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1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2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3

一、分野的渊源与原因

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条是着重反映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列宁主义路线；一条则是着重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那么，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需要。

在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面临的斗争实践相结合，阐发了一系列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形成了我们比较熟知的、由斯大林所概括的从物质观讲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首先应当明晰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势。戈尔曼曾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称这种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马骞克”。但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主流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区别于“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反映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形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文所比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状况密切相关的。佩里·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传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在俄国之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十月革命的结果，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地区爆发的大革命浪潮却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使它无法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义施以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够成熟，它们对发动革命的主观条件认识和准备不足；等等。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强大、稳定，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情况下，也仍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这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实践上的挫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发达的、因而也是阶级斗争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

胜利。而事实却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那么，西方革命道路和前途到底如何，不能不迫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斯大林都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尤其是肃反扩大化，使广大人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胁和损害；和专制主义作风的滋长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的践踏。由此，实践上的这些错误加之理论上的某些僵化与教条主义现象，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心存忧虑望而生畏。

对实践的严厉批评、在理论上的试图反思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最初与列宁一样，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构决定论”和宿命主义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同样的批判、同样源于经典理论，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分野现象。

按照本·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的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他还认为，由于卢卡奇、柯尔施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现的异化理论和创造性实践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黑格尔根源，并使之充满活力，因而就能恢复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基础，而又不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唯心主义化。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苏联却形成了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企图通过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强行推行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加速”历史进程。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哲学上既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观点，也开始反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政治理论上，则深受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影响，开始反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对此，它从一开始也就受到来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批评和攻击，被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

在经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人物之后，在德国又出现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峰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阐发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其具体原因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要求减低、革命意识弱化的现实，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动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结构、大众文化、本能冲动等主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大量的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哲学观点，试图寻求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途径。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但也走上了重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道路。

第二，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无产阶级始终作为被统治者的条件下，以无产阶级理论和革命家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他们反对哲学理论体系化，反对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僵化起来，坚持哲学理论的动态性，把哲学理论的阐发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显然，这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肯定和维护性特点相比较，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根本上，这是由于其哲学思想在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不同所决定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反对实证主义对现实所持的消极顺应态度，提倡高于实证的辩证思维，发扬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他们在理论上注重哲学思辨，反对实例的通俗化证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思潮的结合，如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潮的大量吸收，都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理论思辨性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实证性又是不同的。

第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受其革命实践特殊性决定的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著作的重视与关注，也是其出现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概括地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等人基本上没有见到或注意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手稿，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晚期著作中继承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中晚期著作从偏重客体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线索和内容出发，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客体性的特点。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从1932

年发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来重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他们反对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看到社会发展的根据、规律、关系、结构等客体性问题，主张高扬哲学对象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表现形态与内容的差异

应当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高度重视辩证法，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化倾向，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僵化模式等方面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从表现形态来看，东方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开始，经过斯大林、的发展，形成了一元的、单线式的以领袖人物著作为代表的以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它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由表现形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内容的差异：

第一，在历史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人本主义为主流的派别，与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生产力与阶级斗争上不同，它们往往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人的本身上，强调从人出发，以人为重心；并且与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看成历史的推动力不同，它们往往把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推动力；

第二，在革命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否认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它们强调总体性、全面性的革命，并更为注重阶级意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第三，在认识论方面，与列宁从不依赖于人的物质或客观实在出发不同，它们强调主、客体的同一，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与列宁把认识的本质规定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不同，它们认为主客体的同一只能合理地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具体活动，即实践活动；对于认识与实践关系，与列宁的把客观实在看作认识的源泉、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过程的环节不同，它们往往把实践的概念提到首位，看作历史观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基本范畴，因而把认识看作实践的一个环节；与列宁把概念认识的辩证法看作客观实在辩证的反映不同，它们一般否认本体论的自然辩证法的独立存在，而把辩证法当作主体性或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学说；与列宁把对立统一学说看作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不同，它们把总体性范畴看成辩证法的“本质”。

从以上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批判和指责；他们大多数都认为恩格斯、列宁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来思想，因此他们都从马克思本人的、尤其是早期的著作出发来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并把矛头指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或实践哲学，反对把它当作是普遍适用于一切领域的世界观，反对或否认反映论和自然辩证法；他们都力图借助于马克思之前的或当时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同时，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人、人的意识、主体、主观性等范畴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他们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关键问题。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学说，反对反映论，反对自然辩证法等等，归结至一点，就是反对忽视人、主体和主观性的作用；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归结一点，就是要把人、主体和主体性等范畴恢复或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在这一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无偏激和错误，但是，对人、主体和主观性的重视，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和我们所要吸取的最有价值、最可借鉴之处。

三、在差异中实现互补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和任务，而且也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面临的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在全球化背景条件下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互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里的关键就是二者之间有没有互补的前提和基础？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很复杂的，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反思和定位，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从总的和根本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道，他们也是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并探索革命的道路。

虽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分歧，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就由此判定是非；不能因为他们责难以列宁为代表的

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简单地把他们看作是“非”或“反”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唯我独马”、“唯我独革”，先验地和人为地划定一条马克思主义和“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这里应当明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是不是一种发展的理论是两个问题，是一种争论，不是对立。如果有些证明是对的就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还未证明的就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所以，判断的依据只能看其有没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且继承多少、继承内容不能单纯用我们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去评判。如若用我们的标准去评判，等于说西方的革命要用我们的理论去指导。十月革命的方式，我们就有过教训。所以，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产生这些差别和分歧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探讨不同背景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深入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各种观点的长处和不足，从比较、评价和借鉴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和指导功能。

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理论风云，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就更加理解了他们努力的实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先驱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向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发起了冲击；第一次为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的理论追求，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在当代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或正在结出硕果，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具有启发性意义。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可以肯定，他们的探索和创新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思潮，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生命力。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索这些国家的革命与前途而提出的种种理论观点，虽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局限性，虽存有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倾向性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它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仍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从而实现有益的互补。那么，从这样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出发，又如何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补呢？概括来讲是：

1.使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客体性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主体性研究统一起来。应当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而言，二者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既坚持客体性又注重主体性并使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4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675(2004)01-152-06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

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5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创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是一个国家创新创造力不竭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进步，从而做到“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为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高职学生客观、全面、深刻地看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促使学生（包括90后的高职学生）逐步树立起独立、自强、成才、创业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促使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至于部分学生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可以培养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学生只有确立了辩证思维方式，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独立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形形的复杂问题，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三）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90后的高职学生不满足只接受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希望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创新的希望正是在青年，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和必备的重要品质。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盲目、冲动、脆弱的民族。而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也必定是非常浅薄、浮躁、柔弱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使高职学生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交差训练，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根基。

（四）提高高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是一种人文修养的熏陶教育，这既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又包含了对学生的人格、个性以及人文修养的教化，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把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融合的培养中，促使高职教育由培养技能型人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转变。

二、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05”方案，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吃透、挖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课教材，渗透、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讲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则要深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如“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专题的教学，要系统讲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它包涵相互联系、不断升华的三种境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体现着价值观三种境界的有机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个人实现社会价值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个人价值不是否定社会价值，而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历史价值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历史延伸，它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完成。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共识。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统一，有助于学生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6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7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8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没能从哲学形态的高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从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分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所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早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开始，其后逐步呈现多样化。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遵循传统哲学的模式，基本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绝对体系：如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几个部分的苏联模式（多为中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是对该模式进行的批判与“重建”，如卢卡奇“存在本体论”、葛兰西“实践哲学”，以及当今国内盛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等各种“本体论”哲学等。二是否定传统哲学、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不赞成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批判”或“实证”），但仍以传统哲学的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或“重建”。如萨特、阿尔杜塞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角度进行的“重建”或理解。两种模式的共同缺陷均在于未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其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观点和体系，从产生之日起，就被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不论是赞成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重建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均以此为据。如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都是如此。

针对这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20世纪初，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涉及到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主张，即黑格尔的具体概念理论”（1923），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主张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1926—1937）；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看作或理解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理论”（1923）。到50年代末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解释和的多样化格局。卢卡奇要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复活马克思主义本体论”（1969），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物质的‘世界实体’去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那会是一个同等的形而上学原则。”（1973）。此外，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观点之多，不胜枚举。这些研究，不论是否正确，对我们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苏联模式一直作为哲学教科书、作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宣传、普及。直到80年代初，哲学界才开始有人批评传统教科书“仍然沿用的是旧哲学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本体论”（高青海等1985）。此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主张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陈先达等1990），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李德顺2000）；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返本开新”（刘奔《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实质》1999），要“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何中华2000）；另一些哲学家认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黄楠森、韩民青2000）等。这些观点，对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基础，开拓了思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看法始终难以统一。代表性的有：（1）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黄楠森2000），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孙正聿2000）；（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辛敬梁1996）；（3）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上学，是本体论（李维武1991，叶秀山2000），它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仅在于是从什么样的本体出发；（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如李淮春、杨耕1994）；5、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方法、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系统，而不是一种体系哲学（孙伯揆等2000）。可见，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也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正确处理，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阴影所笼罩，并为如下重大问题所困扰：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本体论哲学，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仅是在方法上对立还是作为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唯物辩证法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2、黑格尔哲学是否仍是传统形而上学，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是否仅在于唯物与唯心的区别？3、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仅仅是出发点不同，还是作为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更只是出发点的变革、方法的变革，还是哲学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彻底的变革？5、唯物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能不能说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对这些问题如何回答，已成为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

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未能解决，才导致了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差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必须以传统哲学的眼光、以黑格尔哲学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视为世界观、视为知识，视为（甚至是科学的科学），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科学、严格、完整的体系，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靠纯粹概念进行的逻辑推论。其结果是，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实践论、价值论，或是实践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等等，都摆脱不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为一个依靠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或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的，就必然反对用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绝对体系的传统哲学模式，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科学的知识论观点，而把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就必然反对体系哲学。但又容易因片面强调方法，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它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功能、作用等各方面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就看不到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就是辩证方法，都是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的结果，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丧失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抗的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于传统形而上学。

可见，“回到马克思”也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好，都必须首先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一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唯物辩证法是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最能代表其本质和核心的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抑或是“实践唯物主义”？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事实证明。用本体论的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从休谟和康德开始，传统形而上学就受到了质疑。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纵观中外哲学史，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建立起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哲学全面对立的崭新的哲学形态。为了终结脱离实际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马克思坚持以哲学改造世界为己任，利用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这样一种与本体论完全相反的哲学方法，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新形态——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是哲学形态的根本革命。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现实哲学，即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坚持理论和现实的统一，现实、反映现实、改造现实，作为现实生活的灵魂和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而不是本体论：是真正的智慧学，而不是知识或；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对知识、知识和思维知识进行概括和的知识论，更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以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革命，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唯物辩证法，仅仅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若从以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哲学形态的角度看，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彻底严整的科学体系”，建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的科学”，而是在于：建立了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这样一种旧的哲学形态。实现了哲学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完成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都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研究人类社会现实的结果。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关键就在于如何继承发展唯物辩证法。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迄今为止的最新的哲学形态，也是最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形态。按哲学的本性来说，“哲”之为“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即“智慧之学”或“聪明之学”。“智慧”，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思维创新能力，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想象力和批判力，也是解决的能力和方法。它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能力和方法的结晶，是智慧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因此，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更不是这些知识本身。哲学作为“智慧学”。与其他智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是关于人类如何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它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能力和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提供的是认识、协调和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本身（人、自然、社会、思维）的能力和方法。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都是从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讲的，而不是从认识世界本身的角度讲的。认识世界是各门具体学科的事情，而不是哲学的事情。并且，“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要为“方法论”服务。从哲学的本性而言，哲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这）应是什么”和“（这）能是什么”，而不是“（这）是什么”。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智慧重在创新和发展，要创新和发展，就离不开反思和批判。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弘扬人们的探索精神，激发和引导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唯物辩证法就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与其它哲学形态有着根本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由几个部分组成的绝对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它是为现实服务的哲学，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因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其主要内容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理论和实践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的统一。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是，理论与实际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上统一。

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哲学形态而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也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至“实践唯物主义”，都不能准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等等，但其核心和实质只有一个：就是唯物辩证法。

三、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全新的哲学形态

作为哲学形态，唯物辩证法只能是与作为哲学形态的，“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而不是与仅仅作为方法的“形而上学”或历史唯心主义全面对立。（参见拙文《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及其现实表现》《东岳论丛》2001年第一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不仅在发展观上与辩证法对立，也在世界观上与唯物主义对立。追求绝对的普遍真理，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必然导致用片面的、静止的、孤立地眼光看问题；从思维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或者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原则；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片面追求终极性、统一性、固定性和稳定性，否定矛盾，必然导致与辩证法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者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特征。因此，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不是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而是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

概括起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仅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其一，目的是为了。还是为了“求知”。在研究目的上，唯物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其二，性质是“智慧”，还是“知识”。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把自己看作是认为世界的“知识”或“科学”，因而也就常常把自己混同于具体科学，甚至把自己看作“科学的科学”。

其三，对象是现实还是思想和概念。唯物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①（P76）。而在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中，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黑格尔时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上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②（P229）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也指出，由于“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②（P230—231）因此，“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②（P233）

其四，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思想、从概念出发。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就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就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如费尔巴哈）、理解为一种处于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如黑格尔）。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

其五，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还是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他们大多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时说：“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②（P217—218）并指出：黑格尔之所以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以外发生的这种反辩证法的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是因为体系的限制，“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②（229）由于黑格尔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宣布自己的体系是绝对真理，从而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受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束缚时也说：“不仅哲学这—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②（P241）。就是说他仍然未能逃脱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的老套路。而用形而上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体系，也免不了“上半截是唯心主义”。

其六，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唯物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相统一。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理论与事物的本来面目不相符，即使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P57）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P241）。也批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④（P295）都是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角度讲的。

其七，功能是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是脱离实际、为少数人服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指南，还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唯物辩证法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传统形而上学则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这种对立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认识上、实践上），并对当代哲学有着重要。

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的对立是社会现实中对立的反映。但不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坚持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必然归宿都是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因而，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的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就是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到反对两个凡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以唯物辩证法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走向了富裕。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认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br>四、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

不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还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共同的目的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首先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解读，并吸收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从哲学形态变革的角度，对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二者的全面对立进行深入考察。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划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与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划清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一切哲学形态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实质，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驱除传统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

2、从哲学形态发展的高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作为“直接来源”。改变从某一抽象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演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是方法），放到哲学形态发展史中考察，全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是本体论。而且马克思还是坚决反对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以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为特征的，如果马克思崇尚传统形而上学，他首先要做的，决不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不是从事《资本论》的研究。而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不论这个体系是从物质“本体”出发，从人“本体”出发。还是从实践“本体”出发。马克思一生中不但没有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资本论》的著述上。其中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马克思坚决反对“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一生致力于建立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致力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问题时，必须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明确其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从为现实服务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而不能把它混同于以建立绝对体系为目的的传统哲学。纠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错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

3、从坚持和发展以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不能把它们建构成绝对的体系。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1）在理论上坚持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反对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坚持哲学为化建设服务、为提高民众哲学素养、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反对一切用传统形而上学方法建立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关系本体论等哲学体系，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哲学的错误倾向；（2）认识上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的统一。反对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倾向；（3）实践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家”、只会读稿子的“纯粹演说家”和既不懂唯物辩证法、也不懂社会科学的“纯粹实践家”。

4、从哲学的“智慧学”本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看作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为科学一般的是科学学或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在目的、对象、方法、成果各方面均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原则、方法和理论，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和科学，更不是科学的科学。它是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不是对现实、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理论体系。更不是用纯粹概念推论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不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否则，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知识。视为对世界的认识，对实践的总结，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实践的阐释者而不是指导者。游离于现实之外，落后于现实，从而丧失生机和活力。

5、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高度而不是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点。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哲学研究坚持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反思对象，而不是以脱离现实的纯粹概念为对象。改变脱离人民大众、以深奥难懂为荣的形而上学作风，坚持研究与宣传普及的结合。把科学研究的结果普及推广到全社会。要从现实出发，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的问题”、“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发展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热衷于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建立诸如“人学”、“认识论”、“实践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坚决反对从虚构的概念出发来推演哲学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方法。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哲学界出现的诸种“本体论”哲学。这些“本体论”哲学的共同特征就是站在“形而上”的角度。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片面强调一点或一面。“追求终极”，好走极端。只要强调什么，就把什么推到“本体”的地位。如“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等等。这些“本体论”哲学由于从概念出发和好走极端，不仅容易由“形而上”而走向唯心主义，也混淆了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

6、在重视实践问题的同时，注意加强实践评价的研究。在人类统一的认识——实践活动中。检验真理和实践评价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的认识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人的实践又需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进行评价，实践评价是检验真理的逻辑起点。只有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参见拙文《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文史哲》1996年第6期）。因而，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评价我们实践的最高标准，实现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党才能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成为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才能真正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好现代化建设。这也是反对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错误倾向，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实现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9

【正文】

一、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

“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并且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具有新的视野。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的当展、科学技术的当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重视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重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在新的理解视野中，他们看到了、看清了传统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马克思的一些思想。

(一)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

在传统理解中，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至多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主题是整个世界的一般本质，本体论(一般世界观)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灵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普遍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不是自然，不是整个世界，而是社会历史问题或人的问题。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总体性哲学”，在他看来，“总体性”不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人类历史有“总体性”，因此他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他特别强调：“认识到这种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引者注)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动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认为，“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这种唯物主义存在的话，也只能在我们的社会世界有限范围内才是真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实践派”的观点时说：“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实际步骤。”(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强调社会历史问题、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时，其“主题”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晰和确定的，但是确实有启发意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哲学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对象，是人的历史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哲学活动的重点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本体论哲学。

(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

在传统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即把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颠倒”说提出质疑，他们强调这种颠倒不能仅仅理解为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在于发现现实历史运动的辩证法。柯尔施说：“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法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在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解释成是与任何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仅仅是哲学内部的甚至是世界观上的二者择一时，是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柯尔施和施密特在这里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仅仅从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还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公式不能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实际上，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费尔巴哈首先完成的，费尔巴哈在《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页。)这里所说的“思辨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不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此，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的真实意义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全部意义，用实践出发点代替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出发点。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颠倒，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同时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推进到实践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形态。

(三)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人是什么?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对这一点表达得最明确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尔科维奇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彼德洛维奇说：“人区别于其他任何存在是因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提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在传统的理解中，关于人的本质，主要强调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理解不能说错，但没有揭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论断并不是讲人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而是讲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些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具体本质，必须看他或他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共同本质是什么呢?是劳动，或更一般地说，是实践。马克思说：“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5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只有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正是在实践中，人们存在着具体的社会关系。

(四)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范畴

在传统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范畴是物质，实践范畴只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普遍提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范畴。卢卡奇在谈到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时说，实践概念是“这本书的中心概念”。(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时说：“在这场辩论中，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实践——的观点占了优势。”(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他自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建立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哲学”。(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弗兰尼茨认为，“历史实践的范畴是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的根本范畴。”(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尽管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时常常否定物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而且对实践的物质本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在肯定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范畴这一点上，他们是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马克思自觉意识到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是对物质的理解，而是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

(五)把意识的现实对象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首先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传统理解始终没有能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对象观，仍然把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为某种既成的、非主体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把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即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把对象理解为历史地生成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大多十分重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在此清晰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观。卢卡奇在讲到意识的现实对象时，直接表述了马克思《提纲》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强烈地要求我们要把‘感性世界’、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他认为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坚持“创造的原则”，(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作为意识对象的“现实……无论如何它要高于那种产生于经验世界的僵硬、物化了的事实的现实……这种现实决不同于经验的存在，它不是固有的，而是变异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霍克海默也理解到了意识对象的历史生成性，他说：“被判断的对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活动创造出来的”。(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施密特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批判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把现实片面地理解为在直观上给予的客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不是主观地去理解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从认识论来说，自然与其是作为逐步地纯粹‘给予的东西’，不如说越来越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出现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能被认识的东西，在严格要求意义上只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实践派”波什尼亚克说：“存在并非某种在(主体)以外的东西；人就是存在的组成部分。人意识到了存在，即在人自身之内，存在意识到了它自身。”(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二、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外，还有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站在某一西方哲学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这一视野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些方面的正确理解，在这些方面远离了马克思，看不到或看不清在传统理解中已经看到和看清了的马克思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最主要的表现是这样那样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少数人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而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又背离了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明确否定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他说：“大家知道，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曾把他自己的概念叫作唯物主义的，当他写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总是批判它，并断言这个批判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所以，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是称之为同‘神秘的’相对立的‘合理的’，这就给了‘合理的’此词以十分精确的意义。”(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把所有哲学分为三类：“感受的哲学”、“整理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唯物主义属于第一二类哲学，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第三类哲学，马克思的“创造的哲学”“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在讲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理解时说：“人们忘记了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合，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个名词——‘历史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具有形而上学的根源的第二个名词上面。”(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的“超越论”对整个“西马克思主义”思潮产了重要的影响，其他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明确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但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实际上是沿着葛兰西的“超越”路线走的。

(二)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对所谓“二元论”思维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批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把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看作是一种“二元思维”而加以否定。柯尔施在批评“庸俗社会主义”时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庸俗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相当‘不科学地’坚持着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所谓的常识(即‘最坏的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二者，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了划分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萨特在批评“自然辩证法”思想时说：“这一教条主义的源头来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总结“实践派”的观点时说：“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二元论的观点而受到摈弃。”(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在这声辩论中，……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二元论被这些范畴是如何可能从实践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观点所取代了。”(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区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都是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区分，就不能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有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接受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就必须承认哲学基本问题，谁就必须接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谁反对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谁就不可能坚持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不能不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倾向在于否定、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承认往往是口头的和字面的。

(三)借口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坚持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

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时，形成了他们的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把精神活动也看作是一种现实，或是现实的一个要素。卢卡奇认为，“现实”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基本因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而且同样真实的、历史的、辩证过程的诸多方面。”(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它们……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各种科学意识，“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说：“无论是社会现实问题还是自然现象问题，‘现实的本质’都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事件所以是主观的，乃是意识存在——作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去谈实践的构成因素，但是从他们反对“二元论”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理解来看，他们不是把实践看作是人们的客观物质活动，而是把意识、理论看作是实践的一个有机构成因素。更有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活动直接看作是实践的一种方式，阿尔都塞就是这样，他认为：“除了生产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其他的基本实践。这里有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还有理论实践……”(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还说：“关于理论，我们指的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也属于一定的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的反映，检验马克思理论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也不是社会历史实践而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本身。(注：参见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6-707页。)

无论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还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或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都远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现实”、“实践”是相对于意识、理论的范畴，是指人们的“客观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的存在”或“社会存在”。把理论看作是现实、实践或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马克思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生活决定意识”、“理论反映现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命题就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四)“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反对“自然辩证法”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把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思维叫作“形而上学”而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是马克思的哲学所没有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卢卡奇批评“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指辩证法——引者注)扩大到自然界。”(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释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地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而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即世界观、解释世界的积极原则。”(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本体论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说：“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由一种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必然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至少会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路线。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从形式来看，并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他们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从实际来看，这种否定就是放弃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并最终会导致放弃唯物主义的所有阵地。放弃了物质本体论这个重要阵地，也就不能坚守其他阵地。不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当然也就不能真正承认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以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为根据否定物质本体论。理解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本质，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认识人和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运动的特殊本质，但也要认识人、社会历史与自然运动共同的本质，对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就是物质本体论。因此，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哲学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与解决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不相关的理论。也不能因为马克思谈论物质本体论不多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谈得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由先前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决了，马克思的任务主要不是重复前人已经基本解决了的理论，而是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超越直观唯物主义而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自然唯物主义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其理论重点是制定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谈得不多不等于没有，马克思是谈到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的先在性和自然的辩证运动的，马克思是继承了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五)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例10

【正文】

科尔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同卢卡奇的《和阶级意识》一起，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他在该书中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既对我国的“西马”产生了很大的，也成为当前我国“西马”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注：可参见徐崇温教授与笔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论文，论文集中于《江汉论坛》1997，9；1999，1；1999，9；《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1；2000，5上。）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和他的地位显然是不相适应的。本文主要就如何看待他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对列宁哲学的批评，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抛砖引玉。

一

科尔施之所以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同他提出的“总体性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相关。他从反思西欧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出发，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等人曲解、抛弃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单纯的决定论，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忽视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唯物史观被简单化地看作为一种实证的经验，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乘机用康德、马赫主义哲学等来补充、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尔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极其肤浅的，因为“理论和实践、哲学和现实的一致”的辩证法原则是黑格尔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

科尔施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远离现实斗争的，纯粹观念研究的领域，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原则在法国是通过人们的具体革命行动来体现的，而在德国却是通过思想、精神、概念等哲学理论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应该看到黑格尔时代的“思想运动”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样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资产阶级在社会实践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这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哲学的衰退和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了，而是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即由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述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观念表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如果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联系的观点出发，“不仅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看到他们的内在必然性，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他们必然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当时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性，就必须首先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总体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它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但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唯物主义去分析社会现实时，“精神现象”却被他们在纯粹否定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予以看待，其结果是全部意识要么被看作是对一个真实具体和实在发展过程的被动反映，这导致了物质和意识对立的二元论倾向；要么简单地把社会的精神结构当成对现实错误的想象、幻想。因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现实“实在”或“社会”看作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它是唯一真正客观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实在，其它的社会存在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二是披上意识形态伪装的“法和国家”，他们不是完全真实的；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意识”。科尔施认为，要正确处理意识同它的客体对象的关系，必须明了的是，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一切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仅仅描绘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批判也确实逐渐让位于经济学批判，这就使得好象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再重视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了。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根据上述“总体性原则”，科尔施反对经济决定论式的革命观，强调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日常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好主观条件。“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上的行动没有使得政治行动变得不必要一样，政治或者经济行动没有使得精神上的行动变得不必要。相反地，它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可以看出，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其主旨是为了反对科学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应该说，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还是避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解说来看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和既定的公式，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不脱离社会实践的单纯理论建构过程，而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回答现实生活的问题的途径实现的。这应该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其次，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第二国际的右翼理论家及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脱离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为一种经济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社会历史发展变成了脱离人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后果是消极坐等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忽视工人阶级主观精神的培养。在科尔施看来，这种解说模式只能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有从总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应该被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说；最后，他的总体革命观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突出强调意识形态批判，主观意识革命的重要性，这既体现了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也反映了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当代西方现实相结合的努力和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经济和意识”两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哲学批判到经济批判这样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而科尔施则针对当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统治日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庸俗化为单纯的经济批判这一现实，实现了意识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合理的。

二

科尔施提出的“总体性理论”在当时遭到了各种批判和诘难，针对这些批评，1930年他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出了答复，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他指出，尽管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践在所有其它方面都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都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本书反对了他们所信奉的教条。尽管他和卢卡奇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是由于他和卢卡奇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都持批判的态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已经开始，科尔施通过描述这场争论，提出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指出，当时的争论存在于下列双方：“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他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即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共产主义”、“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他认为代表后者的就是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尔施还指出了他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和对立主要体现在：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他们的理论以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为主要特征，对西欧社会现实作了不同于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概括；在政治策略上认为西方革命要采取总体革命的方式。

对于科尔施所提出的“西马”概念，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以徐崇温先生为主要代表，他从科尔施对列宁哲学提出批评这一点出发，认为科尔施本人是一个反列宁主义者，他的“西马”概念反映了一股反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他由此把科尔施和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加以改造，构造出了带引号的贬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第二种观点以陈学明先生为代表，他有感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用法过于庞杂，建议大家都统一到科尔施的概念上来。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其他人的“西方”概念都是在科尔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是科尔施的“西马”概念坚持了思想路线的意识形态原则，而这种“思想路线”实质上就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他实际上也把科尔施看作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注：可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7页。）第三种观点以笔者为代表，笔者同意陈学明先生在学术界关于应统一“西马”概念用法的观点，因为概念的过于庞杂，严重阻碍了学术交流的正常进行。但笔者认为，科尔施的“西马”概念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如何进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而形成的一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由此，笔者主张不能先入为主地将“西马”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来加以研究。不能简单地把科尔施的“西马”概念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如果我们详细考察科尔施本人的论述，就可以看到我国学术界对科尔施的思想性质的判定过于简单化了，而这种简单化的判定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西马”研究的客观性。

科尔施指出，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之所以发生争论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在苏联共产党的支配下开展“布尔什维化运动”，这场运动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流派。这也就导致了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他和卢卡奇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科尔施认为，这种争论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两个反对第二国际社会的革命派别之间的第一次真正的哲学讨论，在这之前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限于政治和策略问题，因此当时的哲学讨论不过是双方几年前激烈进行过的政治和策略争论的回响。而这种哲学争论以“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为一方，以那种据说是唯心主义地背离了这一正牌圣经的康德的批判先验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观点为另一方。这些就是乔治·卢卡奇以及德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内其他一些理论家们的观点”。（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科尔施也指出，这场争论由于在1925年后在苏联共产党，然后所有其他共产党内越来越依靠斗争方式加以解决，使得这场争论逐渐变得模糊。而争论的要点则在于，科尔施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恰恰在无意之中，触及了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哲学核心。这里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包括“‘所谓十足的常识，最坏的形而上学家’，又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科学’；它也包括今天实证主义的坏的继承者，即缺乏任何哲学洞察力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注：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并且把意识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而对他们的这种批判则被共产国际诉之为“唯心主义”，科尔施则认为就是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实际上，这场争论的实质科尔施自己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一是列宁及其后继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他们具有一致性。也可以说，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的批评对象主要是第二国际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在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差别，然而由于以苏联为主导的第三国际强行推行“布尔什维化”运动，排斥一切理论异端，这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争论就进一步发展为哲学争论；三是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场争论，但争论结果不是通过理论的方式解决，而是通过政治强力予以解决的，它造成了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个反对派——以卢卡奇和他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反映的是由于西方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问题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导致哲学上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

在于，怎么看待科尔施对列宁的批评呢？不少论者就是因为这一点认定科尔施是一个反列宁主义者，进而认为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具体科尔施批评列宁哲学的原因。

科尔施在哲学争论中，对列宁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列宁逝世后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1）列宁从功用性来考虑哲学问题，特别是从哲学的党性原则来评判哲学和；（2）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科尔施指出，列宁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保留黑格尔哲学。但是，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仅看作是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并且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上，使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阶段；（3）列宁的反映论思想把认识仅仅看作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回到了思维和存在对立的观点，割袭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其结果使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知识论哲学；（4）他指责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了评判科学发现的依据，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

笔者认为，科尔施对列宁哲学的批判应作具体分析。首先，他指责列宁的哲学是从革命的功能性出发，因此否定列宁哲学的重要性。应该说，科尔施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科尔施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不正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吗？为什么列宁这样做了，就不再是哲学家了呢？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同时也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列宁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思考、回答问题，创造性地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一身而二任的革命家兼哲学家，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卓越的哲学家。还应该说明的是，列宁的哲学思想不仅应该到他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更应该到他的政治著作和政治实践中去寻托，如果我们透过列宁的政治实践，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相当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战斗功能，也相当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现实，从不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存结论；同样地，科尔施指责列宁用哲学评判科学，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列宁总是号召哲学家与科学家结成联盟，以促进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发展。但是应该指出，科尔施的《反批判》一文写于1930年，科尔施实际上也把列宁哲学的后继者，即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当作列宁哲学加以批判。而列宁逝世后，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确实盛行政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导致一方面哲学成为论证现实，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哲学理论极度贫乏，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牢牢地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贫乏的哲学却成为评判一切的工具。同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还把这种哲学理论当作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内加以推行，其他形态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则被斥之为“异端”，这种“布尔什维化”过程必然会进一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尔施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实，只不过他错误地把这一切都归于列宁。

其次，他批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并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一种认识论、知识论模式的哲学。这种批评则更需要具体分析。应该指出，科尔施这里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的这部著作主要针对的是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高扬唯物主义的旗帜。由于斗争的需要，列宁在该书中，重点强调了唯物主义方面，以捍卫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因此谈论得更多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一般唯物主义的共同点，较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虽然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但只是把它放在认识论的基础地位加以论述的，这就给科尔施以误解，仿佛列宁是不重视辩证法和实践的。这是他批评列宁哲学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科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同列宁存在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