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1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着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着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着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着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 [1]2图斐利的着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着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着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着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着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一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穆罕默德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 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古兰经》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 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着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着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2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哲学与政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定性。哲学具有间接地、超验的、反思的特点，并诉诸于一般事务。政治是指个人、团体、政党、政府在内政、国际关系方面的移动。从广义上来说，政治主要包括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思想等等。其中，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是最集中、最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映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意志，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治。

1.2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1.2.1哲学依赖于政治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解释，他说：“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向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地说，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领域，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一方面：哲学作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他总是与民族、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基础。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哲学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哲学的现实服务方式是通过不断的反驳或批判人类已有的既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但是，这种反驳和批判他人的方式只有通过政治才能够成为现实，如果没有政治的实现，哲学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这就是哲学依赖于政治的表现。

1.2.2政治依赖哲学

政治依赖于哲学，它需要哲学对其进行理性和德性的引导。对政治来说，哲学就是它的理性和良心。政治依赖于哲学对其“理性”和“德性”的引导。政治因哲学的“理性”引导，而立法，政治价值的坐标就是“正义”和“善”，缺少“理性”的政治是难以想象的，它会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政治，而缺少“德性”的政治就是没有良心的政治，与缺少“理性”的政治相比，缺少“德性”的政治简直就是糟糕透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一定不能将哲学完全与政治等同化，这两方面是独立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如果把二者进行同化是对精神实质和理论旨趣的背离，是对哲学独立性的否定，也是对哲学真理性的遮蔽。

1.2.3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这种即依赖又冲突的关系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复杂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哲学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与哲学思想相关的高贵、美、崇高等势必会与社会的宗教意见、道德习俗相冲突。由于政治总是指当下的利益、存在，所以政治总是希望哲学能够为其提供论证其合理性的工具。而哲学其本身就是以一种否定一切现存的、既有的政治。另一方面，在城邦中，如果想要哲学发生作用，势必会导致哲学与政治之间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冲突。综上所述，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哲学与政治，既要服务于当前现实的诉求意见，还要不断的追求真理的理论旨趣。一方面不断的进行否定、进行批判，一方面又要不断的肯定与维护，对于这种冲突，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其解释为“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对于柏拉图的这种比喻，阿伦特认为其蕴含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冲突的政治根源，栖息于城邦中的肉体，和有别于人类事务的灵魂，为了能够使自己的灵魂从肉体中脱离和解放出来，哲学家往往会向统治奴隶那样对自己的肉体进行统治。由此可见，哲学家虽然对人类之外的事务进行感知，但是其归根结底还是人，因此，哲学与政治这个人类事务之间的冲突最终还是哲学家自身的冲突。想要解决这种冲突，哲学家和哲学应当时刻保持自身的自由心灵和独立立场，但是，哲学家在面对社会压力的面前，往往不得不在现实和信念中做出妥协和让步。为了更好地行使哲学家为哲学辩护的权利，在有的时候哲学家也不得不向政治妥协。

2.我国历史上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我国曾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着相当悠久的意识形态、政治合一的传统。一方面，政治统治需要学说和思想理论作为其提供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维护“君权”是中国古代儒家早期思想的本质，虽然后期几经转变，但是都在或多或少的维护“君权”，汉代的儒学，更是将这种维护发挥到了极致，它在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有关思想基础上，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制造了“君权神授”儒家思想正是通过长期对统治阶层的维护，从而一步成为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政治统治又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和庇护，如果没有政治统治为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独尊地位提供支持，那么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统治之中蕴含了哲学，哲学的意识形态遮蔽和吞并了哲学的学术性。

3.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取向，这双重取向是兼有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一方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肩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当下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肩负如何更好地遵循学术活动内在规律的任务，朝着真正学术性学科演进的压力。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虽然这两个方面的取向受到我国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取向研究日益呈两极分化的趋势，要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中性化、学术化，要么就是一味的辩护和注解现实政治形态，总之，结果并不理想。

4.针对哲学与政治之间错位的措施

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关联和冲突，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一定要保持哲学与政治之间必要的间距和张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推进哲学的发展。否则，就可能会导致政治对哲学权利的僭越，从而泯灭了哲学的功能和本性，丧失了政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

4.1哲学是爱智之学，应当摒弃对哲学的功利化认识，力求做到反省一切知识和意见，反省政治、人生的一切现象。

4.2要做到科学的、正确的看待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4.3哲学家应当秉承批判的精神，负有担当的意识。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3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二、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4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着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着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着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着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 [1]2图斐利的着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着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着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着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着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一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 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古兰经》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 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着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着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二

《哈义?本?叶格赞》作为政治哲学文本,主要由九部分构成,其中有六节阐释自然生存的观点,这足以表明图斐利是倾向于自然论的,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揉进了他的自然生存论,认为特殊的发酵大泥团在领有了精气或元气,就会生出新生儿,而这元气“源源不断地、大量地从至高的真主那里溢流而出”[1]35。图斐利用伊斯兰教的真主取代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即万物从能动的真主那里溢出来。从表层上看,他的这种对万物和人的生成的解释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真主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当然,他的这种解释也是基于如下忧虑:“如今随着人的这个形象的强化,余者将日趋消失。人独树一帜,以它荣誉的光华烧尽前进道路上的企及者。”[1]36图斐利以显白的教诲教导人们,要坚信和遵奉伊斯兰教,否则这种政治社会秩序将会土崩瓦解,哲学将会随之而消失。他的忧虑潜在地隐含着对当时因教派之争所引起政治混乱的一种批判,正是由于那些所谓的教义学家(即政治家)才使政治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中,而政治哲学家则是“清明与温良”的,因为他知道如何教导人们,知道运用什么样的教诲,知道自己生存的根基是生活世界。政治社会是生活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颠覆政治社会,而是通过隐微的教诲来教导潜在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依靠“机遇”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和统治者,从而建立良好的政体,使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图斐利以隐微的方式给少数哲学家提供了一种古希腊目的论宇宙观,这是一种智性思维的结果。在图斐利看来,哲学家通过智性思维活动同样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上帝()在图斐利的哲学语境之中类似柏拉图的上帝,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上帝,这显然不能与《古兰经》中的真主相提并论。

在《哈义?本?叶格赞》中,图斐利以精妙的语言阐释叶格赞这个新的生命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他写道:哈义?本?叶格赞依靠对外在世界的感觉、观察、学习,不仅使自己生存下来,而且学会了思考和保存自己的方式,如在羚羊生病时,他就开始思索与寻找羚羊生病的原因,是器官?是血块?都不是。于是,他模糊意识到是一种在身体中又不是在身体中的那个东西。又如对火的认识与思考,使他的模糊意识明晰化,火意象性地表明人的理性觉醒。在图斐利看来,当人的理性觉醒时,人会对宇宙、生命等现象及世界统一性做深入地思考。如叶格赞对感性世界的思考,当他与自然相处时,就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了经验性的分类。他既看到了事物的变化运动与静止,又看到事物的统一与多样,并根据这些现象,追寻发生者的缘由,当他认为“找不到一种不育新,不依赖的行为发生者的物体”[1]74 时,叶格赞就转向天体,最后他洞察到“整个天体中的星星轨道包括其中的一切物体都是个整体,彼此相联浑然一体”。[1]78那么整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世界在时间中产生,是从无到有,那结论必然是:若没有一个动力因的作用,世界决不可能自发的产生。”[1]80那么这个动力因是什么?是原动力,是独立于物体之外并脱离他们的力量,它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古兰经》 指出:“当他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哈义?本?叶格赞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无限完美、超完美的被选择的原动力,这就是“……天地间微尘的事物不能远离他,比那更小和更大。”他是慷慨的、最仁慈的、是美好、光辉、能力、知识。“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叶格赞“热切地向往着这个创造者,他的心完全放弃了对被感知世界的思考,统统被上层的精神世界所吸引。”[1]87叶格赞正是这样“诉诸逻辑的方法,找到了事物本质和产生的原因。”169

叶格赞通过摒弃天然障碍,达到全身归一、彻底湮灭和真正的结合,看到了最后的无形天体有一个脱离物质的精髓,“看到了那超越物质世界的天体的精髓和最高天体所有的一切超绝的完整、光明和美妙,这简直无法以言语文字和声音来表达,他看到了至尊的第一存在的精髓,感到无限幸福,极为欢乐和喜悦。”[1]119 “他也在自身的精髓以及与他同处一级的那些精髓中看到无限的美妙、光明和幸福。那是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从未进入人类中心,只有达到大乘,进入自我意识的人才能描述,才能理解。”[1]121而“每一个精髓都具有眼不曾见过、耳不曾听到、人类的心不曾想过的、沐浴着整个形成和衰退世界的美妙、光明、幸福和欢乐。”[1]120图斐利假借哈义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苏菲主义思想,他说“苏菲派元老及其教长吉尼德临死时对他的门徒说:‘这是感觉到真主存在的时间,不要放过!真主至尊!’——受戒祈祷吧!”[1]93图斐利试图采用这种方式,将希腊的科学和东方的智慧融会贯通,以便创立一种关于世界的新学说。他意识到现代哲人欲借内外感觉来认识世界,其结果使人沉迷于对物质的追求,导致罪恶的产生。他认为,能够拯救人类堕落之路应该是一条永远纯洁的、精神的道路。

图斐利构造了哲人下降到洞穴的图景,他让自己的哲人叶格赞结识了来岛上修行的艾萨里,当叶格赞了解到艾萨里原来所住岛上的情况时,犹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走下高山一样,决心到世俗生活世界中去,“到世间去,为他们阐明真知” [1]137,但当两人来到艾萨里原来居住的岛上,并给人们讲解哈义?本?叶格赞所领悟的真理时,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它。事实表明,民众无法认识抽象的真理,只能以可感的比喻给他们以启发和揭示。看到此种情形,俩人重返小岛,“在岛上崇拜真主,直到死神降临。” 图斐利以此暗示哲学下降到洞穴,哲学是无法被人们所接受的。在伊斯兰世界里,难道哲学只在于成就哲学家成为“完人”吗?

三

图斐利最后写道:“我们没有将菲薄的书页中的秘密全部点破,只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在可以了解其真谛的人面前,这层薄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撕开,但对那些无能者,它确实如此粗厚沉重,无法穿透。”[1]145这恰恰说明了《哈义?本?叶格赞》不仅是写给民众看的,也是写给少数哲学家看的,它需要人们精心研究,悉心体察图斐利的写作意图。图斐利以隐晦的表达方式,让少数哲学家明白,他是使用了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写作手法,暗示学者在研习他的着作时不要被文本浅层表面的东西所蒙蔽,而要力图体悟他的最终意图,以作者理解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作者的思想。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之所以用这种写作手法的初衷,“各派囿于眼前所得而沾沾自喜,各派都喜欢所奉的学派。他们把各自的神[文秘站:]作为自己的爱好,把所崇拜的是为自己的意欲。他们不顾生命为捡拾俗卉的浮华尊贵,贪恋富庶,直至走游坟地。一切训诫对他们都无能为力,任何山岩也无法打动他们的心,争辩只能增加他们的固执任性,聪慧睿智对他们是无缘的,因为它们已经淹没在愚昧的大海中。他们企求并得到的已像锈斑一样蒙蔽了他们的心。(真主已封闭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1]140图斐利指出:“我们违背了优秀的先辈们所使用的,尽量保存不多披露的方法。当代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见解,促使我们揭示奥秘,扯去面纱的工作易于进行,其原因则是当代散布的那些佯称时代哲学的荒谬的陈腐的见解。这些错误观点传至世界各地,犹如瘟疫危害甚烈。因此,我们十分担心那些意志薄弱者,他们拒绝先知们的权力,一心效仿愚者的言行,把那些无知妄说看成是真知灼见。结果愈发喜爱、贪恋。我们深感必将这秘密的一个侧面展现在他们面前,把他们引向探求真知的坦途,以免重蹈覆辙。”[1]144可见,图斐利对民众有深刻的洞察,从他的话语中隐微地表达出,民众勿需启蒙,因为政治社会需要政治神学,需要统治,从而保证社会秩序有效运行。如果说哲学在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即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而这种私人的哲学活动恰恰不仅使哲学家得到保护,而且使他的哲学活动空间的自由度扩大。在哲学与律法(教义)的关系上,哲学家的隐退缓和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哲学并未丧失。

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到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就能获得真理,那么图斐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当人走出洞穴,在适应了外界之后,要靠自己的理性直观和体验。其实,当人走出洞穴时,他就已走向前科学和前现代,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当他这时回忆洞穴里所接受的认识或知识时,觉得它们是那么的荒谬。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认识就得必须重新开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真理。如果《理想国》的洞穴说是教导哲人走出洞穴,那么《哈义?本?叶格赞》是解决哲人走出洞穴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哈义?本?叶格赞》讲述了哲人在走出洞穴之后,在他真正认识了世界与宇宙之后,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不会走向独断与怀疑,才能克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所导致的片面性。如果哲人从洞穴之外回 到洞穴里,这对于生活在洞穴的人们来说是致命的,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是哲人的结局。《哈义?本?叶格赞》的哲人深知在何时才能运用哲学,深知哲学具有“颠覆性”的特点,所以哲人要把握好哲学实践的机运和情势。在哲人下到洞穴后,发现哲学与律法(教义)冲突时,不是用哲学去触动律法(显然这不同于现代启蒙哲学,不会将哲学变为意识形态,比如今天的“主义”之类的)。因为“哲学,尤其政治哲学一旦屈从于权威,就失去了它的本色;它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亦即为某一特定的或将要出现的社会秩序所做的辩护词;或者,它就会变为神学或法学” 93。而哲学家主动隐退,恰恰构成城邦运行良好的必要条件,从而使哲学与律法取得了和解。哲学家的主动是基于政治的思考,图斐利对哲学进行这种政治思考就成为此文本的主题。

在文本中,图斐利所展现的问题,在后人们那里被逐一地证实:第一,人所观察到的,心里所想的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用文字判断绝不像用心来表达。”[1]114于是,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可以说的说清楚,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105;第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能认识任何事情。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充分论证了理性的限度,提出知识要为信仰保留地盘;第三,人勿需启蒙,意味着人必须遵从自然,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秩序,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也会随之崩塌。18世纪启蒙运动与现代哲学证实了这一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法国进行了实施启蒙思想的伟大革命,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沉重的打击,并加速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使许多哲人为之震惊。为克服危机,许多哲人都相应地回到古希腊提取资源,而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独辟蹊径,从伊斯兰哲学家入手 ,对伊斯兰哲学家的着作进行了重新诠释,使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重见光明。就这样,伊斯兰哲学开始在西方引起人们的重新重视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M].王复, 陆孝修,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 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列奥?施特劳斯.写作与迫害的技艺//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林国华.在不幸中骗人//启示与理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05.034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LIU Hanze， YANG Yant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began with the "Socrates question"， the essenc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politics is morality， that is politics"， and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complex social thought erodi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stud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human body and soul dualism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rder using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hilosophy， to seek the nature of goodnes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liminate the weakness of the world of the senses， maintain a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of mind， noble moral sentiment and development to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treatment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goodness of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which enables our students to truly "self-cultivation， regulating the family， country， the world is flat ".

Key words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morality；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value orientation

0 引言

古典政治哲学始于“苏格拉底问题”，古典政治哲学是政治与道德合一（政教合一），Leo Strauss向来被认为是古典主义政治哲学的坚定的维护者，而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始祖。①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创建和维护，人类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创建、维持朴素的价值观，认为德性乃是自然主义的道德的伦理学特征。古典政治哲学负载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哲学是国家本质属性的研究，而古典政治哲学更是封建时代背景下对统治者的价值追求，也是对人性的批判和探讨，古典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居于统治地位，其理论一部分是逻辑推导的，一部分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是辩证的，其根本出发点是通过理智世界的分析把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进行正确的思辨，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②③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复杂的社会思潮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中理解世界的秩序，利用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寻求善的本质，消除感官世界的弱点，把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提高大学生的正义感，用哲学的根本原理来实现价值和灵魂的洗礼。

1 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原理分析

东方和西方的古典政治哲学是人类对精神和理性的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探讨，古典哲学蕴含对人生价值和哲理的思辨，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考，把人类从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实现对人性正义的概念分析。古典哲学中，人的来源是正义的化身，在灵魂与肉体的二元类中，理念世界主宰者世界的秩序，通过感官世界建立正义的理念世界，通过古典政治哲学实现对善的本质的分析。④东方古典哲学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把老子之道和儒家思想进行知行分析，把柏拉图的思想体系看作是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在人的价值和生存发展中，通过修身齐家实现，治国平天下。古典哲学的修身思想贯穿到整个人类的家庭、家族和种族的发展中，对人类世界观、人生观的认识具有加大的促进作用。古典政治哲学倡导价值和尊严，通过人的尊严的保持，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价值追求，为个人的幸福而努力。可见，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由此提高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国家的统治，同样对人类的价值培养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培养正确的价值导向。

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分界点为“Machiavelli问题”以及对Machiavelli问题的解释，现代政治哲学藏到政治与道德无关，而古典政治哲学更加强调理性的价值追求，借助理性的发展，实现人类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通过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因为古典哲学强调的是人类的具体追求是什么，灵魂与现实的矛盾是什么。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控制，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正式人类的欲望和价值的取向，在人类的价值追求中，崇尚“真、善、美”，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的欲望追求中，力求和平，在不能和平时，可以通过需求适当的助力而非战争。从这一角度较，古典政治哲学为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培养中提供了一种可行的价值参考，在自然状态下建立理性的生活态度、平和的价值追求、健康向上的理想信念。相信人类来自善良的卢梭认为，古典政治哲学要求人要有契约精神，大家在道德范围内保障个人利益，维护自由、平等和人权保障。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性精神追求为大学生价值观的取向和培养提供了可行性参考，在建立的契约社会中实现公平正义。

2 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分析

随着世界多源思潮的进化和发展，以及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改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和贪图享乐的价值追求正在侵蚀着当代大学生。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中理解世界的秩序，古典政治哲学倡导的真善美和和平的心灵追求等思想，能有效影响和促进大学生良好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形成，在古典政治哲学的洗礼下，培养大学生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乃是儒家之邦，中国哲学的奠基者为孔子和老子，分别为道家和儒家，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分支，道家关心的是自然和谐和天地合一，在政治上的无为的态度，在功名和价值追求上为无为而治，该哲学主张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中国后来的正统的统治思想，但是其倡导的自然和谐的哲学观点仍然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较好的正面促进意义。

在当今网络社会环境下，各种思想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环境，通过学习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儒家思想，义礼修身，严格尊卑老幼，保持原始的民主性和良好的价值取向，采用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指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求取向，可以在工作、生活、婚姻和朋友之间形成较好的行为准则。把礼作为修身的基本价值取向，以仁义对人，仁为精神，礼仪为主，礼是因循，仁是创造。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修身指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使得广大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培养人们具有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使得广大的大学生在思想品德、性格心理方面具有较好的价值取向，改变心灵容易受挫，孤僻、自卑的缺点。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寻求善的本质，消除感官世界的弱点，保持人格的尊严，既要承受上天的对苦难的安排，也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

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源远流长，古典政治哲学涵盖了中西方的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儒家正字思想具有强烈的伦理价值取向，对促进我国大学生的道德自律、自我完善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古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为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闻名的礼仪之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思想，成为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的学习，以德化人，通过道德的感化，使得广大大学生认识到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类作为世界的一分子，大学生更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大学生通过古典哲学的指导和引领，结合“修、齐、治、平”的政治主张，在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尽责尽力。正如儒家的核心思想：“人若不尽其所能完成社会的责任，那么就无法有效发挥自身的特长和天赋”。因此，大学生消需要抵制和舍弃当前功利化和悲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思想，利用古典政治哲学在精神上培养自己的美德，在行动上履行忠恕之道，把仁义付诸实践，发展“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兼善天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全面发展成为高素质的国家栋梁之才。

3 结语

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为“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指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求取向，可以在工作、生活、婚姻和朋友之间形成较好的行为准则，以仁义对人，仁为精神，礼仪为主，礼是因循，仁是创造，在行动上履行忠恕之道，把仁义付诸实践，使得广大大学生认识到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注释

① 刘亚明.善与可能的善：从古典政治哲学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嬗替[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52-57.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6

理想国读后感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说的真是一点不错。一本好书就可以让人明白很多的道理。一本好书可以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每读完一本好书就会让人豁然开朗。是书让人类走上了进步的阶梯，有了今天这欣欣向荣的世界。书这无声的预言家，预知着未来，预知着中国的梦。

知道柏拉图的人几乎都知道《理想国》这本书，这本书不仅详细记载了古希腊的经济、政治、文化，更以对话体完整的表达了柏拉图的哲学见解和政治理想，在世界哲学史上、政治史上都是一份瑰宝。这个学期，我用心的'读完了电子杂志版的《理想国》，感觉既有启发又有异议。

我没想到，我随意读的一本书，竟让我邂逅了这位古希腊大哲学家;我也没想到，正是他，让我从新对身边的很多东西有了新的认知;甚至让我对快乐，幸福，痛苦，善，正义，勇敢，激情，欲望，智慧，爱情等有了新的定义，而正是这些新的定义，让我多多少少地扫去了那些旧的理念，开始往另一条曲径去通幽，而且，因为我不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可以更真切的去选择我需要的，我不是格劳孔，总是赞成苏格拉底的，所以我同意，智慧是快乐的，正义是善的，欲望与激情是恶的，而理念与激情是追求智慧的最好组合，爱要是苏格拉底或伯拉图的似的爱，而勇敢需要好的智慧做伴，做正义的事，不做王权……

但我不赞成天堂与地狱会接纳好人与坏人，灵魂也不会脱离肉体而存在，更不会不朽，而且王权不一定是哲学家，虽然他可能不是指我们现在的哲学家，但绝对不是最有智慧的人……

现在可以说为什么要感谢他了，其实我那两天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认同着物质与金钱是最好的快乐，另一方面，我又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属于现在大多数人所默认的幸福之上，并把他作为一种追求。怎么说呢，就象伯拉图在理想国所写的，我是金，银，铜的混合体，虽然这是不成立的，但是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最好的比喻，他们在我灵魂里不协调的运作。可是，苏格拉底说，可以让善驾御其他两种，这是可行的，而且，我所要的东西，就是那种，当然，哪一种，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理想国读后感2《理想国》是一本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交织的煌煌巨著。无怪乎一次辩论课上，我提到这本书一个学期的时间也读不完的时候，沈友军老师补充说这是一辈子也读不透的大书。它通篇充斥着哲学的智慧，饱含着政治思想的精华，这体现了柏拉图毕生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王”。

《理想国》一书，讨论的热点是正义哲学的问题。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等智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先后讨论了“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观点。苏格拉底一一进行了驳斥，并最终得出了正义的真正概念。然而文章没有仅仅落在关于个人正义的讨论上，柏拉图其实着眼于城邦的正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并将这条正义原则归结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当然，柏拉图的城邦是不是所谓的众生平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国度。他所谓的城邦是分等级的，也就是城邦分为王权、军人、劳动者。

柏拉图是如何确立“政治家应该为哲学王”的思想的呢?根据史料，柏拉图应该是经历恩师之死后，感受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败，才得以萌发政治家应该是“哲学王”想理。在他为实现理想政体而游历的12年中，在游历塔仑它木时结识的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Archytus)，则为他的“哲学王”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雏形。阿启泰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虽已有千载，却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它引领了一股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更加有效治理国家的思想潮流，可谓功莫大焉!

理想国读后感3《理想国》是一本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交织的煌煌巨著。无怪乎一次辩论课上，我提到这本书一个学期的时间也读不完的时候，沈友军老师补充说这是一辈子也读不透的大书。它通篇充斥着哲学的智慧，饱含着政治思想的精华，这体现了柏拉图毕生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王”。

《理想国》一书，讨论的热点是正义哲学的问题。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等智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先后讨论了“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观点。苏格拉底一一进行了驳斥，并最终得出了正义的真正概念。然而文章没有仅仅落在关于个人正义的讨论上，柏拉图其实着眼于城邦的正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并将这条正义原则归结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当然，柏拉图的城邦是不是所谓的众生平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国度。他所谓的城邦是分等级的，也就是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劳动者。

柏拉图是如何确立“政治家应该为哲学王”的思想的呢?根据史料，柏拉图应该是经历恩师之死后，感受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败，才得以萌发政治家应该是“哲学王”想理。在他为实现理想政体而游历的20--年中，在游历塔仑它木时结识的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则为他的“哲学王”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雏形。阿启泰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虽已有千载，却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它引领了一股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更加有效治理国家的思想潮流，可谓功莫大焉!

理想国读后感4曾经以为智者哲人如柏拉图者，其著作势必是艰深、睿智、充满智慧的火花因而很容易使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如我者迷了眼，如坠云端而不知所踪。从来认为像《理想国》这样的西方哲学史上有着如此虚无缥缈的书名的煌煌巨制一定也写得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使人没有读下去的勇气。曾经因为看莎士比亚文集，对几乎是纯对话的文体心存恐惧，觉得这样的作品会因为情节的缺乏而造成兴趣的缺乏，看着太累。

现在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大了，对情节没有过去那样依赖，还是译者的水平，还是柏拉图语言中所达到的妇孺可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还是我自己的愚昧无知欢乐多，读同样是对话体的理想国，第一卷下来我竟丝毫不感到乏味和疲劳。虽然几乎没有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但从柏拉图(尽管书中的主要谈话者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出现，但由于柏拉图是《理想国》的作者，我愿意将他当作柏拉图。或者说，到底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谈话中的思想。)有些俏皮但充满思辨智慧的语言中，我却仿佛看到柏拉图和他的挑战者们的唇枪舌剑的场景，看到柏拉图一层层地将对手驳倒，看到一群哑口无言的人不甘心的眼神、面红耳赤的模样和柏拉图有点坏坏的笑容，看到了他们的一笑一颦，一惊一怒。也可能是大一,大二时候看辩论赛的惯性吧，我居然很享受他们这样的一种思维的碰撞，语言的交锋。

肯定的，以我现在的阅历经验、知识结构和能力，我对理想国精神实质的理解是相当肤浅和粗陋的，甚至都没有触及问题的皮毛极可能是隔靴搔痒。我不可能有见地地发表对理想国的看法的，也没有办法很系统的说出它有什么好来，说出它的价值所在。我只是觉得很快乐罢了，因为觉得有意思所以笑了。

但是，给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的理解空间，开卷有益，能领会到多少就是多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理想国，这也是许多传世巨著的共性吧。尽管这是专业课的推荐书目，我却不想让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此，这是说得好听的，其实是说我的思维未必可以达到从专业或者哲学角度思考和分析的高度，我只想记叙自己对书中字句的一些理解以及由他们引起的一些联想。纯系感想，无关学术，如有雷同，实为巧合。

理想国读后感5《理想国》是一部政治学经典，但在读这本书时，我的思维常常在字里行间悄悄的远行，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想想自己的思维跑到了哪里，是怎样跑的。这本书不是很容易读懂的，在细读起来总是觉得在和先哲对话时少了那份开阔与气度，多了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很想用自己的话去理解去探索可那毕竟是一道很漫长且艰辛的路，所以我将慢慢的前行，那样收获的也许才更多。

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正义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有时想与其长期的在屋里思索理念上的正义还不如做一件正义的事，为一些不公发发自己的声音来的更为实际。也许这是浮躁也许这也是心虚，因为正义千百年来许多人都未明白，仿佛自己能恍然若悟的几率也很小。但我却相信自己和柏拉图一样，对正义有着强烈的憧憬与向往!可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而对于自己甚至对于整代中国人来说缺乏信仰总是让我们有时候焦虑、孤寂、无所适从，不知未来、过去，甚至不明白现在。柏拉图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我很喜欢，也许理解不同但真的很喜欢因为有了自己别样的感触。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7

一、引导学生从哲学整体角度塑造正确哲学观念

高中政治课中的哲学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派系，首先我们从哲学的大范围上来探讨一下学习哲学的意义，哲学作为思想政治学科所包含的一部分，是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学习哲学的目的以及哲学对其学习者能力培养有关的争论中，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都一直充斥着不同的见解，甚至有些哲学的学习者他们本身也被一种夹杂着怀疑和猜测的情绪所困扰，这种疑惑源于对哲学学科的怀疑，并且当这种怀疑上升到以功利的眼光去评判哲学的实用性的时候，学习哲学的精神就已经丧失了。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常站在街头与人聊天，许多年轻人喜欢加入这种带有智慧闪光点的聊天中，从中接触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以闲聊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人们在融洽的环境中人们各抒己见，尤其是那些人生观处于形成阶段的年轻人，在充满逻辑思考和辩论的谈话中，学会了哲学的思维方式，有些人将自己对哲学的思索继续下去，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并加以传承，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一位。哲学本身都是一种智慧，也是对智慧的思考和探索，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其本质都是对智慧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许方向不同，在持相反观点的人的眼中，某派哲学是与真理所在的方向背道而驰，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一种思维着的精神，人如果失去思维的精神，那么只能是麻木不仁的生物，这与庸庸碌碌的蝼蚁无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自然科学更多地体现为将无形的智慧转化成具体的工具来使生存变得更容易，这与原始人最初懂得刀耕火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智慧的结晶使生存变得更容易的体现。而人文科学则是获得智慧的方式，而哲学可以称之为人文科学的始祖，最初的自然科学家就是从哲学家转变而来的，自然科学使知识得以传承，哲学则使追寻智慧的精神得以传承，哲学传播的不是智慧本身，因为智慧无法被传授，也无法习得，能够传授和习得的只是探索智慧的方式，也许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是一种寻求真理的信念。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分为不同的派系，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反过来，某些被社会化了的哲学或者该派哲学中那部分被社会化了的理论又对这种社会制度进行维护。这也不能说是哲学的退步，世俗化的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哲学本身追求智慧的纯粹性，但如果在时间的检验中，这种哲学所赞颂或拥护的社会制度被证明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符合人类发展方向，那么与世俗有交集的这派哲学所倡导的智慧就应该被承认，毕竟只有当智慧能够被转化成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实际时，才可以更好地被公众所认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哲学。

二、引导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作用

论及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具有指导性作用时，应该运用中国发展现状来证明，让学生在观念上认同，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的发展前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对于世界，我们要以“地方性”的姿态融入“全球性”。而在获得了人类普遍性之后，我们仍要保持和发展个性，以适合我们自身的方式生存。邓小平说过：“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有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那些仍对资本主义制度盲目崇拜的人，是否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之迅速程度，有多少国度可望其项背呢。过去二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并且估计以后在科学发展状态下也不会低于8%。而那些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国度，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曾经对殖民地和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长久而血腥，对受搜刮的国家造成了发展硬伤，难以愈合。即便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仍无法维持自身良好运行，当美国1929年大萧条之际，罗斯福的“新政”加大了国家干预经济力度，努力做到兼顾公平，即在资本主义黑暗中寻找着社会主义这一黎明的曙光。而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基于对国家滑向社会主义的恐慌，极力想让经济回复到放任自流的状态，但最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去寻求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路”。之后的肯尼迪的“福利国家”政策更是达到了政府干预的高潮。而如今，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形式，仍遭受着源于不同方面的质疑和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源于国民民众对发展成果的满意程度，这也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战略目标模式所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的问题。正如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我调整和完善加以解决。而另一方面，国际大环境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施压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力和决心。一些国家蓄意制造“中国”，想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发展劲头，在经济上极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想让中国以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产业链低端。然而，那些敌视中国的政要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发展实际，由于长期被掠夺导致的积贫积弱，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起点只相当于美国的10%至25%，就绝对数字而言，即便中国继续无限期地以10%速度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无法与美国3%的绝对增长速度相匹敌。而军事方面，美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3.5%，中国则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谋求自强的道路仍被质疑和阻碍，我们只有坚守信念一直走下去。认同我们固有的革命信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发挥指导性作用。

三、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服务性

当前包括学生本身的公众对中学政治课都不无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其理论的实用性也遭到质疑，甚至某些人关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政治性特征，否认其对思维发展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哲学通常包含着两个特性，“政治服务性”和“思维服务性”，前者就是哲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发挥其维护某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的政治服务性特征，这也是容易引起人们对哲学怀疑的主要原因，而反映在课堂上则造就了学生对政治化了的哲学的抵触情绪，甚至老师也自主给自己所传授的内容和自身定位为政策宣传的工具，并产生同样的厌教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神圣使命就被瓦解了，不再是以传承探索智慧的精神为目的了，起码在公众眼中哲学已经丧失了提高人们智慧水平和精神境界的学科意义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来分析，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也许会让人以更广阔的视域和胸怀去看待和接纳哲学这一特性，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在实践的检验中被或否定，而在其指导下的实践也没有倒退或停滞，即使曾有不顺利的社会发展经历，也不应归结于是哲学本身出现问题，如果从客观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就必须承认任何民族都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追根溯源，这与远古时期所需要图腾崇拜的信仰类似，但社会的发展要求这种信念建立在更有科学说服力的基础之上，作为智慧开启者的哲学别无选择地挑起了这面大旗。这原本是是哲学本身优势的体现，却反而成为了影响哲学在人们心中神圣地位的劣势，这是对哲学不公平的，也不应该因此掩盖哲学的“思维服务性”。

四、引导学生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高中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利于树立正确价值观，还能够培养一种富有逻辑的哲学思维能力。“哲学不是简单地、刻板地描述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以一种批判态度对这种关系做出评价。”[2]学习哲学，不能只停留在对哲学原理的背诵层面，知识的获得不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获得，在这一点上，哲学教育者们有着深刻的认识。“哲学教学不是把哲学原理作为已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不是为哲学原理寻找更多的注解，哲学教学传授的是一种把握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3]因此，对于学习者就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哲学的素养和智慧是不能单纯通过概念定理的记忆而获得，智慧孕育于知识，但它不会自动转化成智慧，只有把哲学概念中所传授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实际，在对现实事物进行分析思考的过程中培养出哲学的思辨能力，而智慧就是在这种思辨能力的作用下升华而出的，这是哲学的内化过程，真正的哲学精神的获得必须经历这个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都是试图在培养人们对事物考察、反思和批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用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办事，更好地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一切。同时可以学到如何辩证的看问题并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它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一概而论，肯定矛盾的存在，不唯心不唯上但唯真唯实，马哲中强调最多的就是要客观而辩证地看待世界，这将有利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因此无论从哲学这一总体角度来分析，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派系的科学性角度来分析，青少年在中学阶段对政治课这部分内容的学习都是有意义的，通过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哲学素养和思维能力，帮助其获得对世界更准确的认识，从而在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作用的基础上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9.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8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必然的二元论划分和实践中难以解开的纠结。既然哲学事关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政治是统治的技艺，政治中的艺术和经验就只是某种不确定的意见，没有真理性。而且权力可能干扰人们认识真理，只有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哲学高于并且远离政治。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管理城邦是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牺牲和贡献。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说当上了统治者是哲学家的荣耀，而是说政治只有服从哲学提供的绝对原则才是好的政治。而近代的康德认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很显然，不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还是康德的哲学家不能为王，都是肯定了哲学优先于政治的绝对地位。在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情，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

然而，这个认识论哲学传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关于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谈论过，核心的问题是自在概念和绝对概念的瓦解。存在是在实践与认识中与我们相关联的对象性存在，现实是实践中的生成，而不是自在存在和自在运动。因此我们只能形成对象性的认识，而不是无时间的绝对真理。知识是被构成的，而且知识的对象也是在实践中被构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视域中，哲学不是现实之外对现实的理论直观，而是在实践中面对现实并且超越实存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思想维度。它要反思的是人作为存在怎么存在，并且怎么样去存在，因此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存在智慧，是我们应该依循它去生活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再被把握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科学。哲学从来就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要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诸如绝对正义、理想城邦等等只是观念的幻想，存在的异化。

在自觉地以生存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哲学中，不再有关于经验和现象之外的关于存在的冥思（本体论问题），也不再有内在的意识如何可能抓住外在对象的思辨困境（认识论问题）。关键的是：在物性世界生存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如何面对现实并且超越他的实存。哲学就是超越性的批判和建构。诸如正义、平等、自由、至善、良知，乃至于宗教的上帝、天堂、来世等等本质上只是超越实存的观念建构，虽然对于生活实践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使存在超越单纯的物性成为人的世界，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生存原则，而是历史性的思想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发明观念的活动。有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书名就叫做《观念的发明者》，这一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问题在于不要将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论阐释为脱离时间的绝对真理和抽象教条，而是以实践思维为基础，将思想导向生存的世界。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要趋向思想。这是一种存在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有哲学，当然有政治。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革命”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

随着哲学从认识论路线向实践论路线的转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既然不是实践之外的理论直观，而是生存的智慧，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不是说哲学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发现真理，政治只有远离哲学才能抓住现实。正好相反，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变迁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必须具备政治的维度。今天关于哲学存在论的谈论远离了这一维度，将退回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

只是从哲学形态和哲学性质的变迁来看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它讲的还是思想史内部的事情。真正说来，思想发展不是思想史内部自我推动的结果，而是思想与现实交汇作用的产物。今天，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一种要求。随着政治内涵和功能在当代的变化，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政治理解。关于政治的谈论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将变成一种关于统治的技术科学，难以理解政治的现实和意义。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讲的是适应政治变迁的当代趋势，将对政治的理解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的是人天生地要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并且天生地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人的政治性的时候，其广度和深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与启蒙开启的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立足于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等二元论结构，好像政治仅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块，可以并且必须划定自己的边界。但是，如今政治具有越来越强劲的渗透力，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力量构成生活的内在维度，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乃至于我们的都在政治中被构成。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政治因素的中介。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构成生存的条件。这种政治的普遍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成为普遍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成为总体政治。过去的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因此主题是对内统治和对外关系，核心是权力的实现。进入现代之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跨越民族国家和血缘地缘的限制成为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第一次获得了人类作为总体性存在的背景。在政治叙事中，人类作为主体，人作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主题。政治本身成为总体性的政治，而不再只是局部的政治，诸如阶级的政治或民族的政治等等。赵汀阳先生提出了一个“天下体系”的概念，并依此谈论当代政治。很有意思。我想，核心就是人类存在的总体性进入政治意识。政治的理解具备了人类总体性的存在论意识和存在论背景，将意味着政治概念逐渐超越利益纷争和权力斗争的“厚黑学”层面。

政治要处理的不外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问题和人类存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我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了生存的社会底线和自然底线。也就是说，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冲突完全具备了多次毁灭整个人类的力量，人类生存的需求已经日益迫近了自然环境本身的承受能力。一句话，人类已经生存在一种自我发展的自我毁灭之可能性中。在这种语境中，政治的本质任务不再只是维系社会秩序，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挽救人作为类的继续存在。政治对人类的存在必须具有根本的担当，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可能完爆地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再只是一种自由解放的政治，而且是一种救亡的政治。关于政治这种担当意识的日益突出，不仅可以从政府间的正式会议，而且可以从许多民间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中看得到。如果对政治的理解还是停留于天赋人权的解放话语中，将远离人类生存的现实和需要。救亡已经并将根本地成为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

进入现代以来，由于批判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是一种消极的政治。主张弱化政治的职能和限制政治权力，政治被看成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的力量。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公共生活日益复杂化，私人生活越来越社会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也越来越多，这就迫切地要求政治承当更重要的使命和职能。除了强制性的政治力量，道德约束、宗教精神当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随着政治的功能不断强化，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政治形态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建立在权利捍卫和利益瓜分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政治发展趋势。只有强大的、积极的政治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

面对政治领域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应该从存在论的高度重新领会政治的内涵及其意义，形成一种积极的政治概念，重塑政治的基本形象。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仅只是在技术操作的层面难以把握政治的功能及其当代变化。从回应政治的实现和深化政治的理解上来看，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成为后形而上学视域中哲学存在论的基本形态。

简而言之，哲学不再是在沉思中直观不变的真理，而是生活实践中如何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存在智慧，因此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政治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而是构成生活实践的内在维度，是我们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基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这个命题除了说哲学具有政治性，政治是理解哲学的一个基本视角以外，主要说的是，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立足于生存实践的哲学作为关于人如何存在，不仅事实上如何存在，而且价值上应该如何存在的存在智慧，它规定着理解政治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政治是人类自我维系和自我超越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是哲学存在论的基本维度。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存在论在本质上指向政治实践，它以作为“应在”和“实在”之统一的“能在”概念为政治实践奠定存在论的基础。我们说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是政治哲学的，或者说政治哲学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的第一哲学，讲的就是哲学存在论的这样一种基本性质和基本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并不是政治和哲学的简单交叉，就像所有新兴的学科一样，是两不管或者相互兼管的中间地带。通常所说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是立足于这样的现代学科建制，不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政治哲学是应用哲学之一种，就像管理哲学、科技哲学等等一样，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政治，政治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成为研究政治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哲学就是哲学地把握政治，以便为政治提供抽象的教条。其二，政治哲学是政治地理解哲学，政治成为一种方法论，成为理解哲学的一个视角，一种方法，哲学倒过来成了政治理解的对象，是政治视角下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在斯特劳斯那里就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哲学与政治二者是领域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只是搭配方式和起点不同而已，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哲学概念。政治哲学同时是政治学和哲学的下位概念，是政治与哲学交媾的产物。很显然，由此而言，政治哲学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第一哲学。

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政治是事关人类如何面对现实从而超越实存的实践，因此是存在论的；而哲学作为构成现实并且超越现实的精神要素，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政治不是技术管理，哲学不是绝对知识。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存在的真理，因此是事关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简言之，政治哲学是实践存在论基础之上关于人类共同体可能生活之哲学思考，它穿行在实然与应然的中间地带，创造和发明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观念并为这种观念进行辩护。哲学走出知识论路线，政治走出单纯的技术管理，曾经被分开、并且被对立的政治与哲学进入一个统一的、综合的思想视域。这就是政治哲学，就是成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阈中，关于人类生存智慧的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而本质性的政治思想也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哲学性的。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不是将政治和哲学看成两同事情。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变迁，不同的历史将变成统一的历史，因为“存在

政治一哲学”已经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中共属一体了。政治哲学就是思考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引用尚塔尔・墨菲的说法作为结束：“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政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思考政治，思考哲学，思考二者内在的统一性。

我曾经说过，哲学洞穿历史，政治成就现实。今天我愿意更改我的说法为：离开政治的哲学无法洞穿历史，因为政治是构成历史的实践维度；离开哲学的政治难以成就现实，因为哲学是超越现实的精神环节。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罗骞.哲学的自我主张[J].江海学刊，2011（4）：17―23.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9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的知识这一目的性的追求,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他似乎把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看作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在他的《论僭主》中又提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不是会与他前面的观点发生抵触呢?其实,在施特劳斯那儿,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与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而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则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性。[1]这样,学界形成了关于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政治是需要哲学的。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相应地,哲学也是需要政治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这进一步说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的事件教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识到,古希腊城邦政治应该坚守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走上一种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之路。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运动的兴起,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持守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走上一条事实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道路。由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致使古希腊政治哲学走向乌托邦;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通过马基雅维里掀起第一次现代性浪潮,卢梭掀起第二次现代性浪潮,再到尼采掀起第三次现代性浪潮,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难怪施特劳斯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实质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如何解救这场危机呢?

    我们只有回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去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之路。可以说,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它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哲学。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使政治趋向完善,使政治哲学所讲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政治哲学的危机”。

    列奥?施特劳斯在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时,回到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却走上了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之路,并没有使现代政治哲学为之改观。罗尔斯通过恢复社会契约的方式重新激活了政治哲学,但复兴的政治哲学内部却矛盾重重。随之,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挖掘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此回应当代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它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5-1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存在不变的事物和对象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要把握事物性质和特征就得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思想发展是由生产制度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所推动,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统治和压迫,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3]936这种“冲突”的终结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压迫的消灭、强制的消失,阶级和国家随之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人生存的样态,这些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切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自然想到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并没有将它视为“政治哲学”,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学。从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试图通过研究异化劳动、雇用劳动、劳动力、资本、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等范畴进一步剖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是怎样被异化而丧失自由的,以及他们又是怎样遭受剥削的。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大”[2]277,但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的魔鬼了”[2]278。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无法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它所释放出的能量资产阶级是无法吸纳的,最后只好被自己锻造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激烈冲突层面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用劳动。雇用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由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马克思从宏观经济学出发,以政治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通过挖掘经济现象产生的深层政治原因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剥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马克思从经济研究走向政治研究。

政治哲学思维导图例10

一

从西方哲学的源头来看，超越精神在哲学脱胎于神话的过程中就已经初露端倪。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与人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已经指涉了哲学超越精神未来发展的路径。神话（Mythos）的原意是“叙述”，神话也就是话神。古希腊人通过对神的叙述和言说，来解决人在生存过程中产生的疑问与困惑：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秩序等问题。由于人类社会初始条件的限制，人们认为神创造、参与、干预、决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事务，在时间和逻辑上神都是先在于人与自然。在神话这种思维方式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观念与现实“颠倒”的过程已经初露端倪：人类对自然的好奇和疑问，置换为对神的言说；把现存经验世界的起源，追溯到超验的创世神及其世界。在其中作为人类思维起点的自然包括人都隐匿于整个言说之下的，神成为了体系实际上的起点。在神界与人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与人、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此岸与彼岸、观念之域与经验之域从此截然二分。神话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昭示着为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思维方式，而且寄托和凝聚了人的价值关怀和理想憧憬。现实的羁绊阻挡不住理想的追逐，肉体活在当下的束缚中，思想却向着未来的自由。

然而古希腊创世神的超越还是一种有限的超越，人类的抽象思维依然受到感性的羁绊。古希腊的神一方面超越人，它是自然、人间力量的升华，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摆脱于人，神人同形同性。随着神族的延续，带有自然特性的自然神逐渐由人格神代替，神具有人的形象、意志、情感等。正如黑格尔所理解的：“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的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他们还没有把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分割开来。”［1］神与人的距离接近了，但神与所司掌的事物却分离了，神也只是外在地掌控着自然与世界秩序，这样，基于创世而建立的超越性就被大大地降低。那么，哲学致思努力的方向就是朝着能与万物区别开来的人的理性的方向，即不断地用理性去消解神话中的感性，并且使神圣的东西内在于事物而在场和显现。哲学扬弃、超越、摧毁神话，当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叙述“神”时，哲学也就脱颖而出。

哲学在以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朝向着理性、思辨的方向，同时，哲学又是历史的，具有了时代性。“设想任何哲学超越自己的当代世界，就如同设想个人可以跨越自己的时代一样，是十足的愚蠢”。［3］哲学就是哲学家在思想中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的本质的把握。他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批判分析时代现实问题，并在理性中完成对社会秩序的重建，从而逐渐积淀为哲学的超越精神。这种精神根源于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反思，但是又超越于现实，将在社会现实中产生的观念投射到一种遥远的未来。哲学超越精神具有二维的指向性，一是对现实生活否定与变革的“批判意识”，哲学的“批判意识”与哲学家面对的现实问题是直接相关。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4］二是对未来生活重建与构造的“自由意向”。这种自由是人的理性和精神的自由，它源于人本身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总是有一种弃绝“在场的”而去追逐那“不在场的在场”的冲动。这意味着哲学的批判是一种建设性，否定当下的现实世界，是为未来的可能世界敞开新的空间。

二

回顾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西方历史上被海德格尔称为“哲学家的典范”的柏拉图与近代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精神的特殊性，并进一步认清这种精神的实质。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当时城邦政治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哲学生活，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不断凸显。特别是波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城邦的各种法律制度和协议契约遭到践踏，人们的道德标准、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以追求现实利益作为人生目的，以满足个人欲望和私利为道德的法则，否定城邦有稳定统一的自然的道德原则；迎合公众口味，左右民众意见的讨论、辩论和论战成了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语言和逻各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力量得到提高，甚至成为城邦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哲学由以前希腊人的理论生活进入了对实践生活的需求，特别是对政治生活需求的依赖状态，哲学的地位不断地边缘化；在价值取向上，人们由先前对自然、正义的追求转向对人的价值、利益和需要的重视，这使哲学的目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总之，按照自然、普遍的共同善还是按照约定、个人私利来组织共同体生活，成为了相互冲突的选择。

在柏拉图这里，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以真理和意见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来。“一个思想家关于知识的性质和起源的思想，多半决定他对待那时代重大问题的态度”。［5］在柏拉图那里，真理与意见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哲学就是不断求真的，真理是关于存在本身的知识。真实的存在是常驻不变和永恒的东西。只有运用思维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存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把握到的经验世界，由于处在不断地流变、生成与消灭之中，并不是真正地存在，因此，普通民众对政治事务的看法至多只能算是意见。然而在政治生活中经常起支配作用和产生影响力的却是意见，公民们对各种政治事务展开自由论辩，通过论辩达成大多数都同意的意见。真理与意见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哲学家与城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哲人追求终极的真理，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不需要什么形上而玄奥的知识，他们的生活所仰赖的是被哲人们看不上眼的‘意见’”。［6］在柏拉图看来，哲学自身必须作出某些方向性的调整，回到常识世界，通过提升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而通达哲学知识或真理。从整体上看，柏拉图这种知识论蕴含着政治价值论的发展理路：城邦政治领域的主导应该是哲学，哲学是高于政治的。哲学家应该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获得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把握政治事物的本性，从而完成意见向真理的提升。

柏拉图认为，城邦从本性上说是“自然”的、正义的而非人为约定的。哲学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当然能够认识城邦的本性，应该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在哲学家统治的城邦，把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意见提升为真理，从而把握城邦正义原则并实现正义。正义成为柏拉图理想城邦的最高原则。城邦的正义就在于所有这些具有专门德性的阶层都“各行其是”，“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都必须承担一项最适合他的天性的社会工作”。［7］由于每个人的天性、德行是不同的，柏拉图所确立的理想政治秩序就是由他们的天性所决定的等级结构：统治者、护国者、手工业者。相应于城邦的三个阶层，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护国者的美德是勇敢，手工业者的美德是节制。哲学从整体上协调这三部分的关系，从而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正义。

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实现了“真理”和“至善”的统一。城邦现实生活中哲学与政治、城邦与个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在“理想国”中得以协调和解决。柏拉图在此奠定了政治哲学关注现实的基本方式，疏离当下充斥着经验与意见的现实生活，朝向了理性构建的未来生活。舍弃变化的“存在者”去追逐“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在这种关注现实生活的方式中，当把理性或哲学作为人类现实生活的最高原则，用理性去审视经验、意见时，社会现实在哲学面前显现的只是些抽象的一般原则，真实的内容甚至包括丰富的人却被遮蔽。“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8］哲学这种理性超越精神在其开端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疏离社会现实不仅会导致理智的纯全空疏，而且会使其对现实的批判显得软弱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的“理想国”没有其存在的意义。

“理想国”作为在人的意识中的显现或在场，其理论意味要远远强于其实践意义。“这样高妙的范式，不是要人去‘实现’，而毋宁是让人去追求――这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9］这种范式作为纯粹的思想状态超越于现实世界，蕴含着人类对于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总是深深地根植于每一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它要求人们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哲学家们正是用这种方式介入现实生活，为现实生活树立一个完善的国家的样板，以使人们能够通过不断地鉴戒而发现现实世界的缺陷，“从而避免人与社会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陷入僵化与停止，使人们能够保持自我超越勇气和希望”。［10］

黑格尔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生“经历了不能用语言形容的战乱”：暴风骤雨般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复辟时期、七月革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亲眼目睹了由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社会内部的阶级、党派的分化及其矛盾斗争，国家各机构之间的摩擦和倾轧等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分裂和对立的状态。

面对社会的分裂与对立，特别是个人与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黑格尔是以一个德国哲学家特有的眼光来观察和解决的。在他的法哲学中，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作出区分，而且认为在逻辑上“国家”高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环节的“市民社会”是受特殊性原则支配，“它赋予特殊性以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11］与“家庭”相比，在“市民社会”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而又与他人相区别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他者”中才能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这导致“市民社会”仅仅是人们出于“相互需要”和劳动分工而结成的经济共同体，在其中个人利益是社会结合的最终目的。“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12］“国家”则是普遍性领域，是“实体性的普遍物”，能够把特殊性包含于自身内的现实的、具体的普遍性。“国家”主要是由法律、权力、君主等要素构成的法权政治组织，其职能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国家”本身就是绝对目的，它既把个人视为手段，又使个人权利得到实现，它能够协调社会中各种矛盾，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市民社会”虽然存有普遍性，这时候的“特殊性”正是普遍性的表现，但这种普遍性只是抽象的和形式上的普遍性。因此，抽象地看“市民社会”是不真实的，“国家”才具有真理性，它必须予以扬弃。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13］在其中不仅普遍的伦理精神得到充实和满足，而且个人的特殊利益得到照料，个人与国家、特殊性与普遍性实现了有机统一。一方面，国家整体高于部分的个人，个人要服从国家的整体意志。因为从本性上看，国家是“地上的神”，是“精神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国家高于一切自然生命。个人必须生活在国家中，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权利和价值，成为国家成员是每个人的最高义务，“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14］另一方面，国家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应该给个人利益以关怀和促进。“国家的目的在谋公民的幸福，这当然是真确的。如果一切对他们来说不妙，他们的主观目的得不到满足，又如果他们看不到国家本身是这种满足的终结，那么，国家就会站不住脚的”。［15］因此，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权利，才能使本身得以繁荣昌盛。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面对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理论对国家本质的侵蚀，在批判特殊性的基础上有所保留地坚持普遍性对特殊性的优先性。同样是现实生活中个人与国家、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问题的解决，寄望给精神运动发展的最后历程――“国家”来完成。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宁静的整体，那么黑格尔的“国家”则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当然，这样的国家也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建铸在道德和理性之上的国家理念。“这样一来，不仅真正的社会冲突本身被当作无关紧要的环节加以扬弃而丧失了其本身的实在性，而且冲突在国家中的调和以及理性在国家中的实现变成了纯粹辩护性的―――黑格尔的‘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导致了‘同样无批判的实证主义’”。［16］但是社会现实那一度的曙光已经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透射出来。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国家”中，个人并不消失，而是通过与更大的有机体和谐的关系获得更充分的实在性。

如果说面对现实，柏拉图的最高哲学理想是德性的实现，那么，对于黑格尔则是自由的实现。“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17］自由构成黑格尔政治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自由也就是精神经过漫长的奥德赛式的游历之后，扬弃了任何外在的束缚，成为了“客观精神”而获得的自由。相对于主观精神而言，客观精神超越其内在性和主观性而体现在了外部世界中的客观、普遍性精神，它是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根据精神自由的辩证本性，“客观精神”的发展又经过“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自由的实现程度不同。只有在“伦理”领域，才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意志自由，它是扬弃了抽象性与主观性的具体自由，实现了个人权利与国家义务的统一。“国家是具体自由的实现。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他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力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18］

三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他的视阈并没有游离于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真实写照的“市民社会”，而是依然承继着黑格尔面对的现实问题。但是“当黑格尔把近代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最终归入理念自身的同一时，马克思则把政治国家的本质性导回到市民社会，亦即导回到市民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分裂和对立中。而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之后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政治国家的本质不在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理念中，而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中”。［19］

马克思首先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肯定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0］由此出发，他提出，合乎人性的、本真的人的存在方式应该是“自由劳动”，因为真正自由的劳动在把世界变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的同时，人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现实的劳动总是表现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则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当然，后来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21］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普遍的特征，但它又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逃避的命运。马克思由此把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上升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经济的批判成长为对政治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已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取代，人与自己的社会存在处于深刻的对立之中。工人在劳动中不是确认到自己自由的本质，“而是否定自己”。“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22］资本挟持着自己拥有的财产权“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对工人阶级来说，财产权成为了一种强制性、压迫性的力量，他遭受的经济上的剥削还是一种政治上的压迫。马克思“第一次把市民社会的劳动问题改造成一个对资本权力的批判理论”。［23］

对于资本主义异化的扬弃，马克思实现了从黑格尔的精神超越到实践超越，从理论批判到真正现实的批判。黑格尔的“异化”与他的“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联系在一起，是人的意识的发展阶段。在黑格尔看来，异化就存在于意识不到这一点：现实世界就是精神实现自身，世界并不外在于精神。因此，当人们明白自己的环境和文化都是精神的创造物时，异化就中止了。马克思拒绝黑格尔的“精神”这一范畴，认为异化不会随着外部世界的假想废除而终止，假想的精神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实际上是人与自己的社会存在的对立。现存世界的问题不能在精神领域中解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4］既然“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25］那么，只有在历史实践的辩证法中才能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6］

马克思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中透视到了现实社会的理想之境――共产主义。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异化，最终实现人的本质――自由。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总体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与黑格尔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黑格尔哲学那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虽然精神经过了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并且包容、扬弃了它所经历的那些环节，才成为“现实的自由的精神”，但这种自由只是客观精神本身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最终体现的是哲学中的自由精神。马克思把自由从抽象思维的领域解放出来，放入到历史领域，把人的本质从理性、思辨转换为劳动，追求劳动中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真实实现，在人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卷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

［2］戴维・麦克莱伦著.郑一明等译.马克思思想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

［4］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3.

［5］［8］程志敏.宫墙之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63，183.

［6］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08.

［7］［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6，9.

［9］贺来.超越“现实”的“现实关怀”［J］.哲学研究，2008，（10）:14.

［10］［11］［12］［13］［14］［16］［17］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266，197，253，197，253，260，253.

［15］［18］吴晓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J］.河北学刊200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