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例1

民国初年，西方思想文化成果已经大量涌入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歧视和排挤。1914年，袁世凯提出了“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主张。也极力提倡“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及旨在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4］60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也鄙视中医药学，将其斥之为文化糟粕和骗人之术。对此，福建中医药界不断掀起各种自强自救活动，不但积极开设中医学校，还办报办刊宣传中医药文化，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作出努力尝试，以此延续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但是，西方医学在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还是使民众降低了对中医药的认同。于是，在福建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变化的情况下，中医药界面临着发展困境。与此同时，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也出现了新变化。民国之初的台湾仍由武官总督统治，但日本在台遭遇的武装反抗次数已大大减少。因此，1919年后上台的文官总督们，推行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既受过中医文化又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师，台湾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便藉此机会开始探索挽救中医药文化之道。当时以杜聪明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以西医学方法研究中药以及进行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理念，力时，闽台间的走私贸易就是以从台湾进口白糖、煤油、毛料和向台湾出口中药材、白银为主。福鼎的秦屿，福安的赛岐，连江的黄岐、马祖，长乐的梅花、樟港，福清的高山、海口，莆田的南日岛、平海，以及漳、泉、厦等地方港口，成为闽台走私贸易地点的不下百处，每天走私船只的数量有几十艘，每月交易的贸易额有400～500万元之多。［13］325如此庞大的贸易量中，中药材贸易量的比例绝对不低，由此确保了当时闽台中医材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从以上的2大变化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是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变轨期。原先由福建主导交流内容及发展态势的局面已经改变，台湾的内部环境变动和社会需求则越来越成为两地中医药文化交流程度及内容的决定因素。

1.2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9月，武官总督小林跻造上台，此后不久便在台湾全面开展“皇民化运动”，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是在精神层面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改造台湾人成为“纯粹的日本人”，以供日本所驱使和榨取，甚至成为侵华战争的帮凶。在这精神异化的过程中，中医药文化，必然成为日本殖民者的眼中钉。1933年由台湾汉医药研究室主办的《台湾皇汉医报》（后更名为《东西医药报》），便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被迫停刊［5］3。在中医药文化无法公开传播的同时，就连中医执业也受到严厉限制。1940年台湾公开的中医有132人，到1942年仅剩97人［12］1331。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建中医要继续前往台湾行医就难上加难了。更何况在战争的状态下，日本殖民者戒备之心较之前更甚，对中国人在台湾活动的监控更加疯狂。因此，在台湾开展闽台中医药人员互动的可能性近乎为零。但战争并没能完全阻断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生存之路，由于不少台湾西医被调往战争前线，岛内西医药品也很缺乏，故民众在患病时，虽不敢公开求诊于中医，但却多半会用中医验方，求助于中医手法治疗以及服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中药。因此，台湾中医药文化虽无法公开传播，但其民间基础和社会需求仍然存在，这也就为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延续保留了前提条件。不过，日本侵华战争却对闽药入台造成严重影响。抗战期间福州、厦门两大港口被日军封锁，福建的对外贸易被迫转移至三都澳、石码、涵江、海口、沙埕等港口［14］60。尽管中药材仍是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内容之一，但出口台湾的中药材数量仍不可避免的减少，由此造成1938年的台湾中药材“仅有少数进口，予中医一大打击。中药高涨，行医困难”。到1940年，台湾本地中药商已经减至1681人，在台经营的大陆中药商只有14人［12］1335。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和中国全面抗战的展开，又一次改变了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严重抑制了双方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此时，在全民抗战热潮激励下，闽台中医药界涌现出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其中定居厦门的台湾中医翁炳南，便在著名闽医吴瑞甫拒绝充当卖国贼而被日本人追捕时，竭尽全力帮助和掩护吴瑞甫出走新加坡［9］195-196，以示爱国立场。而在台定居的福建中医陈景岳则利用1937年日本人强迫他组织“新民公会”并出任总干事之机，暗中联络台胞，准备起义，报效国家。但1944年不幸事机泄露，被捕入狱，在严刑拷打之下死于狱中［8］287。在抗战期间，像翁炳南、陈景岳这样的中医药业者在闽台两地还有不少，他们或积极参与赠医赠药的爱国活动，或利用行医治病的机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这些行动是对抗日斗争的支援。在共同抗日的过程中，闽台中医药的从业者们实际上是在继续着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只是交流的内容已不仅限于医药学的知识和技术，更多的是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和理念。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特点：物质层面的交流严重受阻，精神层面的交流则获得全面升华。

1.3台湾光复时期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祖国，与福建分割的历史结束。但相比于福建，光复后的台湾所面临的战后重建任务非常繁重。接收台湾的陈仪政府不仅要重建因战争而几近破产的台湾社会经济秩序，还要解决由于50年的殖民统治而留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台湾民众的文化归属感，使他们重新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氛围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中医药文化由于殖民统治者的刻意歧视破坏，已是岌岌可危。当时不仅在学术上后继乏人，就连民众对中医的认同感也不及西医。因此，要将台湾中医药文化恢复到可与福建对等交流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更严重的是，光复后的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同样对中医抱有偏见，不许中医单称医师，只能称中医师，采取明显歧视中医的政策。1946年台湾卫生署在组织台湾中医师考试时，就要求应考者必须拿出已从事中医3年的证明这一苛刻条件［15］5，同时还以西医为考官，这些都抑制了台湾中医药界重振中医药文化的信心。不过，在1946年9月创刊的《台湾国医药报》，接续了原先在日据后期被禁的《台湾皇汉医报》大力宣传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界发展讯息的风格，尽管该刊于1947年6月停刊，却依然成为台湾中医药界努力振兴的证明。在此期间，福建中医药界在自身努力复苏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台湾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工作中。由于闽台有着血缘、文缘、法缘的天然联系，主政台湾的陈仪又曾担任过福建省长，所以在台湾重建的过程中，大批闽籍官员、技术人才以及相关人员被调到台湾任职，其中就包括了中医药人士。如1940年受聘为福建省东山县中医公会执行委员的著名福建中医许汝南，就于1946年担任了台湾省台南市中医公会会长，在台湾寓居台南市三顺桂林堂药铺，人称“国内医生”。后于1947年回到家乡［16］282。但1946年风云再起，中国也又一次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到了1949年下半年尘埃落定之后，台湾海峡却不幸再度成为隔绝闽台两地的天堑，不仅闽台两地医学人员无法互通，中医药学成果难以交流，就连福建的中药材也只能通过香港、东南亚的间接贸易才能到达台湾。因此，在近代百年风云中从未断绝过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历程，却在1949年的下半年戛然而止。

2结论

近代文化交流例2

【 正 文】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或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学术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外来文化研究较多，而对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由于语言、交通、地理等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直到外国传教士的到来，才给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农民对传教士及其传播文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教徒据说达30万人，而且农民入教的比例很高。考虑到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传教处在公开、半公开之中，30万的数字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另一个能说明农民接受外来宗教文化的材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均对传教士表示友好态度，并对教堂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入和传播。这一次传教士是在炮舰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的，除了传教外可能还抱有其他目的。那么，此时的中国农民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持一种什么态度呢？事实是让我们吃惊的，基督教经一个农民之手被改造成拜上帝教，并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成为农民革命的精神力量，主宰农民思想达四十余年之久。要知道，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不久，就发生了近代最早因民教纠纷引起的徐家汇教案。难道中国农民对外来文化真的具有一种绝对开放的拿来主义精神吗？然而当天父的灵光还未散去，中国农民又投入到一场场的反洋教斗争中去了， 到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灭洋”几乎成了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不但灭洋人、灭洋教，而且要灭洋货，凡与洋字沾边的都在扫除打击之列。从拜上帝教到反洋教，农民的态度又奇迹般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的态度发生如此的起伏和变化呢？农民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接受乃至排斥这一外来文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透过历史的迷雾，根据农民的心理，对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农民是小生产者，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很少去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农民又极具现实精神，他们重经验，重实用，对闯入他们生活的新鲜事物并不一概排斥。这一特点使他们的思想在顽固保守之外，又具有变通、兼容的一面。在农民看来，只要能给他们福祗运气，只要能攘除灾祸，他们都愿意供奉，都愿意接受，于是“腿疾则许杖于铁拐李仙，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耳聋则许耳包于耳光菩萨。”（注：《莱阳县志》。）这样，农民的实用精神就为他们与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据利马窦的记载，当他们在肇庆首次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义时，当地百姓大都抱一种好奇的态度，并乐意与他们讨论中的许多问题。而且“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是来自最底层的百姓，”此人是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家人无力为他治病，将他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将他接回家里，给与了必要的护理和照顾，并向他讲解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理，在得到患者的同意后，神父们为他做了洗礼，正式接受他入教（注：《利马窦中国札记》上册。）。利马窦称此人“公开信仰基督教”未免夸大其辞，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很可能是为了得到护理和照顾，才勉强答应接受洗礼，未必是出于真正的信仰，这也符合农民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农民对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传教士是抱着“中华归主”的目的来到中国的，为了配合传教，他们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广泛介绍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文化和他们国家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传播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传播基督教教义；②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③创办西式的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在这三者中，传播基督教教义是主要目的，其它则是辅助手段。然而，由于认知主体的特点，这些被传入文化的命运却是极不相同的。

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利玛窦等人也时时照顾到中国人的心理，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奉的真儒教，都是与天主教同出一源，”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以属于新教的益智会为例，她们致力于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计划出版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特别是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专门史（世界商业史、世界殖民史、西方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和书籍。他们声称出版书籍的目的是“启迪中国人的思想，”克服中国人的排外和猜疑心理。不管他们的主观目的如何，这些书籍对于闭目塞听的中国无疑是太重要了，它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师夷人长技”的绝好机会。然而农民对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发到他们手中的各种小册子被当作废纸丢弃。

然而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1834年，基督教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为中国人治病，结果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伯驾利用给病人治病的机会进行传教，收到良好效果。于是教会又先后在上海、舟山、宁波、厦门和香港等地相继建院办所，并成立“医院传教会”，奖励和支持以医疗为职业的传教士来华进行医药传教。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加拒绝地接受了，他们乐意到教会医院看病求医，并对它产生好感。这也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地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

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表面看来，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而在他们实用主义态度的背后则往往是非理性的冲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假使没有基督教的传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十九世纪中期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样，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面貌就不会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样子了。十九世纪中期拜上帝会的创立实在是农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创举，如果说以前农民对外来文化还停留在被动地接受上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主动地拿来了，标志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侵略势力抱着深刻的仇恨心理，对一般的外国人和外来事物也毫无好感，连教会的传教活动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却把《劝世良言》视若“天书”，把圣经崇为“真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万农民的心，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以前学者们多强调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所反应的阶级利益都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对洪秀全发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过圣经接触到的早期基督教义中的阶级对抗因素和平等观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内容，因而得到农民的欢迎和接受。这种看法说出一部分道理，农民欢迎拜上帝教，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权威、思想独断、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一面。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种种落后、消极的方面充分暴露出来。站在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对洋教的科学分析和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之上。农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情绪的反映，带有很强的非理性色彩。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他们接受、改造洋教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他们在外来文化面前表现出高度自觉，对外来文化进行主动的选择和接受。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对洋教的狂热正是他们狭隘、保守心态的反映，是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宗教来自人的依赖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便虚构出万能的神灵，作为世间的主宰。神灵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所以当农民对旧的信仰悲观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怀抱，并且因为信仰了“洋上帝”便对旧的信仰统统排斥，一概否定。这看似革命，实际正是他们落后心态的反映。

（三）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农民的心理不断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摆动的话，那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盲目的排外心理无疑又占据了上风。上一次是狂热的接受，这一次是无情的排斥，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

近代文化交流例3

一、课题的学术价值

第一、通过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为构建东亚文化新秩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中韩近现代文学的交流经过从传统的文化认同到“尊重他者、互为主体”的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该选题的研究能够发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东亚精神和价值，为21世纪的中韩人文交流乃至建构东亚新秩序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第二、通过对重要文学史实的全面梳理，拓展多学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主要体现在跨界交流与叙事作品，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将为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

第三、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刻阐明跨界叙事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跨学科比较文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为解决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新的依据。

第四、通过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典型个案研究，全面带动中国与周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是东亚格局发生剧变之后建立的新的互动与认知，阐发其新的特点和规律、价值和意义，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与周边文学交流研究。

二、本课题内涵的总体问题、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1.总体问题：本课题内涵的的总体问题是：近现代（1840年～1949年）中韩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的特征、发展规律、历史经验、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等。

2.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作品的互译与影响、文学创作中的双向跨界叙事等几大方面。

3.主要研究内容

（1） 发掘和整理文献

调查和整理记载两国文人交流的信函和日记、两国文学的相互翻译和介绍、文本的传播、两国文学中相互以对方的国家或国民作为题材的作品、两国文学评论家或研究者相互之间的评论或批评等文本。

（2） 建构“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文献数据库”

将建构包括作品原文、作者生平、研究论文、年表等数据材料，并具备作者、关键词、年代等多途径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3） 中韩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的传播研究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追踪和还原申纬、李尚迪、吴庆锡、李建昌、姜玮、金泽荣、申奎植、朴殷植、申采浩、柳子明、李陆史、李范]等韩国近现代文人与王锡祺、董文焕、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黄遵宪、孙文、柳亚子、、胡适、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特征。同时，全面系统分析来华韩国人的文坛活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及其文学成就。通过对两国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的分析，探究相互之间的知识、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传播，进而阐明交流与思想传播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4） 中韩近现代文学作品的双向译介研究

近代文化交流例4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近代文化交流例5

2006年至今，闽台宗教文化交流总体呈现的是频繁热络的局面，并在传统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一些新的动向。2006年，传统闽台文化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佛教文化交流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宗教与学术的结合更加紧密。2007年5月，马祖进香团直航妈祖的故乡――莆田湄洲，实现了湄洲和马祖首次通航。2008年7月，420名香客组成的台湾民俗文化进香团，从马祖福澳港出发，首航福建省宁德港，实现“宁马台”客运直航首次突破；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保生大帝神像赴澎湖巡游团及部分信众270余人，乘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两岸周末包机飞往澎湖，成为大陆首个，通过空中直航前往台湾地区进行交流的民间信仰团组，在两岸交流上再写下一个“第一”。2009年6月，应台中县王姓宗亲会邀请，福州市闽王金身赴台巡安暨宗亲文化交流访问团一行85人护送闽王金身从马尾直航马祖到台湾岛进行为期十天的巡安活动，这是闽王王审知金身第一次跨海巡安台湾岛。10月，古田县临水官祖庙“顺天圣母”陈靖姑的金身踏上巡游台湾之旅。

二、近年来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特点分析

当前，在闽台关系愈益紧密、互动更加频繁的形势下，闽台宗教文化的交流也应时代潮流而动，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呈现出许多积极可喜的变化趋势和动态发展格局。近年来闽台宗教文化交流表现出如下特征：

1、福建赴台宗教活动增多，双向互动热络。闽台关系的积极进展，闽台神缘关系在良好的历史境遇中得到进一步加强。2008年以来，大陆信众团体开始直航台湾；福建神灵神像也不断赴台巡游，庙际网络互动得到更为全面的充实。

2、传统的交流活动依然延续不断。过去闽台宗教交流主要是台湾信仰群体到大陆进香，新形势下这种往来活动也历久而不间断。例如，2006年台胞进香团谒拜仙游田公祖庙，台湾玉二妈到东山认祖等；2008年台湾张圣君信众前往永泰县嵩口镇、乡的张圣君诞生地与祖庙谒祖进香；2009年建宁报国寺延请台湾僧侣前来参加开光法会活动；顺昌齐天大圣文化节吸引了台湾大圣信仰的信众参加其中的宗教活动仪式等。

3、以宗教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得到加强。2006年，在福州举行的闽台佛教(福州鼓山)文化交流活动，是半个世纪来规模最大、代表，1生最为广泛的一次闽台佛教交流盛会。来自台湾佛教界二十五个县市五百多名诸山长老、大德高僧借此善缘回山礼祖，共同追忆佛祖功德，探讨两岸佛教界的繁荣未来；同年厦门举办首届“保生慈济文化节”、“两岸观世音文化研讨会”。邀请闽台两地专家学者共同研讨；2009年4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就闽台宗教文化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今年在泉州举办的首届“闽南文化节”也有以宗教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宗教与学术的结合更加紧密。

4、宗教交流活动与经济产业结合更加密切。近年来，随着海西战略的深入，“海峡旅游”品牌得到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闽台宗教文化是旅游资源重要构成要素，宗教层面的交流为海峡旅游产业提供了支持。据统计，1986―2004年台湾同胞到湄洲进香人数达127.8万人次，近年来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中。伴随近年来两岸“三通”的实现，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人数逐年增加，其中不少人到台湾也参加当地民俗宗教活动，带动了台湾旅游业的兴旺。不仅如此，宗教文化交流还为闽台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开拓空间，例如宗教纪念品、宗教崇拜祭祀物件、以宗教为模型的动漫产品、宗教音像、宗教图书杂志出版事业等，都能成为地方文化产业开发和发展的潜在资源。

5、宗教交流与地方文化资源开发相联动。当前，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呈现显著特色，福建各地方大打“文化资源”牌，梳理对台的神缘品牌。例如，福州佛教鼓山与台湾的佛缘联系，莆田的湄洲湾妈祉故地，厦门保生大帝闽台缘，泉州的关帝信仰，漳州的“开漳圣王”信仰，古田的临水夫人信仰，闽北的大圣信仰，闽西的定光佛信仰等，这些都已树立起各自对台宗教文化交流的“区域性”品牌标签。

6、沟通交流的平台更加开阔，理念与恩路也更灵活。传统的闽台宗教文化交流格局主要是民间往来互动，以台湾进香团来访福建宫庙为主。近年来，闽台宗教互动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仅有双向的信众进香、神像巡游，闽台还积极举办“文化节”、“论坛”等层次更高的活动形式，深化闽台宗教交流的内涵。

三、今后发展趋势的展望

当前，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也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可预见的发展趋势有：

1、闽台宗教文化双向互动交流的热络局面还将持续，并将取得更多的活动成果。闽台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积淀。台湾民众信奉的神灵，源于福建的占了绝大多数。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渊源关系，台湾的官庙经常到福建祖庙谒祖，这种宗教活动俗称为“进香”。同样，福建主神应邀赴台湾绕境巡游，接受信徒的朝拜也有悠久的传统。据记载，在清代中叶和日据时期，湄洲妈祖就曾多次应邀赴台绕境巡游。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福建主神神像开赴台湾巡游，受到台湾信众的崇奉，如前述闽王、保生大帝、临水夫人等，这些活动形式已经愈益受到闽台信仰民众的认可和采纳。

2、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在形式与内容上还将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近年来，闽台宗教界的互动取得丰硕的成果，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突破。例如，除了传统的“进香”、“巡游”等活动形式外，还出现了共同举办和参加“祭典仪式”、“文化节”(宗教层面)、“法会”、“论坛”等形式的互动交流。宗教文化交流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活动，将被时代赋予更多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3、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将进一步体现两岸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情感。近十几年来，数以百万的台湾同胞到福建祖庙进香谒祖，寄托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每一次的谒拜祖庙的活动，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信仰者参加，认祖思乡、两岸同根的情怀通过活动得到进一步升华，并沉淀于闽台民俗文化之中，在客观上发挥着维系闽台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闽台作为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广泛为两岸同胞所认同。

近代文化交流例6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79-05

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独立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图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图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图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图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图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图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图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图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参考文献〕

[1] 吴延龙主编.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公共建筑卷一 [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2] 冬雷.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在制度与管理层面的经验探析[J] .建筑与环境，2010（04）：114-116.

[3] 李允.华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 戴学艳.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天津形象――以近代租界为中心[D] .福建师范大学，2010.

[6] [美]丁匙良，沈弘译.花甲记忆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近代文化交流例7

一、基本理论概述

1、民国美术展览会

美术展览会在我国开始的兴起，始于民国时期,在民国前期得到快速发展，在后期处于平稳的过度时期，民国时期的艺术展览会把我国近代美术的展示与传播代入一个艺术开放的时代，,成为透视艺术理念、展示艺术成就，传递美感潮流，进行美术交流和扩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2、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特性

美术展览会逐渐进入近代我国大众的视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大众亲密接触，成为近代美术艺术广泛采用的展示与传播的方式，成为大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具有极大包容特点，为美术走进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体现了大众化和公益性的特性。为我国的美术艺术融合更多的现代要素搭建起融合交流的桥梁，美术走出技艺与欣赏的范围，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建设相容等特质，体现了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现代性和市场性的特性。,

二、民国美术展览会的展示与传播的意义

1）民国美术展览会在近展中体现了民众特性、公益特质、现代性趋向、以及市场化的特性，正是美术展览会在发展的这些特性，推动了民国美术展览的在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西方的人体艺术，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带来极大视觉冲击，同时对大众禁忌话题，禁锢的封建思想一次突破，有伦理视角转化为美学认识，是对民众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从艺术教学的展览到社会生活全面展览，从艺术美到生活美，还涉及到热爱祖国美术展、美术发展展览，建设美术展览，自然美术展览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实现展览与民众亲密的接触，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仅认识美各种形式的美，激发了民众追求美，实现美好的未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近代以前对于艺术品的观瞻和品鉴的方式，是对艺术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颠覆；民国的美术展览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战争的年代美术展览始终没有离开以减少灾难防止祸乱、帮助苦难的民众、解救出水深火热中人民，凸显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救国主题，为实现这一时代的历史责任，美术展览无不展现出爱国公益性的美展，吸引更多民众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民国美术展览从西方引进来的，借鉴了西方美术展览自身形式，在发展中激荡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现代性美术思潮，民国美术展览会对中西绘画创作的向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现代美术展览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形态；民国美术展览会设立了艺术品交易平台，艺术品在展览会上实现了流通，艺术工艺、艺术品开始走向商业会运作模式，美术展览会提供了流通交易的场所，有关艺术品摆放、陈列、生产定价与销售等艺术市场中各个要素在展会中完备进行，就是一个艺术市场，推进艺术的商业化，推动艺术经济，文化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美术展览会所呈现的特性是美术艺术发展历程的本质属性，展现出民国美术在我国美术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民国美术引领并推进近代中国美术迈步通向现代社会和不断革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近代在西方艺术不断融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美术艺术展览会，传统的艺术鉴藏方式开始走出有限的空间，开始把视野放在社会中，是我国美术发展方式重大的突破。美术作品在社会中展览,不仅形成了全新的美术展览方式，而且在展览中对当时艺术风格、艺术思潮上融入西方气息和现代气息,对艺术发展的走向起到引领作用，社会对艺术走向认可，艺术工作者的作用增加，地位不断地提高。民国美术展览是西方文明向中渗透的产物,丰富了艺术的欣赏方式，逐渐形成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美术感染和教育,成为西方和中国进行文化相互渗透于交流桥梁，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三、促进民国美术展览会发展的对策

民国美术展览会为通往现代艺术展示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要推进展览的发展，要注重向现代化的特性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向着规模化、真实性、艺术化、平台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1）现代展览会的特性之一就是专业化，展览会可以具体化化专业性的美术展览，具体的展出内容可能不近相同，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展览的内容，走向商业性的美术展览会。也可以由大众的需要来确定展览会的内容，开展生活艺术美术生活展览会，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如环保型的美术展览会等等。

2）突出艺术展览的互动性，展览不应是我放你看的一种静固方式，而是互动的过程，包括艺术鉴赏，艺术教育，艺术感染等，还有美术销售的互动，发挥展览会的促销功能。促进参观开放性，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已经被各种艺术展会所普遍采用。双方对美术产品展开交流并得到积极回应。通过相互交流，实现人与艺术的互动。

3）美术展览会运行要高效而富有艺术性。参加美术艺术展览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美术、艺术的信息。就美术产品的促销而言，成功的艺术展会有时就像一个大型订货会，多数艺术的销售是在展会上获得的。只要拿到了艺术的展位，就意味着可能获得很好的美术艺术品销售，美术展览会的高效性是在今后美术艺术发展的方向。展览会要有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本身就是就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应该突出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是非常强调创意的。现代的美术展会应十分注重对美的追求，一个成功的展会，会让参观者获得美的感染，美的体会，美的向往。展场的整体布置必须是艺术化的，主题显明，格调一致，把展览会也变成一种美术、艺术品，带来视觉上美感，用艺术本身的魅力吸引更多驻足停留，展示出展会的艺术性。总结：民国美术展览会充分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了现代艺术的特性，推动我国的现代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大德.“美术”研究[J].美术研究.2004(02)

[2]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续)——“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J].美术研究.2004(01)

近代文化交流例8

中日两国在教育交流方面具备很大的优势。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两国的教育交流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此外，由于两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交流的经历。因此，在教育方面进行交流与学习，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代中日教育交流体现出了我国迫切需要通过教育。提升我国人才实力、促进国家发展富强的美好愿望。通过中日两国的教育交流，能够吸取日本教育的有利部分，利用到我国的教育之中，让国人享受到更加优良、更加开明的新式教育，这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中日教育交流中，需要做到的关键一点就是注重创新，这才是促进教育发展根本性进步的重要工作。

一、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历程回顾

（一）初步交流

1840年之后，近代中日教育交流逐步展开。这个阶段也是西方国家打开清朝大门的时期。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破产，自此，统治者开始寻求发展出路。封建地主阶级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展思想，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培养优秀的人才。19世纪的日本被美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开始进行变革。明治维新将教育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通过建立近代学校体制，为日本今后的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处于近代初期的日本和中国在教育交流方面还处于默默关注对方行为的状态。在学习西方的阶段中有过一定的交流。这一阶段的教育交流是后期中日教育交流深入开展的基础所在。

（二）全面交流

经过了初期阶段的交流。中日教育交流进入了全面交流的时期。中日教育交流全面进行的原因在于清朝洋务运动破产，统治者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改革，寻求发展出路。因此。通过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成为这一时期非常显著的中日教育交流的特征。从1899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从200名达到了8000名左右。这足以见得当时中日教育交流处于蓬勃的状态。除了留学生规模，在学制、学科设立等方面，清政府学习了日本的教育模式。如在学制方面分为普通、师范、实业三个种类，与日本相同。在学科方面，除了国语不同之外，其他科目相同。这都表明这一阶段的中日教育交流的状态。

（三）逐渐出现矛盾

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清朝政府统治的结束。在这一阶段，中日教育交流呈现出了交流与摩擦并存的局面。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对于教育的改革。也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特点在于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体制。在学制方面，改变了清朝时期照搬日本学制的模式，更加注重向西方国家学习，吸取他国精髓。但是，其中仍然存在日本教育的色彩，如在教育系统方面采取了封闭的形式。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因此，在民国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具有排日思想的教科书。在中日交流之中。教科书问题是双方非常重视的问题。这一时期中日教育交流夹杂着矛盾与摩擦。

（四）出现交流阻碍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帷幕。这一时期的中日教育交流呈现出了恶化的趋势。作为侵略者，日本不仅进行军事侵略，在教育方面，也对我国实行了奴化教育，旨在消除我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日教育交流矛盾的进一步加剧。日本侵华时期，推行日本的教育制度。掌握教育实权。而中国对于教育则没有实权。日本推行的亡国灭种教育致使中日官方教育交流受到了阻断。但是中日之间仍然存在教育交流。主要是中国学生自费到日本留学。总体来讲，中日教育交流存在巨大的阻碍。中日两国的教育关系有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色彩。

二、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问题反思

（一）创新不足

中国和日本都学习了西方文化。在教育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日本取得相应的效果，与日本相比，我国在教育的革新方面w现出了许多不足，难以真正发挥改革的作用。究其原因，还在于我国在教育的创新方面做得不够。由于日本对西方文化采取的创新策略能够符合日本的需要，特别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对日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革，大大促进了日本教育的发展进步。但是，中国更多采取的是照抄照搬的方式，导致自身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不符合国家对教育发展的要求，这都是今后中日教育交流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政治阻碍

教育交流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存在积极意义的。要促进教育交流顺利进行。就需要摆脱其他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两国的教育交流受阻，这是中日教育交流发展不良的体现。政治关系是其他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的基础所在。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处于敌对的状态。也就决定了两国的教育交流难以朝着正常的轨道发展。这是当时两国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需要摆脱政治关系的不良影响，才是一种科学的促进两国教育发展双赢的途径。在今后，需要放弃以政治关系决定教育交流的错误方式。_2’

（三）急功近利

中日教育交流开启之时。我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不良局势之中，为了解决我国的发展问题，向西方国家学习，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深刻体现出了我国救亡图存的发展精神。由于国人急切想要达到理想的教育交流效果。机械照搬日本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在分析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对日本教育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然后进行取舍，选择适合我国的部分，进行借鉴。我国复制日本的教育学制，实际上体现出了对教育的心态太过于急功近利。没有真正考虑到国人的需要。在今后，在中日教育交流的过程中，不能太功利化，要站在长远的角度考虑，深入地向他国学习。

（四）政府主导不利

教育发展属于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政府在教育交流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中，由于政府的原因，导致两国教育交流受阻的现象也存在着，这主要是袁世凯掌握政权时期。由于国内出现了反对日本倾向的教科书，为了取悦日本，袁世凯查禁了这批书。这是由于政府的不利主导而导致的不利于教育发展的现象。这对于后来的中日教育交流起到了反作用。政府没有做好正确的定位，使教育陷入不良的境地。这导致中日教育交流出现问题，需要进行解决。

三、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启示

（一）加强创新

日本和中国基本上同时学习西方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体制，日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却呈现出封建落后、不合时宜的问题。两者出现差别的最大原因在于日本懂得如何创新。能够根据日本本国的需要。在借鉴西方国家的基础上，做到自主创新。但是中国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一味照搬他国模式，并不注重创新。这就说明了在中日教育交流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创新的问题，要发挥教育促进国民开化的作用，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借鉴他国经验，加强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

（二）超越政治局限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以及其他交流都与两国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政治关系的良好是其他一切交流活动健康开展的前提所在。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两国教育交流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这阻碍了中日两国教育交流的正常展开。近代时期的中日教育交流虽然受到过政治关系的阻碍，但是两国教育交流一直没有完全停止，这说明了在今后，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进行中日教育交流活动，我国教育赢得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三）切忌急功近利

当初在进行中日教育交流时。我国主要是为了救亡图存，通过学习他国教育，培养人才，扭转我国的不良发展局势。而这一时期我国的情非常严峻，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在这一危急关头，学习他国，增强我国实力，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我国为了短期之内达到发展目标，心态显得非常浮躁，以至于照搬日本的教育模式，导致教育效果并不良好。因此，需要摆脱这种不良的心态，心平气和地进行中日教育交流。既要顾及发展速度，也要注重发展质量。要深刻分析日本的教育模式，然后研究我国的国情，在从容的状态之中，深入向他国学习，立足于时代的需要，放弃不适合我国需要的教育模式，让我国的教育实现稳步发展。

（四）政府科学主导

近代文化交流例9

这个问题勾起了我长期以来的一种感触,那就是:每当我与外国人接触、交流(其实很少,也不深入),或者我看到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功地实现了有效交流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浮现出一句最初源自《论语》,后来被编入《三字经》的话:“性相近,习相远”。这算不算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传播理论资源呢?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论语・阳货》篇中,就这么孤零零地搁着的一句话,没有上下文。后人一般是从教育、教化的语境对它的解释。而在《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紧接着开头的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则纳入了对人性的全称判断。但是,我觉得,以孔子对人性的透彻认识和他宽容的文化观来看,它是指向“跨文化传播”的。比如,《论语・子罕》中就曾记载有孔子有“欲居九夷”的想法。

“性相近”,指的正是人类的共同属性――北京人,外地人,中国人,外国人,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习相远”,则指的是文化差异:语言、社会习俗、文化心理,以及美感、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性相近”是基本的条件,它是人类得以相互交流、理解的基础;而“习相远”,则往往构成人类交流理解的障碍。正是因为“性相近”,所以,人类无论有什么文化的、语言的、种族的隔膜,在本质上是可以相互交流并相互理解的。就如,“面子”,本来是反映中国人际交往的特殊概念。但是,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够为西方人接受,作为他们解释人际交往的理论模型,这本身就说明――“性相近也”。

在我这个跨文化传播学术的外行看来,人类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取决于人类的“性”和“习”这两个因素到底谁的影响力更大。其中“性”,虽然看起来是一种稳定的东西,但却可能是超验的(超验,康德哲学中的概念,其意为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非人的认识能力可以达到),难以实证,容易越说越虚,就如“性本善”和“性本恶”一样从古到今莫衷一是。但“习”――人类不同的文化、语言、习俗和观点,却是历史的、动态的,也是变化之中的。人类各个民族在相互隔绝的历史中形成并且沿袭的差异性,正在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的当代历史中得以改变。这是可以证实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充分交流、理解的可能性问题,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证明或证否;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即意愿和信念问题:我们是否愿意实现这样的目标?是否相信这样的目标可以实现?这一点直接影响文化交流的信心和效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曾经给我这样一种认识:文化和文化的差异是很坚硬、很沉重的。就如著名学者朱勤所说的“文化既然被说成无所不大,无所不能,张嘴就能呼吸,那就是第二个大气层了。大气层怎么能改造呢?”??――这不免令人对跨文化的交流失去信心,但是,贾文山老师的跨文化传播观则似乎更为轻松、有信心。就以他介绍的四种跨文化传播视角(perspectives)来说,其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的理论,看起来是他很喜欢的。这也是我喜欢的。因为这个理论不承认有不变的文化本质。它突出的是“传播”,而不是“文化”。而“传播”的功能,就在于改变“文化”。“传播”是一种创新变革的力量。而且,我觉得它使人对异于自己的文化更为宽容。

如果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给我们这一代人内心印上的“文化决定论”的沉重印记,那么,这种“建构主义”的文化观,之所以带给我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我也怀疑它低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尽管如此,我喜欢这种理论。这是我的一种价值态度。

概言之,人类不同的文化,或者说人类中的所有不同,从消极的方面看,只是人们各自独立的历史生活的遗存;而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们就是人类的丰富性本身。

因此,我觉得,“性相近,习相远”,作为一种对人类的普遍认识,作为一种对人类不同文化之间有效交流的信心,它可以作为具有普世性传播理论的资源。

注释:

近代文化交流例10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27-02

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在儒家文化圈特别是在中国传媒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并呈现出不断扩张和延伸的强劲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流”以其惊人的速度席卷中国大地。

韩剧热带来快速、顺利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国内同时产生了一系列对韩剧热播引起的问题的反思，也产生了一些非良性的问题，比如文化交流中因缺乏相互深层理解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媒体的不恰当报道造成的信息误导等。2013年是中韩建交21周年，两国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地理相邻，经济互补，正视并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一、韩剧在中国的热播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1993年韩国电视剧《嫉妒》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韩剧蜂拥而至，在中国不断升温。2002年，中国内地播放了67部韩剧。2004年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占引进总数的16.5%，其中《人鱼小姐》近200集。2005年中国又引进了多部韩剧。同年，素有“时尚文化风向标”之称的《新周刊》“新锐榜”因此评选韩剧为“年度时尚”。此年12月12日，在东盟峰会上，韩国总统卢武铉说：“过去2000年或2500年，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过去一百年，日本文化影响了韩国，但仅仅五年，韩国文化就开始影响中国和日本。”

二、韩剧热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影视传播，而是与经济、政治等密切相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的文化现象。

第一，韩剧热引发“韩流”。1997年《爱情是什么》的热播带动了韩国娱乐文化涌入中国，并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韩流”。“韩流”狭义指韩国电视剧，广义上泛指在中国文化领域中所涉及的一切韩国文化现象，它包括韩国音乐、韩国电视剧、韩国电影、韩国游戏、韩国动漫、韩国电子及汽车等。中国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韩流”就是浸透韩国特有文化气息的纯粹的韩国式生活方式在国内掀起的新的流行风潮。随着韩剧的热播，中韩歌会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韩流”的蓬勃发展，“韩流”一词成为广大中国媒体和民众口语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词汇。

第二，韩剧热引发的抵制思想。一些不了解韩剧及韩国文化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成功，感觉很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侵略，韩剧在中国风靡之时，也出现了部分“爱国之士””打着“抵制韩剧，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认为中国大量地引入韩剧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侵袭，而盲目地诋毁和排斥一切韩剧。在“2005年电视剧题材市场研讨会”上，中国20名顶尖的电视制片人一致向韩剧“开炮”，要求有关方面减少韩剧的播出量，给国内电视剧“留点空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实际上，盲目抵抗韩剧是不理性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在这样一个思想自由、文化交流自由开放的时代，封闭自己，排斥外来文化，不与时俱进，最终必将导致本民族自身的落后。韩剧在中国的风靡虽然给中国本土影视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总的来说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抵制它。必须看到，这种现象谈不上是一种文化侵略，它并没有使中国人抛弃自己的原有文化传统，相反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创新。韩剧热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启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对本土影视业和文化发展的反省和探索。

三、中韩文化交流道路上的问题和对策

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在韩国，人们十分热切地、一丝不苟地接受儒教。韩国电视剧积极融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描写的家庭故事、显现的文化精神多围绕儒家的道德核心进行，如义、礼、孝、诚、信、廉、耻等。充溢着儒家文化的韩剧里，社会单纯、唯美、和谐、有序。这些都能使观众焦躁的内心得以安慰，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在轻松愉快中得以领悟人生真谛，从而对中国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韩剧体现出儒家文化的魅力，也在加深中韩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问题上予以启示。

中韩两国交往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友谊，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两国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互敌视和隔绝状态。尽管在1992 年中韩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文化交流深入发展且范围不断扩大，以韩国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使中韩民众互相了解，增强沟通。但由于恢复交往时间不长，两国民众之间了解还不够深入，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存在误解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2013年是中韩建交21周年，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加深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两国政府应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沟通，求同存异，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误解和矛盾。中韩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界等问题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学术领域还存在有意无意的学术分歧政治化的倾向，从而导致民族矛盾的扩大化。因此，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与协商，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就十分重要。如2003年发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问题，如果两国政府在敏感问题上事先加强沟通和交流，坚持把学术和政治问题分开、现实和历史分开的原则，把这个问题仅限于学术领域，就不会不影响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好形势。

第二，两国应加强文化交流的对等性。中国是韩国文化市场很大的消费国，但两国之间存在着贸易不对等现象，中国贸易逆差较大。从数据上看，韩国电视剧近年来在中国掀起了“韩剧热”，但韩国引进的中国电视剧却很少。影视作品担负着极为重要的对外宣传作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很难与韩国民众见面，也是韩国民众对和中国现状不了解的原因之一。韩国政府应适当开放国内市场，多引进中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改变两国影视交流的不对等现状。交流应该是相互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第三，加强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在交流中坦诚相待。中韩两国媒体间的交流十分必要，应通过交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尽可能按照事实及早纠正毫无依据的虚假新闻和因相互了解不够而出现的歪曲报道。中韩两国媒体应该引导民众客观、全面地了解对方，处理好民族情绪。文化争端事件中往往夹杂着很多非理性因素，在资讯发达、自媒体流行的网络时代，更是容易出现缺乏深入思考的情绪表达。在这个时候，主流媒体、官方通讯社就更应承担起“防火墙”、“泄洪道”的责任。比如，韩国江原道“端午节申遗”，其实申请的是端午祭，虽然也用了“端午”两个字，但是内容和中国的端午节并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于沟通的不足，而导致理解上的极大偏差，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又如，“东北亚历史财团”前理事长访问北大时，针对“韩国首尔大学历史系朴正秀教授称‘孔子、西施、道教鼻祖张道陵等是韩国人’”的报道，特意强调“在韩国没有一个人讲孔子是韩国人”。韩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媒体致函称近日流传的“韩国教授称李白系韩国人”，“朝鲜族发明汉字”等报道没有事实依据，并对中国媒体不加核实便转载表示遗憾。韩国使馆称希望中国媒体认真负责，朝有利中韩关系的方向报道。后来证实，这些确实不是韩国人讲的，而是境外媒体在编造，结果在网上一经传播，引起中国网民的声讨。

媒体对民众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双方媒体都必须尽职尽责，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让中韩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并及时应对不利于中韩文化交流的负面事件，化解、消除敌对情绪。

第四，推动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中韩两国建交初期，双方交流以政府为主导，官民并举。学生群体是年轻的一代，是与时俱进的一代，也是思想最开放的一代。他们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带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回顾中韩建交20年时，中国驻韩国教育参赞安祥玉说：“青少年交流为增进两国友谊、加深文化方面的了解，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开展的高校之间的交流，举办的各种学术交流论坛，都对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对对方的了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韩两国应更加重视青少年间的交流，加强双方理解和信任，根据年轻人的特点共同组织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建立多种多样的沟通和联系方式，以加强两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首先，从大学生层面来看，相互派遣留学生是加强沟通和交流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中韩两国的大学都应该大幅增加名额，扩大留学生规模。留学生在交换的学校生活和学习至少半年以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衣食住行都沉浸在异域文化当中，很容易耳濡目染，从而使得他们对当地文化的认知度提高，认同感也上升，可以很好地充当中韩文化交流的桥梁。2011年开始的“亚洲校园计划”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其次，就中小学生的特点而言，加强校际合作与交流，开展留学与修学互访是非常必要的。每年暑假，学校和韩方都组织中国学生前往韩国中学、家庭进行住家式修学互访。访问期间，中国学生来到韩国学校，亲身体验韩式教育，真切感受韩国的先进教育理念。更有意义的是，他们入住韩国家庭，与韩国普通民众近距离接触，深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从点点滴滴中感知韩国文化的魅力，强烈地感受到了韩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和真诚友爱，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

中韩两国建交21年来，双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韩流”、“汉风”的吹动，增进了中韩民众彼此的了解，促进了文化的共同繁荣。近年来，尽管中韩两国关系受到历史问题、政治、经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等问题的困扰，但本着“尊重独特性，扩大共同性”的原则，两国文化交流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于出现的问题，双方都应客观对待，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以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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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沐牧，张曦.论韩剧的流行原因及对我们大学生的影响[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