同度不高，服务意识不强。

目前，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不高，很多学生都是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而被调剂到旅游专业的，因而，入学后有调离本专业的现象。从学生的专业兴趣来看，调查结果显示：43%的学生“比较感兴趣”，48%的学生“不太感兴趣”，9%的学生“完全不感兴趣”。由此可见，很多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不大，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们选择从事服务行业的态度。在对“你是否愿意从事服务行业”的调查中，35%的学生“比较愿意”，42%的学生“一般”，20%的学生“不太愿意”，3%的学生“完全不愿意”。一个人对其所学专业的兴趣，直接影响其择业的态度，所以很多毕业生对于选择到旅游企业就业存在很大的顾虑。

因此，旅游管理专业在校大学生普遍存在对专业性质认识不清，就业信心较为缺失、缺乏服务意识的现象。

（3）经济伦理缺失，信用危机严重。

在旅游行业中，经济伦理主要表现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游客和管理者所具备的互利精神和公平竞争意识。从调查结果来看，很多旅游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对经济伦理并不了解，更没有意识到经济伦理的缺失对信用危机的影响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等问题。在对“是否有自己创业的打算”的调查中，有15%的学生表示有“强烈的创业意向”，11%的学生表示有“打算”。在这些学生中，问及在今后的创业中如何进行经营时，有很多学生表示会夸大广告宣传，维护企业利益。如果进入旅行社行业，33%的同学表示会有意识地在带团过程中缩短游客的旅游时间，而延长游客购物时间。

因此，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经济伦理，出现不道德行为等现象。

4.旅游管理专业伦理教育的内容

《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明确提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有助于热情周到的接待”，也“应当鼓励把旅游者交流的价值以及这种交流产生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利益和风险引入教育课程”［5］。最新研究认为旅游伦理教育是建设旅游伦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6］，加强旅游伦理教育、培育人们的旅游道德意识是旅游伦理建设的基本途径。

大学生作为社会人，在旅游业中扮演着两种角色：旅游消费者和旅游职业人。作为旅游消费者，开展和加强旅游伦理教育可以使其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旅游职业人，开展和强化旅游伦理教育可以使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遵循一定的旅游伦理道德，规范其行为。因此，高校针对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这一关键群体实施专业伦理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它最终体现的是专业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专业伦理素质。

因此，我认为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

（1）基础伦理知识。

旅游管理专业基础伦理知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知识。这一层次主要表现为社会公德伦理和交往伦理，如遵守社会公共卫生秩序、确保公共安全、爱护公共财物、保护环境、懂得交通秩序，等等。

（2）核心伦理知识。

核心伦理知识在整个旅游管理专业伦理教育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所具备的独特的伦理知识。这一层次主要体现在专业知识方面，如具有互利的精神、竞争的意识、职业的忠诚、诚信的品德，等等。

在这一层次中，需要综合多学科、多层面知识的教育内容，将伦理学、职业社会学等领域中的核心知识纳入专业伦理知识结构中，加强旅游伦理知识教育。因此，在这一层面中，需要把旅游伦理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了解其基本概念、基本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1］。核心伦理知识的内容主要包括旅游生态伦理知识、旅游经济伦理知识、旅游审美伦理知识、旅游职业伦理知识，等等。

（3）延伸伦理知识。

延伸伦理知识是在基础伦理知识和核心伦理知识的基础上，对专业伦理素质的最终体现，通过延伸伦理知识的不断渗透学习，使学生树立持久的伦理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这一层次的知识主要是通过逐渐渗透的方式来获取，是一种长期的过程。因而，在教学形式主要表现为注重日常活动，加强实践教学。一方面要在课堂上增加各种类型的案例来加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加实习环节，每个学期都设置一定时间的实习环节，但需要改变传统实习中对专业技能方面的训练和考核，增加对学生伦理方面的培养。在实习内容上，大一、大二可以超越旅游行业的实习，大三、大四需要在旅游业所涉及的各个行业中轮流实习。

5.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构想

旅游管理专业伦理教育内容的具体实施需要通过设置课程体系来实现。我结合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伦理道德的认知现状，对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

图1 旅游伦理下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

本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采用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相结合的方法。显性课程就是指通过一些课程的设置来明显的、确切地告知大学生伦理知识，如《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旅游政策与法规》、《旅游伦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职业道德》等课程的开设，如图1所示。通过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判断技能，改变或增强学生的伦理道德观。隐性课程也就是指没有在课程计划或学校政策中显现，但却是专业教育实践和教育界过着必不可少的、直接有效的组成部分，如图1右边所示，这部分可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显性课程中隐含教育因素；第二，优化校园文化建设，建设诚信校园，学校、院系根据专业特点优化专业学习环境，如建设园林化校园、围绕专业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社团活动等，从而培养对本专业的热爱、树立职业尊严、提升职业自豪感；第三，创造自由、安全的新型师生关系，给同学创造轻松氛围，加强表现机会；第四，密切学校与社会环境的联系，增加实习机会，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职业氛围，养成服务意识。

6.结语

旅游管理专业伦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自身等多方面的配合。但是，作为专业伦理教育，首先应从学校教育入手。因此，本文将旅游伦理教育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并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从旅游伦理角度进行了重新设计。

参考文献：

［1］王志明.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的内容探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12）：136-140.

［2］夏赞才，任燕.旅游伦理：旅游高等教育中重大缺失.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2）：122-127.

［3］王屏.中国高校旅游专业学生伦理精神培养初探.理论月刊，2009，（3）：105-107.

［4］张晓磊.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伦理教育研究.知识经济，2009，（2）：125-126.

［5］夏赞才.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旅游学刊，2000，（3）：71-74.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8

[中图分类号]X71/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4-0073-06

[作者简介]周 鑫（1981―），男，江苏连云港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北京 100048）

Title： Study on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uthor： Zhou Xin

Abstract： Deteriorating ecology gave birth to a new subject―ecological ethics. Its birth is the result of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and seek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two. Human behaviors account for ecological pollution and its deterioration.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lies in human ecological ethics.

Key words： ecological ethics； practicalness； ecological values

生态伦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社会与自然之间这三者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将其视作系统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个体而进行认识和研究的，重点还应是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整体关系。无论是人类个体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还是群体行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人类与自然生态及社会生态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伦理关系，一般都是以生态系统的综合变化展现出来的。人类对森林的破坏就是明显的例子，它导致了森林面积的减少，还导致了多种原生物种的消亡，并最终引起原森林覆盖下的地表水土的大量流失，造成农田、村庄严重损毁，人类群体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甚至还会造成该地区的沙化，对人类生存的立足之地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生态伦理的研究对象及范围体现出了这样的层次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社会与自然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逐渐发展并不断上升的。最基础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有了人类那一天便开始发生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时这种关系只是表现为人类与身边狭小范围内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总体上来说在长时期都是相互协调的。“慢慢地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便被完全物化成了个人生存发展的生态条件。”①如今，如果没有自然生态也就没有了人类；同样，没有了社会，人类也将不会存在。“人们确立了生态伦理观念，并且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对生态不道德行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在一定量的范围内去协调，使人类与自然生态友好相处。”②生态伦理对生态道德行为只有进行量的研究，并且在量的规定性上对之进行善恶是非的判断，才能使生态伦理明确地被判断，操作起来既方便又准确。

一、当代生态伦理问题及其调适措施

随着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生态问题却日趋凸显，生态质量令世人堪忧，我们共同生存于地球村上，生态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跨国生态污染日甚一日，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当代主要生态伦理问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的分配和消费方面的不平等。据统计，发达国家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4%，却占有和消耗世界能源的76%，木材的86%，钢材的73%，人均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9～12倍，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占全球的76%。其中，“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却消费了占全球25%的商业资源，排放了25%的温室气体。”③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经受着来自贫穷及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又更加剧了贫穷。他们只在近20～30年间的经济发展中才增加排放了一些温室气体，而且总量很少。所以，如何从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平等关系，确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治理生态问题的不同责任，从而自觉地调整彼此之间涉及自然生态的利益和经济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就成为了真正的生态伦理问题。

人类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但是，人是社会动物，人的需要受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的制约。就人类的发展远景而言，人类的需求及满足又是非常有限的。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于人类畸形的需要观念。人类的需要有生存性、享受性和发展性三个层次。生存性需要是人类的最基本需要。温饱问题解决了，才产生享受性需要。但是如何对待享受性需要，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有着不同的追求。一种人认为，满足享受性需要应当与提升人的本性同步，人类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不应当去刻意追求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而应当追求全面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追求精神世界的愉悦，向发展性需要提升；另一种人却把享受性需要理解为满足感官刺激，疯狂占有和任意糟蹋资源。这既无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也无益于自然的生态平衡。遗憾的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有些人沉溺在这种生活方式里不能自拔。所以，“人类如何用科学的理性指导、驾驭和节制自己的欲望，提升自己的人性，是一个深层次的生态伦理问题。”④有基于此，需要我们采取适当的调适措施，使社会发展更和谐。

（二）当代生态伦理问题的调适措施

只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全世界通力合作，才能克服生态危机，这有赖于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国际非官方及官方组织在这方面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制定有关维护生态平衡的国际法律法规，建立开发自然的统一理论，以协调不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尽最大努力减少人类无节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

当然，法律法规的实施应当是正义公平的。一方面，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考虑各国不同的承受能力和经济水平，不能“一刀切”；另一方面，要充分地、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全球生态持续恶化的有区分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义务。事实上，目前存在的许多生态问题，特别是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和海洋污染等，主要是过去20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和追求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恶果。直至今日，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和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耗者。所以，对全球生态问题承担主要责任的理所应当是他们。遗憾的是，多年来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履行自己的义务。例如美国借口大多数不破坏生态的技术都为私营公司所拥有，因而政府不能将它们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生态问题的斗争仍在继续，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并没有缓解。所以，加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理性对话和磋商，建立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乃当务之急。

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应当抓好经济发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都是社会财富和国家实力的体现，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任务。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体现在，没有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和谐的发展，其他一切皆是空谈。因此，毫无疑问必须坚持将经济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任务，提高认识，常抓不懈；其次，大力发展经济必须以切实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为前提。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相互联系，应当把生态平衡的保护作为衡量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的客观标准之一，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必须注重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既不是单指保护生态平衡，也不单指经济发展，它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平衡的三者辩证统一，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孤立地追求生态平衡不能遏制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孤立地追求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空间基础和前提，社会发展是目的，经济发展是核心任务。

二、生态伦理的实践取向

（一）工业文明批判与生态伦理兴起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及其成功，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走工业化道路”。然而，这种以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索取为主要动力，促进社会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模式，在给人类带来各种益处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后果，从而使人类陷入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两难境地。上世纪30～60年生的一系列重大公害事件对人类现实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最直接地刺激了人类对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演进为一场以“生态环境与发展”为主题的思想运动。在此背景下，环境和生态成为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核心问题，而一系列重大的思想变革都是围绕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争论而引发的。

（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伦理的实践性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把一个和谐、繁荣、稳定、发展的中国带入21世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吸收全球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新理念，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破坏生态的严重教训，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方针和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成为我国当代生态伦理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邓小平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了中国当时的发展战略，其主题是倡导“先富论”，即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1989年，邓小平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对人口、生态、资源方面构成的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有后劲、能够持续”。高屋建瓴地指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生态、人口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更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令人欣慰的是在十六大报告中，更加鲜明地把生态问题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指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一思想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丰富和重大发展，又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则要求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中共十六大报告就已开始构建这一发展战略。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其基本内涵概括为“树立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生态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进文化、政治、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推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协调。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文化、政治、经济建设，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人口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之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①总理在2004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指出，抓好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强调，要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推进发展和改革。

（三）生态问题的伦理研究向度

20世纪，由于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灾难性事件频发，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60～70年代，一批绿色先驱者纷纷发表论著，阐述对于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批判和对生态问题的忧虑，由此引发了一场对于人类文明影响深刻的“绿色运动”。②联合国于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生态环境会议，标志着人类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全面觉醒。在这期间，作为各种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生态伦理的兴起，同时也引发了人类对于18～19世纪进化论所阐述的人类进步乐观思想的反思与质疑。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核心之一，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继续保持着强势推进的姿态。生态问题在实践中牵涉层面复杂，成为催动众多国际性冲突与合作的介质。生态保护运动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主要是他们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参与生态保护的社会民众不断增多，但力量却有所分化。它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不只是利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价值的层面，生态问题的解决由此就成了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力量间协商合作的结果。

基于这种社会背景，“正义”的主体在生态伦理中日渐凸显。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于1971年发表《正义论》，由此实现了伦理学的范式转型。根据罗尔斯的理论，社会的每一个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基本内核受到广泛关注。它所着力强调的生态伦理的“正义”主题，具体来说，一是在生态问题上，各种理论争辩实质上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和纠缠；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非常具体的，它与各种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不是孤立的，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离开了人的现实生活，只能陷入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作为生态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正义”，促进了实践导向的生态伦理的发展和研究。

生态伦理学在实践层面的关注焦点是发展需求扩张下的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以及自然资源利用特点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问题，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生态伦理中的关键问题是生态正义和代际公正问题，也就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以及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上的公平分配问题。“代际公正”和“生态正义”，可以说已经成为实践导向生态伦理中的基本原则和核心概念。

三、以实践观解读生态伦理及其当代意蕴

“生态伦理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它目的是为生态保护实践提供道德的理论支撑，来源于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它要求人们认清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以人类与自然的高度统一性为出发点，明确自己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认清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这是人类在寻求摆脱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理性反思的结果。今天生态伦理要求人们付诸于切身的行动，它正在成为生态保护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共同投入到开创未来、拯救地球的伟大使命中去。因此，我们今天选择从实践观的视角解读生态环境伦理，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首先，从实践观的视角解读生态伦理，必将为生态伦理的研究注入新的血液。生态伦理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在众多学者的呵护下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发芽、成长、壮大等几个阶段。但这离其成熟和完善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因其是一门新兴学科。对于正飞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严峻的生态现实不仅对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道德呼声日益高涨，而且对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不断做出努力，为我们的实践提供更加理性的指导。显然，理论界对生态伦理的思考有生态的视角、文化的视角、科技的视角等，这对推动生态伦理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今天我们从实践的视角重新解读生态环境伦理，必将推动生态伦理的研究，为生态伦理的研究寻找到新的灵感，为开拓人们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所在。

其次，从实践观的视角解读生态伦理，还生态伦理以合法地位。自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伦理”这个概念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但对它的内涵，许多人仍然显得陌生，对于“生态”二字，人们就熟悉多了，通常意义上它是指环绕在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其中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鸟语花香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种自然氛围，就像一排篱笆环围出一个院落一样，它们为人类围出一方生存空间。置身其中，人便有了对家的依赖感。对于“伦理”一词，人们也比较熟知，它代表的是人们行为所必须遵循的规范，并常常上升为义务和责任。但是这二者的结合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人对自然的万事万物要讲伦理、讲道德？还是意味着人类对它们还要承担义务？如果是，为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有些思想家在20世纪初提出要将伦理的范围扩展到自然界，遭到了很多人的责问。因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只有人有人之间才有伦理关系，只有人对人才应该承担责任。对于自然界而言，谁都不否认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那些理由足以支撑着它也成为人类伦理所关怀的对象吗？显然，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着维持其生存发展的各种资源，但难道这不是自然界表现其价值的唯一方式吗？不错，对于人来说，自然界给人类生活构筑了一个宽阔的家园，人人都想有一个家，而且品味到有家的感觉真好，但是只有家庭成员之间才有人伦之理，自然界并不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它仅仅是构筑家的因素，难道对构成家园的砖石瓦块还要讲什么伦理吗？不错，家园损毁了，人们要维修它们，但那不是出于道德上的义务，而只是基于使用的目的，因此，将伦理关系扩展到演化的过程和自然的实体是否出于一种浪漫的臆想？或许，生态伦理所遇到的这种尴尬处境是很多新兴学科在其起步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遭遇。可见，生态伦理发展所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尽快摆脱这种尴尬处境。从实践的视角重新解读生态伦理，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还生态伦理以一种现实的合法地位，可以摆脱以往人们对生态伦理的虚幻感。

总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伦理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运用实践的观点透视生态伦理，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新情况层出不穷。当代人类面临着一系列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涉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命运。”①这使我们不禁再次感受到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给我们提出的警告的持久辐射力和巨大思想魅力，即人对自然改造的每一步胜利，都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运用实践观透视生态伦理，实现生态伦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不仅将深化和拓宽我们对生态伦理的理解，而且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页。

②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1页。

③宋惠昌：《应用伦理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147页。

④余谋昌、王耀先：《生态伦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9

一、原子能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核开发利用改变了人们已有的许多道德观念和伦理关系原则，给伦理学带来了新的伦理难题和研究领域，使伦理学在该领域的应用不是简单的应用，而是需要自身也伴随着该领域的发展而发展，才能解决复杂的多层次价值难题，发挥应有的功效。因此核开发利用需要用比常规道德伦理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论来应付一整套复杂的多层面价值问题，不仅要求道德伦理为其建树使用的伦理道德规范，更要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对核开发利用突破原有道德范式和伦理原则的现象进行理论探讨，以期找到更为合理的理论依据和行为准则。

（二）现实意义

核开发利用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巨大的潜在危险性并存是现实格局。核开发利用是指对核物质和核科学及其资源与技术的开发利用。和开发利用总会涉及到放射性物质，不当使用以及人为的事故或破坏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灾害，而已目前核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入程度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来看，人类社会取消和开发利用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一方面核开发利用需要伦理学的支持和肯定，为其解决一系列的价值难题，另一方面核开发利用需要伦理道德引导、约束以保证其安全且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而避免灾难。目前世界上已经存在大量核设施，并且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不稳定因素增加。如何为原子能开发利用这把双刃剑形成良好的氛围与制度，使其具备伦理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与引导，在为人类社会谋求幸福的同时不要戕害人类社会，已经成为现实世界对原子能伦理学的迫切需要。因此，对原子能开发领域的伦理学研究与应用，有利于保障我国原子能开发利用事业的健康、安全发展，有利于取得公众。社会和国际信任并承担国际个人类责任。

二、原子能的概述

20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还在依赖于毫无节制的开发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等的自然资源，可是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但是随着人们的不断开采和利用，煤炭讲销号殆尽，矿物燃料也会供应枯竭。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全世界认识到必须采取开源节流的战略，即一方面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开发新能源。人们将这些化石燃料转换成能源加以应用的同时，也给地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极大地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空间。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和生产将产生严重的矛盾，能源形势将会十分严峻。因此，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能源来解决这场危机。

原子能是在原子核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确切称之为原子能。由结合能较小的重原子核分裂或由氢原子核聚会为结合成较大的新原子核时都会放出巨大能量，前者称之为重核裂变能，后者称为轻核聚变能，通常所谓核能主要就是指这两个方面。

三、原子能利用的优点

（一）原子能利用有利于改善全球气候变化

在目前所有的能源生产方式中，核电是唯一不受资源地域分布限制，可进行大规模电力生产且没有二氧化碳排放的发电形式。从环境方面考虑，发展核电能够有效缓解温室效应酸雨等环境问题。

（二）原子能的经济性

原子能的资源分布广泛，国际市场上核燃料价格稳定，而且核电的经济性已经做到优于煤电。总的算来，原子能发电厂的发电成本要比火电厂低，消耗少，并且运输方便。

（三）原子能利用的安全性高

核电厂对周围环境的辐射影响，主要是流出物中放射性物质对周围环境的辐射照射，它的辐射水平基本接近天然本底辐射水平。而在相同年发电量水平相同的条件下，燃煤电厂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射剂量比核电厂辐射水平高出许多。另一方面，随着核电及其配套技术的提高，反应堆的非能动安全性大大提高，核电站水平显著提高，且比燃料管理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进一步确保了核电的安全性。

四、原子能能开发利用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及其分析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原子能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的核心是原子能开发过程中涉及哪些伦理规范，对其进行分析。原子能研究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科技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方面。科学家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这也意味着科学家承担着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一）科学家应树立风险规避意识

不可否认，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或多或少会带来运营风险，科学家应对原子能科技进行自我反思，即原子能开发的活动不能是毫无节制的。它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人的认识能力与视野、人的实践能力与范围都不可能是无穷尽的，尽管高科技在人类活动中占据了巨大的成分，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大自然面前，不管人的道德或技术有多出色，能力始终受到大自然的局限。二是科技不是万能的，科学家也不是万物的主宰，我们不能认为科技会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困难。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恰恰是一种在道德反省中谨慎选择与行动的表现。

（二）科学家应主动控制科研活动中的风险

比起其他的科学技术带来的风险而言，原子能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促使科学家主动的控制一些高风险性的科学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家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可以更加准确和全面的预见各种风险性后果。正是基于对科技风险的认识，当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摧毁人类文明时，出于强烈的社会意识责任，科学家自觉的通过禁令限制和禁止科学家们对某项新技术的发明、创新与推广，来避免它们可能对人类与社会造成的危害。

环境伦理的核心问题例10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38-02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与社会背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暴露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随着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以提倡生态的永继生存及社会正义宗旨的政党――绿党。其以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和草根民主为组织特点，成为现实政治中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新型政党。绿党的产生，不仅对当代欧洲的社会发展、政治观念和政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分析绿党的绿色价值观及政治、社会主张，对全面把握和理解当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前我国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绿党的“绿色”价值观

绿党是早期的环境保护团体依靠其环境伦理思想逐步发展壮大的，当绿党真正成为一个党派走上现实政治舞台，其视野就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环境方面。传统政党关心的也是他们要关心的，人类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他们需要解决的。因此，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为了选票而被现实政治环境所逼迫，绿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价值观具有鲜明的“绿色”。

1.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价值观

绿党继承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社会中各国诸多政党都秉承的基本价值理念，又赋予了这些价值理念更多的时代内涵，同时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政治策略方面进行了与传统政党不同的重大调整。绿党的价值观更加注重强调平等，认为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而且是在集体自由前提下个人的自由。这并不是说绿党漠视或抹杀个人自由，而是强调在同等条件下，当各种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各个不同群体之间、每个个体之间平等的自由；是更看重整个世界整体利益得到保全情况下的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绿党强调民主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手段和制度保障，因此他们积极贯彻和实行基层民主。绿党不但在组织政策上限制领导的权利，鼓励积极发挥基层的作用，在社会经济政策上还主张社区经济，认为这种小规模的区域自治能够使民主更有效地落实到每个人。

2.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价值观

绿党凭借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重视而产生与发展，但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却有着全面系统的见解，自绿党一出现，就扮演着与传统政党特别是右翼政党相抗衡的角色，并给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它强调的社会正义是以平等为基础、最大限度保护人权的正义，这种人权不仅是普通国民的人权，还包括移民、残疾人、甚至吸毒者的权利，绿党的社会伦理思想和其政治伦理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是相联系的，是其对生态的关怀在社会的延续，是基层民主、非暴力、女权主义等思想的必然表现。

3.以生态优先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价值观

与传统的生态思想一脉相承，伴随着现代工业急速发展而引发的无数环境灾难，绿党的环境伦理思想出现后逐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走上历史舞台。德国绿党提出的四个基本价值观之一的生态优先观是绿党环境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生态优先原则有其特定的定义，正如罗宾・埃克斯利所指出的：“我们不要把生态优先狭隘地理解为蚂蚁和艾滋病毒比人类还重要，或者人类的活动反要从它们的利益出发，而是人类一切经济技术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应服从于是否符合生态要求。”[1]归纳起来，绿党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价值观主要表现在：第一，整体论、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不以人类为中心，仅仅将其看作自然界普通的成员。第二，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具有独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多样性。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只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第四，环境正义。绿党认为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界其他存在享有同样的生存权利；环境正义也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强调代际公正和男女公正，强调国家间的平等。

4.以“小即为美”为核心的经济伦理价值观

绿党的政治伦理思想、环境伦理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都是绿党所追求的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经济的调节，这样也就产生了绿党的经济伦理思想，形成了绿党特有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绿党基于生态考虑，奉行“小即为美”的经济发展原则，尤其主张对现代的社会经济模式进行变革，实行区域自治特别是经济的自治。它甚至认为应该废除传统的民族国家而根据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重新分配政治权利，给予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域以充分的自治权，这样小规模的经济体可以自给自足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使得人和自然能够和谐地相处。它对各个经济领域都制定了与其价值观相符的政策，特别是与环境相关的农林、能源等经济领域，绿党都要求用生态发展观去规范它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不能蔑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它还主张征收生态税，提倡公民的适度消费。绿党认识到无限制增长的危害并力求改变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总之，绿党的伦理思想深刻地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主流价值，表现了对自然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并主张积极地社会变革以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对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绿党伦理思想对我国“五位一体”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党和政府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奋斗目标。而绿党的“绿色”价值理念与政治、经济、社会及环境政策，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重要启示。

1.加快民主化进程，实行基层民主是政治建设的制度保障

绿党的民主目标是使人们有权自主地决定和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除了坚持每个公民享有基本的民利，绿党通过创建非集中化的民主体制，赋予基层组织以充分独立的自治权，主张必须优先考虑基层的决定，使权力从集中化的官僚体制向基层转移。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建设需要整体性思维，但是必须从地方落实，结合当地条件并尊重当地居民自己的选择是必经之路。正如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充分表现了民主的重要性以及党和国家对民主化建设的重视。

我国加快民主化进程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与民主密不可分。民主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对当权者进行有效的监督，由于我国处于激烈的转型期，必须构建新的政治文化，发展社会力量，加快体制改革，扩大基层民主，以确保“五位一体”建设实现相互衔接。

2.发展社区经济和生态经济是解决我国中西部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上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现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很多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下。绿党“小即为美”的经济伦理思想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我国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环境气候独特，完全可以将国内自然资源重组和经济生产规模非集中化、小型化，将分散化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归地方性社区所有并服务于它的经济结构。这样的经济结构的优点在于：第一，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当今社会生产的集中化和规模化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我们在发展地区经济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情况，有利于保护环境，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第二，可以给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为解决当地人民的生活问题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只有人民普遍富裕，物质基础得到了保证，生态文明的实现才能成为可能。第三，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的小规模符合人性特征，有利于实现和谐社会。只有在小规模小尺度的生产单位和生活社区中，才能激发和维持人们整体认同感与自觉关怀意识，才能够保证人们对自己生活权利的全面把握，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3.提倡关怀伦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要建设和谐社会，绿党对弱势群体关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借鉴。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稳定，如果社会不稳定其他一切都是空谈，霍布斯的丛林社会不能保证人们其他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不对弱势群体给予应有的关怀，社会的稳定状态就有可能缺失，来之不易的安定状态就会危机四伏。

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用关怀来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现代社会生活中，公平、公正是调整人们关系的主要准则。但公正伦理的调节不能完全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因为公正伦理的出发点是单独的个体和人类的理性，人与人之间是分离的，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每个人都力图获得优势和胜利。换言之，公正伦理在强调个人权利、自主、独立时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果仅仅依赖公正伦理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便难免出现人际关系的疏离、冷漠、失衡等不和谐状况。这样，人际关怀就成为社会文明发展与社会稳定过程中的重要道德需求，关怀伦理因而也成为调整人际关系的重要伦理原则。关怀伦理以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为价值取向，其出发点是处于具体关系和联系中的人以及人类的情感，人们处于相互联系中，需要彼此依赖、合作甚至妥协。关怀伦理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去缩小和消除竞争造成的距离。所以，关怀是实现现代社会生活和谐必需的道德要素[2]。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应该重视关怀道德情感的形成，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充满关怀的社会能激发人们关怀他人的需求，达成人们之间的理解，从而有利于形成相互关爱的和谐关系。所以，我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建设，必须营造充满关怀的道德情境，并将之覆盖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4.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自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绿党伦理思想中的整体主义思维与自然价值理念，对唤醒我国国民的公民意识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当德国绿党走入执政殿堂、各国绿党成绩斐然之后，绿党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认识改造事物的方式。

环境保护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思想。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几十年来，环境保护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环境问题却日益严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负面的结果，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来换取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绿党所强调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正义的思想及努力，给我们许多启示。绿党的价值观唤醒了公民对地球、对自己家园的关怀，使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地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合理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表现出社会责任感。这一切都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一旦公民的主人翁精神在环保领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必然会对其他领域起到极强的促进作用。

总之，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借鉴绿党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发展地区经济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情况，合理整合国内的资源结构，利用我国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这样既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又能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