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发展史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微观经济学发展史，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篇2

二、主要内容：该阶段主要抓好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做好测评总结四个主要环节，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扎实推进。

（一）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具体时间：7月20日-7月28日。整改落实方案以《市经委（国资委）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情况分析检查报告》、委党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到的六个方面28条意见与建议为依据，围绕科学发展、工业强市，对查摆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制度，按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切实做到“四明确一承诺”（即明确整改落实的项目，明确目标和时限，明确整改落实措施，明确责任领导和科室，向群众做出公开承诺），整改措施做到“三有”（有量化指标、有硬性手段、有时限要求），要把任务分解细化，把责任落实到人，使整改落实工作有章可循。整改落实方案制定后，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委机关、直属单位广大党员要围绕制定、落实整改落实方案，积极建言献策，努力转变作风、改进工作。

（二）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具体时间：7月20日-8月15日。委机关要进一步明确在加快推进工业强市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切实解决查找出来的、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围绕服务基层企业和促进科学发展，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侧重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对2009年市政府下达我委的各项工作任务提出具体措施，抓好工作落实。对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的问题，要积极探索上下互动、左右联动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促进工业发展。

（三）完善体制机制工作。具体时间：8月10日-20日。委机关要从促进科学发展、工业强市、服务企业的需要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等突出问题，逐步形成在加快推进工业强市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认真清理现有的规章制度，切实做好废、改、立工作，建立完善委机关各项制度规定，推动经济工作健康发展。

（四）做好测评总结工作。具体时间：8月20日-28日。委机关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完成时，要认真做好学习实践活动的总结工作，并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通报。委机关要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对学习实践活动进行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要以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根据测评情况，进一步完善整改落实措施，确保学习实践活动中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继续得到有效解决。要通过求真务实地抓整改、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使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具体要求

整改落实阶段是整个学习实践活动出成果的阶段，既是对调研学习、分析检查阶段工作效果的检验，更是整个学习实践活动的创新与成效所在。委机关各科室要认真按照委党组制定的工作方案，把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篇3

2.电视剧特色化。卫视全国竞争的战略，需要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和对特色内容的持续性掌控。在各个频道自办活动、栏目特色化的基础上，特色电视剧成为领先省级卫视“温饱”以后的新追求、新亮点。2007年很多省级卫视不再盲目攀比剧目播出数量，而是充分结合自身品牌特点进行电视剧优选，不少频道开始了从充分利用多轮剧，然后抢占首播剧，再进一步用独播剧展开特色品牌建设的新征程，特色电视剧成为实现频道特色的最重要的新武器。天津加大投资定制“阳光系列”生活喜剧，江苏深化“情感”主题类电视剧，安徽力推“爱”的主题类电视剧等等，电视剧特色化逐步从量到质，为优秀卫视建立了更加牢固的收视壁垒。

3.战略竞争深入化。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省级卫视的竞争不仅仅是定位之争，更是全面协调持续的到位之战。省级卫视由定位到到位，优秀卫视对战略竞争的理解不断深入，战略执行推进到了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从体制到机制，从扁平组织到绩效文化，从收视、覆盖到广告收入全面发力。这种持续进步态势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好的。优秀省级卫视战略竞争的深入化、立体化，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坚定不移全国化。伴随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多省级卫视更加重视走出去的力度，将全国的收视表现、全国的影响和全国的覆盖效果作为惟一考核指标。卫视的全国化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本地党委和政府的对外宣传工作，也大大提升了省级卫视自身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公益价值和文化发展中的产业价值。省级卫视持续不断地加强全国城乡落地的推广力度，使得本地以外的全国收视不断提升。全国性竞争拓展了省级媒体的发展视野，提高了战略竞争能力和市场化生存能力，也领涨了各级电视媒体收视效果。在全国化竞争加剧的形势下，陆续显现出整合全球资源的特点，从节目模式到制作团队引进，越来越多的先进做法出现在中国的媒体内部和展现在荧屏之上，优秀卫视全球竞争的能力开始萌芽。

5.外脑使用普遍化。省级卫视借力外脑，实现超常规突破式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省级卫视更为看重外部专家顾问的更广泛视野，看重他们的丰富经验与成功模式。省级卫视内部锐意进取的内因加上外脑的作用，的确可以取得最大效果。今年全国排名上升最快的5家省级卫视，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与外脑顾问合作的成功模式，合作使得卫视承载的政治、社会、文化、产业四大功能得到有机的统一和更好的发挥。

在具体的收视表现上，我们看到四大特点：

一、省级卫视不同阵营全面普涨

全国卫视频道组收视率涨幅

根据CSM媒介研究提供的全国35个中心城市收视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的中国电视市场并不乐观。所有电视频道的整体收视率出现小幅下降。惟有31个省级卫视保持了强劲上升势头，以绝对的优势领涨全国电视媒体。年度同比涨幅高达9.4%，连续两年保持一成左右升势。

更为令人可喜的是，31个省级卫视群体，不论各自排名如何，2007年竟然出现了普涨的现象。前5名的省级卫视步伐稍有放缓，但收视率仍有5.6%的提升。前十名的省级卫视收视率涨幅也在平均水平之上。尤其是省级卫视后15名不再甘于沉寂，奋起直追之势势不可挡，落后阵营的收视率涨幅远远高于省级卫视整体水平，这也代表着省级卫视之中又将涌现出新的黑马。

二、省级卫视三个阵营日趋明显

从全国收视份额的分配角度来看，省级卫视三个阵营日益明显。能够进入省级卫视排名前列，的确更具全国性政治宣传和广告营销的意义。省级卫视第一阵营频道，基本上都提出了战略建设的明确目标。

根据CSM媒介研究的统计，2007年有七个频道收视份额过1。这既是一个普遍认可的全国性强势媒体标志，也构成了当前省级卫视第一阵营。第一阵营卫视总体收视份额大幅增加，而且数量从2006年的3家快速增加到7家。总量稳定下的结构分化格局还会随之更加清晰，第一阵营占据了省级卫视全国总体收视份额中的半壁江山，几乎是第二和第三阵营的总和。第二阵营由11家减少到了8家，第三阵营由17家减少到了16家，第二第三阵营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三、天津、河北成为年度黑马

天津卫视进步居首

天津卫视无疑是2007年省级卫视的最大亮点，凭借近乎翻番的收视率一举上升7名。从前年同期的14名，成为十强中的新贵。作为环渤海地区的龙头卫视，天津卫视成功崛起，首先决定于决策者以卫视为集团发展重点的战略思维和改革创新意识的到位：卫视频道制的确定和实施，坚定不移的绩效目标，原有版面果断调整，“订制剧”营销模式的优势强化放大，“大剧独播”概念持续实施，黄金剧场和后黄金剧场相互拉动等等。晚间原有品牌栏目也都全部实行全国收视标准上的优胜劣汰，白天编排整体改进。所以在直辖市卫视中天津卫视一跃取代东方卫视，成为十强新贵。

河北卫视脱颖而出

在2007年度名次进步跨度最大的省级卫视中，河北卫视尤为值得关注。该频道长期以来徘徊在全国25名以外，这与河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极不相称。之前虽经历多次改版，但一直未能大步走向全国。年中通过大胆突破与锐意创新，以科学的数据分析论证发展策略，推出“快乐家庭”的清晰定位，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优秀创意，集中台内外优秀力量推出《奥运小冠军》等一系列全新节目，并盘活一系列与青少年、家庭相关的优秀剧目资源，在收视迅速提升的同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正成为北方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他表现突出的省级卫视还有锐意进取的江苏卫视、稳中有升的四川卫视、首次进入前十的河南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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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ANG Derong[1], YI Fenglan[2]

([1]Yichang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000;

[2]Yiling District, Youth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100)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comprehensively analyses how to develop aspects of Yichang '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with the guide by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Key wordsathletic; development; backup talents

1 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体育强市的剂

创业富民，体育强市。建设体育强市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竞技体育为龙头、以群众体育为基础、以体育产业为后盾”的指导思想，遵循群众体育的全面普及规律、竞技体育的超越制胜规律、体育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律，在全民健身、训练竞赛、体育产业、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求我们体育工作者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改进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一是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的必然要求。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加快了人们思想体育意识的凝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强，为体育发展带来了市场和契机，也促使体育要进行整合，强化其服务平台的功能，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既然体育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领了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应积极地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体育发展规律，进行体育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新，确保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发展。

三是体育自身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既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体育自身发展变革完善的迫切要求。从体育自身发展的要求来看，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要同步协调发展。

目前，发展宜昌竞技体育，要切实解决竞技体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校学生的文化教育问题，读训矛盾十分突出。二是体校教练员的培训问题，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急待提高。三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缺乏高水平后备人才。四是训练项目规划布局问题，突出重点，分类布局。五是赛风赛纪问题，弄虚作假仍然存在。六是经费短缺已成为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突出矛盾，尽管每年对竞技体育的经费投入均有所增加，但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七是竞技水平中的科技含量亟需大幅提高。要更好的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走出一条符合宜昌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子。

2 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是宜昌经济建设的助推器

经济建设与体育发展双赢。体育对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要加强竞技体育的资源整合。

（1）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竞技体育人才保障体系。加强政策方面的引导，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应发挥市场的作用，积极推进竞技体育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办竞技体育的格局和管理模式。

（2）扬长避短，巩固优势，扩大优势。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结合我市的特点和优势，用发展的眼光来制定我市体育发展目标和战略。要继续巩固传统优势项目，进一步挖掘优势大项中的非优势小项和基础项目中有潜力的小项。

（3）大力培育竞技体育人才。确立人才流动的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分段制定不同政策，切实搞好体育人才流动的宏观控制和微观调节。加强对各专项运动员人才交流的科学管理，统一协调全市专项竞技体育人才合理流动，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人才的发展领域。

（4）全面提高教练员队伍的科学训练和管理水平，完善教练员选拔、任用、考核制度。抓好各项目、各年龄段的后备人才培养，制定后备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加强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抓好与奥运周期人才年龄和水平相衔接的教练员队伍建设。

（5）充分发挥科技兴体的作用。实施奥运科技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对运动训练的指导和支持力度。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体育科技工作，逐步形成跨学科的体育科技体系。要充分发挥各科研机构，构建信息量大、准确性高、传递速度快的现代化竞技体育信息网络，为训练服务，为备战服务。加强科技成果向竞技体育实践领域的转化。

（6）发挥竞赛的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建立权责明晰、科学管理、依法治赛、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宏观竞赛调控体系。根据不同层次队伍的需要安排好竞赛，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市市情、适应竞赛市场要求、有利于服从高水平训练需要的竞赛管理体制。

（7）进一步扩大竞技体育的社会影响。抓住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职业化发展的大好时机，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政策调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竞技体育。要不断引导民众对竞技体育的正确认识，发挥竞技体育的宣传鼓舞导向的作用。

3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进一步提高体育后备人才的成才率和输送率，将以体育运动学校为主体的现行办学模式扩展延伸与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普通中小学寻求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领域的联合，扩大选材面，多渠道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实行体教结合的模式是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必然趋势，也是适应国际体育竞争的必然需要。目前我市的竞技体育重点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好一个基地。按照“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的评估认定标准，重点建设好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要在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拓宽体校学生的培养输送渠道上下功夫，推动我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突出二个重点。以“训练出人才、比赛出成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调整和进一步完善体校的培养模式和方向。

（3）完善三级训练网络。科学合理布局全市青少年体育训练项目，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把调整项目结构作为关键措施。形成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县市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市体育运动学校为一体，层层衔接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网络。体教结合是竞技体育扩大选材范围，形成后备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必须从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入手，实现体育和教育的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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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我委召开了学习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学习讨论，深入园区、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查找问题，深刻进行剖析，委领导班子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准确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实质，明确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省委、市委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要求。

（一）深化了对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认识，明确了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要求

委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我市作为欠发达地区，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的严重影响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加快发展”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现实最迫切的要求，是破解当前一切困难和难题的关键。工业经济是推动“加快发展”的火车头，要更加旗帜鲜明的突出“快”字发展理念和主题，树立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思想，在“快”上做文章、下力气、花功夫，快马加鞭、只争朝夕、超常工作，抓住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机遇，推动工业跨越式发展，为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深化了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要求的认识，明确了实施资源转化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要求

委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实施资源转化战略，有效防止资源滥采贱卖，推动精深加工和集约生产，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了同新型工业化的高度统一。工业领域是实施资源转化战略的重要突破口，要以能源、金属、农副产品、建材、电子机械五大工业板块为重点，以工业园区为载体，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大项目为支撑，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联动，切实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努力走上一条紧紧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率、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新路，使全市工业始终沿着快速健康的轨道发展。

（三）深化了对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的认识，明确了保民生促稳定的要求

委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自觉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当前，我市经济发展正处于发展的爬坡阶段，经济社会还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繁重。我委在保民生、促稳定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一方面要明确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财政增收的重要来源，是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渠道，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以工业的大发展成果来为保民生保稳定提供坚强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明确在企业改革中处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具体问题时，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保障职工利益，并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充分体现党委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心。

（四）深化了对突出实践特色这一本质要求的认识，明确了加快工业科学发展的切入点

委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在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注重把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省委、市委的重大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与推动市经委的全面工作结合起来，找准切入点，突出实践特色。作为负责全市工业经济的综合职能部门，市经委肩负着实施资源转化战略，加快工业发展的重大使命，因此，在工业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围绕构建充满活力、更加开放、有利于*工业科学发展的机制体制，在重点查找并解决影响制约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和全局性问题上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出新思路、添新措施、求新突破，全力破解大企业培育不够、产业发展不充分、科技成果转化难、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等难题，推动全市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二、认真总结，深入分析，查找影响全市工业科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一)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初步成效

近年来，我委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资源转化战略，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提速加快、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了“工业超农业、二产超一产”的两大突破，工业经济进入了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

一是工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导作用日益显现。近年来，全市对工业强市形成共识，抓工业经济的思路更加积极主动，更加注重发挥工业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作用，全市工业经济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至2007年，全市工业增加值连续保持20%以上的高位增长，连年上新台阶。2007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8.4%，成为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核心引擎。2008年，在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出下，工业经济仍保持了9.8%的增速。今年前5个月，工业“止滑提速取”得了明显成效，呈现出逐月恢复性增长的强劲态势，现基本恢复正常水平。

二是注重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成效日益明显。近年来，工业战线深刻把握市委、市政府对工业发展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积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着力推进优势产业发展，加强大企业大集团培育，狠抓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推动园区建设，加强经济运行综合协调，深入推进工业品牌战略，大力推进工业招商，加强投融资环境建设，不断优化全市工业结构，提升工业经济集约集群发展水平，提高了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了全市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7年，全市工业实现利润2.7亿元，同比增长47.4%，居全省第六位。2006?2008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完成了下降4%的目标任务。

三是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发展后劲显著增强。2008年，全市完成工业投资49.8亿元，技术改造投资31.6亿元，工业园区共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4.9亿元，新入园项目91个，新开发园区土地面积5.7平方公里；今年1?4月，全市灾后开工建设亿元23个，完成投资14.5亿元。新锐一期、旺苍金顶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等一批重大项目实现竣工投产；攀成钢旺苍60万吨机焦、达钢20万吨球墨铸铁管、升达22万立方米林中高密度纤维板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四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领导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市经委组建后，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谋划工业经济跨越发展的历程中，注重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科学的人才观和发展理念抓好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不断求新求变，着力建设崇尚实干、善打硬仗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委机关连年在市委、市政府目标考核中荣获一等奖，领导班子多次被评为“四好班子”。

(二)影响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和原因

1.存在主要问题

（1）领导班子建设方面。一是对科学发展观学习还不够透彻，把握内涵实质还不够准确，还不能很好的把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融会贯通地灵活运用。二是对工业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从理论层面上进行深入研究思考，反映到实际工作中来看问题、做事情眼光不远、视野不宽。三是班子成员之间及成员与群众谈心沟通思想不够，班子成员主动与班长通气、通报情况不够；四是加强班子成员理论联系实际经验的总结不够，没有形成高质量的理论文章。

（2）工业和产业发展方面。一是按照学习科学发展观要求，切实统筹考虑工业可持续发展不够；二是积极争取更多的灾后恢复重建的优惠政策，推动产业重建工作需进一步努力；三是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多为企业办事实，与灾后重建的要求有差距。

（3）机关建设方面。一是干部队伍建设上还没有建立有效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长效机制。二是在关心职工、爱护职工，充分调动每个职工的积极性上做的不是很好，如妥善解决好产业办人员公务员登记、推荐干部轮岗交流等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三是对机关车辆的管理，科学调度，杜绝浪费进一步加大力度；四是经常性的组织职工开展联谊及体育活动不够。

2.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上述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有我市工业基础薄弱、政府投入不足等现实条件和环境制约的结果，但归根结底，还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把握不够，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有限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系统学习理论不够，在思想认识上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近几年，工业经济改革发展的任务越来越重，各种矛盾和问题较多，班子成员过多精力陷于处理事务性工作，理论学习系统性不够，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理解不够深，没能很好地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及时掌握新理论、新知识，影响了视界的进一步开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宏观决策方面的局限性。系统学习理论不够还直接导致了对全市工业统筹发展的思考不够，角度不广，缺乏战略思想和超前意识。学习中注重联系工作实际不够，存在着学习与工作脱节的倾向，导致了学习实效不够凸显。

二是深入调研与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在工作作风上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班子成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时间不多，对一线的情况缺乏实地了解，第一手资料掌握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领导班子成员主动听取群众意见和接受的批评不多，自我批评坚持不够，班子成员自我批评不经常、不深刻。同时，对一些重大决策虽然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按规定走了应有的程序，但还未能完全适应现代化管理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主动进行听证、专家咨询，更加广泛地听取民众意见。

三是开拓进取精神不够，在用科学发展观的破解难题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谋划工业经济的各项工作中，较满足于个别指标纵比的较快增长，没有很好的认清我市工业经济在全省横比的差距，在思想上形成一种禁锢和束缚。没有真正树立起不进则退、慢进是退、原地不动更是倒退的紧迫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开拓创新意识不强、思想束缚过多，敢闯、敢干、敢与强比的胆识不够。我们在一些事关工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上缺乏率先尝试、率先发展的胆识和魄力，习惯用用老观念、老办法对待新任务，没能从一般性、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从影响制约我市工业经济实现突破发展的关键性、深层次的问题入手，作一些长远的前瞻性思考。配套政策措施研究不够，政策优势的吸引力还不突出，服务企业的措施还不够完善，在破解制约我市工业发展的融资等难题上具体举措上缺乏新意和突破。

四是对干部队伍的培养教育不够，在队伍素质上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委机关办公分散，很多科室的工作任务重，平时对干部职工的集中培训学习抓得不够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特别是青年干部的成长。同是，以为近几年县区和企业对机关干部反映还比较好，对干部的教育有时有所放松，对有的干部身上存在的缺点和小节问题，及时指出或严肃批评不够。

三、明确思路，强化举措，奋力推动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委需要全力抓好全市工业企业恢复重建和加快发展，以实际行动推动工业跨越发展，为全市经济提速加快、又好又快提供支撑。

（一）强化理念，突出我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客观审视*工业的实际，要实现我市工业跨越发展，关键要突出一个“快”字，因为没有快，就没有发展；没有快速发展，就谈不上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汶川大地震后，加快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呼声尤为明显。因此，*工业的问题关键是要在“快”字上来突破思想的束缚和禁锢。同时，通过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节能降耗、增强效益等有效措施，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快”中有“好”，在“快”中求“好”，真正实现我市工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

（二）实施资源转化战略，推动五大板块快速发展。五大板块是我市工业发展的重点，也是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资源转化战略的有效突破口。围绕优势明显的资源禀赋，坚持就地转化、精深加工的原则，加快优势产业发展，积极争取将五大工业板块纳入国家相关产业振兴规划和四川省工业“7＋3”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抓住全国产业转移加快的趋势和省市对口援助这一机遇，列出产业配套“清单”，积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引进产业关联性强、带动性强的转移企业和转移项目，切实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一要着力抓好锰、钒钛等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开拓性发展金属板块；二要全力抓好天然气、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突破性发展能源板块；三要以灾后重建需求为向导，快速发展建材板块；四要继续抓好农副产品资源的深度转化，稳定发展农副产品板块；五要依托*国家先进电子及配套材料产业化基地和081、新锐等企业，创新推进电子机械板块发展。

（三）抢抓机遇，强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是工业发展的载体，是抢抓机遇，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抓手，抓工业归根结底要落实到项目投入上。一要加强在建项目的协调服务，加快推进朝天海螺、攀成钢旺苍机焦、元坝升达林板一期、领航科技20万吨离心球墨铸铁管等一批亿元项目早日竣工投产。二要继续跟踪如中铝821电解铝异地技改、旺苍低热值煤坑口电厂等一批重点潜在的项目早日落地开工。三要抓好新项目的引进，抓住浙江、黑龙江产业援建和产业大转移的难得机遇，精心策划包装一批项目，加大重点项目的招引力度。四是要深入研究国务院和省政府制定的灾后重建和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抓住地震灾后政策支持机遇和巨大的市场机遇，坚定不移推进工业项目建设。

（四）优化产业布局，发展工业循环经济。依托重点优势企业，加强科技攻关，加强产业承接，形成关联度高、价值链长、支撑力强的板块循环经济，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围绕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综合效益，坚持生态环保导向，依靠现代科技大力提升资源和排放物的综合利用水平，走新型工业化之路。要抓住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有关新设立*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的机遇，规划发展国家级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区，通过改造提升现有园区和新建园区相结合，形成“一园五区”布局，即以“补链”为重点，改造提升铝循环经济区；以产业连接为重点，改造提升煤电冶建（化）循环经济区；以产业链延伸为重点，改造提升农副产品循环经济区；新规划建设天然气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区和医药工业循环经济区。

（五）加大园区建设力度，增强工业聚集发展水平。认真落实《*市工业园区产业布局规划指导意见》，加快园区的整合发展力度，不断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工业园区集约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创新园区投入机制，继续推行基础建设采用招商比选、BOT模式融资投入机制，筹措建设资金，加快水、电路、管网、标准厂房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步伐，特别应加强与省、市供电部门的协调，加快园区电网建设进度，积极探索创新民间投融资机制，大力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园区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缓解投入不足的问题。加强政策扶持，认真落实省、市已出台的支持工业园区建设的各项政策，在资金、土地、税收、人才、要素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当前，要抓住灾后重建机遇，积极争取灾后重建资金对工业园区基础建设的投入，切实做好土地规划调整，为未来5-10年工业项目用地预留空间。加快川浙合作产业园、川黑合作产业园、医药产业园、塔山湾军民结合产业园等园区的建设进度，加快打造承接产业转移优势载体。坚持项目入园与园区和互动，加快推进企业、项目、资金、技术、人才向园区集中，促进产业集中集聚发展。

（六）大力扶持企业发展，切实解决发展难题。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保企业就是保增长、保发展，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大局。利用灾后恢复重建契机，积极引导支持企业加强技改、战略重组、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培育壮大骨干龙头企业，把重点企业、龙头企业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大力支持并引导各类资源向行业龙头企业倾斜、集聚，通过引资嫁接、上市融资、资产重组、股份改造等方式，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要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服好务。进一步争取和落实好有关扶持政策，强化企业煤、电、油、运、气等要素协调保障，加强与银企政的合作，加快担保公司的组建步伐，解决好企业发展的资金缺乏问题。

（七）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继续大力实施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加快结构升级。要积极争取省技术改造资金，集中力量支持一批见效快、带动强、前景好的重点项目，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能耗，提高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和适销对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引导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加快技术转化，放大创新成果，实现创新技术产业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生产能力。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依托*国家先进电子产品及配套材料产业化基地，利用长虹、081的科技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军民结合的先进电子信息产业，着力形成关联度高、价值链长、效益好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提升产业整体规模与综合竞争力。

（八）强化要素保障，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工业领域必须着眼于新的形势要求，强化科学调度，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为全市工业经济健康运行提供有力的生产要素保障。要扩产能、挖潜能，千方百计扩大要素供给；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生产要素向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倾斜；要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确保重要生产物资价格平稳、供给充足。要积极争取直供电政策，同时调整思路，加强需求侧管理；要千方百计加强与天然气供应部门的协调，增大供应；加强流动资金协调，当前特别要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攀升”的突出难题，指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困难，切实开展好融资工作。

四、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切实增强领导发展的能力

抓好全市工业经济的恢复重建和加快发展，着力加强委领导班子建设是关键。我委领导班子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整改，切实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实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升领导班子政策理论水平

一是明确学习重点，健全学习制度。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省委九届五次全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紧紧围绕资源转化战略，不断提高班子驾驭全市工业发展的能力。要进一步坚持中心组集中学习制度、党支部组织生活学习、定期召开委务会等学习制度，促进干部职工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二是创新学习方法，完善学习机制。采取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邀请专家教授作专题辅导报告、开展干部调训等形式，鼓励领导班子学习深造，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在全委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强调学研结合。围绕破解*工业发展难题，找准推进工业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进一步加大对发展工业产业、确保经济良好运行措施的调研力度。加强工业五大板块、重大项目推进、循环经济聚集区建设、大企业培育等重点工作进行深入调研，积极探索工业经济发展规律，找准困难问题，明确应对措施，为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二）加强团结，提升领导班子战斗力

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注重班子和谐，不断增强党组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认真贯彻经委党组议事规则，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坚持集体研究决定。严格组织人事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定期召开党组会议，充分听取其他成员意见建议，坚持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制度，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二是强化沟通协调，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通过设立意见箱，接受各方意见，确保民主交流渠道的畅通；注意解决好干部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意识教育，为形成推动全市工业经济跨越发展的合力创造条件；加强工业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形势分析，以宏伟的目标统一全委干部职工的思想，积聚人心，鼓舞士气。三是积极探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和新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努力创造安定、和谐的工作环境。

（三）勤政务实，开创工业经济发展新局面

篇6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41-01

1 营销的4P理论

营销理论是一门应用学科，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其基本的营销观念受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和规定。美国营销理论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营销管理》中认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这一定义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商品、服务与创意);价值、成本和满意;交换和交易;关系和网络;市场;营销者和预期服务。”这里不难看出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从时间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以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构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是其理论的基石。“准确地说，4P存续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经济学理论对营销观的影响和启迪的结果。而从经济形态来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从19世纪后期到1929年全球经济过剩危机这一时期内，世界经济的主流是短缺经济。4P代表了销售者即生产者的观点，即卖方用于影响买方的有用的营销工具。4P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为中心，4P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卖方市场，是短缺经济时代下的产物。4P理论的目的是以企业或生产者的利润为目标。

2 营销的4C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个性化、人文化、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传统的4P理论已不适应新的情况。 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茨和劳特明教授为代表的营销专家认为:企业从事营销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为此他们提出了营销组合的4C理论，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 Cost)，沟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论的提出对传统4P理论冲击很大，传统4P理论是一种企业导向而不是真正的顾客导向，以4P为核心的传统营销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经营思维，本身带有销售观念和以生产为中心的痕迹，而4C理论的经营理念则刚好相反，它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经营思维，是市场观念的具体体现。

4P到4C是营销观念的变革。传统营销理论强调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要素。这种4P理论认为，企业只要围绕4P制定灵活的营销组合，产品销售就有了保证。

3 营销的4W理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既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又是后者的方法论基础，营销理论无论是4P和4C理论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4Ps和4C之后，人们提出诸多营销新理论，来刻画知识经济时代的营销理论创新，如社会营销、关系营销、生态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等，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确实有创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理论创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启发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们均是对实际营销现象的经验总结，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发展，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两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产――消费者全新的分析单元，提出了4W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4P是第一代营销理论，4C是第二代营销理论，而4W是第三代营销理论，4W是4P和4C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如果从营销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看，或者从4P和4C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务来分析的话，4P和4C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逻辑结构中的同一论，即4P和4C的理论基础都是新古典经济学。4P和4C理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以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来观察市场营销，4P以生产者的角度来演绎出一套营销理论，4C以消费者为出发点来发展出一套营销理论。这也是4Ps的营销近视症和4C理论的营销远视症局限性存在的原因，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论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观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的流行写法，是以马歇尔对需求和供求的狭义解释为基础。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利用供求、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该框架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是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第二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的狭义解释以及他对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第三他用规模经济概念替换了专业化经济概念。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两分法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奠基石，它使得“边际学派”得以兴旺，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构建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两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体现与应用，被当作微观经济学分析柜架的标准构件，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这一致命缺陷，从而导致4P和4C理论存在相应的理论局限性。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接近现实的框架，用消费――生产者代替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和卖什么。在这种框架里，在选择不同职业的个人之间，消费者-生产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不存在纯消费者地位与纯生产者地位之间的不对称。

从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第一代营销理论(包括4P和4C)应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单赢营销理论或优化营销理论，第二代营销理论(4W)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共赢营销理论或博弈营销理论。笔者将之概括为4W营销。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础上的总结和扩展，4C比4P进步的观点有二:一是观察市场营销的角度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这意味着“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地满足顾客需要，同时和顾客保持有效的沟通”，与4C相比，4W是从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生产者――供应商、生产者――环境四个范畴来全而审视市场营销，4W认为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经济地满足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的需要，同时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双赢的结果。总之，4W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它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磋商、共赢、合作、参与、学习、分散、柔性。4W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理念，其与4P与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场规则，公共利益认同之上的合作这一新经济观。

综上所述，4P，4C，4W营销组合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它们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完善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有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的渊源。由于企业层次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市场及企业营销还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企业在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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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3、顾骅珊.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矛盾[J].嘉兴学院学报,2007(3).

4、张继鹏,张家来.比较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统计教育,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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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工作的不断重视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农业科研上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研项目经费占农业科研单位收入的比重也逐年提高，科研经费也从过去那种“没钱花”、“不够花”，变成现在的“没处花”、“花不完”。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科学、规范、合理地管理科研项目经费，提高其使用效率和效果，已成为摆在单位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践同样证明，在客观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人”是影响科研经费使用好坏的核心因素。笔者试图从人的影响因素方面探讨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措施。

一、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相关人员在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科研人员在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科研人员存在“重立项，轻预算”的思想偏见。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预算执行的质量。科研人员片面地认为科研项目的预算编制完全是自己的事，喜欢“单兵作战”，极少会让财务人员参与进来。在他们看来，有关对财务部门签字盖章的要求，更多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式。他们更多关注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项目立项、获取尽可能多的经费支持。为了增加项目立项的竞争力，科研人员往往凭借自己的过往经验或者主观判断做预算，造成项目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差、透明度低、随意性强、可操作性差，只是将预算当成了“要钱预算”，给将来的项目执行埋下隐患。

（2）科研人员主观地认为科研项目经费是靠自己个人的能力争取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自己的钱”。因此经费使用也是自己的事，我的项目我做主，其他人员无权过问。科研人员专注的是怎么出成果，如何争取到经费，在他们的理解中，预算是做给立项阶段评审看的，不是用来约束自己执行的。但事实上，因为科研人员是科研专家而非财务专家，他们往往缺乏经费管理的经验，容易造成经费使用中诸多违规现象。

（3）科研人员片面地认为科研项目审计验收是财务人员的事，在验收时自己只管发表的论文够数、能够培育出合乎要求的农作物新品种及新品种推广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达到规定要求即可。这种狭隘的思想观念使科研人员在平时使用经费时缺乏计划性，取得的票据缺乏规范性，经常出现已经接到上级通知要验收时，还有大量经费资金滞留在单位银行账户上没有使用，才想起来还有大量的票据没有取得，出现所谓的经费“花不完”；经费预算与实际需求差别较大，科研项目实际需要支出的在预算中没有批复，预算批复中的部分计划支出在实际工作中又不需要，造成所谓的经费“没处花”。

2.财务人员在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财务人员认为科研项目争取到的经费只有科研人员才有使用权，因此其项目申报、预算编制也是科研人员自己的事。这种思想造成财务人员在科研项目预算编制环节参与度不够，专业优势发挥不出来，加上缺乏对科研项目的认识和了解，无法对项目经费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做出正确判断，导致项目预算编制不规范，适用性、可预见性、准确性差。

（2）财务人员没有做好有关经费规范使用宣传工作，并且对科研项目经费也主要是事后管理，工作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当科研人员已将科研工作实施完毕、拿相关票据来报账时，对财务人员拒绝不合理、不正当的经费开支行为，科研人员就会认为是故意刁难、找碴，责怪财务人员没有事先提醒，引起对财务人员的不满甚至冲突，人为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同时，财务人员不熟悉科研过程，也很难通过核算管理对经费预算的实际执行过程形成有效地监督和约束，结果造成核算管理与经费预算脱节、经费使用与项目实施不同步，严重影响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3）财务人员应对科研项目审计验收的执业风险大。如同科研项目的申报需要编制预算一样，科研项目的审计验收需要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科研项目经费决算表，以反映科研项目经费的收支情况。但现实是，项目经费预算和执行的严重脱节使得科经费财务管理很难“直面”审计验收，财务人员的执业风险大。

（4）财务人员对项目预算执行结果的财务评价和利用缺失。认定科研项目实施成功与否，一方面要看农业科学研究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目的、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经费预算执行的财务评价和利用，它是整个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最直观也是最可靠的数字反映。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财务人员片面地认为项目审计验收完毕就算万事大吉，造成了很少进行项目财务评价。即使上级要求时进行绩效评价，往往也是草草填表，应付了事。

（5）财务人员任务艰巨，财务队伍力量薄弱，处于“庙小、力弱、点多、面广”的尴尬局面。一是科研项目多，单项金额少。以江苏省农区所为例，2009年平均新上科研项目72.4项，2010年平均新上科研项目79.5项，数量较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是50万元以下的小项目，管理起来千头万绪。即使有少数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但要求更加严格，财务管理的难度也更大。二是科研项目经费来源多元化，既有国家、省级、上级主管部门项目，也有地市级、基金会、社会其他组织甚至国外农业机构资助项目，由于纵横交错的各种科研经费使用要求不尽相同，造成了经费核算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三是每个农区所拥有下属科技型企业2-5个不等，也是由农区所财务人员兼管财务核算，工作量超大。四是财务人员要经常应付财政、工商、税务、社保、统计、中介等不同部门或机构的检查、审计、统计、验收，也占用了财务人员相当多的精力。而各个农区所一般只有5-6名财务人员，他们要统管所事业收支账、科研项目账及下属实体账，要有6-10个帐套的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任务，让财务人员全程参与每个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的编制可谓是天方夜谭。

（6）由于缺乏必要的奖励措施，财务人员主动参与科研项目的积极性不高。我国基层农业科研院所也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而财务人员作为单位的后勤服务人员，“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拿平均奖”的薪酬制度无法调动他们参与科研项目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7）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偏低。由于没有及时引进人才，而现有财务人员学历层次相对较低，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参加高层次专业教育和后续培训，专业知识不能及时更新，造成知识老化，素质得不到得高。加上日常工作量巨大，也没有精力了解科研项目相关知识，不能适应新时期工作特别是不能适应重大科研项目财务管理的需要。

3.科研管理人员忽视了财务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关系的协调工作。他们认为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和财务核算有明确分工，各自“扫好门前雪”就算工作尽职尽责，容易形成“好事抢着做，责任相互推”的现象。造成在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中，三方各行其事，缺少沟通、交流与协作，容易产生矛盾和隔阂，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难以形成合力。

4.单位领导在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单位领导认为自己日常报账审批的重点是农业事业经费，对科研项目经费而言，只提取少量管理费就算完事。为了鼓励科研人员争取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剩下的科研经费日常报账全部归科研人员支配，自己无须过多过问，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于是出现科研人员只管“要钱、花钱”，财务人员只管“收钱、付钱”，科研管理人员则不问钱的现象。致使科研经费使用缺乏计划、规范和必要的约束、监督，支出存在无序性和随意性，如白条抵用、超预算列支费用、票据内容与实际支出不符、虚开票据私设“小金库”、一票多用、大额现金支付工程款项或固定资产购置费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2）单位领导片面地强调科研经费的争取而没有重视财务人员在科研经费管理中的作用。单位领导将科研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本无可厚非，毕竟作为农业科研单位，出新品种、新成果才是主要任务。但是片面地强调科研项目承揽的数量和级别、科研经费的规模和额度，却忽视了财务人员在科研经费管理中的作用。为了单位利益和个人前途，在单位领导的协调下，违背职业道德、承担执行风险，多数情况下财务人员只能选择妥协，东拼西凑拿已报过账的票据抵用，甚至用虚假发票代替白条，尽量做出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的账来。验收时要看几年前的账，而拿出来的凭证账册却是笔墨如新，甚至连粘贴票据的胶水还未干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账是“赶制”出来，为科研项目通过财务审计验收埋下隐患。

二、规范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应对措施

1.单位领导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一支数量上有保证、质量上过得硬的财务队伍，是做好当前及未来科研项目经费财务核算的重要保证。单位领导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高度重视财务队伍的建设。一是要有长期的财会人才引进计划，为财务队伍增加新鲜血液和活力。二是要加大对工作突出财务人员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提高他们参与科研经费管理的主观能动性。三是要以强制培训和终身制教育思想为指导，积极创造条件，在工作上提供便利、时间上提供保障，给财务人员提供充分地继续教育和后续培训的机会，从而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业务水平，更好地做好科研项目经费的财务管理工作。

（2）单位领导要严把科研项目资金审批关。要建立和完善科研项目资金审批制度，明确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开支内容、审批权限等。按审批制度中的使用要求，以项目预算批复为基准，严格审批相关票据，严禁超预算开支和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经费用途。特别要尊重财务人员的意见，对财务人员认为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支出项目，坚决不予批准，为以后顺利通过项目验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单位领导要统筹兼顾，科学地协调科研人员、财务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为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创造一个良性循环与和谐的环境。单位领导要明确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工作中的重复劳动和推诿现象。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科研项目碰头会，使他们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促进科研经费的预算、执行、验收、评价都能按相关制度规定落实、执行，保证农业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2.科研管理人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着眼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农业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设，强化经费管理。加强管理，制度先行。要根据政府部门对农业科研经费相关制度的管理要求，遵循灵活性和规范性的原则，在单位领导的指导下，结合本单位科研项目实际需要，主要从项目申报、立项管理、可行性评价、项目预算、资金管理、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审计验收、绩效评价等环节入手，和财务人员、科研人员一起，制订出一系列既不呆板僵化又不放任自流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各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权限、工作标准、操作程序和纪律要求，建立健全科研经费管理责任制。使相关人员共同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做到事前把关、事中审核、事后检查，从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2）科研管理人员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工作的协调力度，做好科研人员和财务人员的日常联系与沟通。科研管理人员可以说是联系财务人员和科研人员的纽带。通过工作协调，使科研人员在注重立项申报的同时关注经费使用，而财务部门在做好财务核算的同时加强科研全过程的介入，从而将经费使用和科研工作有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在自己无法做好衔接工作、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要及时通知单位领导，由领导及时协调处理，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3.财务人员要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随着科研项目预算科目设置和内容的不断细化，预算编制的专业要求不断提高，而科研人员非财务出身，独立编制高质量的经费预算越来越困难，财务人员主动将对科研项目经费的财务管理延伸到项目申报环节、参与项目预算编制势在必行，这就对财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财务人员要转变观念，不但要提高财务专业水平，还应加强相关农业科研知识的学习，熟悉科研方面的基本常识，了解科研过程，把握科研规律，化被动为主动，通过严格的管理、科学的核算和优质的服务赢得科研人员信任、尊重与支持。促使科研人员合理地申报科研项目，科学地编制项目预算，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增强资金的使用效果。同时，加强对科研项目预算编制的思考与研究，摸索一些较为通用的预算编制方法满足小型科研项目的申报需要。针对重大项目，则集中优势力量，全程参与项目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的前瞻性、准确性、真实性，增加申报成功率。

（2）要建立科研项目财务评价和利用体系。科研项目验收对科研来讲是一项科研活动的结束，但对财务来讲，更应将其看作是财务活动结果评价与利用的开始。财务人员要对在验收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及时分析总结，通过财务活动结果的独立、客观、公正地评价，分析预算编制是否科学可行，预算执行是否规范合理，财务审计验收专家提出了哪些意见和建议，有哪些数据可以作为经验化的指标在今后的科研项目管理中能够利用。通过这样的长期总结、提升，才能不断丰富科研项目经费的财务管理，降低财务执业风险。

（3）加强对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要求的宣传。通过科研项目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考核、评价各阶段正反两方面的案例，来教育、感染科研人员，从而使科研人员充分重视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使用的合理性、合法性，有利于今后科研经费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4）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创新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农业科研的快速发展对财务队伍的人员素质和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财务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记账、算账和报账，而要将视野扩展到科研项目管理活动的广阔领域。财务人员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将网络技术与财务管理有机结合，创新科研项目管理运行机制和模式。通过建立科研项目财务管理信息网络平台，即科研经费预算核算与控制平台、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与查询平台，在单位领导、科研人员、财务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对科研项目进行联动监督和跟踪管理，实现科研项目在相关人员之间数据共享、实时查询、动态管理和相互监督，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实现各项科研项目管理工作的有效衔接，促使科研经费管理工作全面走向科学化、动态化、信息化、透明化和高效化。

（5）要加强对科研经费日常使用规范的财务管理，实行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专人负责，保障资金安全，规避财务风险。在科研项目报账时，要强化项目预算的约束力。抛弃只“核”不“审”的陈旧观念，严格按项目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开支内容和审批权限核销票据，做到手续完备、账目清楚、核算准确、监督有力。对不符合财务要求的票据和不在经费业务范围内的开支坚决不予报销，使支出规范、高效、节约，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地使用，防止截留、挪用、挤占科研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4.科研人员要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强化自己在科研项目管理中的规范意识。

科研人员要像认识科研活动一样来认识科研经费的管理，从项目申报时就提高对项目预算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的原则，根据农业科研的实际需要，在与财务人员、科研管理人员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合理、认真、细致地编制项目预算，剔除水分，减少随意性，确保预算的科学、明确、合理、规范。在项目实施中，要抛弃以往那种自己争取到的科研经费是“个人私房钱”的传统观念，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的要求使用科研经费，不再寄希望于审计验收的走过场，以科研预算保质保量地完成和经费资金规范地使用坦然直面验收。

总之，只有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科研项目经费的管理工作，单位领导坚持做科研经费管理的坚强后盾，科研管理人员加强农业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设并且扮演好协调人的角色，科研人员按既定的目标任务踏踏实实搞好项目实施和科学研究，财务人员根据项目预算和财经法规认认真真地抓好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最终形成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真实可靠的项目决算，才能真正达到发挥科研经费的作用和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基层农业科研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科技兴所、科技兴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淑侠.浅谈科研院所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与对策[J].农业科技管理，2010，（3）:46-48

篇9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72-01

黄仁宇先生因大历史观声名鹊起，“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也因黄先生的几本著作而渐入人心。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究其学术根源，不可不谓之广矣。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文章非是高屋建瓴，而为管中窥豹，从小处着眼，尝试一探所谓大历史观的前世今生。

所谓大历史观，黄先生一贯坚持的事，由小见大，从事件看发展由社会经济结构看历史发展脉络，从文化、理念的更替，见时事的发展。简而言之，一切历史事件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物的出现而改变，而是人物顺势而为、因时而动，从偶尔到必然的转换。这种观念其实在各个领域，各个时间段，甚至在本身历史研究方面其实并不新颖。

一、宏观经济学

“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宏观哲学

黄先生并不是一个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的方法论。“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

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剑桥哈佛的相关理念都给了他有益的滋养。

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四、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各种“结构”起作用的历史。

做为黄仁宇的那个时代的学术强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罗代尔的资本义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借鉴到“长时段”。而黄先生的“大历史”，也确实在理念上与此相通并灵活地运用到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

五、个人经验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形成，其最初的原由是因教学上的需要。面对美国学生这样并不希求对中国历史有详细的把握的受众，在四个课时内要讲述整个的中国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五十分钟内涵盖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不能不寻求一种简约、干练、明快、提纲挈领、居高临下的法门。大历史观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把握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的学术和现实渊源，足以让我们丰满对其人其学的认识，既便于保持“价值中立”，也方便保持“了解之同情”。

参考文献：

[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J].时报，1989.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J].联经，1993.

篇10

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兴起是通过小农家庭多元化，以纺、织来弥补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中的短缺。与此相反，在英格兰它是与谷物生产的日益高度专业化及对家庭制造业更彻底的放弃相伴随并受其促进。在同一现象的另一面，制造业在英格兰典型的不是由农民着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赖于市场的商业性牧人或奶农作为副业、或是资本主义制造商利用中部适于耕种的地区相对较宽松的劳工市场来进行。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及他们中世纪的前辈不同，英国制造业者于是倾向于与直接占有生存资料的途径相隔分开，因此依赖市场并受竞争的制约。结果，英格兰农村的耕种工业单位被迫通过其生产活动之总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后果是制造业为应对市场需求与比较成本的增长与变化而扩展、变化，而不是如长江三角洲那样是为了应对小农尽管回报率日益下降仍需生产棉布并将其售往市场以弥补其粮食短缺以确保生存。

最初，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西部与东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约克郡，其成长与这些地区的养羊业与奶业密切相连。相应地它不见于(虽非完全)中部粮仓地区。但因为农业劳动的地区分工由新作物与技术引进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倒转，也即过去的牧区与垦区交换工业的地点也相应地发生转移。工业生产现在与牲畜饲养和奶业一道移往中部与北部，而离开东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产日益专业化及对劳力使用与之相应的农业区(Jones, 1968)。

从十七世纪前期某一时间开始且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谷物价格的相对下降，交换率向有利于工业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动，以及最终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 (Coleman, 1977: 102-3, 表8与9; John, 1965)。消费者于是发现他们的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渐减少，并因此能够分配更多的收入在可任意支配的开销上。因此而发生的制造业需求的增长将其相对于农业产出的回报率提得更高，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 (Pollard, 1981: 5-12)。因此可以看到??特别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有越来越大且复杂的工业区，通常采取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谓的与某一特定工业相联系的多种互为补充行业的专业化模式。而且出现了发育完全而繁荣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里兹??将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

综合而言，英国农业劳动力在1500年仅只养活占总人口5.5％的居住于人口万人以上的城市劳力以及可能总共18.5%的城乡非农业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农业人口仅只30％。然而到了1750年，作为农业长期转化的体现及由于农业生产率不可阻挡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万人以上的城镇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农业以外。1800年时这些数据分别达到24％和64％ (Wrigley, 1985: 698-705)，英格兰从真正意义上说已不再是农业国。

经济演化结果

彭慕兰相信直到约1800年时长江三角洲与英国经济追求的发展轨迹基本相似。然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路径导致的是衰退与危机，而同期英格兰经济则遵循了亚当斯密式轨迹。

长江三角洲

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长江三角洲经济演化在十八世纪已经表现为日益增加的马尔萨斯危机症状。如果不是十七世纪内朝代更替的战争消除了七十年的人口膨胀而使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 1690年与其在1620年时相同，这很可能会发生得早得多。彭慕兰忽视了这一巨大的对人口增长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于是得以从更有利的角度描绘十八世纪的经济。但此抑制显然赋予经济以本来不会有的空间；也因此有一个在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驱动下的膨胀过程，在时间上延长至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见Ho, 1959; Hartwell, 1982; Skinner, 1985）。事实是，在整个十八世纪，尽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麦，长江三角洲人均粮食产出下降了四分之一或更多（见表三; 亦见张仲民, 1988: 163, 表4.3）。农业确实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追加的劳动力也无法再提高产量，表明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点。人口增长在长江三角洲于约1750年时接近停止(Pomeranz, 2000: 328)，这是一个经由溺婴、向外移民及预期寿命不断下降所带来的趋势。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长率压低了大约75％，从1690年至1750年间的每年0.68％到1750年至1850年间的每年0.18％（见表二）。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越来越依赖市场而从事家庭制造业以勉强维持生存的长江三角洲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区域外边缘地区运来的粮食。这样边缘地区有一个受人口增加推动的集约增长过程，与在核心地区经由人口驱动的劳动集约形成的集约增长型式相平行。通过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口粮食，这在长期内有助于在长江三角洲减缓人口压力。然而由于这些边缘地区的经济演化大致追随人口增长、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相同的轨迹，即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满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断下降。

自明中叶起，中国农民开发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南（云贵）、西北、东北（满洲）、台湾岛、以及包括长江三角洲自身在内的各处闲置的山坡、丘陵（郭松义, 1990）。在开发并占有大块土地之初，他们即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出售并能以较有利的条件提供粮食以交换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和长江三角洲一样也经历了田产规模与单位劳力投入粮食产出无可阻挡的下降，并最终象长江三角洲一样需要转入原始工业生产。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些趋势因人口增长加快及殖民步伐达到空前高峰而加剧。到了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曾是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占其总量高达三分之一的长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剧削弱，而这正是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之时(Perdue, 1987: 19-20, 82, 87-88, 93-94, 134-35, 233, 236)。类似的发展也可见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当地粮食剩余下降了多达一半（潭天星 1987, 36, 表3; 张国雄1993，45，表; 蒋建平1992, 55-56）。的确，把全国作为整体来看，每人粮食总产从明到清前期看起来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每人粮食总产只及明代的三分之二。该数字继续下降至19世纪，亦即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的同一时间（史志宏 1994，201－203，郭松义 1994，47）。

长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长导致劳力集约的发展途径达到极限的表征为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换条件急剧恶化，与之相伴的似乎是边缘地区粮食出口的枯竭(Pomeranz, 2000: 290; 郭松义,1994:47; Will,1990:177,209-10)。由于以棉布易粮食的成本越来越高，长江三角洲小农尽其所能来增加棉布产量。但所导致的棉布供应增加只使得以布易粮的价格下降得更低。长江三角洲明显已进入彭慕兰非常恰当地指称的“原始工业的困境”。

彭慕兰认为长江中游家庭安排妇女劳动力到家庭原始工业上是繁荣增长的象征，对他而言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过接受妇女劳动力的低回报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织”社会模式的能力；我们则认为，农民对因土地资源递减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及因此直接生产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彭慕兰声称“虽然参与任何一种出口品的劳动的物质回报不断下降，原产品价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够使继续专业化比多样化报酬高”（2000：246）。但“因‘男耕女织’劳动分工是一种有时会被现实的理想，甚至可以想见它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当长江中游在十八世纪后期变得更富庶时更多的家庭会愿意采用。（很有点象在某些西欧国家有些时期当男人挣的钱足够可以把妇女限制于只做家务那样)”（2000：249）。很难相信长江中游地区的妇女会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妇女更能接受家庭制造业相对于稻作的低回报。除非在人口压力下分田产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对家庭劳力需求降低、同时为勉强维持生存而需增加制造业中家庭劳力需求的情况下被迫如此去做。这样，整个十八世纪两湖地区农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粮食生产，而在手工业及其它非农生产上只花极少时间或根本不花时间（张建民1987，58; 蒋建平1992，56），湖南农民则似乎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大量从事棉纺织业（Perdue 1987，36，246－47）。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可是当这种转移的确发生时，它所表现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识选择，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英格兰

当长江三角洲以农民为基础的经济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步入自我持续的增长。在前近代时期，曾严重困扰中世纪经济并在早期近代时期欧洲大部地区继续产生作用的生存危机被抛在后面。同时，结婚年龄提高与独身率提高的结果是生育率增长减慢，有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增加。

彭慕兰怀疑有机经济“同时继续扩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费、和增加一地工业的专业化程度”的能力（2000：211）。但在1600年至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所达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 (Wrigley和Schofield, 1981: 208-9, 表7.8)，农业外劳动力增加80％（Wrigley, 1985: 700-1, 表4），实际工资增加约35－40％（Coleman, 1977: 102, 表9）。这是一个同期欧洲任何其它地方（除联省部分地区外）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成绩，并且为更大的发展作了准备。下面将会看到，1750－1850年间虽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业与服务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还会持续增加，生活标准及人均收入将更为提高。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1750－1850）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经济

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也即大致为古典工业革命时代，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演化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它们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与彭慕兰所声称的正好相反，长江三角洲在此期陷入更严重的马尔萨斯式危机表明了其在整个十八世纪业已显示的衰落趋势已达到顶点。同时，尽管彭慕兰试图缩小此期内英格兰农工业的进步，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的确是革命性的。

工业革命时代相反的经济轨迹

长江三角洲：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型式是十八世纪期间业已显示之趋势的延长及其达于顶点??即农业生产率衰退、农业中由劳力集约提高产量从而弥补低生产率的能力下降、及制造业中劳动集约以弥补农业报酬迅速递减的能力下降。约在1800年或更早，长江三角洲似乎已达到了追加劳动投入不再能够增加农业产出的临界点。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整个中国时所说，“所有可耕地到那时都已开垦，靠传统生产方法已不可能取得土地生产力的任何明显增长”（1984：12，亦见Duchesne, 2001-2: 451）。帕金斯 (1969: 27) 甚至认为1780年以后，中国农业产量从整体上开始下降（亦见Elvin, 1988: 105; Chao, 1986: 216-17, 引Duchesne, 2001-2: 451）。结果是经济急速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其标志是制造业产品相对粮食的交换价格下降及随之而来作为农民维持生存策略的家庭制造业发生危机；那些截至当时向长江三角洲提供粮食的新近开垦的较边缘地区的土地陷入生态衰退；预期寿命的持续下降；以及地主和佃农之间为土地和剩余的争端剧烈化。

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李嘉图式扩展途径接近最终极限在该地区的主要输出物棉布交换条件的急剧恶化上表现出来（张仲民, 1988：206）。彭慕兰承认长江三角洲棉布制造者的粮食购买力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下降了25－40％（2000：290，323－26）。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更是下降60％之多（徐新吾, 1990）。 [1] 从实际上讲，这意谓着到1800年三角洲一般农家为维持相同的粮食消费水准不得不比1750年多工作45％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后更是不得不多花60％的工作时间。可以断言，因为几乎别无选择，原始工业家庭勒紧腰带、延长了工作时间、并试图最大限度提高棉布产量。棉作带的农民被迫更深地卷入棉纺织，被迫通过提高棉布产量来弥补其相对价格的下降，而这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达到，直至棉布成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行为过程只不过是加剧棉布的过剩并增加价格下降的压力，直到有时（如1820年）甚至接近于原材料成本的水平（张仲民, 1988：215）。

由于被迫降低成本，某些农民开始生产劣质纺织品以通过欺骗商人而增加其边际利润 (Bray, 1997: 224)。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农民开始生产能得到较高价格的精致棉布，但这要求比一般标准大得多的劳动投入。男人也转入织布、接管织机、并只让妇女纺纱 (Bray, 1997: 225)。通过从外地购买较贵的原棉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边际利润，或通过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并接受更低的综合劳动报酬，松江农家得以获得足够的原棉去延长其棉纺织的时间以维持生存。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小农甚至开始采用更有效的三锭纺车来寻求提高总产，因这一方法缩短了纺纱时间而使更多劳动力可被用于织布 (徐新吾, 1992: 50-52; 李伯重, 2000: 41-42, 46-50, 83-84; Huang, 2002: 516注23)。随着妇女用新锭纺纱、男人接管织机、以及购买来自华北已轧的棉花，一个家庭有望增加一年之内所织之布的总匹数并因此确保生存。但为了继续用这种方式维持生存，农民在棉花产品交换价值恶化的压力下被迫减少高价大米的消费，而日益大量地以来自该区之外的粗粮为生。与明代全部食用大米相对照，到十八世纪末粗粮在一般长江三角洲农家粮食消费中占达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很清楚，长江三角洲已陷入了它自身的马尔萨斯式危机。

当十八世纪接近尾声、农业与工业中的劳动集约所产生的回报均趋于消失时，长江三角洲隐然更加依赖于从边缘地区的输入。但不仅是通过劳动集约和农业向新土地主要是长江中游地区拓展以确保进一步输入的可能性在迅速趋向终止，而且那些已有的收获也不断显示是以地区生态稳定性为代价取得的。十八世纪中期边缘地区低地被填充意谓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此后转向丘陵与高地。农民们首先用尽脆弱的山坡上的木材，一旦林木被清除，他们即在其土地上种植玉米、土豆及蓝靛，由于这些作物迅速耗尽土壤肥力，农民们除了放弃已有土地另行开荒外别无选择，可预见的空前程度的森林破坏随之而来。随着森林覆盖层的消失，粗放耕作方法的采用加快了表土层消蚀的速度，引起下游河道与灌溉系统不可避免的淤塞，这又开始导致下游水稻产量的下降 (Elvin, 1998: 20; Osborne, 1998: 204; Leong, 1997: 156-57; Li, 1998: 66; Vermeer, 1998: 278; 赵冈等, 1995: 136-42)。生态破坏在十九世纪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显得最为严重，也扩展到长江下游与三角洲地区，损及浙北及长江三角洲西南部，而其中湖州的情况尤其严重 (Osborne, 1998: 216-21; Shiba, 1998: 164; Li, 1998: 66)。 [2] 总之，十九世纪完全体现出来的生态危机不仅有其十八世纪的根源，而且应被视为是该地区经济的集约与广泛性增长的整个过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累积产物 (Elvin, 1998: 11, 21; Osborne, 1998: 203-6, 216-22)。

可以预见，始于1690年而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750年以后对原始工业生产者而言不断恶化的交换条件、以及截至当时为止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的地区陷入生态危机，都造成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人口损失。这种趋势导致农民逐渐放弃价格上涨的米类而依赖于粗粮。明代，江南农民的主食主要依赖于米饭，至十八世纪中期，1/3主食被粗粮及薯类所代替(洪焕椿，1989：316；方行，1996:96)。

第一个迹象是1750年后接近停顿的人口，它看来部分可以解释为溺杀女婴的增加，及农民迫于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下维持粮食消费水平之需而采取的限制生育机制。由于进一步分产明显是越来越不现实，农民终于不得不开始严格控制其家庭规模。权衡确保家庭生计的当务之急与养老的长期需要，农民夫妇必须要做出不愉快然而是必要的选择，以减少分家??即把儿子赶出去及／或控制出生成活的子女数量以求减少分家。长江三角洲的溺婴与生育控制并不是如彭慕兰暗示的代表了为支持经济专业化与扩展而行的“最优化抉择”，而只是在长期的人口膨胀过程达到顶点时出现的对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准的反应。

最具有表症意义的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也许更早）时预期寿命下降。在长江三角洲各处，十五岁男性的平均寿命从世纪中叶之后下降了22.3－29.6％（刘翠溶, 1992：表5.3, 182－89??她没有试图估计从出生开始的平均寿命）。 [3] 在边缘区安徽，男性预期寿命自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期间下降了21.5% (Telford, 1990: 133; Pomeranz, 2000: 37)。 [4] 死亡率在浙江最北部，一个毗邻长江三角洲的类似的“繁荣”区，相应地从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每年千分之13－17上升到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千分之23－24、及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千分之24－25。大灾难期间死亡率上升到每年千分之53－38（Harrell, 1995: 9, 表1.2）。Ted Telford总结说，“我们可以将男性平均寿命的持续恶化视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清代中后期儿童与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上升……平均寿命下降与婴孩死亡率上升（因而）看来在太平浩劫推动死亡率上升至空前高水平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形成”（1990: 133; 亦见Liu, 1995a：120）。

最后，随着地价与粮价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急剧上升及平均田产规模下降至维生水平以下，长江三角洲的地主与中国许多其他核心区一样寻求“重新谈判”租佃条件，他们在削弱佃农土地安全性的斗争中寻求政府的支持以便从谷价上涨及农民对土地需求增长中攫取更多的收益。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某一时间开始，长江三角洲太湖地区的地主特别成功地削弱了??尽管从没有废除??佃农对田面权的拥有权利。虽然地主从未确保随意辞佃的法律权力或能力，他们成功地减少了田面权拥有者将其出卖的权利、抓住了此前归田面权拥有者与售出者的卖田费、并强化了他们自己在驱逐欠租佃农方面的地位。某些地主甚至能从佃农攫取更高的地租和押租(Shih, 1992: 164-65)。某些地主因而基本上通过压榨那些因田产缩小到低于生存的水准而愿以比以前更多的劳力去支付较高地租的小农，而得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事实是这些所得存在时间很短，因为在1860年对江苏的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毁灭了新出现的状况，并留给佃农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安全性 (Berhnardt, 1992: 159-60, 227)。

英格兰：工业革命

彭慕兰主张，如果英格兰不是免于用自己的土地去生产由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谷物、糖、棉花与木材，而且如果其国内没有煤资源则英格兰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拖跨长江三角洲相似的劳动集约、劳动生产率下降、原材料短缺及生态危机。但他的论点无法令人信服。这是因为，首先，与彭慕兰所说相反，所有证据都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事实上英国农业继续保持有活力，其在此期内得以供养农业外和工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之高为任何（至少规模与英格兰相当）其他地区无法比拟、其人口增长率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因为，不存在生态危机的证据。因为英格兰并没有潜在地陷入困境??而且不同于彭慕兰所说，它可以从欧洲内部通过贸易获得足够的基本原料供应??因此无法将其视为需要美洲原料的挽救。

英国农业的成就

彭慕兰关于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濒临转向劳动集约生产之论点的中心是他认为英国农业“很少……继续开拓的余地”（2000：212），而且“英国农业生产率看起来在1750年至1850年间没有太大变化”(2000: 216)，结果“英国自己的粮食与肉类总产变得不足”（2000：217-18）。但这种断言毫无根据。事实上，英国农业支持整个此一世纪英国狂热的工业化过程的能力??包括总人口与其中非农业人口比例均有巨大增长??或许是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也即经典阶段的标志性成绩。

1750年至1850年时期对英国农业的要求之大是无以伦比的。英国人口以非凡的速度增长，此期内增加三倍。其所意味的人口膨胀速率的巨大提高于是代表了从控制前近代时期的低密度人口体制到一个全新的高密度人口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5] 它由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变得普遍的较低的结婚年龄与更强的结婚倾向引起，主要是由于此期内能靠常规工资雇佣过活的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这一现象本身则是雇佣工作总额中工业和服务业比例上升的结果。在日益易于由工业与服务业的工资劳动而获得抚养家庭的手段的背景下，自十八世纪最初十年至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之间，女性结婚年龄从约26岁下降到23.5岁，而独身率（不结婚的比例）则从约25％下降到6.5％ (Levine, 1976, 1977; Wrigley和Schofield, 1997: 134, 表5.3; 1981: 260, 表7.28)。同时，在1750年至1840年间，农业外人口／劳力占总人口比例从约55％增加到75％。最后，尽管有由人口增长与非农就业增加所含的劳力过剩的巨大趋势、以及由歉收、爆发战争、及欧洲范围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1815年期间）所造成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庞大压力，名义工资仍能在此期间保持与生活费用同步增长。而在1815年至1850年代中期实际工资增加约30％ (Feinstein, 1998: 642-43; Mokyr, 1999)。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1750年至1850年间，当长江三角洲农业陷入危机时，英国农业中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了60％，而单位土地总产出（单产）则至少增长了40－50％ (Overton, 1996: 84-88, 表3.11)。结果，至1850年，英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据估计已经是欧洲大陆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两倍或更多（Clark, 1999: 211, 表4.2，亦见表5下）。

表五 1750年与1851年间欧洲农业生产率水平比较

国家|1750|1851

英格兰|100|100

法国|52|44

德国|36|42

荷兰|96|54

比利时|79|37

资料来源：1750年的指数来自Allen, 2000：20，表8；1851年指数来自Clark, 1999：211，表4.2。England ＝100。

直到1820年初期，尽管自175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一倍且非农人口比例从55％增加到约65％，进口到英格兰的小麦量仍少至可忽略不计。即使到了1837－46年间，进口小麦也只占总消费量的12％。而且这一进口量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三分之二来自俄国与普鲁士，基本上没有从英属美洲进口小麦。换句话说，在英国成为完全现代农－工业经济的工业革命经典时期，没有统计数字基础来支持彭慕兰的如下中心论题：一、英国农业有不足之处；二、由于农民生产者为生存的生产导向以及其农业更趋向国内市场，“欧洲大陆没有不断增加的剩余出售给英格兰”（2000：217）。事实上，一直到1860年，普鲁士与俄国的农民虽然无疑比美洲奴隶处境略好，可能而且确实被迫生产了几乎英国所有的进口粮食 (Schofield, 64, 表4.1; Thomas, 1985: 744, 表3; Mitchell, 1988: 229, 表18; Davis, 1979: 40-42, 62-63)。彭慕兰把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历了日渐严重的食品短缺这看一事实看得很重。实际上，随着谷物法在1846年被废除，英国经济鼓励粮食进口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其有能力借助增加其高度竞争性的工业出口以支持更多的粮食进口毕竟是其经济强大而非弱小的象征。 [6]

最后，显然如彭慕兰所强调的那样，英国不能与美洲以外的任何其它地方进行糖贸易。几乎所有英格兰的糖消费都依赖于从西印度群岛的进口，而且极少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美洲成为糖的供应地。但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糖只占英国食品总消费中的一小部分，在1800年只占其总卡路里量的4% (2000，275)。也许要附加说明的是糖是一种可能有负营养价值的消费品。假如糖的供给被断绝，英国人毫无疑问会失去一项其极为喜爱的食品。但英国通过结合国内生产与海外进口（不包括北美洲）以供养自己的能力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因为从面包确保供应一定数量的卡路里的成本比糖要低得多。在1800－19年，足以保证供应1000卡热量的面包价值为1.32克白银，而用以保证供应同样热量的糖价值为其两倍以上，达3.0克白银(Robert Allen, 2002年4月5号给罗伯特·布伦纳的个人通信; 参Allen, 2001: 431, 表7)。

资本积累与技术变迁

除英国工业源自海外殖民地或国内煤供应所得优势之外（见后），彭慕兰 (2000: 44-67)主要通过极度缩小英格兰对中国的纯技术领先，来试图贬低英国工业在约1800年之前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工业可能拥有的任何优势与其重要性。于是他否认已发生的突破（如在棉纺织业中）的广泛意义，声称其中含有大量幸运因素，并坚持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使英国领先于中国工业的发明所代表的只是略微的技术优势。但这种争论方法没有抓住要点。使英格兰工业比长江三角洲工业及欧洲工业具有优势的并不是它的技术创造性，虽然这在事实上相当丰富，而是它在技术进步发生后有能力去实行。

英格兰对长江三角洲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优势因此首先是表现在其工业的敏捷反应、及其快速连续采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发明的能力。在长江三角洲，棉业扩展主要出自农民在小块田产上直接以农业生产维持生存能力的不断下降，及随后尽管其相对于农业的回报低仍必需进入家庭制造业的推动。在这一情况下，由于整个经济日趋贫困，工业单位无法超越棉业，且很少有进行投资的资源。他们因此在生产日益过剩的背景下只能以增加劳动接受更低生活标准为基础而承受更低的回报以求生存。这是一种对新近发展的技术吸收能力最为有限的环境。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业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是对因可支配开支额上升而增长的需求作出反应而扩展。这使得工业回报率特别是与至当时为止一直与之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相比上升（见前述）。由于其开始即依赖于市场，工业单位于是仅凭其在竞争压力下确保获得满意利润的能力得以继续生存：通过从一个行业换至另一个行业以取得最佳回报、将剩余再投资、提高技巧、以及吸收最新的最具生产效力的技术。结果是高度多样化的工业部分，其特点不仅表现为非常高水平的技艺，而且表现为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率与技术变化速度。来自国民收入的投资率由1760年的6.8%上升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Crafts, 1994: 45, 表3.1）。与此同时，与彭慕兰暗示的相反，重要变革完全不是局限在几个行业内，而是横跨广阔的范围，常常是经由采用首先在欧洲大陆形成的发明??不仅发生在棉花、钢铁以及能源技术行业，而且在机械工具制造、制陶业、玻璃制造业、造纸业、及一系列化学品制造业领域 (Mokyr, 1990: 81-112)。

不存在生态危机

正如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英国食品供应没有出现潜在问题一样，那里也没有由开始出现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态危机。这里彭慕兰完全错误领会了瓦格利的观点。与古经典经济学家相同、瓦格利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人口增长所加在土地上的压力迟早会将英格兰的无机经济带进停滞的状态。换一种方式说，瓦格利认为如果没有向无机经济（煤、蒸汽等等）的转变，英格兰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样的人口增长又取得其在整个十九世纪所达到的人均总产增长。瓦格利没有试图证明的是，因为没有证据来支持，??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格兰处在原材料短缺的边缘，如果没有断断续续增加煤的使用，这一短缺原本将会迫使英国走上劳动集约的途径。彭慕兰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没有煤，英格兰就不会有它确实经历了的向无机经济的转变??而将其变为他自己的论点，即是英格兰在十九世纪前期急剧增加对煤的使用将其从经济内卷或生态危机中挽救出来 (2000: 218-19, 263, 276)。与彭慕兰之说相反，1800年英格兰远未“濒临[与长江三角洲]同样的悬崖”（2000：12）。

当然，无可否认，煤确实如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兰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煤在整个前近代时期的英国经济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确实比在其它任何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刚好与彭慕兰的相反：英格兰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不是代表一个使其免于向更高的劳动集约度与内卷转化的非连续性发展，而实际上它本身表现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机的出现（至十八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Landes, 1969: 101)；而且表现在对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广泛的工业行业产生的对煤成本的负担能力。瓦格利自已认识到了此点，他承认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并未等待工业革命而是始于他称为“有机经济的高级价段”亦即英国经济独一无二、迅速发展的十七和十八世纪（1998：34－57，特别是54－56）。人们只要留意长江三角洲可资利用的巨大的煤矿资源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尚未得到认真的开发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极彻底的理解。 [7]

无论如何，不管对瓦格利关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观点作如何解释与评价，都很难看出它能够支持彭慕兰独特的关于美洲作用的论点。彭慕兰断言英格兰“利用源自矿物能源而来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种新大陆资源的流入”（207）。但他从未解释通过什么方式或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不用说提供证据了。事实上的确难以看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实是，175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成功地沿着十七世纪较早时就开始的途径前进，从根本上加大了其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距离。当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在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中陷得越来越深、并且人口膨胀结束时，英国经济继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尽管急剧加速的人口增长对其构成巨大的抵销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几乎高三倍，GDP则可能增长约三分之一（Harley, 1999: 178, 表3.4）。

相反的结果：生活标准问题

考虑到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历程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极为不同，如果它们在生活标准方面没有歧异的结果则反倒真会令人惊奇。

消费的商品

彭慕兰其实作了许多努力，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承认了英格兰生活水平较高，尽管他最后却断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兰对肉和奶制品的消费高得多。毕竟，中国农业中几乎没有畜牧业，而这也反映在中国全为谷豆的缮食结构中（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长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摄入量来自非肉及非奶资源 [Buck, 1937: 419, 表7]）。彭慕兰也承认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住房质量比长江三角洲或实际上全中国要好（2000：42）。他仿佛是要争辩说中国的水质量较好，但结果他的证据好象是日本（引Susan Hanley 1997年对明治日本水质的描述）及某种程度上的东南亚 (2000: 36)，根本不是中国或长江三角洲。 [8]

彭慕兰的确号称在一系列他所谓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费上在两地水平相当。但他自己的证据反驳他的观点。据彭慕兰自己承认，1750年英国人均消费的糖是同时代中国人的二到三倍。到1800年，英国人均茶消费量已比184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量多五分之二，而到1840年英国人消费的茶比中国人多一倍（2000：117－18, 121）。如果我们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数字而非彭慕兰所引施坚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数字，比较之下英国人均茶消费量更大。事实是，1800年英国人人均茶的消费比中国人在1980年代末还要大（Note？）。茶与糖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 (McKendrick 等, 1982: 28-29)。至于家具，彭慕兰承认荷兰在十七世纪可能就有比中国1930年代还精致的家具，而英国在约十八世纪后半期就已超过荷兰的生活水准 (2000: 145-46; de Vries, 2000: 448-49)。

至于布，彭慕兰提出英格兰的人均布产量 (1800年12.9磅, 引Deane与 Cole 1962) 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均布产量相当，并暗示这可能转化为相同的消费水平（2000：138）。然而，为了使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人均消费水平相似，彭慕兰必须得出长江三角洲棉布总产达到（3亿匹）的结论，这一数字要比此问题上的权威学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 1亿匹的数量估算高三倍，而他们的估算已经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数字7.8千万匹（1998，30）要多出2.2千万匹。要达到彭慕兰所估计的数字，江南所有年龄介于10岁与50岁的妇女每年要纺织210天(2000:331)。但在松江、太仓、苏州北部之外棉纺织业并没有达到彭慕兰所说的这样普及。即使江南纺织中心，迟至十八世纪末，棉纺织业才达到如此繁荣水平(张仲民,1988)。彭慕兰自己对人均消费的估计甚至假设所有三角洲所产棉布都就地消费了，尽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该地不得不大量输出所织之布以换粮食维持生计(2000: 138; Huang, 2002; Li, 1998: 范金民, 1998)。彭慕兰承认，如果将棉布输出考虑进去，江南的消费水平将非常可能会比英格兰的消费水平低。而长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费的确是低于英格兰。彭慕兰还大大低估了长江三角洲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种棉花的耕地面积，因此也过高估计了可用于纺织的原棉数量。在水稻栽培面积的计算中，彭慕兰未能将粮食生产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虑进去，而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时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种子、肥料、牲畜等项的部分。总和起来，地租和生产成本将使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有相当大的增加，并相应地降低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棉布产量和消费的估测而使其更为低于英格兰的水平。

最后，彭慕兰只选择了极少数的消费品进行比较。1770年英国的制造业经济为工农业中的消费者生产了种类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属制品、陶瓷器、镜子、蜡烛、鞋、钮扣、带扣等等，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当数量的这类商品。虽然彭慕兰提出欧洲的消费激增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限于狭窄的领域，他不能也没有对1650年至1800年的英格兰用同样的观点。工业革命前（1625－1725年间）的英国工资劳工与小农场主已经极常规性地拥有桌子、壶与锅、白蜡器皿及陶器，以及较少常规地拥有书、钟、图画、梳妆镜、餐巾桌布、窗帘、瓷器、甚至银器。自耕农更经常拥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还加上图画、刀叉及喝茶之类热饮料所用的器具 (Weatherill, 1984: 168, 表8.1)。到1800年，对这些及许多其它物品的拥有在英格兰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已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McKendrick 等, 1982)。十八世纪在烟草、肥皂、蜡烛、印花织品、烈酒、廉价布、钮扣、陶器、带扣、烛台、钉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带、假发、鞋、衣服、炖锅、青铜与黄铜厨具、椅子、桌子与桌布、门把手及门环等方面消费兴旺 (McKendrick 等, 1982: 23, 26-27)。这一“消费革命”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终是建立在食品价格不断下降与实际工资持续上升的基础之上，这些又有赖于农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预期寿命

最后，彭慕兰被迫将其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生活水平相当的论点几乎完全建立集中在平均寿命的基础上。他争辩说，任何英国在消费上超过长江三角洲的明显优势都只是它真正能使英国人“更健康、长寿、和精力充沛”（2000：36）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为真正的优势。在彭慕兰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人的寿命跟英国人一样长。

彭慕兰引用的研究显示中国人预期寿命在安徽从39.6岁降到34.9岁 (Ted Telford)、在东北是男子35.7岁与女子29岁（李中清、康文林）、及皇室成员的40岁（李中清）(Pomeranz, 2000: 38-39)。但有必要对这其中的一些数字的意义作限定，因为它们只包括至少存活了六个月（满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无论如何，除了皇族外，作为其基础的人口记录是相当不完全的，即没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婴孩。二十世纪有关预期寿命的数据更为可靠，而所得出的数字明显较低。

Barclay-Coale (1976) 研究发现在华南40％的婴儿与幼孩在满五岁之前死亡，50％的婴儿与儿童在满十岁前死亡，并且总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十五岁之前死亡（620，表12）。1906年台湾更好的数据显示十岁以内的死亡率为40％（Barclay, 1954：172，附录）。 [9] 这些高婴幼孩死亡率转化为很低的预期寿命。Barclay和Coale（1976）对1929－3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预期寿命为24.6岁，在华南为21.5岁（620，表12），而当时长江三角洲的农民拥有比十九世纪时更多的土地。就台湾来说，Barclay发现甚至在日本统治之下十一年后男性预期寿命在1906年还是27.7岁。 [10] 日占以前的预期寿命当然要低于27.7岁，因为到1906年它已经上升相当快，1909－11年达到32.4岁、1921－30年达到34.5岁。只有在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介入卫生与学校教育——消除流行病、让大量的孩童登记入学——及持续经济增长——1910年至1940年间总产增长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况下台湾的预期寿命才出现急剧上升（Barclay, 1954：133－72，表37）。当然，用这一时期的数字去说明十八世纪的情况会有一些问题，但考虑到1920年代台湾肯定较好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很难想象十八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怎么可能会有相同或更高的预期寿命。

总之，很难看出十八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能够大大高于30岁，而1800年至1810年间英格兰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是44.8岁（Wrigley和Schofield, 1997：295，表6.21）。 [11]

注释

[1] 徐新吾1990年的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棉价太低以致一个长江三角洲妇女70天纺织所得仅够买一石米（见Huang, 2002）。这暗示自1750年起购买力全面下降了约60％（参Pomeranz, 2000：319）。

[2] 李伯重提过长江三角洲西南部浙西山区的垦殖：“至清中期，除安吉外湖州西部的所有县份均依赖粮食进口。为增加当地粮食供应，某些移民或 ‘棚民’ 开垦山地种上红薯与玉米，但开垦山地造成水分损失与土壤侵蚀，并因此常被政府与当地人禁止”（1998：66）。

[3] 在刘翠溶有资料的九个地区（总共49个家族）中的每一个地区，在整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早期预期寿命均下降 (刘翠溶, 1992; 亦见Heidjra, 1998: 437)。在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在1600年至1800年间从54岁下降到38岁； 在长江三角洲的浙江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则在1700年至1825年间从46岁降到31岁（刘翠溶, 1992: 表5.3，182－89）。Harrell与Pullum在浙江北部靠近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绍兴府）发现了类似的下降（Harrell与Pullum, 1995：148）。彭慕兰不接受这些发现主要是因为技术问题，家谱记录中漏掉了的资料由模式生命表填补 (2000: 37)。这样家谱中前几代预期寿命当然会有偏于上升的趋势，但五代左右之后这种偏向看起来就消失了，暗示1750年后的结果是相当合理的 (Zhao, 2001: 190)。

[4] 在他的研究中，彭慕兰理解由Ted Telford 表现出来的预期寿命下降的完全程度。彭慕兰注意到预期寿命从1750－69年的39.6下降到1800－19年的34.9 (37)，但他未能指出它在1820－39年时下降得更厉害、降至31.1，亦即总数的21.5％ (Telford, 1990: 133)。

[5] 然而从这里争辩的观点出发，则英格兰在（大致的）中世纪、早期近代、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成功地从农民占主导转换到依赖市场生产者为主导、到工资劳工为主导地位的人口体制。

[6] 英国的情况当然与长江三角洲通行的情况完全相反，长江三角洲类似的以越来越不利的比率用布交换边缘地区的粮食，因为它要在棉布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力以购买任何既定数量的粮食。

[7] 美洲当然提供了工业革命在棉花生产上所需的原棉。但在这样做时，它并没有满足任何严重的、且曾拖英国经济后腿的纤维短缺；因此难以看到它与彭慕兰观点的相关性，彭认为美洲在让英格兰克服“土地制约”方面不可或缺。此外，彭慕兰似乎把美洲提供了几乎所有英格兰的原棉之需的事实当作英国市场没有替代品的象征。但英国棉市场对美洲的准垄断完全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象美国南部一样如此有效或廉价地生产原棉；它并不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够提供原棉。毫无疑问生产成本会高些，价格因而也会高些。但考虑到棉花制造业中成本真正革命性的降低??这种降低经由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得以保证，难以相信市场没有能够吸收终极产品可以得到的高一些的价格。例如纺棉的价格在1780年代至1830年代之间下降了90％，反映出纺棉所需操作时间的减少：纺一百磅棉花的时间从用印度手纺车所需的50,000小时（十八世纪）到Crompton精纺车所需的2,000小时（1780年）、到动力驱动精纺车所需的300小时（约1795年）、到罗伯特自动精纺机所需的135小时（约1825年） (Chapman, 1972, 表2)。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在1861年，随着美国内战开始，尽管美国棉花仍能有办法到达英国市场且仍占该市场的65％，印度棉花能利用其在价格上（仍有限）的增长（超过1860年价格），突然向英格兰出口接近美国出口量的一半，一年之内其占有率增加到80％，多数基本上是通过把“已经存在”的、否则会销往其它市场的棉花转运到英国市场（2000：277；Farnie, 1979：142）。

[8] 即使东南亚的情形也不是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在人口凑密的地区水质量很差，只有煮开后才能喝（Reid, 19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