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1

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应该回归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上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学经典尤其是古文经典的传统价值观之间，具有天然的逻辑与历史的联系。但是，目前很少有人提出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现在的古文经典教育教学，还处在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的阶段，秉承“知人论世”的文论传统，缺少了关注现实、关注当今社会问题的担当和勇气，变成了金字塔内的自娱自乐;另一方面，国内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很充分，多侧重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方面，此与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还有些微联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很多，古文经典往往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璀璨的瑰宝，本文也就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应该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与行上来，是对学界研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入思考。基于此，本文不仅有助推进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方面的改革，又对青少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古文经典不应该是为古人而停留于古人之上，应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链接起来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只要古文经典教育教学的改革，从根本上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只要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争夺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将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积极动力和强大后盾。而且，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确立扎根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为扎根当今时代社会现实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牢牢把握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古文经典教育教学的改革，方能开展出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上，以“社会现实”克服“为古而古”，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方向，并由此展开对经典尤其是古文经典的当代意义的历史分析。再是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应该确立“沿道垂文”的辩证观，尤其是古代文学经典，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的关注，更应该有“道”的提升，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正确看待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中传统价值观，由此展开古今之间交流对话。

 

两者之间能够建立链接关系，主要在于古文经典教育教学中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古代文学经典能够在当今社会继续作为“经典”而存在，必然有其与当今社会价值观一致的地方，在文艺座谈会说，“传承中华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以，可以通过梳理古代文学经典承载的传统价值观，与处在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历史阶段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辩证关系，以解决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主导方向的具体问题。

 

例如，古文经典中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历史与逻辑上的统一性，主要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以古文经典在过去现在能被认可的根本原因作为立足点，可以知道古文经典何以成为经典，特别是其所普遍呈现的价值观念、精神灵魂或风骨(即中国精神)，由此归纳出传统价值观中一些主要的成分。古今时空差异甚大，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有共通的情感价值与理想和精神，这是一脉相承的。古文经典中普遍呈现的“民胞物与”情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可以构成脉络相通的中国精神价值体系。

 

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中，应该适应时展的趋势，有效地结合互联网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平台，丰富教育教学手段，扩大古文经典的传播面，还可以通过现实的或者网络虚拟的读书会、宣讲会等，交流心得体会，借势培育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社会，古文经典的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方法、手段方面有很多新颖的做法，但目的性方向不能改变，就是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与行上来。我们如此提倡，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第一，社会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需要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沟通和链接中，建立中华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逻辑联系，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或风骨，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青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中，专门提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这就是探讨古文经典教育教学改革，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向的典型意义。

 

第二，学理意义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多体现在古今文学经典中，要在古今文学经典生成路径以及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辨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关系。如从逻辑上讲，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往往体现在古今文学经典作品中，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逻辑的统一;而从历史上讲，在古今文学经典作品中体现出的传统价值观又“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展现当今时代精神，实现历史的统一。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2

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多具有“开放”与“封闭”两重特征。“开放”是指其内蕴及问题意识往往具有超越时间限制的普遍意义，足以对后世文艺活动形成长久的启发；其既有内容也将在阐释、反省过程中不断丰富，成为新时代文论的组成部分。“封闭”则指这类观念同时也是既成事实的历史现象，往往生长在特定的古代文化土壤中，其形成、意蕴均有独特的内在理路及相应得失，不能用当代观念、西学观念任意置换。在有关古代文论基本观念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已所获良多；不过，对上述特征缺乏足够估计的情况，恐怕也是长期存在的。这样，部分研究未免出现了“代古人立言”的倾向，在系统化梳理古代文论观念并开掘其意义的同时，淡化甚至淹没了对古人自身理路的自觉探寻，也遮蔽了其内部存在的复杂问题。尽管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避免当代思路的介入，但尽可能对上述二特征的界限保持警醒，却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庶几可尽量保证一方面相对冷静地还原古代文论重要现象的原貌，而不是“六经注我”甚至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则与这些既有形态建立对话关系，尽量通过理性反思，而不是通过过度诠释，来保持其在当代批评中仍可能具有的活力。

笔者之所以倾向于选择“观念”而非“概念”、“范畴”作为研究对象，仍是为了尽量切合古代文论的原始情境。以界定严密的概念、范畴辨名析理，是西学之长，但并非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常态。古人在思考、研究文论问题时，具有明确的、稳定的问题意识与相应观念，但对概念、范畴的使用，则具有相对的随意性。或者说，他们对很多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以西学法则作为起点和展开方式的。因此，相关研究内容固然会涉及概念、范畴问题，但将考察的中心落实于“观念”或许更显妥当。这样是为了力避在问题开始时即以西律中，置换古人的思维方式及问题意识。那么，如何沿上述思路进入具体研究呢？笔者试图针对古代文论史上的五种基本观念，简单谈谈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物感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离与合

就基本意义而言，物感，是古代文论中阐释文学发生缘由的观念。其要义是将文学活动的起源定位于物感现象，即人心与外物的适然相逢、相感。此观念中，狭义的“物”，指与人相对的自然之物；广义的“物”，则也可包含感发人心的诸般人间活动。一般地说，将“物感”视为创作必然起点，是得到古代文人普遍认可的。这既与“自然”、“真”等价值理想合节合拍，也典型地体现出古代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反映论”、“模仿说”的独特内蕴。而笔者着重关注的则是：在古代文论的具体情境中，对物感的理解与判断，其实存在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肯定物感现象存在的事实，但并不肯定其天然地具有价值意义。这便体现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一性。这类论者对物感的价值限定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他们将相关限度或定位于政教层面，或定位于审美典范层面，或二者兼而有之。归根结底，其观念与立足于个性情感的自由创造说存在差别。这便在事实上形成了与“自然”、“真”原则的冲突。另一种类型则是，肯定物感现象存在的事实，同时认定该存在本身即具备充分的价值意义。这便体现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同一性。此类论者有些并不否认政教内容或特定审美典范存在的意义，只是不将其设定为终极价值尺度，不以之机械地限定物感现象，可称之为宽容派；而有些则立足于自由感发、自由表达原则，对政教内容、审美典范作出猛烈攻击，可称之为激进派。总体观之，在古代文论史上，多数论者其实在物感观上属于第一种类型，即具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同一性的特征。而这种带有不同一性特征的判断，正揭示出古代文人文学活动中复杂的价值取向与无可避免的自我矛盾。

在辨析古人物感观念的复杂特征之后，亦可看出，物感观念内含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发生论”的范围，而与创作观、价值理想等内容息息相关。因此，积极地梳理、反省其内涵与得失，不仅是“识古”的需要，也将为当代文艺批评提供有益的资源。在前述诸多观念中，第二种类型中的“宽容派”在学理上相对圆融、完整，具备相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钟嵘《诗品》一类文献堪称其代表。这种以自然感发为第一原则，兼容多种题材、手法的观念，与当代文学观念中的个性原则、审美感发自由表达原则切近，且力避对特定题材的偏激褒贬。以之为参照，庶几有助于为当代文学基本批评原则的确立提供相对宽容的起点。

二、吟咏情性观――依违于“真”与“正”之间

“吟咏情性”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中的重要观念。其基本理念是将表达思想情感设定为诗歌创作的基本特性。而这种“吟咏情性”的基本原则，便是要求思想情感必须合乎“真”的要求。在古代文论史上，论诗诸家普遍将“真”原则视为应然之理。这种规定，既是对文品的要求，也是对创作者人品的要求。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相关文论文献中，论者对“真”之内涵的理解方式却往往不尽一致。尤其是在多数论文者中，实存在情性之“正”对情性之“真”的限制。也就是说，在相应观念中，情性之真其实存在一个隐性的前提，即必须合乎不偏离政教尺度的人格理想。价值立场偏激的理学家具有这种特征，不足为奇。耐人寻味之处恰在于，多数表面不谈政教原则的论诗者，亦位居此列。这类论者中，以严羽为宗主的格调派最为典型。当代研究者有不少将这类诗论家视为“审美主义”代表。可究其实质，他们虽不明论政教，且言必称情真，但实则采用其他方式拥戴“正”对“真”的限制。其方法便是标举特定典范风格，以之作为诗歌写作的终极理想，同时反对诗风的无限度演化发展。这类典范风格，一般以汉魏盛唐典型诗风为依据。不难发现，以风格论诗者，往往兼有对形式与内容的要求。而以汉魏盛唐为法，也就是规定了诗歌须具有典雅、正大、浑朴等类型化风貌。事实上，合乎此种风貌的作品，也就往往天然吻合政教精神对情感的基本要求。所以，这类格调派论诗家实多为“情感之正”的隐性支持者。识别这一点，不仅对于判断格调派诗歌情感观的特性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今人把握“真”命题在古代文论情境中的实际有效性，亦具有启发作用。

应该看到，构成古人诗歌情感观思想基础的儒道二家，对“真”的理解存在重要差别。在道家学派中，“真”往往是终极理想“自然”的另一种表达形态；其对立面乃是一切形态的伪与矫饰。只不过在思想史流程中，该理想往往也会激发一种维护并真实表现自我个性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体人格、情感的存在既是事实，也同时合理。与之相比，儒家学派并不否认个体人格、情感的客观存在，不过同时尚要求这种实然意义上的“真”在符合道德理性规范后方具有充分价值。所以，尽管言行不符、表里不一同样为儒家人格理想所厌弃，但其尊崇的人格、情感之真，毕竟是往往以“修身”为前提条件的。而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即便道家思想的影响无处不有，但对文学价值观、功能论发挥支配作用的，仍然是儒家思想。就此而言，多数“吟咏情性”论者或显性、或隐性地以政教精神之“正”节制情感表现之“真”，也就不足为怪。而引人深思的是，此种观念支配下的诗歌写作，往往在脱离时代真实情感的同时，陷入机械重复的窠臼，以至于招致“瞎盛唐诗”一类讥讽。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无论古今，标举特定人格理想与弘扬自由表达原则，始终是一对如影随形般相伴的矛盾。当代文学批评同样不能回避这对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反省古人依违于“正”与“真”之间的吟咏情性观之得失，也就不仅是整理故实，而是具有面向当下的意义。

三、通变观――“取法乎上”对“博参”的制约

通变思想源自《周易》，为刘勰《文心雕龙》正式引入文论；而其表达的文论观念，实为立场持中的多数古代论文者所共具。所谓“通变”，确包含与当代文论“继承”与“创新”相关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持通变观论文者，往往并不认可无原则的继承，也不认可无限度的创新；而是通常预设创作的终极理想，以此为主轴、以此为规范，有限度地肯定革新的合理性。这种终极理想意义上的文，往往落实到经过择取的经典作品上。而其内在问题，便必然随之而生：如果终极理想必然体现于特定作品，那么广师博取、滋养心胸岂非多余之举？这一内在问题，于通变论者中普遍存在，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则表现得格外极端，也格外典型。在这部对明清诗学走向产生莫大影响的文论名著中，严羽一面标举“博参”，一面强调“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取法乎上”观念。继而，在他的论证逻辑中，学诗者“博参”的结果，必然是洞晓“取法乎上”观的正确。而面对这一论证逻辑，今人自可发现，这种终点已然预先规定的“博参”，已经失去了“学诗之助”的意义。因为此类“博参”并不以滋养感兴、激活诗思为目的，而只是以论证经典作品的真理性意义为目的；不是培养创作个性，而是压抑创作个性。于是在此逻辑中，积累知识，也就成为“博参”仅存的价值。这种价值，已经脱离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基本特征。

就整体情况而言，文学活动并非了无依傍、纯任自然感兴自我生发的行为，而是必然在特定的创作传统、风尚中展开。经时代、历史淘洗而留存的所谓经典作品，也往往相对集中地呈示出已有创作活动的较高水平。因此，对于分析、指导创作活动来说，古人的“通变”观念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意义。而当下面对的问题则或许在于：如何尽量削减“取法乎上”对“博参”意义的制约，使二者获得相对的平衡。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废弃典范尺度，而是力避以本质主义的眼光看待该尺度。而面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实际情况，今人仍然可以不断针对“通变”观念提问：如果文学创作不可能脱离对既有创作经验的吸收，那么，此种活动是否必须以典范作品为价值尺度？创作修养、心胸识见的积累，是以特定典范为起点，还是以自由生发，逐步累积为准绳？思考此类问题，或许仍为当代文学批评所需。

四、以意逆志观――“认识”与“鉴赏”界限的模糊

“以意逆志”由孟子提出。这一观念涉及对语言文字“达意”功能的把握：文必能达意，然而未必是对意义的直白呈示；所以需要读者调动主观能动性，理解其表现手法，挖掘其意蕴。此论与儒家学派信赖语言文字反映、认识功能的思维定式保持一致，而与源自道家的“言不尽意”说大相径庭；自产生之后，即成为被传统儒家诗论、文论奉为圭臬的诠释原则与接受观念。认同此观念者，往往以能否准确把握创作者意图、情志为评价阅读行为合格与否的重要尺度，这也影响到古人对文学基本价值及文学批评基本原则的判断。不过，在“以意逆志”观的积极意义得到从古至今延续不断之开掘的同时，我们似仍有必要反省其内在问题。在相关内容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以意逆志”说的核心目的，其实在于落实、强调文学作品的反映、认识功能，而在古代文论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是：那些过分推崇以意逆志说，而对其他接受观念缺乏反省的论文者，往往对审美接受的复杂特性缺乏敏感，其中的极端者，甚至对侧重从审美特性角度论文诸公持排斥态度。审美接受不仅仅包括阐释意义，还包括情感感发等重要内容。某些时候，在这一环节，作者原意是否可知、是否有必要确认，甚至并不是最关键的内容。而以意逆志说对“认识”之外的接受内容其实缺乏足够的关注。正因为此，古代文论史上片面推行此说者，其实是将“鉴赏”等同于“认识”。这便不仅对审美接受活动的多样展开形成了阻力，而且也很难彰显文艺活动、文艺创作的独特品格。

文学鉴赏批评活动，本非单一原则、目的所能限定。仅仅将文学接受限定于认识，可能忽略其独特意义，亦忽视此种活动与其他认识行为的区别。而在当下有关文学接受的教育、反思中，“以意逆志”模式仍具有相当的影响，甚至成为部分接受者主要的阅读动力。若能在维护“以意逆志”积极意义的同时，对其限度加以反省，则这一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阐释、接受的传统观念，或将可能焕发新的生机。

五、文如其人观――有关其思想基础与思维方式的反省

“文如其人”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也得到了当代学界的持续关注。然而我们仍有必要采用新的视角观照这一观念。因为已有研究虽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并没有完满地解答以下重要问题：其一，为什么屡遭质疑，“文如其人”仍得到古人的持续青睐？其二，既然从当代研究者的立场上看，该命题的可信度存在问题，那么在古代文论史上，导致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到底何在？古人又是否可能自觉察知此根源？沿此思路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存在“言不尽意”说一类对立观念，在古代文论特有情境中，“文如其人”命题仍具备坚实的思想基础。此思想基础一在于多数古人对文，尤其是自作之文反映、认识功能的认可，一在于古人普遍具备的贵真理想。在知识背景与价值观念均发生较大变化的当代，我们很容易将“文如其人”当做中性命题加以多角度剖析。而在古代思想文化情境中，质疑、否定该命题者动摇的就不仅是中性的文论命题，更可能是真理性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及修身、为文价值理想的合理性。因此，“文未必如其人”论者即便时时有之，也很难动摇“文如其人”论者的主流地位。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文如其人”观的持有者在作出相应判断时，往往在思维方式上存在问题。他们往往混淆“应然”与“实然”的区别，且缺乏对有关“文”与“人”各自信息基本性质的考量；又往往淡化“文”与“人”可能存在的多元特性，而是将其各自特性作出一元化归纳后，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按照古人此类惯常的思维方式论证“文如其人”，其实际意义恐怕在于：儒学认可文之反映及认识功能的经典判断能由此得到无条件印证，文之沟通异代心灵的高贵价值可由此得到决绝维护，儒道二家共同推崇的贵真理想也足以由此获得简捷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持“文未必如其人”看法的古人与其对立面身处同样的思想、文化空间，一样较难站在崭新的视角、价值立场上窥得庐山真面。因此，其意见往往只是具体结论与攻击对象相反，彼此思维方式却别无二致。就此情况来说，这类评判也必然难以对“文如其人”构成致命威胁。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3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

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宋元数学和珠算在评价问题上的差异，在两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一，数学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从人类数学史的发展规律上分析，数学的大发展几乎都是与文明的大发展相同步。西方数学的理性构造，需要一个安静的社会环境使数学家沉思，中国的实用技艺数学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应用发展。这一点无论是从古希腊、文艺复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还是从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都可以得到佐证。现在，如果把宋元的战乱时期取得的数学成果，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而把其后稳定环境大发展的珠算看作是数学发展中断时期的民用或商用的数学，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古代文明与数学的发展不和谐、不同步，中国古代稳定社会状态、传统的价值系统并不能支持和推动数学的发展。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与人类文明进程中数学发展的规律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种文化系统中数学作为一个子系统的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问题。

其二，数学史与数学哲学数学史实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依靠数学的理性思考——数学哲学的支持。然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恰恰缺乏有关数学哲学的理性思考。中国数学史中的评价往往处于两难之中，要么主观臆断随意评断，要么不自觉地暗用西方数学的价值尺度。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缺乏数学哲学的理论支持，有关古代数学的评价问题更是缺乏数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思考。其实就是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地随着西方数学哲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西方的数学观已经远远脱离古希腊时代。就是今天西方所奉行的唯理性主义的欧几里得式的数学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21）］由此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应当改变与数学哲学相分离的局面，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应当接受数学哲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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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俞晓群．论中国古代数学的双重意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4），51—56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64

11王宪昌．数学与人类文明．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58—71

1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93

13梅荣照．宗元数学的盛衰．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3），207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4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在这样悠久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底蕴应当受到世界的瞩目但是在当代社会有太多的人摒弃自己的文化而去追求西方文化究其原因大多数人表明中国的古代文学华而不实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因而遭到大家的摒弃现在我们就借本文来谈一谈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对建立当代国家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大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则不足以支撑其屹立于世界之巅峰位置因为国家文化价值的定位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国家整体的文化素养与整体的文学发展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一潮流中又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如何建立当代的价值观呢?首先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不管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觉文学还是文学鼎盛的盛唐时期再逐渐从隋唐两宋到没落消沉的明清两朝这些在历史上数不清的传记、史书、唐诗、宋词是我们当代文学起步的厚重基础也是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会看得无限远”那同样的我们的当代文学就是站在古代文学的肩膀上而古代文学就是我们的巨人所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是具有非常之深远的当代价值的什么叫做国家价值观呢?所谓国家价值观是从个人价值观的概念中延伸而来的个人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各类事物的看法与意见国家价值观是指一个国家在长期而又漫长的历史潮流中积累下来的能够得到集体认同的共同的文化信仰国家价值观是建立在国民心理、责任、道德、义务等等的基础上作为一种价值认知、实践准则与我们的理想共同存在着小时候家长们总会给孩子们讲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其中所包含的对待事情坚韧不拔的态度绝不放弃的刻苦精神还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等等传递给我们的都是对英雄的歌颂并把其类似行为作为一个准则这便是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是多变的但是有一个主题亘古不变那就是忠君爱国这类国家价值观往往会形成一种定式现在的社会科技发达物质也极大丰富但也形成了一种浮躁的社会气氛这种转变使我们将古代文学中的铁骨铮铮、正气浩然丢得荡然无存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依靠还谈什么所谓的国家价值观若想建立正确的国家价值观我们必须吸取和传承古代文学的精髓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璀璨的现代文明才能形成正确的国家价值观

二、古代文学对交友的影响

当今社会有一个网络热词叫“刷脸”所谓的刷脸就是指朋友多但选择朋友必须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早就系统地阐述了择友和交友之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与传承进而引导我们正确处理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有多闻益矣友便辟友便佞友善柔损矣”刘向在«后汉书»中也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ꎻ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和学识渊博、品格高尚的人居住在一起对人的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ꎻ而与庸庸碌碌、品格低俗的人居住在一起这个人也会深受其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类是喜欢群居生活的群体他们不能没有朋友交友交友这个“友”字是指两个人友好互助的意思古有高山流水说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两个人只有在一起合奏才有高山流水的即视感两个人即是朋友也是知己刘备三顾茅庐为的不仅仅是孔明的盖世才能与此同时更多的是那种惺惺相惜的知己知音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比比皆是以上足以说明交友的重要友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李白在«赠汪伦»中有诗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ꎻ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又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又应该如何去择友呢?交友的前提是择友还是让我们一起去古代文学中探索一下吧!人海茫茫知音难觅如何才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朋友呢?论语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意思是说选择朋友考察他的品行其次要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分析他与你交朋友的目的当然这些不能仅仅看表面关汉卿有言“画人画虎难画心”意思就是说人的内心很难看透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不能全靠看或者说你看了研究了也不一定能看清一个人最原本的面目所以与人相交还是贵在知心庄子也曾在«山木»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懿”说的是君子之间的交往坦坦荡荡的就好像清水一样清澈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私心与利益并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而丧失友情而小人之间的交往像甜酒一样尝到一点点酒的香醇就会想要继续交往下去但是一旦两个人之前的利益受到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也就因此破裂了我国的古代文学无言之中就在教我们择友交友的道理无形之中对我们的择友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中国古代文学对当代人文的影响

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是一个承载着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在这样悠久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那就需要我们一起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而不是肤浅和表面化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早在原始社会神话传说和歌谣就在人们的讲述下一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岁月的沉淀便逐渐演变成古代文学尽管最原始的那些神话传说我们只知道一些星星点点但却是最早为人所知的历史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中国的发展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老专家越来越少中青年一代成长过程过长造成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生长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人文具有很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传承真、善、美

当你在讨论古代文学时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极具感染力与审美价值观也就像诗歌律诗那样街头巷尾口口相传古代文学追求求真、向善、尚美求“真”它指的是历史的真实性ꎻ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ꎻ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中国古代文明孔子的思想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与赞扬当然也同样包括那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到认同他强调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去孔子提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新刷新了人们对人际关系的认知这里强烈的人文关怀跃然纸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人对人的尊重孔子这一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了高度的赞扬这一点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古代文学中的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相处、还有价值观的培养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指引着我们前行

(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科学发展观促使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当代的社会起着强烈的促进作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论述广泛而全面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仅仅局限在个人方面但是国家正是由一个个个体构成的他所提出的是从个人的修养层面来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发展

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分割不容忽视作为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它的存在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责任感身为国家公民的使命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大国在历史的大潮流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文化有利于帮助各民族团结一致友好发展当然古代文学的探索不能止步于此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弘扬

四、结语

中国的古代文学蕴藏着无限的哲理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影响教育人们要有骨气、重节操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强调的就是一个人早晚都有一死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死得轰轰烈烈有价值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在国家利益面前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有一种敢于奉献的人生态度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们担忧之前就担忧在别人都享乐之后才想到自己这样牺牲自我幸福的忧乐观一直被后世所铭记敬仰«爱莲说»中最为著名的句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高洁不受污染的样子着实让人着迷这又在警告世人做人一定要洁身自爱清贫自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极具号召力好像在召唤人们拿起手中的武器保卫我们的国家说了这么多优美的诗句无非想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并未消失而是一直牢记在我们心口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早早就埋藏在我们心中大到国家价值观小到人际交往还有对人文价值影响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古代文学赋予对我们当代社会的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5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心灵时间量度与文学的历史理解范式

伽达默尔说:“文学对每个现代而言都是当代的。”因为，在现实中承载文学历史、面对文学历史、揭示文学历史进而推动文学历史向前发展的是此时此刻的现实人生。古代文学历史的研究与教学最终完成在理解主体(读者)个体的心灵历程之中。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不仅要有实证范式，更要有心灵时间中的历史理解范式。心灵时间也可称为心理时间，它与人的精神过程密切相关。人的精神与心灵是动态结构，具有自主性、个性化、开放多元等特点，所以心灵时间不同于物理自然时间，它呈现出可逆的状态。在心灵时间量度中，过去的可以成为现在的，也可以成为将来的，没有绝对普遍客观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古代文学只是作家创作作品的时间是古代(自然惯性时间)，而作品的价值则是当代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古代文学不仅是古代的文学，同时也是当代的文学。当代阐释学认为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属于过去，而在于它作为持续有意义的存在对我们言说，我们解释经典就是应对经典的言说，重新回答经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作者的意图，解释作品也不是重新体验和重新构造作者的生命。相反，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沟通。理解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复制，而在于与现时和当下生命的思维性的沟通。文学理解不是一种单纯重构过程，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过程。人们应该摆脱这种观念:通过文学接受我们可以、能够获得文学作品的确切意义。文学作品信息的构成具有模糊性。文学作品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相反的，它负载着一切可生成意义的虚义。总之，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超越产生它的具体年代。它在不同的时代中被重新理解，产生新的意义。因此伽达默尔说:“艺术品的创造者可以投其所处时代的公众之好，但他的作品的真正存在却在于它自身所言说的东西，作品存在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品是一种永恒的现在。”他还认为:“作品和它当前的观赏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同时代性……艺术品是由人和为了人而创造。”德国接受美学文论家姚斯认为:对过去作品的再欣赏是与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自身独立地向每个时代的不同读者提出同样观点的课题，它并不具有超时代的永恒本质，“它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所以，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不能脱离当下的接收者。它依赖于当下读者的理解而存在。古代文学现象、作品只有在当下的个体心灵中被体验、领悟、解释后才能在现实中复活。比如说，唐代古文运动作为历史事件在自然时间中是有始有终的，但在某些具体的个人的精神时间和心理时间中却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终结，这种揭示会成为一个无限的文化意义生成和展开的过程。理解历史意味着使历史成为现实。总之，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去认识、了解古代文学流派、文学观点以及作家作品，更是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去理解人的存在，去获得一种与人应该怎样立身处世这一人生终级意义密切相关的艺术真理。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6

所谓的传统即是不断被肯定的惯例，它“需要公认的美善标准和既定的规则来支撑，这些标准和规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意，进而形成社会的审美价值”。马克思认为艺术品的最高价值是经由其他社会方面的价值一起完成的，包括社会价值、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这种价值观经各代的思想者通过研究艺术和诗歌来给美作以抽象的定义，用最带普遍性的术语来表达美的标准，为其找到一些普通使用的公式，成为一种审美经验。相应地在艺术创作中便形成了艺术运动的固定原则乃至共同的标准。而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代代相传不变的经验，古典主义艺术正好符合这种不具有个人色彩、不反映个人观点、不具有过激的创新风格，也不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而创作的特征。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除了自己以外已经对任何价值系统丧失信仰，出现了艺术上的个人主义。人们或是对社会秩序公然表示敌意，或是根本漠不关心，任何形式的限制都被视为是一种局限。但是，这些社会和心理事实已经使艺术家在现实社会中难以立足。也就是说，如果艺术家有绝对的自由，任何事物只要经由他的认可都可以成为艺术，那么艺术就将停留在这种情况下，再无超越和进步的可能了。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已受到认可的古典主义被继承、弘扬，形成先后延承、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

2.哲学与美学的影响理论

对实践起到不可小视的指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西方文艺实践的发展与哲学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就艺术创作上的古典主义传统而言，它的形成是同古典哲学、美学的不间断发展相联系的。西方哲学源于古希腊，从古希腊诸位哲学家提倡的希腊艺术创作的最高理想—合式原则，到17世纪波瓦洛提出的文艺创作上的理性原则，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的滚滚洪流中康德、黑格尔缔造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殿堂，而德国古典哲学也成为现当代哲学的直接源头。现当代西方哲学不论哪个流派，都不能不面对古典哲学这深厚的传统，那些试图从古典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料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固然会自觉地把古典哲学作为自己思想的起点。

3.文化源头的相关性与古典文化的复兴

就整个西欧范围而言，各个国家拥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源头，拥有共同的。19世纪之前，在西方美术史的撰写和美术史的教学工作以及欧洲重要博物馆的收藏中，古典艺术仍旧占主流。由古希腊罗马作为古典主义文化的源头，自意大利在14世纪重新热衷于古典主义文化艺术遗产开始，恢复古代文化及艺术风格便成为可能。历经数代，虽然产生了其他艺术样式和艺术风格，但突然出现了惊人的“退化”现象，20世纪的艺术家们，比如意大利新艺术运动的画家卡索拉蒂、未来主义的艺术家巴拉等，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在经历一段激进倾向之后便重新投入古典主义的怀抱。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文明也正是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共同孕育的果实。当艺术作品进入传统的艺术体系之后需要一种来源于艺术史的质量认证的标准，这暗示了恒久的质量需要一种传统性的因素作为参照和比较的框架，而从文化的层面出发，古典主义传统难以更移。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7

中国现代文学从倡导和诞生之日起，便与西方文学的各种思潮构成了紧密而稳定的参照关系，这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界面向西方思潮敞开门户的必然结果；惟其是在思潮意义上发现了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新文学之间相互参照的可能，“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对各种主义的评价之中，于是人们既从积极意义上理解西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的正面参照关系，也从消极方面评估西方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建设的逆向参照关系。

在逆向参照的对象中，自然主义还一度受到过正面的肯定，陈独秀、沈雁冰在新文学运动之初都曾赞赏甚至倡导过自然主义，而古典主义则在新文学倡导初期备受规避、批判和遗弃，只有到了通常被视为“新文学的反动”的学衡派文人那里，古典主义才得到了某种学理的肯定，后来在梁实秋的批评理论中得到了积极的阐发和利用。然而即便如此，古典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形迹仍不宜夸大。近些年来，也有研究者将古典主义视为与新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一种创作方法，然后从中艰难地寻找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合法性与文化生存的价值。

也有学者根据古典主义的某些刻板的条规，试图将古典主义与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特定年代的文学原则之间建立过某种联系，例如认为样板戏意味着“古典主义的复活”，样板戏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等等。这种种努力都有相当的学术内涵和理论灼见，但似乎难以形成相应的说服力：即便是从古典主义的理论条规确实能够寻找到与样板戏或其他中国文学现象之间的全面对应，也仍然难以避免人们在面对这些文学现象之时对于其与古典主义联系的将信将疑。为什么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在理论框架上的哪怕完全的对应现象，最终无法打消人们对其间同一关系的怀疑？

原因盖在于，将古典主义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为一种认知上的迷误；当古典主义作为新文学的逆向参照物时，它被无可置疑地理解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或者说一种创作倾向，然而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下并不真正体现一种价值形态，不适合当作价值理性去张扬抑或去批判，因而所有关于古典主义的价值批判都流于偏激，难以中肯剀綮，切中要害；古典主义其实更多地体现着一种理念的内涵，适合运用于文学与文化观念的申述与表达，而且仅仅就是申述与表达而已，形不成倡导的力量。这便是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最为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是他的古典主义论既精当中肯同时又未曾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缘由。

工具理性的克服古典主义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备受质疑与排斥，盖因为其名称既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忌恨和反对的旧文学诸多瓜葛，其内涵又被理解为对旧文学的眷恋、认同与倡导。那是一个以新与旧划分价值倾向并判断其对与错的时代，人们普遍习惯于这种两极化的认知，于是古典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学界的攻击和唾弃的对象。最先对古典主义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他不仅在战斗檄文式的《文学革命论》中借批判古典的文学否定古典主义，此前，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他已经从文学的进化观出发。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8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结束语：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

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9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古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例10

梁思成先生早在1953年访问苏联时就注意到被前苏联称为具备“民族的形式”的建筑，这种建筑是当时苏联在抵抗欧美的国际风格建筑时发展出来的，梁先生体会到建筑设计应该“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它的语言、它的历史等等所形成的文化的形式，应当利用各民族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他认为实现“民族的形式”的建筑可以包括“在规划改建旧城市的时侯，原则是尽量地保存古建筑，把它有机地组织到城市规划里去”，也可以表达在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将该民族传统建筑的艺术重新融合组成“完整的艺术形态”，尤其是像莫斯科的地下车站那样（图1），就是可以充份体现苏俄民族“文化遗产的应用”的佳例。由此可见，“民族建筑”，并不局限于古老的建筑或以传统形式营造的建筑，而是包括重新体现民族当代文化的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

法兰顿认为“地域性文化(建筑)有时会加插重新演译的民间元素。（但是）它会尽力在避免流于过度封闭的情况下，去教化一种源于地域的当代文化。(因此)它会倾向在矛盾之中创造一种地域性的世界文化。要持续任何真实的文化，则最终视乎我们在吸取外来影响的同时，创造地域文化的重要形态的能力”。

这个观点，与罗哲文先生在讨论中国建筑文化发展时的见解不谋而合，“就是外来文化必须在本国、本民族、本地区原来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最后成为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东西”。

综合此上中外论点，民族建筑(NationalArchitecture)和地域建筑(RegionalArchitecture)可以包括城市改造规划、当代建筑设计，或文物建筑保护工程。民族建筑和地域建筑的定义的重点在予基于尊重或认识该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吸取及融合世界文化，而重新演译和创造。

2古建筑、古典建筑及仿古建筑的定义

古建筑，英文是“AncientBuilding”，泛指“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实物。现在我国建筑历史学均认同1840年为“古代”与“近代”的分野，理据是“1840年鸦12片战争爆发，西方建筑进入中国，近代建筑由此在中国产生”。而此之前的则被视为古代建筑。“古建筑(现在)保存的数量和其他文物一样，年代愈早的愈少。物以稀为贵，形象化地说明早期古建筑的重要性”。撇除它的其风格雅俗或质量优劣，古建筑实物的主要文化价值在于它可以成为罕有的真实科学证据，因此具备予以保留实物的基本理据。然而，单靠年代的古远并不能成为保存的唯一理由。第一，以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单靠存在年代的久远并不足以支持其原物必然真确或必须研究的条件，例如很多古建筑，即使确认原物未曾全毁重建，但由于木材不耐久的特性，大都经过大规模修复，其中尚存元素可能已经不再具备期望的科学研究价值；第二，以探讨文化的角度来说，研究那些依然具备表达传统社群模式元素的建筑，可能比保存一些再无人民参予的遗物的意义重大；第三、以保护和持续发展文化的角度来说，除非该古物拥有其他遗迹不可替代的重要科学证据，否则保护文物应该以平衡各方面的价值，如历史、文化、科学、建筑、艺术、社会等重要性为原则。以保护建筑文物来说，衡量其其建筑的设计及技术理应比现存物料年份的远近更能判断它的建筑文化价值。

至于“古典建筑”这个名词可以泛指是英文ClassicalArchitecture的翻译。这个西方名词在西方建筑史上的定义是比较狭义的。根据英国权威建筑历史学家森玛逊(Summerson)的定义，它特定指古希腊或古罗马在公元4世纪罗马陷落之前的，在西方历史上称为“古典世代”（ClassicalWorld）的建筑，或后期“一座从远古世代的建筑语言直接或间接抽取装饰元素而形成的建筑”[7]。那些在18及19世纪欧洲参照该风格而发展的建筑潮流则顺应称之为“古典复兴”或“新古典主义”。例子就有在1823年由名建筑师史密克(Smirke)仿古希腊神庙风格设计的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图2）。然而中国历史没有“古典世代”，所以强把这个西方名词“古典建筑”借用，意义不大。如有使用，通常是指古代风格的建筑，重点在于成品的风格，而不在予其或实物年份。

而“仿古建筑”，可能是是指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模仿某个历史时段的独特风格而再造的创作品或仿古品，但是完成品未必具备社会文化意义；第二种是抽取古代建筑的美学或形制意念而再创作的新建筑，然而其设计或营造过程未必与它所借用的古代文化有关。其实仿古的情况并非现代的产品，“中国的古代仿古源远流长”，例如清代皇宫建筑的北京颐和园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图3），都可算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皇室匠师仿照古代杰出地方风格建筑而营造环境的作品。

综合以上定义，古建筑确实存在研究的价值，但是必须认清个别古建筑，甚至个别建筑组件的真实性，方可用作研究的材料。然而一般古典风格的建筑或仿古建筑则可以提供启发，可以作为建筑或城规设计发展的参考。

3文物建筑和遗产建筑的定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里，“文物”大致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窟寺文刁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重要的文献实物”等以它们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确定。因此“文物建筑”应该是指跟据《保护法》的标准确认为具备上述文物价值的建筑物，并非所有古旧的建筑均是文物建筑，而且也不是只有华贵堂皇的建筑方是文物建筑。有些表面不太起眼，但具备重要意义的民间建筑或近现代建筑，亦可以成为文物建筑。

我们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准则，对比近年被公认为适用于东方及西方文化的1981年的《巴拉》BurraCharter(全名《保护具有文化重要性之地点的》)，里面认为具文化意义的建筑，必须具备“对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世代有美学性、历史性、科学性、社会性或精神性的价值”[10]。因此，以历史、艺术及科学等价值作为并重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的方法在在中外是一致的。

另外，近年比较常用的名词是“遗产建筑”，相应英文词语HeritageBuildings。这个趋势也许与我国近年日益重视参予国际“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名册的申请有关。使用“遗产”一词侧重文物作为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资源，让我们可以保存、发展和传承下去的意思，这个概念跟英文词语“Heritage”的含意是一致的。《巴拉》的主旨其实亦是在予鼓励可持续性发展遗产建筑。

4历史建筑的定义

所谓“历史建筑”，并不等同以前的建筑，亦并非所有以前所兴建的建筑均属于“历史建筑”。“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由此推论，“历史建筑”应该是指具备记录以前有意义的信息的建筑，换言之，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因此是附合《巴拉》所说四类文化价值之一。没有“历史价值”的以前的建筑并不算是“历史建筑”。

然而具备“历史”讯息的建筑，除了作为研究的教材，还有甚么意义呢？《说文解字》中说：“历，过也，传也”。因此历史不单是过去的事实，也必须具备“传承”的使命，而要“传承”就必须适当地将具备历史讯息的资源，包括文献、习俗、遗迹和建筑的文化意义为下一代解说。

英国遗产组织在2008年发表《保护原则》(全名：《保护原则：可持续管理历史环境之政策与指引》)，对遗迹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作出精辟的定义：“历史价值关系到昔日的人物、事件和生活方式如何与当下发生联系，而这种联系倾向是〈展示性〉或〈联想性〉的”[12]。所谓“展示性价值”，“IllustrativeValue”，是指该座建筑或遗址，能够为当代或未来人民展示昔日某些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物，或生活方式。而“联想性价值”，“AssociativeValue”，则是指该建筑、遗址、地标、地貌、街道、或环境，具备触发或启示当代或未来人民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或事件的联想即可。这个联想的程序，有可能是因为这里确实是某历史人物踏足或某事件发生的地点，但又或者更广义来说，是某重要历史文学作品的背景，或某重要历史理念进程的环境亦可。

举例来说，山西永济市普救寺（图4）就是因为它是著名文学小说《西厢记》的背景而成名，而《西厢记》的重点不单是它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因为在云云中国文学中，它罕有地反映元代恋爱与礼教的冲突，并“对封建婚姻制的大胆挑战”[13]。因此普救寺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具备了令人联想到重要的历史文学作品和历史社会状况。

由此可见，“历史建筑”的“历史价值”并不能单纯从实物或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判断，在很多时候应根据这项历史讯息是否能够为当代及未来人民作出“展示”或“联想”，从而为人类文明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来进行判断。“遗迹遗址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人，而人恰恰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些实物离开了人它也就不成其为历史”[14]。因此可以说，如果一座遗址述说的是一群早已烟没的社群事迹，那么它的历史价值就很有限，或许只能算是科学的证据；反之，如果是一片在某特定历史时段上因为独特的人为或环境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民间传统建筑组群，而与它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的社群尚存，那么很明显，这些建筑就具备“展示”或令人“联想”该族群历史进程的条件。以位於广东省开平县的世界遗产开平碉楼（图5）为例，它见证着清末民初的历史民间生活巨变，以“华侨从北美带返之建筑风格与地方乡土传统交融，表达人类价值观之重要交流”[15]。因此开平碉楼能够属于重要的“历史建筑”，并不因为它的物质年代，而是因为它“展示”及令人“联想”到重要的历史。

5传统建筑的定义

中文“传统”一词包含了“传承”和“统合”的意念，因此“传统建筑的概念应是：以传统历史沿传而来的建筑工艺技术，使用传统建筑体系的材料所建的具有传统形式的建筑物”。这概念应该是包括传统的历史建筑，以及根据传统理念、形式及工艺营造的后期建筑。尤其是表达在未受城市化的乡镇，“地域性文化(建筑)都倾向在一些文化交节点和可以避过全球文明化的最终街冲击之处兴旺发展”，这种情况在中国，即使在不太偏远的地区乡镇，也十分常见。“传统民居（都是由）各地各民族根据自已生活习惯、生产需要、经济能力、民族爱好和审美观念，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和材科，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地进行设计和营造”。尤其是民宅，它的基本功能是居住，而人类的居住愿望，即使在现代先进的科技及经济条件容许下，在特定的环境和文化中，基本上跟以前的时代分别不大，“居所的形态，有时从百代传承而来，似乎永恒地可靠”。地域的社群人民在没有现代专业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指导下，很自然地倾向采用行之有效的技术及形态来配合地域性及当时的技术和资源，而不会刻意地创新或表达现代风格。从这一个层面来看，中国乡镇的民间建筑，除了少数近年的现代化公用建筑外，其余大多数的地域性民宅或社群建筑，如祠堂、庙宇、仓库、市集店铺，不管实际建造年份，大致都是依据传统形式营造的作品，也就是说，都可以算是“传统建筑”。最佳的例子就是在2008年列为世界遗产的福建土楼（图6）。世遗的评价是：福建土楼“以非凡形式反映了社群长久有恒地响应聚居诉求，表达出七个世纪以来夯土建筑杰出艺术的沿起、创新及发展”。可以注意到世遗的着眼点不在土楼的特定历史时段，而是一个传统有恒的发展。最明显的是其中永定高北村的土楼群，包括了明朝初建但现已毁废的五云楼、清末建造而仍然住满了村民的世泽楼和承启楼，甚至有迟至20世纪60年代由该村海外华侨归来，用传统技术新建、以便宗族聚居的侨福楼。证明传统建筑不在乎年份，而视乎营造的意念和工艺。

然而，传统并不代表被动地盲目接受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需要有意识地、有系统地、切合当代文化的思想去整合、展示、联系、演译和传承。美国现代诗人艾略特（Elliot）（图7）在《传统与个人天才》一文中指出“传统是不能依靠承继而来的，你如果要得到它，就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获取。它需要历史触觉。历史触觉包括了一个现在式的观点，而非局限于过往式的前事”。也就是说，传统不是死去的旧习俗，一项有意义的传统必须具备为当下的文化观点和人文发展作出启示的价值。

与“传统建筑”一词意念最接近的英文词汇是“TraditionalArchitecture”。英国金奖建筑师葛艾活（EdwardCullinan）（图8）曾为这个名词作出解释。他在1984年向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演说中指出：“我想将建筑传统定位为一种共享及可持续的营造手法的发展，目的是实践性、艺术性及社会性，而非古老性或怀旧性的”。由此可见“传统建筑”的定义的重点在于它是否包含承前启后的社会文明思维，而不是在于它的建造年份。

6结论：建议着重研究中国建筑的文化传统价值以探索持续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