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类论文例1

2游牧化社会

随着牧群逐水草迁移，原始人走出洞穴，开始居无定所，过着以牧养牲畜为主的游牧生活，并形成游牧部落。在部落之间出现了以牲畜为主的交换。随后，在部落内部发生了牲畜私有和私人交换，公有制逐渐解体。后来耕作、播种技术飞跃发展，人们开始建造草屋，集体开拓耕地，出现了以耕作为主的居住在固定场所的农业部落。由于耕作技术的大发展和私有制的建立，农业部落逐渐转化为村社，形成了种族群体并从牧养牲畜转向发展农业。

3农业化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到农业化阶段，是以农业生产(农作物的栽培、育种、耕作、灌溉等)为主。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界有生命的植物，人们利用植物的固有功能生产自身所需的产品，后来，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出现了剩余的农业产品。于是，一些人以剩余的农业产品交换土地和雇佣出卖劳动力的农民或苦力，从而形成了奴隶主和奴隶阶层，以及后来的地主和雇农阶层。这些奴隶主和地主，作为上层统治阶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的洪流滚滚向前，历法的制定，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相继出现，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知识系统，将经验、技艺、技术知识与直接劳动融为一体。但是，在农业化社会，“范围有限的知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力量”。

4工业化社会

人类工业化社会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的社会。这个阶段主要有三个特征:———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早在一百年以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知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著名论断。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伟大成就开创了科学史上的牛顿时代，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产业革命提供了知识储备。1764年纺纱机的发明，点燃了产业革命的火花。1768年，瓦特发明了比较完善的蒸汽机，它很快地应用于采矿、纺织、冶金、机器制造等各个行业，促进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迅速过渡，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全球进入工业化社会。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1831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为电学和磁学的理论奠定了基础。1867年，西门子发明了电机;1881年，爱迪生建造了大型火力发电站;1884年，内燃机应用于汽车，以电力工业为开端，其它工业诸如化学、汽车、飞机、农业机器等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广泛发展起来，标志着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也随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

工业化社会发展进程表明，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起社会形态的改变。———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的出现，形成了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农业化社会末期，小生产者自发产生分化，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沦为“自由”劳动者。而一些生产资料占有者则积累大量货币资本，雇佣“自由”劳动者，开办工厂，经营商店，残酷剥削劳动者，捞取巨额利润，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和改进技术等方法强化剥削工人。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形成垄断资本家，他们统治和主导社会的进程，加深了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社会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从石器化社会到农业化社会，人们主要依赖土地，种植作物，采用的农业工具基本上变化不大，镰刀、斧头、刀具等延续使用数千年，只在灌溉和植物品种方面有所改进。但在18世纪工业革命中涌现出大批发明和新技术，这些发明和新技术导致了大量工厂和企业的诞生，人类社会的结构开始从农业模式转变为工业模式。社会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

5信息化社会

这是人类目前正处在的一个独特的社会。说它独特是因为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认识逐渐深化，将目光从农业化社会的物质、工业化社会的能量转向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们的意识中信息地位的提升是与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分不开的，它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人类的信息活动，自古有之，那时，人们通过眼神、手势、简单的声音和动作来相互传递信息。后来人类创造了语言文字，使信息的传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印刷术的发明，便于文字和绘画记载和迅速传播。但是，信息用自然语言文字表述、处理和传播速度都不能满足当时人类生产活动的需求，严重制约了信息在提高生产力中的作用和地位。只有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重大科技发明才使信息成为生产中与物质、能量并驾齐驱的主导力量。计算机的发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问世，是20世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表明了计算机时代的到来。那时，计算机用于科学计算、数据和事务处理。后来，计算机向大容量、超高速运算和微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巨型机、PC机和智能计算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大量信息快速处理的问题，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技术基础。二进制的诞生二进制是逢二进位，只采用0和1两个符号，便于物理状态的表述，简化了四则运算，节省了存储空间。

二进制是继人类发明阿拉伯数字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创举，世界上任何信息、知识都可以用0和1表述，成功地解决了大量信息表述简化、存储占有空间大幅缩小的问题，为全球实现数字化铺平了道路。信息通信的革命1837年，莫尔斯首次公开试验电报信号，7年后开通了电报业务。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次年开始了电话业务。1895年，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促进了电视广播和手机的普及。1958年，美国将通信与计算机结合起来，首创了数据通信方式，这种新的数据通信方式迅速被推广开来，在预测、预报、市场调查和经济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此，通信直接介入生产，实现了信息通信的革命。这次信息通信的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各类工业实现信息化;———办公室和家庭实现自动化;———信息通信手段多样化。

网络技术的问世在21世纪前夜———20世纪90年代，人类打开了潘多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的魔盒，一个科技怪物———互联网降世了。互联网出现在人类社会舞台，显示了无比的威力。有些科学家认为，互联网的发明比飞机、汽车、原子弹的发明，对人类的冲击更广泛、更深远。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加入国际互联网，全球网民接近20亿，我国网民已达5．58亿(2011年底统计的数据)，就在20多年前，我们不敢想象，通过一个小小的电脑，可以漫游全世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梦想实现了，如今，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通过网络与朋友聊天，谈生意，互通有无，了解全球动向。INTERNET的出现，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发明，它对人类各个方面的影响，怎么超值估计，也不过分。网络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通信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它将地理位置不同的多个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连接起来，以功能完善的网络软件实现网络中资源共享和数据交换。INTERNET将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使人类进入网络时代。

信息论的创立1948年，申农和维纳创立了信息论。信息论主要有三种类型:

1)狭义信息论，主要研究信息量的测度、信息量的统计结构、信道容量和信息编码的问题。

2)一般信息论，主要研究信息通信的问题，包括噪声理论、信号滤波、调制和信息处理等问题。

3)广义信息论，主要研究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问题。

信息论的创立，为信息化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必须指出，信息论只从语法的角度解决了信息测度问题，而如何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测度信息，有待继续探索。今天，信息已与物质、能量并列成为人类社会三大基础资源之一。农业化社会主要以一种物质资源进行手工生产。两次产业革命使人类充分开发、利用物质和能源两种资源，依靠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创造了极其灿烂的物质精神文明的工业化社会。随着以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沿着信息化社会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人们有效地开发、利用物质、能源、信息三种资源，创造出集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为一体的社会技术系统，造就出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人类财富。

6知识化社会

知识化社会是主要依靠知识和以知识工作者为主的未来社会。其基本特征为:———知识价值、地位和作用大大提升，它将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和关键的生产要素。在信息化社会，人们逐渐发现，信息具有两面性，它是一个双刃剑，像水一样，既能灌溉农田，又能泛滥成灾。当前，人们普遍感觉:信息混杂、真假难辨、信息过量、不堪重负，必须对其加以分析、筛选，从中抽取有用的知识，而知识才是真正的基本生产要素，但这并不排斥信息的重要作用，知识和信息都是知识化社会中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知识则占主导地位。———知识工作者和知识产业工人出现，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生活在知识社区，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和交流科技发展动向，从而萌发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技术，并使之变成生产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知识产业的独立形成，促使社会原有的产业部门转型和重组。高科技产业主要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生物与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知识产业主要包括软件产业、教育产业、研究开发产业和情报咨询服务产业。

两者强力互动，构成知识化社会经济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先，提倡人人终身学习，大力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人是最宝贵的资源，这句话并不准确。应该修正为:有学识、有才干、有技能的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在知识化社会中，教育和人才的培训不仅是一项消费，而更是一种高效益的投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确保知识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以专利制度和著作版权、商标为主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知识化社会知识活动有序运行提供法律保证。在知识化社会中，知识的共享性与独占性的矛盾更为突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时调整知识创造者和发明者与使用者和推广者之间的关系，适时修改或补充现有的法律条文，确保知识活动有序平稳开展。———现代知识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完善。频繁的知识活动和知识产业的迅猛发展，促使现代知识科学理论诞生。现代知识科学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知识的生产、传播、利用、测度、增值，法律保护，以及知识的产业化和社会化。它的诞生与发展为知识化社会奠定理论基础。

7智能化社会

在知识化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智能化社会。智能化社会是主要依靠人类和人工的智能并以智能产业为核心的未来社会，它是人类社会最高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为:———智能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它将成为生产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和关键的不可取代的资源。知识虽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用有一定阈值。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时，知识的弱点将凸显出来，静态的知识呆板、分散，脱离纷繁现实，只有活学活用，变成智能，方可解决具体问题，进行创造活动。因此，知识并不等于智能。智能是指运用信息、知识和经验等解决问题并进行开发、创造、发明的能力。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认知的深入，人们逐渐感觉到，解决大量高层次、高难度的生产难题，需要将信息、知识转换成智能。另一方面，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力开展创造发明活动，而创造发明活动更需要将信息、知识转换成智能。智能则成为生产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和关键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创造发明人员和人工智能科学家、技术专家大量涌现，他们将构成智能化社会的主体，成为推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智能化社会中，人人创造发明，时时创造发明，事事创造发明，处处创造发明。

社会类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A849.1；13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l-0009―05

文明类型理论根据主导性整合要素的不同，把世界现存的主要文明划分为宗教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国文明)、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等类型，认为不同文明有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这样，把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按不同的文明类型，沿不同道路前进，并且又相互影响的历史，使社会发展类型的理论与现实更加一致。该理论不仅使原来许多解释不了的历史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释，而且使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描述也变得明晰起来。在本文中，笔者就文明类型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和合理论证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帮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位

文明类型理论可以更加清楚地解释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现象。首先，比资本主义社会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起来，却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家首先建立起来了。其次，这些国家按经典社会主义的模式(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建设的结果，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得已进行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在改革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转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次，一些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停滞倒退、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则保持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由于资产的占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资产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在奴隶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奴隶(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土地，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封建领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的标志是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资本家阶级。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政治权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宗法社会是在氏族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被打破的条件下，通过权力逐渐由公化私的蜕变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剥削阶级)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宗族，而被统治者是其他的宗族、氏族甚至部落，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宗法统治阶级；在专制社会，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委任各级各类官员来管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皇帝及官僚统治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为私转向为公，但政治和政治权力在社会整合中仍然起主导作用。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奴隶社会一封建社会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宗法社会一专制社会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宗教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教社会一多教(派)社会一泛教(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这样，就把原来对整个人类社会都通用的社会形态，限定为只对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适用，而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适用另外的公式。这样，就使社会发展的公式和社会形态的类型，与历史和现实更加一致，避免了过去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基于文明类型理论看待社会发展，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人们曾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应当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事与愿违。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又形成了另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处在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只有文明类型理论得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体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的结论，最符合实际。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马恩所构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当然不排除将来会出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由于进入这一历史阶段的时间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方面，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因为它们进入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几百年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们在很多方面当然要比我们先进，我们要迎头赶上，需要吸收和借鉴他们的文明成果，同时就保持我们的特色。

二、帮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性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怀疑和迷茫，出现了各种看法，有的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有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不伦不类的东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若隐若现的封建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真真假假的社会主义”。

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位，要解决两个概念性问题。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究竟以其中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 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文明类型理论就是从中华文明的特征、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

文明类型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对于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必须看到其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的集权，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重视群体和社会的政治伦理。这两者的结合，在正常情况下，能够使德才兼备的贤能之人居于上位，掌握较多的权力和资源，发挥较大的作用，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种重视群体和社会的伦理扩展到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又形成了儒商精神和儒士精神，从而使中华文明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

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经历了三个社会发展阶段：从夏到周的宗法社会阶段，从秦到清的专制社会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的社会主义阶段。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基本制度是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适应时代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和完善。早期实行的宗法制政治制度，还保留有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许多特征，没有完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分离，没有形成严密的权力控制体系。天子不仅在经济上权力有限，而且在政治上对诸侯和卿大夫的控制力也很有限。宗法制度的维系主要靠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靠约束力不太强的“礼”，来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宗法分封制长期运行，必然增强各诸侯国的独立性，导致全国性政权――王室的衰微。西周末期王室衰微，导致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进行战争。其发展就沿着怎样保证中央政治权力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散和衰微的路径演变，最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为了建立稳固的政治体制，使经济缩小了规模，不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构成威胁。这种制度也有很大的弊端，最高权力的个人占有和世袭制，使任人唯贤从根本上受到阻碍，使法治不能贯彻到底，变成人治，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腐败和决策失误。

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控制权力和整合各界各方面力量的经验，发展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经验，领导军队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等，为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奠定了基础。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新中国成立开始，国家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突破的重要内容，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升华现代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进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党制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现代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也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被认为是“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我们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政治主导型文明发展前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政治主导还是经济主导的主要区别在国家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地位和作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会继续坚持经济主导；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发挥国家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传统道德观念在凝聚人心、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市场机制会不断扩大资本家与劳动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的模式，也不能羡慕和追赶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必须在国家的掌控下，有目标、有侧重地发展经济，利用传统道德的优势，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

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说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都具有未来的发展前景，而且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适合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模式而不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模式。事实也说明，近些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结果不但没有使这些国家人民富裕起来、社会稳定和谐，却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社会动荡不止。作为美国的后院，许多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确表示，要摆脱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有专家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为广大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供了借鉴。郑永年(新加坡)也认为，“中国模式”和经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文明类型理论指出：政治主导型文明在人类生态文明阶段具有优越性。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却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 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文明类型理论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权力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类生存；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对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纠正了过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才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

总之，文明类型理论对政治主导型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与脱离实际，绝对化、片面化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证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社会类论文例3

作者：王建民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设在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设在公共管理学院，民族研究院则设有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学研究所、人类学教研室;民族学和社会学作为云南民族大学有特色和优势的学科都设在人文学院，分为民族学和社会学两个系。贵州民族大学2009年12月将原社会发展学院的社会学、社会工作两学科专业与原民族文化学院的民族学、历史学两学科专业合并成立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但专业依然是分设的。一些省级社会科学院中也分别有民族学和社会学两个研究所。近年来，虽然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学科调整，但基本格局未曾改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分设机构的情况更频繁地出现在近年各大学机构扩展的过程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先后建立社会学专业及研究所，今年又纷纷建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抗战之前，在大学中，除了南开大学存在一个1923年开设但仅延续两年左右的人类学系，清华大学有一个寿命只有几年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之外，并没有其他以人类学、民族学命名的专业系科。抗日战争结束后，伴随着美国学术影响的扩大，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47至1949年先后批准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台北大学也建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如果再加上1944年建立的与民族学有关的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边政学系，全国专业系科中设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也并不多。在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因为研究力量的局限，将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这些关系较为密切的学科置于同一研究机构中的状况更为常见。如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曾一度建立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不久，因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史禄国等教授离校，又复名为社会学系。更多的社会学系当时并没有挂上人类学或民族学之名，但通常都要开设相关课程。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的早期历史略有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除了上述人类学系和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外，许多人类学家在社会学系中工作，一些社会学家具有人类学倾向。若细数名单，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吴文藻、徐声金、赵承信、杨堃、吴泽霖、柯象峰、陶云逵、徐益棠、胡鉴民、伍锐麟、陈序经、林惠祥、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岑家梧、谷苞、胡庆钧、陈国钧、陈永龄等都曾经在社会学系中任教，在社会学系中或讲授人类学、民族学课程，或从事过相关田野工作，或撰写过相关论著。其中不少人类学学家还出任过当时一些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20世纪前半期，大学社会学系多开设有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课程。如私立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社会组)课程纲要中列有社会基础、社会变迁、社会起源、社会进化、人类起源、民俗学等课程［3］。北方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开设有吴文藻讲授的社会人类学、家族制度，赵承信讲授的社区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讲授的比较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等课程［4］。

抗战期间，边疆民族问题引起了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国民政府也在经济十分紧张的状况下，对边政研究给予了更多投入。当时设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组开设的课程有民族学大纲(或称民族学)、边疆地理及人文地理(或设边疆史地通论)、中国民族、西南边疆、西北边疆、东北边疆等［6］。抗战胜利之后，随着人类学的扩展，不仅有人类学单独设系，类似课程在各校社会学系中也更为普遍。上述诸课程均是较为典型的人类学、民族学课程，从课程体系来看，尽管课时量不多，但基本上是从学科结构出发考虑课程设置，在课程内容上也体现了当时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吴文藻的社会人类学为社会学系主修学生的必修课程，具体内容包括导言与背景、文化的分析、文化的综合、文化的研究法等。“从社区着眼，以求了解中国之边疆民族及其社会文化;附带注意部落社区与乡村社区之对比。”［4］由于当时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多由国外引进，一些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社会学系使用外国原版教材者较其他文科系为多。尽管外文教材多选取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名著，有利于更直接地吸收国际学术的养分，减小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差异，但这类教材一是距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二是读者面小，影响了民族学的广泛传播。因而，从一开始，一些大学教师就试图编写符合本校学生要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包括中国资料的教材。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社会学组使用自编教材，1928－1929年度，在社会学原理、社会起源、社会进化、社会调查、家庭研究等有关民族学的课程教学中，都使用该校教授自编的教学大纲，并制定参考书［7］。时任该系教授的林惠祥由各国材料编译成《文化人类学》，1934年作为大学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五个部分论述，以包容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材料，又以人类学总论作为导言，并加文化人类学略史，以说明各种重要原则及学派。当时，各大学社会学系多数较为重视实地调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生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考察。在抗战之前，虽然许多学校的实地调查较为侧重于社会学方面，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等，也时常仅以问卷形式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所占比例并不算大，但也已经成为一些学生的自觉选择。许多教师注意要求学生联系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和调查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平郊村的研究中，由系主任赵承信领导三、四年级学生每星期下乡两三次，由当地人作向导，逐户拜访，并编制表格，记录日记，搜集实地资料［8］。除学校组织的集体调查研究外，也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假期进行调查。燕京大学学生陈礼颂在校期间选修了吴文藻开设的家庭学课程，他对于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问题产生兴趣，“全是吴师文藻循循善诱之功，并承他介绍葛(学溥)氏一书所引起的”，吴文藻“早就知道笔者(陈礼颂)籍隶潮州澄海县，同时又素知潮州宗族色彩浓厚，故此他便极力鼓励笔者趁返乡度假之便，不妨利用机会试做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9］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一些人类学界的重要学者也在20世纪前半期到中国进行讲学。1935年秋，英国著名的功能学派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应吴文藻邀请，到中国讲学和访问。自是年10月起，用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其间有百余名学生研习这两门课程。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林耀华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的课程学习，并请他担任了其硕士论文的材料组织导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讲学期间，“学生所有报告建议，氏皆一一指导，批评得失，鼓励学业”［4］。他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并对怎样进行这种调查进行了具体指导［10］。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的阐发，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耀华为欢迎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其到达北京前夕即写成《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近代社会》一文，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研究》上发表，介绍了功能学派理论特色，并运用功能学派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简略分析。林耀华当时已经受功能学派的影响数年，立意要下乡实地考察，抱着研究起始为实地工作，至终仍是实地工作的态度，对福建莆田宗族乡村进行考察［11］。得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导之后，林耀华又发表题为《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社会》的论文，以宗族、家族和个人为起点分析宗族社会，在不同层次的讨论中，运用了功能学派社区是各部分各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的观点［12］。他1935年写成了15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由于学习中接受了功能学派的理论，论文形成阶段又受到功能学派代表人物的启发，表现出明显的功能学派的影响。结束了在燕京大学的讲学后，吴文藻陪同拉德克利夫－布朗，南下武汉、南京、上海、广州诸城市进行访问、考察，通过学术报告等形式与当地学者进行交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将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刊物《社会学界》第九卷作为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出版，其中刊登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四篇论文:《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和《原始法律》。吴文藻在该辑刊物上发表《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1936－1937年间，吴文藻教授请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怀特(L．White)在燕京大学作长期讲学，以人类学及方法论为讲题。还曾计划请当时在国际人类学界已经显露头角的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家萨丕尔(E．Sapir)、哈佛大学阿伦斯伯格(C．M．Arensberg)和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家弗思(R．Firth)等到燕京大学讲学。后因“七•七事变”计划中断。

尽管有人认为人类学属于人文学科或属于历史学科，还有人主张它是政治学科或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大部分学者还是把它纳入社会科学学科中，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独立学科。由于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地位，与同属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具备在研究中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的更大可能性。不过，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讨论中有许多不同观点。法国社会学年刊派的学者曾经将民族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认为民族学是为社会学提供资料的，仅仅是一门叙述性的学科。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涵义最初非常广泛，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社会学是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一部分。1997年修订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上，在将民族学作为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一的同时，把人类学调整置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作为其中的二级学科，与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并列。2012年的目录调整经过激烈争执，依然维持了这个格局，并将目录扩展到了大学本科专业层次。这一举措反映了无论在学科分类还是在现实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的关系直至今日至少在部分学者心目中依然处于比较混乱或模糊的状态。从前文的讨论中，笔者也追溯了中国学科发展场景中人类学与社会学在20世纪前半期的密切关系。对此问题的深入认识和解释需要从以往对两个学科的关系认识的梳理和重新思考开始。20世纪前半期，一些中国学者就试图对社会学与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关系进行梳理。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认为:“社会学讨论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人类的社会的现象其实就是‘超有机现象’，既文化的现象，而人类学研究的也就是文化的现象。由这样看来，这二科几于全同了。所以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很多为同一人(如斯宾塞、萨姆纳、托马斯、哥登威塞等人)，而这两种著作也常相通，社会学中论‘社会起源’之处更完全是人类学的材料，而大学中也常将这两种科学合为一系。”［13］15－16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两个领域，不易简单地划定到底哪项属于民族学，哪项属于社会学。他们在这两个学科发展初期分工并不明确，往往采用兼容并蓄的办法，在学术实践中表现出交叉或相近关系，有时甚至是同一的。许多老一辈中国社会学家也是民族学家，研究的课题往往涉及两个学科，著作既被视为民族学杰作，又被列入社会学书目。杨堃也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学和社会学是很难划分的［14］。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关联性。一方面，尽管民族、族群、文化、社会等概念均有不同，但民族或族群通常是社会的重要组成成分或社会概念，社会都是以遵循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的人类群体构成的。另一方面，所有民族或族群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是社会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被群体共享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在人类学传统中，在许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兴趣在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社会之上的理论范式。“最初人类学基本上关注的是社会的性质:人类怎样开始互相协作，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迁。当历时研究的兴趣被颠覆之后，关注的是社会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或者关注其功能。功能主义者、结构－功能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互相争论不休，他们对究竟应当强调个体间的关系，社会制度间的关系，还是个体占据的社会范畴间的关系不衷一是。然而，对社会的关注都超过了文化，在这样一种基本兴趣上他们是大体一致的。互动论者、过程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15］正如功能学派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也把他自己的学问称为“比较社会学”一样，这些理论流派常常被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共同遗产。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学科初创时期，林惠祥认为:“⑴人类学的性质是历史的，社会学则为理论的。人类学是实地研究各种制度的原始状况而寻出相对的原理，社会学则就取这种原理，并广取别种社会科学所得的原理合并一处，而统论人类社会的全局。⑵社会学详究人类的‘结合’，即社会的生活;人类学则对此问题不过考究其原始状况，此外人类的物质生活、心灵生活都要顾到;至于人类的发生与种族的区分，全属于体质方面的，更和社会学无关了。⑶社会学常就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而论，人类学虽也涉及文明社会，然其研究多关于史前时代及野蛮社会。”［13］16吴文藻先生也主张，“文化人类学必须以代表原始人类的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生活状况为范围”［16］。蔡元培曾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发表关于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说，他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但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就要知道其历史发展，研究“现代未开化民族”的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17］。至今不少学者对两个学科关系的认识依然与这些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并无二致。从学科的缘起上看，可以说这种见解不无道理。社会学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而人类学、民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则与西方向外殖民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西方某些学者在讨论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时，认为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主要研究异质的、他者的社会，即“原始”、“落后”、“野蛮”民族，后者研究同质的、自我的社会，即现代社会、文明社会和西方社会;前者探讨的是过去或者现在的“过去”，后者研究“现实存在”。这种看法明显地带有西方民族学殖民主义色彩的烙印。然而，也应当认识到，将这种区分运用到中国之时，构成了一种新的隐喻，到了中国学术中，内地汉人社会被看成是现代社会，少数民族社会则成为原始社会的替代品。某一项研究在中国属于社会学，到了国外就列入人类学或民族学之中，由于西方社会学多侧重于研究本国工业社会，而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则多研究异民族，中国和西方学者根据田野调查所作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著作到西方语境中，也被西方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视为文化人类学著作。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汉人社会的学者在这种学科分类系统下，在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可能属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这些人到了中国就可能会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学者的实践中，费孝通用他心目中更偏向社会学的作品《江村经济》，获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首肯，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名著。而费孝通千里迢迢带到英国的他和王同惠一起搜集的广西大瑶山社会组织调查和体质测量资料，原本是他心目中更人类学的材料却被马林诺夫斯基否定了。另一本中国人类学名著《金翼》，是林耀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利用作助教的余暇完成的。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贵州的苗蛮》，尽管主要是根据文献完成的，但更接近当时中国学者心目中的人类学。至于《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省台头村》的作者杨懋春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位人类学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却是农村社会学家。这种将研究对象按照假想的等级进行排列的做法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学科分类上的强烈影响，但似乎也表现出中国学者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立场，并可以说明国族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颇深。20世纪前半期，更多中国学者具有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愫，力求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透过中国古代文化和边疆民族文化发展历程来论证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希望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为国家和民族贫弱状况的改变贡献力量。实证主义科学理念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类学理论取向因此在中国社会学界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响应，许多社会学家不仅乐意将相关知识加入到课程体系中，亦积极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在“抗战建国”的政治动员之后更是如此。应当看到，至今这种学科关系的认识依然有一席之地，则说明对于这些学科研究对象仍然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反思。有学者指出，在人类学、民族学界，主张民族学只研究落后民族，不研究先进民族;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多数民族，势必将民族学的手脚束缚起来，学科发展受到限制，甚至等于取消民族学［18］。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过去的局限，将视野放在各民族和族群互动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文化之上。而国内部分学者至今依然坚持只研究少数民族或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的策略，另一部分学者则采取更为包容和扩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加之学术理论和方法追求不同及对国际学术的认识差异，近年来国内人类学、民族学两个学科逐渐主动剥离或被动分离①。事实上，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研究方法上。早期的人类学因为研究无文字社会，必须进行田野工作来获取材料，而在那个时候社会学家把时间更多地花费在图书馆里［19］。尽管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传统被批评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人类学家更重视深入到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群体内部做以局内参与观察为特色的田野调查，研究程序的基础是记述细节和对被观察现象的解释，如果讨论涉及变量关系更侧重对为什么的讨论。社会学逐渐有了更多的实地调查，强调研究方法，甚至被刻薄地批评为“方法最讲究而结果最小化的学科”，主流社会学注重统计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注意量化研究，以问卷和抽样调查为最常用的手段，以变量关系和根据统计学作出规律性解释为基本研究程序。不过，到了中国场景中，特别是在乡村社区，由于研究的限制，许多外国学者在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往往更多地采用实地观察和访谈方法②，即使一些学科定位偏向社会学的学者也是如此。也许与研究方法的差异有关，学科分工有时也和城乡间的差异联系起来，研究乡村社会的因为问卷调查方法使用不易，往往需要调查者用类似结构性访谈的方式完成，而这多为人类学家。研究城市社会的大部分属于社会学家，研究中也更多采用问卷和量表之类的工具。近几十年来，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于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非主流社会学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强调详尽的田野民族志调查，且经常被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借鉴，受到整个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人类学家开始使用抽样问卷调查，在研究中增加了量化分析，但以周密细致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的描述性民族志资料仍然是其解释和理论发展的基础。由于人类学重视田野民族志调查，在田野工作设计，参与观察和进行深度访谈，民族志资料获取、整理和分析等方面都发展了不少经验，并通过民族学博物馆积累和展示世界各地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经过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角度的认识和分析，发展到对民族志的反思，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从宏观的研究方法来讲，人类学较多地采用归纳法，社会学在研究中多用演绎法。前者在研究时，往往把所研究的对象作为文化独特性的体现者加以认识，注意利用历史比较和跨文化比较方法找出异同，强调作为民族或族群特性的文化特征。社会学即使是进行小范围的、社区的研究，亦往往试图从个别中进行抽象，以求总结和认识至少是一定范围的共同规律或普遍社会现象。当然，这种方法上的差别只是相对而言，人类学家也有人更多关注共同性，社会学研究免不了对各种特殊性的认识。也许我们对学科差别的认识可以从研究方法扩展到研究的侧重点和角度之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指出，人类学和社会学都研究人类，但有各自的园地:社会学研究人类的相互关系，人类学则关注人类基本的解剖学和文化上的联系与差异［20］。在摒除了研究对象等级性排列和内外差别的前提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侧重点或角度的差别表现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社会学则关注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问题。民族或族群是由共同文化作为纽带的人类群体，在相互联系和互动的同时，有着各自在经济生活、分布地域、语言、、文化表现等方面的差异，强调的是人们在文化上的共享性。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是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体，强调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从更具体的研究来说，在研究社会化过程时，人类学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濡化，强调某一文化对于社会成员的作用和文化差异的影响;社会学则注重探讨一个生物人怎样向一个社会人转化，考虑社会生活的延续、文化的传递、个性的传递和社会结构的维持与发展。在研究当代社会发展问题时，人类学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们的传统文化对于发展造成如何的障碍和怎样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调适;社会学则去关心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的冲突或协调。人类学家在研究问题之前考虑的是文化的保持、发展和变化，社会学家在此时则主要考虑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社会矛盾的缓和。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和阐述文化的延续、演变和变异，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则在探讨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由此推衍，也许在具体的研究个案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两个学科的差异。学科分野的意识和对学科纯洁性的追求有关。学科恢复和重建以来，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在各自领域有了蓬勃的发展，加强各自学科建设，推进多学科的学术繁荣，是势所必然。每一门学科均在探索自身的面貌，以在映出其形象的镜子里找到界定自己的特征，为了奠定自己的生存基础都会坚持各种标准，都要在共同目标、对象、概念工具和能力的关系中来构想学科自身。然而，在通过讨论学科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学科定位的同时，应当关注跨学科的统一性，并努力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实践［21］。必须强调学科园地之间的这些篱笆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无论生活方式还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甚至学科界限和学科本身都免不了建构的成分。人类社会文化研究园地内的花卉需要更多样的养料，也有许多肥沃土地未能开垦，通过学科之间相互扶助、帮衬和支援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借鉴学科边界之外的理论和方法，超越篱笆的隔离不断探索，甚或共同协作耕耘，才能使上述各学科的研究有更多、更丰富的结果。

社会类论文例4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后来又有人补充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虽然人们也承认人类对于必然的认识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永无止境，但是似乎有一种定论，即凡是已被人类认识的东西，人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人的意志便可以主宰一切，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更加如此。因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由人参加的，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其意志支配的。这样说来，既然人类的历史是由无数人的意志的复杂的结合而构成的，因而它也应该是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但事实并非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这里所说的“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便象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规划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道，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其具体过程来说，由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因此，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就整个进程和趋势来说，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人们的意志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是谁也没有想到也无法事先知道的。也就是说，人类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总的方向和轨道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则是人类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认识它(相对地)却不能改变它。这样，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两个领域、两个系统：一个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觉地起作用的系统，可以简称为人为系统，另一个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领域，或称为非人为的系统，这就是人类社会自动控制的系统。

人类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这种机制最典型地表现出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机制的形成进行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动控制系统作用的性质和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贪欲作为动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道德之下，贪欲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也就同时产生了贪欲呢？贪欲似乎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属于意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之中。所谓贪欲，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在社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表现。人类的需求与任何动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动物的需求在质与量上基本上都是不变的，而人类的需求却是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的需求便仅仅局限于对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水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上而没有什么变化。这时还显示不出人类的需求与动物的需求的根本区别。但人类终究是万物之灵，当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便对人类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而要进一步追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但是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又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满足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把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动物相似的水平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来压榨劳动者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样便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剥削制度。这种被剥夺的对象作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即战争的俘虏，这些人过去往往是要被杀掉的，更早的时候甚至要被吃掉。而这时他们能够保全性命而从事劳动，虽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相对地说也还算幸运的。(5)于是奴隶劳动的制度作为一种既成的事而被确定下来了。然而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每个奴隶生产的一点点剩余产品汇集到一起却变成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社会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巩固起来。同时由于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类的需求在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中间急剧地膨胀起来。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层次且随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便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身上畸形地发展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欲。所以，贪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堕落的问题，也不是任意产生的一种偶然现象，它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对物质资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条件是社会生产既有所发展又相对地不发达。有所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相对不发达又意味着这些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剥削制度—奴隶制便产生了。在奴隶制下广大劳动者所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构成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曾经唤起各个时代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积累，不但汇成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迅速地跳跃到文明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定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现。这种自我控制机制的特殊表现不但具有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加速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6)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是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7)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秘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自从奴隶社会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各有自己特殊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对于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适应着该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殊方式。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同样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种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种控制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控制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各种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

总起来说，这种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机制，就是以人类的自然本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生存竞争的能力)为基础，转化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即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再通过这种社会本能来推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恒性的活动。而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中，人类个体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积累剩余产品的问题强烈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也就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条件，自发地形成与该时代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而剩余产品积累的的实现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那么，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剥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满足的欲望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二是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如何？

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从主观上说是与社会进步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由于人类需求的特点在剥削者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即需求的广泛性和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再加上生产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过剥削者的个人需求表现出来，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个人需求和事业需求的综合。这种广泛而复杂的需求的满足便刺激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各个领域的众多的社会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剥削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便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联系了起来。不管剥削者如何穷奢极欲，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他们也必须把被他们强制地扣除的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发展各种事业，而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就会更加促进这一点。(8)

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源泉来自劳动者，剩余产品的扣除是以总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支撑着人类社会大厦基础的是劳动者。因此，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然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劳动者都是在被强制地扣除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毫无疑问，扣除剩余产品与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自然也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这种扣除的损失要比对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胁相对说来较小的时候，则扣除剩余产品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运行。但是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仅仅面临着要么受剥削，要么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两种选择时；二是对剩余产品扣除的量不能超过每个时代劳动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置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的呢？这首先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人的处境，例如：战争中被俘和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一切生产手段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人的处境又不是偶然地发生的，而是前一种社会自我控制方式解体的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与人类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状况。以上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机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活动是指在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余产品积累机制的驱使之下，人们所进行的可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自觉地预见其后果的那些生产、交换、分配等等活动。例如生产经营、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产品的设计；在交换过程中对商业、信贷、金融的经营和买卖；以及通过税收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再分配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具体的自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人类的自控系统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必定都是围绕着自控系统而运行并且是作为自控系统实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自控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了，不管人们是否认识这一点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地以积累剩余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和基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人们的一切政治活动基本上说来都是作为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的保障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因为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需要力量的保证，特别是暴力的保证，而这种暴力只能来自国家。因此，以国家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间接地围绕着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运行的。但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剩余产品积累方式的保障系统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时还有破坏这一自控系统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剩余产品的积累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本来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它不理会人们的喜、怒、哀、乐、赞成或反对。但是作为具体的过程，它又是在人们的利益对抗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抗就使积累剩余产品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产生了对立的价值观。作为强制者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认为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圣的。而对于被强制、被扣除者来说，则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便产生了从意识到行为的对抗和斗争。这就是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的历史，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在每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左右人类积累剩余产品总过程，这个过程仍然像处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那样，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在一种积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另一种积累的方式转变的时候，阶级斗争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双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根据的，因此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各有各自的真理。在这里似乎是无法找到客观标准的。但是有两个情况似乎又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客观标准，一是多数问题，二是人类发展趋势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强制者总是少数，而被强制者则是大多数人口。这样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大多数人的立场作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一点虽然在过去的古代社会中表现并不明显，但在现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表现得极其明显。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是从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且又是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也体现了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从受自然和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的状态不断地向着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着。人类终将彻底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9)从这方面来说，摆脱剥削和压迫是与人类解放的总趋势一致的。因此，真理应在被强制者这边。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正义理论，一直发展到今天。

然而根据正义的理论，所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都是应该受到诅咒和反对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价值观与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感情与科学的矛盾，造成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矛盾往往是通过事实与真理(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认识。因为价值观并不以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为转移，而是以人们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感受为转移的。由于价值观的超前性，使得人们在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往往用价值、感情来代替对事实的理解。而当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冲突时，人们便根据价值观设想出一个与现实的不合理性相反的应然境界，这样就产生了人类的理想。于是人们便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现实。而各个时代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义，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了。当然，人们的理想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也并非与科学规律完全没有联系。围绕着人类解放的理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并不能根据人类的理想任意加以改变，它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人类的能动性至多也只能为这一变迁创造某些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觉悟，总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干预这一变迁进程。因为人们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当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时，人们或者放弃理想而追求实利，或者将自己封闭在理想中而与现实隔离。其实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的是认识现实，认识存在于现实的深处并支配和控制着现实的客观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也就是要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秘密。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理想问题，才能将理想置于科学之上。

同样的矛盾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观条件是价值观的超前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落后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落后的水平、艰巨的任务、恶劣的外部条件、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主观力量上的优越条件，等等，这一切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影响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为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主观力量来任意改变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其结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训。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会系统，它规定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确处理人为系统和非人为系统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系统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因而其界限很难划清。在人为的系统中，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增长是逐渐积累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把尚未达到的误认为无能为力的，从而将人为系统中的这部分内容视为非人为系统中的事物。另一方面，非人为系统中规律的实现，在具体过程中又是由各个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每一个具体过程由人们的意志行为构成，因此总的过程也一定是意志的产物。从而就可能否认非人为系统的存在。

然而人们如何区分这两个系统呢？问题难就难在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人们要想区别它，只能靠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历史的比较与分析。研究这两个系统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永恒性的任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8.以生产者的最低需求为前提而扣除的剩余产品，减去强制者的

社会类论文例5

一、消极影响

1.物化

这里是指代人的物化，指操作者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物理世界进行模拟、仿真、变形、缩微或扩张后，产生出一个凝聚着人的意识因素的虚拟世界。尼葛洛·庞蒂忠告我们：“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虚拟世界的出现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并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它在上述领域也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课题，并为实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造成了人的物化。

比如在现实生活中的网络隐私，也是虚拟空间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隐私是人的一种生存特性，同时也是人的一项重要权利。隐私蕴涵并体现了人的个性、人格、尊严、自由和价值维度。隐私是人独有的生存特性。隐私是个人的私生活，而且是重要独享的私生活。只要人有羞耻心、自尊心，只要人有一定的独立性、个性，人就会维护自己的隐私，因此，拥有隐私也是人与动物的又一区别。私人生活空间是隐私寓居之所，也是隐私存在的条件和领域，隐私是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间隐秘的私人事务、私人活动和私人信息。私人生活空间无论对于民主、自由与价值追求还是对于法制的构建都是必要的。关注隐私问题、重视隐私权的保护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隐私受到窥视和侵害，私人生活空间受到骚扰和挤压，人的尊严和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我国社会长期重整体轻个人，抹杀了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个性。隐私观念和隐私权意识是淡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失的。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人们对于私人生活空间范围内个人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强烈，隐私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关注。维护隐私权是人维护个人自由、尊严和价值的需要，也是对人的深层关注，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表现。但是人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却自己物化了自己，让自己活在一个单向度的社会。

2.人化

人化在这里指代的是，指当操作者建构虚拟世界，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凝结其中的同时，虚拟世界也在对其操作行为做出相应的反馈，表现为通过对操作者的视、听、触等感觉框架的深刻影响，使之成为“境中之人”。虚拟世界的实践证明，当人沉浸于虚拟世界之中时，感知的作用无疑显得较现实世界更为重要。在虚拟世界中，沉浸意味着人对身体知觉的完全依赖性。故所谓“世界肉身化”的隐喻是不言而喻的，从此意义上讲，对象本质上是被感知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是奉献给感知的，而且只有在感知中才能完成。众所周知，感知是把握事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没有感知，对象便无从揭示。感知对世界的直接接触使身体变得外在化，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称之为“世界的肉身化”，并强调，世界就是我所感知的那个东西，知觉始终是一切理性、价值和存在的先行的基础。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梅洛一庞蒂对感知的基础性的过分强调是有失偏颇的，但这种分析对于理解本身就是感知为基础的啦拟世界来说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虚拟世界对社会的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其一是主流文化影响的弱化。虚拟世界改变了世界的文化格局，这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主流文化的地位，出现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当今时代出现了人们利益的多样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多样性。网络提供了巨大的文化发展空间，出现了网络上的文化多元化，这不仅使人们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化需求，而且使人们有了对各种文化进行多种选择的自由。

其二，网络上的负面信息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例如，网民经常会遭遇如垃圾邮件、恶意软件(包括恶意广告软件、间谍软件、恶意共享软件)等，人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物化了自己。因此，人化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从社会整体方面说，它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所谓“数字鸿沟”。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从社会方面说有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因素；从个人方面说，又有经济收入多少、教育程度高低以及接受和理解信息的语言能力和经验基础等素。:

二、积极影响

首先，虚拟世界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从宏观方面说，一是它推动了新经济产业即网络产业的形成。现在围绕网络而展开的经济活动和由此形成的新经济产业，有提供基础设施如网络硬件设备的产业；有为网络应用提供功能性软件和网络构架设计与维护的，即一般所说的信息产业或IT产业；还有提供网络内容服务和中介服务的，如电子媒体类网站等；还有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创意的动漫产业。二是它改变了传统产业，推动了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是它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推进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网络产业弱化了各国企业发展的空间制约因素，使全球性的企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连接世界各国的网络还推动着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迅速、灵活地流动，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的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灵活地流动，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的国际资本市场的形成，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科学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资源。

其次，虚拟世界推动了社会政治发展。虚拟世界促使民主政治出现新的形式。

再次，虚拟世界推动了社会文化发展。一是虚拟世界创造了新的文化载体，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往和交流。这主要是指在互联网络上进行的或与电脑、互联网络相关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二是虚拟世界成为新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工具，在加剧不同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融合。

总之，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虚拟世界给人类社会发展影响的双重性，积极应对虚拟世界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新课题和新挑战。，虚拟世界的兴起，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某种新型科技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在人与虚拟世界的互动中，通过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两个关键环节，一方面，人不断地将意识赋予虚拟世界，通过这些人造物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虚拟世界接受了人的意识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显示给人，使之获得多种感知信息，随之萌发出更强烈的参与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4.

社会类论文例6

1．1教学目标单一，教学定位不清晰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高职教育的定位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应该更加注重学生自学、创新、研究等能力的培养，而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动手操作技能。当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导向可以分成四种:供给导向，根据学校自身资源提供教育产品;经济导向，追求办学经济效益最大化;就业导向，以学生高就业率为导向;实践导向，强调课程实践、实验和学生的动手能力。这些导向总体来说与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高职教育定位并不清晰。

1．2教学方式落后，课程体系和教学手段有待丰富

当前我国国内高职教育的教学方式仍然以传统的理论授课为主，方式较为落后。虽说伴有一些实践性的教学方式，但是也仅以一些多媒体形式或者实验室教学为主，没有真正迈出学校大门，导致学生动手能力不足，教学形式过于枯燥。课程体系设定方面也有一定的缺陷。目前高职类院校在物流管理的课程设计上以传统的仓储、运输、配送、采购、信息等为主要内容，这些课程的内容绝大部分与社会相脱节，存在盲目设置的问题，导致学生毕业以后不能加以应用。此外有很多内容存在重复设置的问题，内容设置过于理想化，这都是由在课程体系设计之初没有进行深入的社会实践调查导致的。

1．3理论与实践脱轨，实习资源匮乏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是从原先的中职类院校升级而成，大部分物流管理教材在内容编制上仍然沿袭着中专教材，或在其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增减。有的院校直接选用本科类院校的教材进行授课，其内容与高职类院校并不匹配。总的来说，当前高职类物流管理教材理论与实践脱轨，过分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忽视了应用层面的培养，没有从根本上体现高职教育的本质特色。此外，缺乏一定的实习资源也是当前高职物流教育的突出问题。我国大多数省市并没有足够的相关物流企业满足学校的需求，只能供学生参观学习，不是让学生真正地上岗进行操作。实习仍然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2我国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模式

2．1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重新构建理论教学模式我国早在2007年就开始大力资助高校筹办各类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希望通过竞赛的模式提高当代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理论水平。从2010年开始，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就已经在天津市成功举办了四届，参赛队伍持续增加。同时，为了更好地筹备国赛，很多省市地区也都纷纷举办省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为学生参赛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通过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可以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提高实践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为学生的理论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2．1．1通过竞赛模式，促进高职类院校教学方式改革

传统的高职类院校仍然沿袭着单纯的理论授课和案例分析并行使用的教学方式。这与职业教育重视的能力素质培养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竞赛模式的导入，让学生能够在高仿真模拟实操的环境中亲身进行操作。比如很多院校专门建立高仿真自动立体化仓库，让学生可以亲眼见到现代化仓储行业的硬件设施及其应用，还有一些高仿真软件的应用让学生可以直接在电脑上3D模拟仓储配送的整个过程，并且可以进行角色的互换，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

2．1．2通过竞赛模式，促进高职类院校课程体系进一步优化

目前在高职类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中，有些课程并不符合高职类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需要。可通过举办高职类物流管理技能大赛，将大赛之所需、所用的相关内容加入到课程体系中，新增一些实训类课程，加强学生动手和操作能力，让学生更能适应物流技术岗位核心能力的培养需求。

2．1．3通过竞赛模式，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学校通过竞赛机制的导入，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不再单纯地为了考试得分或者获取奖学金，还可以参加相关省级和部级比赛，从而学习到更多的物流知识，为自己今后的求职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2．1．4通过竞赛模式，大大提升高职类院校教师“双师”素质建设

要想在竞赛中取得好的名次，一方面需要学生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对学校现有专业教师的知识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类院校老师的理论知识要过硬，职业技能水平要得到提高。教师在整个竞赛过程中，通过与全国各高职类院校教师的交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2．2通过“以行动为导向”的思路构建实训教学模式

2．2．1重构高职物流管理实训教学目标，以此进行实训教学内容体系改革

根据高职类学生毕业以后的就职方向规划，目前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的物流职业无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是物流基层作业人员;另一方面是物流基层管理人员。这两种人员的仓储作业能力、运输作业能力、配送作业能力需要通过实训教学才能进一步获取。对于实训教学的目标定位，我们应该清晰地划分为三部分:(1)面向物流相关企业岗位的技能要求;(2)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职业和新能力需求，包括为人处世、与人交流等社会工作能力;(3)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具体包括前面所提到的仓储、运输、配送等能力。在实训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上，可以分三步来走:第一步是开展物流操作的初步技能训练，加强学生对物流基础理论教学的直观认识，比如说可以安排学生进行企业或者学校实习地点的参观学习;第二步是开展单项的专门技能实训，这些主要是结合具体的专业核心课程开展，比如“仓储管理”、“运输与配送”、“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等，加强学生对核心专业技能的进一步掌握;第三步是综合项目技能训练，这一步主要是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汇总，让学生在校内实训基地或者校外实习企业进行综合化的项目模拟操作，从而对物流管理有进一步认识，进一步扩展所学范畴。

2．2．2大力推进校内实训设施、设备建设，以此进行实训教学任务体系改革

物流管理专业由于其特殊性，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要求相当高，有很多物流企业迫切希望前来就业的学生能够直接上岗，而不需要长期的企业培训。目前我国校外实习资源有限，很多实训环节只能在学校内进行。比如自动化立体仓库、自动化分拣线、叉车、堆垛机等都应该是现代化物流实训基地应该具有的基本设施设备，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学校还应该配备AGV小车、激光扫描设备、ERP沙盘等，以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物流。

2．3通过“校企合作”的思路构建项目化实践教学模式

2．3．1合理的管理机制的建立是保障校外实践教学正常进行的必要前提

第一，学校应该单独建立专门的校企合作部门负责学生的校企合作事宜，责任到位，由专门的领导负责。并且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合作规范制度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定期对实践教学环境进行督查，开展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第二，学校应该派专门的实习指导老师进行实习指导工作。每位老师负责相应的实习学生，定期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防止学生出现负面情绪。实习学生每周完成实习周记，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并进行汇总和反馈;第三，企业在体系保障方面，除了保障学生基本的经济利益外，还要给学生进行必要的专业技能培训、定期岗位轮换，让学生在企业实践过程中充分受到平等待遇和安全保障。

2．3．2筛选正规企业，保证校外实践基地符合实践需要

实践基地的筛选是保障校外实践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在考察前期，要考察该企业是否具备一定的条件以供学生进行实践。一是企业的岗位职能设置是否与学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一致，对于物流管理专业而言，该企业所设置岗位必须能够满足学生对基本物流技能操作的环境需求;二是企业的背景文化是否与学校培养学生的理念一致，一些企业如果观念较为落后，设施设备不到位，岗位设置存在明显问题，则不能作为学校筛选实践基地的后备队伍;三是企业的地理位置，学生年龄较小，很多学生还没有独自出去工作的经历，在筛选的时候尽量挑选离学校较近的实习企业。

社会类论文例7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法国民族问题及政策对我国的经验借鉴与思考/曹慧//贵州民族研究，-2016，（10）.40～43

“国家―社会”视阈中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历史逻辑、边界重构与机制创新/和思鹏//贵州民族研究，-2016，（10）.56～60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周竞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3～17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体会/虎有泽，马云龙//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20～24

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调整策略分析：详论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陆平辉，杜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8～25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张英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43～49

论陆疆治理中政协的功能/马宇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0～16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邓新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8～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参与研究/周保垒//贵州民族研究，-2016，（9）.8～11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依据与逻辑基础/王虎，王磊//贵州民族研究，-2016，（10）.61～65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朱碧波//思想战线，-2016，（6）.41～46

社会建设“新常态”与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党秀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9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王文光，杨琼珍//思想战线，-2016，（6）.1～7

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管彦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

我国民族关系现状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7341份问卷的实证检验/宁亚芳//贵州民族研究，-2016，（8）.6～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政策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七/包桂芹，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石：民族平等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八/卫松，杨昌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5～7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重点领域：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九/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8～13

新常态下做好民族工作要坚持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董强，盖守丽，金炳镐//贵州民族研究，-2016，（9）.1～7

新疆文化维稳：理论依据、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孟红松，戚甫娟，吴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7～21

应对“伊斯兰国”中亚扩张的国际机制探析/周意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2～30

二、理论研究

“不能共则不能和”：晚清康有为的国家建构论与政体论/章永乐//思想战线，-2016，（6）.55～63

创建“江村学”之再思考/刘豪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9～13

“非遗”中的互为主体与人类学的社会担当/纳日碧力戈，胡展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24～29

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江村合作经济的变迁/王俊敏，王晓琳//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14～24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梁君健，雷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35～42

民族学如何进步/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23

斯巴苯教概念与内涵辨析/杨黎浩//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1～29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吴芳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1～35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雷亮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28～34

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维度综述/罗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39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边疆民族和谐关系建构中的小调适与大变迁：基于佤族猎人头习俗终结的历史考察/方天建//广西民族研究，-2016，（5）.69～76

布努瑶密洛陀史诗的活态传承与文化自觉/覃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0～12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及保障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9）.60～63

传承人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吐鲁番市传承人为个案/田振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汪锋//思想战线，-2016，（6）.93～102

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消亡研究/罗彬彬//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2～105

端午的文化传承：凤舟竞渡与女性参与/陈华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凤翔泥塑传承脉络分析/岳瑾//贵州民族研究，-2016，（7）.77～81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陈富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56～61

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土地神祭祀的比较研究/[法]马伯乐，著，胡锐，译、注//广西民族研究，-2016，（5）.53～58

广西金秀盘瑶巫医的文化变迁：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政策导向/兰洋，黄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58～64

贵州喀斯特墓葬文化的特征及其现代孑遗/严奇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8～112

贵州松桃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探析/秦建星//贵州民族研究，-2016，（7）.98～101

“国家在场”下湘西苗族文化的调适策略与现实启示：基于口述史的研究/崔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57～62

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王清华//云南社会科学，-2016，（6）.84～88

赫哲族桦树皮造物的历史流变与价值开发/雷鸣，李丽//贵州民族研究，-2016，（8）.130～133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互动发展研究/李学文，王丽萍//贵州民族研究，-2016，（10）.89～94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与传说/李牧//民俗研究，-2016，（6）.135～146

华夏与夷狄：关于女真族形象的文化想象/阮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89～96

黎族传统织锦的文化价值及现代传承/常艳//贵州民族研究，-2016，（8）.71～74

“礼俗互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赵世瑜，李松，刘铁梁//民俗研究，-2016，（6）.5～13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祝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8～55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韩立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33～137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王文光，江也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2～47

论土家族梯玛信仰的衰退与“复兴”：基于公共机制变迁的考察/刘伦文，张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9～24

“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考释：兼论明清土家族土司地区的人口流动/莫代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5～39

蒙古族长调音乐的文化构成透视/吴静寅//贵州民族研究，-2016，（8）.90～93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石硕//思想战线，-2016，（6）.8～14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张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44～150

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关系亲密融洽的云南经验/郭家骥//云南社会科学，-2016，（6）.73～77

民族文化重构中“知识书写”及其超越性的人类学研究：以青海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常海燕，满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89～93

民族音乐学视角下对陕、甘、宁地区回族民歌的研究/于力音，刘洋//贵州民族研究，-2016，（10）.119～122

明末清初鄂西土司的家国认同与族群利益：以易代之际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为中心的考察/赵秀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25～32

明清以来麻城民间家训研究/周国林，周文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94～102

墨西哥恰帕斯州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兼论海外华人研究的他者化/张青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吴国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70～78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吴欣//民俗研究，-2016，（6）.31～39

宁夏女性婚姻状况、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化/乔光莉，邓春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1

糯的神性与象征性探迹：以西南民族为例/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97～104

迁徙、认同与饮食：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及清真餐饮业/马海龙//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43～46

迁徙、延续与我群意识建构：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穆斯林研究/于嘉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嬗变与坚守：热贡绘画唐卡中“模件化”现象的人类学阐释/王星星，覃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0～75

少数民族古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研究：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仝晓晓，褚兴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71～75

少数民族剪纸文化中的美术内涵/林崇华，厉戟，王晓华//贵州民族研究，-2016，（7）.72～76

少数民族族际互动中的区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薛晓旭//贵州民族研究，-2016，（8）.94～97

少数民族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文化场域建构/段超，洪毅，孙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3～76

社会文化变迁对少得褡迕窦湟衾值挠跋旒坝Χ/王雯//贵州民族研究，-2016，（9）.100～103

社会资本与迁移距离：对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的实证分析/孔建勋，邓云斐//云南社会科学，-2016，（6）.140～144

社区影像在云南的实践/章忠云//云南社会科学，-2016，（6）.78～83

神话、礼化与商化：云南少数民族茶文化功能变迁探析/邓玉函，葛恒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16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王思亓//思想战线，-2016，（6）.15～20

生态、经济格局与乡村互动模式：对明清两湖移民社会的考察/吴雪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95～100

台湾无形文化资产登录、指定与补助现状/林茂贤//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5）.39～67

图们江文化长廊：图们江开发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朴今海，朴京花//贵州民族研究，-2016，（9）.89～95

土家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为例/汪海，金德谷//贵州民族研究，-2016，（8）.54～57

维吾尔族婚礼：类型、特征和多元化/田振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3～107

武陵山区崖葬的分布及族偬教/严奇岩，杨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65～70

西北地区城市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兰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调查/祁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4～58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李小静//贵州民族研究，-2016，（9）.56～59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研究/张锐//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6～109

新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民俗文化存续原因探析：以北部湾为例/何海龙，蒋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19～123

仪式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以湘西苗族“还傩愿”为例/乐之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1～34

彝族服饰图案中的艺术元素与服饰文化传承/王飞凯//贵州民族研究，-2016，（8）.67～70

浙西南畲族“还福”仪式研究/蓝希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6～130

制度、市场与文化：古茶树群落活态遗存研究/崔海洋，朱复明，高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2～9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黄桂秋//广西民族研究，-2016，（5）.85～92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裕固族的民间艺术研究/梁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62～69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和第七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综述/李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62～63

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评析/谭志满，刘双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5）.149～155

历史视角下党项人（7-13世纪）的渐变述论/郝振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社会类论文例8

关键词：社会科学 学位论文 评审制度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 review system

作者简介：成龙（1987―），男，江苏泰兴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创业理论研究。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综合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结性成果。有专家倡议，为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应“从学位论文的设计、研究与写作到评审、答辩，实行全面质量管理”[1]。近年来，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制度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作者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归纳总结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的方法与程序

学位论文评审是由学位管理部门组织的，受聘专家以通讯、书面或其它形式，对学位申请者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科学评价的具体活动。通过评审，学位申请者本人及其导师可以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意见和建议，丰富和完整文章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学位管理部门，通过反馈回来的评审意见，可以了解学位论文的实际水平，并对其质量进行监督，同时作为审批答辩的依据；此外，通过对不同学科的评审意见进行收集、分析、整合，可以找到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提供决策支持[2]。

学位论文评审通常采用“专家评审”的方法，即国际上所说的“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指由该领域或邻近领域的专家以通讯或现场接触的方式，来评价研究工作科学价值的一种评估方式，是国际科技界公认的科学评价的最重要的方法。根据马莉萍（2005）的观点，论文评审方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1）校内评审和校外评审；（2）定性评审和定量评审；（3）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4）书面评审、网上评审与口头评审[2]。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第三种，即根据评审的方式分为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国际评审是匿名评审的一种衍生评审方式。

学位论文的评审程序一般按照以下五个步骤进行：（1）建立评审标准；（2）提交论文；（3）确定评审方式；（4）选聘评审专家；（5）意见反馈与处理[3]。

二、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的现状

公开评审与匿名评审是国际上并存的两种常见学位论文评审方式。美英等国的大学一般采用公开评审的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由导师提出拟参评专家名单，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送这些专家评阅的方式。但也有一些国家采用匿名评审方式，如澳大利亚很多大学，要求博士生在预计答辩前2个月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选定国内外3为专家对其进行评审。我国香港地区的大学，对博士论文也采取类似的匿名评审方式。在我国，自建立学位制度至90年代中期以来，各培养单位一直采取公开评审方式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3]。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公开评审方法实际操作中，评审专家名单通常由导师来确定。这种做法的优越性在于：操作性强、易于聘请合适的专家。然而，这种评审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和论证，暴露出了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弊端：一是导师一般聘请熟识或有学术往来的专家，因此评审专家通常会做出高于学位论文实际水平的评价，不利于对学位论文的监督，淘汰制也就更无法实现；二是导师所认识的专家有限，由导师来确定评审专家名单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片面的评审意见既不能反映学位论文的水平，也不能反映指导教师的指导能力[2]。

为了解决传统评审办法带来的弊端，90年代中期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陆续改革公开评审制度，试行匿名评审并逐步扩大匿名评审比例，甚至出现了国际评审的方法。

三、 匿名评审制度的实践与改进

(一) 匿名评审的实践与作用

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分为单匿名评审（又称“单盲审”）和双匿名评审（又称“双盲审”）。单匿名评审是只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和导师的信息是公开的；双匿名评审是同时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的信息和导师的信息。具体操作分为两种情况：（1）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学位论文寄给其它高校研究生院，再由对方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论文派发给本校相关专业的专家；（2）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自行建立专家库，根据专家库将学位论文寄给相关研究方向的专家[2]。

王则温、赵张耀（2009）通过相同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两种不同的评审方式中的评价差异探讨不同评审方式对学位论文评价的影响[4]。结果表明：（1）双向匿名复审大幅度降低了各项评价指标的优秀比例；（2）双向匿名复审使中等及以下的评价比例有较大的提高；（3）评价为较差等级的比例在双向匿名复审和原始评阅中都是极低的。王珞晶、张春元等（2005）对参加普通评阅的博士论文和匿名评审的博士论文评阅意见做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1）匿名评审使论文评阅更加客观、公正、规范；（2）学位论文的整体质量得到显著提高[5]。

可见匿名评审制度可以有以下作用：（1）避免了论文评审过程中的人为影响，提高评阅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2）对提高学位论文水平具有督促作用；（3）有利于管理部门及时了解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2][6]。

(二) 匿名评审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尽管匿名评审制度对解决传统评审制度的问题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不得不注意的是在实行匿名评审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足点不正确，建立在对学位申请者、导师及评审人不信任的基础上；（2）增加了评审的中间环节，评审的科学性、权威性打了折扣；（3）成本较高；（4）学校对外校专家缺乏联系性和约束性，专家积极性不高 [7]。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解决措施，概括起来包括：（1）科学建立高质量的匿名评审专家库；（2）制定较为详尽的评价指标体系；（3）健全对评审专家的选聘和监督机制；（4）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李秀兵（2007）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双盲”评审的情况，从学位论文应包含的信息问题、评阅人的确定问题、评阅意见的表达问题和评阅意见的后处理问题等角度出发，分析了问题的表现形式、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8]。

（三）国际评审制度的出现

在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国际化评审也在少数高校中推行开来。论文的国际评审，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选取用外文撰写的学位论文，将其送至外国同行专家进行评审。这种评审主要是充分发挥国外同行专家作用，评审往往更严格、更具体、要求更高，对促进研究生用外文撰写论文、扩大国内研究生在国外的知名度、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国际化评审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时间长、费用高、选聘合适的外国专家比较困难以及学位论文必须用外文撰写等，因此，要想使国际化评审达到预期效果，并能大面积推广，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保障体制和措施。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在组织学位论文评审工作中，大胆地尝试了这种评审方式，其他大学也有涉及[9]。

参考文献：

[1] 吴宏翔,顾云深.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12):23

[2] 马莉萍.浅析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及主要办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

[3] 孙,高虹等.谈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方式改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7):23

[4] 王则温,赵张耀.关于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有关问题的探讨[J].研究生培养,2009,3:39-40

[5] 王珞晶,张春元.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改革成效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5(1):48-49

[6] 蒋红燕.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效果探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39

社会类论文例9

读《为什么餐厅里的黑人孩子都坐在一起?》:兼论该书对构建中国和谐族群关系的启示/阳妙艳,常宝//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81～91

共生互补视角下中国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特点/岳雪莲//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55～59

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预警调控研究/张劲松//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47～54

论尼日利亚的族群问题与国家建构/蒋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⑸.-59～63

论民族关系的本质及其奋斗目标/王英//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144～14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概念在我国的历史演变: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二/黄仲盈//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19～24

民族关系检测评价模型及其信息处理研究/张劲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7～11

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社会调查: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起台堡村为例/白绍业//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89～93

民族团结理论新探:学习同志民族团结思想/于潜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⑵.-57～60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民族识别的认识与反思/王文光,尤伟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10～15

新中国60年民族理论发展系列论文三篇/金炳镐等//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⑵.-1～22

1950年以来对云南民族的识别与分类/王文光,尤伟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95～99

制度安排与族群认同:民族区域自治视阈下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分析/程守艳//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10～14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构建/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5～12

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挑战: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研究之一/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1～9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皇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6～13

二、理论综述

“把种子埋在土里”:林耀华百年诞辰纪念讲话/庄孔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32～33

边疆•边界•边域:关于跨国民族研究的视角问题/邹吉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⑴.-11～14

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理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兴起/林科吉//百色学院学报.-2010,⑴.-22～27

当代民族志的地方表述/彭兆荣,闫玉//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⑵.-5～9

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谢丽•奥特纳著;何国强译//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19～37

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作贡献的再认识/郑杭生//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1～5

关于人类学文化翻译中的天真与真实/侯豫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52～55

关于壮族经济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覃乃昌//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73～83

广西、中国西南和人类学的区域社会研究:访著名人类学者张江华教授/谢果馥,董敬畏问;张江华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⑸.-53～58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生成与外来关键因素/张淑娟//世界民族.-2010,⑵.-6～14

“交往行为理论”语境下的“民族”概念/刘荣清//世界民族.-2010,⑵.-38～41

“结构”的历史到历史的结构:人类学关于结构研究的知识谱系/艾比不拉•卡地尔//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34～38

抗战时期西南民族学的“一枝独秀”现象探析/徐勤山,杨顺清//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⑵.-15～19

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档案与文本/杜靖//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28～33

林耀华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作贡献的再认识:在林耀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郑杭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30～32

林耀华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创与传承/杜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44～52

林耀华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为纪念林耀华百年诞辰而作/潘守永,张海洋,石颖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38～43

旅游人类学与旅游发展:旅游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专访/赵春肖,彭兆荣//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12～17

略论20世纪法国人类学思想的嬗变/苑国华//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46～49

论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的时间意义/宋雷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67～73

论民族的观念性/都永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⑵.-23～28

论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的偶合运行/罗康隆//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64～71

民族认同的精神文化内涵/栗志刚//世界民族.-2010,⑵.-1～5

民族三元观/纳日碧力戈//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⑵.-1～4

“民族社会问题”涵义探讨/陈纪//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41～46

民族社会学视角下的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研究/高永久,高永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1～6

人类学眼光:从斐济历史看民族国家和新殖民主义:约翰•凯利教授夫妇访谈录/安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108～113

田野工作方法新境界: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刘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61～66

“物”的人类学研究/吴兴帜//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55～59

吴汝康人类学实践中的人观思想及其来源/吴新智,杜靖//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12～18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吴晓//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111～115

仪式的研究与社会理论的“混合观”/王铭铭//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14～20

音乐人类学核心理念辨析/熊晓辉/百色学院学报/.-2010,⑴.-28～30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熊晓辉//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60～64

语言、语言与法律人类学:从《规则与关系:法律话语的民族志》一书谈起/胡鸿保,张晓红//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1～4

原生态智慧的“他者”想象与文化多样性/李霞//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60～63

族群表述: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徐新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92～96

族群理论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反思/陈心林//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50～54

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研究:兼论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意义/祁进玉//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20～27.-2010,⑵.-53～60

三、 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朝觐者的心路:兼谈宗教仪式的意义/丁宏//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36～44

成吉思汗祭祀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境遇/那顺巴依尔//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35～44

川西贵琼人碉房中的锅庄石及其象征意义/郭建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⑷.-37～44

蚩尤崇拜与民族认同:论当今中国苗族树立“精神共祖”的过程及背景/杨志强//青海民族研究.-2010,⑵.-38～45

从“二元”到“双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浙江模式”探析/,陈姣姣//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96～103

从蒙古族人名特征看农区蒙古族文化变迁:以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烟台营子村为例/王志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52～58

旦歌:跨越中越边界的骆越天谣/农瑞群,梁伟华,何明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84～90

地方性知识对区域生态资源维护与利用的价值/罗康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43～48

多民族杂居移民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对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铜普镇四个移民村的个案调查/刘瑶瑶//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58～62

20世纪上半叶清水江流域苗侗社会的多重现代性考察:以林业开发制度变迁为例/孙兆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45～51

“港人返流”现象的人类学分析:以深圳樟树布社区为例/黄韵诗,程瑜//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39～43

古代印欧语系族群牛图腾崇拜研究/李树辉//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129～133

鲧、禹神话原型研究中的“捞泥造陆说”献疑/陈连山//百色学院学报.-2010,⑴.-41～44

胡同大杂院中的贫困:人类学都市个案研究/陈长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18～26

“亘三百里的氏墓”真的是在广西大明山吗?:兼与黄世杰先生商榷/过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106～109

婚姻支付对男方父母的文化心理意义研究/刘华芹,王修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74～78

集体记忆的复现:论丽江白沙乡的“当美空普节”/赵红梅//贵州民族研究.-2010,⑵.-41～46

九隆神话:文献记载与民间口头传承之流变/杨薇,李子贤//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⑷.-55～72

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以贵州麻山为例/罗康隆//思想战线.-2010,⑵.-40～44

蒙古族过年习俗的变迁/刑莉//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185～196

“苗女”争论及其背后:论20世纪80年代初苗族知识界的民族意识的“骚动”/杨志强//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5～13

民族认同与想象:以撒拉族为讨论个案/陶瑞,马建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116～120

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张江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⑸.-32～40

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徐新建//思想战线.-2010,⑵.-23～30

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民族、族群认同/朴光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41～47

气候灾变与乡土应对:龙脊壮族的传统生态知识/付广华//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84～92

权利的互嵌于争夺:小凉山彝族毕摩与东巴共存的田野调查研究/茆晓君//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44～47

人类学视野下的“游牧文明”/罗康隆,谢景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97～102

人类学视野下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国阈限理论分析:以南传上座部佛教管理体系中的安章现象为例/郑筱筠//思想战线.-2010,⑵.-5～10

冗鱼寨布依族习惯法民族志/周相卿//贵州民族研究.-2010,⑵.-12～16

三家台蒙古族村《部氏族谱》续谱活动的现代意义/唐胡浩,杨光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63～67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自主和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以云南泸沽湖与青海小庄村为例/李强//贵州民族研究.-2010,⑵.-106～112

社会民俗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个案研究:以额勒苏台嘎查为例/孟和套格套//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53～57

生态移民政策的文化根源分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W村的调查/赛汉//贵州民族研究.-2010,⑵.-68～71

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物质生活贫困问题/汤夺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⑷.-50～55

天鹅处女型故事与萨满教/陈岗龙//百色学院学报.-2010,⑴.-36～40

土地占有与鄂伦春族猎民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查干姗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⑵.-153～156

土默特蒙古族择偶现状与变迁:基于内蒙古西部村落的调查/靳一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⑵.-157～164

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务川仡佬族傩面山王/吴秋林//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⑵.-10～14

外来生态知识的双重效用:来自广西龙脊壮族的田野经验/付广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54～58

维族婚姻习俗中尼卡(Nikah)仪式的人类学解读/石奕龙,艾比不拉•卡地尔//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5～9

锡伯族四次迁徙的文化生态学思考/赵超,赵鹤龄//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⑵.-131～134

戏剧文学的救灾解难功能:《俄狄浦斯王》与《窦娥冤》对读/叶舒宪//百色学院学报.-2010,⑴.-1～10

现代语境中的新疆维吾尔萨满研究:基于人类学的视角/王建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19～24

乡村回族“哲玛提”时空变迁研究:以宁南山区H村“分坊建寺”为例/杨文笔//青海民族研究.-2010,⑴.-63～69

乡村混合门宦宗教社区中的寺坊结构及变迁:关于宁夏黑虎沟村的宗教民族志研究/马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114～120

彝族史诗《梅葛》、《查姆》创世神话研究/陈永香,曹晓宏//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4).-47～54

游牧文明的挽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学人类学解读/王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103～107

在神的怀抱里:一个安多藏族村落的生态-显圣景观/郁丹(Dan Smger Yü)//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21～35

“再生”神话与庆春仪式:冠礼仪式时间探考/唐启翠//百色学院学报.-2010,⑴.-11～21

中国南方跨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其前瞻讨论/周建新,覃美娟//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65～72

四、女性问题研究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回族社区新农村建设:以云南大五茂林回族社区为例/武承睿//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⑶.-53～57

电视下乡、打工经历与妇女家庭生活变迁/李欣欣、孙秋云//贵州民族研究.-2010,⑵.-77～85

华夫脱党与埃及妇女权利运动:埃及女性主义关系研究(919-1939)/刑桂敏//世界民族.-2010,⑵.-32～37

家庭性别角色态度:刻板化倾向的经验分析/徐安琪//妇女研究论丛.-2010,⑶.-18～28

密枝节祭祀中的女性缺席在场/巴胜超//云南社会科学.-2010,⑶.-67～72

女哈吉与通过仪式:基于青海循化穆斯林女性朝觐者的调查研究/韩淑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70～74

清代贵州经济生活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张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0,⑴.-23～26

全球女权主义:关于女权主义的全球想象/张路//妇女研究论丛.-2010,⑵.-68～78

《社会性别与历史》杂志评介/宓瑞新//妇女研究论丛.-2010,⑶.-91～96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问题论析/杨昌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⑴.-49～56

西南少数民族两性角色差异的支点/熊丽芬,李吉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⑴.-57～64

中国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女性问题研究进展/钟洁//妇女研究论丛.-2010,⑵.-83～87

“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李飞,庄孔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五、 研究动态与书评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韦磊,刘颖//世界民族.-2010,⑵.-15～22

涵摄中国传统文化,拓展中国人类学研究:评秦德清《民生与民心:华南紫村壮汉族群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龚树排//广西民族研究.-2010,⑵.-201～202

纪念列维-斯特劳斯专辑:追寻那“遥远的目光”等八篇/张友庭等//西北民族研究.-2010,⑵.-96～120

洁净与社会秩序:兼评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马岚//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56～59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民族学研究/聂蒲生//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⑵.-135～137

林耀华学术行年简谱与主要著作目录/林宗锦,潘守永//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⑵.-33～37

民族国家崛起的宏大叙事与范式重构: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艾仁贵//世界民族.-2010,⑵.-42～46

社会类论文例10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王蒙，张亚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11

多民族社区自治――互嵌式族际关系构建的实践场域：基于云南多民族社区的实证分析/王茂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6～60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认同困境及其应对思考/陈茂荣//广西民族研究，-2016，（1）.15～22

放管结合 优化细则：民族优惠政策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实践考察/王晓云//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20～25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治理的思考/陈永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1～55

关于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开发的思考：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视角/虎有泽，云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5～19

基于品德养成视角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赵北扬//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22～27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吴孝刚//贵州民族研究，-2016，（2）.1～5

论我国民族问题的“变”与“不变”/杨建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1～7

论和平解放时期党的爱国统战组织建设/徐万发，柳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6

论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阻滞因素与破解思路/曹爱军，杨d飞//云南社会科学，-2016，（2）.90～95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构建/朱碧波//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26～32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孙保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61～66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当代意蕴与中国意义/李淑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15～118

美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历程、挑战与启示/左岫仙，李元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28～33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高永久，张金国//广西民族研究，-2016，（1）.1～7

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新常态的形成及对策研究/彭建军，柏贵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2

新形势下东部城市民族问题及其治理/兰俏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3～17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特点及经验启示/邓玉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9～114

缘何外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的理论探讨与具体解析/汤夺先，郭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8～14

争取人心：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根本/文进磊//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7～21

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的政党认同建设研究/白利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33～39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社区自治的现代实践问题/孙跃//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6）.66～73

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哈正利，雷振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5

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郝时远//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1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多民族国情认识的深化及意义/李元晖，孙懿//广西民族研究，-2016，（1）.8～14

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纪念逝世四十周年/李晓华，金炳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3～16

二、理论综述

比较文学究竟是跨国还是跨民族的/韩晓清//西北民族研究，-2016，（1）.99～103

从伊斯兰教的“一元性”看其“包容性”：以《玛斯纳维》为考察对象/穆宏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7～12

“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科大卫、张士闪//民俗研究，-2016，（2）.21～23

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伍乐平，张晓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7～12

过程意义分析法”：一种新的图腾研究方法/王进//广西民族研究，-2016，（1）.59～63

后现论观照下的人类学与文化遗产民族志的理论导向/宋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3～17

“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丁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6

景观意味着什么？――从河合洋尚《景观人类学的课题》谈起/刘正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86～91

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科大卫著、程美宝译//民俗研究，-2016，（2）.24～27

亲属关系是什么？――萨林斯与蔡华的分歧/刘宏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17

土家族吊脚楼视觉解析：基于莱斯特六种分析视角理论/商世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64

文化人类学的认识论刍议/何星亮//世界民族，-2016，（1）.32～41

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整理后记/王铭铭，张瑞）/费孝通//西北民族研究，-2016，（1）.-5～29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远/[英]罗兰（Michael Rowlands）著、张力生译、汤芸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9

“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余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8～24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阿联酋华人穆斯林现状研究/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4～76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陆海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48～53

藏传佛教活佛官邸的建筑形制与美学特征：以甘肃拉卜楞寺嘉木样寝宫为例/黄跃昊，杨林平//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59～16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模式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2）.39～42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李健《的唐卡艺人》序言/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6，（1）.73～77

创世史诗中苗族社会秩序构建与地域生态文化：以《亚鲁王》文本分析为例/马静，纳日碧力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5～69

从“身体有恙”到“礼物流动”：作为交往话语生产的治疗实践――西汉水流域猫鬼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台文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24～28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周大鸣//思想战线，-2016，（2）.1～7

滇西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及其建构：以傈僳族为例/李智环，陈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44～49

多神共存与生活诉求：山西安泽县黑虎信仰阐释/毛巧晖//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1）.42～51

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尼华人“再华化”现象研究/张小倩//世界民族，-2016，（1）.82～91

发展的人文性及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岳天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25～32

干栏建筑的“低技术”建造研究：以德保那雷屯村落住宅建筑为例/伏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97～101

关中人的人文特征：西北汉族族群研究之一/徐杰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1）.54～60

贵州地戏形成时间新探/李昌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1～56

贵州傩仪的娱乐化与世俗化演变：傩戏的诞生/苏翔//贵州民族研究，-2016，（2）.65～68

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审美特征/袁源//贵州民族研究，-2016，（2）.126～129

河滨・墓地・桥梁：太湖东部平原传统聚落的景观与乡土文化/吴俊范//民俗研究，-2016，（2）.140～149

赫哲族嫁令阔民歌的艺术特色/李萃琳//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24～129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邱国良//民俗研究，-2016，（2）.83～89

家宅空间的仪式建构：对粤西一个村落乔迁习俗的考察/区锦联//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110～114

交换断裂：妙峰山庙会的危机/曹何稚//民俗研究，-2016，（2）.74～82

空间转换与社会记忆：河西走廊一个藏族库区移民社区的构建之痛/王海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0～73

跨文化对话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步建设/董晓萍//西北民族研究，-2016，（1）.82～84

兰州牛肉面和麦当劳：两种不同的快餐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民族文化/段继业，汉京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4）.57～63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彝族支系他留人聚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杨晓雯//云南社会科学，-2016，（2）.103～107

辽代契丹人萨满信仰研究述评/邱冬梅//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71～77

论“一带一路”语境中的“民族走廊”及民族关系：基于云南的研究/李智环//贵州民族研究，-2016，（1）.5～9

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肖红兵，李小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1～76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李颖//民俗研究，-2016，（2）.133～139

满族嘎拉哈文化及其传承价值研究/张宵临//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169～172

缅甸土司制度的兴衰（1287--1959年）/赵永胜//世界民族，-2016，（1）.101～110

苗族服饰生成技艺研究：以融水杆洞乡为例/尹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102～108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周大鸣，黄锋//民俗研究，-2016，（2）.67～73

民族村寨的衰落：阻止排斥、经济边缘化与文化断裂/郑文换//广西民族研究，-2016，（1）.64～69

仫佬族传统民居建筑符号特色及文化再生价值/于瑞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92～96

启蒙、秩序与发展综合症：法律人类学的综合思考/赵旭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1）.62～76

青年族际离婚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以阿拉善左旗为例/何生海//西北民族研究，-2016，（1）.142～147

清代的东北移民与民族融合：以辽宁地区为例/王妍//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83～89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杨筠，付耀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36～41

人类学视阈下民国时期新疆屯垦事业探微/张云，张付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93～99

散杂居地区回民婚俗文化探析：以山东地方镇为例/李华//民俗研究，-2016，（2）.150～157

审美意象视阈下彝族文学作品青蛙原型的解读/吴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60～64

生存智慧：从回族清真寺建筑看多元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孙嫱//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61～66

实践的亲属关系：关于“娘家”与“婆家”的人类学分析（下）/周星//西北民族研究，-2016，（1）.104～117

试论“尔比”语体层的风格特征：与“克哲、格比、玛字”相比较/苏连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57～62

土家族婚姻伦理探微/洪雁，邱世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0～72

文化、身份与政治动员：“东突”分子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的煽动/吴孝刚//西北民族研究，-2016，（1）.129～136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常海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2）.77～83

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潘天舒//思想战线，-2016，（2）.8～13

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类型及其构建方法/何星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18～23

文化融合与祖先记忆：滇南孔姓彝族人的个案考察/邱运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59

文化身份建构：民族、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张劲松，卢巧妹//云南社会科学，-2016，（2）.80～84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研究/吴兴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6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刘中一，张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42～47

物态与象征：白裤瑶蚕丝文化中的生命符号/蒋立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8～23

物质主义与购买情绪的关系：变化期待的中介作用/李亚红，赵宝春//云南社会科学，-2016，（2）.144～147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养老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为例/袁坤//贵州民族研究，-2016，（2）.35～38

乡村旅游与民族节庆和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研究/杨建鹏，丁玲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46～50

湘西苗族竹编文化底蕴及当代转型/李柏山//贵州民族研究，-2016，（2）.81～84

湘西南地区梅山峒民“炭花舞”的宗教观念及社会价值/李曾辉//贵州民族研究，-2016，（2）.93～96

象征交换与人际交互：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赵巧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1）.43～49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黎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海南省三亚市梅村为例/董国皇，李婷婷//广西民族研究，-2016，（1）.50～58

信仰的阶序建构：一个“黑庙”群体的基督教归信与宇宙观重建/蒲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105～109

崖葬与风水信仰：以贵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严奇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56～60

彝族诺苏支系宗教经籍写本特征概述/摩瑟磁火//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63～68

在医院去世与在家中去世：有关中国公民死亡地点的社会学辨析/景军，袁兆宇//思想战线，-2016，（2）.14～18

中国哈萨克族跨国移民研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努尔巴哈提・吐尔逊//西北民族研究，-2016，（1）.85～98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丁俊//西北民族研究，-2016，（1）.51～60

中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统计分析/肖远平，王伟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40～45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策略研究/虞跃，李清源//贵州民族研究，-2016，（2）.97～99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2015年度民族问题热点全景扫描――“2015年度民族问题热点：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综述/王冬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1）.34～37

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王铭铭，苏郭勋，渠敬东，周飞舟，孙飞宇，杨清媚，王楠//西北民族研究，-2016，（1）.30～41

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综述/陈茂荣//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2）.77～81

美国少数民族属性重构与女性身份认同：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艾丽斯・沃克的《紫色》/胡丽霞//贵州民族研究，-2016，（2）.1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