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1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

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

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这些工作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仍需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完善:(1)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2)缺乏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此展开研究：首先，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

其次，用引力模型定量测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Diamond和Dybvig（1983）发展了一个银行挤提的经典框架。在一定假设下，认为投资者可通过建立一个银行来集中风险从而提高其效用。

所有的投资者在银行中储蓄他们的财产，根据无耐心的投资者的数量，银行划出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把其余的进行项目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者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所以有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自称是无耐心的而在项目到期前提取其存款。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动力这样做，因为较早收回资金会降低他们的效用。但是，如果出现经济恐慌，有耐心的投资者会希望收回他们的存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的存款将不足以满足这种提取。银行不得不在长期项目到期前进行清算，因为项目的销售回报少于最初的投资，结果是出现银行挤兑和一些投资者什么也得不到。

上面的框架没有分析银行挤提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和Leonard K.Cheng（2003）通过提出四个假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包括国际贸易的情况，即在下面的假设下，就可以分析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了。

（1）假定投资者分为两类：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拥有本国商品，外国投资者拥有外国商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是有耐心的或无耐心的概率是一样的，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

（2）生产本国商品的长期项目需要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作为投入。由于总投资增加，所以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为了简化，假定外国投资者的储蓄少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所以，为了进口外国商品，不得不出口一些本国商品。

（3）外国投资者仅消费外国商品，本国投资者既消费本国商品又消费外国商品。投资者从银行收到的回报是本国财产，所以他们需要用一部分或全部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外国商品。

（4）存在有重叠的后代。新一代的投资者像前一代一样，把其财产储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储蓄投资到一个长期项目中。假定本国投资者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外国投资者的数量依赖于前一资者的经历。如果以前出现银行挤提，新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将会减少，即银行挤提后资本流入会减少。

如果在项目到期前出现银行挤提，所有的投资者都会提取他们的存款。由于项目的非流动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取回存款，通常投资者会遭受损失。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没有银行挤提，只有无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带着提取的存款离开这个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减少了。

综上，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国际贸易。

（1）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在没有银行挤提时，有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在项目到期后提取存款，且存款将会被下一代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投资的流入抵消。但是，银行挤提会使他们较早收回资金并减少未来的新外国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在危机期间能刺激出口，但是在危机后会减少出口。

（2）投资需求渠道。随着总投资的降低，对外国商品的投入需求也随之减少。所以，通过这种渠道，金融危机对进口有长期的滞后负影响，短期内这种负影响不会显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投资的降低，经济必须出口更多的本国商品以便进口外国商品以增进投资投入。因此，金融危机在危机后将会促进出口。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来检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估计双边贸易值，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为揭示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本文把引力模型扩展到包括金融危机变量的情况，采用的回归方程如下：log(expa，b)=c+λ1log(pexpa，b)+λ2loggdpi+λ3loggdpe+λ4logpgi+λ5logpge+λ6logdis+λ7comland+λ8island+λ9bi+λ10pbi+λ11be+λ12pbe+εa，b其中，被解释变量expa，b是从a国到b国的出口额，关于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理论假设(正向或负向)和说明参见表1。

下面解释模型中部分自变量的选择依据:(1)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有的研究指出，当引力模型样本中包含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时，最好使用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指标，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偏差。但通常的观点是，购买力平价收入指标适合估计长期贸易流量，基于汇率的名义收入适合分析短期贸易流量。由于本文样本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小，所以使用了常采用的名义指标体系。

(2)人口与人均GDP。除了GDP这一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外，原始的引力模型还包括人口变量，但Bergstrand（1985）等认为人均GDP比单一的人口变量包含了更广的经济意义，它包括经济发展的程度、代表性需求水平和要素禀赋比例。因此，本文在实证检验时采用了人均GDP。(3)绝对距离和相对距离。在地理距离这一变量上，一般采用的是两国政治或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绝对距离，绝对距离通常由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间的球面距离，或两国主要港口间的航海距离测定。

绝对距离通常代表贸易阻力，主要包括运输成本，两国间绝对距离越远，相关成本越高，贸易流量也就越小，所以绝对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负相关。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采用相对距离来表示成本，即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与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距离的比值，并有若干具体表述的统计形式。

但从已有的研究看，相对距离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较低，所以这里选取了绝对距离。

（二）样本、数据和方法

选取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九个欧盟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韩国、新加坡、“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及遭受金融危机较严重的冰岛，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的大部分，所以很有代表性。

各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的COMTRADE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GDP和人均GDP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距离数据通过网站http://www.geobytes.com/default.htm中的距离计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计算得到；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赋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四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年度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鉴于所使用的样本为单一时点的截面数据，模型应当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通过对数变换也基本上克服了引力方程的异方差问题。

（三）实证结果

在测度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前，先检验基本的引力模型，见表2的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的是比较好的，大部分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显著。这说明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较好地决定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中，反映经济规模总量的GDP的影响力大于人均GDP的影响力，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均不显著，出口方的该值系数甚至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各国的贸易规模更多情况下是由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总供求能力决定的，另外样本中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主要是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后，把金融危机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其结果在表2的第二列中。可以看出，拟合效果也较理想，前一年度的出口和进出口双方的GDP对双边贸易仍然是显著正相关的。从表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短期影响（bi和be的系数）都是正的，但不显著，长期影响（pbi和pbe的系数）是负的，并且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此外，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距离和共同的陆地边界虽然与预期相符，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为了获得更好的模拟结果，采用“后向法”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即从加入了危机变量的方程开始，每次减少一个变量，标准是其t值不显著而且过低，这样直到新方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依据这个原理，剔除变量logpgi、logpge后得到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再继续剔除logdis和comland，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4列。结果表明，在未改变回归方程有效性的基础上，除了出口国当年的危机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基本都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调整后的R2仍高达0.989，pbi和pbe的显著性水平高于bi和be说明金融危机对贸易的长期影响更为重要。

（四）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爆发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采用2008年20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测一致，即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有显著影响，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文中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双边贸易值，也可用双边贸易量来替代。另外，本文的研究至少可以在下列几个方面延续：（1）国际贸易商品分为很多类别，详尽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国际贸易的影响，对有的放矢地指导贸易策略是有意义的；（2）不同国家由于其开放程度的不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金融危机对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on International Tradeand its Lesson for ChinaWang Xiaomei1，2 Qin Xuezhi1(1.Management School，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3，China;2.Business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Abstract: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 direct way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By quoting and comparing theclassical bank run theory and gravity model，this paper firstly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international trade.It then uses bilateral trade data and macroeconomic data in 2008 from 20 selected countries to do an empirical research.Thefindings show that financial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act can be lagged.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act.

Key words:gravity model;financial crises;international trade（责任编辑：张积慧）单个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四、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和投资需求渠道显著影响国际贸易，因此，要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冲击，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吸引外国投资

在世界金融危机，资本流动性趋于缓和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FDI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FDI的引进，不仅能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而且能弥补出口下降产生的外资短缺。

（1）扩大吸引FDI的领域。根据全球FDI的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我国应利用外资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向，可着重在基础设施、服务业、高新技术等领域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这些领域近年来是投资的热点，而且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2）拓展FDI的来源地。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限，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我国在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促进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利用发达国家资金的比重，这样既能提高外资规模，也有助于提高外资质量。

（3）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目前，我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已有了很大改善，但随着外商投资进程的推进，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对此，我国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类法律，创造良好的制度框架，并使今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更加公正和透明。另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增强环境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二）促进贸易融资

在进一步放松银根，扩大贷款额度，降低银行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等措施的基础上，还应采取以下措施：（1）创新金融机构贷款方式。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贷款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应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保单贷款、出口订单抵押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并开展延长贷款期限、实行灵活的还款方式等支持出口企业融资。

（2）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不仅可以控制收汇风险，加速资金周转，增加贸易机会，还能从银行获得融资，对企业可谓是一举多得。所以，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规模，使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降低保险费率，以减少出口企业的成本。

（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大部分出口商多为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在贸易融资时困难重重，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无疑是雪上加霜。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快发展短期融资券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此外，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充分运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等多种信用增值工具，设计多层次的贸易融资产品组合，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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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2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外商的投资活动紧密相连。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国内银行贷款增长率每年都以近2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银行信贷就构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本文是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的实际情况为例，实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银行信贷在出口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异同，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 FDI对外贸的促进作用

Munde1.R.A.（1957）首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他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其研究表明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认为投资会替代贸易。当两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相接近时，这种替代效应尤为明显。Vernon(1966)则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他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展开，是对企业出口方式的替代。在产品生命周期运动中，由于产品和技术的标准化，企业在国外市场便会受到当地企业的竞争压力，这时企业将会考虑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替代出口，以保护企业在国外的市场。

国内研究有关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文献也相当丰富。封福育(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FDI流入与进出口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FDI提升了我国贸易产品的竞争力，改善了进出口结构，促进了国际贸易。 施敏颖（2001）则认为FDI与我国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进口的贡献大于对出口的贡献。戴金平和冯蕾（2003）选取1985年―2002年的各省数据，利用分布滞后模型，从FDI的来源、外资规模、外资企业出口数量、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科技人员数量和投入研发比重六个方面考察了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揭示了FDI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因地而异的原因。杨丹辉（2004）从外商投资对我国出口总量扩张、结构调整以及出口竞争优势三方面的影响考察了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张军等人（2005）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中国1982年―2003年的数据，对中国FDI与国际贸易增长的均衡关系进行研究。王剑（2005）认为FDI与出口在长期内存在互补关系，但FDI与进口的长短期关系却有所不同，在短期内FDI与进口贸易互补，但长期中却表现为相互替代。王韦琳等人(2006)认为，中小企业主导的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要大于跨国公司主导的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下降。

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江苏利用FDI与进出口关系也作了相关研究。许正荣，张敏（1999）研究指出FDI对江苏进、出口都有促进作用。沈坤荣，耿强（2000）分析江苏省FDI的出口需求和供给效应，并探讨了FDI产生的负面效应。朱（2003）指出外资企业的出口改善了江苏出口商品结构。梁志坚，卿琳（2004）研究指出FDI对江苏进口增长具有推动作用。翟波（2005）分析指出FDI对江苏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提高了江苏出口商品结构的质量。

2、金融机构信贷对贸易作用的相关研究

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与国家的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银行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等功能。这些功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推进技术创新，继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Rajan（1998）从行业层面证明了国内银行发展对行业生产和成长的促进作用，一国对外贸易是国内生产的延伸，国内的生产水平决定了它的贸易模式。Svalery和Vlachos（2001）对此作了实证检验，分析了OECD国家内部金融部门与比较优势的关系，证明了是金融发展引起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反向的逻辑关系。Beck（2001）从动员储蓄功能分析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采用6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银行部门对对外贸易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银行对出口型企业的信贷。 国内的陈建国、杨涛（2005）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金融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金融部门可以促进国内资本禀赋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进而改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FDI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颇多，对金融机构信贷对贸易的作用的相关研究也不少，但对于FDI与金融部门特别是一区域内金融机构信贷在对外贸易影响的比较研究上，相关的文章不多见。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以江苏数据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系统分析FDI和金融部门信贷对江苏省进出口的作用，以期为江苏省进一步有效利用FDI、合理使用国内信贷资金、促进金融和外贸协调发展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三、江苏省实证分析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FDI流入与外贸总额持续增长。从1990年的江苏实际利用FDI为1.41亿美元，到2006年增加到174.31亿美元，每年增幅达20%。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也由1990年的821.89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8485.02亿元。同期，江苏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为41.39亿美元和2831.95亿美元，增幅很大。如图1、2所示，在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银行信贷就构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1、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度量FDI流入量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年末贷款余额（1995年以前为银行贷款）来衡量金融机构信贷，用进口额和出口额来衡量对外贸易，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样本区间设定为1990年至2006年，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以前是江苏省利用外资的启动阶段，实际利用外资率比较低，1990年利用率仅为50.92%。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江苏利用外资进入了全面推进和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因此样本选取为九十年代以后。

（LNLOEN表示信贷额取自然对数；LNFDI表示；FDI取自然对数；LNEX表示出口取自然对数；LNIM表示进口取自然对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在1990年以来表现出了一种强劲的增长趋势，通过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来回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进出口总额的关系，能够计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但是会存在数据序列不平稳、多元共线性等情况，从而导致回归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并且不能从动态角度讨论它们的具体联系。而且，理论上，外国直接投资从单纯的资金投人，转化为“三资”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再到开始正常生产，因而对进出口产生影响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当年就完工，对当地企业进出口的间接影响则需要更长时滞。因此，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是动态的，具有滞后性。同时，作为金融机构的信贷也同样具有相似的滞后性。所以模型中必然进行时间滞后的处理，包括若干滞后项。本文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机构信贷与江苏进、出口总额的ALMDN模型，利用Eviews计量软件从动态角度来研究彼此两者的关系。选择的变量是实际变量的自然对数，以避免异方差的生产。基于经济意义的合理性，本文利用考虑滞后二年的FDI和金融机构信贷分别对出口和进口建立回归模型，ALMON模型分布滞后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一个ALMON模型由三个因素确定，分别是滞后期p，多项式次数q和约束条件。其中约束条件分为近端约束、远端约束、同时采用近端和远端两种约束三种类型。

2、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FDI 以及金融机构信贷对外贸的出口的影响不会超过3个时段，因此施加一个远端约束是合理的，运用两步滞后一阶多项式远端为0的限制条件对该模型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的回归方程，以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值。FDI与出口关系模型方程：

LNEX = -4.558997857 + 0.5788683159×LNFDI +

（ 7.224098） （7.22410）

0.3859122106×LNFDI（-1）+ 0.1929561053×LNFDI（-2）（2）

（ 7.22410） （7.22410）

R2=0.800576；F=52.18759；DW=0.926254 ，并且滞后系数和=1.15774。

FDI与进口关系模型方程：

LNIM = -5.020980987 + 0.5916485611×LNFDI +

（3.266059）（6.65827）

0.3944323741×LNFDI（-1）+ 0.197216187×LNFDI（-2）（3）

（6.65827）（6.65827）

R2=0.773253；F=44.33262；DW=0.368141，并且滞后系数和=1.18330。

金融机构信贷与出口关系模型方程：

LNEX = -5.749683693 + 0.6611119436×LNLOAN +

（ 9.684107）（18.8796）

0.4407412958×LNLOAN（-1）+ 0.2203706479×LNLOAN（-2）（4）

（18.8796） （18.8796）

R2=0.964811；F=356.4377；DW=0.344993，并且滞后系数和=1.32222。

金融机构信贷与进口关系模型方程：

LNIM = -6.310028146 + 0.6799789034×LNLOAN

（0.781011） （14.7618）

+ 0.4533192689×LNLOAN（-1）+ 0.2266596345×LNLOAN（-2）（5）

（14.7618） （14.7618）

R2=0.943701；F=217.9111；DW=0. 32768，并且滞后系数和=1.35996。

由以上2-5各式整理得出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自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金融机构信贷对出口的影响明显要大于FDI对出口的影响（金融机构信贷滞后系数之和1.32222大于FDI滞后系数之和1.15774），相比较金融机构信贷来说,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FDI与出口额间的相关关系较弱。 同时表1，表2可以看出江苏进出口总额不仅受到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机构信贷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其前两年FDI和信贷额的影响，但前两年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例如，当年FDI及其滞后两期FDI（-1）、FDI（-2）每增加1%，当年出口将分别增加0.5788%、0.3859%和0.1929%，当年进口将分别增加0.5916%、0.3944%和0.1972%，这也说明了FDI对江苏的进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结合表1和表2来看，相比较当年FDI及其滞后两期FDI（-1）、FDI（-2）对当年出口的影响弱于对当年进口的影响，即无论当年的FDI，其滞后两期FDI（-1）、FDI（-2）对当年进口的相关系数略大于其对当年出口的相关系数。同样，金融机构信贷也是对进口的影响要比对出口的影响要强些（各变量与进口相关系数以及滞后系数之和均大与出口）。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

1、滞后性

江苏省无论是FDI，还是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都具后很强的滞后性，滞后期大约都为两年。

2、影响不同

在同一时期内，FDI与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主导性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明显要大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国内金融信贷成为了江苏省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江苏金融发展是江苏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原因，因此金融的适度发展是实现江苏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FDI流入、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增长率的影响处于不同地位是因为，尽管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对FDI的流入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但对江苏外贸影响依然小于金融机构信贷，说明江苏出口主要是依靠有限供给的国内银行信贷来支持，尤其是自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中央银行规定放弃对银行信贷的规模额度直接控制，这有利于银行信贷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刺激了对外贸易的投入与发展，结果是主导性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要大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

3、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口影响较大

在同一时期内，金融机构信贷，对江苏省进口的影响要强于对出口的影响。说明江苏的信贷政策对于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信贷政策过于偏向进口，建议应调整信贷政策，进一步向出口企业倾斜，支持和鼓励出口，以提高我省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促进金融与外贸的协调发展。

总之，从江苏省的实际看，江苏省经济外向型比较高、经济开发区众多，这种产业特点有助于“以贸引资”战略的实施。然而劣势在于江苏省的进出口额基本是外资企业完成的，外贸对外资过于依赖，这对江苏经济也有一定的威胁。同时，根据实证结果，金融机构信贷对外贸的影响不能忽视。在优化利用外资的同时，应加大国内金融机构对外贸的支持力度，实施鼓励内资企业发展战略，有效改善江苏省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降低江苏外贸依存度和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从而促进江苏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08SJD7900056和徐州工程学院科研基金支持课题XKY2006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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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建国、杨涛：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促进效应分析[J].财贸经济，2005（1）.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3

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涉外企业融资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陆续对企业货物贸易实行登记管理，对规范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抑制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热钱”流出入，创造公平、合理的进出口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涉外企业贸易融资方式产生了影响。由此观之，不管是监管层对社会融资进行总量调控，还是涉外企业进行外汇融资，都应高度关注企业外汇融资的取向。

取向及成因

在现行管理框架下，涉外企业外汇融资渠道主要有直接投资、境外借款、境内银行外汇融资、贸易信贷等。随着我国涉外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加大，我国涉外企业外汇融资规模日益扩大。涉外企业除通过贸易信贷预收货款、延期付款方式进行外汇融资外，经常还选择境内银行外汇融资、境外股权融资、境外债务融资和境外上市等融资形式。

由于目前市场汇率避险工具较少，在本外币利差及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影响下，资产本币化和负债外币化操作依然是多数企业转嫁人民币升值风险甚至博取升值收益的最主要手段。涉外企业出于保值或投机性需要，不愿持有外币，对外币负债需求十分强烈。这一方面使得境内银行外币存款大幅下降，贷款利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造成境内银行与企业之间在外汇贷款方面的供需矛盾日渐突出。与国内市场外汇资金短缺及融资成本不断走高不同，国外市场资金利率要明显低于国内，在资金容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综合考虑境内外外汇融资成本，企业对利用境外资金表现出明显的偏好。

在此背景下，涉外企业外汇融资取向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企业之间的商业信贷是进出口贸易中主要融资方式。当前，贸易信贷高于银行提供的进出口贸易融资。企业之间相互直接商业信用融资仍然是进出口贸易中主要的融资方式。其原因一方面是银行开展贸易融资力度不够，基于风险控制因素，对进出口企业进行贸易融资的门槛较高，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企及；另一方面随着人民汇率升值预期加剧，境外资金通过贸易信贷项下预收货款和延期付款可以较为方便地流入境内，在获取收益后也可顺利流出。

出口贸易信贷融资高于进口，资金滞留境内的意愿强烈。出口贸易信贷融资高于进口。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出口企业的境外贸易伙伴很多都是关联企业或母公司，相互之间融通资金较便利；另一方面也显示进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明显的议价优势，贸易融资空间有限。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国内资产价格上扬的背景下，贸易信贷预收货款增长较快，预收货款比例明显增长，延期付款注销率呈下降态势，延期付款在一般贸易进口中比重增高，均显示出资金强烈滞留境内的意愿，其背后潜藏异常资金流入风险。

国内外汇贷款利用率偏低，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发展较慢。据调查，主要以信用证、打包放款、出口押汇、进口押汇为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国内外汇贷款使用方式有局限性，只有出口押汇和打包放款允许结汇，可由金融机构直接核准办理，除此以外的国内外汇贷款均不得结汇，企业对使用国内外汇贷款融资的积极性不高；二是金融机构对国内外汇贷款业务宣传力度不够，地市级银行审批周期较长、手续复杂，一些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不足，取得贷款难度较大；三是外汇贷款利率不断上涨，进一步造成国内外汇贷款利用率低下。

企业外汇融资以境外股权融资为最优选择，债务融资占比较低。从融资难易程度及被接受程度看，企业外汇融资首选方式仍是境外股权融资，远远高于其他融资方式。境内企业通过吸收境外投资者的直接投资或利用留存收益的形式取得所需资金，境外投资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在此过程中融资取得的资金具有不可逆转性，融资成本和风险相对较低。同时境外投资者在正常经营中享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对于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和所处行业的投资者具有较大吸引力。

境外债务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境外借款融资利率普遍低于国内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利率，作为在境内、企业该项资金既可以用于支付进口项下货款，也可以结汇成人民币使用，缓解人民币资金的不足，具有成本低且使用灵活的特点。其缺点在于受企业性质和额度限制且审批手续严格、繁琐，因此在企业外汇融资中占比较低。

境外上市融资效益显著。境内企业通过境外上市筹资范围广、规模大，资金使用灵活，不仅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同时对提高上市企业的国际声誉、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通过引进国际资本的过程，不仅得到企业高速发展过程中急需的资金，同时还可以为企业带来国际化的管理理念、推动企业按国际化的定位发展的思路及策略。为企业在境内外拓展市场、扩大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基础。但境外上市融资对企业本身要求高、过程繁复、手续繁琐。究其根源在于“优质企业”的缺乏，企业自身上市管理状况堪忧、盈利能力不强，激增、预收货款比例明显增长，无法摆脱作坊式的经营模式，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境外上市更无从谈起。

中、外资企业外汇融资方式差异明显。中、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不同是两类企业对外贸易信贷授信状况不同的重要原因，而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使得其在外汇融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此，外商投资企业与中资企业在贸易信贷融资和其他外汇融资方式选择差异明显。一是外资企业贸易融资中短期贸易信贷资产和负债占比普遍高于中资企业，长期贸易信贷资产和负债占比普遍低于中资企业。电子等高科技行业的较大规模外资企业，收款周期较稳定，贸易信贷量明显大于中资企业。二是外商投资企业融资渠道可选择余地更大，可以通过境内外汇贷款、境外股权融资、境外债务等多种融资方式取得外汇资金。少数境内企业可以通过境外间接上市将自身身份转换为外商投资企业，以获取更多的融资渠道。而多数中资企业则只有通过贸易信贷和银行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汇资金，且资金的使用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

企业问题

当前，企业外汇融资中往往存在以下问题：

涉外企业汇率风险意识薄弱，外汇融资避险手段缺乏。企业对规避汇率风险认识不足，对规避汇率风险工具了解不够，没有采取适合自己的结售汇方式规避风险，而造成一定经

济损失。目前，企业贸易信贷融资工具主要为出口预收货款和进口延期付款两种，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这两种方式能很好地让企业规避因本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较易被企业采用。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出口预收货款在企业全部出口额中占比仍然较低。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大多数企业产品以低附加值、低利润率为主要特征，企业议价能力不强，在对外签订合同时常处于弱势地位，被动接受外方开出的条件，包括商品价格以及结算货币等，企业无法主动选择有利于自身的结算货币，加大了企业对外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在进口业务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问题，从而导致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不能根据业务操作和避险需要，合理确定结算货币，进出口收付汇货币结构错配严重。

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发展滞后。对进出口支持力度不够。部分金融机构经营贸易融资业务理念滞后，侧重办理常规国际结算业务，对贸易融资重视程度不够。在对进出口企业的调查中，大多数企业都表示希望开展贸易融资业务，但对银行的贸易融资产品不了解，没有得到银行相关的融资服务。

外汇融资服务供需不平衡，中小进出口企业融资难。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中，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占到大多数，但银行提供外汇融资服务的客户绝大部分为大型生产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中小企业在恢复对外贸易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却未能得到相应的融资服务，影响了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由于银行融资难度较大，更多中小企业选择与进出口商直接开展贸易信贷。

中外资企业举债“待遇”不一，中资企业发展受限。目前中外资企业外债管理政策差别较大。外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差额度内举借外债，在差额度不够的情况下可以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变更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以扩大借债额度。同时，现行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借用短期外债的展期没有明确限制，短债长用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之相比，中资企业对外举债受到严格限制。中资企业举借中长期外债需要事先通过发改委的审批，举借短期外债也需要先行向外汇局申请短期外债额度，举债手续复杂且审批时间较长。管理政策的不一致，导致了中外资企业无法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中资企业外汇资金匮乏，发展受限。

贸易信贷融资统计监测手段明显滞后。调查发现，外汇信贷收支报表仅统计进出口押汇、海外代付、福费廷和打包放款等传统贸易融资业务，而远期信用证、新推出的汇利达等融资产品不在此统计范畴，不能真实反映贸易融资状况。

相关建议

首先，大力提高企业汇率风险意识，促进企业贸易融资健康发展。

1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外汇管理部门应加大对汇率风险管理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增强汇率风险意识，建立企业风险防范机制，通过合同定价模式、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转变经营战略以及加快收汇进程等努力将汇率波动对企业盈利的影响降到最低，帮助企业掌握各种外汇避险工具的运用，以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增强规避风险的能力。企业要积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对外议价能力，逐步由出口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效益型增长转变，增强国际竞争力。

2　点银行应重点发展贸易融资业务，大力优化贸易融资服务环境。贸易融资作为一种风险相对较低的融资业务，以真实的进出口贸易为背景，既能为企业提供进出口融资，由，可为银行带来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新的巴塞尔协议已将贸易融资资产确定为低风险资产，这为贸易融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银行应在融资服务中树立主体管理观念，整合企业进出口、外汇收支、人民币收支等信息，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个性的融资产品。优化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流程，在审核贸易真实性背景和风险控制前提下，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实现银企双赢。

3　秘极支持中小进出口企业发展对外贸易。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银行应以贸易的真实性为审核重点，在贸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降低对企业授信审批的要求和贸易融资的担保条件，给予一定的贸易融资。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协调解决贸易融资担保问题，鼓励出口商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或借助担保公司。企业除善用贸易信贷解决自身问题外，也应积极主动争取取得银行支持，建立良好的信用，规范财务管理，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及时与银行沟通，为自身贸易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标本兼治，多方拓宽企业外汇融资渠道。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4

中图分类号：F752.62；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66-10

一、引言

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贸易的影响在于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Kletzer & Bardhan（1987）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被视为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一样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在金融体系完善的国家更具有贸易比较优势。Raja & Zingales（1998）的研究结果从行业层面证明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资产交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外部资金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将发展更快、出口份额更高、贸易获利更大。Beck（2000，2002，2003）从金融市场动员储蓄的功能角度分析了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规模经济，采用多国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规模收益越高的制成品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越强、规模收益与外部融资需求具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Svalery & Vlachos（2005）和Manova（200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部门的出口份额较大。Bena & Ondko（2012）利用1996―2005年欧盟国家的相关数据检验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认为金融发达国家的企业需要借助外部融资实现高速增长，为企业成长提供外部融资是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朱彤等（2007）使用中国23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影响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外部融资支持并提高外部融资依赖较强行业的比较优势。谈儒勇（2007）选取31个省区20个行业的1 860个样本，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程度的乘积项发现，金融发展对不同省区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长的影响会随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不同而不同；在金融相对发达的地区，适合引导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发展，而对外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则宜于到金融相对不发达的地方发展。朱彤和曹珂（2009）基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视角，采用中国制造业部门2001―2006年28个行业的相关数据，针对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行业因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差别而导致资金获取规模的不同，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容易通过金融发展而得到丰富的资金支持，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李连发和辛晓岱（2009）通过分析33个国家非上市企业的数据得出结论，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越强，融资成本就越低，金融发展对企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大。高玮（2010）通过构建PR模型考察了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不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得出了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类型的制造业发展的结论。齐俊妍（2010）基于行业的外部金融依存度，考察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关系，发现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孙灵燕和崔喜君（2011）从融资约束角度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对出口增长的作用更明显。贵斌威等（2013）使用2001―2007年金融业和制造业的省际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融资依赖效应，结果表明，行业的融资依赖度越大，国有比重越小，将从金融发展中取得越大的优势。

曾璐璐：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增长

综上所述，在已有的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中，研究者大都将金融作为一种影响因素，通过分析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效率等方面对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来阐述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的作用；也有部分文献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将金融视为一种要素禀赋，讨论如何通过动员和利用外部资金来影响一国的贸易水平。但是从外部融资依赖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贸易发展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大部分现有研究都是从金融市场的功能出发，而没有区分外部融资的资金来源。然而从融资渠道来看，不同类型的外部资金，例如银行信贷、FDI、股票与债券以及其他来源的资金，很可能对一国贸易水平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资金来源出发，讨论不同类型的外部资金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具体讲，本文将分别考察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金――“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在不同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条件下这两种异质资金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一个系统框架下考察外部融资依赖度、金融发展和地区贸易增长三者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为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根据Raja和Zingales（1998）所提出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性可以通过微观机制和影响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效应，本文预期得出以下结论：地区经济越依赖外部融资，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考虑到不同的外部资金融资渠道，即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地区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下面首先构建计量模型，然后对所使用的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

1.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Raja & Zingales（1998）建立模型的方法，使用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联合作用对各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EXPORTit=c+α1INDit+α2FINANCEit+α3INDit×FINANCEit+α4CVit+μi+γt+εit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EXPORTit表示出口贸易额，采用各地区当年出口额（按照年均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并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度量。

解释变量IND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FINANCE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金融发展水平；INDit×FINANCE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度与该地区同期的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用来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是否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如果这一指标的系数显著，则表明金融发展在外部融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联结作用； CVit表示控制变量，μi、γt、εit分别表示截面特定效应、时期特定效应和残差项。

在所有的待估系数中，α3为本文实证检验的关键。如果α3的符号为正且显著不为零，则可以说明地区经济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具体就不同融资渠道而言，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和FDI的融资依赖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2.变量选择

（1）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以国际金融统计的相关数据为基础，编制了一套衡量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此后的研究大多沿用了这一体系中与金融中介相关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等指标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Love（2003）将金融中介发展指数与股票市场发展指数之和作为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总体指标。考虑到我国的股票市场发育不完全以及我国金融市场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区分了不同的融资渠道，从两个方面度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it）：一是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即信贷密度，用DENLOANit表示；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GDP比重，即外资密度，用DENFDIit表示。其中，第一个指标着重刻画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的集中程度和金融发展深度，信贷比重越高表明金融机构（银行）投放贷款量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第二个指标侧重讨论可获得的外源资金中FDI的资金数量和贡献率，外资密度越高表明外资的流入量越大，越有利于解决资金约束瓶颈，促进出口。

（2）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指标

Rajan & Zingales（1998）、Beck（2002，2003）、Svaleryd & Vlachos（2005）、谈儒勇（2006）的相关研究中，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的测量均以行业数据为基础，以检验不同行业由于各自的行业特征差异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否不同。与以上着重微观层面的行业研究不同，本文侧重从宏观层面考量不同地区对不同融资渠道的依赖程度。考虑到企业融资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固定资产积累及再生产，我们借鉴并改进黄玖立（2010）的做法，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INDit）的度量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用INDLOANit表示，采用国内贷款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本文将除自筹资金之外的其他形式的资金，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主要为FDI）、债券、其他来源，统一界定为外部资金。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二是地区经济对FDI的依赖程度，用INDFDIit表示，采用利用外资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

（3）控制变量

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除了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以外，还受该地区的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为了控制其他地区特征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重点考虑了以下影响因素：

一是政策性因素。为把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政策特征因素：国内投资（DIit），采用各地区的固定资本投资额与外商固定资本投资额之差度量；政府支出（GOVit），采用各地区当年财政支出额度量；外资比重（SHFDIit）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从事出口贸易，FDI对地区的出口贸易应当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 ，采用各地区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度量。其中，前两个指标反映了地区经济的政策导向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第三个指标不仅能够直接体现外资企业所占份额，还能够间接体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

二是制度性因素。本文选取用两个制度性变量：国有化程度（SOEit），采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度量；信贷偏向（BIASit），采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比重度量。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的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相对高效的非国有经济在国内信贷市场受到融资约束限制，这种信贷资源的偏向性供给可能会对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要素禀赋，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资源丰富程度和劳动力密集程度也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采用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度量农业禀赋（DENARGit），采用当年煤炭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度量自然资源禀赋（DENINit），采用就业人数（LABit）和高等学校在校人数（EDUit）度量人力资源禀赋。

3.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内地29个省区（不包括、重庆）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有些省份某些变量的数据区间小于2001―2012年，本文保持原数据区间不变。计量所用数据均采用CPI指数消除了物价因素，并将相关数据单位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同时，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增强数据测量的平衡性。表1为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方法，即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并由Hausman检验决定最终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计量结果。通过检验结果的对比可知，本文的待估模型均应该选取固定效应的形式。由于文中采用的数据是面板结构，因此我们使用GLS方法消除面板数据中的异方差。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1.0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回归，表2的（1）～（4）列列出了采用“信贷密度”（DENLOAN）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采用“外资依赖度”（INDFDI）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5）～（8）列列出了采用“外资密度”（DENFDI）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采用“信贷依赖度”（INDLOAN）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9）列报告了以上四项变量的联合回归结果。

1.分别用“信贷密度”和“外资依赖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

仅加入INDFDI变量未加入DEN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1）列，INDFDI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表2的（2）列为未加入INDFDI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信贷密度是否会独立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数据显示信贷密度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表2的（3）列为同时加入DENLOAN和INDFDI变量的回归结果，DEN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而INDFDI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是显著为正。加入DENLOAN和INDFDI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4）列，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信贷是各地区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但与出口贸易增长负相关，信贷资金供给越多越不利于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对外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越快。

信贷密度与出口贸易负相关的结果与预期不符。根据以往经验研究（孙兆斌，2004；阳佳余，2007），地区银行信贷可以促进当地对外贸易发展，增加出口。而本文模型中的这一指标系数显示为负，表明信贷资金的密集投放并没有对地区的出口贸易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多供给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相对高效的非国有经济在信贷市场融资困难。控制变量中的两个制度性因素――国有化程度（SOEit）和信贷偏向（BIASit）也支持了这一判断，这两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为负 ，其中国有化程度更是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国有经济集中和信贷资金流向国有经济较多的地区，银行信贷对出口贸易没有正向助推作用。也就是说，国有化程度越高，信贷资金越集中供给国有经济的地区，出口贸易发展越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4）列结果显示DENLOAN和INDFDI的系数均为负，而DENLOAN与INDFDI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信贷密度和外资依赖度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关系，见表3。

INDFDI临界值为0.07%，大于临界值时，DENLOAN增加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小于临界值时，DENLOAN增加不利于出口贸易增长。

DENLOAN临界值为0.35%，高于临界值，则INDFDI越高越能促进贸易出口；小于临界值时，INDFDI较低有利于贸易出口。若INDFDI大于临界值0.07%，DENLOAN越高越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若DENLOAN大于临界值0.35%，INDFDI越高越能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结论是，INDFDI越高的地区，DENLOAN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增长。

若INDFDI小于临界值0.07%，DENLOAN较高不利于出口贸易增长；但DENLOAN过低以至于低于0.35%时，INDFDI的增加对出口的是不利的。结论是，在INDFDI较低的地区，应该有适宜的DENLOAN与之相匹配。

从表3中可见，要使外资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为正，信贷密度必须大于一定临界值，即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超过0.35%，低于0.35%时外资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信贷密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通过信贷投放为地方企业提供资金，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满足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相反还可能因为滞后的经济环境减少对外资的有效利用。（4）列数据还表明，DEN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是-0.46+6.69×INDFDI，当外资依赖度高于0.07%时，DENLOAN与出口贸易是正向关系，反之仍为负向关系。因此，结合INDFDI和DENLOAN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得到的结论是：不同地区、不同外资依赖程度下的信贷密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无论是从INDFDI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还是DENLOAN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来看，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小于0.07%）的地区，过高的信贷密度将直接通过DENLOAN变量对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信贷密度太低（低于临界值）的金融发展水平，又会由交互关系导致外资依赖程度对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些地区需要寻找一个适宜的信贷密度与当地的外资依赖度相匹配。

2.分别用“外资密度”和“信贷依赖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

仅加入INDLOAN变量未加入DENFDI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5）列，IND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2的（6）列为未加入IND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外资密度是否会独立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分析显示DENFDI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表2的（7）列为同时加入DENFDI和IND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DENFDI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而INDLOAN对出口增长的作用仍显著为负。加入DENFDI和INDLOAN交互项的结果见表2的（8）列，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各地区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与出口贸易增长正相关，FDI数量越多越能拉动出口贸易增长，也就是说，FDI有助于缓解地区经济的融资约束，弥补资金缺口；同时，对信贷资金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越慢。

对于信贷资金依赖度与出口贸易存在反向作用不难解释。与一般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所不同，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特征（黄玖立等，2010）。由于证券市场发育迟缓，大量外部资金以信贷方式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而银行贷款的发放带有强烈的选择性，其主要依据不是投资项目的潜在获利前景，而是制度特征，即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Huang，2005）。制度上的偏向使得低效率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长时间依赖银行贷款这种廉价和便捷的融资方式，以优先获得连续、丰富的资金供应。这意味着，对信贷资金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其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越大。而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非国有经济贡献的，也就是说，相对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并不能从信贷渠道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以支持其出口比较优势。

与DENLOAN作为金融发展水平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类似，表2的（8）列结果显示INDLOAN的系数为负，而DENFDI与INDLOAN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说明外资密度和信贷依赖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IND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是-2.31+1.41×DENFDI，这表明，要使信贷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为正，外资密度必须大于一定临界值，即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GDP比重超过1.64%，低于1.64%时，信贷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表现出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外资密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缓解信贷资金不足对非国有经济带来的资金约束，相反还可能因为非国有企业通过非正规渠道向国有企业借贷而增加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减缓出口贸易增长。结合DENFDI和IND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外资数量的增加可以给地区出口贸易带来正向效应，但不同地区、不同信贷依赖程度下的外资密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尽相同；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小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表2（9）列的结果也支持了以上分析，无论是以信贷密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还是以外资密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都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在外部融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过程中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增长。此外，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外资密度的估计系数均大于信贷密度的估计系数，表明相比信贷资金，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更强。

3.控制变量的估计

政策性因素中只有政府支出指标（GOV）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政策的干预与调节是地区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推行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一般预期。国内投资指标（DI）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外资比例指标（SHFDI）的稳健性不强，表明这两个指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确。

制度性因素中国有化程度（SOE）和信贷偏向（BIAS）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其中国有化程度在各方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显著性较高。这基本反应了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偏向较低效的国有经济的事实，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困难阻碍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要素禀赋变量中的农业禀赋（DENARG）的系数为正，但稳健性不强，表明农业资源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因素之一，但各省份之间的禀赋差距不大；自然资源禀赋（DENIN）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确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但并不能在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形成贸易优势；表示人力资源丰裕度和技术水平的变量LAB和EDU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一方面揭示出我国充足而又低廉的劳动力是构成现有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力资本的技术水平也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地区出口增长率（GEX）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的联合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果和显著性。我们重复了表2的模型回归，将结果列于表4，其基本结论与之前分析基本一致。估计结果再次表明，外部融资依赖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对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前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五、结语

本文采用中国29个省区2001―2012年的相关数据，基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表明：（1）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外部融资渠道。在信贷资金的配置过程中，由于银行部门存在制度性选择歧视，信贷资金大量集中于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普遍遭遇“融资约束”，这使得信贷资金并没有在促进出口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限制了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体现；而外资数量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积极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压力。（2）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但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不同的地区，金融发展通过不同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的地区，需要寻找一个适宜的信贷密度与当地的外资依赖度相匹配以促进出口增长。在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3）与信贷融资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更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调整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配置结构，纠正制度性扭曲对非国有经济造成的融资约束；第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引导FDI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以缩小贫富地区的出口差距以及收入差距；第三，在对外资的引进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融资依赖特征，发挥信贷资金与外资的相互作用；第四，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匹配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

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样本，从融资渠道角度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但不足之处在于：（1）对于融资渠道的度量并不全面，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只是金融市场的两条主要融资渠道，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形式的外部资金来源并没有在文中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可操作性的增强是，对其他融资渠道的研究也可以纳入；（2）本文的样本区间仅为2001―2012年的数据，研究区间较短可能会影响对某些变量的分析及其显著性的讨论；（3）本文采用的是宏观层面的样本数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行业、产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一步研究融资渠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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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5

中韩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文化背景相似，经济上互补性强，相互合作领域较为广阔，这些都为扩大两国的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持续发展，韩国已是中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也连续四年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又成为第一大进口市场。

一、中韩经贸合作回顾

1.中韩贸易的现状

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两国间的贸易呈现出飞速增长的趋势，并结成了重要的伙伴关系。韩中贸易额从1992年的64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683亿美元，规模扩大了约26倍。根据韩国统计标准，中国是韩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进口对象国。从中国的统计标准来看，韩国是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对象国及第二大进口对象国。从1992年到2008年期间，两国的贸易额年平均增长22.7%，同期两国对外贸易的平均增加值有大幅上升。韩中两国的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稳步上升。

特别是在韩国对外出口中，对中国出口所占比重已从1992年的3.5%上升到2008年的21.7%。中国在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国对象国，并从2005年以来，一直维持着20%以上的高出口占有率。

持续增加的韩国对中国贸易呈现出新的变化。在2005年达到顶峰的韩国对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目前正在减少。2008年，韩国对中国出口金额为914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加了11.5%；进口则为796亿美元，增加了22.1%。韩国对中国的贸易总数收支为145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45亿美元，与2005年的顶峰时期相比，已经连续3年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表1）

2.中韩两国贸易品种的变化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间的主要贸易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①1992年中韩两国贸易的产品主要有不锈钢板、合成塑料、造船钢铁制品、皮革制品等；而到了2008年，则主要的变为半导体、石油产品、平面触摸显示器、传感器、无线通讯设备等产品。韩国对中国的进口也从1992年的纤维产品、原油、人造短纤维织物等转向2008年以不锈钢板、半导体、电脑、平面触摸屏显示器及传感器等为主。两国间贸易产品的品种经历了相似的变化发展过程。

3.中韩经贸关系的特点

（1）中韩之间的贸易额增长迅速

中韩贸易渊源流长，两国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2%。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韩贸易额已经超过韩美贸易额，在1992年建交的时候中韩贸易额才只有达到50.3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中韩贸易额达到1598.9亿美元，16年间增长了3178.7%。其中，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1992年的才26.2亿美元，1995年时就突破了100亿美元，2000年则突破了200亿美元，到了2007年时就有1037.5亿美元，增幅达到了3959.9%。而韩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从1992年的24.1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61.4亿美元，增幅为2329.5%。

（2）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仍然在扩大

在中韩两国贸易持续增长中，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继续扩大。由1992年两国建交时的2.1亿美元一路攀升，1997年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2000年达 历史 最高之后，2002年一举达到130.77亿美元，2003年突破200亿达230.38亿美元，2004年甚至突破了300亿美元达344.31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9.5%。而到了2007年则已经达到了476.1亿美元。

（3）中韩互相投资步伐明显加快

韩国对中国投资始于1985年，起步较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1985年到1992年建交的8年中，韩国企业在华项目只有942项，合同金额6.2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只有1.6亿美元。2002年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2009年3月末至今，韩国在中国的投资项目累计共有38238件，总金额达269.2亿美元，各占韩国全部海外投资的42.7%和22.5%。与中国建立的中国指向性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按照中方的统计，在中国吸收外国人投资方面，韩国也是主要投资国。截止到②2009年3月末，韩国对中国的累计投资总额为421.6亿美元，占中国FDI招商总额的4.5%。另外，按照年统计标准，2008年韩国对中投资额为31.4亿美元，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3.4%。继香港、英属维京群岛、日本、开曼群岛，韩国是中国的第五大外资引进国。

而据韩方统计，2007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已经突破20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投资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已成为韩国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国。

中国商务部③2007年引进外资的统计也显示，中国从韩国企业引进的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分别高于迄今为止对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日本和美国，居各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首。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韩经贸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中韩两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活动日趋活跃，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为推动三国经济乃至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9月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蔓延，全球经济都收到了强烈的冲击，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全球贸易出现大幅下降。中韩作为世界主要的贸易大国，不可避免地开始面对出口下滑的严峻形式。

1.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GDP的增速明显下降。其次，进出口连续大幅下滑。据商务部统计，④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25616.3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同比增长17.2%，进口11330.9亿美元，同比增长18.5%。最后，部分行业所受冲击较为严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的重工业仍处于低迷状态，2009年1-4月石化、化工、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都呈现同比负增长。还有我国的房地产由于自身存在一定的泡沫，在内外作用下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2009年1-4月我国房地产投资额同比增长率仅为4.9%。

2.国际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冲击

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冲击是很明显的。⑤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韩国嫉妒GDP连续回落，2008年第四季度韩国GDP仅为1914亿美元，同比下降33%。韩国的出口额虽然在前三个季度仍然保持同比增长，但是到了第四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一方面，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对韩国经济的严重冲击；同时，韩国本土市场相对较小，对外以来程度很高，也使得难以抵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韩国的工业生产各项指数随较1月份明显回升，但仍明显低于2008年同期水平。

3.中韩之间的相互贸易收到很大冲击

作为全球的贸易大国，中韩两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关系十分紧密，区域内贸易占据全部对外贸易比重较大。尤其是韩国对区域内贸易的依赖程度很高，韩国对华贸易占其全部贸易的19.6%。两国贸易关系在2001年-2008年期间，韩国对中国贸易依存度有所提高，中国对韩国的贸易比重也有所上升。随着两国对外贸易收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快速萎缩，相互间的贸易同样面临萎缩的严峻形势。

中国对韩贸易在2001年—2007年期间曾经保持年均28.3%的快速增长势头；2008年一至三季度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尤其是出口增长快于进口，三季度同比增加涨幅达到52.8%。但是进入四季度后，出口迅速回落至5.9%；进口下降19%，导致对韩贸易减少10%左右；2009年1—4月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进口、出口双双出现大幅负增长。总体看来，中国对韩贸易的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外贸平均水平。

4.中韩两国贸易明显趋缓原因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韩出现大幅下滑，其中主要是由于双边贸易以中间产品为主，随着国际市场需求迅速萎缩，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收到了冲击，对韩国中间产品需求随之减少；⑥另外是由于2008年四季度以后，韩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相对于韩币大幅度升值，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下降，与韩国国内经济陷入困难，市场需求萎缩等因素的叠加作用，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明显趋缓，直至下降。

三、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展望

随着国内环境约束的增强以及资源枯竭的威胁，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也需要调整。目前正在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迫使中国更换更早地进行这种调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开始走上新的升级换代之路。

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带来很多的变化。首先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不可能也不甘于一直居于制造业的低端。而在生产业的高端领域中，中韩之间的竞争将会更激烈。其次，当中国企业成长起来，并开始投资韩国的时候，希望韩国也能够提供类似的优惠，而不是各种刁难和限制。再次，一些投资中国的韩国中小企业，也开始从中国撤走，并带来很多的问题。因此，中韩更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更加平衡、双向的合作思路和框架。

四、结束语

为了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以及汲取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中韩应提高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我们应采取的相应的措施。一、继续推进和深化两国和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进程，扩大货币呼唤规模和范围，增加本币互换和结算机会，创造良好的金融稳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二、加强两国间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共同应对和消除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三、推动两国自由贸易区进程，努力扩大区域内贸易比重，实现区域内的扩大内需目标。四、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挥更大的作用。五、促进相互投资，加快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调整。

注解：

① 韩国贸易统计

② 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统计

③ 中国统计局2008

④ 中国商务部2008

⑤ CEIC数据库

⑥ 赵晋平.国际金融危机对中日韩贸易的影响分析与前景展望.2009

参考文献：

[1] 韩国贸易统计

[2]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统计

[3]中国统计局，2008

[4]中国商务部，2008

[5]CEIC数据库

[6]赵晋平.国际金融危机对中日韩贸易的影响分析与前景展望，2009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6

对于中国而言，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成功助推了中拉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一个是在历经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为开启新时代的中拉经贸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个是2008年11月5日，中国首次发表《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该文件不仅明确了对拉美地区的政策目标，而且提出了新时期中拉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

转身回眸，中拉经贸已经走过艰辛的开拓期。站在2013年的新起点上，极目远眺，未来10年将是中拉经贸发展的黄金期。

回头看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点

贸易是主力

进入新世纪，中拉贸易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出口总体维持平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贸易总额看，从2001年的149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2612亿美元，增长16.5倍。

这至少表明：其一，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增长的步伐（2009年贸易总额为1219亿美元，同比下降15%），没有改变中拉贸易增长的长期趋势。其二，贸易发展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到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用时7年，而此后在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关口仅用4年，中拉经贸合作平台提升的时间大为缩短。

从重要性看，双边贸易占中、拉各自对外贸易的比重都逐年上升，而金融危机客观上更加凸现中国在拉美对外贸易，甚至是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占拉美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笔者根据CEIC Data中国经济数据库计算，中拉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9%上升到2012年的6.8%。按出口目的地划分，2000～2011年美国和中国占拉美总出口的比重呈相反的走势，美国所占比重从57.8%降至39.5%，中国所占比重从1%跃升至9.2%。

另外，从贸易结构看，中拉商品结构互补性强，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向拉美出口的商品集中在工业制品中的“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而从拉美进口的商品集中在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

根据拉美经委会报告，除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高技术制成品外，大部分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集中度非常高。从这一角度讲，中国经济高增长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正是金融危机期间南美国家经济复苏早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拉美国家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亚洲邻国向发达国家间接出口的平台（它们是中国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因此，拉美国家积极参与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将成为中拉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强大动力。

投资是新支点

在投资方面，尽管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仍有超过90%流向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但是自2008年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能源和矿产领域投资步伐加快，区域内分布状况有所改善。

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存量达到55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总投资存量的13%。拉丁美洲已是仅次于亚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而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0年，中国继美国（17%）和荷兰（13%）之后，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9%）。

尽管仍有90%的投资集中在油气、矿业等资源开采领域，但是随着华为和中兴通讯进入电信行业，比亚迪汽车、奇瑞汽车和江淮汽车进入汽车行业，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多元化战略逐渐形成。中期而言，制造业、基础设施建筑和服务业也将被纳入。未来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可获得贸易结构优化和投资多元的“双引擎”驱动。

金融合作成催化剂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对金融合作深入发展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也促使中拉加快金融合作。

例如，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第48个成员国；中国和阿根廷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智利央行正在研究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从这些举措不难看出，第一，无论是中国参与区域多边贷款机构增资，还是双方积极推动货币、能源领域合作，都反映出金融合作已是中拉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世界经济衰退产生的贸易融资缺口，为中拉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能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向前看贸易和投资的着力点

金融危机给中国和拉美都提供了结构性调整的外在压力，使双方能够认真反思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7%的预期指标，与“十一五”时期实际年均增长率11.2%相比，这种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已经释放出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模式战略转型的信号。

而对于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改革促成了该地区由长期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也急需进行一些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特别是改变长期以来出口严重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需求的局面。

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可能会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这种形势下，中拉经贸合作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也蕴藏着巨大潜力。这是需要中国企业去把握的方向和趋势。

增加产业内贸易

尽管短期内优势互补的结构仍是中拉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从长期来看，贸易结构需要拓展和优化。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过程之后，目前拉美国家已经认识到重塑工业化模式的重要性，这种支持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结构变化对优化中拉贸易结构是有利的。中国企业可考虑渐进性放弃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与拉美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

提速服务贸易

在“中国与智利”、“中国与秘鲁”和“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效应下，未来将有更多的拉美国家成为潜在谈判国，在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将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在此框架下，作为“短板”的服务贸易将得到快速发展，而贸易便利化程度应继续深化。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7

引言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除了个别年份外，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呈现出持续的“双顺差”格局，所带来的综合顺差额的持续增加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累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大部分学者将国际收支“双顺差”看做是中国国际收支的核心问题，并对其成因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其中，FDI引资优惠政策以及加工贸易型FDI的存在被认为是双顺差形成的直接原因。比如，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的研究认为，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 特别是加工贸易型优惠政策的直接结果；卢锋（2006a，2006b）的研究认为，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组合效应是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直接原因。鉴于此，部分学者提出要减少当前加工贸易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对加工贸易的逐步退出，从而达到矫正国际收支失衡的目的。比如，杨立强（2008）认为，在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减缓外贸顺差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全面审视加工贸易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吴杨伟（2011）认为当前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重点是减少加工贸易的出口总值，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和加工贸易优惠政策等促进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变，以实现贸易平衡。

上述研究从理论层面定性分析了加工贸易型FDI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从经验出发提出了解决措施。本文将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借助于系统的国际收支和对外经贸统计，通过数据分析手段展现加工贸易型FDI对中国国际收支的确切影响，并通过情景模拟展现如果没有加工贸易型FDI 的支撑，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格局是否会发生改变，从而为以往的经验分析提供更为严谨的数据支撑和论证。

来华加工贸易型FDI的形成与现状

（一）来华加工贸易型FDI形成的客观经济背景

加工贸易型FDI是指在东道国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加工贸易领域并逐渐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体，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资政策取向以及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具体来说它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鼓励政策、加工贸易鼓励政策、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共同结合的产物，见图1。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出口导向型”FDI的政策鼓励。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利用外资规模非常小，从1978年后才开始逐步确立积极利用FDI的总战略，并体现在此后的每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中。总体来说，中国利用外资的总战略基本属于“积极利用外资”和鼓励FDI进行“出口导向型”（姚枝、仲何帆，2004）投资，目的在于通过外资的引进来解决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资本短缺、外汇短缺和技术短缺问题。

从对待外资的态度看，“六五”和“七五”规划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并适当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八五”规划开始明确了“扩大外资规模，积极利用外资，并以直接投资为利用外资的重点”的战略思想，并在此后的每个五年规划中得到了贯彻。从引进外资的方向看，“出口导向型外资”属于外资引进的重点。在“七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利用外资实现“出口创汇”目标的政策取向，“八五”规划至“十五规划”继续贯彻了这一思想，“十一五”规划中没有明确提到鼓励FDI进入出口产业，但“抓住国际产业链转移机遇，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则隐含了该层意思。

为了贯彻鼓励出口导向型投资的外资战略，在1979年到2009年间，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外资投资方向、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多个政策文件，比如在《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86）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4、1997）等官方文件中明确表明，用于出口创汇的外资企业将获得包括廉价的土地使用、信贷支持、所得税减免和出口产品免交工商统一税等外资优惠政策。此外，国家还给予出口创汇型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自营权、报关权、经营自等。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加工贸易的政策鼓励。一般来说，加工贸易鼓励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通过让利给企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加工制造活动，以达到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被中国政府认为是“较快地提高出口产品生产技术、改善产品质量品种、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增加外汇收入”的有效途径，因此，国务院于1979年9月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该办法针对加工贸易本身制定了多种优惠政策。比如对于加工贸易进口的原材料，国家减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免领进口许可证，加工成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对与来料加工有关的设备进口，以及外商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机械设备和生产用车辆等，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免领进口许可证等。

3.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中的国际制造业转移倾向。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日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开始向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本密集型或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新形式，跨国企业开始将信息通讯产业、飞机制造业、集成电路产业等高端制造业的组装和装配环节从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承载国际产业转移功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就形成了加工贸易型FDI，一方面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专利技术，另一方面在东道国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其它国家，形成 “三角贸易模式”。因此，国际制造业的转移促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工贸易的偏好，这也是1992年以后来华FDI在加工贸易领域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来华加工贸易型FDI的状况

承载国际制造业转移功能的FDI，面对中国政府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战略取向和加工贸易优惠政策，其最佳选择就是进入到加工贸易领域。同时，FDI进入到加工贸易领域，既符合中国政府利用外资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也符合利用加工贸易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的经济稳定目标。因此，来华加工贸易型FDI伴随着1992年中国对外的进一步开放而快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了中国加工贸易的主体，见表1。

来华加工贸易型FDI促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决定性条件

加工贸易型FDI若要促成持续的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需要两个必要条件：首先，加工贸易型FDI自身的对外经贸活动必须处于持续的贸易顺差状态，且其贸易顺差能够决定经常账户的顺差状态；其次，加工贸易型FDI所带来的长期资本净流入能够决定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状态。

（一）来华加工贸易型FDI的贸易状态及其对经常账户的影响

加工贸易型FDI所形成的货物贸易差额的计算见公式（1），EXFP和IMFP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型FDI带来的货物出口额和货物进口额。EXFP和IMFP的计算见公式（2）和（3），其中，EXF和IMF分别表示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数据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0》和国家统计局2010和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XFP和RIMFP分别表示外资企业出口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和进口的比重，经验取值为80%和50%。

TBFP=EXFP-IMFP （1）

EXFP=EXF*REXFP （2）

IMFP=IMF*RIMFP （3）

加工贸易型FDI所形成的货物贸易差额的计算结果见表2 ，表明加工贸易型FDI从1994年起开始产生了持续的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型FDI形成的持续性贸易顺差是否能够决定经常账户的顺差，则需要对加工贸易型FDI的货物贸易差额的绝对规模与其他类别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货物贸易差额的绝对规模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从2000年开始，加工贸易型FDI的贸易差额的绝对规模开始超越其他类别的经济主体的贸易差额的规模，成为货物贸易差额状态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自2000年伊始，加工贸易型FDI的货物贸易顺差状态直接决定了整个货物贸易的顺差状态。

此外，对于我国，货物贸易是经常账户的构成主体。2000-2011年期间，货物贸易顺差在经常账户顺差构成中占据的份额最大，即使在比重最低的年份2004年，其值仍然达到85.63%。因此，货物贸易的长期顺差也就决定了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

以上分析表明，从2000年起，加工贸易型FDI成为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主体力量。

（二）加工贸易型FDI带来的长期资本净流入及其对金融账户的影响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记账原理，金融账户项目的差额状态由直接投资差额、证券投资差额与其它投资差额三者共同决定。中国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表明，1993之后我国金融项目下的证券投资差额和其它投资差额基本处于逆差状态，因此金融项目的持续顺差完全来源于直接投资顺差，亦即FDI的净流入。

每年流入我国的FDI中具体有多大比例进入了加工贸易领域，迄今缺乏明确的统计数据，在理论界也没有精确计算方法，因此本文用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外资企业总产出额的比重作替代指标。考虑到来华的外资企业60%的产品用于出口（潘益兴，2006），形成外资企业的出口统计部分，那么，外资企业的年度总产出的计算方法见公式（4）。则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出口额与外资企业总产出之比的计算见公式（5）。

TPF=EXF /0.6 （4）

RFDIP=EXFP /TPF=EXF *0.8/（EXF /0.6）

=0.48 （5）

其中，TPF表示外资企业的总产出，RFDIP表示加工贸易型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外资企业总产出额的比，也表示进入加工贸易领域的FDI占每年来华FDI的比重。公式（5）的计算结果表明，每年来华的FDI中有大约48%的比例进入了加工贸易领域。

上述分析表明，从1993年开始，加工贸易型FDI为每年我国金融账户顺差的形成贡献了约一半的份额。

剔除加工贸易型FDI后的中国国际收支状态的模拟分析

为了进一步显示加工贸易型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具体影响，我们考虑以后两种情景下的国际收支格局：一是完全剔除FDI中的加工贸易型FDI的情形；二是假定加工贸易型FDI转变为非加工贸易型FDI的情形。

（一）剔除加工贸易型FDI之后

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型FDI，1994年至2011年期间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的差额格局的变化结果见图2。一方面，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均出现顺差和逆差交替的状态，亦即单个账户持续顺差的状态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同时顺差的格局不会出现，除个别年份外二者基本呈现“逆差+顺差”共存的状态。因此，如果剔除加工贸易型FDI，“双顺差”的格局会完全发生改变，既不存在双顺差状态，更不存在双顺差的持续问题。

（二）加工贸易型FDI转化为非加工贸易型FDI后的国际收支差额格局

假定在某种政策环境引导下，来华的加工贸易型FDI全部转化成非加工贸易型FDI，1994年至2011年期间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的差额格局的变化结果见图3。其中，资本金融账户持续顺差的状态不会发生改变，但经常账户却出现持续逆差。这表明，1994-2011年期间的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状态也发生了完全的改变，见图3。

当前国内外经济要素的变化、加工贸易型FDI的调整方向与国际收支的发展趋势国际产业转移、中国政府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出口导向型FDI的鼓励政策是来华FDI对加工贸易偏好形成的客观经济原因。分析表明，每年来华外商直接投资中约有48%比例进入了加工贸易领域，形成了加工贸易型FDI。加工贸易型FDI从2000年起，促成并决定了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的格局。

本文的分析表明，FDI退出加工贸易领域，确实有助于贸易顺差的减少，但有可能会形成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和资本金融账户持续顺差的格局。而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在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这将会给国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危害，更会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因此，加工贸易仍需要大力鼓励和支持，减少并取消加工贸易优惠政策或限制外资进入加工贸易领域的做法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不可取的。一方面，继续积极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通过加工贸易型FDI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是现阶段中国需要坚持的外资战略；另一方面，外资完全退出加工贸易领域后会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持续逆差。所以，尽管是加工贸易型FDI的存在决定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但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途径不在于改变FDI对加工贸易的偏好，而在于如何引导国内资本的输出。比如，通过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在保证高质量外资输入的同时让国内资本输出，实现资本金融账户的逆差，从而配合经常账户的顺差，达到国际收支均衡。此外，对具有国内市场潜力的加工贸易实施特定差别的出口转内销专项政策，也将有助于国际收支均衡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余永定.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与中国的对策.国际金融研究，2007（1）

2.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

3.卢锋.中国的双顺差、日本经验及失衡调整[J].国际经济评论，2006（9）

4.卢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J].世界经济，2006（11）

5.杨立强.加工贸易政策的深度思考[C].中国国际贸易学会2008年“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2008

6.吴杨伟.发展加工贸易促进贸易平衡研究.改革与战略[J]，2011（2）

7.黄先海，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J].世界经济，2010（5）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0-0004-06

一、问题的提出

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也是新形势下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特别是在全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的今天，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1980年到2006年的26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由3650亿美元扩大到27108亿美元，增长了7.4倍，占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7增加至1/5。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从1982年不足20%提高到2006年的2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比1982年增长了35.5倍，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2倍。1982-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7%增加到3.1%，提高了2.4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从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进口排名也从第40位上升到第7位。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1%，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达到了52%。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全球总量约3%，逆差高达92.6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9，远低于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国这一比例为1∶2.6)。[2]

这种现状远不能满足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对服务贸易的要求，究其原因，本文认为除了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竞争力整体水平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外，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下文将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视角分析对服务贸易进行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并提出构建我国服务贸易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二、服务贸易与金融支持的界定

(一)服务贸易的定义

根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是指：“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提供方式的定义并不是服务贸易分部门的划分。事实上，许多服务贸易部门，都可能同时具有以上几种提供方式。为了谈判、统计等工作的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对服务贸易有一个部门的分类目录，将服务贸易分为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的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与医疗有关的服务与社会服务、旅游及与旅行有关的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其他服务等12个类别。每个部门下又再分为若干分部门，共计155个分部门。这一分类目录与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CPC)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人们引用较多的数据并不是按照这一分类目录统计的，而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业分类办法统计的。在1997年以前，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四版》，将服务分为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从1997年开始，按照《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将服务分为13大类，其中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定义中排除的政府服务。[3]

(二)金融支持的定义

目前舆论界和学术界对金融支持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经过研究，本文将其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种是商业性金融支持，即通过金融市场对服务贸易企业进行融资，包括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和通过股票、债券、基金、信托投资等方式筹集资本的直接融资；第二种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即国家通过政策性的贷款或担保，为在金融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的新兴服务贸易企业和中小型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的贷款，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服务贸易企业出口提供的担保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国服务贸易项目提供的援助贷款等。

三、金融支持服务贸易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理论视角的分析

金融支持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服务贸易产业的调整、升级、发展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支持通过资金引导机制和信用创造机制，改变了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从而推动了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1.资金引导机制。资金引导机制主要基于商业性金融支持的利益竞争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校正补缺，共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协调发展。在实现资金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过程中，商业性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对服务贸易行业的投资性项目进行评估，促使资金从低效行业向高效行业转移。它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兼并收购以实现服务贸易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或者通过鼓励发展风险投资性金融机构，建立和拓展多种形式的风险融资渠道，以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困难，有效推动服务贸易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以美国最具代表性。同时，商业性金融机构也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对使用资金的服务贸易企业实行经济控制和监督，促进信息沟通，减少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提高投资收益。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资金导向的倡导与矫正补充上。一方面，政府通过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货币供应量，为实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了宏观氛围，为服务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出面建立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以及投入资金不足的重点、新兴的服务贸易行业进行投资和贷款；制定实施如政策性优惠贷款、对商业性贷款的政策性担保；或采用信贷选择政策，由中央银行根据产业政策进行信贷配给或行政指导，直接干预民间金融机构的信贷，从资金方面积极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引导民间投资等，从而达到有效实施服务贸易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以日本最为典型。

2.信用创造机制。金融支持的信用创造机制实质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加速资本形成，促进生产中资源的节约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把潜在的资源现实化，从而推动服务贸易产业结构调整与服务贸易总量增长。适当的信用扩张与发展能更好地调动社会闲散资金，从而加速和催化资金的形成。在信用创造机制作用下，资金投向不再限于已存在明显效益的行业或项目，而往往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选择具有一定超前性以及有广泛的前向、后向和旁侧扩散效应的服务贸易行业项目进行投资，催化服务贸易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及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的构建与调整更迭，在资金良性循环基础上促进服务贸易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实现经济的发展提高。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视角的分析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贸易理论的主流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大困难，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分工格局呈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刚好相反。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结构不但不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到升级，还会进一步低级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现在的服务贸易实践。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出现，迎合了现实的需要，对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由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该理论着重讨论了特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的各种条件。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国内企业或行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分析钻石模型，对“特定国家会成为特定产业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母国基地”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四组因素决定的，它们是要素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这四组因素的每一组都可单独发生作用，但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这四组因素结合成一个体系，决定了国家的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一国的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可选择性，固有的比较优势不应成为谋求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障碍。虽然我们抛弃了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要注意在新的层次上培植服务贸易竞争的比较优势。原因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每个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在波特看来，具有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特定产品或产业的环节上。”这种比较优势不是先天资源禀赋，而是后天形成、需要创造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培植服务贸易产业竞争比较优势不能封闭进行，需要通过金融支持的资金效应和政策效应，将国内、国际资源引入到服务贸易产业。我国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仅要获得服务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更要借助金融工具提升和优化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的比重，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对旅游行业、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未来竞争力的服务贸易行业或企业进行金融支持，以创造和提升服务贸易比较利益结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四、构建我国服务贸易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针对我国服务贸易金融支持总体不足的现状，本文建议应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持力度，努力构建我国服务贸易的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

(一)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

1.设立专门为服务贸易企业融资的机构或部门。历史经验证明：世界上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都有一整套促进服务贸易企业融资的体系。如美国与服务贸易融资有关的部门有美国贸易开发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小企业商务管理局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贸易开发署(USTDA)是由国会直接批准成立并且提供资金的独立机构。由于USTDA提供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与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关系密切的交通、能源、水利与环境保护、医疗、矿业、资源开发、电信和信息技术与服务上，其对美国服务出口的作用正不断增强；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机构(政府公司)，OPIC近年来大多数的投资项目都与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有关。在过去30多年的历史中，已支持了数百个累计金额达1640亿美元的美国对外私人投资项目，支持了690亿美元的出口，其中相当大部分是服务贸易出口，为美国创造了超过26万个就业机会；小企业商务管理局也是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的独立机构。由于服务贸易企业大部分属小企业，因此也是小企业商务管理局的主要服务对象。该局通过出口经营性资本金计划、国际贸易贷款计划、“出口快车”专项向出口企业提供短期经营性资本金贷款的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等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可以提供生产性资本金贷款、出口信贷担保和买方信贷等业务。近年来，进出口银行专门开办了面向中小服务企业服务出口的专项贷款，设立了“资本项目限制性援助基金”。2002年以后，进出口银行专门设立了服务贸易出口融资专项，开发出适用于服务业出口的融资工具，在一些服务部门中进行尝试。对一些重大项目则改被动式支持为主动介入，常常提前出具支持函或贷款保函。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建立专门为服务贸易融资和提供保险、担保的机构，或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中设立专门为服务贸易融资的部门，以更好地为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服务。[4]

2.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力。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来看，能够支持服务贸易的机构主要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但这两家机构的实力都较为有限：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仅有33.8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约核4亿美元)，到2000年财政将其资本增加到50亿元人民币。根据进出口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末，累计发放贷款6000多亿元，贷款余额2317亿元。其中，截至2005年末支持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贷款约1400亿元。2001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注册资本金40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约核不足5亿美元)成立，至2007年，累计支持外经贸业务金额约60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比例仅有2-5%，远远低于全球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12%至15%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涵盖率20%-30%相比更是望尘莫及。[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信保公司自身的承接能力有限，目前这样的承保比例，已接近信保公司可以承担风险的边界，对其业务开展形成了掣肘。由此可见，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货物贸易的支持尚且力不从心，更难以实现对服务贸易的全方位支持。因此，应补充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其内部设立服务贸易企业融资、保险和担保专项，同时，对国家支持的重点服务贸易行业和企业实行优惠利率贷款，设定较高的担保额度，从而有力推动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

3.创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创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实现支持方式的多样化，是政策性金融对服务贸易全方位支持的必要条件。除了现有的贷款、信用担保等支持方式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更多地引入市场化思维方式，以服务贸易的特点和贸易双方的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新的服务方式。以文化产业为例，2006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华谊兄弟公司的影片《夜宴》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担保”的金融支持模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充分发挥其在海外资信调查、收汇风险补偿的优势，为华谊兄弟公司影片的海外销售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帮助其在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及分析风险，并承担收汇损失保险责任。同时，对华谊兄弟公司影片拍摄的资金需求给予担保支持，使其能采用更灵活的方式开展海外发行，提高了发行收益。[6]这是我国文化行业企业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首次合作尝试，开创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成功先例。

4.建立服务贸易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服务贸易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有四种模式：一是政府信用担保；二是以自我服务、自担风险为主要特征的互助担保；三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担保；四是再担保机制。首先，应由政策出资建立专门为服务贸易担保的机构。在美国，各州的出口促进机构直接为服务贸易企业的出口提供担保，如加利福利亚世界贸易委员会就可以为本州出口商提供担保额高达90%的出口贷款担保。其次，应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行业内部的服务贸易出口担保体系。以印度软件业为例，印度软件协会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贸易机构，拥有大约850个成员，成员公司总收入在印度软件产业中占到了95%的份额。[7]印度软件协会为成员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和软件质量担保，有力地提升了成员公司在软件外包业务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协会在服务贸易行业的主导作用，鼓励它们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产品质量担保，从而促进服务贸易企业产品的出口。

5.积极争取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除了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五大跨国开发银行每年所提供的建设与开发贷款项目数以千亿美元计，我国政府应在商务部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并成立一个项目咨询中心，通过商务部的各种信息提供工具、网上查询、热线电话和24小时自动传真等方式项目信息，提供商务咨询，主动与相关企业联络，并向其提供对策与具体支持。就具体项目而言，可考虑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资金开发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2007年，甘肃省成功利用世行贷款44533万元人民币进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6.设立服务贸易出口专项担保基金。我国服务贸易企业专业化程度高、投入多、有形资产少，所以风险比较大。仅仅通过内源融资需要长期积累，而进行外源融资却由于风险评估等问题使得融资渠道狭窄，笔者认为可由商务部服务贸易协会牵头成立一个由全国或省为单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服务贸易企业共同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出口专项担保基金，以使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对外贸易，解决现行服务贸易企业贷款担保融资难、风险大的问题。

7.建立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为服务产品抵押创造条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信贷方式还是抵押贷款或质押贷款，抵押物往往是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质押物一般为有价证券，而服务产品等无形资产作为抵押物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准确评估服务产品的变现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贸易企业抵押贷款的实现。因此，建立文化产品、核心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准确评价无形资产的价值，使其作抵押物成为可能，将有利地促进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企业贷款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杜绝盗版行为，保障以文化产品、核心技术为抵押物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的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无形资产作抵押物成为可能。

(二)开展多种方式的商业性金融支持

1.应打破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大力发展民营地区性中小银行，建立起层次化的间接融资体系。地区性中小银行的注意力可集中在本地的优质中小型服务贸易企业上，深入地了解客户，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以为其提供更好的债务融资渠道。

2.银行体系需建立适合服务贸易企业特点的审贷机制。目前，企业申请贷款时往往需要有效担保，并落实抵押，但是服务贸易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没有过多的固定资产，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合格抵押品，也不易落实担保，而这些企业往往由于大量的短期预付垫款，需要期限较短的流动周转资金。银行机构应根据服务贸易企业的业务特点创新对流动资金贷款的风险评估，建立起适合它们的审贷机制和信用评级模型。

3.引入履约保证机制，增进商业银行支持力度。由于服务贸易对象的特殊性及收益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存在“惜贷”现象，可借鉴国外经验，引入履约保证机制，增进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以影视贸易为例，履约保证机制中的承保人通常是履约保证公司(即保险公司)，投保人是电影制作公司，贷款人是商业银行。银行在收到履约保证公司出具的保证制作完成的书面保证、制作公司还款能力的评估、影片完成后的收益评估、可收取利息后，批出贷款给电影制作公司。随后，履约保证公司会派出专员，监察所有可能影响制作完成的环节，以确保拍摄计划能按照原定日程和财务预算完成，否则，履约保证公司将为银行承担因计划延误而造成的损失。履约保证公司的收费一般约占电影制作经费的1%-3%，实际收费依据电影制作所涉及的风险程度而定。这一模式，加强了集资者的信贷能力，尤其有利于中小影视制作公司向银行借贷，《夜宴》模式即是采取了履约保证向银行融资的方式。可见，引入履约保证机制，是在保险公司的参与下更好地发挥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金融支持的有效途径。

4.建立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主要是要发展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为新兴公司提供集资途径，助其发展及扩展业务，为高增长的中小企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和市场。相对主板市场，二板市场的上市标准和条件较低，可以吸引成长性好、质量优良的服务贸易企业上市，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仅如此，二板市场还为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资本提供了退出渠道，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资本可以在被扶持的服务贸易企业成熟后通过在二板市场发行股票、出让股权的方式顺利退出，再转移到新企业中，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加快了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资本与服务贸易的良性循环。

5.大力发展多层次的公司债券市场。与发行股票相比，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期限较长，资金使用自由，而已购买债券的投资者又无权干涉企业的经营决策，现有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不变。从这一角度看，发行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股票筹资和向银行借款的不足，是许多企业非常愿意选择的筹资方式。但是，由于严格的发行限制、复杂缓慢的行政审批制度以及须主要银行提供信用担保等要求，公司债券发行不顺畅。在这一体制下，往往只有极少数的大型服务贸易企业才能发行公司债，绝大多数的中小服务贸易企业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目前的公司债发行审批制度，开启一条新的债券资本市场化的通道。同时，可以大力发展垃圾债等各类信用级别的公司债，为中小服务贸易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方式，满足其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6.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一个服务贸易企业成功与否，除了通常所知的技术、管理、市场等诸多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融资计划是否能够与其阶段性发展计划相匹配，并能得到顺利执行。风险投资体系，就是帮助服务贸易企业的服务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金融支持体系。服务贸易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发展的前期和中期。此时，一方面，市场前景是不明朗的，常规的金融机构不愿进入，普通的金融市场也难以接纳；另一方面，由于要进行前期投资和市场开发，所需资金量又为一般个人所不能及。若无特殊的金融安排，服务贸易项目常常会因缺乏资金支持而被埋没。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鼓励风险投资行为并为其提供政策支持。

7.充分发挥信托投资公司对服务贸易企业的支持作用。信托投资公司支持服务贸易企业的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利用自有资金以投资人身份直接参与服务贸易企业发展，二是可以发挥其融资功能，为服务贸易企业发展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如通过发行信托产品或者设立服务贸易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吸引社会资金。三是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比如信托可以接受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委托，以收益期权的方式向社会投资人出售，或者吸纳风险投资资金来推动知识产权的转化。四是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发挥人才、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将科学技术与信托业务相结合，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并购、重组等财务咨询、顾问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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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吕光明，吕珊珊.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的国际经验[J].经济研究参考，2006，(15).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Financial Supports for the Services Trade

ZHAO Yong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9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1―0015―07

一、问题的提出

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也是新形势下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特别是在全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的今天，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1980年到2006年的26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由3650亿美元扩大到27 108亿美元，增长了7.4倍，占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17增加至1／5。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从1982年不足20％提高到2006年的25％。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对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加服务业对外投资，发挥我国高端人才的比较优势，使我国尽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到2005年增长了35.5倍，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2倍。1982-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7％提高到3.1％，提高了2.4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从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进口排名也从第40位上升到第7位。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达到了52％，而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1％。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已达24 147亿美元，同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为739.1亿美元，逆差高达92.6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量仅占全球总量约3％。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9，远低于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国这一比例为l：2.6)，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0％左右。

这种现状远不能满足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对服务贸易的要求。究其原因，本文认为除了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竞争力整体水平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外，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扭转我国服务贸易落后的局面，商务部在《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加强对服务贸易的财政、金融支持，力争在2010年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 000亿美元。

下面将在对旅游业、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等三个重点行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我国服务贸易和金融支持的现状、问题和原因，并提出构建我国服务贸易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与金融支持的现状

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服务贸易分为13大类别，155个分部门。由于很难对每个行业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旅游、高科技、文化三个重点行业进行研究。

(一)旅游贸易发展现状及金融支持情况分析

1，我国旅游贸易的现状

旅游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旅游贸易出口和进口规模保持较快增长。

以当年价格计算，旅游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317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583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44％下降到30％。

旅游贸易出口额从2001年的178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340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2％，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4％下降到37％，但继续占中国第一大服务出口部门地位。

旅游贸易进口额从2001年的13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43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0％，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由36％下降到24％，是中国仅次于运输服务的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部门。

中国旅游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39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97亿美元，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顺差部门。尽管我国旅游贸易逐年稳定发展，常年保持贸易顺差，但是占世界旅游贸易总额的比重却徘徊不前，仅为4％左右，且毛利润率也相对偏低。根据2001年至2006年西班牙、美国、意大利、法国、墨西哥、中国等6国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RCA指数可知，虽然我国旅游贸易在量上有了较大的增加，国际竞争力不断的提高，但是横向比较来看还是相对较弱的，并且竞争力还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中国仍然是旅游大国而非旅游强国。

2，旅游业金融支持的总体情况及存在的不足

总体说来，我国金融对旅游贸易的支持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旅游业投资主体比较单一。目前，我国旅游投资资金大部分来自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和地方财政，缺乏旅游专业投资、融资机构，也未成立旅游业发展基金；吸引国家政策性资金较少，利用政府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方面几乎为空白，融资渠道较为狭窄。

(2)间接融资支持力度不够。旅游项目投资资金需要量大，周转慢，回收期长，贷款的流动性比较低，而银行利率按基准利率执行，收益无法覆盖风险，所以旅游项目贷款通常存在“风险控制难”、“市场风险预测难”及“抵押担保处置难”等问题。在现行的信贷政策下，银行很难向旅游项目和旅游企业发放贷款。即使发放贷款，审核条件也比较苛刻，审批手续较为复杂。

(3)直接融资渠道不畅。1993年11月18日，我国第一个旅游业上市公司东方宾馆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掀起了旅游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开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各类旅游上市公司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旅游企业上市数量少，发展水平低，这与旅游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目前迅速发展的态势极不相称。我国旅游上市公司发展水平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数量少，地位不突出。截至2006年底，在沪深两市1434家上市公司中，以旅游业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只有25家(其中还包括名义上经营旅游业，实际并非旅游业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7％。总股本为69亿股，总资产规模仅有316亿元。(2)规模普遍偏小。平均资产规模为12.6亿元，25家旅游上市公司中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资产总额5-50亿元的只

有华侨城A、中青旅、首旅股份、锦江股份等4家；其余都属于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占全部旅游上市公司的84％，其中资产不到10亿元的公司有16家。(3)地域差异明显。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上市公司相对较多，北京、广东、深圳及海南四省的旅游上市公司占全部旅游上市公司的40％；其他地区的旅游上市公司相对较少，河南、山西、新疆等旅游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省份甚至连一家旅游上市公司都没有。

(二)高科技产业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金融支持情况分析

1，我国高科技产业服务贸易的现状

本文仅将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特许使用费和许可费作为高科技产业服务贸易的范畴，其他行业中的高科技成份没有纳入。

(1)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06年，我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29.6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60.8％；进口17.4亿美元，增长7.2％；贸易顺差大幅增长，比2005年扩大4.5倍。2000-2006年，中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42.3％，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0.3％提高到3.2％；中国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进口年均增长36.8％，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0.7％提高到1.7％。截止2006年末，我国软件与相关服务行业中，共有外商投资企业1041家，其软件及服务收入达到1150亿元，其中软件产品收入319亿元，系统集成收入159亿元，软件技术服务收入225亿元，嵌入式软件收入393亿元，IC设计收入53亿元。各项主要指标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达50％以上。作为高科技产业服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国软件进出口业务近几年发展迅猛，2006年我国软件出口总额为60.6亿美元，同比增长68.8％，占软件产业总额的10.4％，软件外包成为软件出口的重要增长点。

(2)专有权利使用费和许可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06年中国专有权利使用和许可服务出口2.1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30.6％；进口66.3亿美元，增长24.7％。2000-2006年，我国专有技术使用和许可服务出口年均增长17.4％，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略有下降；进口年均增长31.5％，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由3.6％上升到6.6％。专有权利使用和许可服务长期存在逆差，是我国服务贸易第三大逆差行业。中国香港为中国专有权利使用和许可服务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其次为美国、欧盟，三者合计占中国专有权利使用和许可服务出口总额的70％以上。

2，我国高科技产业的金融支持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虽然高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支持，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高科技产业面临的融资困难和资金需求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难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高科技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高科技企业在融资方面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高科技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的能力方面极不平衡：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优质企业的融资能力强，但资金缺口小。如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自从上市之后，不但没有继续在资本市场上筹资，反而每年大量分配现金红利，从2001年至2006年末，该公司每10股共分派红利32.35元，共分派现金7.4亿元。该公司2007年每股收益1.6元，每股净资产10.41元，每股经营现金流1.48元，显示了该公司高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而一些中小企业急需资金支持但因固定资产少、信用评级低等原因，很难获得急需的金融支持。这样就形成了有融资能力的企业不需要资金，而需要资金的企业缺乏融资能力的“贫富”悬殊现象。

(2)中小高科技企业直接融资面临重重困难。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2006年5月17日制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股票发行并上市必须具备以下财务条件：一是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二是最近3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最近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3亿元。三是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四是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20％。五是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由于高科技企业成立时间短、经营规模小，很难达到上市要求。2007年10月25日，德勤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了2007年中国高科技、高增长50强排行榜，50家入选企业中有35家还未上市，未上市企业占70％。债券市场更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需要层层审批才能发行，不适合高科技企业使用。

(3)银行贷款与商业保险的支持不能满足中小高科技企业的需求。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之初，规模往往较小，有时甚至只是由一个不甚成熟的“想法”发展而来的。在发展初期，企业的实力比较弱，有形资产少，自身担保实力不足，而外部又缺乏信用担保和评价机制，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向这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融通资金。根据我们对中关村软件园的调查，80％以上的中小软件企业主要依赖企业投资者的个人融资能力进行民间借贷或寻找风险投资。

(三)文化贸易发展现状及金融支持情况分析

1，我国文化贸易的现状

文化贸易，即文化产品贸易，包括有形的“文化商品”贸易和无形的“文化服务”贸易。在我国，以文化部等部委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为依据，可将其界定为包括广播电影电视业、出版业、演出会展业等行业在内的文化商品和服务的贸易。电影、音像贸易为当前我国文化贸易的主体，其所占份额可基本反映文化贸易占比情况。

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结构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文化贸易所占比重很小，而且一直存在“逆差”。近年来，随着全球新兴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文化贸易作为新兴的服务贸易部门得到了较快发展，被广泛关注的文化贸易“逆差”也逐步改善。2006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03.2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3.3％，是2001年的2.9倍；电影、音像贸易首次出现了顺差，版权贸易的逆差也进一步改善。

(1)广播电影电视业

2000-2006年，我国电影、音像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52.8％，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几乎为零上升到O.2％；贸易进口年均增长21.7％。2006年，我国电影、音像贸易首次出现了顺差，顺差额为0.2亿美元；其中出口1.4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2％；进口1.2亿美元，减少21.4％。2006年，我国电视节目出口总额为1.69亿元，进口总额为3.37亿元，逆差1.68亿元。其中，电视剧出口1.11亿元，进口1.85亿

元，逆差0.74亿元；动画电视节目出口0.54亿元，进口0.08亿元，顺差0.46亿元。

(2)出版业。2006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分别出口1 488 580种次、1007.78万册(份)、3631.44万美元；图书、报纸、期刊累计进口611 641种次、2395.34万册(份)、18 093.51万美元。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出口108 867种次、105.33万盒(张)、284.99万美元；进口6733种次、17.8万盒(张)、2079.31万美元。版权贸易方面的逆差也得到了改善。自2005年以来，我国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不仅种类日益增多。而且培育推出一批具有民族特色、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的知名文化品牌。国家版权局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2004年，我国引进与输出出版物版权的比例是7.6：1；2005年，共引进出版物版权9382项，输出版权1434项，引进输出比例为6.5：1；2006年，引进出版物版权12 386项，输出2057项，引进输出比例为6：1，版权贸易逆差呈逐年缩小趋势。

(3)演出会展业。2006年，我国在境外的商业演出共计35 257场次，收入7954.9万元，tL2005年分别增长114％和36.7％；境外来华的商业演出共计4484场次，收入461.4万元，比2005年分别减少6l％和89.6％。2006年，我国在境外的有偿展览171场次、收入28万元；境外到国内的有偿展览190场次，收入3721万元。

2，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总体情况及存在的不足

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的鼎力支持。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文化贸易的融资环境发生了一些改善，吸引了跨国传媒集团投资、国内行业外企业投资、风险投资、金融机构贷款、间接赞助、版权预售、广告投入等方式的资金支持，但资金短缺问题依然存在。以影视产业为例，其融资来源大约有90％是自有资金，7％来自于政府投入，而社会资金只占2％。可见，文化贸易的资金来源主要以股本资金为主，社会资金的投入比例仍然很低。金融支持不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文化贸易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来说，我国文化贸易的金融支持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政策性金融支持不够。在许多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韩国影视产品出口近五年来翻了60倍，原因之一就是韩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给予了大力支持，使韩国影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其规模有限，对文化产业提供的金融支持明显不足。

(2)银行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由于文化贸易是以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作为资产的主要存在形式，其市场风险性难以定量评估，收益往往又具有不确定性大的特点。如果通过金融机构融资，几乎没有有形资产可以抵押和置换。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银行对信贷资金所面临的风险愈来愈关注，对于像文化贸易这样新兴和薄弱的领域，表现出更强烈的谨慎态度，即使愿意融资也只是和有实力的大文化公司合作，众多实力较弱的文化企业贸易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

(3)上市融资渠道狭窄。在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通过上市进行融资是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截止2001年10月25日，美国文化产业共有195家上市公司，其中广告业50家，广播电视业84家，出版业61家，总市值4524亿美元，平均市盈率57倍，远远高于20倍的美国股市平均市盈率，可见，直接融资对美国文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而在我国，尽管在2002年我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播与文化产业”确定为上市公司的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国内近年也有少数文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但总体来看，文化企业上市情况仍不理想：一是文化企业上市的数量比例和直接融资的规模仍然较少，现在沪深两地股市上，涉及文化产业的上市公司仅有十多家；二是上市企业的结构还不尽合理。由于种种原因，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国有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和民营文化企业至今未能实现上市，文化企业通过上市进行直接融资的渠道非常狭窄。

三、构建我国服务贸易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针对我国服务贸易金融支持总体不足的现状，本文建议应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构建我国服务贸易的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具体如下：

(一)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

1，设立专门为服务贸易企业融资的机构或部门。我国应建立专门为服务贸易融资和提供保险、担保的机构，或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中设立专门为服务贸易融资的部门，以更好地为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2，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力。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来看，能够支持服务贸易的机构主要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但这两家机构的实力都较为有限：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仅有33.8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约核4亿美元)，到2000年财政将其资本增加到50亿元人民币。根据进出口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末，累计发放贷款6000多亿元，贷款余额2317亿元。其中，截至2005年末支持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贷款约1400亿元。2001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注册资本金40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约核不足5亿美元)成立，至2007年，累计支持外经贸业务金额约60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比例仅有2％-5％，远远低于全球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12％至15％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涵盖率20％-30％相比更是望尘莫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信保公司自身的承接能力有限，目前这样的承保比例，已接近信保公司可以承担风险的边界，对其业务开展形成了掣肘。由此可见，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货物贸易的支持尚且力不从心，更难以实现对服务贸易的全方位支持。因此，应补充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其内部设立服务贸易企业融资、保险和担保专项，同时，对国家支持的重点服务贸易行业和企业实行优惠利率贷款，设定较高的担保额度，从而有力推动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

3，创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创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实现支持方式的多样化，是政策性金融对服务贸易全方位支持的必要条件。除了现有的贷款、信用担保等支持方式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更多地引入市场化思维方式，以服务贸易的特点和贸易双方的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新的服务方式。以文化产业为例，2006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华谊兄弟公司的影片《夜宴》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担

保”的金融支持模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充分发挥其在海外资信调查、收汇风险补偿的优势，为华谊兄弟公司影片的海外销售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帮助其在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及分析风险，并承担收汇损失保险责任，同时，对华谊兄弟公司影片拍摄的资金需求给予担保支持，使其能采用更灵活的方式开展海外发行，提高了发行收益。这是我国文化行业企业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首次合作尝试，开创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成功先例。

4，建立服务贸易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服务贸易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有四种模式：一是政府信用担保，二是以自我服务、自担风险为主要特征的互助担保，三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担保，四是再担保机制。(1)应由政府出资建立专门为服务贸易担保的机构。在美国，各州的出口促进机构直接为服务贸易企业的出口提供担保，如加利福利亚世界贸易委员会就可以为本州出口商提供担保额高达90％的出口贷款担保。(2)应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行业内部的服务贸易出口担保体系。以印度软件业为例，印度软件协会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贸易机构，拥有大约850个成员，成员公司总收入在印度软件产业中占到了95％的份额。印度软件协会为成员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和软件质量担保，有力地提升了成员公司在软件外包业务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协会在服务贸易行业的主导作用，鼓励它们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产品质量担保，从而促进服务贸易企业产品的出口。

5，积极争取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除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五大跨国开发银行每年所提供的建设与开发贷款项目数以千亿美元计。我国政府应在商务部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并成立一个项目咨询中心，通过商务部的各种信息提供工具、网上查询、热线电话和24小时自动传真等方式项目信息，提供商务咨询，主动与相关企业联络，并向其提供对策与具体支持。就具体项目而言，可考虑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资金，开发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2007年，甘肃省成功利用世行贷款44 533万元人民币进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6，设立服务贸易出口专项担保基金。我国服务贸易企业专业化程度高、投入多、有形资产少，所以风险比较大。仅仅通过内源融资需要长期积累，而进行外源融资由于风险评估等问题渠道狭窄。因此本文建议由商务部服务贸易协会牵头成立一个由全国或省为单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服务贸易企业共同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出口专项担保基金，以使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对外贸易，解决现行服务贸易企业贷款担保难、风险大的问题。

7，建立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为服务产品抵押创造条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信贷方式还是抵押贷款或质押贷款，抵押物往往是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质押物一般为有价证券。而服务产品等无形资产作为抵押物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准确评估服务产品的变现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贸易企业抵押贷款的实现。因此，建立文化产品、核心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准确评价无形资产的价值，使其作抵押物成为可能，将有利地促进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企业贷款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杜绝盗版行为，保障以文化产品、核心技术为抵押物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的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无形资产作抵押物成为可能。

(二)开展多种方式的商业性金融支持

1，应打破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大力发展民营、地区性中小银行，建立起多层次化的间接融资体系。地区性中小银行的注意力可集中在本地的优质中小型服务贸易企业上，深人地了解客户，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以为其提供更好的债务融资渠道。

2，银行体系需建立适合服务贸易企业特点的审贷机制。目前，企业申请贷款时往往需要有效担保，并落实抵押，但是服务贸易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没有过多的固定资产，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合格抵押品，也不易落实担保，而这些企业往往由于大量的短期预付垫款，需要期限较短的流动周转资金。银行机构应根据服务贸易企业的业务特点创新对流动资金贷款的风险评估，建立起适合它们的审贷机制和信用评级模型。

3，引入履约保证机制，增进商业银行支持力度。由于服务贸易对象的特殊性及收益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存在“惜贷”现象，可借鉴国外经验，引入履约保证机制，增进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以影视贸易为例，履约保证机制中的承保人通常是履约保证公司(即保险公司)，投保人是电影制作公司，贷款人是商业银行。银行在收到履约保证公司出具的保证制作完成的书面保证、制作公司还款能力的评估、影片完成后的收益评估、可收取利息后，批准贷款给电影制作公司。随后，履约保证公司派员监察所有可能影响制作完成的环节，以确保拍摄计划能按照原定日程和财务预算完成，否则，履约保证公司将为银行承担因计划延误而造成的损失。履约保证公司的收费一般约占电影制作经费的1％～3％，实际收费依据电影制作所涉及的风险程度而定。这一模式。将加强集资者的信贷能力，尤其有利于中小影视制作公司向银行借贷。

进出口贸易投融资例10

一、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总体概述

最早对“金融发展”这一概念作出定义的是Goldsmith

（1969），他认为金融发展其实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是Goldsmith（1969） 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中最早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量化指标，FIR=（M2+银行贷款+债券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保费）/GDP。 另一个指标是McKinnon（1973）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的数量指标M2/GDP，有的学者简称它为“麦氏指标”或“经济货币化指标”，它反映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深度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支付中介和动员储蓄职能。如图所示就两个指标而言我国的金融市场的规模是不断增长的。

图1：1999年-2013年我国FIR和M2/GDP走势

从我国实际宏观数据来看，货币资产总量（M2）由1990年的119897.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106524亿元，增长了10倍，M2占GDP的比重由133.7%上升到194.52%。截止2012年底，我国黄金储备达到3389万盎司，外汇储备33115.89亿美元，相比2010年分别增长167.48%、1900%。社会融资规模由2002年的20112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73168亿元，增长将近9倍。从证券市场基本情况来看，截止2013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A、B）已达到2489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数达到106家，境外上市公司达到182家。股票市价总值239077.19亿元，较2010年增长5倍。国债发行总额15544.01亿元，增长4倍，企业债券发行额到2012年底达到37366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82886.95亿元，较2002年增长13倍。

国际贸易方面，到2009 年中国的外贸度额就已达到 2.2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其中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2096亿美元，在世界出口额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不足1%增长至2013年的11.8%，到2009年我国在世界贸易的位次上升为第1位。中国连续保持着出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二，中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定。

图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额情况

二、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是否有影响，国内外学者也通过相应的实证方法得出一国良好的金融发展有促进国际贸易的作用。主流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资源禀赋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了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理论。相关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力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是决定国际贸易分工方式和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所以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技术等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数。

Rajan and Zingale（1999）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相关学者用AK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从资本的储蓄和投资关系出发，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提高了储蓄率与储蓄向投资转化比率，从而增加了投资，投资的增加又扩大生产使产出增加；同时投资资本的供给增加，使得成本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则取决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和风险分散，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而促进贸易的增长。另外，良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向技术创新环节投入，促进内生技术进步，对技术进步的金融支持越强，从技术外溢中获得效果以及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强，进而影响一国与他国的技术差异，该国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间接影响对外贸易产业升级而改善贸易结构。

Baldwin（1989）以风险管理的角度，从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两方面着手，认为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都有利于对外贸易中的不确定风险的管理。国际贸易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风险比如：信用风险、汇兑风险、价格风险、商业风险、运输风险、政治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构成了进行国际贸易的障碍。金融发展能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通过相关国际贸易融资工具（打包贷款、出口信用证押汇和出口托收押汇、福费廷、保理等）、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规避、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便利交易。

Kletzer&Bardhan （1987）、Baldwin （1989）、Rajan&Zingales

（1998）、Levine （2000）、Beck（2002） 、Manova （2005）等研究了一国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Jinjarak（2004）、 Joshua Aizenman （1991）、Jeremy I. Bulow （2002）、Tomz（2004） 也认为一国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形成良好的融资成本机制，一国（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本国经营者获得完整的市场信息的成本降低，同时能为企业提供更多A外部融资渠道，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融资成本也更低，由此形成比较优势，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汇率制度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贬值则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货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同时，资本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两国资本的相对价格的长期趋势没有影响，但本币汇率的升值提高了国内的工资利率比，改变了国内的相对资源禀赋，进而影响贸易商品结构。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资本、技术、风险管理、相关金融机制等各个方面影响一国的禀赋、比较优势、进出口商品结构从而作用到国际贸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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