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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案例模板(10篇)

时间:2023-06-18 10:36:48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1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部分福利、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逐步分离并转交给社区,建设社区工作的发展日益重要。进入二十一世纪,社区开始成为人们所熟悉并依赖的生活环境,城市居民自治关系到居民自身的切实利益以及健康安定的生活,也关系到社区建设的稳定性与民主性以及国家的安定。但社区服务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服务人员专业化低,居民参与率不高等。

(二)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主要以社会互动理论、社会网络支持理论为切入视角和理论框架,采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观察法、无结构式访谈法进行案例研究。以C市N区H社区真实案例,将社区案主与社工以及社区居民积极分子均纳入具体的情境之中,以观察员和记录员的角度提出城市社区与居民建立关系的实务方法,分析专业社会工作者以及社区居民积极分子在社区服务中的优势。从而探讨、分析具体社区案例中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在城市社区中的服务专业提升上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社工是如何整合资源介入社区居民的生活,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居民服务当中如何运用等。

二、概念与研究理论

(一)概念界定

1、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指在政府的指导和扶持下,在民政部门的倡导和组织下,以街道和居委会为依托,以社区居民的自助与互助为基础,面向生社区全体居民,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而开展额各种社会福利服务和便民服务。

2、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主要是指在中国城市的区、街、居等社区范围内,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理论知识指导下,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为全体社区成员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总称。

3、城市社区居民自治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指依靠城市社区居民自身力量,以国家相关法律为依据,遵循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统一协商,民主决策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解决社区事务的问题中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

(二)理论工具

本文试图运用社会互动理论,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进行分析。互动论研究将社区案主面临的问题置于社区这个特定场域之中,集中在社区独居老人与社工以及社区居民自治在这种互动情境中进行研究分析。

社会支持网络指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大,就越能更好的应付来自环境的各种挑战,通过这些支持,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和服务。社会支持网络模式近几年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农民工、下岗职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研究。

三、社区服务案例分析

本文从C重庆市市N区H社区的调查材料中选取两个长期案例加以分析,凸显社工如何整合有利资源介入社区居民的生活。

(一)案例一:

访谈案主是一位独居空巢老人,王婆婆。外地人氏。为躲避战乱与老伴来到重庆生活,现在老伴已逝,膝下无子,一人独守。

通过和案主的访谈,社会工作者通过案主的态度和言语仔细观察,社工决定每周定期并坚持去看望老人,运用个案开展工作。经过长时间的与老人接触,老人逐渐接受社工和邻。此次探访中,社工特意找到社区居民代表H女士,希望他可以带动小区居民主动去关心、帮助老人,从而减轻老人的孤独感。现在老人没有事就会主动走到小区院里和居民聊天,彼此作为各自的倾听者和诉说者。现在老人明显比以前更加开朗,也结交了小区其他老年朋友,个人的社交圈明显的拓宽了,也积极参与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

(二)案例二:

访谈案主是一位高龄独居老人,吴爷爷,重庆本地人氏。案主患有严重的眼疾,行动不便。老人退休金较为优渥,曾经入住过养老院,由于养老院服务质量差,原有的饮食、起居以及生活方式无法得到满足和支持,老人难以适应养老院的生活,最后决定选择回归家庭养老。虽然子孙会定期看望他,但老人因为自身健康原因,根本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活动,被迫从社会生活中撤离,与之相关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单一,薄弱,稳定性较差。

通过之前几次与老人的交谈,可以发现案主具有一定文化,说话条理清楚。故社工采用缅怀疗法,通过带领案主进行往事回顾,从过往中的获取成就感,从而打开心,探访人员包括案主,社工,以及居民自治委员会社区积极分子何利君阿姨。在前后至少六次的访谈时间里,老人频频赞赏何阿姨平日对他的照顾,通过老人对社区阿姨的赞扬,透露出安慰。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到作为社区活动积极分子何阿姨的热心和不易。

四、社区工作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

(一)促进居民“四个自我”的形成

社会工作崇尚“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强调开展这次社区居民需求调查就是为了实现以社区居民的利益、需求为本,以预防、治疗和发展的服务模式唤起居民自治的积极性,促进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目标的实现。

(二)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在此次调查中,可以发现社区居民的参与性较低,但他们的社区生活确是单调乏味的。社工入驻到社区后,就将立足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技能,为居民提供科学化与精细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培养自治能力。

(三)建立完善的活动机制

一套完善的活动机制,比如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在活动定期开展同时仍让居民对活动抱有新鲜感,尤其是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应充分开展具有较强覆盖性的社区活动,这样能够扩大社区活动影响力,吸引更多社区居民融入,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活动有效实现其既定目标,提高活动连贯性。增强居民参与意识,为居民自治打下基础。(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文军.社会工作模式:理论与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3]魏成.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服务的路径――以B市Q区的个案为例.[D].西北师范大学.2012

[4]赵静.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中的嵌入性发展.[D].西北大学.2015

[5]胡俊.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模式探索――以深圳市X社区为例.[D].郑州大学.2014

[6]闫丽.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服务的经验分析――基于深圳市C社区服务中心项目的实践反思.[D].云南大学.2013

[7]何筠.关于发展社区服务的思考.[J].青年思想家.1997:18-20

[8]霍立珠.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工作介入―以S市D社区个案为例.[D].吉林大学.2013

[9]梁赋.试论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J].2010年3月第3期

[10]马贵侠.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工作职工的应用――以合肥市标准化示范社区建设为例[J].社会工作方法.2011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2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责任

为深入开展“七五”普法工作,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制定了“七五”普法规划,成立了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局属二级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七五”普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七五”普法办公室,负责“七五”普法日常工作。同时成立城管系统“谁执法谁普法”责任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全面落实“七五”普法责任。在“七五”普法中,按照全面推进法治长阳、法治城管建设的工作部署和“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要求,与局属二级单位签订《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七五”普法责任书》,进一步明确普法职责任务,不断推进普法工作深入开展,努力形成局党组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作格局,为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二、落实普法责任营造普法氛围

(一)建立普法责任制。局属各单位把普法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纳入本单位工作总体布局,层级签订普法责任制,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局属各单位建立健全普法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成立普法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和要求;同时制定“七五”普法工作规划,分年度制定普法计划、工作要点及普法责任清单逐一落实。

(二)明确普法内容。局属各单位深入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宣传党章、宪法、党内法规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入学习《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等地方性法律法规以及与本部门职责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

(三)系统内普法全覆盖。健全完善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各支部、班子成员学法制度、单位学法制度、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述法考核评议、提拔干部的法律知识考试等制度,健全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全省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等制度。2016年至2019年全体城管执法人员参加全省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参学率、参考率、及格率3个100%。同时组织城管执法队员开展年度法治学习月活动,做到有方案、有组织、有培训、有考试、有通报,确保普法取得实效。

(四)扩大社会面普法。根据县委县政府“七五”普法责任清单规定,城管执法局的普法责任清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城镇建设管理条例》《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管理办法》等。局属各单位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做到“谁执法谁普法”,县环卫局普法重点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普法重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城镇建设管理条例》《宜昌市禁止违法建设管理办法》;县市政园林绿化管理局普法重点为《城市绿化条例》。同时加强对当事人、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及重要人群的政策宣讲和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做到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普法教育贯穿于执法全过程,教育和引导广大市民依法表达合理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通过举办听证会、座谈会、协调会等形式,提高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结合普法重点和社会热点,组织普法宣讲员、普法志愿者深入社区、村组、学校、企业,广泛开展宣传、讲解,激发社会正能量。

(五)创新普法工作方式方法。创新普法平台,汇编城市管理“七五”普法法律读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人手一册,发放到部分社区和村组;设置普法专栏,建立学法园地,观看法治电影、电视,参观法治教育基地,旁听典型案件审理等措施;加强典型案例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工作,建立以案释法资源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规范、预防与教育功能。以“法律六进”活动为载体,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开展经常性以案释法活动。以互联网为载体,推动“互联网+法治宣传” 活动,充分利用微博、QQ 群、微信群开展法治宣传。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3

利用民用无人机实施犯罪的风险与管控

应急供应链中的“双盲—倍增—叠加”效应

基于危机管理视角心理援助的国内研究述评

2014年度中国社会典型分析报告

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政府决策模式构建——基于公众行为的解析

重大项目:从“社会影响评价”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妇女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与局限

移动互联时代的网络动员演化机制及对策

大学生的演化过程及治理

区隔式的融合:上海第二代农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网络公共危机管理:政府与数字服务业者之间的合作机制

依法治理宗教与去宗教极端化问题刍议——基于新疆地区的考察

“创收式监管”: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一个分析逻辑

韩国公共冲突管理制度的经验借鉴

公共安全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社交媒体及其利用

2013年度中国社会典型分析报告

基于全面风险治理视角的我国事件处置分析

环境类的政策网络探析

医患纠纷暴力事件:问题形成与对策思考

风险型环境的生发机制及其治理策略

环境为何暴力化抗争——对三起环境的分析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

综合式风险评估与管理:伦理学的视角

我国反恐政策体系优化研究——以恐怖活动决策过程为视角

社会排斥下的社会整合难局——对2011年伦敦骚乱的个案剖析

中国PX项目的出路——基于广东茂名PX事件的启示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机制——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抗争控制的中国式图景关于中国政府“维稳”策略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检验检疫”与口岸公共安全新挑战——基于非传统安全的分析

“微政务”发展的轨迹、挑战与趋势

与官民矛盾:死结还是活结——基于百度文库32个讲座课件的分析

公共安全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类型及其风险防范

中国生态移民风险:关于类型、特征与治理的思考

中心工作与边缘性治理: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的政策变迁研究

与模式化抗争——基于政治过程视角的分析

“以稳要挟”下的“人民币维稳”:基于F矿区的个案研究

大规模人口流动与高密度集聚下的开放式城市治理结构

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纠纷解决体系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研

城市化中的自行车黑市的现状、困境与治理——以上海市为例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多维度视角:问题、理论以及趋势

政策类的危机应对与风险治理——基于重庆医改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现状、成因与对策

城市环境风险动员机制探析及政府治理启示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个案研究——以湖州吴兴区为例

多元治理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上海松江国轩电池厂争议事件为例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4

一、导论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这表现在城市的地域、数量、规模、人口的有效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2010年城市化率为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相较于1949年与1978年分别提升了42.38%、31.76%(如图1所示):

若将城市中非农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毋庸讳言,城市已成为主导国人的生活区域,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比较关注乡村社会的治理研究,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研究相对薄弱。学术界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1.以街区权力的行政运行为视角。Benjamin Read认为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行政性草根接触(administrativegrassroots engagemem)的邻里组织,在其中国家创造、支持并管理着城市底层的组织网络,此种组织网络发挥着推进治理与政策执行的功能;朱健刚用“社区行政建设”分析1949年以来街道权力的变迁。2.从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角度: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应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林尚立将城市社区视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

本文试图从分析城市基层治理现状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纷繁复杂社会现象背后基层治理所隐蔽的逻辑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实现有效合作的问题。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善治的内在理路与社会机制。相较于实验法、大样本统计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检验与创造理论、辨识前提条件、检验前提条件的重要性、解释内在的运行机制。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直接当事人对自己在事件中动机和信念的访谈,这些联系和参与者的陈述可以为揭示因果关系提供线索,而本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具体的原因和结果代表了什么样的更为普遍的现象和内在的逻辑?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个案的普推性问题(generalization),因而本文的研究设计采用案例研究、社会调查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从而来理解城市社会管理的真实世界,实现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层治理的逻辑: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逻辑是对客观世界的推理、总结、抽象以获得系统知识的思维过程,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而基层治理逻辑主要包括基层治理的基本预设、运行机制与价值取向。下文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1.案例描述

x社区位于南京市Q区东部,占地24.1万平方米,居住着约1600户居民,不少业主租用小区车位。2010年8月开发商张贴告示:自2010年9月1日起不买地下车位的业主,车子一律不准进小区,由开发商聘用的世豪物业公司随之执行该规定,阻止未买车位业主驱车进入小区。2010年9月1日早上小区物业公司不让未买车位的业主私车进来,引发冲突,傍晚下班时因为小区物业的阻拦导致几十辆小区车停在小区大门外,堵住小区入口与杉湖西路,愤怒的业主打断了小区入口的门栏,9月4日冲突进一步升级,开发商雇佣了当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制服,协助物管暴力打伤部分业主,这期间辖区派出所多次接到业主报警电话。

9月5日多名业主驱车来到Q区政府,将大门堵住寻求说法,z副区长接见业主代表,答应在一定期限内回复相关问题,9月6日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办事处(归属Q区政府管辖)责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必须让业主车辆正常停放,在征求小区业主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小区于2010年9月24日召开“首届业主大会”,并且设立10个流动票箱,每个票箱由2名小区居民和2名街道工作人员保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而后由新组建的业主委员会重新聘用了名城物业公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车位门”冲突渐渐平息。

2.案例分析

从上述案例出发,取用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从冲突与合作两个层面来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

首先,市场的逻辑。在基层社会场域中,理性的主体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追逐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假设车位出租,开发商有一定的收益,也方便了业主停车,双方的收益各自为1,业主是以较低的价格实现停车,开发商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开发商将车位出售,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与此对应未买车位的业主相较过去则须付出很高的报酬,开发商与业主的各自收益为(9,-9),因为月租200元的车位还是较昂贵的,而此时若买车位则已从开盘时的8万元涨到13万元,业主难以接受,因而与开发商之间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博弈关系:

个体理性的策略使得拥有地下车库产权的开发商将车位“只售不租”视为最优策略,并且贴出告示:“从2010年9月1日起,不再对地下车库有产权车位进行出租,如需固定车位位置的业主请联系……”,物业公司系由开发商聘用,他们之间形成了“共谋”的关系,物业公司随即通知:“不允许地面停车”,“不买车位,业主开车回不了家”,他们认为业主别无选择,只能购买车位。

业主的理I生选择是拒绝接受,并且打断了物业公司封门的护栏,在小区内悬挂“无良开发商、强卖车位没商量”,“反对强卖车库,还我和谐家园”的条幅。因此在这里,开发商与业主(不合作,不合作)不仅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各自的优势战略(dominant strategy),一旦锁定(look in),双方都陷入困境之中,这就蕴含了深刻的隐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NPM)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其基本假设为只要满足社区个体的需求则为良好的治理,市场是万能的,依靠“这只无形的手”,人们之间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帮助。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使资源的配置得到最优,舍此别无他途,亦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个体自利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甚至整体利益的最小化。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调节,霍布斯认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须“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因为大多数人不但缺乏发现所有定律的能力,即使有也不见得能准确运用。

其次,国家的逻辑。x社区因“车位门”所引发的困境由行政权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区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区业主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重新选聘物业公司,车位采取售租并用的双轨制,冲突渐渐平息。由于行政体系的权威性、公共性,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层政府仍具有较高的危机化解与服务能力。我们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N市6个社区520户居民发放关于“组织信任度”的结构化问卷,问卷题目为:“你认为下列哪些组织能代表与保护居民的利益?”统计如图3所示:

当前随着城市行政资源下沉,国家的逻辑体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科层制结构,如图4所示:

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国家政令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而另一方面科层制结构的等级化、封闭性、逆向负责制使得基层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往往存在着迟缓、被动、前瞻性匮乏,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出现梗阻,问题由萌芽生成危机之后才会着手治理,正如参与集体行动的x社区业主所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同时,这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结构也使得不少决策难以反映公众的真实诉求。例如,Q区政府房产局决定对F社区整治出新,施工队进场对居民楼粉刷出新,可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停工了,原来区政府拆迁办通知房产局这里将拆迁,结果居民楼的外墙黑黄相间夹杂在一个立面上,再加上原先还夹杂着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区居民说:“整幢楼看上去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大花脸,比以前还难看”。基层政府10多万元的花费并未带来群众的满意。

国家的逻辑体现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一条主线,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城市在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国家逻辑的基本预设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确而理性的决断,通过政府的深度干预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但实际情况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指令的者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约翰·密尔所言:“政府一到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与力量却以它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活动的时候;一到不是对他们进行指教、劝导并有时指摘而是叫他们在束缚之下工作,或是叫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害处就开始发生了。”

本文并不否认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在治理方面的优点,但是当这两种逻辑在基层治理实践变得绝对化后,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并非简单地二元对立。正如“车位门”冲突的平息所揭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可以为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的实现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逻辑与路径:社会管理的创新

“车位门”事件平息后,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进行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改革,将群众自主参与社会管理与政府公共服务下沉相互集合,形塑多元治理的网格化平台,具体做法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楼栋为基本单元,街道23.17万平方米具体分为6个一级网格,40个二级网格,1144个三级网格(驻街单位),覆盖辖区8个广场、11所高校、14个商业网点、1个经济适用房小区、24个商品房小区、25条道路、908家五小行业、1341个楼栋,如图5所示: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社会管理方法,结果是减轻了一个症状,又导致或引发了多个症状的出现,难以标本兼治。与此不同,仙林街道社会管理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公众需求有机结合,其基本模式为:网格连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的复合治理(如图6所示):

“网格连心”:以公众为关注焦点,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网格化体系,使社会管理服务覆盖到街道每一个区域、各类人群以及所有社会组织,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减少中间环节,缩短管理过程,实施“贴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计划”,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服务为先”: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态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众、前移关口,把握群众意愿需求,及时发现社会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强化风险应对、过程控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应急转向源头治理。

“多元联动”: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优化街道内部干部的岗位责任体系,打破机关干部与社区干部的条块分割,建立街道、社区、网格、驻街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动机制,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协同发展”: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促进社区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网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层制,一方面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引导作用,主动发现问题,解决在民众投诉之前,从源头上解决因决策不慎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重视多元主体的自主、自治与协议作用,构建互惠、合作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力图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保持三者之间的中道,从而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实现互惠互利的合作,弥补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与社会局限。

仙林网格化管理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20多位一跃成为前列,2011年全年月度综合排名获得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街道综合工作全年在全区月度排名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先后与驻街高校联合成立了5个科技园、引进项目24个,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由于及时解决民众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明显改善,民调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并且实现了“零上访”。那么,仙林网格化管理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从治理的结构、主体、机制与技术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其运行特点。

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街道干部下沉到具体网格,“办公室”设在各自负责的网格中,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依据社会管理对象的特点成立网格服务中心、高校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集中解决独立网格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网格与中心相结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体:由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企业、学校、物业公司成为网格治理的节点,通过定期召开的网格联席会议,改变了科层制政府垄断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会、企业协同参与,多元共治、相互制约的管理格局。

治理机制: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由条块分割向网格集成与综合治理转变,实施“全方位、无缝隙、精细化”管理,力图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治理技术:植入了计算机领域的“云管理”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枢架构及高位协调处理、信息服务,形成松散耦合而统一的云处理共享模式,三级网络相互支撑的储存器单位元将社区管理、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民众全部纳入网格化平台,及时采集、存储、分析、反馈与决策,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

由上述对仙林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网格化治理是一个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从知识谱系上溯源,网格化治理可以归结到苏格拉底。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

四、结论与讨论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5

一、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创新特点及结果

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将曩昔传统、被动、定性和涣散的治理,改变为今日现代、自动、定量和系统的治理,是当局创新城市治理形式的一次革命。一是创新当局治理理念,以万米单位网格治理法和城市事部件治理法为根底,整合治理资本,完成城市的网格化、精密化治理,完成城市治理问题由过后措置向事前预防的转移;二是创新当局治理体系体例,采用双轴心治理体系体例,别离监视和治理两项本能机能,完成当局治理效率的稳步进步;三是创新当局治理机制,再造城市治理流程,构成发现、立案、差遣、核对和了案五个步调的闭环的任务流程,完成任务方法由被动变自动;四是创新当局治理伎俩,运用多种信息化技能,构建顺序化、科学化的城市治理流程,完成城市治理信息的精确、疾速采集和传输;五是创新当局治理审核系统,完美各类审核方法和目标,对城市治理信息进行科学的评价和剖析,完成评价方法由定性向定量的改变。

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已成功运转近五年,在这五年里,共处理我区各类城市治理问题20多万件,了案率长时间不变在95%以上,问题处理了案均匀工夫由曩昔的一周进步到目前的6.5小时,每月均匀措置各类城市治理问题3000件,处置问题数是曩昔的6倍。可以说,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创立,进步了当局信息化建立的使用程度,在增强当局治理城市、效劳社会才能的还,有用节省了当局治理本钱,在推进城市生涯情况和社会效劳情况改善的还,促进了市民参加城市治理热情的进步,真正表现了立党为公、在朝为民的要求,用实真实在的结果,践行了科学开展观,初步树立和完美了发现实时、措置疾速、处理有用、监视有力的当局城市治理长效机制。

二、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拓展的可行性和需要性

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五年来的成功运转用理论证实了,新形式拥有很强的通用性和拓展性,应用网格化思维和信息化伎俩使新形式持续向当局公共治理和当局效劳的其他范畴延长和拓展成为能够。新形式拥有监管别离的治理体系体例和完好闭环的任务流程,在理论中获得充沛验证,为下一步拓展供应了体系体例和机制上的包管;新形式系统运转不变,可以整合多方面资本、添加各方面数据,为拓展奠基了技能根底;新形式拥有四百名城管监视员,可以搜集城市运转的全方位动态信息,为下一步拓展树立了人员优势。

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振奋人心的成效使网格化治理任务拓展成为一种实际能够,而信息化社会的疾速开展与原有当局治理的低效行政之间矛盾的日益深化,则使新形式深化拓展促进当局治理创新成为一种必定趋向。只要应用新形式经过信息技能完成当局城市治理体系体例、机制、组织方法、伎俩的创新,完成信息、人力资本等内容综合性的整合,具体提拔当局的公共治理和效劳程度,才干促进当局本能机能基本性的改动,改善公共效劳的长效机制,真正完成具体建立效劳型当局的目的。

三、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带动当局治理多范畴创新

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作为一种创新,其精华就是将治理对象定位,义务细化、职责明白、监视到位,完成精密化的治理理念。多年来,东城区一直科学开展的准则,推进城市治理资本的整合,充沛发扬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技能和人员优势,积极拓展,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探究,并获得了很好的成效。

(一)秉承理念,拓展使用范畴

网格化治理思维和伎俩在科教文卫等范畴被最先使用。2005年,东城区社区卫生效劳变革应用网格化治理思维,在整合全区医疗资本的根底上,创立了全方位掩盖、全进程监控、信息化支撑、网格化治理、扁平化构造的新型社区卫生效劳形式,将全区进行网格化结构,树立了社区卫生效劳任务网格,使社区居民可以在300米局限之内完成就近医疗,完成了全区社区卫生效劳优质平衡开展。到2008年,全区为10万余人次持卡居民免去挂号费、诊疗费30余万元;执行零差率发卖的药品比例到达了85%,累计优惠药费250余万元。仅2008年,全区社区卫生效劳总门诊量到达61万人次。

同年,东城区沿用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治理思维和方法展开了“学区化治理”和“蓝天工程”。“学区化治理”就是运用网格划分办法,将全区划分为5个网格,每个网格作为一个学区,每个学区内都配有分歧类型的优质教育资本,完成教育资本在网格里的整合与共享。“蓝天工程”就是以青少年学生课表里教育需求为起点,建立课外运动信息治理效劳平台,建立青少年课外运动门户网站和多个数据库,研发“东城区青少年课外运动卡”,创立没有围墙的课外校园。“蓝天工程”启动四年来,全区已有190万人次的中小学生参与了举行的各项运动,进修、运动的空间大大拓展。“学区化治理”和“蓝天工程”双双取得中国教育学会第18届年会一等奖,“蓝天工程”被中心文明办在全国推行。

2006年,东城区持续拓展收集化治理的使用范畴,修建了比拟完美的数字化社会救助系统,使东城区26个社会救助本能机能单元的79项救助项目获得具体整合,根本树立起了以低保准则为根底,以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相配套,以应急救助、社会合作为增补,当局统筹协调、街道一致施行的综合性、多条理社会救助系统,具体促进了我区社会救助任务的进步。当前,全区负有直接救助职责的部分共触及16个区级委、办、局和10个街道做事处,救助对象涵盖了低保对象、贫穷赋闲人员等16类2万余名坚苦群众。

(二)积极创新,拓展系统功用

2007年,为了做好北京奥运会的效劳保证任务,我们应用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探究展开奥运专题治理任务,针对东城局限内的2个奥运场馆、1条竞赛线路、24家签约饭铺、4家签约病院、10条重点大街,开拓、制造了奥运网格治理专题图层,并将其同奥运重点地域案件标识添加至网格化城市治理信息系统中,还,我们还在系统中对涉奥地域的城市治理问题措置流程进行了专门设定,将其问题级别设定为奥运阶段义务,并加以“奥运”字样的非凡标识,包管了问题的疾速处理。2008年8月8日至9月20日奥运会时期,城市治理监视中间共立案奥运相关檀卷3447件,了案3350件,处置中97件,了案率97.16%。

在奥运会时期,我们还共同市08奥运情况批示部任务,在网格化城市治理信息系统中,建立完成市“城市运转监测平台”东城区数据报送接口平台子系统,每日按时搜集、报送全区各奥运运转团队、分批示部及相关部分的奥运任务运转数据,使指导可以实时获取精确、翔实的城市运转数据。

2007年,依托网格化城市治理信息系统,我们对活动生齿和出租房子进行精密化和准确化的治理,在有用整合全区活动生齿和出租房子治理资本的根底上,以出租房子作为部件定位,将活动生齿的转变作为事情进行随时反省上报实时更新,构成了由城市治理监视中间担任信息数据采集,区流管办一致协调,街道做事处、社区效劳站一起协作施行,具有信息化、全方位掩盖、全进程监控等特点的城市活动生齿和出租房子网格化治理新形式,真正完成了活动生齿和出租房子治理的精密化。

2009年,我们创立公共平安监管新形式,以风险源为切入点,充沛思索风险源的动态要素,精确、具体地把握风险源的根底信息、地舆信息及平安专业信息,树立一元批示中间,引入城管监视员发现补强机制,化被动为自动,变过后处置为事前发现,具体提拔我区公共平安日常监管才能,做究竟数清晰、责任明白、发现实时、批示有力、监视有用、评价到位,真正完成了对我区公共平安监管对象的全掩盖治理。

(三)发扬优势,拓展监管内容

东城区城市治理监视中间以信息化为支撑,发扬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技能及人员优势,共同当局社会治理和公共效劳的需求,整合全区资本,进一步扩展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监管局限,拓展以城市外观形状为主的新形式治理内容,树立了区城管监视中间与各部分之间的效劳供需链条,在协助当局进步监控和治理才能的还,初步构成了各部分“协同作战”的城市治理形式。

监视中间共同环保局把大气情况管理归入网格化治理,对全区工地扬尘状况进行继续监控,并在监控的还,进行相关数据的计算、剖析,为落实环保任务供应数据支撑。比方,经过剖析我们发现,东城区作为老城区,每年4、5月份,进入旧房抢修、家庭装修的顶峰期,不少胡同也开端集中整修,扬尘问题会呈现必然的反弹景象,所以这段工夫就要求监视员加大对胡同街巷房子补葺、施工料掩盖等状况的巡视反省力度,实时发现问题,共同环保局完成我区各项大气情况目标的完成。

5年来,监视中间应用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协助区文委每季度对我区77处注销未挂牌文物的外观维护状况进行普查,重点反省文物缺掉、严峻破损、被撤除遭毁坏的,或是文物倾倒、存在平安隐患等;还共同区文委展开了“无照游商5·27”专项整治运动,对全区图书、音像商铺地位、无照的音像成品游商散布等进行普查,完成了东城区图书、音像商铺散布图,确定了重点监管点,为探究树立文明市场监管的长效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测验;共同区环保局完成了全区2400余家污染源商户的入户普查、复查及抽查审核任务,使全区污染源普查任务顺畅经过市环保局的反省验收;共同区商务局根据《酒类流畅治理方法》相关条目,分两批完成全区十个街道的酒类运营者注销立案效劳任务,共走访商户2873家,完成立案注销表2576份。

(四)多方进修,拓展创新思绪

自2005年7月以来,建立部先后3批在全国确定了51个试点城市(区)进行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推行使用,很多城市在展开网格化城市治理任务的还,连系实践,在新形式内容拓展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究,比方:杭州市充沛发扬数字城管系统的优势,依托数字化城市治理地舆信息治理系统,连系无线城域网等现代化信息技能,建立了全市一致的综合收费、治理、监视、效劳功用为一体的泊车综合治理效劳平台,经过科学合理的系统装备,节省了本钱,提拔了运转成效,较好地知足了路途泊车收费、治理及效劳的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将东城形式进一步创新,提出资本共享、批示一致、运转协调、措置高效的任务目的,环绕城市治理、应急批示、便民效劳、总值班室四项效劳本能机能,向城市治理监视、当局值班、非紧要救助和应急批示的一致一体化治理批示开展,创立了“四位一体”城市运转治理批示形式,经过当局常态和十分态治理的有用连系,在城市运转治理与应急批示上做了成功的测验;上海浦东新区北蔡镇在城市网格化治理综合平台的根底上,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完美社区根本效劳系统建立,针对当地区特点睁开了“为老效劳”等数字社区的特征效劳,经过为白叟供应物业维修、反省身体等各类效劳,将社会网格化治理不时引入庶民最存眷的热点范畴,进一步发扬当局在数字社区治理中的主要效果与影响力。

经过对各试点城市新形式拓展方式和内容的研讨和进修,连系我区的探究和理论,进一步坦荡了我们在新形式内容拓展上的任务思绪,那就是要一直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精密化治理的精华,充沛发扬新形式优势,整合伙源、连系实践,丰厚以城市外观形状为主的新形式治理内容,逐渐完成在当局任务各个范畴的使用,促进当局治理程度的进一步提拔。

四、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开展偏向

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曾经成功地走过5年工夫,它实在进步了当局治理城市的才能,改善了人们生涯、任务的情况,拉近了市民与当局间的间隔,然则仔细总结,我们可以明晰地发现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今后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美我区的网格化城市治理任务:

(一)逐渐构建城市运转监测平台,保证城市平安、不变运转

经由对奥运会效劳保证任务的具体总结,我们愈加看法到网格化城市治理信息系统作为当局城市治理最好抓手的主要性,下一步我们将增强网格平台的系统建立,完美功用、健全数据库,拓宽监管本能机能,使网格化城市治理信息系统在后奥运期间及严重运动中发扬更鸿文用,逐渐构建城市运转监测平台,使网格化城市治理平台成为当局的根底信息平台,成为整个城市运转的数据、信息的集散中间。还,经过对城市运转的动态监控及对平台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剖析,构成城市运转的总身形势描绘与前兆辨认预警,提出相关的处理方案和政策建议,使城市运转的综合协调与批示目的更明白、办法更妥当、施行更有用,最终完成不只对城市全体运转的全进程进举动态、科学、系统治理,并且还也为城市运转突发事情应急治理供应长效机制保证和数据信息支撑。

(二)进一步拓展新形式监管内容,进步城市综合法律才能

进一步创新治理、整合伙源、理顺关系,充沛发扬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的治理效劳和监视评价本能机能,扩展新形式监管内容。当前,我们已对全区各单元的本能机能进行细心梳理,将可以归入到网格化城市治理信息系统的本能机能进行了汇总,下一步,我们将连系实践,逐渐丰厚具有外观形状的网格化城市监管内容,树立完美城市公共治理信息平台,为多部分的综合法律供应详实、牢靠的数据支撑,使各部分可以获得所需的共享信息,并在实行各自任务职责的根底上,真正完成城市治理中各部分间的协同作战,然后有用促进当局综合法律效能的进步,不时健全城市治理综合法律体系体例和长效机制。比方:本年网格化城市治理新形式将在我区的公共平安监督工作中发扬主要效果,经过扩大城管监视员的监管内容,完成全区风险源发现和预警才能的有用加强,并将区内严重风险源的地舆地位、风险水平、周边状况、出产单元根本信息等在网格地舆图层上定位,树立相关数据库,监视员在上传风险源的相关信息后,监管部分可以实时调取所需信息,进行判别跟踪和监控处置,然后大大进步了我区公共平安监管和防备的程度。

(三)以数据促决议计划、以数据抓绩效,增强网格化信息治理系统的数据发掘功用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6

外来人口的聚集与“城中村”的特性,使得这一位于城市的社区无论从建筑表象、社区管理以及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明显不同于一路之隔的城市社区,进而成为城中“特区”。从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城中村”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色情现象。由于“城中村”外来人员较多,同时在治安管理等方面存在盲区,因此容易成为色情活动的重灾区。与此同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旅馆业、美容美发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行业管理松懈,有的未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机制,也有的因“城中村”特殊的土地权属及人口状况影响了城市管理法规、制度在这一领域的执行效果。“城中村”先天问题及行政部门监督管理上的乏力,为活动提供了机会,导致“城中村”成为色情活动高发区域。

二是未成年人监护问题。近年来,伴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城中村”出现大量跟随父母进城的未成年人,由于监护人忙于工作,疏于监管,未成年人意外事故屡见不鲜,同时也容易成为受侵害甚至的对象。据报道,2012年以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217件未成年人受侵害刑事案件中,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地带的占据多数,且多集中在寒暑假,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外来人口集中,居住人员混杂,社会管理薄弱,且房屋多为平房、大杂院,缺乏必要的安全和防范设施,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较好的屏障。[4]尽管此类现象在上海并不凸显,但司法实践中,由于监护人无暇顾及、社会监护难以到位等主客观原因、“城中村”未成年人遭遇意外,侵害的个案并不鲜见;有的儿童因父母监护不力而遭遇落水、交通意外;有的未成人被胁迫、诱骗参与;有的甚至成为对象。不难看出,在“城中村”区域,未成年人在受教育和保护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三是未成年人犯罪。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重视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并建立了从身心健康到教育监护,从政府管理到社会帮扶等一系列比较全面、系统的保护体系。但在“城中村”区域,这些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却再次失效,甚至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真空地带。“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由于经济收入、文化素质等原因并不能真正完全融入城市生活,逐渐产生与城市主流文化(社会规范)不太一致的亚文化,在居住区域上形成农民工、城市相对困难群体聚集的“城中村”,而这些受亚文化熏陶的“城中村”容易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区”。[5]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及调研中发现,该院2009年至2010年8月受理的“拎包”盗窃案中,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十余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来自同一地区,且都聚居在宝山某“城中村”。

四是违法犯罪。违法犯罪现象的相对普遍也是“城中村”的突出特点之一。尽管通常赌注较小,个案影响也不大,但由于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甚至司空见惯(如在村内道路边广泛布设的及比较常见的游戏机房),已成为一些“城中村”亚文化的标志性现象。同时,活动的普遍也容易引发盗抢、斗殴等治安类违法犯罪行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从法律层面或管理角度而言,“城中村”并不属于城市范畴,因此原本属于城市的文化、体育及娱乐活动建设规划大都不覆盖此类区域。在缺乏正常文化娱乐设施的情况下,机、游戏机房以及带性质的麻将室等自然大行其道,成为外来人员的主要娱乐活动。此外,尽管从地域角度而言,“城中村”居民完全可以就近享受居住地附近的城市文化、娱乐设施,但囿于文化素养、社会层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很难融入甚至不愿意进入城市文化、生活圈。

尽管“城中村”存在以上与城市文化格格不入甚至略显另类的社会现象,而且从具体问题或现象来看,这些似乎都只是因外来人口聚集所带来的治安问题,并不那么复杂难解,但事实上,从众多关于“城中村”研究的论著以及各级政府对“城中村”的治理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囿于土地性质、资金投入以及政策复杂等各方面的原因,“城中村”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上海为例,仅从资金投入来看,据上海市建设交通委2013年7月所作的估算,完成“十二五”中心城区旧区改造任务需要投入资金4500亿至5000亿元,年均投入约1000亿元。在经过大规模城市建设和改造之后,各区进入偿债高峰,尤其是杨浦、虹口、闸北、普陀、黄浦等重点区,自筹资金压力大。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城中村”改造,仅凭各区自身之力,已难以实现。[1]即使政策、资金等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或商业渠道解决,但“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2]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城中村”在一段时期内的存在,并通过用好用足现有行政资源和管理手段,缓解、解决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安状况,进而推动社会管理完善。结合实践来看,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

首先,重视“城中村”文化、娱乐建设。文化、娱乐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尤其在工作节奏逐步加快、工作强度日益增大的城市,对于承担巨大经济、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必要的文化、娱乐设施已不仅仅是提升文化素养的场所,更是一种调节生活、缓解压力的“必需品”。从以上“城中村”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娱乐场所、设施的欠缺或不健康娱乐活动()的普遍存在,是引发区域治安问题的重要因素。从检察机关办案实践来看,“城中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明显高于城市未成年人。这其中当然有家庭监护、社会保护及行政管理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但生活区域内的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其作用也非常明显。专门的抽样调查显示,普通学生比未成年犯更经常去图书馆、青少年宫和文化馆等场所,前者的比例比后者依次高出33.0%、10.6%和7.9%,差别较大。相反,未成年犯比普通学生更经常去歌舞厅、游戏厅、台球厅、网吧、洗浴中心和电影院,尤其是歌舞厅、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前者比例依次约是后者的10倍、8倍、7.8倍和7.5倍。[3]由此可见,参与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对于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尽管道理简单易明,但现实中,作为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却很少关注“城中村”文化娱乐场所、设施的投入,其理由也非常简单:“城中村”不属于城市文化建设的覆盖区域,管理部门没有关注这一区域文化建设的义务,他们对“城中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也不会带来政绩上的加分,因此缺乏关注的动力。眼前的利弊分析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管理者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城中村”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治安等问题却是完全由政府“埋单”。显然,治安等问题的后期处理将占用更多的资源和成本。因此,重视“城中村”的文化、娱乐建设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很有价值。具体操作上,可以引入城市社区管理模式,鼓励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进村,探索建设社区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在商业娱乐场所之外,推进社区、街道、村镇等各区块公共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场地配备,同时鼓励自发组织的各类文化兴趣活动开展,尤其关注青少年文化娱乐活动。

其次,充分发挥社区检察职能作用。社区检察室是基层人民检察院在街道、乡、镇等社区的派出机构,主要承担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对非监禁刑罚执行(社区矫正)活动进行监督;受理社区群众举报、控告、申诉、咨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职能。由于社区检察室常驻街道或乡镇,可以直接了解基层民情及各类矛盾、问题,同时也负有结合检察职能服务社区居民的职能义务,因此可以在矛盾比较集中、情况比较复杂的“城中村”的治理、服务中发挥职能作用。

从实践来看,社区检察室主要从三个层面服务基层,一是法律咨询、矛盾化解。以上海市检察机关为例,2013年,全市近三十个社区检察室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1502批件2232人,其中动拆迁矛盾149批件,民商事纠纷377批件,其他社会矛盾344批件597人,一般法律咨询371批件401人。不难看出,社区检察在服务社区居民、化解内部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发现并依法处理违法犯罪问题。由于“城中村”行政管理上的特殊性,容易形成监管真空,进而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藏身之地。因此,社区检察机关可以在发现和查处区域内违法犯罪行为发挥一定作用。2011年8月,某社区检察室在与街道联系工作中发现,位于闵行区新虹街道的上海某油脂厂将一百余桶“地沟油”非法倒卖至厦门某公司,收运、处置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遂向上级反映情况,引起上级机关和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改进和解决。三是推动辖区内带有普遍性重大问题的解决。如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在发挥检察职能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针对辖区内“城中村”治安问题突出的现象,专门制定工作意见,通过加强与其他政法机关、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社区的协作联动,积极参与对“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域的集中整治,推动平安徐汇建设。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7

(一)注重立法,不断促进司法公正

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结合昆明实际,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立法原则,围绕全市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大局,制定并审议通过了具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昆明市执法责任制条例》、《昆明市企业职工工资支付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废止了《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昆明市技术市场管理条例》等法规,修订了《昆明市流动人口管理条例》、《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滇池保护条例》、《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等法规,这些法规都在解决地方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城市管理,推进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修改涉及我市民主政治建设、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经济工作、权益保护、社会治安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36件。

我市各级司法机关以维护法律尊严,促进执法公正为重点,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五年来两级法院每年受理各类刑事、民商、行政和执行案件约6万余件,没有发生在全省、全国造成重大影响的错案;公安机关每年办理各类刑事案件2万多件,“两抢”等多发性刑事案件发案率逐步降低。我们坚持推进以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三制”工作,建立执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制、依法赔偿制和司法人员培训考评、执法公示、持证上岗等制度,不断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坚持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积极推行审务公开和检务公开,加大司法改革力度。结合今年在政法系统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全市政法部门围绕人、事、案、环节等,认真查找问题,建立制度,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全市法院系统全面推行审判长选任制和实行合议成员资格制,全市检察院系统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完善了侦查、批捕、各办案环节的工作规程和工作要求。形成了执法办案的内部监督体系,保证了执法机关严格执法、秉公办案,促进了公正司法的全面落实。

(二)全力推进依法行政,行政行为逐步规范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市的关键。我们把规范行政行为,实施阳光政府、诚信政府、法治政府作为我市开展依法治市的主要内容来抓。以《宪法》、《行政许可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昆明市执法责任制条例》《昆明市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办法》、《昆明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主线,进一步改革、规范政府行为。

认真落实政务公开制度。大力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将行政机关的职能、办事规定、办事程序、办事标准、告知承诺制度、综合受理制度以及投诉举报途径向社会公开。将市政府42个行政部门的审批事项,8个中介机构全部进入市便民服务中心和城区5个分中心,基本实现了全市90%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进入便民中心集中办理。

建立政府科学决策机制。2004年,为进一步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出台了《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定》,从法制角度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2005年经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在过去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基础上,成立了市政府法律顾问室,聘请了11名知名律师、专家作为政府法律顾问,规定今后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和重要行政行为时,要预先征求法律顾问室意见,把好法律关,从而有效避免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发生。

大规模清理行政许可项目、规定和实施主体。“四五”期间,我市先后三批取消、精简行政审批事项128项,调整行政审批事项510项,行政审批事项精简调整率达到66%。同时,以市政府令形式公布废止了与行政许可法相抵触的70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公布停止执行与行政许可法不相符的33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63个条款。

进一步下放城市管理权限。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2004年在安宁市、东川区开展市级行政审批权力下放试点工作,将市级拥有最终审批权的305项行政审批权力下放,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在试点的基础上,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以区为主”的管理模式调整市与四城区政府的管理职能权限,以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便民利民。

加大依法行政监督力度。五年来,市政府认真查处了100多起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违法问题,纠正了市级10多个部门规范性文件漏备案问题。严格执法人员培训及资格审查制度,结合换发新版行政执法证工作,对全市在岗执法人员进行了全面清理,收回200余名不具备执法资格及考核不合格人员的行政执法证。

通过采取一系列工作措施,我市行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得到了进一步转变,行政机关的法律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效率意识明显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行政行为进一步规范。

(三)普法与依法治理并举,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近年来,我市按照依法治市的总体要求,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来。在城市社区,我们注重发挥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变政府对自治组织的领导为指导、帮助和服务。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帮助指导居民自治组织,保障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决定权。开展“无毒社区”等创建活动,加强城市社区依法治理功能。在农村,我们着力加强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两项制度,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开展“四民主、两公开”村级民主法制建设,大力实施“星级文明户”、“安全文明村寨”等活动。2004年起,在全市广泛开展的“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基层依法治理的载体和内涵。通过司法、民政部门的努力,我市现已创建部级“民主法治示范村”1家、省级12家、市级51家,目前,100%的村委会都已开展创建活动,各县(市)区各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面已达全市村委会总数的30%,嵩明县所有村委会都已进入“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行列。在基层依法治理中,我们还针对新时期社会各类矛盾纠纷的特点,创新人民调解工作的方式和领域,探索治安纠纷、民间纠纷联合接待调处的新办法,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目前已有59家人民调解组织进入公安派出所,这一做法得到了公安部、司法部和省领导的充分肯定;盘龙区还在基层治理中积极开展青少年“司法分流”、社区矫正等,为构建平安昆明和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四)加强法律服务诚信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在工作中,我们以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行业为重点,不断拓展服务领域,规范执业行为。针对法律服务行业出现的一些个别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影响全市法律服务行业的整体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制约法律服务行业向高层次方向发展的情况,我们开展了“诚信为民、服务社会”等活动,加强教育整顿和评查。同时,为切实提高法律服务行业社会公信力,加强对执业行为的有效监管,我们在全市人大及公、检、法和新闻媒体等单位聘请律师、公证行业“诚信服务社会义务监督员”,对法律服务行业进行社会监督,促进了全市法律服务行业行风建设。组织全市30家律师事务所300余名律师参加律师志愿团,为国企改革、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维护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2004年,我们与云南大学法学院共同建立了首批由50名法学专家、律师、学生等组成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参与昆明市“12348”法律咨询及法律援助工作。在市政府接待室设立“昆明市群众法律服务中心”,建立了我市律师接待服务,免费为来信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为政府工作分流,减轻了工作量和压力。昆明市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平均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千多件,其他法律服务队伍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千多件,为广大弱势群体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8

一、基础测绘档案成果为自治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服务保障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国家测绘局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基础测绘工作取得较快进展,1998年至2014年完成1∶1万地形图18907幅,覆盖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这些基础测绘成果较好地满足了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求。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作为自治区面向社会提供测绘成果资料服务的窗口,为自治区各项开发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测绘保障,近五年提供模拟地形图109753张,控制成果51997点,图集图册3655册,挂图(幅)5425张。提供各类测绘成果数据总量为5884.3GB:其中航片28665片;提供测绘成果地形图数据共64730幅;《新疆概况》多媒体光盘600多张和各种挂图1249幅,保证了一大批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得以开工建设。

二、测绘科技档案为地理信息平台及数据资源保障提供服务

随着自治区基础测绘项目步伐的加大,由此产生的新的测绘科技档案成果大量增加,这些测绘科技档案成果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自治区各类大型项目,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在自治区应急平台体系基础地理信息平台项目建设中,各比例尺基础测绘数据、各分辨率航片、卫片为应急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的地理信息平台工具和丰富的数据信息资源,为自治区级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及精度支持,保证了系统提供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数据的准确性。

为更好地利用基础测绘档案成果,整合档案资源,目前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已完成新疆1∶1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系统建设项目二期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高效的数据加工生产体系,搭建完善的基础地理信息运行支撑环境,构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及完善多种数据源和多级比例尺的基础数据库管理体系,扩大了档案数据入库空间覆盖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已有数据资料地区三维可视化模型,从而为自治区基础空间数据生产和管理的信息化与流程化奠定基础,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快速有效地管理维护基础测绘档案数据,提高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快速、有效的保障能力,为自治区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社会各行业应用需求提供地球空间信息支撑。

各比例尺地形图档案数据是测绘科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资料馆根据现有地形图数据架构体系,在新疆1∶5万地图档案基础上,进行小比例尺1∶5万至1∶25万数据缩编,生成1∶25万地图框架数据,构建了标准体系的地形图数据档案,为新疆区域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和更新做出贡献,为社会各界提供更新、更优质的空间数据资源保障服务。其中应用缩编的各比例尺地形图档案数据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项目中,完成了数字石河子、数字库尔勒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项目;推进了数字巴州建设项目的有关工作,整合与更新当地的空间信息资源,促进了当地政府的信息化工作,提高了城市和区域管理的水平。

资料馆还不断更新数据资源,使测绘档案成果服务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自主研发的《新疆大地测量成果信息管理系统》平台通过局验收,建立面向客户端用户的大地测量成果的查询检索、定购、计费、打印、顾客档案等功能分发服务系统,开展了新疆区域大地测量成果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入库、测量标志普查资料信息集成等工作,为实现基于网络化的地理信息分发服务做好了系统准备。

近年来,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针对突发事件的需要,加强了档案成果应急保障提供能力。制定了《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测绘应急保障预案》、《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档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档案安全保管措施》,规定了细致的档案应急保障服务流程、应急制度和应急方案。对人员、物资、装备的应急设置及调配等做出规定,明确责任,确保档案资料、设备、人员安全。同时加强档案服务应急宣传,组织学习国家测绘局《基础测绘成果应急提供办法》等有关文件,提高每位工作人员的应急意识,定期组织应急演练,使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应急流程。近年来,多次为自治区提供测绘应急保障服务,各岗位工作人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自觉到岗开展应急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基础测绘档案成果应急提供,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测绘保障作用。

1、为反恐维稳保驾护航

新疆地处我国反恐和斗争的最前沿,反恐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针对新疆的特殊情况,近年来自治区测绘档案资料馆积极扩展多尺度、多时相、多源、可视化程度高的地理信息覆盖,为新疆反恐和斗争服务。

2007年,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公安部门、武警某部的请求,资料馆按照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局安排,紧急提供覆盖面积约262400平方公里的1∶10万比例尺地形图160余幅共计214张,依靠这些精确的地理信息,公安机关在我区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东突伊斯兰运动”的一个训练基地,取得了反恐斗争的重大胜利。

近年来,境内外恐怖势力在疆内组织策划实施了多起恐怖暴力袭击。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资料馆积极为新疆军区提供及时、适用、可靠的测绘保障服务,无偿为新疆军区提供全疆50个县市中心城区地形图资料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数据资料,实现了资源共建共享,较好地服务于新疆稳定工作。

2、为奥运安保提供保障服务

2008年受新疆奥运圣火传递指挥部门的委托,资料馆仅用10个小时时间制作完成安全防范专用图,为奥运火炬在乌鲁木齐的传递接力提供了及时的测绘保障服务。并为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制作了影像电子地图产品,制作6城市主城区369幅1:1万DLG数据,并协助安全厅进行数据平台的安装、调试及技术培训。

3、重大事件应急保障服务成绩显著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鉴于自治区武警安全保卫部门用图量增加,资料馆启动测绘应急保障预案,开通测绘成果提供绿色通道,紧急提供测绘应急保障服务,相继为自治区党政机关及武警部队、公安部门无偿提供《乌鲁木齐卫星影像图》、《乌鲁木齐市城南维稳处突工作用图》等各类挂图、图册3600份,提供地形图数据317幅。为维稳处突工作编制《乌鲁木齐市城南维稳处突工作用图》,为各个维稳工作组编制社区工作用图,有利地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打击恐怖暴力提供测绘保障服务。

2008年9月,接到7名俄罗斯游客在新疆漂流遇险信息后,资料馆立即向自治区应急办提供游客所在地的控制成果档案资料,为自治区实施紧急救助服务。

三、测绘档案成果应急提供服务内地省局对口援疆工作

2010年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后,为内地省局提供援疆工作所需测绘档案资料成为资料馆工作重点。如利用档案资料为自治区发改委制作对口援疆分布示意图,为辽宁省政府提供塔城地区行政区划图数据资料,为河南省政府提供哈密地区行政区划图等援疆工作用图数据,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领导紧急制作提供4幅塔城地区行政区划图;紧急输出全疆A0幅面彩色地图、新疆所有县市的西部挂图数据,并出图覆膜,用于区测绘地理信息局向各个省市提供利用。

此外,资料馆还及时做好基础测绘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以便为各行各业及时提供所需的测绘档案成果,做好地理信息的服务保障工作。如进一步对馆藏测绘成果及目录进行梳理,摸清家底。更新制作“新疆基础测绘1:1万比例尺地形图成图范围分布图”、“新疆1:5万比例尺地形图成图范围分布图”,按地州制作10个地州1:1万比例尺地形图成图范围分布图。2010年5月在相继接到天津市测绘院、江西省测绘局、北京市测绘院、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对口援疆工作需要测绘成果资料的通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档案资料馆启动测绘成果应急提供预案,开通绿色通道,紧急为江西省测绘局提供所需喀什地区阿克陶县30幅1:10000地形图数据及基础控制资料。同时为天津市测绘院提供所需的策勒、于田、民丰三县的行政区挂图、航空影像、1:1万、1:5万、1:10万地形图数据及相应控制资料,其它省市所需资料随后也陆续提供。

今后,随着基础测绘范围的不断扩大,测绘科技档案成果在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应急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显现。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9

大量外来人员在城市郊区逐渐形成聚居生活的成因包括:一是生活成本因素。由于市中心房价及其它生活成本远高于郊区,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主要从事一些基础性建设工作,来沪之前许多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经历,相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更容易使大量外来人口首先选择在城市郊区生活,较为相似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外地来沪人员在郊区形成聚居趋势。二是人口流动因素。城市郊区本地人口因工作就业、子女上学、房屋拆迁等诸多原因逐渐向市中心及其他就业、就医、就学等经济及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地区迁移,这就造成郊区劳动力缺口及大量房屋空置,大量外来人口到来有利于填补郊区城镇及农村的劳动力空缺,大量廉价、空置房屋出租也有利于外来人员临时安置。三是经济发展因素。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建设,城市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市中心逐渐以商业、金融业及其它服务业为重点发展方向,而过去的一些工厂由于土地及劳动力成本因素逐渐向郊区迁移,而市中心建设相对于郊区而言呈饱和状态,郊区新农村及新城建设则有蓬勃发展趋势。因此,大量外来人员随着郊区经济建设需要而迁入郊区工厂、工地及其它新兴产业周边城镇及农村形成聚居。四是历史习惯因素。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人口因经济发展需要而发生大迁移,在这过程中同村、同乡甚至大量同县人员迁往某一经济较为发达城市现象较为普遍,这与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视家庭、家族、同乡观念的文化传统戚戚相关。在现实生活中先行迁移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为家人、朋友及同乡介绍谋生方式或暂住地的情况较为普遍,大量同籍贯外来人员有在城市郊区形成小聚居的特征趋势。

二、郊区派出所在开展外来人口聚居区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郊区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交通日趋便利,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各种矛盾纠纷类型繁多,特别是城市郊区派出所工作量不断加大,外来人口管理已成为基层派出所基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的巨大差异导致在各类基层警务工作中时常遭遇误解

大量在城市郊区生活的外来人口由于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活习俗与新的生活环境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磨合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又非一朝一夕之事,故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各类纠纷。基层民警每天面对大量的涉及外来人口的“110”接处警,其中纠纷类报警占了大部分,不仅包括治安纠纷,而且包含了劳资纠纷、债务纠纷、消费纠纷等大量的非警务纠纷,在处置此类纠纷时当事人对相关法律的不熟悉,对解决问题途径的陌生,以及对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等状况,都容易对基层警务工作造成误解。“110”既是这些外来人员所知悉的少数几个求助途径之一,但其对“110”的权限及职责理解上的扩大化导致的信任危机,已成为困扰基层工作的一大难题。

(二)在全球经济低迷,我国政府调整经济增速的宏观大背景下,企业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到外来人员聚居区的稳定

市政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工厂及生产企业用工均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发展减速的大背景下,许多建设、开发项目不得不减少投入或放缓速度,部分工厂及企业自身面临生存困难,对目前及下阶段用工人数有所限制或者缩减规模。而外来人员聚居区又缺乏像城市常住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一旦失去工作或者减少收入则对其环境产生较常住人口更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整体稳定。

(三)对外来人员管理存在“重登记、轻管理、轻服务”的现象,对聚居区外来人员动态、舆情掌握不全

面导致工作被动现象时有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各政府部门加大了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力度。但在基层派出所的实际工作中,对外来人口管理“重登记、轻管理、轻服务”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手段,外来人口在办理居住证后,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各政府部门对外来人口缺乏有效的后继服务及管理,外来人口与所在居住地社区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导致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在开展外来人口工作时缺乏抓手,难以有效掌握动态及舆情,一旦发生纠纷或,缺乏事前预警能力,后继调查、化解等工作又会因此变得被动,难以深入开展有效说服工作。

(四)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综合治理工作难度呈逐年递增态势

社区管理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环节和关键因素,在第一时间往往能收集各种涉稳信息,组织开展大量调解、化解工作。目前我国社区管理模式基本是建立在常住人口登记制度之上,依托就医、就学、就业等社会保障开展工作,对社区常住人口而言具有较好服务、保障功能。但对于外来人口而言,社会保障目前在我国主要还是与户籍连在一起,虽然近年来在外来人口子女就学、就医等方面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口仍无法享受到与常住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服务。而派出所社区民警及其他社区工作人员由于在日常工作中缺乏工作抓手,再加之语言、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外来人口聚居区开展工作时往往力不从心,甚至还存在畏难心理。久而久之外来人口聚居区工作成为一项大家都畏难的社区工作,综合治理难度逐年增加。

(五)外来人口犯罪率高于城市平均水平现象较为普遍,外来人员聚居区治安防范形势不容乐观

一是近年来外来人员犯罪率居高不下,以上海各郊区看守所羁押统计数据为例,全部被羁押人员中外来人员所占的比例均超过70%以上,刑事犯罪比例有不断攀升趋势。二是以地缘、亲属为纽带的团伙犯罪形式较为显著,团伙内部关系较为密切,攻守同盟较为牢固,此类团伙犯罪形式较之一般犯罪也易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性。三是外来人口子女犯罪比例较为突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占绝对多数。部分郊区民办学校的管理松散,父母忙于生计而疏于对其子女关心,一些人因年龄较小无法找到合适工作而造成心理空虚等,这些因素均是外来人口子女违法犯罪率上升的成因。

三、维护外来人口聚居区社区稳定工作的重要性

(一)维护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稳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长远需要

近几年,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均发生过大规模骚乱,骚乱参与的主体是城市外来移民。发生骚乱的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移民引入社会以后,在城市郊区建立大量的移民居住聚集区,移民被统一安排住在那些地方,虽然移民为社会发展建设做出很多贡献,移民与国家主流社会其实是分裂的,新移民聚居区的高犯罪率和文化隔离现象突出,犯罪率高出平均水平2倍以上,甚至3倍之多。当地警方在对待移民聚居区问题上又出现两种极端:一是高犯罪率使得警方对此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力,警方在巡查、安检等领域区别对待的做法让很多移民聚居区感到了压力;二是警方对待移民族群慎之又慎,为了避嫌,警察有意避免“截停搜查”,反而又滋生治安隐患。骚乱的导火索往往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骚乱造成的经济损失、族群隔阂以及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却是超乎寻常。因此,笔者认为维护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稳定是促进社会融合,维护社会长远稳定的必然需要。

(二)维护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稳定对于城市经济长远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未来大城市建设将不再倡导进行中心城区的外扩,而是通过打造郊区新城,以卫星城的形式来容纳城市未来的产业发展和人口导入,以解决目前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包括城市用地呈现“外延式增长”,城市空间结构亟待优化,人口空间分布不尽合理,产业经济转型压力大,第三产业没有明显提升等瓶颈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大城市已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常住人口出生比例偏低,为给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必将引进大量劳动力。维护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稳定有利于保持城市“年轻的活力”,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足够多的劳动增长力与消费增长力,对于整个城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维护城市郊区外来人口聚居区稳定是维护城市治安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国内一线大城市郊区外来人口数量正迅速接近或者超过本地常住人口数量,相关犯罪率远高于本地常住人口。再从郊区派出所居住证办理情况看,在郊区外来人员以地缘、亲属关系为纽带聚居的情况较为突出,而外来人口涉及到的盗窃、“两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高发类案件中以地缘、亲属为纽带的团伙犯罪往往又较为突出。因此,根据社区发案特点落实好郊区外来人口聚居区重点区域及重点人群的防控措施,对于维护城市的治安稳定,减少城市发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对加强郊区外来人口聚居区社区工作的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纠纷调解联动机制,紧密依托社区现有综合治理资源化解矛盾

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各种矛盾纠纷类型繁多,郊区派出所工作量近年来有成倍递增趋势,各类纠纷调解已成为基层派出所基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有相当多的纠纷由于牵涉到债务、房产、租赁等非治安问题,有些纠纷还涉及到其他有关单位、部门,不是公安机关一家所能解决的,调解的难度比较大。调解工作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必须形成社会合力,才能产生良好效果。一是要充分发挥公安调解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先期介入、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其成为维护辖区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二是建议有关立法部门进一步完善调处纠纷的相关法规,特别是对赔偿标准等常见问题作出司法解释,明确赔偿机构及先行赔付标准,为基层单位开展调解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三是进一步理顺公安、司法、综治等部门及法院、街道办事处对纠纷的管辖权限和职责,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全域覆盖的大调解长效机制。

(二)进一步改进人口管理模式,登记与管理并重,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为外来人口聚居区做好服务工作

人口管理工作是基层派出所的一项重要工作,郊区基层派出所除在做好外来人口居住证办理工作前提下,应当提高对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服务意识及能力。一是派出所在居住证办理时可以结合当前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优惠政策开展宣传,要重视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群众对政府关于当前子女就学、家庭就医及就业保障方面政策调整的知晓率,使办证群众了解居住证办理不仅是管理需要,更是一种服务需要。二是立足以辖区用工单位基础信息采集为抓手,及时掌握辖区各单位外来人口用工情况,并根据用工状况完善外来人口管理、登记情况变更,加强与辖区工会、司法所等部门沟通联系,完善外来人口用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使外来人口与辖区派出所警民关系更加和谐。三是利用现有警情回访机制,及时了解涉及外来人口的工作效果,针对部分矛盾纠纷“解而不和”的“假效果”现象,创新工作机制,由民警及时出面组织乡镇党员干部及一些在当地威望较高、知法明理的社会力量,让他们进一步参与到调解工作中来,进行“二次调解”,确保实效。

(三)通过宣传引导取得外来人口聚居区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依托社区建立稳定可靠的群众基础

一是社区治安打击应依托群众。建议重视加强与外来人员聚居区的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加强与聚居区居民的沟通与联系,以群众路线加强社区安全防范工作。二是在外来人员中加强阵地及秘密力量建设,在前期宣传基础上取得外来人员聚居区居民对派出所治安防范的支持与理解,强化对违法犯罪信息的获取力度。三是社区治安要突出打防重点,对于民生危害较大的侵财类犯罪应当加大查处打击力度,加强对易于发生销赃、窝赃的地点及单位监控力度,做到对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形成威慑。四是对因纠纷引发的各类一般治安案件要加强调解及后继处理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外来人员来沪后在社区内与人和谐相处的意识,减少因生活习惯或观念不同而产生寻衅滋事、斗殴类案件高发的现象。

(四)加强社区警情分类指导,在实践中探究打防结合模式

城市社区治理案例例10

 

一、搜集现实和史料素材,创设直观感知情境,引导学生生“疑”,逐步建立分析区域环境问题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直观的教学情境能使抽象的知识变为形象的知识,静态的知识变为动态的知识,有助于展示事物的内部结构、相互关系和发展过程,有助于知识的“同化”与“顺应”,让学生形成科学的概念和思维方式。

 

创设直观情境就是为学生提供生动而鲜明,可供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让学生对所要研究的现象和问题,先有个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事物的本质,在心生“疑”问、逐步探究的过程中达成课标要求。

 

【素材设计】阅读以下资料,回答相关问题。

资料1:读黄土高原区位图,以及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景观图,聆听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资料2: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表明,古代黄土高原的山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树木既有松柏等针叶树,也有多种阔叶大乔木,在沟谷中生长着由阔叶树形成的茂密森林。在由厚层黄土堆积而成的黄土高原和黄土丘陵沟壑地区,既生长大乔木,也生长小乔木以及种类很多的灌木。灌木成片连丛生长。还有面积很广大的天然草地,草本植物很茂盛。附地处过渡地带的黄土高原图。 

 

资料3:搜集一些黄土高原生态问题治理成果的图文素材,体会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思考:(1)黄土高原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是什么?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2)黄土高原生态问题形成的因素有哪些?其主要因素是什么?

(3)在搜集部分治理成果的图文数字基础上,讨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措施有哪些?

【答案要点】(1)水土流失;耕地变薄、生态恶化、河床抬升。 (2)自然因素(位置、土壤、气候和地质);人为因素(轮荒、露天开矿、无计划施工、破坏植被);人为因素。(3)工程、农业技术和生物措施。

 

【思路点拨】教学中,第一步先通过现实素材的探究,引导学生心生“疑”问,认识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是水土流失,明确水土流失能带来哪些危害。第二步再通过史实素材,认识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农耕以来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的结果,所以说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和破坏植被等人为原因才是黄土高原生态问题形成的决定因素。

 

最后,形成分析区域环境问题的一般思路和方法:明确区域地理位置和范围分析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危害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综合治理的措施。

 

我国西北地区的荒漠化、西南地区的石漠化、亚马孙热带雨林、洞庭湖湿地等问题,都可以采用这种案例型情境设置方法。

【注意要点】案例型情境设计要关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让学生能够利用旧知“同化”新知,或做到认知结构“顺应”新知。

二、虚拟故事情节,创设诱思情境,引导学生行“动”,逐步明确区域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本思路

曾有教育工作者说过,施教三功贵在诱导,进学三功贵在领悟。以诱导的方式把学生引入案例情境的分析,这是案例教学成功的前题。

设疑诱思的实质就是用悬念来引发学生的思维。根据学习动机理论,学生学习首先要有需要,为满足需要才会有内驱力以至于行动。而学生的需要是靠诱因激发的,教师创设冲突或矛盾的情境是诱因,当教师能激发学生想舒缓矛盾的需要时,学生就会提出问题,并产生想解决矛盾的内驱力。因此,扣住课标要求,虚拟一些故事情节,制造一些悬念,作为案例型情境的素材,有助于学生产生适度学习动机,从而逐步建立分析区域资源开发与发展的基本思路。

 

【素材设计】阅读以下资料,回答相关问题。

资料:19世纪后半期,保罗·罗伯特是一家小企业管理者,他的企业位于莱茵河支流鲁尔河畔的杜伊斯堡,经过他和他的工友们几十年的拼搏与努力,他的机械制造企业蓬勃发展,企业规模空前扩大,迅速成为当地一家有名的企业,老罗伯特因此也成为著名的企业家。

 

到20世纪50年代末,退休在家的百岁老人老罗伯特每月领到的薪水越来越少,企业区住房、生活空间的生存环境与生态条件越来越差,后来他因患肺部疾病(肺气肿)而死亡。

 

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政府提出治理措施,老罗伯特的孙子——怀特·罗伯特,从企业技师的岗位走上了企业家的管理岗位,小罗伯特带领他的工友们,利用政府政策,努力工作,不断改造企业,治理企业周边环境,企业东山再起,成为蒸蒸日上的现代大企业。

 

思考:(1)通过阅读以上三段文字,结合教材内容,从图文中找到鲁尔区的区域特征有哪些?并探寻鲁尔区发展前后期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是什么?

(2)联系提供素材和教材内容,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找出问题的表现和成因)

(3)如果你是鲁尔区政府决策者,针对区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你会提出什么样的治理策略?

【答案要点】(1)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煤炭资源丰富;离铁矿较近;水源充足;市场广阔。 (2)发展前期,区位优势条件明显;发展后期,传统产业衰落,生态环境恶化,人地关系不协调。 (3)改造传统产业,扶持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调整工业布局,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整治环境污染,营造绿色空间。

 

【思路点拨】第一步,让学生回顾区域特征的内容,包括区域的位置和范围、优势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进而结合素材第一段文字和教材第一目内容,分析区域发展特征,评价区域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如交通、资源、市场等。

第二步,结合素材第二段文字和教材第二目内容,分析区域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如传统产业衰落和生态恶化等现象的成因、表现和危害,认识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人地不协调。

第三步,结合素材第三段文字和教材第三目内容,分析区域发展的综合治理措施,如产业调整、发展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整治环境污染和营造绿色空间等。

最后,经过以上逐步行“动”,明确区域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本分析思路:分析区域特征探寻、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认识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主要问题选择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策略。

 

我国山西省能源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等,也可以采用这类案例型情境

进行教学。

【注意要点】案例素材设计要关注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创意要新颖,以激起学生的亲切感和好奇心。

三、迁移同类案例素材,创设对比情境,引导学生善“议”,逐步掌握资源跨区域调配及流域综合开发的分析思路

迁移是人类认知的普遍特征,凡有学习的地方就有迁移,m. s. james就将迁移定义为“在一种情境中获得的技能、知识或形成的态度,对另一种情境中技能、知识获得或态度形成的影响”[1] 。可见,课堂教学中同类案例素材迁移的情境创设,能影响学生认知迁移能力的提高,达到一举反三的教学效果。

 

当然,近年来基于建构主义的研究也提出,抽象的、一般的知识与技能常常不能促进知识的迁移,因为知识与认知技能双方均高度地依赖于学生获得这些知识与技能时的情境[2] 。只有在特定情境中获得的知识,才能比一般知识更容易迁移。

 

新课程理念就是要改变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习技能和经验,而不是知识本身,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创设同类案例素材的迁移,引导学生掌握终身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素材设计】阅读以下资料,回答相关问题。

资料1:“西电东送”工程主要是把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西部省区的电力资源,输送到电力紧缺的珠江三角洲、沪宁杭和京津唐地区。西电东送分北、中、南3条通道:北部通道是将黄河上游的水电和山西、内蒙古的坑口火电送往京津唐地区;中部通道是将三峡和金沙江干支流水电送往华东地区;南部通道是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桂、滇、黔三省区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以及黔、滇两省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开发出来送往广东、海南等地。

 

西电东送可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江河治理,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意义重大。

 

资料2:我国西电东送的主要路线图。

思考:(1)我国的水能资源、坑口电厂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东西部供需矛盾有什么差异?(为什么要送?)

(2)西电东送的3条通道分别是什么?请同学们在地图上用彩笔描绘下来。(怎么送?)

(3)西电东送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分别是什么?(送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案要点】(1)黄河上游和晋、内蒙古煤产地;三峡和金沙江干支流;乌江、澜沧江和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以及黔、滇煤产地。东部电力不足,需求量大;中西部电力富余,需求量小。 (2)在图上描绘。(3)促进中西部电力资源开发,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缓解东部电力紧缺和交通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大气质量,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思路点拨】第一步,教师引导学生先“议”区域资源时空分布特征及供需矛盾,引出为什么要跨区域调配资源。第二步,运用地图描绘三条通道,加深学生对西电东送怎么送的认识。第三步,分组活动、查阅资料讨论西电东送对区域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第四步,形成资源跨区域调配的一般学习思路:为什么送?(该资源有什么特点、供需矛盾是什么)怎么送?(线路方案是什么)带来什么影响?(正面、负面影响,以及如何趋利避害)。第五步,迁移在该案例型情境基础上形成的学习思路,开始分析教材中的“南水北调”案例。

 

“流域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部分内容,也可以运用案例型情境的迁移与对比分析的学习思路来进行。如长江、田纳西河、珠江、伏尔加河等流域的综合开发与治理。

【注意要点】迁移同类案例情境素材的设计,要有详、有略、有对比性,才能突出课标要求的重心。

四、提供图表文字素材,创设“中间开花,带动两头”情境,引导学生巧“辩”,逐步厘定经济发达地区或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利用图表文字素材,创设“中间开花,带动两头”的教学情境,是教学设计的常用技巧。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提出“思维起源于直接经验的情境”。[3] 区域地理可持续发展部分直观内容多,但抽象内容也不少。教师要善于从直观的事物入手,引导学生分析理性的内容,巧选中间案例素材,设置“中间开花,带动两头”的案例素材情境,引导学生在头脑中建构思维模型,以带动课文两端内容的学习。

 

【素材设计】阅读以下资料,回答相关问题。

资料1: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通过大量引进外资企业,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导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珠三角又一次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机遇,及时调整了产业结构和工业部门结构,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和外贸出口基地,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资料2:20世纪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大大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目前该地区已有城市25座,建制镇420个,城镇密度为108个/万平方千米,城市密度为6座/万平方千米,形成以广州为中心,包括深圳、珠海、中山等大中城市在内的城市群。2010年,珠三角城市化水平已近7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答案要点】(1)从资料1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快的成因是什么?

(2)从资料2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的成因是什么?

(3)从资料1和资料2可以看出,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是什么?

答案:(1)优惠政策、外向型经济、国际产业转移,促进珠三角工业化进程加快。(2)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带动城市化水平提高。(3)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两者相互促进,区域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

 

【思路点拨】第一步,阅读资料1和2,搜集一些图表文字素材,分析珠三角工业化进程快的成因,以及城市化水平高的成因,初步厘清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两股相互促进的力量,区域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关系。了解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有条件的区域先行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预设好“中间开花,带动两头”的案例型情境。

 

第二步,教师引导学生探究珠三角工业经济发展快、城市化水平高的优势条件是什么,结合珠三角区位图,顺着“中间开花”的案例情境,引导学生完成珠三角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区位优势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成就的分析,认识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利弊影响。

 

第三步,提供巧辩方式,顺着“中间开花”的案例情境,分组梳理珠三角地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探讨区域发展的战略方向。如巧设“要科学发展规划,还是要单纯发展速度”等辩题,以体现学生对区域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规划和生态建设等问题和措施的理性认识,进一步了解珠三角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意义。

 

“区域农业发展”一节内容,也可以采用这类案例型情境,先预设探讨“区域农业生产和布局特点”这个中间

案例,再引导学生探究区域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区域农业发展中遇到的生态问题,最终讨论确定区域农业发展方向。

 

【注意要点】“中间开花”案例型情境设计要关注开放性,以引导学生产生多方面联想,生成相关思维,体现“中间开花,带动两头”的妙境。

当前,案例型情境设计与运用依然存在诸多操作误区。诸如“讲”案例,而不是“用”案例教学;脱离教材,精典案例不选,另选其他案例;新选案例素材设计不当,没有扣住课标要求教学,等等。

 

另外,根据教学业务差异,案例型情境设计的层次性应不同:一个是浅层次案例型情境设计,即教师采用有意义接受式的教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操作方式适合新教师;另一个是深层次案例型情境设计,即学生采用有意义发现式的教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操作方式适合有经验教师。两个层次的案例型情境设计,教师均应把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