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1

会议筹备组在会议基本主题范围内，提出若干方向性选题建议，供考虑与会学者参考。

一、晚近中国古代史资料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二、电子文献、资讯扩展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三、域外文献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意义；

四、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实证方法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新认识；

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诸视野的评价（如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观、区域性研究、中国中心史观）；

六、对域外中国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评价；

七、对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各种模式性论说的评价；

八、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影响的分析；

九、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启示及相关评价；

十、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对研究者素质的新要求。

拟参会论文者请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会务组提交参会回执，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与职称、联系方式、论文题目及提要。会议组委会将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正式受邀与会者请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会务组提交论文全文。论文需用MS-Word打字，页下注，1.5倍行距。

会议为期2天、与会者旅行费用自理、会议期间食宿费用由会议承办方承担。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2

艺术设计的发展有其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艺术设计概论》正是遵循着艺术的发展历程，以“总―分”的行文结构展开论述。在本书中，作者首先总体概述了艺术设计的概念、发展脉络、发展现状等，这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从宏观上对艺术的发展演变有大致的把握。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艺术类型多种多样，如工艺美术品设计、环境设计、室内设计、广告设计、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服装设计等。艺术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就生活领域来说，包括广告宣传、房屋装修、城市景区规划、多媒体动画、企业营销宣传等。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影响，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独特迥的艺术风格，如古埃及、古大洋洲、美洲、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地中海工业美术等。然而，正是艺术设计丰富多彩的类型和风格交织在一起，才汇聚成了艺术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这就决定了对艺术设计的了解单从宏观上把握是不够的，还需从微观上具体把握。因而，作者又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列举了经典的艺术设计作品，还分别从认识艺术设计、解读艺术大师、品评艺术作品和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细致分析了与之相关的问题，以清晰透彻的研究思路将读者的思维带入对艺术设计的思考和作品赏析中。这种“总―分”的谋篇结构，从整体到具体的论述思路，不仅丰富了全书的内容，还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和可把握性。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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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①。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讲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讲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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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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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①。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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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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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4

傅庚生教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唐诗研究的前辈学者，有多种论著。我喜欢他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因其有助于古诗文的赏析和教学。该书将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将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借用古代的诗文理论来讲解古诗文赏析之法，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个性，与高头讲章式的文学批评论著有很大区别。

傅著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兹择举其要目以窥一斑：精研与达诂；深情与至诚；情景与主从；联想与比拟；脉注与绮交；纵收与曲折；穿插与烘托；警策与夸饰；辞意与隐秀；势度与韵味；真色与丹青；雅郑与淳漓；练字与度句；重言与音韵；对偶与用事；摹拟与熔成。

可见，举凡古诗文的阅读方法、诗文的情感表达、比兴之法、结构布局、风格变化、格调庸隽、语言声韵等各方面的鉴赏问题均有涉猎。我以为，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中国传统的诗文理论与诗文鉴赏于一体，借助古代的诗话、词话、文话来分析鉴赏古诗文，它对我们今天的借鉴作用也体现于此。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盛行“细读”之法，傅著也有此特点。他论述诗文之抒情达意、布局结构、层次变化、用字用韵，均极细极详，对鉴别诗文之美丑，指摘瑕瑜，十分有用。他结合具体的诗文例句，借用古代诗文评话语，屡论古诗文“纵收之法”“明暗两法”“隐胜与疏快”“练字与度句”“用韵之清浊”等等，对古诗文之“细读”，尤有胜处。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5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界有关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反思已持续多年，它所引起的争鸣和讨论也赢得越来越多的业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这反映出文学理论界对于变革文艺学教材的迫切使命感，这是非常令人欣慰和鼓舞的。

高校文艺学的基础教材是《文学概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门课程的教材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50年代的“仿苏”阶段。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持续强化；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艺学自然基本上照搬的是前苏联模式。于是，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成为当时高校的通行教材。

第二，60年代的“初学”阶段。这个时期，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基本上还是沿用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有益成果，因而分别成为北方和南方高校的主导教材。

第三，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陆续引进，引起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观念的大变革，从而促成《文学概论》教材的重新编写。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董学文与张永刚合著的《文学原理》等先后问世，这些“换代教材”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一两部权威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我国高校《文学概论》教材建设告别了“仿苏”与“初学”阶段而开始走上自觉创新阶段。其创新性质主要体现于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从而形成文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品格。同时，在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上，这些“换代教材”不同程度地抛弃了对文学的静态解剖，转而把它当作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加以考察，这既增强了教材的系统性，又更接近于对文学基本性质的把握。

到新世纪，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彰显，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若干新的趋势，高校文艺学教材建设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为回应新的挑战，一些业内学者开始反思新世纪文艺学教材建设应如何开启一个打破传统模式、确立新型规范的新生面，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魏家川的《文艺学学科定位与文学理论教改》、李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钱中文的《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等文，都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李春青的“学科自律”原则、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构想引起较大反响和争议。

李春青的“学科自律”原则包含两个要点：“其一，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二，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1]。

陶东风的“反本质主义”构想也包含两个要点：其一，“在认真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其二，“在介绍这些概念、讲述这些问题时贯穿历史的方法，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与问题……做历史的解释”[2]。

显然，李春青的“原则”和陶东风的“构想”都涉及文艺学教材应有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不难看出，两人在内容问题上的看法存在差异：李春青主张文艺学应当研究文学理论中有追问意义的具体问题；而陶东风主张文艺学应当提出中西文论所共同触及的基本问题。但在方法论上，两人的观点则是完全一致的：即李春青所重视的“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换为陶东风的说法，就是要“做历史的解释”。

那么，李春青所谓的“具体问题”和陶东风所谓的“基本问题”究竟指的是什么？它们何以成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众所皆知，8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的各种文艺学基础教材，一般都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看作文艺学的基本问题。李春青认为，这些所谓基本问题都是“来自文学现象之外的伪问题”，不仅“僵化与滞后”，而且“带有某种虚幻性”，“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应当弃之于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外。在他看来，“文学是一种最为变动不居的东西，因为它紧贴着生活，而生活恰恰是一个千姿百态、流动不已的过程”，因此，“文学理论应该研究具体问题而不是凭空建构概念和命题的大厦”。“比如说，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特点问题，却不可以追问什么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问题；可以追问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却不可以追问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性原则的问题；可以追问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异同问题，却不应该纠缠于什么是文学的本质问题。总之应该尽量将问题具体而不是空泛化”[3]。从李春青的举例来看，他所谓的具体问题，当是指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历史分析与梳理。

陶东风对现行文艺学基础教材所作四大范畴的划分也极为不满，认为这个划分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既“遮蔽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具体性与历史差异性”，也“遮蔽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地方性”，即民族具体性或民族差异，因而不能对“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在他看来，“人类的知识必然是地方性的，因为生产这种知识的主体是具体的，生产知识的场所也是具体的。那些所谓的‘普遍性’知识不过是以‘普遍’名义出现的某种地方性知识而已”[4]。按照陶东风的这个说法，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属于地方性的；如此看来，他所谓的“基本问题”和李春青所谓的“具体问题”应当是一回事。不过，从他后来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一书我们看到，他是把“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文学‘再现’”、“文学的语言和意义”、“文学的传统与创新”、“文学与文化”、“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身份认同”等确定为中西文论所共同涉及的基本问题。

不难看出，李春青和陶东风的共同意向，是推动文艺学基础教材面向文学实践、面向学科前沿，这无疑是应当肯定的。的确，新世纪文艺学的基础教材如果不能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实践，不能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就会使教学失去时代感。在这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文艺学基础教材的建设已经做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譬如，这些教材一方面十分注重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及我国新时期文学若干新趋向的研究，来充实、丰富和修正原有理论；另一方面又力求吸收文艺心理学成果来阐释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吸收人本主义、形式主义和现象学文论来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构成和内在意蕴，吸收文学解释学和文学接受理论来说明欣赏和批评的主体性，等等。但必须看到，文艺学基础教材在贴近文学实践和体现前沿性的同时，不能丧失作为基础理论的性质。

笔者认为，具体与普遍、前沿与基础是文艺学基础教材《文学概论》中必须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因为《文学概论》毕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讲授文学的元理论，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从研究大量具体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新的文学实践和前沿理论成果可以补充、完善或更新某些基本原理，但不能替代基本原理。从这个观点来看，李春青要求文艺学基础教材对具体文学现象加以历史分析与梳理，这无疑背离了其作为文学元理论的性质。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把西方古代“诗学”、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作文艺学基础教材的基本问题，这实际上是把《文学概论》与《古代文论》、《西方文论》、《20世纪西方文论》、《文化研究》等课程合而为一了。既然如此，李春青和陶东风为何不干脆取消《文学概论》课程呢？看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文学的元理论、并且承认《文学概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只是他们不认可现行《文学概论》教材对于基本问题的提炼，认为这些所谓基本问题都带有“虚幻性”，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

其实，李春青和陶东风的这个认定是缺乏学理依据的。诚如李春青所言，文学的本质、功能和规律等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但它们完全可以、也应当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否则便不会有关于“文学”的理论了。

至于探讨文学的本质、功能和规律等问题是否就是“本质主义”思维？这其实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何谓“本质主义”？按照陶东风的解释：“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质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5]。

这里，陶东风对本质主义思维方法之形而上学性质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但他的顾虑毕竟属于无“的”放“矢”。纵观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个编著者宣称自己对于文学本质的言说是绝对真理；相反，强调文学本质的历史性，反对形而上学地追寻文学绝对本质的观点始终不绝如缕，几成共识。

可见，我们不能因为赞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于本质主义文论的解构性批判便说文学无本质，从而放弃对文学本质的研究，甚至认为文学就是文化，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学性，导致文学取消论。对于作为文学元理论的《文学概论》教材来说，更不能回避关于文学基本性质的言说，尽管这种言说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历史的真理性。但又必须对文学基本性质做出历史性的阐释，而不能仅仅以文学理论史的历史分析与梳理来代替文学理论本身。如此看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基本要义，便是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与融合的理论视域中，构筑起富于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构成论和文学接受论。

参考文献：

[1][3] 李春青. 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J]. 文艺争鸣，2001(3)：43-44.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6

著名学者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袁编《文学史》）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出版的文学史教材，2005年又进行了修订，出版了第二版。这部教材被教育部指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成为当下大陆高校最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其作用和影响勿庸置疑。这部教材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赞扬声有之，质疑声有之，对其进行研究的相关研究论文也有30余篇。为促进文学史教材的不断更新和提高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质量，有必要对有关这部教材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

一 袁编《文学史》的优势

参加撰写袁编《文学史》的学者近30人，可以说此书是成于众人之手。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编写体例，则是这一写作方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法宝。袁编《文学史》在指导思想、编写宗旨和体例方面皆有其优势，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肯定。

以文学为本位，辅以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这是袁编《文学史》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在每一编的“绪论”中得以集中体现。郭英德认为，该书编写者在撰写绪论时会特意选取一定历史时期中文化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若干特征加以论述，深隐地显示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着重选取一定历史时期文学观念、文学活动的一些突出特点，详加描述，聚焦地突出在文学史中文学自身的本体地位；这种文学史的写作格局，无疑有着昭示未来的典范意义。林东海认为，该教材能将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将其他社会科学作为影响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加以参照，写法上以文学为主体，着重阐明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能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进程，批评与鉴赏只作为影响创作的因素加以说明，不作为主体对象；能始终抓住文学主流，即主要流派、主要作家、主要问题、主要论点，构成主旋律，而将次要部分从略介绍。有的研究者还将其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对，认为它在指导思想上克服了文学史研究中“左”的思想倾向。

守正出新是袁编《文学史》的编写宗旨。研究者认为，这部教材在尽力准确地介绍文学史基本知识，讲述那些基本的、已成定论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文学现象的同时，又充分汲取和总结新的研究成果，将学生带入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而且在叙述文学现象、评论作家作品及风格流派时，观点平实稳妥．科学性很强，在守正出新这一点上做得令人满意。也有研究者认为，袁编《文学史》采用了在传统中求新求变的写作策略，以沿袭与创新的互动推进文学史写作的变革，这正是守正出新编写宗旨的体现。一些研究者则着重分析了袁编文学史的“出新”，认为这部教材对每一期段文学发展的描述，注重横向、纵向和以点带面的结合，能在文化大背景中把握作家创作或文学现象，能恰当运用新的方法与理论来分析、解说、阐释文学作品及作家的创作特点，并能客观公正准确地为作者定位，对文艺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表述更趋科学准确。

袁编《文学史》的编写体例是研究者关注的又一个焦点。多数研究者认为，跟以前的文学史著作相比，该书在编写体例上有不少亮点。第一，此书每一编都设有绪论，全书还有一个总绪论，可领起全书或全编。这样设计便于编写者深入阐述文学史的理论问题。第二，每一章节前均设有小标题，钩玄提要，将本节的主要内容一一点明，条分缕析，简明扼要，可以引导学生尽快掌握本节的知识点，对教师讲授也颇有启示作用。第三，每章后面都附有详细的注释，征引丰富的古文献资料，有很多注释是考据性论文的缩写，为读者进一步钻研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和线索，充分体现了规范性、知识性与前沿性的结合。第四，每卷后附有文学史年表，能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便于师生了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了解作家行踪及其创作。第五，每卷后附有研修书目，开列了重要书籍及其良好版本，有很强的专业针对性，对拓展读者的学术视野、重视原典阅读和开启学习门径大有裨益，也为教师备课和学生研修提供了方便。这种把总绪论、绪论、提要式标题、注释、文学史年表、研修书目融合在一起的编写体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同时又具有较严谨的学术成分。

除了编写体例新颖外，袁编《文学史》还提出了不少新概念和新见解。最引人关注的便是文学史按“三古七段”分期的提法。研究者认为，这部文学史一改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学史以朝代的更迭作为分期的习惯，而采用“三古七段双视角”的分法，正反映了以文学为主体的观念，承认文学发展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对不平衡性，而在实际操作中仍保留朝代分期，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比较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这部文学史对于以往文学史某些习用概念，如“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山水诗派”“边塞诗派”之类，不再人云亦云，而代之以“静逸明秀之美”“清刚劲健之美”“慷慨奇伟之美”等新的提法，既新鲜，又更符合文学本位的宗旨。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优势，袁编《文学史》被学者称赞为“近二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最为突出的一种”，“达到了当前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最高水平”“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和高校文科教学中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 袁编《文学史》的缺陷

袁编《文学史》在迅速占领高校文学史教材市场后，质疑声也随之不断，有时他人限中的优势又成了别人眼中的缺陷。质疑声中，以翁其斌、李定广的《“守正出新”兑现了吗——对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之学理批评》和黄钧的书评《试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二版）》这两篇文章最为激烈。

翁其斌、李定广一文批评袁编《文学史》，是以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参照物的。在对比之下，该文认为郭编《文学史》和章编《文学史》力求突破和创新的目标比较具体，其成效也比较明显，而袁编《文学史》提出的目标不及这两部明显，所以落实效果也似乎不及这两部，至少在编写体例、内容增补和论述分析这三个方面有所欠缺。该文认为，袁编《文学史》体例欠严谨，不像郭编《文学史》在章节设计与编排上遵循“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这样明确的、统～的标准，随意性较大，显得凌乱，不利于教学。该文又说，袁编《文学史》在内容增补上也欠合理，尤其是用大篇幅增补对宋代作家四六文的叙述，而忽视宋代作家的散文名篇，是以劣汰优，在增补古代小说在国外的影响这些内容时又忽略了其他文体，造成明显的顾此失彼。该文还认为，袁编《文学史》在概括性论述和对作品的分析方面，比如对沈侩期的作品、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汤显祖的《牡丹亭》的分析以及对晚唐诗歌的一些概括性论述，其水平和深度往往不及章编《文学史》和郭编《文学史》。

黄钧《试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二版）》一文并未正发表，而是公开刊登在他的博客上。全文洋洋洒洒，近2万字。该文批评了有关方面利用公权力推广袁编《文学史》的做法，不同意袁编《文学史》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最为突出的一种”的说法，认为袁编《文学史》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文学史”却非“第一流的教材”，因为作为专业基础课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必须强调诸如基础性、知识性、共同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而袁编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忽略了对古代各类文体及其渊源的叙述和介绍；第二，忽视对古代作家生平的叙述介绍；第三，用个人观点取代共识；第四，文风不符合教材要求。关于后面两点，黄钧与另外一些研究者的意见针锋相对。在称赞者的眼里，对于盛唐诗人，不从取材之异而从作品的美学效应分类，把他们区分为创造出“静逸明秀之美”“清刚劲健之美”“慷慨奇伟之美”等三派，是致力于突显意象类型和美学风格，而在黄钧看来，这些都是含糊不清的概念，是以个人观点取代共识的表现。在称赞者的眼里，袁编《文学史》虽出于众手，表述风格却基本一贯，行文有严谨清畅、细腻雅丽之美，文字简洁流畅，相当部分写得很有文采，确能体现文学研究本身的艺术思维和审美意味，而在黄钧看来，袁编忽略基础知识，论证不够落实、重论轻史，刻意求新求深，使用的概念不够准确和科学，个别章节甚至有点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色彩，完全脱离教学，根本不考虑学生能否接受。黄钧认为，作为一部严格的专业基础课教材，必须将错误减少到最小程度，尽可能不犯知识性、常识性和原则性错误。在他看来，袁编《文学史》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好，故书评的第二部分他用详尽的材料和严谨的分析指出了袁编《文学史》17处明显的错误，以及文学史年表中存在的明显错漏。

此外，有的研究者以袁编《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这部分为例，通过对其章目的编排和论述的层次分析，认为这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条理性欠明确，很多章节的编排无法体现编者的史论观点，其论述的逻辑层次还需推敲，使得它的经典性被削弱。

三 袁编《文学史》值得商榷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袁编《文学史》所引起的反响，在激烈的批评声外，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声音。不少研究者以商榷的口吻，有的对袁编《文学史》所存在的错误予以道明，有的对该教材提出需要改进、完善的具体意见。

一些研究者结合文学史上某些具体的问题，对袁编《文学史》的相关论述提出了质疑。王万岭在详细讨论《西厢记》“角门”与“跳墙”这个富有内涵的问题之后，指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元代文学》认为王实甫有意识通过张生忘记围墙上有‘角门儿’，从而达到刻画张生‘鲁莽迂痴的性格’的目的，这完全是对王实甫《西厢记》的曲解，也极大地减损了张生形象的光彩。”随后，他又发表《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对戏曲形成的论述存在问题》一文，认为袁编《文学史》的论述混淆“戏剧”与“戏曲”的种属概念关系，误以种概念“戏剧”代称属概念“戏曲”，还直接用“宋代院本”概述宋代所有与戏剧表演有关的各种伎艺，会给读者形成院本产生于宋代的错误认识，使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的表述语句，会让读者产生唐代就已经出现“说唱诸官调”的错觉，文中“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臻于成熟”这样的表述颠倒了杂剧和南戏产生的地理位置，错误性质较严重。袁编《文学史》认为徐铉入宋后文章多用骈体，风格浮艳，而有学者通过数据统计，认为徐铉入宋后文章崇理尚实，用典妥帖，语句典雅厚重，有宏博雅致之感，以“浮艳”斥之，似乎不公。袁编《文学史》认为明代话本小说创作冲破了程朱理学樊篱，但有学者通过分析“三言”，得出了明代活本小说更多地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并未跳出理学樊篱的结论。

一些研究者善于从细微处人手，发现袁编《文学史》所存在的明显错误或问题。有的学者针对袁编《文学史》第一卷12处的语句表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有的学者指出袁编《文学史》第一、二卷存在4处引文讹误或欠妥，2处叙述前后不一，3处用字或标点明显错误；有的学者则从袁编《文学史》后面附录的注释与研修书目中找到问题，认为袁编《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编第三章中关于苏舜钦的一则注释有多处明显疏误，甚至弄错历史纪年，研修书目也存在选本不善、表述不清、著录粗疏、排校错误、入选书籍时代分布不均衡、基本的研究著作缺失等问题。

还有一些研究者对袁编《文学史》提出了改进意见，以期使其更加完善，切实担负起通用教材的重任。首先是内容的增补与修改。例如，第一编先秦文学《诗经》部分比起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并未增添什么新内容，看不出新成果的积累，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缺少《文选》与《玉台新咏》两书的专节，第五编宋代文学关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多浮泛之论，且在具体章节的论述中未能深入，对周邦彦在唐宋词史上的重要贡献、地位论述也不够充分、明确。又如，在文学史年表中，涉及某位作家在某个时期的创作时，应该举出这位作家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编写者偶有处理不当之处，即漏掉了重要代表作品，而举出了没有多大影响的作品。再如，袁编《文学史》缺少各类文体的特点及其渊源的介绍，古代作家生平及思想情况的介绍也过于简单。这些都有待于增补或修改。其次是修正错误以及增强表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比如，袁编《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刘勰也是齐梁时的作家，却只冠以“梁”；范哗的朝代有时写作“（南朝宋）”，有时又写作“（南朝）宋”；绪论“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表述含糊，自相矛盾。该教材在体例统一规范、概念表述、文献引用及校勘方面应进一步加强。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袁编《文学史》凭借其优势在促进高校文学史课程教学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无论是赞扬之声，还是质疑之声，都说明袁编《文学史》引领了一个重新审视和重新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新潮流。自它出版以后，古代文学史家都努力在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更新自己的观点，对以往的文学史旧著进行反思和修正，涌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文学史新著，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史家们在互相批评和互相借鉴中逐步形成各自比较成熟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和文学史编撰体例。袁编《文学史》通过注释等方式把学术界的前沿成果吸纳到高校教材中来，这一创新形式也促使文学史编写者不得不紧跟学术研究的趋向，极大地增强了教材的学术性。当然，袁编《文学史》的缺陷和错误，我们也不能不正视。研究者在这个方面已经揭示了不少，包括意见内容的安排和增补所建议的很多都富有建设性，笔者希望袁编《文学史》在第三次修订时，能够审视和吸取研究者们的意见和建议，打造一部更为经典的文学史教材。

同时，学者们对袁编《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稳步推进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启示价值。要成就一部经典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应该努力遵循以下几条原则：第一，体例规范与表述准确，由众人事作编著的文学史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第二，以时代演进和文体发展为经，以作家和作品为纬，体现出良好的逻辑层次；第三，处理好个人观点与学者共识，亦即创新与承袭的关系，既不能一味求新，也不能抱残守缺；第四，实用性、学术性、观赏性能够有机统一，不偏不废。总之，一部经典的文学史必须是有史料、有理论、有见识、有脉络，在思想观点和文字表述上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参考文献

[1]文学史写作空间的新拓展——众专家评说高教版《中国文学史》[J]．中国大学教学，2000(12):10-15．

[2]闻一．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研讨会综述[J]．文学遗产，2001(1):11．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7

白居易在其于元和元年（806）参加制举试前的75篇拟制习笔《策林》中，计用10篇文章，探讨了与礼乐文教相关的问题，其中既有对迷失学习要旨之愚诬者的批评，又有对继承与革新礼乐之原则的论述；既有对侵剥民生、惑乱人心的释教的揭露，又有对饰伪媚神、厚死伤生的淫祀的指斥；既有对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创作态度的提倡，又有对选使采诗、察政达情的采诗制度的鼓吹。白氏在《策林》中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不仅体现了他的儒学思想，且对其儒家诗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体旨达情，经世致用

对研习诗、书、礼、乐者来说，该掌握怎样的学习要领、具备怎样的学习态度？是浮光掠影、只满足于外在的章句呢，还是宏明通达、深究其内在的精髓呢？是亦步亦趋机械接受呢，还是去粗取精学以致用呢？对此，白居易在《救学者之失》中云：

（太学生徒）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导之实也。伏望审官师之能否，辨教学之是非，俾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不专于章句诂训之文也。习礼者以上下长幼为节，不专于俎豆之数，裼袭之容也。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也。夫然，则《诗》、《书》无愚诬之失，礼、乐无盈减之差，积而行立者，乃升于朝廷；习而事成者，乃用之于宗庙。{1}

由文中看，诵习《诗》、《书》者，专注于章句训诂之类的末节，背弃了疏通达远的大旨；执掌礼、乐之器者，只重视礼数、仪容以及节奏、律度之类的形式，遗失了上下长幼之礼和中和友孝之德的内涵。白氏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作了检讨：做官者未尽责任，疏于训导；为师者素质欠缺，方法失当。白氏为此提出的补救措施一是用经世致用的方针来要求学生及老师；二是奖优擢贤，把那些懂得体旨达情、学以致用者选拔到重要的岗位上。

白氏在《救学者之失》中所表述的体旨达情、学以致用的思想，是在中唐复古崇儒思潮激荡下催生出来的。若追溯根源的话，白氏的思想可说是源自啖、赵、陆的《春秋》学派。中唐学风的新变是自啖、陆、赵《春秋》学开始的。由私家传授而进入官学后，《春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日渐显盛。“自贞元后期以来，以《春秋》学派为代表的新经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文化导向，这就是将学术政治化，要求对经学的解读能面对现实政治，要求习经者能依经取义，发挥儒家诗教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作用。”{2}白氏在《救学者之失》中，强调突出的经世致用、反对拘守僵死章句的思想，“更直接地将这一公羊学历史公式引进了现实政治阐释”{3}，其与《春秋》学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通的。由此看出，白氏的“救学者之失”不单是在纠正、补救教与学的偏失，而更主要的是以此为切入口，追求和弘扬儒学以学干政的精神。

二、斥异崇儒，禁释正心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主张后，至少形式上形成了儒术独尊的局面。但从实际看，汉武时期独占鳌头的儒术已不尽是孔、孟之真传。魏晋之际，承汉末社会大动荡之惯势，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受到严重冲击。正是于此期间，域外的佛教开始在中土传播流行，并引发了下层民众追捧和上层士大夫研习体认的兴趣。鲁迅先生曾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论辨，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4}从鲁迅先生概括的情况看，自魏晋迄于唐代，思想界早已出现了儒、道、释三家并存的态势。为扭转这种“混乱纷争”的局面，佛教传入中土后就不断有人抨击佛教是“夷狄之法”，揭露其病民蠹国之罪孽。

客观说，至白氏时代，前此的唐统治者大都与佛教有挣脱不了的关系。但自安史之乱后，伴随三大社会痼疾的出现，朝廷上反佛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以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上《论佛骨表》谏阻唐宪宗迎佛骨入内廷为标志，形成了志士仁人与释教斗争的一次高潮。韩表有云：“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5}韩愈的力谏虽未奏效，且以远贬潮州宣告谏阻的失败，但其理直气盛的忠耿之心却赢得了后人的称许。然有必要强调的是，早在元和元年，白居易就在《策林》中提出了废黜异端、尊崇儒术的思想，并大胆揭露了佛教惑乱人心、侵剥民生的诸多弊端。

白氏这种黜异废邪、崇儒弘圣的思想在《议释教》中表现得更为直接激进。虽然白氏承认释教有“辅助王化”价值，但他认为不可听任其弥漫风行。他说：

区区西方之教，与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无二之化也。然则根本枝叶，王教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禅定复人性，则先王有恭默无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则先王有忠恕恻隐之训在。若欲以报应禁人僻，则先王有惩恶劝善之刑在。若欲以斋戒抑人淫，则先王有防欲闲邪之礼在。虽臻其极则同归，或能助于王化；然于异名则殊俗，足以贰乎人心：故臣以为不可者以此也。况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耗人利于金宝之饰；移君亲于师资之际，旷夫妇于戒律之间。{6}

白氏申述了三条禁绝释教的理由：其一，释教风行，有乖惟一无二之传统，无益于理。其二，释教之根、本、枝、叶，在王教中皆存其精义，无须修释教而遗王教。其三，释教侵剥生民利益，紊乱纪纲伦常。白氏所指出的第三条理由最具现实针对性，揭露了佛教及教徒广占田地、耗费财物、寄食农人的剥削生活。关于第二条，其最为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白氏发现了儒学中蕴含着佛教精义及儒学与佛教具有等同的价值，而在于在看似“强词夺理”的论述中传递出思想界儒佛周流、互释、相容的信息。关于第一条，貌似权威，但其理由实有不尽令人完全信服的漏洞。因为所谓“儒、墨六家不行于五帝”者，非五帝有目的地积极筛选的结果，而是儒、墨等六家学说在上古尚未出现；同样，所谓“释、道二教不及于三王”者，非三王不愿推行佛、道也，而是在三王的时代，道教尚未形成，佛教尚未传入。白氏精通三教，不可能连起码的常识亦混淆不清。最可能的解释是，白氏的用意乃出于为己所用的动机，立此“谬论”，以彰显其批释教、尊儒术的良苦用心。

白氏反佛的言论，在他早中期积极于兼济时显得较为突出。如他在永贞元年（805）所写的《为人上宰相书》中，就曾指出“托足于军籍释流者不知反”{7}的危害。白氏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中有一题旨为“刺佛寺??多也”的《两朱阁》诗，其中有云：“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8}诗对德宗两公主薨后其第改为佛寺事进行了讽刺。白氏对佛教的上述批评，虽“都是唐人辟佛的常言，所指仅在形迹”{9}，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是在唐朝普遍崇佛、佞佛的情势下，带头开展此类批评的。虽然白氏在晚年所作的《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和《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均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对佛国的恳诚向往——“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之缘也”{10}，但这并不能抵消白氏对佛教危害性痛恶和批判的力度。

三、礼乐相济，去饰重实

礼与乐各自的功能是什么？两者在理国治邦中应确立怎样的关系？音乐与政教的关系如何？沿革礼乐的原则是什么？在沿革中所应持有的精神气度又是什么？白氏在《议礼乐》、《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中对此一一进行了解答。

白氏在《议礼乐》中，对礼乐的功能及彼此不能分离的关系作了探讨。他说：

序人伦，安国家，莫先于礼；和人神，移风俗，莫尚于乐。二者所以并天地，参阴阳，废一不可也。何则？礼者，纳人于别而不能和也；乐者，致人于和而不能别也。必待礼以济乐，乐以济礼……前代有乱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败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于理者，由不能达其情也。{11}

上文涉及三层意思：其一，礼与乐的功能一为“序人伦，安国家”，一为“和人神，移风俗”。前者讲求秩序的确立，后者追求情感的融洽；前者重别，后者求同。其二，礼与乐的关系是相济相成。其三，既要懂得礼、乐的功能及彼此的关系，还要具有实践精神，且要具有理解其精髓并最大程度彰显其价值的实践精神。《礼记·乐记第十九》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12}但两相对比不难看出，白氏在阐述礼乐关系时，强调了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淡化了礼“别贵贱”的色彩，而突出了其在治国安邦中的功能，并使其关于礼与乐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

在《沿革礼乐》中，白氏探讨了沿革礼乐的原则及沿革的精神气度。他说：

议者曰：礼莫备于三王，乐莫盛于五帝；非殷周之礼，不足以理天下；非尧、舜之乐，不足以和神人。……古今之论，大率如此。臣窃谓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达识也。何者？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宁国家，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矣。盖善沿礼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变乐者，变其数，不变其情。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于理矣。{13}

上文阐述了三层意思：其一，“议者”对待礼乐沿革的拘执泥古态度。其二，沿革礼乐的原则，即“沿其意，不沿其名”和“变其数，不变其情”。“沿其意”与“变其数”不仅是对泥古派的批评，对复古派的忠告，更是对革新派的指导。其三，损益礼乐所应持有的精神气度。白氏在《策林》中对三皇五帝、文帝景帝、太宗玄宗所建立的伟业及所开创的盛世，多处称颂褒扬。然在《沿革礼乐》中，他却对其顶礼膜拜的明时善政、先贤圣哲有“大不敬”之语：“故得其意，则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而同臻至理矣。”{14}乍一看，白氏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与其惯常的风范大有抵触。但细加体察，方知白氏之胆略与气度。因为白氏注重的是“意”是“神”而非“言”非“形”，不是持凡三皇、五帝之礼乐均一概机械承袭的态度，而是主张因时制宜，在深刻领会其制礼作乐的根本意图，把握其时所作礼乐的精髓后，对礼乐之外饰的东西加以剔除，存其本而去其末，体其情而弃其伪。

白氏这种崇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及尚质重实、黜饰去名的主张，在《复乐古器古曲》中有同样体现。白氏在该文中首先阐述了政教得失与音声安乐哀淫间的关系。显然，白氏对《乐记》中的观点有所继承。《礼记·乐记第十九》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5}但白氏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则显现出了他的个性和识见。他说：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闻咸?、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16}

白氏在文中探讨了世风与心境、心境与审美之关系。在关乎如何恢复正始之音的问题上，机械泥古派主张“废今器，用古器”、“舍今曲，奏古曲”。显然，这是对《乐记》中政声决定音声观点的简单逆推和幼稚运用。但岂不知，古之声亦有郑、卫之音，古之器亦能弹出之声。白氏在其论述中，摒弃了俗儒浮浅的观点，从源头上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即欲清除郑、卫之声，恢复正始之音，应从“善其政，和其情”入手。但白氏更值得肯定的深刻处在于，他解决了一个长期为人所忽略的重要课题，即世风与心境、心境与审美之关系的问题。白氏认为，政治的祥和决定着心境的平和，平和的心境对产生愉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享受具有决定意义。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音乐的内容具有调适、消解的能动性。反之，政衰俗怨，必然引起人心境的不快，而当以不快的心境面对优美的音乐时，听者也难以获得愉悦的感受。而这说明，人的心境对欣赏音乐具有决定性作用。

四、存正抑邪，厚生利人

祭祀和丧礼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两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在此类活动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违背先贤设祭举丧之初衷的误区，使得祭礼和丧礼偏离了健康的方向。那么，该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祭礼与丧礼活动中人与神、人与鬼的关系呢？白氏在《议祭祀》中，对祭祀的意义、目的、原则作了论述：

祭祀之义，大率有三：祀于天地，所以示人报本也；祠于圣贤，所以训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先王因事神而设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诚，物尽其美。美致于鬼，则利归于人焉。故阜其牲?唬?蚺Q虿坏貌晦?印7崞涫蝠ⅲ?虿?[不得不实矣。美其祭服，则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无牲，不田者无盛；则游惰者不得不惩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于天下，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也。……伏惟陛下：崇设人防，申明国典；蒸尝不经者，示之以礼；禳祷非鬼者，纠之以刑。所谓存其正，抑其邪，则人不惑矣；著其诚，谨其物，则人厚生矣。{17}

白氏首先探讨了祭祀的意义。其次，探讨了先王崇祀的目的。白氏“虽曰事鬼神，其实厚生业”的逻辑推论虽略显生硬，但却由此体现了他贴近民生的祭祀观。再次，探讨了祭祀活动的原则。《礼记·祭统第二十五》中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18}《礼记》突出强调了诚敬之心，而把外在的仪式看作是对诚敬之心的文饰。白氏在继承《礼记》中这种“著诚”原则的同时，更明确提出了“谨物”的原则，而“谨物”的精神实质就是反对淫礼，主张厚生。

在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生者通过丧葬礼仪希图表达对丧者的示孝感德，但究竟是越礼过制、奢侈浪费呢，还是量力而行、厚生利人呢？白氏在《禁厚葬》中云：

今则郁而不行于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终之礼，大失其中：贵贱昧从死之文，奢俭乖称家之义。况多藏必辱于死者，厚费有害于生人；习不知非，??而成俗：此乃败礼法，伤财力之一端也。陛下诚欲革其弊，抑其淫，则宜乎振举国章，申明丧纪：奢侈非宜者，齐之以礼；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19}

白氏认为中唐丧葬礼仪所存在的问题一为“奢侈非宜”，一为“凌僭不度”；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是“败礼法”、“伤财力”、“辱于死者”、“害于生人”。

其实，白氏禁厚葬的思想早在贞元十八年（802）所创作的《百道判》第七十四道判《得丁丧亲，卖宅以奉葬。或责其无庙。云：贫无以为礼》中就已提出。判词云：“思葬具之丰备，欲?九原；顾家徒之屡空，将鬻五亩。爱虽深于送死，义且涉于伤生。念颜氏之贫，岂宜厚葬？览子游之问，固合称家。礼所贵于从宜，孝不在于益侈。”{20}白氏把过礼伤生的问题如此醒目且反复申明，其意义在于：其一，透过其判与文，反映出了中唐社会厚葬风气之普遍与严重；其二，透过对厚葬陋俗之批判，表达了其连贯而浓厚的人文情怀。

五、文存炯戒，词通讽谕

树立什么样的文学观，坚持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创作，不仅是个关系着文风建设的问题，更是个关系文教德化成败的问题。正因如此，白居易在《议文章》中提出了“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的创作原则，并对文学“纫王教”、“通讽谕”的功能进行了界定。他说：

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21}

上文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学应具有的功能。所谓“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是说文学最根本的功能在于传输文教德化，整合民心人情；其基本的功能在于忠告警戒和颂扬讽刺。前者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后者强调的是文学的道德功能，其二，文学创作应坚持的原则——“尚质抑淫，著诚去伪”。

白氏所强调的文学炯戒讽谕、惩劝美刺的功用，突出了文学稽考政教、察补得失的作用，且对他的诗论主张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讽谕诗的创作更发挥了指导作用。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22}又如约作于元和三年（808）前后的《寄唐生》云：“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3}又如作于元和十年（815）的《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24}白氏上述诗论主张，明显与其在《议文章》中所界定的文学功能一脉相承。此外，白氏还在其文论的指导下，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如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采诗官》中有云：“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25}这是对言路壅蔽、浮夸虚饰弊政的讽刺。再如作于元和五年（810）的《秦中吟·立碑》有句云：“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26}这是对阿谀奉承死人做法的讽刺。以上几首诗，既是讽刺诗论指导下的诗，又是关于讽刺诗论的诗。白居易的这些诗，既实践了他的文论主张，又丰富了他的文论主张。

①⑥⑦⑧⑩{11}{13}{14}{16}{17}{19}{20}{21}{22}{23}{24}{25}{26} 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60—1361.1368.955.75.1489.

1362.1363-1364.1363.1365.1366.1367.1412.1369.52.15.2.90.33.

{2} 查屏球.唐学与唐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9.

{3}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2．

{4}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0．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8

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诗歌一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诗经》、《离骚》到唐宋诗词，历史的长卷中散布着诗歌的无数璀璨乐章。然而，随着中国历史的车轮从传统到现代的辗转，古典诗歌的辉煌历史却逐渐走向了暗淡。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等文体逐渐跃居在诗歌之上，到了清末，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创作“我手写我口” 的“新派诗”；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也倡导民主主义诗歌运动，企图对诗歌进行改良。他们企图重振诗歌的辉煌之势，但由于目的大于形式，功用大于内容，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场无果的“诗界革命”虽然没有拯救诗歌的式微命运，却促成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新诗正式诞生，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前沿，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现代新诗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首开风气”的功劳。不过，新诗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却踏上了一条崎岖不平的路，无论如何的变革和努力，中国新诗在现代诗坛的成就不足以扬名中外，也无法与古典诗歌相媲美。就像陈梦家对中国新诗的评论：“中国的新诗，又比是一座从古就沉默的火山，这一回，突然喷出万丈光芒沙石与硫磺交杂的火焰，只是煊亮，却不是一宗永纯的灿烂。”鲁迅的评价更加犀利，认为现代诗人的作品“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都属于创新试验之作”，“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还有上世纪九十年代郑敏在“世纪末的回顾”中对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的“盖棺定论”，认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

在人们对中国新诗的评论中，大多对其发生发展的“传统”存在歧义，中国新诗究竟诞生于古典诗歌传统还是西方诗歌的“催生品”，即一直存在的“西化”和“民族化”之争。一种观点是新诗的诞生直接得益于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诗歌的影响，是一个“舶来品”，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适，他说：“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和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郭沫若的《女神》也被闻一多称为“不独形式十分欧化，精神也十分欧化”。因此，朱自清感叹：“新诗不出音乐，不起于民间，跟过去各种诗体全异。过去的诗体都发源于民间乐歌，这却是外来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则支持新诗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认为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外国诗歌都无法企及，中国新诗正是在学习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正如卞之琳所说：“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地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

其实，站在“西化”或者“民族化”的立场来看新诗，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简化了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复杂，把白话新诗甚至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于新/旧、现代/传统、革命/保守的对立中进行解读，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事实上，新诗的传统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文化源泉，又有西方诗歌的现代启发，“西方化”与“民族化”相结合，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新诗的发生、成长以及坎坷的道路。例如，朱光潜当年就指出古今中西的融合才是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关键因素，“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

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传承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9

一、精心策划是重大主题报道成功的前提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内蒙古电视台推出了大型系列报道“黄河行”，用记者手中的笔和镜头留下了黄河两岸经济文化民俗方面的影像记录，也揭开了内蒙古电视台新闻中心大型媒体行动的序幕。10年之后，在党的十召开前夕，再走黄河，反映变迁，成为媒体人推出“沿黄沿线记者行”的最初构想。此前的2011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以呼包鄂为核心的沿黄沿线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沿黄沿线重点产业带的建设步伐，出台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编制完成了沿黄沿线的详细规划，由此拉开了占全区生产总值超过60%的西部七盟市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幕。有了这一重大主题，有了这样极具传播价值的新闻主体，“沿黄沿线记者行”大型主题报道最终得以定型。从6月份开始，在台领导和新闻中心领导的亲自指导下，报道组开始前期的实地调研，初步选定了新闻选题，拿出了前期报道方案。有了这样政府关心百姓关切的热点话题。近两个月的精心准备，数易选题，几经修改，一群朝气蓬勃的记者出发了。

重大主题报道是指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战略部署、重大活动及相关社会热点所进行的集中、大规模的战役性报道。重大主题报道既要符合政策性，又要求有较强的社会性和新闻性。做好重大主题报道，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有着重要意义。如果说传统的时政新闻的基本要求是“实事”，那么，重大主题报道则是在“实事”的基础上进而“求是”，即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借助于解释性、透视性、追问式的新闻叙事结构将新闻事件呈现在社会意义的大脉络之中，从而有效地影响社会认识、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打造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实现电视新闻媒体所肩负的舆论引导责任。有了精心策划，有了重大主题，大型主题报道“沿黄沿线记者行”也就成功了一半。

二、强化创新意识是取得成功的保证

重大主题报道必须突破常规的新闻报道模式，每一期节目在形式和内容上要有创新，要有鲜活感，要以深取胜，以新取胜。没有创新，重大主题报道和大型媒体行动就不可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更谈不上有效传播，也就无法具备影响力、感染力，做不到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而“沿黄沿线记者行”之所以取得了政府满意、专家满意、受众满意的三赢局面，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摄制组上路采访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强化创新意识。

从一家4S店销售的烧天然气汽车开始，几路记者引导着受众一路走来，让观众在出其不意、意料之外的氛围中了解到乌海焦炉煤气不再点天灯这一重大主题；通过一对夫妇在极其平常的上班下班过程，反映沿黄沿线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主持人杜鹃从自己身上的一条牛仔裤说起，对阿拉善蓝色产业走向世界这一事实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诠释；大漠深处的酒庄、以色列的节水灌溉技术、48小时抢回7个博士等等，以小见大，以平民视角的电视手法凭增了新闻的感染力。呼和浩特市早晨的车流声，乌海市煤矿矿用汽车的马达声，现场效果声的运用让新闻更具真实性；记者现场的所见所闻，主持人开头结尾的点评总结，让新闻更具现场感；影像10年的记录，让新闻更具历史感、厚重感，而高度和深度的有机结合，让新闻报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系列创新手法的运用，有互动、有对话、有比较、有借鉴，从而使“沿黄沿线记者行”在创新电视报道手法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例10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他主张：“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自以为功，其情最可恶。”（注：《十七史商榷》卷100 《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指出那种割断文化的继承与联系、故做标新立异的治史学风是极不严肃的做法。王鸣盛对这种轻易翻案而不尊重前人的史家极为反感，无情地揭露他们“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驰骋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注：《十七史商榷》卷38《马融从昭受汉书》。）。他告诫世人以这种治史方法为戒，提出了正确看待前人学术贡献的问题，值得重视。

钱大昕抨击某些史家，自恃“涉猎今古，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辞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尽管他们的个别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然而这种治史方法却很不可取，所以其学术也不可能有创新，“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钱大昕主张，史学批评应当温良敦厚，而不能为哗众取宠不顾事实。他指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注：《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钱大昕特别强调史学批评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史学的发展与创新。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前人，实以开导后人。”（注：《廿二史考异·序》。）可见他在史学批评上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所提出的“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的论点，具有比较突出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赵翼的史学批评在乾嘉考史学派中最为客观，“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注：《廿二史札记·序》。）。充分表现出既尊重前人成果又具有创新精神的辩证方法。他依据这种方法评价宋人修撰的《唐书》，指出轻易否定前人的失误：“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书尚骈俪，皆载入传纪，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注：《廿二史札记》卷18《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欧阳修等人修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处理好继承前人史学成果的问题，因而不能更好地创造优秀史学成果，出现了失之过简的弊病。从赵翼的史学批评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史学也就不可能发展。

（二）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史家明确揭橥了史学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同乾嘉考史学派史家一样，也强调必须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不能任意抹杀前人功绩，无视学术继承与发展。他说：“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注：《文史通义·朱陆》。）这是针对清代有些汉学家承袭宋学而又激烈攻击宋学的做法，批评他们割断学术发展的非历史主义方法。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就突出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戴震抨击宋学，“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忘本耳。”因为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人都是继承朱熹学术而来，而“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注：《章氏遗书·又与朱少白》。）。章学诚评价毕沅主持编纂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以来历家读《通鉴》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原因在于“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裥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于九原，乃有‘赐也贤乎，我则不暇’之诮，则谓之何耶！”（注：《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他认为后人成就即使超过前人，也应该尊重前人创始之功，不能因此而“轻忽先正苦心”，“饮水而忘其源”，因为后人事业正是继承前人而来，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史学继承与创新辩证发展理论之边缘，具有鲜明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色彩。

如果说乾嘉考史学者的史学批评着重强调了尊重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话，那么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则更加突出了史学贵在创新的思想。章学诚认为，不继承前人成果，史学就可能凭空虚构，隐括前贤著述，正是史学固有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新意，史书也就没有价值。“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注：《文史通义·言公上》。）因此，他特别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注：《文史通义·申郑》。）其核心思想就是史家运用“别识心裁”而“独断于一心”，创造出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由此可见，这“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注：瞿林东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所展开的批评，大多显示出上述特点。例如他考辨中国古代史学源流，揭示出《左传》、《史记》和《汉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左传》和《史记》是貌异心同，而《史记》与《汉书》则是貌同而心异。又如郑樵撰《通志》，历代史家多有讥议，章学诚则充分表彰了他的别识心裁和会通意识，着眼于此书对史学创新的贡献。再如考察从《尚书》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间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这些都与他运用辩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的，为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做出了贡献。

二、“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

我们认为，把“实事求是”作为乾嘉史家史学批评的原则，是能够概括考史学派史学批评本质特征的。因为一种史学批评原则的形成，必然是史家在史学批评的反复实践中对史学内在本质的把握，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乾嘉考史学派在考史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把“实事求是”作为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规范着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遍原则与方法。

（一）乾嘉史家以“实事求是”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求真的史学批评观念。

钱大昕在史学批评上揭明“唯有实事求是，护借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廿二史考异·序》。）的旗帜，代表着考史学派史家的共识。钱大昕评价前人史学尤其能够做到客观公允，惟求其是。例如李延寿《北史》记载魏收接受尔朱荣之子贿赂，故在《尔朱荣传》中阿谀奉扬，把他比作古代贤人韦、彭、伊、霍。钱大昕认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然收初未以伊、霍比尔朱荣，亦谤史已甚之词。”（注：《廿二史考异》卷39《北史二》。）他批评两《唐书》优劣，认为欧阳修“《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徵，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对于史书记载不能证实的事，他主张存疑，以俟后人论定，充分表现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求实态度。

王鸣盛的史学批评也注重求真方法，具有理性意识。他认为：“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明，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要之，二者虽有不同，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注：《十七史商榷·序》。）他不但理论认识明确，而且在史学批评实践中贯彻了史贵求是原则。王鸣盛不赞成前人把《魏书》视为“秽史”，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注：《十七史商榷》卷65《魏收魏书》。），有失公允。他还指出《唐书》对李训、郑注的“诋讥之词，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千载而下，读史者于训、注但当惜之，不当复恶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1《训注皆奇士》。）。又如两《唐书》作者沿袭众论，指责唐代“二王八司马事件”，王鸣盛认为：“后世恶之太甚，不加详察。《旧书》亦徇众论，然《顺宗本纪》所书一时善政甚多……而叔文之美，遂见于此，使后世读书有识者，得以为据。”（注：《十七史商榷》卷74《顺宗纪所书善政》。）如果不本着求实态度批评史书，是得不出这样公正结论的。

赵翼的史学批评中也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他指出：“《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注：《陔余丛考》卷4《四书别解数条》。）这样做既不掩前人之功，又能显出后人之长，非常客观。他批评元修《宋史》，即使对秦桧这种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也本着求实态度，指出《宋史》记载秦桧勾结兀术不实，而是勾结挞懒。尽管他认为“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以为信谳耳”（注：《陔余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突出强调了史学批评“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升到方法论认识的高度。赵翼对待上古史书记载采取审慎阙疑的批评态度，例如认为“《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学者固未便臆断矣”（注：《陔余丛考》卷16《三皇五帝》。）。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洪亮吉和崔述在史学批评实践中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洪亮吉治《左传》，参考择取前人各种议论和成果。其史学批评方法是：“以后人正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复矣……大旨则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说，虽旁征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己无预焉者也。”（注：《更生斋文续集》卷1《春秋左传诂序》。）这是说在史学批评中应该尊重前人思想，予以客观弘扬，而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这种认识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崔述撰《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 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实事之传误》。）。这种不迷信前人，又不菲薄前人的做法，正是实事求是的理性方法。

（二）乾嘉考史学者不仅以求实态度评价前人的史学成就，而且还用“实事求是”为标准衡量当代学者的学术成就。

汪辉祖撰《元史本证》，受到钱大昕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注：《元史本证·序》。）钱大昕撰《汉书考异》，被梁玉绳赞誉为“皆实事求是，自出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注：《清白士集》卷28《蜕稿四》。），认为成就远在宋人刘敞、刘??、刘奉世合撰的《三刘汉书标注》之上。洪亮吉评价邵晋涵治学：“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注：《卷施阁文甲集》卷9《邵学士家传》。）对于乾嘉时期总结汉学思潮的阮元，时人称其：“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注：《清儒学案·仪征学案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上述事实表明，“实事求是”标准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乾嘉学人的史学观念之中，影响着他们史学批评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

三、“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批评标准

以前评价乾嘉史学，总认为乾嘉时期史家治史的特点是为考证而考证，陷入孤立而烦琐的纯学术研究之中，既不关注现实社会，也不考虑史学的功用。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不是普遍现象。乾嘉史家在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史学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探究史学居今识古的意义，二是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乾嘉史家围绕这个标准所作的史学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

（一）乾嘉史家认为史学的功能之一是能够让人们居今识古，治史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

王鸣盛考史反对因循守旧，注重通识。他说：“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己意融会贯穿，得其大要，方为通儒。徒执印板死册子逐橛看去，则无益。”（注：《十七史商榷》卷57《扬州剌史治所》。）正因为他对史学的认识比较自觉，所以才能够对古今关系阐述正确意见。他主张：“古可好，不可泥也……随时而变，此势所必至，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僻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注：《十七史商榷》卷82《唐以前音学诸书》。）王鸣盛在史学批评中始终遵循“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宗旨。他考察古代史书体裁由编年到纪传的发展变化，尽管编年体为古法，然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注：《十七史商榷》卷99《正史编年二体》。）。又批评欧阳修《新唐书》本纪载事过于简略：“夫文日趋繁，势也。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纪唐而以班、陈、范之笔行之，于情事必有所不尽。”（注：《十七史商榷》卷70《新书太简》。）这正是泥古不知随时而造成的弊端。王鸣盛还用这个标准批评史家的书法义例，指出“史家书人乡贯，六朝以前与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诸王，各书尚书为琅邪临沂人；诸谢，尚书陈郡夏阳人，似觉辽远不近情。在当时不以为异……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为不可。文体随时而变，不可泥古。”（注：《十七史商榷》卷63《韦载京兆人》。）南北朝时期重郡望，当时史书记载诸大姓郡望可以理解；唐宋以后门阀制度解体，史书记载籍贯便应以实际区域为准，不必攀附郡望。王鸣盛关于史家正确处理好古与随时的观念，在史学批评上有一定创新，应当给予重视。

钱大昕与王鸣盛具有共识，主张“史家书籍贯，宜用当时州县之名”（注：《廿二史考异》卷98《元史十三》。），不能为好古而袭用古代地名，这样后人无从判断，史书也就不能称其为信史。他多次批评后人修史沿用历史上的各种过时名称的不良风气，认为“史家叙事，地名、官名当遵时王之制。行状、碑志，亦史之类也。若苏州知府而易为吴郡守，施诸志状，则为非法”（注：《潜研堂文集》卷29《跋成化四明郡志》。）。要求人们撰写碑状时必须有明确的意识，只能使用当时的官名、地名，倘若一味泥古仿古，就失去了记事的真实性，不合史法。钱大昕针对史书中关于汉为尧后而祁姓、赵本嬴姓而宋称帝嬴等记载，指出“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况遥遥华胄，影响攀附，徒供有识捧腹尔”（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姓氏》。），都是崇古而不知随时的荒诞可笑之举。这清楚地说明乾嘉史家的博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关注的主要还是史学的时代价值。

（二）乾嘉史家认为史学再一个功能是经世致用，治史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

王鸣盛主张：“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传后。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0《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既反对治学空疏，又不赞成烦琐考证。他批评史学往往从实用价值着眼，如指责李延寿《南史》对《宋书》内容删增不当，“所删者往往皆有关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偶有增添，多谐谑猥琐，或鬼佛诞蔓。李延寿心中本不知有经国养民远图，故去取如此”（注：《十七史商榷》卷60《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而对杜佑《通典》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则加以称赞，认为是有裨社会的经世之学。这说明他主张史学应当记载经世之文，反对研究对社会无用的学问，这是他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