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1

一、成因

完全垄断是垄断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指市场上只有一个卖者和众多的买者，它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但是对它的理论研究却是相当的基础与重要。完全垄断形成的原因有法律限制、专利权、对某种稀缺资源或投入的控制、故意设置进入障碍、巨额的沉没成本、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它的存在有严格的条件和固有的特征：第一：整个市场只有唯一的供给者，企业就是行业；第二，企业是价格的制定者，可以自己决定价格：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较少的数量，以及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较多的数量；第三，完全垄断企业没有替代产品，替代弹性为0；第四，完全垄断市场存在严格的进出障碍。

经过经济研究与分析，能够得出结论，如果纯经济分析，答案很简单：企业的短期平均收益小于短期的平均成本，短期的总收益小于短期的总成本。为了更加形象的说明问题的根源，绘制如下图形，它们的具体图形如下：

图（一）总成本――总收益分析图（二）边际分析法

图（一）采用总收益――总成本分析，在正常情况下，完全垄断企业存在正常利润，但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经营不当或者某些其它因素使得总成本曲线上移或总收益曲线下移或者它们同时发生直至它们没有交点，此时，垄断企业便出现短期经营亏损；图（二）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基础进行生产，一般来说，企业的短期成本曲线是固定的，当平均成本曲线下移，直到a点和b点重合甚至a点降到更低时，企业便出现短期经营亏损。

对以上理解加以总结：在短期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曲线既定，当市场的需求较小时，最终销售的平均收益可能小于平均成本，总收益效益总成本，即出现亏损。但是，很多非经济学专业甚至经济学专业的同学仍然不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

其实，宏观来说，具体可能有以下作用：

第一，生产技术约束。生产技术约束在很多程度上决定生产成本和产品的质量，其中生产成本可以完全影响垄断企业的利润，而产品质量可以通过影响销售量来间接影响利润。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促进产品更新，能够巩固完全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但是，如果别的企业依靠高新科技推出新产品进入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那么完全垄断企业的产品会被新产品替代，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地位则会受到威胁。

第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者喜欢一种产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就会去购买这种产品，即消费者向该产品投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决定垄断企业的直接因素，在垄断企业选择高价格低产量的策略下，由于价格较高，消费者完全可以选择以其他产品替代该产品的消费，实现对产品的少消费甚至不消费；但是，对企业来说，企业一旦投入生产，则必有固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垄断企业完全有可能是没有利润甚至是出现亏损状态。所以，顾客就是上帝，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是消费等等，都论述了这个道理：必须尊重消费者。

第三，国家政策规范。国家政策规范是决定垄断企业的重要因素。国家的法规可以让垄断企业实行长期垄断，获得高额利润；但是，同样的，国家的政策法规也可以让企业实现亏损，甚至使其消失：对某些产品，国家可以制定法律法规来征税，或者限制某些产品的产量，或者对该企业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必要的经济惩罚或者舆论惩罚等等，这些行为都为完全垄断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收益，致使完全垄断企业出现亏损甚至摧毁完全垄断的地位。

二、解决方案

总所周知，垄断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是生活中却存在着很多垄断现象，虽然不是完全垄断，但是不完全竞争还是普便存在的：如2000年俞兆林的导湿保暖复合绒，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寡头垄断，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通信垄断，以及铁路运输业、供电供水供暖等等行业。虽然它们不是完全垄断，但是解决方案类似，在这些行业中，有的是自然垄断，有的则受到政府的保护，因此，我认为这些行业现象、风气不是大家所谓的“不正之风”，也不是因为有关机构管理不严，或营业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而是出于经济最基本、最原始的“经济人”假设。

要解决完全垄断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破坏不完全垄断的四个特征之一即可：第一：整个市场只有唯一的供给者，企业就是行业；第二，企业是价格的制定者，可以自己决定价格：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较少的数量，以及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较多的数量；第三，完全垄断企业没有替代产品，替代弹性为0；第四，完全垄断市场存在严格的进出障碍。从实际上说，必须依靠政府行使权力，进行强制干预，增加市场同种行业竞争者，打破垄断局面，因为在这个竞争社会，道德教育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只依靠政府政策，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很多行业，例如铁道，通信，银行等等，是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政府不但不会采取措施消除其垄断，反而会采取各种措施，制定各种政策，使其长期稳定存在，当然这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发展是有利的。同时，私人企业如果有能力，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兴办相关企业，实现对其的竞争，最终使广大消费者受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斌.垄断的基本模型[M].微观经济学批判,2004(04):162-166.

[2]黄晓林.垄断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M].微观经济学陷阱,2011(02):148-150.

[3]钟茂初.不完全竞争[M].微观经济学解析,2000(06):143-145.

[4]牧之,赵凡禹.中国人叫漫游费的原因[M].经济经典名言的智慧,2011(04):155-158.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2

一、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分析

1．从会计政策的本质特征来看，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会计政策根据制定的主体可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是通过会计准则和有关法规的制定来体现的；微观会计政策主要表现为企业主体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从自身利益和特点出发，在允许的范围内所作的选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专辑中指出：“人们所做的各种会计抉择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委员会所作的抉择，或其他有权作出规定的机构所作的抉择，要求企业按照某种特定的方法提供报告，或从反面来规定，禁用他们认为不适当的方法。”第二层次是“各种抉择还在个别企业这一层次上作出。随着公布的会计准则越来越多，个别企业抉择的范围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越来越狭。但是编制报告的企业在会计上总是有许多决定要做的，包括未颁会计准则时，在各种可行方法中选用一种，或在奉行准则时，在各种允许方法中作一抉择，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里第一层次的抉择是属于宏观会计政策的范畴，而第二层次的抉择即企业的抉择则属于微观会计政策的范畴。

2．从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来看，会计政策的存在是企业会计实务与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会计计量方法、计量手段以及会计人员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而导致会计信息与实际情形的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要求企业执行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从会计方法到会计科目、报表都作了统一规定，企业只能被动地执行，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人为地忽略了客观存在的会计实务的丰富多样性，否定了会计政策应有的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家对于宏观会计管理体制也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随着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会计管理的自主权也将逐步扩大，企业将有一个相对过去来说显得十分宽松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企业有可能从自身特点和利益出发，以满足企业提高会计管理水平的需要。

（二）消极影响分析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会计政策选择经常充当盈利管理的工具，且形式多样、防不胜防，造成极大的危害。这种基于操纵盈利或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盈利管理的会计政策选择，不妨将其定义为不良会计政策选择。此处的“不良”主要是着眼于其实际的经济效果，当然也涉及到这种行为的动机。

1.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后果是操纵利润、粉饰报表。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上述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无不是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2．发生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第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会计政策的宏观决策者被微观决策者以及与该会计政策有利益关系的各方左右了思想和行动，从而导致了宏观决策者选择了正好被微观决策者所期望的会计政策，让实际操作者可以相对自由地描述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第二方面原因是由会计政策所支持的会计信息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会计信息反映的是一种近似的真实，其标准很难确定。另外，人们认识的角度、深度及出发点不同，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在同一时期有不同的说法，这些观点很难说谁对谁错。第三方面原因是出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学从来不认为任何事情、行为或制度有绝对的价值，它所追求的最佳境界是不同事物、不同行为或不同制度间的均衡点”。会计政策选择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也符合这种说法。如果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成本较低，企业就容易产生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倾向。

二、发挥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正作用的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典型特征，因此就得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以下信息：一是上市公司的持续信息披露；二是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三是股东权益的披露。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也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另外，我们还应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体系，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惩处力度。

（二）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长期困扰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激励主要是短期的报酬激励，缺乏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长期激励机制。因此，应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挂钩的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使经营者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同，以增强公司经营者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减少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性。

（三）明确产权对会计信息的生成和界定功能

产权明晰对于企业经营和所有者来说都是相关利益有效组合、调节和保护的重要保障。它的最主要功能是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产权的明晰界定，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股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有契约关系。有了这两个条件，既可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企业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政策，又可以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会计政策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

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制订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伺机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订新准则加以规范，政府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当旧有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或出现疏漏时，会再次引发政府和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会计准则的制订尚未经过“充分程序”，企业会计政策各相关利益集团在参与制订的过程中也没能体现出决策的民主性

譬如，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从整体上看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但目前我国已出台的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似乎没有体现出银行的参与，对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也不够，以至于出现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逃避技术上违反贷款合同约束，从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那么今后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订环节上就应体现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在执行实施过程中应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范围加以适度限制，这应是我国会计准则制订者进一步努力改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丽霞等．财务分析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36-41.

[2]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2001.

[3]张学谦．国际会计准则与惯例．北京：对外对比温度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20-123.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3

一、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分析

1．从会计政策的本质特征来看，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会计政策根据制定的主体可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是通过会计准则和有关法规的制定来体现的；微观会计政策主要表现为企业主体在宏观会计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下，从自身利益和特点出发，在允许的范围内所作的选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专辑中指出：“人们所做的各种会计抉择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委员会所作的抉择，或其他有权作出规定的机构所作的抉择，要求企业按照某种特定的方法提供报告，或从反面来规定，禁用他们认为不适当的方法。”第二层次是“各种抉择还在个别企业这一层次上作出。随着公布的会计准则越来越多，个别企业抉择的范围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越来越狭。但是编制报告的企业在会计上总是有许多决定要做的，包括未颁会计准则时，在各种可行方法中选用一种，或在奉行准则时，在各种允许方法中作一抉择，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里第一层次的抉择是属于宏观会计政策的范畴，而第二层次的抉择即企业的抉择则属于微观会计政策的范畴。

2．从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来看，会计政策的存在是企业会计实务与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会计政策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会计计量方法、计量手段以及会计人员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而导致会计信息与实际情形的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要求企业执行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从会计方法到会计科目、报表都作了统一规定，企业只能被动地执行，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人为地忽略了客观存在的会计实务的丰富多样性，否定了会计政策应有的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家对于宏观会计管理体制也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随着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会计管理的自也将逐步扩大，企业将有一个相对过去来说显得十分宽松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企业有可能从自身特点和利益出发，以满足企业提高会计管理水平的需要。

（二）消极影响分析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会计政策选择经常充当盈利管理的工具，且形式多样、防不胜防，造成极大的危害。这种基于操纵盈利或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盈利管理的会计政策选择，不妨将其定义为不良会计政策选择。此处的“不良”主要是着眼于其实际的经济效果，当然也涉及到这种行为的动机。

1.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后果是操纵利润、粉饰报表。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上述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无不是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2．发生不良会计政策选择的第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会计政策的宏观决策者被微观决策者以及与该会计政策有利益关系的各方左右了思想和行动，从而导致了宏观决策者选择了正好被微观决策者所期望的会计政策，让实际操作者可以相对自由地描述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第二方面原因是由会计政策所支持的会计信息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会计信息反映的是一种近似的真实，其标准很难确定。另外，人们认识的角度、深度及出发点不同，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在同一时期有不同的说法，这些观点很难说谁对谁错。第三方面原因是出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学从来不认为任何事情、行为或制度有绝对的价值，它所追求的最佳境界是不同事物、不同行为或不同制度间的均衡点”。会计政策选择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也符合这种说法。如果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成本较低，企业就容易产生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倾向。

二、发挥会计政策对会计信息正作用的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监督的典型特征，因此就得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以下信息：一是上市公司的持续信息披露；二是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三是股东权益的披露。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准则都强调企业既有适当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利也负有进行充分披露的义务。另外，我们还应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体系，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督和惩处力度。

（二）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长期困扰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激励主要是短期的报酬激励，缺乏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长期激励机制。因此，应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挂钩的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使经营者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趋同，以增强公司经营者对股东的责任心与忠诚度，减少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性。

（三）明确产权对会计信息的生成和界定功能

产权明晰对于企业经营和所有者来说都是相关利益有效组合、调节和保护的重要保障。它的最主要功能是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产权的明晰界定，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股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有契约关系。有了这两个条件，既可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企业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政策，又可以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

三、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会计政策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

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制订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伺机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订新准则加以规范，政府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当旧有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或出现疏漏时，会再次引发政府和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会计准则的制订尚未经过“充分程序”，企业会计政策各相关利益集团在参与制订的过程中也没能体现出决策的民主性

譬如，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从整体上看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但目前我国已出台的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似乎没有体现出银行的参与，对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也不够，以至于出现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逃避技术上违反贷款合同约束，从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那么今后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订环节上就应体现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在执行实施过程中应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范围加以适度限制，这应是我国会计准则制订者进一步努力改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丽霞等．财务分析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36-41.

[2]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2001.

[3]张学谦．国际会计准则与惯例．北京：对外对比温度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20-123.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4

关键词 ：边际变动；边际模型；决策分析；价值工程

生活中的许多决策很少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往往涉及到一些其他利益或影响，人们通过考虑边际量来做出最优决策，例如，好的广告创意通过洞察消费心理特别是了解消费者考虑的边际变动来影响或加快消费决策，使用户购买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本文在比较边际利益和边际成本的基础上通过考虑边际量阐述决策分析的过程和方法。

一、边际变动与边际模型

1.边际变动

经济学上把对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称之为边际变动，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决策者才会有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例如，近期央视播出了记录中华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经播出，便得到媒体一边倒地热捧，引起观众强烈的反响，收视率一次又一次创新高。究其原因有两点，第一，视角独特。《舌尖上的中国》跳出美食自身，围绕“转化的灵感”、“时间的味道”、“厨房的秘密”等不同的主题，谈人文谈历史，谈人类与美食的渊源。第二，情感浓烈。《舌尖上的中国》纯然将观众带入华夏子孙对于家乡和祖宗美食的久远回忆，用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红线，时时处处浸润着浓烈的情感汁液。让人看到片中介绍家乡的美食，就想起故乡的味道，想起小时候妈妈做的饭菜，这暗含了当今中国迅猛的“传统大家庭正在消解，乡土中国逐渐远去”的城市化浪潮。《舌尖上的中国》这两个特点，正是考虑边际量的创意，非常人性，体贴入微。

2.边际变动模型

边际变动模型又叫量本利分析或保本分析方法。是通过考察产量(或销售量)、成本和利润的关系以及盈亏变化的规律来为决策提供依据的方法。企业的经营活动通常以业务量为起点，以利润、效益为最终目标，在一定时期内把总成本（C）简化成固定成本（CF）与变动成本（CU）后，同时考虑收入（S）和利润（B），使业务量、成本和利润效益的关系统一于一个数学模型，如下：

B=S-C=P*Q- CU*Q- CF

式中：B———利润

S———产品销售收入

C———总成本

Q———业务量或销售量

P———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CU———单位产品变动成本

CF———固定成本

从产销量与收入成本关系图可以看出，当产销量在盈亏平衡点的左侧区域时，销售收入不能弥补总成本费用，产销呈现亏损状态；在盈亏平衡点处销售收入与总成本持平，处于不亏不盈状态；产销量在盈亏平衡点的右侧区域时销售收入超过总成本费用，产销盈余；换言之，在盈亏平衡点附近，产销量即便有微小的变化和调整，就会呈现产销量在亏损和盈余之间发生质的转变，而这种边际变动引起的转变是决策者必须关心的问题。

二、边际变动因素分析

经济学上，一项产品的价值（V）通常用产品的功能（F）与产品寿命周期成本（C）的比值来量化和体现，即V= F/C。管理者进行方案决策的目的就是实现产品价值的最大化，而这种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途径一：提高产品功能，降低成本；

途径二：提高产品功能，而成本不变；

途径三：不改变产品功能，降低成本；

途径四：功能略有下降，成本大幅度降低；

从正常实现产品功能的过程来看，某项功能的实现必然伴随着相应成本费用的发生，反之，成本的降低也必然会降低或削弱原有功能，因此途径一、二在实际生活中是困难的或者不可能实现的，后两个途径才是决策者应该首要考虑的手段。也就是，通过这些边际变动因素的微小变动和调整，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三、边际变动决策分析

运用价值工程的原理，通过对边际变动因素的分析找到了提升产品价值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分析只是决策的第一步，尚未解决目标实现的方法问题，而边际变动模型分析是最直观最方便的方法。企业经营决策活动始终离不开成本、利润、产量和价格这几个方面，最终是实现利润目标。而在日常管理中，产销量和单位产品的价格又是最直接相关的指标，以下以制造业的例子说明考虑边际变动的决策分析方法。

一企业考虑对某种新产品进行投资，预计新产品的售价是125 元/ 件，单位变动成本为75 元/ 件，年固定成本总额是60万元，则作为决策者，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1）企业达到损益平衡时所需的销售量是多少？

（2）为实现某一利润目标所需的销售量是多少？

（3）销售量一定时，若成本不变化，保本的单位产品售价是多少？

（4）单位产品售价变动或者变动成本增加时，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多大？

（5）当几种因素同时变动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解决上述几个问题的关键是，利用边际变动的模型（销售额=固定成本+变动成本+预期利润）计算出各种情况下的盈亏平衡点。分析如下：

（1）保本销售量：600000/(125-75)=12000（件）

（2） 假定目标利润180000 元时保本销售量：(600000+180000)/(125-75)=15600（件）

（3）成本不变，预测销售水平为14000 件时保本售价：(600000+75*14000)/14000=117.9元/件

（4）销售预测为14000 件，实现按投资额120 万元计算的20％回报率时，保本售价:

(600000+75*14000+1200000*20%)/14000=135元/件（5）原每年销售量为15000件，售价为125 元。提高售价提高至150 元时的损益平衡点

600000/(150-75)=8000件

（6）提高售价后，保本点的销售量从12000 件降至8000 件。但预计销量会从15000件降至13000 件。此时企业的利润情况分析：

目前利润：边际贡献-固定成本=利润

即15000*（125-75）-60万元=15 万元

预计销售价的利润：13000*（150-75）-60万元=37.5万元

使用新售价后利润情况：增加利润为：37.5-15 =22. 5万元

计算说明，增加的边际贡献（50 增至75 元），将足以抵消减少销量2000件所损失的边际贡献

（7）假定售价仍为125元，变动成本每件仍为75元，但固定成本总额增至80 万元。计算保本点：800000/(125-75)=16000 件

（8）单价为125 元，固定成本总额为60 万元，变动成本增至90 元时的保本点：600000/(125-90)=17143件说明：变动成本增加15 元，保本销售量就得从12000 件增至17143 件。

（9）若固定成本增至75 万元，变动成本增至90 元，目标销售利润率为20％。预计销售量为15000件，原售价为125元。为了抵补成本的增高并取得既定利润率，确定新售价：

(750000+90*15000)/(15000-0.2*15000)=175元该企业能否把售价从125 元提高至175 元，并能保持15000件的销售量。否则，则企业必须接受较低的回报率或者停止生产该产品的事实。

从计算分析可以看出，以上指标计算结果均是达到损益平衡的数值，是边际变动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微小变动，就会对经营产生质的影响，而这是决策分析必须考虑的问题。边际变动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售价和成本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销售量是盈亏的决定因素，低于某一销售水平（保本点）则亏损，否则盈利；

（2）一定销售水平下，成本固定时合理的销售价格是决定利润指标或回报率的关键因素，低于某一销售价格则会亏损或回报率低下；

（3）变动成本的增加售价的变动对保本点有较大的影响，当预计销售量下降时，企业以较高的销售价格而销售较少的产品时可能会无利可图；

（4）各种成本因素增加时，为弥补成本增高并取得既定利润率，则需要制定合理的销售价格，并保持一定的销售量，低于这个价格则会出现较低的回报率或者需要停止生产的窘况。

结束语

经营决策分析的任务是寻找使价值（利润或效益）最大化的有效方案和途径，关键环节是确定合理的的边际量。运用价值工程的分析方法，结合日常管理中是实际情况，先寻找出实现最优方案的有效途径，然后以边际变动为基本模型，确定可以使经营方案实现质变的边际量。通过两种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使经营决策更趋于科学合理。当然，在保证经营盈利的前提下，还可以通过敏感性分析的综合运用边际变动的幅度问题，为决策方案的细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N·格里高利·曼昆编著.经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5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个辨证统一体。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从本质上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这一辨证关系要求我们的认识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样养才能站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立场上准确把握客观实际，克服实践的盲目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不断认识新情况，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

不同的地方和单位具体情况不同，解放思想所派生的行动与措施也不同。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连续几年巨额亏损，债务负担沉重。据估算，前些年投资失误导致实际亏损和损失额约3亿元。

（2）资金链经常处于断裂的窘地，每年还贷高峰都不得不借高利贷度日。

（3）老资产养新项目，如同**养儿子，**病或死，儿子就活不下去。

（4）靠自身经营创效扭亏短期无法实现，被迫再走“卖儿卖女”的老路。

2、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1）企业没有独立的资产产权。

（2）绝大多数企业一股独大，或则是实际意义上的独资企业。

（3）亏损企业不负亏，全是集团公司承担。

（4）“社有资产的流失”的担忧，时刻禁锢着改革的步伐。

3、企业管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甚至有倒退的嫌疑。

（1）市社、集团、社务中心三个机构同时运行，管理层次增多，管理职能交叉。企业搞不清楚，管理者自己也搞糊涂了。

（2）超出了出资人的职责范围过多地干预了企业的微观事务，法律法规赋予企业的自没有很好落实。

（3）企业习惯了大小事务请示汇报，管理缺乏创新的动力。

（4）人情关系、传统理念阻碍了管理效能的提高。

三、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

1、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政绩，稳定已是政绩；盈利是政绩，减亏也是政绩；新项目搞好了是政绩，传统项目搞好了同样是政绩；

2、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投资回报。客观地看待自身的弱点，逐步退出没有优势的激烈竞争行业；一切以效益为中心，调整经营思路和投资理念；遵守企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滚动发展，控制风险。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6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人们所瞩目的焦点。所谓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以获取一定的自身利益为目的，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虽然在合理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有利于进一步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能力，但由于盈余管理有悖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有悖于会计信息的中立性，会使会计信息失去公允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从而误导投资者并影响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因而，过度的盈余管理是有害的。本文试就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盈余管理是亏损上市公司的行为选择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为复杂，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有：（1）管理报酬动因。在对管理者实施红利方案的企业，如果企业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确认，以减轻未来扭亏的压力，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未来的获利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未来的报酬。（2）避税动因。美国一项1974年-1980年的研究表明，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相比，亏损企业更喜欢变更其会计政策，从总体上来说，亏损企业对会计政策的重大变更是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两倍，其中能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重大变更，亏损企业是财务状况良好企业的4倍。研究还表明，亏损企业最常用的会计政策变更是把原先的存货计价方法改为后进先出法，因为采用后进先出法可以降低每股收益，降低企业的税负，从而改善企业的现金流量。（3）债务契约动因。如果企业管理者想通过发出企业面临困境的信号，谋求尽快就债务进行重新谈判，或为取得债权人的信任和支持，亏损企业的经理人员往往会采用减少利润的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以向债权人表明他们已意识到企业的财务困难并要进行处理。（4）高级管理者变更。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高级管理者为了防止或推迟被所有者解聘，会提高当期报告利润。而经营很差的高级主管为了增加将来盈利的可能性，或新任的高级主管为了归咎于前任的经营不善，则有动机去报告更多的亏损。（5）股东因素。在亏损时期，减少股利分配是一种谨慎的做法，为应对公司外部股东的股利分配要求，企业经理人员会通过盈余管理减少报告利润，以便有正当理由减少股利分配。（6）工会的监控。为在与工会的劳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亏损企业的经理人员会选择调低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

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则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避免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这一体制转轨时期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和现象，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质量，我国证券监管部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以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具体分为首次发行、配股、增发新股和对亏损公司的处罚规定四个方面。（1）首次发行。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为达到目的，企业往往通过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以取得上市资格并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2）配股。在我国，对上市公司配股有基本条件的规定，如目前上市公司配股要求“最近3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且“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为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市公司会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3）增发新股。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定价由承销商与发行公司协商这也会导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4）对亏损公司的处罚规定，有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如果“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若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且“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同时，又规定，“公司决议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在我国，公司上市相当不易，若被终止上市，对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稀缺资源的白白浪费，公司的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都将遭受损失。因而，通过实施盈余管理以尽可能避免亏损或连续三年亏损，成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现实选择。多项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频率图上，有两个集中的区域，即微利区域和巨额亏损区域，而美国等国家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图表则相对比较平均，这说明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群体中可能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1）一些公司微利的背后可能是实际上的亏损。微利公司的特点是盈利水平较低，但不亏损。盈利水平处于何种情况为微利公司，目前尚无统一认识。但每年年报出台，总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不超过0.02元。从现金流量角度分析这些微利公司，可以发现这些在权责发生制下净资产收益率大于0的公司，其收付实现制下的净资产收益率却大多小于0，即已经亏损。这说明在微利公司中存在调增盈利的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现象集中出现在上市公司首次发生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原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上市公司之所以调增首次发生亏损的前一年度的盈利往往是出于对公司形象的考虑。即在这一年公司实际已发生亏损，虽然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并非是有效市场，投机性比较强，盈利水平的微小变化对股价影响甚微，但是如果出现亏损还是有损公司的形象，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亏损公司会千方百计通过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推迟报告亏损年度的目的。而上市公司之所以调增扭亏为盈年度的盈利则是由于ST、PT等制度的存在，为了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2）一些巨额亏损公司的真实亏损可能远低于其报告亏损。由于ST政策、PT政策和其它一些原因的存在，上市公司会尽力避免连续几年亏损，往往在首次报告亏损的年度将亏损做大，以便“轻装上阵”，有利于在以后年度扭亏为盈。因而，有的上市公司一旦报亏，就要“一次亏个够”，表现为巨额亏损。而在权责发生制下，预计一些损失或多摊销一些费用往往被认为是谨慎性原则的结果，是现行会计准则所允许的，并不会引起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也不容易被外部信息使用者所洞悉。特别是当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两年亏损后，公司为避免第三年继续发生亏损而导致被摘牌时，就会广泛采用“巨亏”的办法，以使公司当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下跌，以后期间却出现反弹。例如，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出现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与中国2001年宏观经济增长形势相背离，上市公司中亏损的家数和比重创出了历史新高，亏损额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严重，动辄7亿、10亿。随着2002年年报的披露，首次亏损但金额巨大的公司也并不鲜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亏损公司都能在采用“巨亏”的办法之后达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目的，但多数公司能借此实现扭亏，如2001年度巨额亏损的多家上市公司在2002年顺利地实现了扭亏，2002年度的一些巨额亏损公司也已出现了“年报装孙子季报偷着乐”的现象。

二、资产减值会计是目前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主要手段

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法，大致有巨额冲销、收益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和利润平滑化四种。亏损公司常用的是巨额冲销和收益最大化，从2001年和2002年上市公司会计实务看，资产减值会计是目前我国亏损上市公司通过巨额冲销和收益最大化实施盈余管理的最大法宝。虽然2001年亏损上市公司对亏损的原因各有不同的表述，但总要加一条-因为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公司计提减值金额过高……越是巨额亏损的公司，越是把会计准则当成首要原因。如某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准备占公司全年亏损总额的56%，某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占公司全年亏损总额的75%.2002年年报巨额亏损的公司中，除正常的经营性亏损外，有半数以上计提了大额的不良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会计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爱，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可选择性较强，企业可通过不恰当的计提比例实施盈余管理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上市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不实、利润虚增的现象，为挤掉资产的水分，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2000年12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将四项资产减值准备扩大到八项准备，规定上市公司应该计提坏账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由于《企业会计制度》对各项准备的计提只是做了原则上的规定，对于准备计提与否以及比例的确定都由企业自行根据情况确定，这在客观上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上市公司既可以通过少提资产减值准备掩盖风险、虚增利润，也可以通过多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利润或加大亏损。

（1）应收款项。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一般有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账龄法和销货百分比法可供选择，由于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计提比例由企业自定，因而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如2001采用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的上市公司中，对1-2年内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自5%一10%不等；2-3年内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由15%-30%不等：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自30%-80%不等。此外，《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了“与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不能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同时也规定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对某些金额较大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准备，或计提坏账准备比例较低（5%或低于5%）的理由”，但并未明确规定集团公司内部企业的应收款项是否应计提坏账准备。而内部往来计提准备与否，对企业损益的影响很大。

（2）除应收款项外的其余七项资产减值准备，大多无明确计提标准，更为“灵活”。如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鲜有市场参考价值。又如短期投资，企业在运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时，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按投资总体、按投资类别或按单项投资计提跌价准备。如果某项短期投资比重较大（如占整个短期投资10%及以上），应按单项投资为基础计算并确定计提的跌价准备。其中按照单项投资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最为稳健，利润最为保守。但究竟选用哪一种，制度未予明确。

（二）某些企业滥用会计估计，采用变更计提比例和冲回上年计提等方法实施盈余管理

谨慎性原则本身具有较强的倾向性，虽然本期利润稳健了，但以后期间的利润却并不稳健。由于在开始计提资产减值和变更计提方法的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属于会计政策的变更，应当对减值准备进行追溯调整，计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尽管这些会计政策变更一般会影响当期的盈利，但因同时调整了期初留存收益，一般说来对当期业绩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在以后年度发生变更计提比例时，只能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企业需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调整以前期间的报告结果，只需披露变更的理由和对当期的影响数，在其比例变更当年的调整数全部计入变更当年损益。比如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使得当期利润计算偏低，期末存货成本减少，会导致以后期间销售成本偏低，从而使利润反弹。对于期末存货占资产比重较大的企业来说，这不失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企业可能在某一会计年度计提巨额存货跌价损失，实现对存货成本的巨额冲销，然后次年就可以顺利实现数额可观的净利润。这种盈余管理只需对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作过低估计，而无需在次年度大量冲回减值准备即可实现，因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三、减少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思考

虽然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合法的，但是盈余管理实质上违背了中立性原则，会误导利益关系人的相关决策，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应尽量缩小其空间范围。

（一）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清除诱发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

在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企业能否成功发行股票取决于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投资者偏好等因素。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服务与裁判角色，维护交易的诚信、公平、公开、公正。如前所述，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诱发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是应付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之所以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诱发因素，原因就在于市场监管沿用了计划行政型的管理体制，因此要清除这些诱发公司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就必须继续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虽然2001年年初监管机构对上市发行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计划行政型的审批制，推出了准市场化的核准制，但核准制毕竟不同于注册制，一个企业能否上市关键仍取决于是否能得到发审委的审核批准，而审核批准的依据则是其业绩是否符合上市要求，因此，审批制下虚构业绩、“包装上市”的盈余管理动机在核准制下依然存在，而上市之后，上市资格的资源性质仍然存在，当业绩下滑、面临困境时，上市公司仍会为保住上市资格而实施盈余管理。

监管机构应继续推进上市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将准市场化的核准制逐步转为完全市场化的注册制，并取消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将被处以暂停股票上市乃至终止股票上市的有关规定，由市场本身来对上市公司进行优胜劣汰。

（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缩减盈余管理的空间

盈余管理的存在与现行会计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权责发生制的固有缺陷、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和滞后性是形成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会计收益的衡量基础是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试图将经济实体发生的交易与其他事项和情况，按照其产生的财务结果在不同期间加以记录，因此，为了反映经济实体在某一期间的业绩，权责发生制采用了预提、待摊、递延以及分配等方法程序，将各期间收入与费用、收益与损失配比，大量的估算和预计很难使企业的会计收益得出一个唯一的结果。另外，无论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还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给予了会计人员较多的选择空间。例如，（1）管理者对于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大量未来经济事项必须作出判断，诸如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递延税款以及坏账损失等；（2）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管理者必须在公认的会计方法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处理方法，像折旧方法中的加速折旧法与直线法和发出存货计价中的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与加权平均法等；（3）管理者在营运资金管理方面需要进行判断，如存货水平、存货发出和采购的时间安排以及收账政策，它们都会影响到成本和收人；（4）管理者必须自主决定一些费用的发生时间，像研究和开发费用、广告费及维护费；（5）管理者必须对公司的诸如企业联合、租赁合约以及权益性投资等交易作出决策，这些决策也给管理者提供了判断的空间，如商业联合既可适用联营会计，也可适用购并会计；租赁合约可以是资产负债表内的义务，也可以是表外义务；权益性投资可按权益法核算，也可按成本法核算等等。管理者在上述众多的判断中，都有可能和有条件进行盈余管理。此外，新经济业务的不断涌现，使得其中部分交易和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并未在相关准则中做出相应的规定，企业管理当局可以利用会计准则制订的滞后性对会计事项做出对自身有利的估计或判断。

准则制定部门应考虑改进收益确认原则。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它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和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得出的会计收益存在人为调节的成分，缺乏客观性。由于企业的盈利信息与现金流动信息是密切相关的，可考虑把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两种会计确认基础结合起来，即所有的收益都应充分考虑现金基础的合理成分，若现金流入存在不确定性，就不能确认为收益。同时，根据不同收益的性质细分收益的确认标准，一些项目可直接按收付实现制确认收入。

另外，准则制定部门应谨慎赋予企业会计选择权，并完善披露要求。一方面，准则制定部门应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使会计准则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如会计准则可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做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另一方面，对资产减值会计等盈余管理的“重灾区”，应增加强制披露要求。在自愿披露原则下，上市公司对披露内容的选择不同，以《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为例，2001年巨额亏损公司披露《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比例远高于2001年扭亏公司披露该表的比例，原因是巨额亏损公司将巨额亏损归因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扭亏公司不愿意明确指出冲回资产减值准备是其扭亏为盈的主因。为了使投资者更清楚地认识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盈余的影响，有必要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三）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治理结构比较薄弱的公司更容易实施盈余管理，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以及设立外部董事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的程度要比其他公司轻得多，因此如何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有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较大的比重。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大股东可以有效地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形同虚设，中小股东无力对公司施加影响，治理结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大多是由国有股权占据优势或控制地位所引发的，因此要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国有股减持，改变股权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其次，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根据各国的经验，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保护公司利益的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具有制衡作用，同时，通过参与董事会的运作，独立董事可以发现公司经营的危险信号、对公司的违规或不当行为提出警告。再次，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挂钩，使股东目标成为管理者目标，消除激励管理者的利益障碍。最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从根本上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股权结构的优化，有赖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只有机构投资者队伍壮大起来，股权过分集中和流通股过分分散的现象才能得到缓解。

（四）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审计

一方面，要加强证券监管部门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由于我国目前股票市场的稀缺资源仍然主要依据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报表业绩”进行配置，上市公司在无法通过“实质业绩”实现“报表业绩”从而丧失资源配置的资格时，往往会利用会计选择权重组“报表业绩”，以实现其在股票市场上的再筹资。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巨额亏损公司会计选择权的监管力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强制上市公司披露会计选择对利润的影响程度。对于严重违反有关法规操纵损益的行为，应予以严肃查处，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和执业水平，加强对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审计。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必须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而审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经验和专业判断。为此，注册会计师应当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对濒临亏损边缘的上市公司，以及亏损上市公司发生异常波动的营运资金项目和利润表中的异常应计收益项目，予以特别的职业关注。审计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被审计单位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合理或披露不充分时，注册会计师应视其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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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7

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分为解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1979—199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2—2001)和完善阶段(2002—20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阶段(2010一2050)四个阶段。在此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解体，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和成熟，我国政府的职能由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向以宏观调控为主转变，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发挥支配性作用。政府在我国企业并购中的作用也由主导作用向引导作用过渡，市场机制在并购中的作用由辅助作用向主导作用转变。因此，我国的企业并购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并购(1991年之前)、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1992年～2010年)、市场主导型并购(2010年以后)三个阶段。本文对每个阶段的形成机理和动因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我国企业并购的运行规律。

一、政府主导型并购(1991年之前)的形成机理和动因分析

政府主导型并购，是指政府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运用其行政权力主导企业的并购活动，在并购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企业并购之所以会以政府主导型并购为主，是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国家的所有权具体由各级政府部门行使。改革开放之前，在以行政性指令为主要经济管理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合一，企业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均由政府出面组织，企业并购表现为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对资产进行无偿划拨。1979年至1991年期间，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改革，但由于未解决产权问题，政资、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政府在企业并购中起主导作用。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典型的“保定模式”：企业兼并采取自上而下的程序，由政府依据产业政策，以所有者身份进行干预，促进企业间的兼并。②政府主导企业并购的动因主要是减少乃至消灭亏损企业。1989年，我国政府部门颁布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规定被兼并的对象主要是：资不抵债和接近破产的企业，长期经营性亏损或微利的企业以及产品滞销、转产没有条件、也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不断扩大，如保定市在20世纪80年代初预算内亏损的企业占总数的80％以上，③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这么多企业破产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财政对亏损企业的补贴逐年攀升，从1978年占财政收入的5．9％到1985年增长到10．61％，~1985年国家财政负担的企业亏损补贴为507．02亿元。呦了减轻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在政府的主导下，出现了优势企业兼并亏损企业的高潮。80年代全国累计共有6226户企业兼并了6966户企业，共转移存量资产82．25亿元，减少亏损企业4095户，减少亏损金额5．22亿元。

二、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1992年一2010年)的形成机理和动因分析

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是指在并购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并购活动，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法规诱导企业的并购行为，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在资本市场上选择并购目标。在“少破产，多兼并”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政府部门出台一系列鼓励兼并亏损企业的政策。1995年5月，颁布的银行[1995]130号文件规定，兼并困难企业的优势企业可以享受免除利息、逐年还本的优惠；1997年3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问题的补充通知》，政府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李善民和陈玉罡对我国证券市场1999年至2000年间发生的349起并购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并购事件不是由双方企业真正的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权交易，而是政府的介入。芳芳等(2002)对2000年发生的80起并购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国有股控股的上市企业中，并购并不是完全市场化行为，还保留着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在这一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此过程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与政府部门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的过程，因此是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阶段。

(一)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企业并购的形成机理

1．企业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之前，政企合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国有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开始确立。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主体。但由于未解决产权问题，企业的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提出“政资分开”，即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实行出资人制度。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证；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这样，政资、政企逐步分开，企业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1997年我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为51％，①2003年达到62％。90年代，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出售、重组、破产等方式的改革，逐步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520户国家重点企业到2000年底有430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改制面达82．7％。于2006年完成国家重点企业的股权分置改革，将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将真正确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经营的自主性将大大提高，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资本市场上选择并购目标。

2．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政府行为方式向适应市场化方向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一1986年为第一阶段是改革的起步阶段，以破坏旧体制为主要特征；1986年～1991年为第二阶段，政府改革稳定发展和逐步深化，在理论认识上突出了政府职能的转变；199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建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阶段。与此相对应，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也逐步提高，1994年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为24．3％，1995年为28．9％，1996年为33．5％，1997年为36．6％，2003年达到60％。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为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并购提供了条件。

3．产权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的企业股份制改革进入高潮，一批产权交易市场应运而生。1988年，武汉和四川乐山成立了我国最早的产权交易所。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1992年后，山东等地先后设立了200多家产权交易所。在柜台交易最活跃的时期，全国名声较大的柜台市场是STAQ(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NET(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全国电子证券交易中心)、武汉柜台、济南产权、淄博自动报价，以及天津和青岛柜台市场等。产权交易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的兴起为企业自主并购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4．中介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坌至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注册会计师队伍不断壮大，到2001年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拥有注册会计师会员13万人，会计师事务所4300多家。法律中介服务业也已初具规模，到2002年上半年，全国法律中介服务机构数量达到4．8万多家，从业人员25万多人。其中，律师事务所9000多家，律师12万多人；公证处3200多家，公证员近2万人；基层法律服务所3．5万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l2万名；专利机构500多家，专利人4000多名。我国的行业协会和商会等民间组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保险中介组织市场的主体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从近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看，中介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更好的中介服务。

随着我国企业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介组织的兴起以及法律制度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2003年达73．8％)，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企业并购的局面。

(二)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的动因分析

1．消灭亏损企业。推进国企的改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更多经营体制老化的国有企业步入困境。1978年，全部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造成的亏损额为115．3亿元，国有工业生产企业的亏损面为23．9％，到1997年分别上升到1420．9亿元和43．9％。~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为20．3％，其中国有工业小企业亏损率达到85％，国有商业小企业亏损面达90％以上。各级政府部门为了减少亏损企业，推进国企的改革，追求政绩，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免息贷款、分期付款、税收减免等，鼓励优势企业并购亏损企业。

2．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随着我国改革的推进，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盲目扩张开办新企业，结果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产品结构雷同。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和中部是97．7％，全国平均工业结构相似率在90％以上。由于行业内进入的企业数目过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1990年全国纺织业生产能力1，3闲置，全国铝型材生产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只有25％，‘致使产品价格大战不断，过度竞争，效益下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为了应对竞争的压力，一些具有优势的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或经营效益不佳的企业进行并购，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如90年代，在技术、产品、资金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康佳集团，对实力较弱的牡丹江电视机厂、陕西如意电器总公司实施并购战略，注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了优势互补，扩大了企业规模，使康佳集团在几年内快速高效的发展，成为我国第二大彩电生产企业。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8

英特尔燃起投资者希望

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降、投资周期长……看起来芯片业是最容易受到经济环境影响的。从刚刚的几家重要芯片企业的第二季度财报来看，固然是有喜有忧，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表现出了摆脱低迷经济影响的强劲势头。

第二季度的业绩让英特尔扬眉吐气。在4月15日公布的2008年第一季度财报中，英特尔的净利润为1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2%，增长率下降了36%。但到了第二季度，英特尔一扫颓势，纯利润增长了25%，达到16亿美元，不仅超过了上一季度，也超过了去年同期12.8亿美元的成绩，销售额更增长了9.1%，达到94.7亿美元。英特尔首席执行官欧德宁表示，英特尔的笔记本电脑芯片的订单以及处理器销量均超出预期水平，他预测，英特尔的产品在未来几个季度内的需求仍将保持健康的增长态势。

对于投资者们来说，英特尔的好成绩就像是一针强心剂，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对科技股的希望。这起码表示，科技业还有极强的发展势头。莱曼兄弟芯片分析师Tim Luke就不无欣喜地在7月14日的投资者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英特尔股票的抗跌性是最强的。”

英特尔将之归因于全球个人电脑需求的强劲，并预计笔记本电脑芯片的发货量今年将首次超过台式电脑。

迈入第二季度以来，英特尔的表现颇为抢眼。英特尔45纳米双核处理器E8600上市，经过了多次跳票的迅驰2平台也在7月15日正式，Larrabee显卡的消息也屡屡见诸报端，这都显示了英特尔在产品创新方面的实力。毕竟，英特尔占据了全球芯片市场80%左右的市场份额，在宏观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它的抗跌能力经受住了考验。

AMD图形市场挑战NVIDIA

相比之下，英特尔的老竞争对手AMD的表现就不那么尽如人意。7月17日，AMD公布的财报显示，其第二季度净亏损11.9亿美元，合每股亏损1.96美元，而去年同期该公司净亏损6亿美元，合每股亏损1.09美元。而这已经是AMD连续第七个季度亏损的财报。并且，AMD还在公布财报的当天任命了新的首席执行官，执掌AMD多年的鲁毅智让位给了AMD总裁Dirk Meyer。

由此看来，AMD在与英特尔争雄的过程中是落败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对AMD的未来保持了乐观态度。iSuppli调查公司计算平台首席分析师Matthew Wilkins就发表评论称，今年年初英特尔是一个短期的胜利者，但如果追溯到前12个月，这一趋势将翻转，AMD的份额获得了显著增长。

分析师为何对AMD的前途看好？原因就在于AMD的产品开发能力。早在几年前，AMD嵌入64位x86计算技术的Opteron处理器的推出震动了业界，也开启了绿色技术的先端。在上一个季度，AMD也了数十款处理器产品和平台解决方案，羿龙三核/四核台式处理器的推出又广受零售市场和OEM合作伙伴的欢迎。尽管AMD近期的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其赋予了极大期望的四核服务器处理器巴塞罗那（Barcelona）的跳票，但是仍然没有影响以Wilkins为代表的分析师们对AMD的热情。

2007年9月，AMD推出巴塞罗那，就已经比计划晚了半年，到了12月，AMD承认它存在缺陷，再度将出货时间推迟到今年。面对英特尔新品的不断推出，AMD客户的信任度打了折扣，微处理器业务的业绩也因此大受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AMD在产品创新能力上的缺失。Mayer也表示，巴塞罗那虽因延期而遭遇市场困境，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目前该产品已经进入批量出货阶段，AMD将来扭转亏损将不成问题。他这一看法也得到了美林公司分析师斯利尼-帕杰瑞的赞同，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他对巴塞罗那充满信心，他同时指出，财报显示，AMD的毛利率与上一季度相比提高了15个百分点，达到52%，也高于去年同期的34%，这恰恰说明，AMD的产品出货量和成本控制措施已经卓有成效。

对于AMD近年来的经营亏损，外界一直将之归因于2006年收购ATI带来的影响。这笔金额高达54亿美元的交易震动了业界，但是也给AMD带来了长久的财务负担。当时AMD自有现金只有30亿美元，而直到2007年底，AMD的全年销售收入也不过为60亿美元而已。收购带来的价值减损持续至今，让公司在第二季度每股亏损了1.44亿美元。这次收购正是鲁毅智做出的决定。因此，在连续亏损之后AMD选择换帅，不由得让人对其原因产生了疑问。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近两年以来，鲁毅智一直是Dirk Meyer接任CEO的推荐者。鲁毅智称，Dirk Meyer是AMD这个重要职务的最好人选。之后鲁毅智仍将继续担任AMD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很显然，他将继续对AMD的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因此，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鲁毅智只不过是寻找到了一个更有魄力、更能代替他将AMD引领上利润增长之路的人。AMD表示，鲁毅智将更致力于公司的平稳过渡。

这也和AMD的策略有关。与英特尔等公司努力开拓新的业务领域不同，AMD为自己划定了一个清晰的产品路线，那就是专注于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服务器等传统产品领域。由于全球PC市场增幅日益趋缓，而互联网却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因此，英特尔推出了MID战略，正式向互联网领域延伸。这一新兴市场也引起了其他厂商的兴趣。威盛迅速推出了凌珑处理器，NVIDIA也推出了针对超便携设备的专用处理器。但是在这一系列厂商中，仍然没有见到AMD的身影。在收购ATI带来的财务影响没有消除之前，AMD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缩减成本，退出非核心业务，实现尽快盈利。因此，在财报之日，AMD宣布退出掌上设备和数字电视芯片市场，为此，AMD将一次性支出8.76亿美元。实际上，这也是AMD在本季度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作为实际经营亏损，AMD仅仅付出了2.69亿美元。但是不可否认，这一策略对于AMD来说是必要的。基于此，我们或许也不难理解为何鲁毅智要让位给曾经主管微处理器部门的Meyer，这无疑是对该策略的最好诠释。

由此可见，对于收购ATI，AMD似乎并没有后悔过。AMD收购ATI的目的是增强芯片的图形处理能力，同时进一步壮大自身的芯片组业务。在图形市场上一直居于王者地位的NVIDIA，如今也感受到了AMD的威胁。凭借55纳米制造工艺，AMD推出了新一代的RV770图形核心，它不但价格便宜，而且性能出色。面对现实，NVIDIA无奈地选择了产品降价。NVIDIA预测，在第二季度，其总收入介于8.75亿美元至9.5亿美元之间，低于预期。

英特尔在芯片市场的老大地位还是无人撼动。在图形市场上，NVIDIA仍旧称雄。现在AMD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和它们继续比拼。芯片市场的风生水起可能正是低迷经济环境下的一抹亮色。

互联网业

谷歌差强人意抗寒流

同样作为身家雄厚的巨头，如果说英特尔这次的财报表现不负众望，让投资者们舒了一口气的话，谷歌的表现则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

在互联网巨头中，谷歌一向表现优异。这次相对于竞争对手，它仍然是一个佼佼者。在第二季度谷歌销售额达53.7亿美元，同比增长39%，比2008年第一季度增加了3%；相比第一季度的盈利15.5亿美元，谷歌本季度盈利15.8亿美元，略有增长。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消费者的行为对其影响巨大。在经济放缓、消费者信心大受打击的现在，许多客户减少了自己的广告支出。因此，谷歌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已经难能可贵。谷歌CEO施密特信誓旦旦地表示，公司并未受到经济低迷的影响。他说：“我们发现了许多经济形势恶化的迹象，但谷歌的表现很好。我们坚信，即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我们也不会受到影响。”谷歌首席经济学家瓦里亚也曾表示，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广告主会减少电视、平媒和电台的广告预算，但是反而会增加能够面向特定消费者的广告投入。

看起来，谷歌在网络广告市场上所占的巨大的市场份额让它保住了盈利势头。搜索营销公司Efficient Frontier称，按营收计算，谷歌上个月在搜索广告市场上的份额超过77%。第二季度，谷歌的合作伙伴网站通过AdSense计划为其贡献了16.6亿美元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31%。谷歌在发挥这一优势上也不遗余力。今年3月，谷歌宣布完成对DoubleClick的收购。施密特表示：“通过收购，谷歌拥有了行业领先的显示广告平台，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向市场推出更先进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从而为发行商、广告客户和广告提高数字媒体的有效性、可测量性和表现，为用户提高广告的相关度。”通过这一收购，谷歌在网络精准营销的大道上又迈出了巨大一步。同时，谷歌也制定了一系列广告格式，来帮助自己收购的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盈利。

在美国之外的市场上，谷歌也颇为注重精准营销，推广广告策略。例如，在中国，通过和金山公司合作推出谷歌金山词霸，谷歌吸纳了更多的中国用户；2008年，谷歌更首次在中国携手中小企业推广自己的品牌营销策略。国际收入也帮助美化了谷歌的账本。谷歌本季度美国以外的收入总额为28亿美元，占总收入的52%，这一数字在去年同期仅为48%。

“由于品质的飞跃，我们的状况良好。”施密特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中保持了乐观。但是，尽管广告收入增长、流量增长，谷歌仍然因为利润没有达到之前华尔街每股盈利4.72美元的预期而受到了打击。在股价连续一周上涨20%之后，在财报日，谷歌的股价在市后交易中暴跌了8%。

谷歌表示，所有付费的点击，包括Google和其AdSense合作伙伴的网站上链接的广告，大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9%，比2008年第一季下降了约1%。谷歌认为付费点击增长速度放慢的根源在于其提高广告效率的计划。通过修改规则，不在没有提供有用内容的网页上显示广告，谷歌降低了包含有付费广告链接的搜索结果网页数量。

微软雅虎顾此失彼

既然连谷歌都难免股价下跌，对于微软和雅虎两家公司来说，第二季度的情况显然更不顺利。与谷歌相比，雅虎的纯利润为1.3120亿美元，同比减少约18%；销售额为17.98亿美元，增长6%，仅相当于谷歌的三分之一。微软得益于Windows操作系统不错的销售业绩，第二季度纯利润增长42%，达43亿美元；销售额增长18%，达158.4亿美元。但是微软公司寄予很大希望的互联网业务却表现平平，销售额仅为8.38亿美元。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9

政策性银行的转型问题目前已经处在转型前期，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原则，政策性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位于“商业性银行”，国家财政将逐渐减少对政策性银行的补贴。无论这些政策性银行是否逐步转型为商业银行，它们的银行业务中毕竟还保留有一部分政策性业务。由于政策性业务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提出政策性业务的传递机制来解决这部分业务的运作，进而解决转型后的政策性银行与财政、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问题。

一、目前政策性业务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政策性业务都由3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经营，其政策性业务主要有：每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贷款和农村扶贫贷款；国家重点基建工程贷款，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例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贷款等；成套机械产品出口信贷等等。这些业务如果由财政直接补贴，由于补贴的无偿性可能导致整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也可能在企业内部导致效率低下、寻租、腐败等各种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政策性业务都由政策性银行经营，其问题同样是非常严重的。

国家开发银行走了另一个极端。国开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基础建设等领域。这些原来各商业银行不愿意贷款的行业，现在由于有稳定的回报，加上各商业银行实力的增强，这些领域的业务都是商业银行最愿意投入信贷资金的地方。这样，在这些领域实际上就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同台竞争，政策性银行由于没有预算硬约束，依靠国家补贴兜底，而商业银行则必须接受市场约束，没有国家补贴兜底支持，两者同台竞争，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和市场化建设。实际数据也表明，国家开发银行盈利状况最好，以目前的资产质量如果转变成综合性开发商业银行，其资产质量将是各商业银行中最好的。这也违背了组建政策性银行的保本、微利的初衷。

二、对财政补贴、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与

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

1.对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银行都是在市场有缺陷、市场对资源配置失灵的情况下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宏观干预的手段，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抑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盲目和落后的问题，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这两者都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虽然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然而，二者在全局及市场定位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就全局而言，财政补贴的范围更广，但就在基础性产业、弱质产业等政策性业务领域的范围和政策性金融的范围是有部分重合的；就市场总体而言，到底哪个是对资源合理配置的主体和辅助，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定位。在经济发展中，财政收入少，财政对政策性业务的补贴也少，这时政策性银行就是市场运作的主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财政收入提高，政府有了一定财力，一些政策性业务财政通过补贴的方式就可以做到，这样政策性银行可能就要放弃一些政策性业务，就成为财政补贴的辅助与补充。所以有些政策性业务随着市场环境、经济条件等的变化是在两者之间游走变动的。

2.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是在一个经济体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完善经济体系的金融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两者对经济的作用是互相补充的关系，都有可持续发展和盈利的要求，都要保证资产的质量，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在政策性银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银行后，二者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竞争关系，定位可能也会更加相近，但无论怎样，只要政策性银行还保留有政策性业务，那它们就还存在一些固定的差别，即政策性银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商业银行比较注重短期的商业利益，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具体到全局和市场定位，从全局来看，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主体，政策性银行是补充。或者从转型后的政策银行内外环境来看，其商业性业务将是其业务运作的主体，政策性业务是辅助和补充作用。就市场定位来看，由于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也是一个不断变动与调整的过程。在某一阶段，由于市场环境、盈利、银行自身的发展等方面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原来属于是政策性业务的范畴现在成了商业银行争抢运作的业务，或者原来属于是商业性质的业务。同样，由于一些内外因素的变化，导致没有商业银行给这个领域或行业提供贷款，那么就需要政策性银行提供政策性解决方案，帮助该领域或行业度过困难时期。因此，不能僵化地看待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的范围，它们同样是在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流动的一个动态过程。

3.对财政补贴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财政补贴和商业银行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看，一个是从宏观方面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手段，一个是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主体。从政策性业务的运转角度，财政补贴可以直接给政策支持领域提供帮助，当有些政策性业务发生转变后，不再适合由财政进行补贴帮助时，也不适合政策性银行运作时，可以把这些业务直接交由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商业性运作，或者本来由商业银行经营的领域，发生一些不适合商业运作的情况，也不适合政策性银行运作，则可以把这些业务转变为由财政负责直接补贴，解决市场配置缺失问题。由政策性业务随市场变化的事实，导致了其在财政补贴的政策支持和商业银行的商业运营之间进行互变的可能。

三、建立政策性业务的动态传递机制

基于以上内容的考虑，有必要建立政策性业务在财政补贴、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动态传递机制。其总体思路就是考虑到政策性业务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政策环境变化、经济环境变化等等因素变化后，从原来不盈利的状态向微利、盈利的状态变化，那么对这部分政策性业务也要及时作出调整，使其从政策、财政完全支持的状态调整为由政策性银行或由商业银行来商业经营的状态。反之，一些商业经营的业务，由于环境变化，从盈利状态变化到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适合商业化营运，此时，商业银行作为微观追求利润的主体会很愿意退出这个领域，这时考虑把这些业务转交给政策性银行或直接由财政补贴，支持其发展。当环境又发生有利变化后，再把这些业务拿出来进行市场化运作。要建立这样的传递机制必须有以下的保障：

1.建立政策性业务的动态评估机构。要建立政策性业务的传递机制，必须经常性地对不同时期的业务进行评估，分清哪些是政策性业务，哪些是商业化的业务。在正确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化业务的基础上，再对政策性业务进行具体的分类。可以分为通过努力经营能够获得微利的业务和不能够盈利（完全亏损的业务）两类。前一类业务由政策性银行负责经营，财政不再补贴，但是给予优惠政策，减税、减息等；后一类业务则由财政完全负责，直接由财政进行补贴。这样分类既避免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混淆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盈利的政策性业务领域不平等竞争问题，也避免了所有政策性项目由政策性银行进行经营，同时还要求其保本、微利经营的不合理要求。把不可能盈利业务完全交由财政去直接补贴，避免了亏损的政策性业务由政策性银行去经营，政策性银行亏损，产生的财务缺口再由财政核销的模式。这样财政直补减少了中间不必要的环节和成本，节约了资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2.建立政策性业务通畅的传递衔接程序。由于这种政策性业务的安排涉及三个机构，依次是财政部、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在权威机构对政策性业务作出评估、分类、安排的基础上，这三者必须接受相应的政策性安排。如原来是商业性的业务，由于商业经营的成本缘故，长期不能盈利交由政策性银行经营，这样相关业务的交接、评估、审计等内容必须安排一整套业务传递流程。当然，每一时期必须尽量避免这种交接，即在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所指定的特殊领域与项目上，在选择具体项目的同时也要遵循安全合理与经济有利性的统一，进行项目盈利与否的事前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决定这个项目是由财政补贴还是由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来经营。

四、结束语

每一阶段需要国家支持的政策性业务是不同的。此时可能是政策性业务，彼时可能转化为商业性质的业务，或者此时是商业性的业务，到了彼时却变成了需要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业务。由于有这种转变关系，给政策性业务的定位也必须与时俱进，建立政策性业务能出能进的动态转化机制，而这种动态传递机制一旦建立，即建立了这样一种模式――通过动态分析从各种市场业态中找到需要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产业或项目，进而做出分类的政策性和商业性安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政不必要的损耗，并可以减少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矛盾，对建立和谐的政府调配资源机制，协调政策性业务在财政、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利益关系，及构建宏观经济良性发展格局有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例10

这要从分析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成因入手。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投资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由于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一方面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另一方面动员资源发展重工业；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就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化，对微观经营严格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由在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所导致的，世界上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战略以后，也形成了类似的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在当时的状况下能最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微观方面体现为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宏观上则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针对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缺乏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旨在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迁过程就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功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也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

18 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8% 的高增长速度，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被认为是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而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前两个奇迹。在为所取得的成就欣慰的同时，令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这种高经济增长的态势还能维持多久，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20 ～30 年中还能保持高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于以下的分析：在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 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 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 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 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时间长；而象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就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选择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因此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变迁的成本高，如果能长期维持3% 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而技术进步实现方式上的优势则使我国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象目前这样水平的高增长速度并不困难。至于我国能保持多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取决于我国同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

日本在50 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 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 年代至80 年代中保持了近40 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 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 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 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 年。根据这一分析，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 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 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GDP 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 年美国的人均GDP 是23400 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 则为470 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 ，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 倍，因此在93 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 ，如果我们能保持7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 年后即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 锕液头⒄怪泄宜芄郝虻纳唐肥渴遣灰谎模虼私峡凸鄣谋冉戏椒ㄊ枪郝蛄ζ郊鄯ǎ创朔椒扑悖夜?3 年人均GDP 为2300 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 那么在10 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问题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 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 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 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 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3) 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 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 盈利、1/3 明亏、1/3 暗亏，97 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 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 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 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

1996 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如果这一局面不加以扭转，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我国的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改革所产生的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是造成银行业呆帐、坏帐比例高的主要原因。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后，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获取资金，为了维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政府继续把利率压低，低利率政策是目前向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最主要手段。以1994 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款额为4 万亿元，其中70% 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 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款额为2 万8 千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 而市场利率为25% ～30%, 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 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 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 亿元。

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正因如此，利率在我国迟迟不能放开。由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是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是银行贷款，因而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企业还贷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而导致银行呆帐和坏帐比例的大幅度上升，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加。

3. 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

由于银行利率仍然被人为压低，预算约束依然没有能够硬化，这使得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当政府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管制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时，企业就会争相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储蓄并不增加，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贷款的增加，而货币增加就会引发通膨胀，同时贪污腐化现象也趋于恶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不得不推行宏观紧缩政策，砍投资，砍信贷，结果是在通货膨胀和得到控制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这就是所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活乱循环”现象。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动具有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不断增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趋于恶化，我国经济就可能因此而崩溃。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放开利率，做到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1994 年的五个改革中，把这一点作为主要目标，但至今为止难于实行，原因在于低利率贷款是目前政府补贴企业的主要手段。

4. 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问题。

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东部的优势主要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则在矿产品的开采上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投入品以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在逐步放开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这等于是中部和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因此中西部对东部的补贴也就越多，而东部本来就比中西部富裕，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地区差距的扩大引起东部和中西部在对政策的需求上产生摩擦，东部希望更多的自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更加集权，所以中央政府就难以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民工的进城与大批城市工人的下岗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就业问题变得十分尖锐。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5. 我国的粮食问题。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 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肉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 斤猪肉需要4 粮食，1 斤鸡肉需要2 斤粮食，1 斤牛肉需要8 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 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 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 －18 亿人，比目前增加30% 至50% ，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之而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所以增加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政府对农业科研进行大量投资；另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必须足够高，使农民有采用新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了保证城镇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没有放开，粮食相对价格偏低，农民因此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我国将来就可能象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 鱿纸洗蟮牧甘彻┣笕笨冢甘澄；票亟驳缴缁岬陌捕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