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1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对当代儿童文学来说，杨红樱无疑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有数据显示：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所有作品的销售量已达2600万到3000万册之间。在2008年前六个月，少儿畅销图书前180个席位中，杨红樱一个人独据71席。

事实上，儿童读者对作品的热捧，往往与其所处的媒介环境、儿童教育、儿童伦理等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从新媒介环境人手，分析新媒介环境下，儿童文学内部的一些基本变化，探究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呈现的基本特征。

一、媒介变革与儿童文学转型

随着传媒社会的到来，媒介力量正以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推动社会发展，裹挟着人类生活前进。新媒介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它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媒介的意义不再只是在于它的工具性，媒介正在参与塑造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及其生活方式。在媒介的冲击下，文学形态、文学格局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电视、摄影、网络等新电子媒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新媒介很快成为文学的重要载体。新媒介在改变文学传播方式的同时，也逐步改变文学的形态和基本格局。新媒介不仅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创作内容，同时也给整个文学活动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全德尔(MarciaKinder)在提及电视对儿童的影响时，说道：“自从电视开始在美国家庭普及，这项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儿童步于叙事便扮演起重要的角色。”WCBS的教育关系部主任杰克布莱辛顿(JackBlessington)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以电子为中心的社会。印刷品会使一切事情的速度减慢下来。”。事实上，新媒介对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它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就文学创作主体而言，新媒介时代打破了已有的文学体制，消解了传统的文学等级制度，降低了以往文学资质认证的门槛，破除了文学发表、传播的所有壁垒，使“人人都能当作家”成为可能。在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作家数量成倍地增加，各种校园写作、网络写作层出不穷；原本存在于电影、广告、电子游戏中的技巧、方法、内容等，也都进入了儿童文学的视野，并在逐步地改变儿童文学的基本面貌。

二、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特征

传统的儿童文学是一门正宗的语言艺术，是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来表情达意的。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和呈现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今天的儿童文学，借助的媒介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新媒介载体已经成为包含图像、声音、音乐、文字等在内的综合载体。因此，在媒介的冲击下，儿童文学的存在本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文学意象、文学结构、文学语言都呈现以往文学形态的基本特征。

1、多样化的文学意象

儿童文学意象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形态之一，也是儿童文学创作者寄寓情思的心灵创造。在儿童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创作主体的艺术感觉和思维方式等面临新媒介带来的冲击时，儿童文学意象也在转型中呈现出与传统儿童文学差异巨大的表征。

首先，儿童文学意象的跳跃性。在新媒介时代，由于节奏的加快，出版周期的缩短，作家的创作过程，更加随性。创作者往往抓住一个偶然闪现的意象快速地写下去，什么时候卡住了再换新的意象，意象与意象之间的承接更加富有跳跃性。无论是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五三班的坏小子》、《笑猫日记系列》，还是伍美珍的《同桌冤家》、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等，这些作品中文学意象几乎没有心灵的推敲和打磨，也没有经过刻意地布局谋篇，在意象和故事的选择上，极富有跳跃性。有些作品在意象与意象链接之间还缺乏最基本的情感逻辑。例如，在《淘气包马小跳》小说中，作者为了突出马小跳的调皮、勇敢、聪明的形象，讲述了发生在马小跳身上的许多事件，但是，有些事件却相互矛盾。对儿童文学意象的随性和跳跃性，引发了人们对其文学价值的重新思考，人们担心这种随性和跳跃会影响到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这也是今后儿童文学将继续探索、讨论的新课题。

其次，儿童文学意象的反复性。在电影电视技术、网络传播迅速发展的今天，媒介技术极大地缩短了文学作品的出版周期。在阅读作品的同时，读者的消费倾向与心理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操纵着文学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过程。对儿童读者而言，他们一旦熟悉文学作品的某一角色之后，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那些角色有关的新书。所以，儿童的这一特殊需求使得儿童文学作者对文学意象、文学主题处理上，都具有反复性。作为新媒介时代的特殊现象之一，就是儿童文学系列书的出版。无论是全球最畅销、印刷就超过了一亿册《哈利波特》，还是印刷超过3000万册的杨红樱儿童小说，这些持续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采取系列书的形式，对其塑造的经典意象、文学主题进行反复地描写、叙述。儿童文学作家桑达克在评论他自己的作品时说：“重点不是我是否有原创的想法，而是我善于拿着相同的想法反复变化……那是一种艺术的需要，一种为力量驱使的幻想着迷，而且要聪明到会作变化，就像莫扎特的变奏曲，曲子好像你浑然忘了那些变奏曲其实都是同一个主题。”

2、交互式的文学结构

在文学结构上，新的儿童文学结构正在形成并影响着今天的儿童读者。如果说印刷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线性的文学结构，按照一字一句、一句一段排列的顺序，按照故事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的逻辑序列，平铺直叙地构建文学作品本身的话，那么，今天的儿童文学则是一种多元、交互式的文学结构。对电影而言，“将故事发生的顺序打乱，摒弃线性时间，根据需要对情节进行拼贴和重组，使得整个叙事，过程类似于拼图，从而使整个故事更加悬念迭起，引人入胜”这种打破了传统印刷书籍的固化、线性的顺序，采用非线性的、块状结构，组成一个多元、重叠的多重时空的电影叙事手法，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已经被作家广泛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并且深受儿童读者的喜爱。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知识结构，对故事情节随时进行非线性的重新组合。因此，当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结构呈现这种交互式结构时，看过电影、动画的儿童读者，在阅读文

学作品时会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作品也因此与儿童读者迅速建立起一种阅读的亲近感。例如，在杨红樱的小说中，作品很多都采取这种交互式叙事结构。在《淘气包马小跳之名叫牛皮的插班生》一书中，在讲到“取一个中国名字叫牛皮”这一章节时，作者叙述给外国插班生取名的时候，又同时穿插了丁文涛想免费陪练英语、安琪儿出水痘等故事，这些故事既是穿插其中，又可以独立成章，作者随时进入其中的章节，都不会受到前面故事情节太大的影响。这种叙事效果类似于拼贴画的组合，随时撕去一张，不影响整体画的效果。

受到网络文学影响，新的儿童文学结构呈现出更加开放的姿态。新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它借鉴了网络文学“在多个维面的交叉点上，向多重时空辐射和伸展，具有无限大的结构空白和读者参与创造的浩瀚空间。”。开放的写作姿态，消解了传统儿童文学的边界，打破传统儿童文学的封闭结构，呈现一种流动性的开放性结构。在文学结构中，它有着众多的交互式开放节点，可以伸向其他任何地方的相关文本。这种结构特征，使得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读者阅读时，可以激活某一构想的引申部分，也可以完全不予理睬。这种个性化阅读贴近了成长于新媒介时代的儿童读者需求。

3、图像化的文学语言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2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现状及出路”（项目编号：2011C012）。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电影改编需要重新建构适合其美学特质的诗性传统。而艺术诗性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美的艺术形式，如电影中生动美丽的艺术形象、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清新的构图和细腻真挚的情感呈现。儿童电影以朴真唯美、灵动自然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回归自然的诗性创作理念。在电影艺术复杂的统一体中实现内容和形式的转换和生成，按照电影美学的规律来突破形式的束缚，抵达艺术的本质。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影像诗性

美在于情。感情的抒发直接关系到文学创作主题的表现。求真向善将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美的实质，是儿童文学电影改编创作的力量源泉。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主题倾向于对真善美的呈现与演绎。这一主题构成了电影影像艺术的主要思想内容。从当代儿童生活和生命体验出发，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和情感世界进行影像阐释，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儿童世界。建构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诗性传统，对当代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来说，要想建构儿童电影改编的诗性传统，就必须要认识到改编的美学价值，从两种不同的艺术审美形式中找到诗性的本源。儿童电影贮存诗意，张扬诗性，用优美的电影叙事语言和唯美的画面艺术地表现电影深刻的主题和丰厚的意蕴美，寻找文学艺术唤醒生命的方式。诗意在电影文本上流淌。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说，电影是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1]电影的情感触角延伸了观众的情感世界。当然，未来仍然很艰难。当代儿童电影的主题呈现模式化类型化的创作倾向，诗性文本题材枯竭。以朴真唯美、灵动自然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回归自然的诗性创作理念，追求一种宁静自然的艺术境界，以文学的诗性浸润电影叙事空间，以此来构建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诗性改编传统。

（一）电影画面的唯美清新

电影画面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丰盈的艺术想象空间，清新美丽的画面可以带给人诗情画意的美丽愿景。要追求梦幻的叙事效果就要以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和具有强烈冲击力量的影像来完成梦幻工厂的制作。新颖独特的画面构图，鲜明的颜色对比，个性的造型设计是征服小读者的利器。要想能诗意地诠释生命与儿童精神，就要找到属于符合儿童审美情趣和精神向度的表现手段。电影《草房子》的画面精致唯美，素朴的格调，展示了独具油麻地乡村风情的自然人生画卷。该片运用诗意的视觉影像和草房子的独特造型，有着古典的美感，画面富有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朴实中见精致。《花季・雨季》通过各种鲜艳的颜色构成电影画面的颜色配比，表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青春靓丽的人生风景线。灵动的画面构图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儿童电影对儿童性灵和精神世界进行了诗意化的抒写，让符号和图像在画面语言展现中成功结合。随着四维电影环境特效模拟仿真时代的到来，当代儿童电影不断以开放性的视野和全新的叙事理念来突出影视文本中影像画面的艺术美，建构立体逼真的画面。

（二）声音的情感交流

声音是情感表达的主要视听手段，与影像造型发生相互作用，并能有力地配合画面，开拓了电影叙事新的艺术世界――由声音所建构的“有声世界”。声音能抵达人类心灵深处，是营造情感氛围的重要叙事手段。电影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声音都能对电影叙事产生重要作用。渲染故事发生的情感氛围，刻画人物心理都依靠这一手段。在儿童动画电影《马兰花》中镜头就是以舒缓的背景音乐来展现叙事空间的。观众在欣赏影片时就好像在清丽和谐、自然清新的山水画中游历人生。幽美动人的意境可以说是诗意叙述的典范。改编者突出了影片的古典情调和浪漫情怀，以动人的镜头语言和抒情性的音乐背景融合起来，展现了儿童影片自然清新的电影美学特征。

（三）意象的含蓄蕴藉

意象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儿童电影的叙事中适当运用意象，可以适度扩展想象空间。儿童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就是通过宝葫芦的意象对电影神秘虚幻的情感氛围的营造和主题的象征寓意上起到重要作用。《扬起你的笑脸》表现了“扬起你的笑脸，把影子留在身后”的意境。其中对笑脸和影子的意象的运用，表现了孩子面对挫折和不幸时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任何镜头中的意象显现，都是潜在的叙事符号，表现了电影对人和世界关系的深刻思考，形成电影独特的审美基调。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文学改编的叙事诗性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改编也有叙事上的诗性特征，呈现出优美清雅的叙事美学特征，叙事技巧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诗意化，多元化，生活化，审美化，成为当代儿童电影中的重要审美特征。改编者能根据接受者的审美意图利用大摄影师的魔棒在电影院的屏幕展示生活中的种种诗意和人间万象。电影叙事的语言革命和美学原则革命已经成为当代电影革命中的重点。如何增加儿童电影的思想深度，不断拓展儿童电影反映的生活纵深面，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用想象赋予儿童生命体验与童心诗心一种灵动和飘逸，以个人化的故事叙事风格而独树一帜。正如罗伯特・麦基在他的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所说的那样：“一个讲故事的人即是一个生活诗人，一个艺术家，将日常生活、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梦想和现实转化为一首诗，一首以事件而不是以语言为旋律的诗――一个长达两小时的比喻，告诉观众：生活就像是这样！”[2]他认为“电影美学是表达活生生的故事内容的手段”[3]。为了更好地讲述儿童电影诗性的故事，我们要轻装上阵，放下身上所背负的教化责任，构建儿童文学自己的故事形态，创作出表现当代儿童生活和儿童生命意识的电影作品。

（一）故事情节流丽曲折的浪漫化叙述

诗性改编传统需要儿童电影通过清新流丽的故事叙述和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来展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诗性魅力。这是电影文本对文学的敞开性支撑，使文学中的故事诗意地栖居在各种题材的电影文本中，最终实现审美经验的心理建构。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让故事变得更有浪漫诗意，将是儿童电影制胜的不二法门。文学的蕴藉传统和电影的多媒体技术的结合让由文学改编成的电影艺术作品在叙事手法上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对电影中“意”和“韵”有更浪漫的表现。从《霹雳贝贝》充满幻想神奇和幽默曲折的科幻故事，到《渔岛怒潮》中惊险刺激的儿童团长与渔霸土匪顽强斗争的“剿匪故事”，到《一个都不能少》中由代课小教师孤身寻找失学儿童的朴实感人的真实故事，中国当代儿童电影正走向一个情景共生的新美学时代，诗性改编传统正在形成。儿童电影中情节的浪漫化是电影叙事美学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相生，在情与景的交融中体现故事的曲折离奇之意，展现电影故事的心中之场，体现了电影语言美学的艺术效果，增强画面的艺术感染力。

（二）结构的反叛传统

叙事结构的诗性改编策略要更新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结构理念，在故事事件的设计上创造出人物生活情境中有意味的变化，敢于反叛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形成新奇的故事序列。儿童电影学会如何在惊奇自然中满足观众的情感。《飞来的青衣》采用的是“戏中戏”结构和《我的九月》的梦幻式心理结构相得益彰。《孙文少年行》则运用了双线复式结构，以老年孙中山的视角，来表现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以浪漫的回忆体现其诗意化的叙事特征。

（三）人物形象的率真朴实

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是电影叙述的重要话语之一。儿童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诗性传统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是电影叙事美学的重要体现。在表现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寻求诗性气质，通过诗意化的人物形象来观照整个艺术世界，表现周围人物的言行举止，生活状态和人生遭遇。《走向十八岁》中主角姚小禾是一个有着天真梦想和浪漫情怀、美丽质朴的乡村女孩。《红衣少女》展现了少女安然懵懂的青春意识和初涉人世的复杂心态，表现了主人公的深层隐秘心理。

（四）叙事风格的清新唯美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文学改编风格在总体上呈现出自然清新、唯美梦幻的审美风格，影片充满诗意的自然气息，可以说是贴近童心回归自然的本真创作。无论是唯美清新的《草房子》，愁雾迷离的《城南旧事》，还是神奇梦幻的《马兰花》都是当代儿童电影中一首首自然清新的散文诗，体现出当代儿童电影文本回归自然和古典韵味的情趣与诗意。在清新自然的抒写中，通过清新唯美的整体风格表达对生命的体悟。在对儿童简单而纯净的生活观照中，用一方银幕缓缓展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以一颗真挚的童心去表现和抒写人性。当代儿童电影在给儿童带来幸福体验和诗情画意的同时，也激发了对美的追求。儿童把优美的外在自然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时，把它比作人加以欣赏和揣摩，甚至把它作为人的生活美的一种隐喻和象征对比自身加以观照时，艺术的自然美就显现出来了。因为，这种自然美的实质还是人的美在起作用，是儿童用他自己的心灵加以“美”化，诗化了。在儿童的眼中，如刘勰所说“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把自己的感情寄于外在的自然景物和外在环境，以新兴多媒体技术手段，将文学艺术对人性人情探照的深度引领进入一个更为宏观的艺术层次，具有历史感和哲理性，使得“情与物游而又不能相舍”。（黄孚：《诗序》）当然，与传统艺术诗画、文学艺术相比，电影能借助一些影像造型，凭借光阶、色阶的变化以及镜头的运动变化，可以更直观更准确细致地传达诗情画意的意境美，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要建构一种诗意化的电影叙事语言，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流丽鲜明的构图和细腻真挚的情感表现为主的诗性改编传统。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走过了一段不一般的诗意历程，却表现了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在诗性表现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 [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3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11-0047-05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波及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90年代，文化研究经由澳洲，中国台湾、香港继而传入内地，很快内地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化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儿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1990～2011年间共有98篇论文，其、硕士论文6篇。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的《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边霞教授的《儿童的艺术与艺术教育》。另外，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目前已出版六辑，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化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可见，国内对儿童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纵观近20年来国内的儿童文化研究，总体来看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儿童文化的概念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内较早提出关于儿童文化概念的学者是邹义华、李超彬（1991），他们认为儿童文化是指“在既定的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反映儿童社会群体生活状况，体现儿童身心特点，为儿童共认、共有、共享的文化”。这个概念强调儿童文化的时代性、群体性及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在这个概念的启发下，张东娇认为“儿童文化是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在化模式与社会化模式的引导下，为儿童所共认、共创、独有、独享的社会群体文化”。〔1〕这个概念充分认识到了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作用，而一个“共”，一个“独”，揭示出儿童文化的本质属性：“共”表明儿童文化首先是群体文化；“独”表明这种群体文化的主体是儿童，而不是成人，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是在化的引导下形成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赋予儿童文化以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化的概念界定也推陈出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晓东、边霞等人。边霞（2001）从儿童文化与化的区别出发，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口语文化。化则是建立在成年人规定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之上的，是一种文字性的、抽象的文化”。这个概念的侧重点在儿童的精神和行为层面，强调儿童这一群体特有和共有的生存方式。受此概念影响，杜晓利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儿童之间相互认可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2〕这一概念增加了对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的描述，强调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之间交往的产物。而走在儿童文化研究前沿的刘晓东则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总和”。〔3〕这个概念延续了其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思路，从内隐的精神生活和外显的文化生活两个方面，初步建立了儿童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2.儿童文化的特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张东娇从儿童处于预期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预期社会化决定了儿童文化具有开放性、可塑性、模仿性、夸张性等特点。〔4〕邓琪瑛则认为儿童文化具有“两端”属性，这“两端”属性指的是儿童的“原初性”和“可塑性”。“原初性”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儿童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可用“童心”来概括；“可塑性”是指儿童后天培养的可能性和上升空间，有效方式是教育，这两者构成了儿童文化的双重属性。〔5〕这里阐明的是儿童文化内在本质的规定性以及化对儿童文化的侵染和影响。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形象性、非功利性、过渡性、非正规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互补性。这一分析初步归纳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后来，有学者站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把儿童文化特征归纳为整体性、超现实性、游戏性、自主性、开放性。〔6〕这一分析体现了儿童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动态变化的特点。刘晓东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以诗性哲学的语言描绘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7〕尽管有学者对这些用诗一般语言描述的儿童文化特征有所质疑，但刘晓东对儿童文化诗性、游戏等特征的归纳，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有学者从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儿童文化具有“生态的整体性、游戏性、直接参与、原发性、想象力、乐观主义、冒险等等特性”。〔8〕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较为全面的是边霞（2000），她认为与化相比，从表现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逻辑的文化；儿童文化的核心是游戏精神。这一表述从行为到精神层面对儿童文化的特征作了全方位解读。

3.儿童文化的功能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是从儿童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来谈儿童文化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一种满足儿童需要的文化，儿童文化为儿童发展自我意识，产生自我教育的动力，掌握自我教育的手段，找到自我教育的榜样，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提供了场所、方法、手段（邹义华、李超斌，1991）。还有学者指出，儿童文化是儿童预期社会化的中介，具有桥梁作用，也是儿童自我发展的铺垫。〔9〕这两种观点都认识到儿童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中介、桥梁或纽带作用，是必经之路。刘晓东更是在充分肯定儿童文化除了有对儿童身心发展给予滋养的作用之外，还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指出儿童文化对化具有反哺、拯救功能，正如他所言，“儿童的心灵、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清纯、儿童所具有的自然天性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功能”。〔10〕在儿童文化功能方面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郑素华的《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一文，文中指出，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儿童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对儿童的生存具有卓越的意义。儿童文化体现的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11〕这一论述关注的是儿童文化的内部功能，但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外部辐射功能有所忽视。

4.儿童文化的生成

在探究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时，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化对儿童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化是在化的引导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刘晓东从儿童社会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本身是社会成员，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文化，儿童的社会化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受到化的影响。由于化并不总是理想状态，所以儿童文化的生成过程是“成也萧何败萧何”。〔12〕也有学者将儿童文化的生成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是儿童自己创造的文化，即儿童文化是儿童作为文化的参与者而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如某些儿童发明的游戏、童谣等，他们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描述；二是关于儿童的和为儿童的文化，即由成人为儿童创造和设计的种种文化，诸如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儿童游艺、儿童心理等，这部分中成人起关键作用。〔13〕可见儿童文化与化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儿童文化除了受化的影响之外，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自己建构的文化，是儿童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普遍存在于儿童的交往、游戏与生活之中，包括幼儿园一日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等。〔14〕还有学者（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儿童的身心特征、群体同伴交往、师往的相互作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在探究儿童文化的生成问题时，除了立足儿童是这一文化创造主体之外，还要把儿童文化问题与人类整体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思考，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把儿童文化的生成放到儿童文化诞生的总体社会文化土壤中去。儿童文化是文化传递的产物，儿童文化是习得的，儿童文化的生成是一个濡化过程（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即下一代文化对上一代文化的学习和保持，并受上一代文化较大的影响）。濡化构成儿童文化最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它体现为既有文化对儿童内在精神与心理的型塑（形塑是由英文shaping翻译而来，类似于塑造）、不同社会中儿童的养育模式、成人的儿童观对儿童文化呈现形貌的规约。作为高级濡化活动的教育在儿童文化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现代学校儿童文化或校园儿童文化的出现，显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儿童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15〕由于这一观点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先天性特质的关照有所忽视，因此有学者指出，儿童是集天性和文化性于一身的，儿童期是天性和文化性角逐最直接、最激烈的时期，在儿童天性与文化性这对矛盾体中，单纯强调以文化“化”天性或者天性至上都是不全面的，儿童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是天性与文化性的相互作用，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文化。〔16〕在儿童文化生成问题的探讨上，比较全面的是钱雨，她在阐述儿童文化的发生机制时指出，“儿童文化的形成与发生既包括先天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生长环境的熏陶与感染。前者体现为人类种族历史与生物遗传特性的作用，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儿童同伴与化的影响”。〔17〕可见，儿童文化是在先天和后天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渐生成的，而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双重属性也逐渐被学界广泛认同。

5.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群体共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具备了差异性、多样性的特质。〔18〕因此，在差异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儿童与成人是一组相对概念，没有成人就没有儿童，反之没有儿童也就没有成人，儿童文化研究的起源也是基于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关于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文献梳理后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儿童文化与化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共生，是对立还是统一这一角度来思考和探讨儿童文化与化之间的关系的。持对立说或者冲突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化对儿童文化的控制、侵略、渗透等角度来谈如何保护儿童文化的。当然，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化与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融关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共生关系）。刘晓东指出，“儿童文化是演进着的，其目的地是化，任何化的目的地又是儿童文化。化是在儿童时期所建构的身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的经验重构，成人中的伟大人物都是像儿童一样的人；成人通过与儿童的交往而将化传递给儿童，其中部分化被儿童所吸收，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儿童和成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互补和互哺中相得益彰”。〔19〕边霞（2001）则认为儿童文化与化分属两种文化，两者的标准、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相遇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化与儿童文化冲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化对儿童文化的压制。然而，儿童文化与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处在一个连续体上，化要向儿童文化学习，儿童文化也必然会向化发展和演进。更有学者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审视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化与儿童文化是和而不同，是互为条件的共在；化与儿童文化之间必须进行对话交流，必须承认普遍共有的规范，默认共同的规则，这样，两种文化才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20〕可见，儿童文化与化作为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两种典型形态，儿童文化作为两者相互交往的主体，他们通过对话交流，遵守共同的规范，达到共识与融合，共同生成“美美与共”的人的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和谐谱写了人类美好的明天。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纵观国内学者20年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大致呈三条主线，一是对教育机构中教育对象（比如幼儿、小学生、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进行探讨，研究者往往把儿童文化放到学校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将儿童文化界定为一种亚文化或边缘文化，以郑金洲、谢维和为代表。二是在媒介迅速发展以及教育的异化导致童年日益消逝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捍卫童年”“把童年还给童年”“保卫童年”等口号，他们强调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截然不同，应保护儿童纯真、善良、富于幻想的精神世界，反对化对儿童的侵略和渗透，主要以卜卫、李镇西、刘铁芳为代表。三是强调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儿童的生活、精神世界不同于成人，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因此儿童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化是一种生态式的共生关系，主要以刘晓东和边霞为代表。尽管国内学者在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对儿童和童年依旧所知不多”。〔21〕在分析目前对儿童文化研究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

1.对儿童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待深化

我们看到，学界对儿童文化本质的揭示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儿童没有文化”到“儿童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桥梁”再到“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综合”。这一演变呈现出研究正逐步触及儿童文化的内核。但是，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曾说过的，“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尽自己所知也不见得可以讲出文化是什么”。〔22〕研究者总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考察儿童文化，这会受自身知识背景、价值观、方法论或个人旨趣的影响，往往很难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儿童文化的本质。因此，对儿童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运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儿童文化，将会使我们逐渐逼近儿童文化的本质，逐步看清儿童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2.对儿童文化功能的认识有待全面

无论是把儿童文化看作是社会化的桥梁，还是认为儿童文化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对儿童的生存、游戏及自我确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认识都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来谈儿童文化功能，或多或少忽视了儿童文化的外部功能，如对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滋养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文化中包含着先天与后天两部分的内容。和其他文化相比，儿童文化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先天的、自组织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先天文化结构与人类种族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后天的则主要受同伴和化的影响”。〔23〕可见，无论是儿童文化中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部分，整个人类群体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反之亦然。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互补互哺，才能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儿童文化与化只有互补与互哺，人类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24〕显然，儿童文化对化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反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将儿童文化置于人类整体文化中去分析、考察，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儿童文化功能。因此对儿童文化外部功能的研究将是今后儿童文化功能研究的新领域。

3.儿童文化研究要更关注儿童的年龄阶段特征

儿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年龄跨度来看，比较普遍的说法是0～18岁，这么大的年龄跨度，要全面把握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在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也许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儿童文化本质打开另外一扇门。当然，分年龄阶段开展研究是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肢解儿童文化，毕竟儿童文化存在儿童共有的、稳定的、历久弥新的特质。当前儿童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点（钱雨，2005；张晓玲，2005），他们都将儿童文化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学龄前儿童及小学生阶段（12岁以下）。可见，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4.儿童文化研究的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目前儿童文化研究在方法上较多采用的是哲学研究法、历史学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比如刘晓东在考察儿童文化本质、儿童哲学、儿童精神等理论问题时多从哲学角度及历史视野出发。随后，一些有着丰富儿童教育经验的研究者，尝试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案例研究法等），对儿童文化进行描述性、解释性研究，然而，这些方法往往还是不能透彻解释儿童文化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儿童文化领域是异常广阔的，对儿童文化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因此，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广泛运用诸如心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法以及行动研究、田野考察、叙事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丰富和完善儿童文化研究，这也应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参考文献：

〔1〕〔4〕〔9〕张东娇.儿童文化与预期社会化〔J〕.教育科学，1992，（2）.

〔2〕杜晓利.走向儿童文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9）.

〔3〕〔7〕〔10〕〔12〕〔19〕〔24〕刘晓东.论儿童文化：兼论儿童文化与化的互补互哺关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6）.

〔5〕邓琪瑛.论儿童文化的“两端”属性及其作用〔J〕.教育导刊，2009，（11）.

〔6〕张晓玲.教育视野下的儿童文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8〕杨宁，薛常明.论基于童年文化特征的幼儿教育〔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11〕郑素华.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3〕谢毓洁.晚清：儿童文化研究的新地带〔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4）.

〔14〕程丽英.解读儿童文化：兼析童年真的消失了吗〔J〕.当代学前教育，2008，（3）.

〔15〕郑素华.濡化与儿童文化的生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6〕张小翠，陈世联.天性与文化性的角逐：兼论儿童文化的生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6）.

〔17〕〔23〕钱雨.儿童文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18〕钱晓霞.浅议师生间的文化冲突〔J〕.扬州大学学报，2007，（2）.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4

美在于情。感情的抒发直接关系到文学创作主题的表现。求真向善将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美的实质，是儿童文学电影改编创作的力量源泉。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主题倾向于对真善美的呈现与演绎。这一主题构成了电影影像艺术的主要思想内容。从当代儿童生活和生命体验出发，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和情感世界进行影像阐释，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儿童世界。建构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诗性传统，对当代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来说，要想建构儿童电影改编的诗性传统，就必须要认识到改编的美学价值，从两种不同的艺术审美形式中找到诗性的本源。儿童电影贮存诗意，张扬诗性，用优美的电影叙事语言和唯美的画面艺术地表现电影深刻的主题和丰厚的意蕴美，寻找文学艺术lunwen. 1KEJI AN.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写作论文和发表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唤醒生命的方式。诗意在电影文本上流淌。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说，电影是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1]电影的情感触角延伸了观众的情感世界。当然，未来仍然很艰难。当代儿童电影的主题呈现模式化类型化的创作倾向，诗性文本题材枯竭。以朴真唯美、灵动自然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回归自然的诗性创作理念，追求一种宁静自然的艺术境界，以文学的诗性浸润电影叙事空间，以此来构建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诗性改编传统。

（一）电影画面的唯美清新

电影画面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丰盈的艺术想象空间，清新美丽的画面可以带给人诗情画意的美丽愿景。要追求梦幻的叙事效果就要以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和具有强烈冲击力量的影像来完成梦幻工厂的制作。新颖独特的画面构图，鲜明的颜色对比，个性的造型设计是征服小读者的利器。要想能诗意地诠释生命与儿童精神，就要找到属于符合儿童审美情趣和精神向度的表现手段。电影《草房子》的画面精致唯美，素朴的格调，展示了独具油麻地乡村风情的自然人生画卷。该片运用诗意的视觉影像和草房子的独特造型，有着古典的美感，画面富有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朴实中见精致。《花季·雨季》通过各种鲜艳的颜色构成电影画面的颜色配比，表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青春靓丽的人生风景线。灵动的画面构图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儿童电影对儿童性灵和精神世界进行了诗意化的抒写，让符号和图像在画面语言展现中成功结合。随着四维电影环境特效模拟仿真时代的到来，当代儿童电影不断以开放性的视野和全新的叙事理念来突出影视文本中影像画面的艺术美，建构立体逼真的画面。

（二）声音的情感交流

声音是情感表达的主要视听手段，与影像造型发生相互作用，并能有力地配合画面，开拓了电影叙事新的艺术世界——由声音所建构的“有声世界”。声音能抵达人类心灵深处，是营造情感氛围的重要叙事手段。电影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声音都能对电影叙事产生重要作用。渲染故事发生的情感氛围，刻画人物心理都依靠这一手段。在儿童动画电影《马兰花》中镜头就是以舒缓的背景音乐来展现叙事空间的。观众在欣赏影片时就好像在清丽和谐、自然清新的山水画中游历人生。幽美动人的意境可以说是诗意叙述的典范。改编者突出了影片的古典情调和浪漫情怀，以动人的镜头语言和抒情性的音乐背景融合起来，展现了儿童影片自然清新的电影美学特征。

（三）意象的含蓄蕴藉

意象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儿童电影的叙事中适当运用意象，可以适度扩展想象空间。儿童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就是通过宝葫芦的意象对电影神秘虚幻的情感氛围的营造和主题的象征寓意上起到重要作用。《扬起你的笑脸》表现了“扬起你的笑脸，把影子留在身后”的意境。其中对笑脸和影子的意象的运用，表现了孩子面对挫折和不幸时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任何镜头中的意象显现，都是潜在的叙事符号，表现了电影对人和世界关系的深刻思考，形成电影独特的审美基调。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文学改编的叙事诗性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改编也有叙事上的诗性特征，呈现出优美清雅的叙事美学特征，叙事技巧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诗意化，多元化，生活化，审美化，成为当代儿童电影中的重要审美特征。改编者能根据接受者的审美意图利用大摄影师的魔棒在电影院的屏幕展示生活中的种种诗意和人间万象。电影叙事的语言革命和美学原则革命已经成为当代电影革命中的重点。如何增加儿童电影的思想深度，不断拓展儿童电影反映的生活纵深面，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用想象赋予儿童生命体验与童心诗心一种灵动和飘逸，以个人化的故事叙事风格而独树一帜。正如罗伯特·麦基在他的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所说的那样：“一个讲故事的人即是一个生活诗人，一个艺术家，将日常生活、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梦想和现实转化为一首诗，一首以事件而不是以语言为旋律的诗——一个长达两小时的比喻，告诉观众：生活就像是这样！”[2]他认为“电影美学是表达活生生的故事内容的手段”[3]。为了更好地讲述儿童电影诗性的故事，我们要轻装上阵，放下身上所背负的教化责任，构建儿童文学自己的故事形态，创作出表现当代儿童生活和儿童生命意识的电影作品。

（一）故事情节流丽曲折的浪漫化叙述

诗性改编传统需要儿童电影通过清新流丽的故事叙述和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来展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诗性魅力。这是电影文本对文学的敞开性支撑，使文学中的故事诗意地栖居在各种题材的电影文本中，最终实现审美经验的心理建构。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让故事变得更有浪漫诗意，将是儿童 电影制胜的不二法门lunwen. 1KEJI AN.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写作论文和发表服务,欢迎您的光临。文学的蕴藉传统和电影的多媒体技术的结合让由文学改编成的电影艺术作品在叙事手法上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对电影中“意”和“韵”有更浪漫的表现。从《霹雳贝贝》充满幻想神奇和幽默曲折的科幻故事，到《渔岛怒潮》中惊险刺激的儿童团长与渔霸土匪顽强斗争的“剿匪故事”，到《一个都不能少》中由代课小教师孤身寻找失学儿童的朴实感人的真实故事，中国当代儿童电影正走向一个情景共生的新美学时代，诗性改编传统正在形成。儿童电影中情节的浪漫化是电影叙事美学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相生，在情与景的交融中体现故事的曲折离奇之意，展现电影故事的心中之场，体现了电影语言美学的艺术效果，增强画面的艺术感染力。

（二）结构的反叛传统

叙事结构的诗性改编策略要更新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结构理念，在故事事件的设计上创造出人物生活情境中有意味的变化，敢于反叛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形成新奇的故事序列。儿童电影学会如何在惊奇自然中满足观众的情感。《飞来的青衣》采用的是“戏中戏”结构和《我的九月》的梦幻式心理结构相得益彰。《孙文少年行》则运用了双线复式结构，以老年孙中山的视角，来表现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以浪漫的回忆体现其诗意化的叙事特征。

（三）人物形象的率真朴实

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是电影叙述的重要话语之一。儿童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诗性传统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是电影叙事美学的重要体现。在表现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寻求诗性气质，通过诗意化的人物形象来观照整个艺术世界，表现周围人物的言行举止，生活状态和人生遭遇。《走向十八岁》中主角姚小禾是一个有着天真梦想和浪漫情怀、美丽质朴的乡村女孩。《红衣少女》展现了少女安然懵懂的青春意识和初涉人世的复杂心态，表现了主人公的深层隐秘心理。

（四）叙事风格的清新唯美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文学改编风格在总体上呈现出自然清新、唯美梦幻的审美风格，影片充满诗意的自然气息，可以说是贴近童心回归自然的本真创作。无论是唯美清新的《草房子》，愁雾迷离的《城南旧事》，还是神奇梦幻的《马兰花》都是当代儿童电影中一首首自然清新的散文诗，体现出当代儿童电影文本回归自然和古典韵味的情趣与诗意。在清新自然的抒写中，通过清新唯美的整体风格表达对生命的体悟。在对儿童简单而纯净的生活观照中，用一方银幕缓缓展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以一颗真挚的童心去表现和抒写人性。当代儿童电影在给儿童带来幸福体验和诗情画意的同时，也激发了对美的追求。儿童把优美的外在自然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时，把它比作人加以欣赏和揣摩，甚至把它作为人的生活美的一种隐喻和象lunwen. 1KEJI AN.COMlunwen. 1KEJI AN. COM提供写作论文和发表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征对比自身加以观照时，艺术的自然美就显现出来了。因为，这种自然美的实质还是人的美在起作用，是儿童用他自己的心灵加以“美”化，诗化了。在儿童的眼中，如刘勰所说“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把自己的感情寄于外在的自然景物和外在环境，以新兴多媒体技术手段，将文学艺术对人性人情探照的深度引领进入一个更为宏观的艺术层次，具有历史感和哲理性，使得“情与物游而又不能相舍”。（黄孚：《诗序》）当然，与传统艺术诗画、文学艺术相比，电影能借助一些影像造型，凭借光阶、色阶的变化以及镜头的运动变化，可以更直观更准确细致地传达诗情画意的意境美，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要建构一种诗意化的电影叙事语言，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流丽鲜明的构图和细腻真挚的情感表现为主的诗性改编传统。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走过了一段不一般的诗意历程，却表现了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在诗性表现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 [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波及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90年代，文化研究经由澳洲，中国台湾、香港继而传入内地，很快内地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化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儿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1990～2011年间共有98篇论文，其、硕士论文6篇。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的《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边霞教授的《儿童的艺术与艺术教育》。另外，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目前已出版六辑，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化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可见，国内对儿童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纵观近20年来国内的儿童文化研究，总体来看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儿童文化的概念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内较早提出关于儿童文化概念的学者是邹义华、李超彬（1991），他们认为儿童文化是指“在既定的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反映儿童社会群体生活状况，体现儿童身心特点，为儿童共认、共有、共享的文化”。这个概念强调儿童文化的时代性、群体性及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在这个概念的启发下，张东娇认为“儿童文化是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在成人文化模式与社会化模式的引导下，为儿童所共认、共创、独有、独享的社会群体文化”。〔1〕这个概念充分认识到了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作用，而一个“共”，一个“独”，揭示出儿童文化的本质属性：“共”表明儿童文化首先是群体文化；“独”表明这种群体文化的主体是儿童，而不是成人，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是在成人文化的引导下形成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赋予儿童文化以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化的概念界定也推陈出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晓东、边霞等人。边霞（2001）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区别出发，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口语文化。成人文化则是建立在成年人规定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之上的，是一种文字性的、抽象的文化”。这个概念的侧重点在儿童的精神和行为层面，强调儿童这一群体特有和共有的生存方式。受此概念影响，杜晓利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儿童之间相互认可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2〕这一概念增加了对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的描述，强调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之间交往的产物。而走在儿童文化研究前沿的刘晓东则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总和”。〔3〕这个概念延续了其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思路，从内隐的精神生活和外显的文化生活两个方面，初步建立了儿童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2.儿童文化的特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张东娇从儿童处于预期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预期社会化决定了儿童文化具有开放性、可塑性、模仿性、夸张性等特点。〔4〕邓琪瑛则认为儿童文化具有“两端”属性，这“两端”属性指的是儿童的“原初性”和“可塑性”。“原初性”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儿童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可用“童心”来概括；“可塑性”是指儿童后天培养的可能性和上升空间，有效方式是教育，这两者构成了儿童文化的双重属性。〔5〕这里阐明的是儿童文化内在本质的规定性以及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侵染和影响。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形象性、非功利性、过渡性、非正规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互补性。这一分析初步归纳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后来，有学者站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把儿童文化特征归纳为整体性、超现实性、游戏性、自主性、开放性。〔6〕这一分析体现了儿童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动态变化的特点。刘晓东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以诗性哲学的语言描绘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7〕尽管有学者对这些用诗一般语言描述的儿童文化特征有所质疑，但刘晓东对儿童文化诗性、游戏等特征的归纳，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有学者从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儿童文化具有“生态的整体性、游戏性、直接参与、原发性、想象力、乐观主义、冒险等等特性”。〔8〕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较为全面的是边霞（2000），她认为与成人文化相比，从表现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逻辑的文化；儿童文化的核心是游戏精神。这一表述从行为到精神层面对儿童文化的特征作了全方位解读。

3.儿童文化的功能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是从儿童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来谈儿童文化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一种满足儿童需要的文化，儿童文化为儿童发展自我意识，产生自我教育的动力，掌握自我教育的手段，找到自我教育的榜样，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提供了场所、方法、手段（邹义华、李超斌，1991）。还有学者指出，儿童文化是儿童预期社会化的中介，具有桥梁作用，也是儿童自我发展的铺垫。〔9〕这两种观点都认识到儿童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中介、桥梁或纽带作用，是必经之路。刘晓东更是在充分肯定儿童文化除了有对儿童身心发展给予滋养的作用之外，还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指出儿童文化对成人文化具有反哺、拯救功能，正如他所言，“儿童的心灵、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清纯、儿童所具有的自然天性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功能”。〔10〕在儿童文化功能方面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郑素华的《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一文，文中指出，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儿童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对儿童的生存具有卓越的意义。儿童文化体现的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11〕这一论述关注的是儿童文化的内部功能，但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外部辐射功能有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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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童文化的生成

在探究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时，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化是在成人文化的引导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刘晓东从儿童社会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本身是社会成员，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文化，儿童的社会化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受到成人文化的影响。由于成人文化并不总是理想状态，所以儿童文化的生成过程是“成也萧何败萧何”。〔12〕也有学者将儿童文化的生成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是儿童自己创造的文化，即儿童文化是儿童作为文化的参与者而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如某些儿童发明的游戏、童谣等，他们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描述；二是关于儿童的和为儿童的文化，即由成人为儿童创造和设计的种种文化，诸如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儿童游艺、儿童心理等，这部分中成人起关键作用。〔13〕可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儿童文化除了受成人文化的影响之外，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自己建构的文化，是儿童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普遍存在于儿童的交往、游戏与生活之中，包括幼儿园一日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等。〔14〕还有学者（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儿童的身心特征、群体同伴交往、师幼交往的相互作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在探究儿童文化的生成问题时，除了立足儿童是这一文化创造主体之外，还要把儿童文化问题与人类整体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思考，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把儿童文化的生成放到儿童文化诞生的总体社会文化土壤中去。儿童文化是文化传递的产物，儿童文化是习得的，儿童文化的生成是一个濡化过程（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即下一代文化对上一代文化的学习和保持，并受上一代文化较大的影响）。濡化构成儿童文化最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它体现为既本文由收集整理有文化对儿童内在精神与心理的型塑（形塑是由英文shaping翻译而来，类似于塑造）、不同社会中儿童的养育模式、成人的儿童观对儿童文化呈现形貌的规约。作为高级濡化活动的教育在儿童文化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现代学校儿童文化或校园儿童文化的出现，显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儿童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15〕由于这一观点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先天性特质的关照有所忽视，因此有学者指出，儿童是集天性和文化性于一身的，儿童期是天性和文化性角逐最直接、最激烈的时期，在儿童天性与文化性这对矛盾体中，单纯强调以文化“化”天性或者天性至上都是不全面的，儿童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是天性与文化性的相互作用，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文化。〔16〕在儿童文化生成问题的探讨上，比较全面的是钱雨，她在阐述儿童文化的发生机制时指出，“儿童文化的形成与发生既包括先天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生长环境的熏陶与感染。前者体现为人类种族历史与生物遗传特性的作用，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儿童同伴与成人文化的影响”。〔17〕可见，儿童文化是在先天和后天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渐生成的，而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双重属性也逐渐被学界广泛认同。

5.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群体共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具备了差异性、多样性的特质。〔18〕因此，在差异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儿童与成人是一组相对概念，没有成人就没有儿童，反之没有儿童也就没有成人，儿童文化研究的起源也是基于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关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文献梳理后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共生，是对立还是统一这一角度来思考和探讨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持对立说或者冲突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控制、侵略、渗透等角度来谈如何保护儿童文化的。当然，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关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共生关系）。刘晓东指出，“儿童文化是演进着的，其目的地是成人文化，任何成人文化的目的地又是儿童文化。成人文化是在儿童时期所建构的身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的经验重构，成人中的伟大人物都是像儿童一样的人；成人通过与儿童的交往而将成人文化传递给儿童，其中部分成人文化被儿童所吸收，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儿童和成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互补和互哺中相得益彰”。〔19〕边霞（2001）则认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分属两种文化，两者的标准、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相遇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冲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压制。然而，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处在一个连续体上，成人文化要向儿童文化学习，儿童文化也必然会向成人文化发展和演进。更有学者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审视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是和而不同，是互为条件的共在；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之间必须进行对话交流，必须承认普遍共有的规范，默认共同的规则，这样，两种文化才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20〕可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两种典型形态，儿童文化作为两者相互交往的主体，他们通过对话交流，遵守共同的规范，达到共识与融合，共同生成“美美与共”的人的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和谐谱写了人类美好的明天。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纵观国内学者20年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大致呈三条主线，一是对教育机构中教育对象（比如幼儿、小学生、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进行探讨，研究者往往把儿童文化放到学校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将儿童文化界定为一种亚文化或边缘文化，以郑金洲、谢维和为代表。二是在媒介迅速发展以及教育的异化导致童年日益消逝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捍卫童年”“把童年还给童年”“保卫童年”等口号，他们强调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截然不同，应保护儿童纯真、善良、富于幻想的精神世界，反对成人文化对儿童的侵略和渗透，主要以卜卫、李镇西、刘铁芳为代表。三是强调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儿童的生活、精神世界不同于成人，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因此儿童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成人文化是一种生态式的共生关系，主要以刘晓东和边霞为代表。尽管国内学者在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对儿童和童年依旧所知不多”。〔21〕在分析目前对儿童文化研究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

1.对儿童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待深化

我们看到，学界对儿童文化本质的揭示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儿童没有文化”到“儿童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桥梁”再到“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综合”。这一演变呈现出研究正逐步触及儿童文化的内核。但是，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曾说过的，“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尽自己所知也不见得可以讲出文化是什么”。〔22〕研究者总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考察儿童文化，这会受自身知识背景、价值观、方法论或个人旨趣的影响，往往很难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儿童文化的本质。因此，对儿童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运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儿童文化，将会使我们逐渐逼近儿童文化的本质，逐步看清儿童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2.对儿童文化功能的认识有待全面

无论是把儿童文化看作是社会化的桥梁，还是认为儿童文化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对儿童的生存、游戏及自我确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认识都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来谈儿童文化功能，或多或少忽视了儿童文化的外部功能，如对成人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滋养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文化中包含着先天与后天两部分的内容。和其他文化相比，儿童文化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先天的、自组织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先天文化结构与人类种族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后天的则主要受同伴和成人文化的影响”。〔23〕可见，无论是儿童文化中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部分，整个人类群体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反之亦然。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互补互哺，才能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只有互补与互哺，人类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24〕显然，儿童文化对成人文化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反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将儿童文化置于人类整体文化中去分析、考察，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儿童文化功能。因此对儿童文化外部功能的研究将是今后儿童文化功能研究的新领域。

3.儿童文化研究要更关注儿童的年龄阶段特征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6

【中图分类号】 R 395.6 B 848.2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8-0765-03

阅读障碍（reading disorder，RD）是儿童学习障碍的主要类型之一，指特定性阅读技能发育显著损害，并且不能完全归因于智力水平、视力问题或教育不当。阅读理解技能、阅读中单词的辨认、朗读技能以及完成需有阅读参与的作业能力都可受累［1］。其典型特征是字词识别的精确性与速度受到损伤，影响到阅读理解和拼写，进而妨碍儿童词汇量和书面知识的扩充［2］。在表音文字国家中，5%～10%的儿童存在RD［3］；国内报道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中，RD发生率在4%～8%之间，低于西方国家的有关报道［4］。儿童一旦发生阅读障碍，对其认知、情感、自我概念及其社会性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特别容易辍学，远离朋友和家人，或企图自杀，患口吃、语言表达障碍、选择性缄默及抽搐等精神障碍的可能性增加［5］。

Goswami认为，起码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一是儿童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二是儿童本身所具有的认知资源，即儿童是否具备了恰当的认知潜能，使他能够洞察到所学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6］。跨文化研究表明， RD的缺陷模式和神经生物学基础可因语言文化不同而不同［7］。作为符号系统，汉字（Chinese characters）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文字符号类型。其特殊性可概括为：（1）汉字符号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idiograph）。（2）汉字字形记录的语音单位是音节。汉字的字形不和语言的音素相对应。就是说汉字没有形－音对应或形－音转换的规则。（3）汉字是方块字，汉字的部件、字形复杂多样，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结构紧密的图形［8］。所以，汉字在形、音、义加工方面与西方拼音文字有很大不同。

1 影响汉语RD的基本认知因素

1.1 语音加工能力 西方研究普遍认为，语音加工在表音文字（Alphbet，如英语）中是预测儿童未来阅读能力发展的最好指标， RD儿童的核心缺陷是语音加工缺陷［5］，如语音意识和语音短时记忆缺陷，其中语音意识缺陷是最突显的特征［9］。语音意识指儿童对口语中各种语音单元的知觉和操作能力，反映了儿童潜在的语音表征的精细性，常用新异性任务（oddball范式，即要求儿童从一组单词或假词中挑出首音或韵尾不同的一个）、音位计数、音位删除或添加、音位融合等任务进行测查。语音意识缺陷导致儿童不能充分理解拼音文字中字母或字母组合记录音位的本质，表现出单词解码的典型困难［5，9］。目前，国内研究普遍认为，汉语RD儿童同样表现出语音加工障碍，却无法确认这是不是汉语RD的主要形式，以及是普遍现象还是个体现象［10-11］。

1.2 视觉技能 最近神经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汉字是以声音和图形2种编码方式同时进入大脑神经的，左半球储存语音编码，右半球储存图形编码，2种编码都与字义相联系［12］。因此，汉字是一种“双脑文字”，使左右两半球的脑功能同时发挥作用，在利用脑的潜力方面超过了“单脑文字”（拼音文字只是左脑的作用，缺乏右脑图像编码的协同作用）。专家提出，对汉字的认知加工可能需要有更强的视觉空间认知能力，视觉空间认知能力在汉语阅读过程中似乎更为重要。

目前，利用眼动记录技术对视觉信息加工进行精细的记录和分析，从视觉信息加工的行为特点来探讨心理活动的深层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成为心理学基础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大量的眼动实验研究均发现，正常阅读者和RD儿童的眼动记录不同：RD儿童的眼动记录不规则，表现出异常的眼动模式。以表音文字（alphabet）为母语的阅读障碍儿童的眼动有如下特征：注视时间较长、注视次数较多、回视频率较高、眼跳距离较小、经常连续两三次回视、回视距离不规则、不能准确的一次性完成回视等［13］。笔者前期的研究发现，汉语RD儿童文章阅读的眼动特征与此相似［14-15］。一般认为，这种视觉加工方式上的缺陷不会造成视觉方面的困难，但却会影响阅读过程中的视觉信息获得和大脑的加工。张承芬等［16］采用视觉-空间删除测验、图形记忆测验以及视觉注意测验等研究认为，图形记忆与加工能力及对词语的一般信息理解能力的缺损是汉语RD儿童的主要认知特征，该研究未发现语音能力对阅读的影响。静进等［17］采用本顿视觉保持测验（visual retention test，简称VRT）对学习障碍学生视知觉、视觉记忆、视觉空间结构能力进行评估显示，学习障碍学生这几个方面的成绩明显不如正常学生。但Ho等［18］的大规模研究认为，单一视觉技能缺陷很少导致汉语儿童的阅读困难。曾志朗等的系列研究发现，汉语RD儿童的语音分析较弱，但没有在视觉技能上发现差异。

1.3 命名速度 除了语音缺陷和视觉认知加工缺陷，研究者发现，在许多RD儿童身上都表现出命名－速度加工障碍。快速命名指儿童快速地、连续地命名熟悉的物体、颜色、字母或数字的能力。快速命名障碍指对熟悉的视觉符号的命名速度低于年龄标准至少1个标准差。双重障碍理论的提出者认为，语音障碍和快速命名障碍是导致阅读障碍的2个独立因素，都是造成RD的原因，可单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RD者身上，如果个体同时具有语音障碍和快速命名障碍，其阅读困难会更加严重［19］ 。Wolf等［19］对快速命名障碍的本质进行了探讨，认为潜在于快速命名下的加工机制会影响儿童获得单词的正字法表征的速度和质量，并建议命名速度障碍可能是RD儿童更一般的加工速度缺陷在语言学领域的反应。该研究系统分析表明，快速命名技能独立于语音技能，主要预测了单词识别的精确性、正字法技能和阅读流畅性。阅读获得要求儿童建构正字法表征，形成形-音、形-义之间的联系。正字法模式的建构和形－义联结可能是更难以完成的任务，对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命名速度障碍的儿童在这2个方面的任务中可能受到了更大的损伤，汉字识别时更倾向利用已形成的子词典的形－音通路，阅读难以过渡到流畅的、自动化的字词识别阶段［18］。

Snowing等［20］总结了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中个体差异的研究，认为个体之间所表现出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模式的差异最好由他们的语音加工技能、视觉技能、加工速度资源及语义技能等阅读发展所需要的认知资源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解释。刘文理等［21］的研究认为，Snowing等的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汉语阅读发展和阅读障碍，儿童的语音表征、语义知识、视觉正字法技能及加工速度等相关的认知资源组成了一个多维的连续体，任何认知成分缺陷所引起的RD的严重程度既依赖于那个成分本身缺陷的严重程度，也依赖于其他可提供的补偿资源的多少。目前，认知测验组群比较表明，汉语RD儿童可能存在视觉技能缺陷、语音加工能力缺陷或快速命名缺陷［22］。

2 影响汉语RD的高级认知因素

除了上述一些基本的认知加工技能，阅读还需要高级认知加工技能的参与，如工作记忆、执行功能、选择性注意等。这些高级技能会影响行为和社会技能的所有方面。目前为止，RD是源于视觉、语音等基本认知加工的障碍，还是源于工作记忆、执行计划等高级认知加工能力缺乏，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曾采用眼动实验研究对汉语RD儿童单汉字、图画、汉字文章阅读的视觉认知加工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发现， RD儿童阅读时表现为知觉广度小、极度缺乏计划性、策略性和组织性，注意较为分散［14-15］。笔者推测，汉语RD儿童可能存在着计划执行、工作记忆和选择性注意的问题。

2.1 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当前认知神经心理学对RD研究的另一重点。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是Baddeley等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是对信息进行暂时性的加工和储存。Baddeley将其定义为：从理论上说，工作记忆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性加工储存的能量有限的系统，这个系统为知觉、长时记忆及其活动之间提供了一个分界点，从而支持了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22］。大量的研究证明，工作记忆的信息加工和储存方式对于完成学习、运算、推理和语言理解等许多复杂的认知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3］。对RD儿童的工作记忆的横断研究表明，RD儿童的工作记忆是一种发展缺陷，而不是一种发展滞后［24］。国内的研究显示，汉语RD儿童的工作记忆中央执行系统的容量和功能都存在缺陷［25］。目前，工作记忆的低效率被看作是影响RD的主要预测指标。

2.2 选择性注意 有研究表明，学习障碍者存在明显的选择性注意缺陷，如在卡片分类任务中，学习障碍者与对照组相比，加工速度慢，很难有选择地注意各种任务，并忽略无关信息的干扰；而优秀学生的学习经验表明，他们不易被庞杂的信息、枝节问题、次要概念所迷惑，能够区分重要性、熟悉程度不同的材料，也能迅速识别并专注于材料的重要部分、陌生部分和具有实质关系部分［26］。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专注力训练后，其学业成绩和智力测验均有明显进步。目前，许多研究证实，RD儿童存在注意力缺陷，他们认为阅读的失败与注意涣散或无法进行选择性注意有关［27］。

2.3 计划执行功能 也有研究发现，RD儿童在阅读理解时比较不会使用策略，容易受到原有错误概念或原有经验的影响，所以执行计划能力欠缺会造成阅读障碍儿童阅读理解低落，特别在需要高层阅读技巧的复杂阅读任务中，RD儿童计划历程上的缺陷尤为明显［27］。执行功能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神经心理学术语，包括了目标指向行为的必须技能，也包括一系列认知领域和认知通道的高级技能，这些高级技能影响行为和社会技能的所有方面。执行功能与额叶皮质密切相关［28］。目前，不少研究发现，汉字的识别需要额叶的参与，而汉语RD儿童额叶存在异常［29］。Tan等［12］发现，在100

ms闪烁相上给被试显示图形靶标（包括“非字”），其记忆诱导性眼跳跃的激活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儿童，眼扫描轨迹和稳定性易于对照组，其凝视时间偏短，回视频率偏低。提示汉语RD儿童可能存在额叶定向控制功能和执行功能缺陷。

综上所述，影响汉语RD的认知技能主要涉及到基本认知技能和高级认知技能，包括语音加工能力、视觉技能、命名速度、工作记忆容量、选择性注意、计划执行功能等几个方面。但不同技能缺陷对汉语RD儿童作用的大小、起作用的时间进程及与阅读障碍间的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加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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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7

儿童早期绘画有着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教师，只有从儿童的角度去看世界，充分观察儿童的作画规律，才能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才能有效地调整教育策略，才能有针对性地对于学生的创造和想象予以正确的点拨和鼓励，从而使儿童在早期教育的过程中，身心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儿童早期绘画的基本特征

儿童绘画通常由线条的描画开始，这一阶段称之为涂鸦，涂鸦更倾向于是儿童的绘画游戏，在经历了涂鸦阶段之后，儿童的绘画开始进入前样式化阶段。儿童会在这一阶段进一步了解绘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并开始运用除线条以外的圆形和椭圆形，但他们不以基线作参照。儿童在早期绘画中出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以简化的原则运用圆形单元，他们会接二连三地使用同样的图画单元。在儿童的前样式化绘画阶段，圆圈是他们普遍所偏爱的形状，这符合心理学对视觉研究得出的结论，即视觉总是对圆形形状有优先的把握，当刺激物比较模糊时，视觉总是自动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圆形，此外，圆形的完美性也容易引人注意。

二、儿童早期绘画对教育措施的影响

儿童早期绘画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对儿童的早期绘画教育必须要遵循儿童身心成长的客观规律，因此，为了保护儿童的艺术天性，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要首先遵循儿童艺术潜能的发展规律。对于儿童绘画天赋的保护要求教师不能损害儿童对于事物的直接性的情感反应，不能过早地将成人世界中的评判标准灌输给儿童，要尽量多为儿童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与空间，让儿童能够顺应天性去广泛地感受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儿童早期绘画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要促进作用。教师必须要重视对儿童的教育，这种教育要从对儿童观察生活的引导开始，应当让儿童到大自然中去感受美，积累美的体验，加深对美的事物的主观理解。儿童的艺术创造教育则应当打破传统的以灌输为主要方法、以临摹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旧思想，积极地提倡让儿童自由创造的新观念。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8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童心说美学思想以“童心”概念为核心，其内涵包括：人心的本然状态、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以此为基础，童心说美学思想强调私心、真情和自由、激烈的情感力度，重视主体意识和情感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文学 艺术 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标准，肯定了小说这种新文体在美学上的地位，在美学理论内涵和文艺实践现实两方面体现出了童心说的超越性特征。而这种超越性特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文化根源都是什么，它们拥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种本质特征显示出来的美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研究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童心说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的真正了解。

一 童心说：一种经验性的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显示出来的超越性特征，体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童心说从“童心”概念出发，重视个体私心、私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强调真情的真实展现，并以私心、主体和真情为前提，提倡在文艺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激烈的情感。这在“童心”内涵的内在逻辑上构成了一条以“童心”概念为起点的不断演进的脉络，从而形成了童心说美学理论，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以及晚明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超越性，作为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种整体性质，它的特征与文化根源将是我们在本节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1.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特征：回归原初状态

从超越方式上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个人与社会、情感与伦理的关系中，选择了以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高度甚至畸形发展的群体和伦理因素的颠覆和超越。具体表现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首先，李贽提倡的“童心”，在他看来是一种最初之心，也就是儿童之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儿童之心同成人之心对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真”，包括思想不受沾染的纯净之“真”和自身欲望情感的天然之“真”。儿童之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最初的本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同被“闻见”、“道理”所异化的成人之心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更接近于人和人心的本来面目的状态。如前所述，李贽深受道家“初心”思想的影响，《老子》中有“圣人皆孩之”的说法（《老子·四十九章》），李贽吸收并发展了这种思想，把最初之心的价值同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在认识方面处于原初的真实状态的儿童之心比社会伦理 教育 熏染下形成的成人之心更重要、更有价值。而认知上的纯净的真实只是儿童之心“真”的含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的“私心”意味。受到庄子反对“异化”的思想影响，李贽重视儿童那种 自然 天性和欲望情感的价值。儿童拥有最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其生理欲望是天然存在、可以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儿童最大的自然就是“穿衣吃饭”，这就是他们的“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除此之外，再没有成人心中所谓的“人伦物理”。儿童之心的“真”的这一层含义使童心说尊重人的天性自然和欲望情感的合理性，而反对伦理矫饰。针对当时集体审美意识中极端强化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群体一极，以“闻见道理”沾染最初之心，以社会的伦理教化约束个人的情感欲望的状况，李贽找到了“童心”概念，把它作为整个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起点，以儿童之心那种最初的、本原性的“真”，去对抗强大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突出了个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价值。其次，李贽的提倡的“童心”，强调“真情”的含义，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处理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时，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伦理礼法对审美情感的压制。“真情”是童心说核心概念“童心”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在“真心”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而来的。李贽重视情感真实的审美价值，认为：“盖声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是表现天性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可以凭借伦理礼法“牵合矫强而致”的，所以应该“以自然之为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传统美学注重伦理礼法影响在人心中形成了后天的理智状态，而李贽重视的却是原初状态的先天感性情感的价值。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以伦理原则压制人的感性情感的极端状态，他试图以强调恢复人“真情”这种原初的感性情感来突破当时以 理学 为思想基础的伦理礼法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感性情感反抗童心说对于前代和当时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二者都是以回归原初状态来实现超越的，这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选择的超越方式。李贽重视的儿童之心和感情情感，不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归，他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征，即近代性质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就具体表现在童心说超越性的近代色彩中。然而，就其超越方式的整体性质来和思维方式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超越方式。

2．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特征的本质：经验性超越

童心说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情感反抗伦理的压迫，这种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是李贽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注重个人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的结果。李贽的“童心”概念的内涵受到了儒家（心学）、道家和禅宗思想以及前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这一概念毕竟是李贽以自身的思想架构为基础，并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明代中叶以后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赋予了李贽关注现实和世俗生活的特点。李贽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一方面与他狂傲孤高的个性和圣人情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市民阶层发展带来的世俗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感性价值的结果。如前所述，李贽一生思想丰富博杂，晚年甚至剃发，生活在佛寺之中，然而其本人却一直以儒者自居，秉承着儒家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敢于跳出传统礼法的限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吸收新的营养，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童心说》中对于文体演变的看法就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发展，注重新的文艺现象的思想态度。“童心”概念的现实基础是晚明社会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新的时代力量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感性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天性情感欲望的合理性的认同，是李贽推崇“童心”，把“童心”作为其美学理论起点的前提。重视和关注现实生活感性特征，决定了“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观照方式之上的，无论是儿童之心还是感性情感，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层面，对于它们独特价值的发现，是通过直观感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感悟不同于理性判断，它不经过逻辑的分析、推理，而是凭借对现实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概括 总结 来获得对客观事物特征和 规律 的认识，这种认识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判别、证伪，而要在实践应用中体现它的合理价值。直观感悟的关照方式的结果就是在最终得到经验论性质的结论。童心说美学思想采用的回归原点的感悟直观式超越方式，决定了“童心”概念及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的经验性性质。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美学现实对于人的审美主体价值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实现了对于前代和当时其他美学思想的超越。

3．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文化根源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性特征，根植于

二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局限性

中国 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使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独特的文化根源既赋予了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很大合理性，也使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1．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合理性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以“童心”概念为理论起点，重视私心和情感在文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超越宗法伦理对人心和文学 艺术 的审美本质的异化，它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直观感悟的观照方式之上的，其超越性具有经验性特征，而这种经验性超越方式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普遍的经验论思辨水平有关。童心说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下带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思维特征的美学理论，它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合理性的体现。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一方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及文化的连续性 发展 ，使得中国传统美学能够在二元对立世界之先，在更为始源的状态下思考美的本质问题。”[6]李贽以直观感悟方式把握的“童心”概念，就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更为始源的状态”的。对于儿童之心的原初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重视，造成了童心说以人的生命本体为美学本体的独特面貌，使它思考了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内容上更加切近了审美活动那种融合了感觉、知觉、想像、情感和思维等审美感受心理形式的复杂面貌和本质 规律 ，显示出了“简单”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作为这种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行宇宙图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思想理论呈现出模糊的面貌特征。“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7]这种理论和思维上的模糊面貌，主要体现为轻工具、重心灵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使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工具的局限所在，而没有走向重工具的技术之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局限。同时，与轻工具相适应的就是重心灵，即“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指导悟出最精微处”。[8]不依赖具体工具的中国人选择了用整体的心灵去把握天人合一的世界的奥秘，试图使人的心理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宇宙万物相通。这与那种审美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状态是相通的。童心说就是以直观感悟式的整体心灵和情感，去挽救审美主体心理的异化状态和解决文艺创作的非审美化问题的，它的经验性超越性质的直观感悟和整体心灵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审美观照，强调以整体心灵去把握复杂的宇宙万物，以有限的审美体验去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在这种注重心灵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下，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征，而没有把文艺创作的价值简单地降低为传统的伦理教化功能。“童心”概念，体现出了李贽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把握能力，使童心说比起强调文艺创作的伦理价值的前代美学思想，乃至强调明晰的同时代西方美学思想，都更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虽然选择了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童心说却因为它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而在美学思想领域显示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刻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合理性。

2．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造就了童心说美学思想直观感悟式的认识方式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使它选择以归原初归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当时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拨和超越。这也造成了这种美学思想在经验性超越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它在超越了前代及当时其他美学思想，启发了当时和后世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缺少了一种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的超越态度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它由文化根源及其思维特点决定的 历史 性晚出和理论性“浅薄”上。首先是它的历史性晚出。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新的 经济 发展特征，坊市制度解体，商人地位开始上升，市民阶层出现，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精神文化要求。然而，至明代中叶李贽提出“童心”概念，开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群体转向个人、从伦理转向情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新动向才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童心说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胜利，然而却是一种迟到的胜利。用于指导和引领文艺创作的美学理论的晚出，限制了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美学中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中国美学本身的发展。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历史性晚出，正是其文化根源造就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结果。农业生产、宗法血缘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着眼于整体功能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思想理论的模糊面貌。模糊的理论思想不重视认识明晰的意义和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不会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加以考察，避免了形而上思维方式无法把握整体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及其思维模式的长久遵从，无从反抗，只能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下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做“表层的超越”[9]，由此引起的对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的不敏感，或不能对这种新因素的意义进行及时、合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思想理论在诞生时间上的滞后性。美学思想领域的变革缓慢，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的童心的“人欲”涵义的历史性晚出，就是受到了这种模糊理论面貌限制的结果。其次，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性方面的“浅薄”。李贽所处的时代，市民文艺繁荣发展，然而这种现实并没有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他们仍坚持以封建正统的诗学理论规范当时的文艺创作，甚至在面对文艺创作萎靡衰颓的状况时，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实现超越。李贽的童心说同他们相比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却也没能最终摆脱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的影响。“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李贽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的直观感悟基础上的，直观感悟的把握方式一方面使童心说更加适应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帮助它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实现了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超越；另一方面，童心说美学思想也因为这种符合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性思维特征原则的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经验论思辨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美学史中的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具体。“现象学是代表二十世纪西方 哲学 潮流的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10]，它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美学领域，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来弥合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割裂，现象学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和童心说美学思想都重视事物的感性现实，试图通过对事物原初状态的把握来获得的最终的真实，实现对事物审美本质的把握。然而现象学美学又与童心说美学思想不同，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高度发达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是对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局限的反思和反抗，目的在于克服它们的缺陷，达到真正的“真实”。现象学重视的感性现象，强调的原初状态是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更高的感性的否定式上升的结果。而童心说则是回归到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童心和人的原初心理状态，以童心对抗成人之心，以感性对抗理性，以对混沌一体的整体的直观把握来现实对审美本质被遮蔽的问题的“超越”。缺少理性反思往往会削弱反抗的力量，缺少明确的新美学要素的理论建构也常常显示出不够明晰和深刻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童心说美学思想，因模糊的思维惯性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晚出”，因缺少理性反思和新要素建构而显示出了理论性的“浅薄”，这些共同造成了童心说美学思想在超越性方面的局限。

三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意义

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内涵和超越性特征进行特殊性考察，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认识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美学史研究和观照当前文艺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具有美学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 美学史意义：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通过它来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这也是研究童心说超越性特征的美学史意义所在。在独特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与文化根源，以及这三者影响下的李贽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拥有独特而复杂的超越性特征，在晚明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熏染痕迹和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使人们对于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处理民族美学和世界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经验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之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使它更加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本体、心灵和内在超越，不同于西方美学“出于理论体系的需要而非生命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11]，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美学呈现出了注重人的整体心灵内在超越的面貌。中国美学思想没有像西方美学思想那样拥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的关注天人关系中人的心灵的内在超越之路，试图以审美活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有限时空的超越，获得无限永恒的愉悦的心灵体验。因为重视心灵的美学倾向，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整体模糊的理论思维特色，中国美学思想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的把握，比起西方美学更加全面深刻，它在动态的系统中，以整体的直观感悟和文艺实践的经验 总结 的方式获得的认识，更加符合人类心灵的复杂和深邃的特点，切近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启发我们在认识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一味地以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范式来强制规范中国美学思想，将它们作为判断中国美学思想价值的标准，而是应该充分了解和尊重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既认识到它基于自身文化特性而体现出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它的模糊性、经验性和局限性，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真正做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2． 现实意义：观照和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9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童心说美学思想以“童心”概念为核心，其内涵包括：人心的本然状态、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以此为基础，童心说美学思想强调私心、真情和自由、激烈的情感力度，重视主体意识和情感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文学 艺术 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标准，肯定了小说这种新文体在美学上的地位，在美学理论内涵和文艺实践现实两方面体现出了童心说的超越性特征。而这种超越性特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文化根源都是什么，它们拥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种本质特征显示出来的美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研究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童心说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的真正了解。

一 童心说：一种经验性的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显示出来的超越性特征，体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童心说从“童心”概念出发，重视个体私心、私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强调真情的真实展现，并以私心、主体和真情为前提，提倡在文艺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激烈的情感。这在“童心”内涵的内在逻辑上构成了一条以“童心”概念为起点的不断演进的脉络，从而形成了童心说美学理论，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以及晚明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超越性，作为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种整体性质，它的特征与文化根源将是我们在本节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1.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特征：回归原初状态

从超越方式上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个人与社会、情感与伦理的关系中，选择了以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高度甚至畸形发展的群体和伦理因素的颠覆和超越。具体表现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首先，李贽提倡的“童心”，在他看来是一种最初之心，也就是儿童之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儿童之心同成人之心对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真”，包括思想不受沾染的纯净之“真”和自身欲望情感的天然之“真”。儿童之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最初的本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同被“闻见”、“道理”所异化的成人之心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更接近于人和人心的本来面目的状态。如前所述，李贽深受道家“初心”思想的影响，《老子》中有“圣人皆孩之”的说法（《老子·四十九章》），李贽吸收并发展了这种思想，把最初之心的价值同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在认识方面处于原初的真实状态的儿童之心比社会伦理 教育 熏染下形成的成人之心更重要、更有价值。而认知上的纯净的真实只是儿童之心“真”的含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的“私心”意味。受到庄子反对“异化”的思想影响，李贽重视儿童那种 自然 天性和欲望情感的价值。儿童拥有最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其生理欲望是天然存在、可以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儿童最大的自然就是“穿衣吃饭”，这就是他们的“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除此之外，再没有成人心中所谓的“人伦物理”。儿童之心的“真”的这一层含义使童心说尊重人的天性自然和欲望情感的合理性，而反对伦理矫饰。针对当时集体审美意识中极端强化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群体一极，以“闻见道理”沾染最初之心，以社会的伦理教化约束个人的情感欲望的状况，李贽找到了“童心”概念，把它作为整个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起点，以儿童之心那种最初的、本原性的“真”，去对抗强大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突出了个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价值。其次，李贽的提倡的“童心”，强调“真情”的含义，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处理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时，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伦理礼法对审美情感的压制。“真情”是童心说核心概念“童心”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在“真心”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而来的。李贽重视情感真实的审美价值，认为：“盖声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是表现天性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可以凭借伦理礼法“牵合矫强而致”的，所以应该“以自然之为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传统美学注重伦理礼法影响在人心中形成了后天的理智状态，而李贽重视的却是原初状态的先天感性情感的价值。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以伦理原则压制人的感性情感的极端状态，他试图以强调恢复人“真情”这种原初的感性情感来突破当时以 理学 为思想基础的伦理礼法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感性情感反抗童心说对于前代和当时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二者都是以回归原初状态来实现超越的，这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选择的超越方式。李贽重视的儿童之心和感情情感，不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归，他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征，即近代性质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就具体表现在童心说超越性的近代色彩中。然而，就其超越方式的整体性质来和思维方式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超越方式。

2．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特征的本质：经验性超越

童心说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情感反抗伦理的压迫，这种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是李贽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注重个人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的结果。李贽的“童心”概念的内涵受到了儒家（心学）、道家和禅宗思想以及前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这一概念毕竟是李贽以自身的思想架构为基础，并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明代中叶以后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赋予了李贽关注现实和世俗生活的特点。李贽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一方面与他狂傲孤高的个性和圣人情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市民阶层发展带来的世俗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感性价值的结果。如前所述，李贽一生思想丰富博杂，晚年甚至剃发，生活在佛寺之中，然而其本人却一直以儒者自居，秉承着儒家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敢于跳出传统礼法的限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吸收新的营养，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童心说》中对于文体演变的看法就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发展，注重新的文艺现象的思想态度。“童心”概念的现实基础是晚明社会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新的时代力量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感性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天性情感欲望的合理性的认同，是李贽推崇“童心”，把“童心”作为其美学理论起点的前提。重视和关注现实生活感性特征，决定了“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观照方式之上的，无论是儿童之心还是感性情感，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层面，对于它们独特价值的发现，是通过直观感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感悟不同于理性判断，它不经过逻辑的分析、推理，而是凭借对现实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概括 总结 来获得对客观事物特征和 规律 的认识，这种认识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判别、证伪，而要在实践应用中体现它的合理价值。直观感悟的关照方式的结果就是在最终得到经验论性质的结论。童心说美学思想采用的回归原点的感悟直观式超越方式，决定了“童心”概念及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的经验性性质。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美学现实对于人的审美主体价值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实现了对于前代和当时其他美学思想的超越。

3．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文化根源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性特征，根植于

二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局限性

中国 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使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独特的文化根源既赋予了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很大合理性，也使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1．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合理性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以“童心”概念为理论起点，重视私心和情感在文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超越宗法伦理对人心和文学 艺术 的审美本质的异化，它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直观感悟的观照方式之上的，其超越性具有经验性特征，而这种经验性超越方式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普遍的经验论思辨水平有关。童心说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下带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思维特征的美学理论，它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合理性的体现。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一方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及文化的连续性 发展 ，使得中国传统美学能够在二元对立世界之先，在更为始源的状态下思考美的本质问题。”[6]李贽以直观感悟方式把握的“童心”概念，就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更为始源的状态”的。对于儿童之心的原初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重视，造成了童心说以人的生命本体为美学本体的独特面貌，使它思考了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内容上更加切近了审美活动那种融合了感觉、知觉、想像、情感和思维等审美感受心理形式的复杂面貌和本质 规律 ，显示出了“简单”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作为这种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行宇宙图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思想理论呈现出模糊的面貌特征。“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7]这种理论和思维上的模糊面貌，主要体现为轻工具、重心灵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使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工具的局限所在，而没有走向重工具的技术之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局限。同时，与轻工具相适应的就是重心灵，即“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指导悟出最精微处”。[8]不依赖具体工具的中国人选择了用整体的心灵去把握天人合一的世界的奥秘，试图使人的心理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宇宙万物相通。这与那种审美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状态是相通的。童心说就是以直观感悟式的整体心灵和情感，去挽救审美主体心理的异化状态和解决文艺创作的非审美化问题的，它的经验性超越性质的直观感悟和整体心灵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审美观照，强调以整体心灵去把握复杂的宇宙万物，以有限的审美体验去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在这种注重心灵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下，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征，而没有把文艺创作的价值简单地降低为传统的伦理教化功能。“童心”概念，体现出了李贽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把握能力，使童心说比起强调文艺创作的伦理价值的前代美学思想，乃至强调明晰的同时代西方美学思想，都更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虽然选择了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童心说却因为它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而在美学思想领域显示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刻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合理性。

2．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造就了童心说美学思想直观感悟式的认识方式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使它选择以归原初归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当时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拨和超越。这也造成了这种美学思想在经验性超越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它在超越了前代及当时其他美学思想，启发了当时和后世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缺少了一种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的超越态度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它由文化根源及其思维特点决定的 历史 性晚出和理论性“浅薄”上。首先是它的历史性晚出。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新的 经济 发展特征，坊市制度解体，商人地位开始上升，市民阶层出现，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精神文化要求。然而，至明代中叶李贽提出“童心”概念，开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群体转向个人、从伦理转向情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新动向才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童心说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胜利，然而却是一种迟到的胜利。用于指导和引领文艺创作的美学理论的晚出，限制了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美学中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中国美学本身的发展。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历史性晚出，正是其文化根源造就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结果。农业生产、宗法血缘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着眼于整体功能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思想理论的模糊面貌。模糊的理论思想不重视认识明晰的意义和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不会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加以考察，避免了形而上思维方式无法把握整体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及其思维模式的长久遵从，无从反抗，只能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下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做“表层的超越”[9]，由此引起的对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的不敏感，或不能对这种新因素的意义进行及时、合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思想理论在诞生时间上的滞后性。美学思想领域的变革缓慢，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的童心的“人欲”涵义的历史性晚出，就是受到了这种模糊理论面貌限制的结果。其次，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性方面的“浅薄”。李贽所处的时代，市民文艺繁荣发展，然而这种现实并没有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他们仍坚持以封建正统的诗学理论规范当时的文艺创作，甚至在面对文艺创作萎靡衰颓的状况时，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实现超越。李贽的童心说同他们相比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却也没能最终摆脱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的影响。“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李贽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的直观感悟基础上的，直观感悟的把握方式一方面使童心说更加适应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帮助它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实现了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超越；另一方面，童心说美学思想也因为这种符合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性思维特征原则的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经验论思辨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美学史中的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具体。“现象学是代表二十世纪西方 哲学 潮流的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10]，它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美学领域，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来弥合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割裂，现象学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和童心说美学思想都重视事物的感性现实，试图通过对事物原初状态的把握来获得的最终的真实，实现对事物审美本质的把握。然而现象学美学又与童心说美学思想不同，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高度发达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是对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局限的反思和反抗，目的在于克服它们的缺陷，达到真正的“真实”。现象学重视的感性现象，强调的原初状态是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更高的感性的否定式上升的结果。而童心说则是回归到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童心和人的原初心理状态，以童心对抗成人之心，以感性对抗理性，以对混沌一体的整体的直观把握来现实对审美本质被遮蔽的问题的“超越”。缺少理性反思往往会削弱反抗的力量，缺少明确的新美学要素的理论建构也常常显示出不够明晰和深刻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童心说美学思想，因模糊的思维惯性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晚出”，因缺少理性反思和新要素建构而显示出了理论性的“浅薄”，这些共同造成了童心说美学思想在超越性方面的局限。

三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意义

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内涵和超越性特征进行特殊性考察，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认识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美学史研究和观照当前文艺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具有美学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 美学史意义：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通过它来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这也是研究童心说超越性特征的美学史意义所在。在独特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与文化根源，以及这三者影响下的李贽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拥有独特而复杂的超越性特征，在晚明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熏染痕迹和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使人们对于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处理民族美学和世界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经验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之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使它更加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本体、心灵和内在超越，不同于西方美学“出于理论体系的需要而非生命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11]，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美学呈现出了注重人的整体心灵内在超越的面貌。中国美学思想没有像西方美学思想那样拥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的关注天人关系中人的心灵的内在超越之路，试图以审美活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有限时空的超越，获得无限永恒的愉悦的心灵体验。因为重视心灵的美学倾向，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整体模糊的理论思维特色，中国美学思想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的把握，比起西方美学更加全面深刻，它在动态的系统中，以整体的直观感悟和文艺实践的经验 总结 的方式获得的认识，更加符合人类心灵的复杂和深邃的特点，切近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启发我们在认识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一味地以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范式来强制规范中国美学思想，将它们作为判断中国美学思想价值的标准，而是应该充分了解和尊重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既认识到它基于自身文化特性而体现出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它的模糊性、经验性和局限性，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真正做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2． 现实意义：观照和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

儿童影视文学的基本特征例10

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下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主要是关于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的研究，即将儿童绘画能力作为儿童心理发展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儿童绘画的分析研究，为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材料。显而易见，发展心理学中的儿童绘画阶段研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因为仅仅依靠对儿童绘画阶段的分析判断，还不足以揭示儿童美术活动心理现象的根本规律。

立足于生命哲学起点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儿童生命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儿童为艺术生存的价值。从学科属性来看，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不是直属于艺术心理学的范畴，当然也就不能简单套用艺术心理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对象应是处于特定文化环境下的儿童心理问题，美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环境要素，对儿童美术心理的发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能促进儿童美术特殊能力的发展，同时也应促进儿童情感、人格的成熟。

一、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嬗变与发展

传统的美术心理学从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原则”到亚里士多德对“秩序”“匀称”的判断，直至“黄金分割律”标准的应用，自然科学的价值判断在审美研究领域被推崇到了极致。这种建立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美术心理学，在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主导下，一直试图在复杂的美术活动中探寻永恒的心理客观规律，不论是在生物学、生物化学支持下的“实验心理学派”，还是其后受物理学影响的“格式塔心理学派”，都成为美术心理学的奠基理论，使美术心理学沿着科学化的方向走到了今天。

建立在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学研究，其重要的标志性研究是儿童绘画发展阶段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与罗恩菲德的绘画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这种明显的对应性证实了以儿童画作为思想标志探索儿童思维发展的可行性”。在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发展阶段学说的影响下，1927年英国心理学家里德发表了他的“儿童绘画发展阶段说”，首次把儿童绘画发展分为“涂鸦期”“线描期”“叙述的象征期”“叙述的写实期”“视觉写实期”“压抑时期”“艺术复活期”7个阶段。同时，他与罗恩菲德同时提出了儿童绘画发展的“直线型”模式，认为儿童绘画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随着儿童智能不断成熟而成长的“直线型”发展过程。

然而，到了1978年，在美国“u型行为发展会议”上，儿童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提出儿童心理的“u型”曲线发展模式，认为儿童绘画是一个有峰谷曲线变化的发展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美国有关学者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更是提出了“多轴媒体表现说”，认为“不同儿童在同一阶段的绘画会呈现不同风格，而且文化环境因素往往决定绘画能力的发展，儿童在社会文化资源和日常生活中受到环境文化影响，所以，不同民族、地域文化会影响儿童绘画的知识认知和形式表现。”可见，当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已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从关注儿童个体发展走向宽阔的社会文化领域，儿童美术心理的发展不仅与美术教育具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与民族文化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

二、传统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儿童美术心理作为儿童个体生命现象，不仅反映出儿童生命存在的本真，同时也折射出儿童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特征，儿童美术心理活动自然离不开美术知识形态，而且必然地受到美术审美心理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所以有关儿童美术心理的研究不仅会涉及儿童美术活动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也会涉及美术知识与审美情感问题，同时还会涉及儿童美术心理发展中环境文化影响的问题。

(一)关于儿童美术活动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

如同人类存在语言模式的生物发展结构一样，人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着审美发展结构，人的审美经验甚至在儿童使用蜡笔、颜色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研究生命发生基础的生物学理论一直是研究儿童美术心理发生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儿童作为生命发生体，天生就携带着一种先天性的‘自然结构’和图式，这是儿童与生俱来的一些审美心理原感。”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立足于儿童物质生命的本原，对儿童美术心理中的视知错觉和生理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而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基础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则立足于儿童的社会文化属性，对儿童美术心理中的文化符号认知理解和体验问题情有独钟。

“心理学是否是纯自然科学，是否应当列入生物科学的范畴，这应当是一个应该继续讨论的学术问题。心理学也可以应用比较法，通过和各级动物的比较，来进一步说明人的有关心理现象，但是，无论如何，绝不应该把人的心理机械化和生物化。”建立在儿童生理成熟机制上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把儿童美术活动能力首先归于其生理机制的成熟，特别是有关儿童美术技能研究的生理成熟论者往往把幼儿手腕、手掌大小、肌群及手臂肌肉发达程度作为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且把美术活动有形的结果视作衡量儿童美术动作机制成熟的重要标准。其实，通过美术活动结果来判断儿童生理机制发展水平，往往会让研究者过分相信儿童美术动作技能的“记录”功能，但事实是，对于那些有动作技能不良记录的儿童，之所以没有表现出美术能力，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手臂、手眼协调机制没有达到成熟水平，而只是由于缺少有关经验而已。比如“发展知觉能力和肌肉运动能力可以为临摹几何图形提供必要基础。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上述研究所得结论也未必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研究者)把临摹几何图形的能力看成只不过是知觉能力和运动能力的相加，这显然是不够的。”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忽视儿童美术活动特有的整体性，仅仅把儿童绘画视为一种感知意义上的心理现象，而非多元因素作用下的学习过程。尽管以格式塔心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认为知觉感官的功能同样具有抽象、推理等理解上的意义，但是儿童美术活动毕竟不是一种单纯的视知觉心理现象，仅凭这些“儿童知觉感官功能的抽象、推理”显然不能让儿童顺利完成复杂的美术活动任务。

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由于固守实验、实证的方法研究儿童美术活动中的生

理心理机制，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把儿童绘画作品作为“试纸”，试图依此判断儿童智力水平的现象。如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画一个人”的测量工具，它旨在依据儿童画中出现的细节详尽程度来判断儿童对环境认知的水平，让心理学家由此断言：“那些虽然在纸上自由画出一些符号，但还没有能力画出‘封闭形状’，或是不能将自己在纸上所画的符号与他们周围环境之间联系起来的儿童，可以看作是三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在三岁年龄阶段，这样的绘画水平是正常的。”时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我国还依然能够看到当年美国“画一个人”测量的影子，如当下我国长期热度不减的“少儿美术考级”，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儿童美术心理测试。

(二)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知识与情感问题

“人不仅在其本质上是乐于求知的，而且人的生命、全部现实生活也是由知识所建构的。”从儿童美术的发生看，游戏是儿童美术活动的重要原生形态，如果说艺术是游戏的一种形式，那么儿童的游戏就是一种艺术形式。知识既然是认识和经验的总和，那么儿童美术活动的知识就应包括对游戏中物质媒介操作的经验与相应的内心情感体验。儿童美术活动不是狭义的艺术专业化的生产或欣赏活动，而是伴随游戏过程的一种广义的学习活动，所以它一方面涉及非专门化的宽泛的造型艺术知识，另一方面涉及游戏活动规则以及由实践操作引发的认知理解行为，即当儿童把玩绘画工具，进行涂鸦游戏时，不但认识操控了工具，同时也体验了整个游戏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由于传统儿童美术心理研究过分强调儿童美术活动的有形成果，强调儿童美术知识的所谓专业化，因此就难免使自身在儿童美术知识认知与情感表达之间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现代绘画方法确实给儿童提供了表现其心理活动的机会”，使儿童能够不受传统技法知识的束缚来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儿童这种自由表达“不仅鼓励了那些所谓的自发笔画和因一时冲动而闪现出的形象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混乱不整的色彩所组成的粗糙的艺术品的大量涌现，而且干扰了受视觉控制的形式的准确性。粗糙的画笔以及滴色的油笔，仅使儿童们创造出某种片面地表现他的心理状态的画。”他们看到了传统写实主义艺术观念下技法训练的弊端，“传统方法就是让儿童用一支削尖了的铅笔一味地把模特描摹下来，”因此使儿童受到了束缚，但同时他们又主张“阻止儿童运用艺术品去再现他所观察到的现实”。由此可见，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在尊重儿童自由表达与维护经典美术知识的权威之间徘徊不定。

其实，如果我们摆脱经典艺术知识观对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约束，从儿童美术活动的生命价值出发看待儿童美术活动中知识的个体经验特征，就可以避免上述矛盾，因为如果心理学也是科学，它就要研究被人们认为是主观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并且不能否认它们的合规律性。

(三)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中的民族文化影响问题

心理现象是由社会活动、自然环境及社会活动和自然条件所产生的概念等建构而成的。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包括儿童美术心理学在内的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但是，“科学如果没有社会环境的需要和刺激，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受实验心理学科学实证观的影响，传统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一直忽视儿童所属民族文化对儿童美术活动产生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康达尔大学家庭研究与人类发展学教授w.l.布雷顿曾充分肯定儿童美术发展阶段理论的价值，认为“在美术的发展上，世界各地的儿童似乎都遵循着一条共同的规律，他们都是按照上述的美术阶段发展的。我们曾经收集了另外一些国家的儿童绘画，像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乌拉圭、日本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等，从这些国家的儿童画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由此可见，儿童早期的美术作品所采取的形式在世界各国都是相似的，其差异仅在于画面上所反映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不是因为各国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明确地说是因为儿童在绘画中所反映的各国不同的风土人情所造成的。”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当“风土人情”没有作为文化要素进入儿童美术心理研究时，儿童早期绘画被认为都是相似的。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心理学则认为某一文化语境制约着语境环境内的人对刺激的反应，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符号表象系统，“人的心理尤其是高级心理活动主要是符号活动，是创建或制造、运用、操作符号的过程。”照此观点，儿童美术心理活动同样应该是儿童在一种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符号认知与操作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张增慧、林仲贤合作开展了3－6岁壮族与蒙古族儿童颜色爱好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所属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儿童对颜色的爱好具有差异性。此研究结果为我们认识民族文化与儿童美术心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持。进入本世纪后，世界各国的儿童美术心理研究进一步表明：“文化的因素将决定绘画能力的发展，儿童从社会文化资源、日常生活中学习绘画……即使共属同样的文化传统，地区环境的因素也会影响儿童的认知及绘画表现。”

三、不同价值观、知识观与文化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环境和教育在儿童心理发展上具有决定作用，遗传只提供儿童心理发展的可能性，而教育则规定儿童心理发展的现实性。”不同教育观念下的儿童美术教育直接影响着儿童美术心理的发展。我们认为，儿童美术心理研究与儿童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区别与联系在于：前者是针对儿童美术心理现象的事实问题进行归因分析；后者则是从社会要求出发，在明确儿童美术教育价值、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对儿童美术现象的分析研究来检验美术教育内容、过程与方法的有效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理学不是实验教育学的一个必要的参考因素，而只是说，实验教育学所参考的问题不同于心理学的问题。实验教育学的问题所涉及的不是儿童一般的和自发的特征和智力，而是有关的教学过程对于这些特征所产生的变化。”

(一)不同价值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正确看待幼儿原始美感的发生以及遗传基因的文化属性是儿童美术心理研究的重要哲学起点。“卢梭要求把儿童当做儿童对待的观点是应该加以检讨的，因为儿童不仅是一个‘儿童’，而且还确实是一个‘人’，儿童的活动不仅是‘儿童的活动’，而且还是‘人的’活动。看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别是错误的，但是，看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作为‘人’而存在的共同性也是不对的”。正是受卢梭的影响，传统儿童美术教育家往往在“保持儿童艺术天性”和“适时美术教育干预”之间摇摆不定，就连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博士也不例外。在她看来，“没有什么绘画的进阶练习能引人达到艺术创造，儿童的绘画是依自己的情感制作，就象促进自己的语言的成熟一样，儿童的努力是自发的，因此她坚信儿童绘画是不可教的，但是她又以激烈的语言谴责当前学校展出的那些具有‘自由画’儿童期特色的可怕的美术作品，她认为心理学家收集、观察，并加以分类的‘幼儿心理的文件’，其实不过是智能上不法的可怕表现而已，‘它们显示出儿童的眼睛未受过训练，手是迟钝的，心对于美

丑同样地无感觉，真假不分’。”蒙台梭利顺应儿童的自然成长，确认儿童的努力是自发的，但是又惧怕儿童因缺失训练而变得美丑不分，同时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心理学家，显然有失公允。

儿童美术教育的专业化往往把儿童美术学习看成是儿童接近艺术经典的必然途径，从而忽视了儿童美术心理的自发特征。“艺术教师很容易有尽可能早地教学生中心透视法这类诀窍的倾向，它使老师显得很内行，使想尽快达到成人标准的学生感到高兴，也会给家长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它很快就变成笨拙的洗脑。”显而易见，儿童美术教育家在目睹了实验心理学关于形状知觉、图形记忆与外在刺激条件的研究成果后，会更加坚定利用美术手段促进儿童上述方面发展的信心，于是也就出现了旨在训练儿童专门化形状知觉与形状记忆能力的教学内容，如儿童写实绘画训练，原本是借用了一种艺术式样的普通美术活动，由于教师偏颇的教学理念，即要刻意强化儿童对客观形状知觉记忆的刺激条件，结果出现了固定僵化的儿童美术教学内容与机械死板的训练模式，使儿童陷入被动的苦恼之中，尽管儿童所画的形象与客观实物越来越像，但其自主表达的能力却越来越差。因此，有美术教育家认为：“发展知觉能力和肌肉运动能力可为儿童绘画奠定重要基础，但是，美术活动中的技能操作不是知觉能力与运动能力的简单相加，如果排除了有关理解、想象和情感兴趣等其它心理因素，而一味希望通过专门化的感知训练来达到发展儿童美术心理的目的，可能会让儿童付出惨痛的代价。”

(二)不同知识观的美术教育对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影响

“幼儿心灵的成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脆弱的过程，很容易受到在错误的时间灌输的错误内容的干扰，在艺术及其他教育中，最出色的教师并不是将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而是凭着一个优秀园丁的智慧、观察、判断，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儿童美术教育的目的必须通过美术知识来实现，这其中包括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获得的美术知识。传统的发展心理学认为，“在专门组织的感觉训练的条件下，知觉的发展最为有效。”同时，“儿童为了正确感知图画，必须学会考虑绘画的特点，他应当掌握社会上已经形成的素描和色彩画的艺术标准。”如果从儿童的特殊才能或特殊儿童教育培养角度看，上述主张似乎并不错，但是对于普通儿童发展意义上的儿童美术教育来说，这种狭隘的美术知识观显然已经背离了儿童美术教育发展的健康轨道。

关于儿童美术的概念，在《牛津艺术指南》中，其条目的主要内容是：“如果给予儿童方法和机会，他们会用线条和色彩表达自己，或者会塑造他们能找到的造型物质，这种能发展成表现物体的素质将持续到青春期。显然，儿童的美术知识不应是专业化美术知识形态的代指，在鲁道夫·阿恩海姆看来，儿童美术“知识的根本是一个感性世界，是我们可以体验的，从一开始，儿童就试图用公开的形式表现出他的体验，这种形式的形成既受到他所接触到的并知道如何运用的媒介的制约，同时也只有用这种媒介才得以产生。”以上论述虽然没有为我们界定出明确的儿童美术知识概念，但是，正是这种模糊的表达显示出儿童美术知识的人文性特点，因为儿童美术知识不仅仅是显性的知识形态，作为人文知识，它理所当然地还具备隐喻性特征，即作为一种人的体验与表达，它不是“通过逻辑的、实证的渠道来进行的。”。只有基于这样的儿童美术知识观，儿童美术教育才能在促进儿童审美情感、发展儿童审美知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使儿童美术教育成为儿童美术心理发展的外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