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1

（二）缺乏丰厚的革命实践经验。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与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瞿秋白是个典型的书生，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再加上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这也是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的原因之一。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在中央工作，由于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深入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多，使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作为革命政治领袖，在早期共产党人中，他的理论水平是高的，但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说，仍与形势不适应。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2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最高理想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把人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共产党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

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10 ―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P43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必然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

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说存在相异之处是不可否认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并不是说没有相通的地方，如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国家本位与爱国主义思想、中庸思想与防左反右思想、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天下一气”思想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等等的相通。中国还有一些文言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契合，《韩非子・喻老》中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与量变质变原理相通，《淮南子・难一》中的“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通等等。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点，正是因为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之时，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中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心理基础；也因为两者相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顺利地、迅速地传播开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符合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 ，失去理论的生命力 ，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2〕（P117）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是中国人民接受新文化和改造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波普尔认为“观察渗透着理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理论”，就不理解和误解马克思主义，只能照搬和照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导致全盘西化，这样只会走上拿来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扬弃传统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精髓，在中西这两种文化的冲突、选择、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韵的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且获得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

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主要有两条道路：其一，在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化的精髓，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继续走民族特色的原创性文化道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其二，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吸收其对传统文化有益的成分，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道路，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转变。第一，作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挖掘出现代化的内容，更不可能也不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如果继续走这种小农经济的本土文化，中国必定走不出封建时代和走向社会主义时代，更不要谈实现共产主义了。虽然本土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确实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平衡状态适应不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要求，给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带来滞后，所以必须吸收合理的外来文化来打破这种平衡和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可以借鉴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己所用，取长补短，化为自身的现代化转变。因此，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两面性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华子孙，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对于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我们的本土文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习惯、风俗以及理论观点等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中扎根和成长。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制度的“刽子手”，因此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势必会给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带来障碍，如果不坚持批判的态度，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失去“原有的味道”，也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文化的专制主义滞后了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使得党和人民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等。这就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持有批判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即“实事求是”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描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辞海》解释为：“实事求是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部分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并且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文化。第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儒家文化中的“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上，需要每人有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所描述的社会状态不谋而合，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吐故纳新”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吐故纳新出于先秦庄周的《庄子・刻意》：“吹呼吸，吐故纳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与中国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国情相结合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既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和谐文化的引导下，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政治与和谐的经济，只有用和谐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能自觉地去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是有悠久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如果说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那么，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渊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独特性文化的存在，使世界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通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追求和谐社会境界的内容，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和吸收。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5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提升，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相应提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然性

1.1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或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相信经济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集体价值观被中国人认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秩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引起了道德上的沦丧。近些年来，社会上由道德滑坡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报道不绝于耳。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未曾有过的贫乏。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支撑作用，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当代社会上的“国学热”“儒学热”等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1.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特质文化”[1]，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逻辑推理方式等都和中国人习惯上的有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必须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理解上的困难，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方式的差异又给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变得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契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须加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1.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家表达思想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2]，而且文章言论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多为极其简短精炼的对话。《老子》全篇只有约五千字，却包含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这样的思想表达往往不够明晰和系统化。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人，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没有了传统私塾教育中对“小学”的学习。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了相对严密的推理。传统经典的表述经过系统化之后，则更易于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其中批判的继承成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用西方哲学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现代化的重新阐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的帮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符合现代化进程的重新阐述，也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为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入，也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将激发出绚丽是火花。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

2.1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论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说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把握，才能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本身，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准确的运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是恩格斯根据自己深入工厂和工人生活环境的深入的调查，并参照当时发表的报纸，统计资料等文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的文章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现状。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对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实地考察，得出了对农民运动的高度评价。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贬低的论调截然相反的结论，洞察到当时的农民阶级的巨大的革命性和改变命运的迫切要求。这一发现，也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并为以后在革命战争中依靠农民埋下了伏笔。《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更是准确运用马克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经典，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优秀作品。

2.2需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底蕴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7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性及推动性作用，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具有相关性，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思辨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延展的意识之源，也是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因子。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教学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两者融合的最显著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将政党执政的根本理论观点界定为群众观，也就是政党、社会执政集团在对待群众时所存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本质上讲一种价值思想原则和施政理念。没有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是没有灵魂的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表现特征，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施政的最终归宿，也是其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以群众为主体，通过巨大的群众理念精神动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与凝聚力，实现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时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年的意识锤炼积累下来的人文精神之源，其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哲理性等特征，和谐、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旋律，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历史唯物辩证观不谋而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是以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为出发点，寻找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动力和动因。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以及担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我国广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必定蕴含着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一）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促进高效课堂的实现。人文教学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对其有着共同的心理预期，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因此，将人文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过有效地激发受教育者的民族及思想意识认同感，从而达到教育内容的内化，形成受教育者自我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高校课堂的实现。

2.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实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人文教学包含着对人的道德情操的陶冶、精神品质的涵养、灵魂人格的塑造以及审美气质的启迪，这一切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因此，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开展相关教学活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引入，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修养，规范其行为，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熏陶，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3.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宗教观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了解国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白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进步，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只有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民族的大繁荣，才能使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4.推进认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应加强对受教育者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使受教育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平思想根植于传统意识形态范畴之内，而中国维稳下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这一思想的全面发展与继承，也是在对中华民族沉重苦难基础上的重大总结，是在此基础上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和发展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和平世界，这与我国的传统的“大同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应以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性和历史性任务，其不是单一的文化建设，涉及政治、教育、文化及艺术等更领域内容，需要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8

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同志都强调邓小平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1](第13页)。这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问题呢?反映了这个时期什么特殊需要呢?

关于这个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多个场合做过精辟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初，世界历史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国际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续后1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暂时处于低潮。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它们妄图阻挡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在经济、科技、军事上保持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西强我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国际格局总的特点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不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施加压力，竭力阻挠中国的强大和统一。

国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遵循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建设，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到90年代初，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气蓬勃，成就巨大，基础日坚，发展机遇良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呈现新的特点。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出来，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复杂。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淡薄，甚至腐化堕落，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这些又使我们党和国家面临新的情况和严重挑战。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与困难同在，这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政治背景。

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从主导方面看，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党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积累了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经验和更多的智慧，能够回应新时期、新实践的呼唤，科学回答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能够产生出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趋势、引导社会前进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全盘西化”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复兴儒学的思潮企图消解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此外，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理论背景，也要求我们排除干扰，克服阻力，进行理论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以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焦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每当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或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实践，实践就会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影响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做出新的重要结论，就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千年和世纪更迭之际，面对世界大势，在国际社会中，要促使各国都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保证各国的事务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树立起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加强各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特别是要使西方发达国家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还得经过艰苦努力和严重斗争。

国内，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世纪，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焦点是什么?在当代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这是、邓小平党建思想中首要之点，也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1992年始，同志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是年6月，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把党搞好，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提高党的战斗力”[2](第2082-2083页)。1993年6月，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1](第2082-2083页)。他强调：“要团结凝聚十一亿多人民，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化改革，成功地创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坚持‘两手抓’，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1](第327页)。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同志再次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关键在党”[3](第1版)。同志这些重要论断，深刻论述了党在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严重任务。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就挑战方面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一些人逐渐滋长了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愿意艰苦奋斗、贪图享乐的思想，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日趋增多，形式主义、开始泛滥。原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以后，一些人惊慌失措，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些党的干部方向模糊、理想失落、道德沦丧，热衷于，权钱交易，甚至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一些干部对经济上的贫富悬殊熟视无睹，对广大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冷若冰霜。腐败现象日益加剧。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面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1989年动乱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党要管党，并且警告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全力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4](第101页)。因此，他把党的建设问题提到战略全局中关键问题和突出问题的高度。治国必先治党。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伟大创造中，执政共产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紧密联系、高度统一的。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是人民创造历史作用的最高表现，所以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创造、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只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前进就有了根本保证。为此，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样，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成为世纪之交“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而紧迫的焦点问题。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认识对象

科学的理论是对认识对象的正确把握。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规定着理论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都有要解决的特定时代的特殊矛盾、特殊问题，即把握特定的认识对象，从而创造出带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所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5](第113页)。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的高处，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这就确定了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的特殊认识对象。这“三大规律”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层面上抽象出的党的活动和建设规律，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活动发展规律和相应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活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三大规律”贯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渗透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实践活动之中，把握“三大规律”，必然带动思想理论建设的全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然而，社会规律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认识某种社会规律的任务，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某种规律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才能提出来，提出的认识任务也才能得到解决。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长达50余年，包括改革开放时期的20多年，我们已经具有了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并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的长达70余年，已向人们提供了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人类跨过20世纪进入21世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人类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都有新的醒悟。

这种特定的具体环境，就是提出深化“三个规律”认识的时代规定性。提出这一认识任务，意在从三个规律及其内在联系上，主观与客观、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上，从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上，揭示这些规律及其整体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发挥作用的特点，以便在实践上进一步把我们党的活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在理论上，从现时代的具体环境和新的实践出发，概括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任务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反映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进程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观察当代中国已达到的认识高度。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辞世之后，在实践上，如何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理论上，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继续向前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世界进步人类和世界舆论所密切关注的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做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决策。号召全党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向国人世人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同志在论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4](第13页)。这里概括的“一个根本”、“三个着眼于”，旨在强调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1998年，同志进一步讲到正确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态度，他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6](第4页)。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论述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7](第26-27页)。这里强调要深刻认识我们党在历史上胜利和挫折的根本原因，从而自觉坚持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志还进一步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强调：“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7](第49页)。继“七一”重要讲话之后，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地将上述科学思想概括成“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必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8](第109页)。同志提出的“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的实际，对同志的上述那番话做出的新概括。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经验，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即在自由化思潮和教条主义都存在的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在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由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性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特点在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它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它们的世界观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在不同国家呈现出的民族化形式，之所以皆称为马克思主义，就在于贯穿于其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相同，这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以共产主义宣言形式问世的新世界观，以工人阶级为现实前提，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同时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9](第101页)。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是这样讲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4](第10页)。同样，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因为“三个代表”思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根据新的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做出的理论创新。

其二，它们的理论本性相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贯通这一科学体系各个方面、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的理论本性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0](第814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1](第433页)，即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的十四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多次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同志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高度评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在伟大实践中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强调“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及对提出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及时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4](第1275页)。到1998年，同志从党风的高度，再次发挥了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出了把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4](第495页)。一直到200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7](第9-10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的经验，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最本质的东西思考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可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本性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在历史使命方面相同。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包括“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12](第578页)。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12](第305页)。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作用，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实行“两个彻底决裂”，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5](第294页)。但是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历史作用的过程中，它的政党坚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第306页)。思想、邓小平理论大大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指出：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就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看不起这个目标，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重申我们党一直遵循的这一原则。党的十五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同志在报告中联系现实实际强调：“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4](第49页)。在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更加深刻阐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要求“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7](第41-42页)。

其四，在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方面相同。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内涵着由各个部分构成之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一体的科学体系。列宁更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是“完备而严密”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回答的时代课题的差异，这三个部分在发展中不是完全平衡的，有时某个部分会凸现出来，被置于首要地位。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自然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路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而又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同样，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包括若干重要的或基本的理论原则，如关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基本纲领的论述；关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的思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等论述。关于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论述；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关于不断开创统一工作的新局面，为完成祖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的论述，关于维护世界和平、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促进共同发展的论述；关于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断增强国防建设的论述，等等。所有这些集中起来说，它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在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事实上，有发展、创新，与时俱进，才会提出“一脉相承”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并且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2](第1351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问题过程中，做出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00-11-11.

[4]党的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1998年1月26日)[J].求是，1998，(4).

[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9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追求———“大同”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有契合大同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绘的是一种社会状态，根据《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来看，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憧憬。大同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关于大同思想的著作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设想。在古代这看似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超越，是古代人们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大同思想虽然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但是与其他封建思想不同，它不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政治领域上并没有完全带有传统封建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一种反抗，这个方面的内涵被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所借鉴，作为他们反对清政府的强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将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多部著作都提出了其对理想社会的相关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相关论述，这是理想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同，都是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比其政治意识更加强烈，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从目的上来看，二者都是想要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其根本目的都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社会，虽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质的差别，但是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

三、中华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与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论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加全面的对二者进行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论看，首先物质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其他都是物质派生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虽然未提出物质之一概念，但是也是把类似物质的概念作为世界本源，比如道、气、五行说等。在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方面二者也存在共同点，辩证唯物论认为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哲学对其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由中国古代诗句中，即可窥见一斑，比如“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其次，意识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且意识在不同主体之间也具有差异性，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从辩证法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想相似，“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辩证法中的变化的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更加彻底、全面，但中华传统的辩证法与唯物论与其的相通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这诸多的相通相似之处，所以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八年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就是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必然的包含了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的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方针和办法，“实事求是”，游击战术等都是典范。建国后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只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是实践已经证明，并且会持续证明的。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属于西方文化，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其未能洞悉东方文化的神韵。这之所以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是因为西方文化属于人类领先的文化，掌握了这种文化，也就把握了人类文化的主要矛盾和主导趋势”［4］。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东西方文化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但其差异是天然的，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的价值文化，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的价值文化。两种价值文化的区别在于两种生活模式的选择，西方习惯于以个人为单位，而东方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甚至以氏族为单位。东西方的这种选择分别产生了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东方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显著表现即是人们心中宏大的集体观念，通常表现为国家观念。无数的仁人志士把自己的热情献给了祖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无论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现出来对于自身安乐的忽视以及对国家的深深爱意。这无不包含着宏大的集体观念，而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之中，不可自弃。而西方国家则置以个人价值于首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甚于集体。其次，东方文明崇尚精神激励，而西方文明则提倡物质激励。这与两种文明的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明对于个人价值的推崇必然导致其对于物质激励的依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自诞生之日就蕴含着宏大的集体主义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较于个人安危更加重视集体荣辱，所以向来重视精神超过物质。再次，东方文明重德治，西方文明重法治。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虽也有法治，但在儒家思想等的影响下，更加重视德行的教育，欲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西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以及唐朝的“德本刑用”就是具体体现。西方文明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来建立一个尽可能平等的社会。所以，西方文明认为，用法治来规范人的行为是天然的。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于不同的地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例10

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长期实践中，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业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必须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使社会更加和谐;要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们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任务，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所谓中国实际，是指处在一定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的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实践和历史文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实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概括、总结和提炼，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其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从而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历史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

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状态的一种描绘，是古今中外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一般的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首先，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三，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对多年来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第四，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我们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着眼点就是要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五，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第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没有和谐稳定的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要认真总结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好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也能更好促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第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规律，阐明了社会结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顺应了人类历史潮流，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与中国实际结合，逐步将其变成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和具体措施，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拓展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进一步充实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也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只有认真研究和掌握执政规律，不断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地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巩固党执政的基础、实现党执政的任务，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文件汇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