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1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2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3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4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5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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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孙维钧.论图书馆的消亡.高校图书馆工作，1998（3）:8—10

[19]金晓莉.图书馆消亡论——网络时代的神话.图书馆学刊，2000（5）:27—29

[20]丁道谦.图书馆的未来——评“图书馆消亡论”.图书馆论坛，1999（2）:25—27,13

[21]杨文祥.21世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11—16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6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科技政策的顶层设计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科技政策的设计，具体表现为科技方针、政策和措施，那么，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顶层设计，其深层次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呢？

龚育之同志认为：“正如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论这门学问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这门学问则是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普遍真理，但是把它应用到中国，必须与中国科学技术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开放的、发展着的体系。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可以概括为“人民科学”思想的话，那么，新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则是邓小平科技思想。

本文提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命题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两个派生观点即知识分子—人才观和体制改革论。并提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逻辑展开和具体的实践，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科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实际，并结合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做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邓小平科技思想博大精深，江泽民 、温家宝 、李瑞环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论述，龚育之 、李万忍 、何亚平 、张锡龄 、崔禄春 、段瑞春 等许多学者做过阐述和概括。

我认为，邓小平科技思想主要包括一个核心命题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建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之上的两个派生观点，即知识分子——人才观和体制改革论。下面简要阐述。

1 核心命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领导科技工作整顿的时候。邓小平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当时这个观点据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是，当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时，毛主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样的话。后来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被认为是“伪造”毛主席指示，“篡改”马克思原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第二阶段是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实践，精辟地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该观点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学说和生产力的学说，而且实现了思维模式从阶级分析向生产力分析 的转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阶级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大搞阶级斗争。邓小平创造性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如何完成这个根本任务呢？在邓小平看来，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抓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即科技生产力。如果科学技术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然而，我国的科技生产力长期以来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严重束缚：一是科技人员的阶级属性问题，二是科技体制的问题。基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邓小平提出了知识分子——人才观和体制改革论。

2 知识分子——人才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56年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后来由于“左”的思想泛滥，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制约了科技人员发挥生产力开拓者的作用。1975年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为理论根据，论证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力图纠正当时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但是，后来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所做的努力就被迫终止了。

1978年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以此立论论证科技人员是“劳动者”，进而申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此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真正得到了“脱帽加冕”——脱了资产阶级的“帽”，加了工人阶级的“冕”，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解放。

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之后，邓小平又以此立论，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为什么要“提到第一”呢？邓小平解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是邓小平人才观的基本内容，其内涵包括：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科技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树立对科技人员正确的评价标准；为杰出的青年人才开一条道路等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观，而且还有大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实际例子。比如邓小平亲自关心数学家陈景润，他后来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亲自关心北京大学的一位老科学家，提出来把他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此人就是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黄昆教授。

邓小平的知识分子——人才观，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进一步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并落实为“人才强国”战略。

3 体制改革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科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体说就是科技体制必须与科技生产力相适应。然而，我国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型的科技体制，严重束缚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制约着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所以必须改革科技体制。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且指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科技生产力与科技体制、经济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为核心内容的邓小平科技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可以从多个层次上来认识。龚育之同志提出从五个层次来认识。第一，科技工作层次；第二，经济发展层次；第三，社会和政治发展层次；第四，社会主义发展层次；第五，世界发展、时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层次。 我认为，从这五个层次来研究邓小平科技思想，可以完整地把握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体系，深刻理解其现时代意义。然而，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本文仅在第一个层次即科技工作层次上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逻辑展开

科技政策是由若干政策层次组成的一个整体，包括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元政策是科学政策的理论基础。基本政策是在元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其他政策有指导作用的政策，在中国科技政策中则表现为科技方针，如“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简称“依靠、面向”。以基本政策为基础而制定的各种暂行规定、条例、措施、科技计划等，则属于具体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方针和政策，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顶层科技政策文件中反映出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顶层科技政策文件主要有两个，分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前者提出了“面向、依靠”的科技方针，后者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那么，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元政策是什么？换言之，其理论基础是什么？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思想基础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点。

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及其在此指导下推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思想在逻辑上的展开，在实践上的展开。

从逻辑上看，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在中国，实际情况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科学技术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现实与理论出现了矛盾，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终于导致1985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方针，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提“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想造成生产力发展对科学技术的拉引。为什么要提“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其主要目的是为引导科技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适销对路”的科技成果，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通过“拉引”和“推动”双管齐下，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科技与生产力脱节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比较好地解决。

由此可见，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到“面向、依靠”科技方针的提出，这个逻辑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实践

从实践上，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也是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新时期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进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特征是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导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中共中央制订并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1987年）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体制。1992年十四大正式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力，科技体制开始进行相应的改革。

我国的科技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跟经济体制一样，实行中央计划管理。中国科技活动由“五个方面军”构成，即中国科学院、政府部门科技机构、地方（省、直辖市、自治区）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活动、国防科研系统，前三者可以统称为公共研究机构。以中央计划管理为特征的中国科技体制，在50年代到70年代这三十年的实际运行中，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尤其在核武器、空间技术和某些基础科学领域中表现不凡，为世界各国瞩目。该体制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某些重大科技课题，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动员和集中。如60年代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对此，人们是充分肯定的，甚至连海外学者都评论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体制所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拥有一支达到了国际科学水准的核心科技人才队伍；而且中国拥有强大的制度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科技人才和物质资源，为高度优先的国家安全目标服务。”

然而，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科技体制的结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第一，科技与生产分离。我国公共研究机构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它们与生产单位是隔离开来的。

第二，工业研发力量薄弱。

第三，缺乏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的机制。

第四，科技与教育脱节。

第五，条块分割，缺乏协调。

这些问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科技政策文件多次指出当时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科委提出《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该文件提出科技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1982年国家正式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学技术基本方针，1985年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基本方针。

邓小平在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也指出：“这种体制的一个极大的弊端是科技和生产脱节。”

紧接着，中共中央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说：“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技术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利于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束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适应客观形式的需要。”《决定》为科技体制改革确立了目标、原则和方向，成为科技政策体系中的基本政策。

《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此后，政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文件。比如，国家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的背景下，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为指导，在“面向、依靠”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方针，以此指导新型科技体制的构建。

新时期我国科技工作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在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得到明确的表述。该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该文件还指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就是为了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后来国家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科技体制改革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

结 语

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在近20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本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的实践的思想，我们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的新世纪，我们要坚持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技观，充分地发挥科学技术开拓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多重功能。

[参考文献]

龚育之：《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序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温家宝：“邓小平科技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报》，1997年5约19日。又载：中国科学院：《邓小平科技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出版社，1997年，x-xi。

李瑞环：“谈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问题”，《经济日报》，1991年8月22日。

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载《邓小平与中国科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pp.204-214.

李万忍：《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何亚平：《现代科技革命与邓小平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张锡龄等：《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崔禄春著：《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

段瑞春：“关于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体系初探”，《中国软科学》，1996年第3期。

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pp.202-204.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p.85-100.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p.274-276.

何祚庥：学会应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科学时报》，2002年12月17日。何祚庥：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3期。何祚庥先生认为“十六大”报告中渗透着生产力分析方法，我们认为，生产力分析方法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理论那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生产力分析方法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转引自张锡龄等：《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p.1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75。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p.40-41.

中国科学院：《邓小平科技思想学习纲要》，科学出版社，1997年，pp.76-83。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7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立场；看法

一、技术决定论的立场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这个术语由美国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T·凡勃伦最早明确提出。不考虑语词的来源，单从汉语语义上分析，技术决定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技术决定论或技术的决定论，“技术”限制“决定论”，这是它的原意；另一种理解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限制“论”，这与英语对技术自主论的理解类似。

技术的使用程度成为了人们关心的话题，针对不同种的技术决定论，在某种程度上弱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值得认识的技术主张。“我们同意对技术决定论做这种界定：凡认为技术对社会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就是技术决定论。根据这一界定，我们认为，马克思是有技术决定论思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正是生产力构成了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根本决定力量。而在整个生产力系统中，技术则是而且越来越是决定性的要素，这样就可以说，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系统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二、技术决定论对于社会的进步方面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说明，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都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马克思的《1861一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部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重要著作，集中地系统地阐明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把科学技术“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实践证明马克思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精神力量，是一种知识形态或潜在的生产力。它可以物化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上，引起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变化，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都离不开科学技术。

三、技术决定论的消极作用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始终是伴随着人们的需要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决定性的活跃的力量。

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间接受到技术哲学的影响。“一五”计划期间，技术改造全面展开，先进技术和设备大量引进，斯大林指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一口号既突出了技术（机器）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强调了布尔什维克精通技术的重要性，是斯大林对“技术决定论”特有的表述和实践。

“二五”时期，斯大林又指出：“‘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过去时期的情况，当时我们是处在十分缺乏技术的情况下，而现在则应当用‘干部决定一切’这个新口号来代替那个旧口号。”“干部决定一切”这一口号的实质是强调掌握了技术的人才的重要性，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既有“吸收拥护苏维埃的技师和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有“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新的红色技师和红色专家的问题”。但在后来，“技术决定一切”逐渐演变为“机器设备决定一切”即只见物不见人，“干部决定一切”演变为“政治决定一切”即政治立场重于业务能力，结果导致战后苏联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相对滞后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失误，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四、结论

针对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双方面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技术决定论呢？全面理解“科学”概念的含义，祛除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歧视。众所周知，英文中的science、法文中的 science 通常是“自然科学”的同名词，而德语中的 Wissenschaft 则含括了全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应该从 Wissenschaft 的含义上来重新界定并全面认识“科学”的含义，尤其是要纠正人们心理中普遍存在的歧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现象。其实，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表明，经济理论和金融决策上的错误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而经济理论和金融决策都从属于社会科学。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必须从马克思所倡导的个人全面发展的视角上重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生态平衡”。

综上所述，走出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不仅要从实践上采取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和措施，而且要从理论上自觉地、系统地批判科学技术决定论，从而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避免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09 — 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 “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 考 文 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例9

文艺理论和自然科学的这番亲近明显拓展了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眼界，但 “方法热”本身不久就降了温。要论20世纪90年代文艺与科技持久学术联系的建立，不能不提到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主办的《艺术科技》。它自1993年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艺术科技的文章，其中夏侯炳关于我国定音鼓、磷光画、走马灯、十二平均律、铜洗和驻波等中国艺术科技的“世界第一”的选介（1994－1995）给人以深刻印象。此时，第五次信息革命的影响正在深化。西方有关数码艺术的研究成果陆续被介绍到我国，既促进了电脑音乐、电脑美术以至网络与多媒体艺术的起步，又激发了某些学者创建电脑艺术学之类新学科的冲动。汉语网络文学由我国留美学生首创，传播到大陆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相关研究成为当代文论的新分支，形成了中南大学文学院这样的研究团队。这些新技术、新媒体和新作品蔚为大观，对传统的文艺观念构成了挑战。有鉴于此，感到不安的人们提出了“科技和艺术：谁决定电影?”（郑宜庸同名文章，《福建艺术》1999年第1期）之类问题，似乎它们是竞争的对手。这种不安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上升为焦虑。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首届“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甚至“火药味十足”，尽管对抗的一方──科技专家缺席。科技与文艺相互渗透是否会产生副作用？这是董学文、毛崇杰等著名文艺理论家不断思索的问题，也为相关媒体所重视。《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专门组织稿件，阐述“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等观点。相关文章从西方借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从理性的角度批判文艺的技术化、产业化。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例如，姚鹤鸣发表《法兰克福学派文艺技术化批判的批判――兼论网络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指出：文艺的技术化毫无疑问与传统的文艺观相悖，但从另一个方面观察，它又能够促使文艺发展，促使文艺功用目的真正实现。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不是截然对立的。网络文学正是这两者矛盾对立统一在崭新时代的产物，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真正的“创作自由”，拓展了创作的空间，为多种艺术样式的融合提供了可能。

科技专家虽然未出席上述“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之类研讨会，但绝非对此毫不关心。自1987年以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每年举办国际科学学术会议都邀请画家根据会议的科学主题发挥作画，并在1993年和1995年分别与炎黄艺术馆、《科技日报》社合作举办了“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不少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很关心事业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为了宣传上述理念，他主编了大型画册《科学与艺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当时的国家主席亲笔为之题写书名。杨振宁、潘云鹤、汪成为等先生也非常关心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95年12月13日致函浙江舞台电子技术研究所俞健所长，表示因“我国的一项大有前途的第五产业（文艺产业）即将在祖国大地上发展起来”而“深受鼓舞”，并建议：“中国的第五产业必须做到：（1）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2）决不能办成官营的，一定要政企分开”（《钱学森同志来信》，《艺术科技》1996年第1期）。在他看来，继农业、工业、服务业、科技业之后兴起的“第五产业”，是为文化服务的经济事业，或称“文艺产业”。钱先生的观点是有预见性的，我国文化产业果真在世纪之交蓬勃地发展起来，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包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智能化娱乐等在内的文化产业研究也成为文艺与科技的荟萃之处。

60年来，有关科技在文艺领域具体应用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其中包括美术馆改造装修工程、抢救文艺影像资料、作家作品甄别以至于“春晚”保障等。人们将科技当成当代艺术发展的动因、艺术设计变革的驱力、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60年来，有关艺术对于科技传播之价值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所涉及的领域有科技名人传记写作、科技成果宣传、科学知识普及、科技书刊装帧、IT产品设计、科技摄影技巧、科技博物馆建设，等等。60年来，艺术化、科技化成为许多相关领域的共同主题，这些领域包括影视制作、建筑设计、赛车运动、食品加工、服装工业、商品包装、环境保护、印刷工艺、玻璃制造等。有人甚至提出了“高智慧（科技）+高情感（艺术）=高设计”（陈爽同名文章，见《装饰》2000年第6期）、“艺术+科技=文化”（陈同乐论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馆序厅、场景设计创意，见《室内设计与装修》2000年第1期）等公式。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学者呼吁“让科技与艺术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今，这种要求不仅见于艺术教育中“电子音像”、“动漫游戏”之类科技含量较高的专业，而且见于相对传统的语言文学学科和艺术学科；不仅见于直接为文艺服务的舞台设备制造之类产业，而且见于相当高深的科学研究领域。60年来，许多科技院校开设文学系、艺术系，许多艺术院校开设计算机课程，还有许多院校设立了艺术科技中心之类机构，建起了科技艺术中心、科技会展艺术中心之类大楼。让学校和少年宫成为艺术教育的摇篮、科技培训的殿堂，让科技人才学点文学艺术、科技课教师加强文艺修养，让文艺人才熟悉科学技术、文艺理论家能够运用软件工具，已经是时代的呼唤。60年来，“艺术”始终是许多科技工作者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精神，“科学”则是许多文艺工作者所希冀的一种素养、一种理念。科技与艺术相结合既是现实诉求、有着国家大剧院这样的范本，又是历史传统、有着《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黄能馥、陈娟娟著，2002年）之类证据。人们不仅使用“科技艺术”、“艺术科技”这样的术语，而且从事“艺术科学”、“科学艺术”这样的研究。在文化市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顶尖科技与浪漫艺术的邂逅”、“纳艺术智慧，享科技大成”之类广告；在学术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与艺术──人类文明的双翼”、“艺术与科技共振于生命之舞”、“科学与艺术同魂”、“艺术与科技携手共建音乐新学科”、“科技与艺术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双引擎”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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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5-0388-05

美国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协会前主席S.H.卡特克利夫认为，STS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多学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交叉学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统一学科阶段。同时他认为STS已经从“多学科”开始，肯定进入了“交叉学科”，并努力达到“统一学科”。本文将采用对STS演化的这一界定，以苏俄STS发展为个案，首先以科学学和技术论为研究对象考察苏俄STS在多学科阶段的发展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其次，在科学技术革命视角下，考察在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科学技术学走向；最后，在对人的哲学研究视阈下，分析全球性生态问题和人道主义，并总结该阶段研究的不足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多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发展历程

苏联对科学学研究的最早文献出现在1926年，首先是被鲍利切夫斯基提出，他在《科学学是一门精密科学》一文中，初步论述了科学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后，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自然科学史学家分别从科学的本质、科学管理理论、科技发展规律和预测、科学创造的心理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相继出现。其一是以多勃罗夫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乌克兰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他们把定量分析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研究科学学，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通科学学导论》、《科学和技术预测》等著作。其二是以米库林斯基为学科带头人的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他们对科学史和科学逻辑、科学创造、科学活动组织的历史和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科学学基础》、《科学学：问题和研究》。其三是以统计学家纳里莫夫为学科带头人的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他们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苏联科研体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科学计量学》。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科学学的兴起适应了现代自然科学自我认识的需要的话，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彼此交叉，已使两者相互融合，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日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人们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技术；反之，也不可能不涉及科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些新兴学科，大多具有科学与技术统一的特点，甚至很难对某一学科作出科学与技术的严格区分。然而，苏俄科学学想用科学学这一单一进路整合科学技术学进而进入STS的路径在逻辑上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这值得中国借鉴。

2.苏俄在技术论领域的研究

（1）苏俄技术论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技术论是将技术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技术的本质，技术发展的内部规律性，同时还要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在多学科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渗透在对技术研究的相关学科中。苏联学者在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研究，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对技术发明和应用的内部规律进行了研究。

1887年恩格迈尔发表了《现代技术的经济意义》一文。他认为，所有能够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知识和能力的总和就是技术。1912年他又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第一个研究纲领。他认为：“技术哲学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文明要素的技术的作用的科学。”1929年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之后苏联学者对技术本质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技术的“知识体系说”、“活动手段说”、“劳动手段说”和“综合说”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

1921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科学、哲学和技术史研究委员会”，这为苏联技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29年，苏联决定在技术科学的教育中增加技术史的内容。此后，技术史成为了工科大学的必修课程。在技术科学的教科书中，技术史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苏联学者分别对机械工程史、采矿冶金史、通讯技术史、运输技术史、航空史、建筑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除了对技术的分类史进行了研究外，苏联学者还对技术通史进行了研究。1962年由兹渥雷金为首的四位技术史学家编著了《技术史》一书，作者认为，技术史是“阐明社会生产体系中技术的发展，技术与劳动形态与方法相关联的，特别是与劳动对象相关联的学问”。这种重视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曾对苏联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技术论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苏联，由于政治的原因，技术哲学这一技术论的先导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视阈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等同于科学哲学的附属物，而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因此，尽管技术论自身有很大价值和意义，但在苏联长期轻视技术的学科传统影响下，它很难得到发展。这个时期，苏联技术论发展的停滞表现在：对技术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应有的高度，研究视阈只停留在技术科学的层面（即对科学的应用方面）；尽管形成了“技术的劳动手段说”、“技术的活动手段说”、“技术的工具说”、“技术的知识体系说”和“技术的综合说”，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缺乏对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的全面探讨，因此，该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全面的技术哲学的概念体系。在这一时期苏联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建制化还是研究内容上都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哲学。因此，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技术的主导地位已很明确，技术在当今时代已居于核心地位的时代背景下，苏联试图只通过科学论来整合科学技术学从而进入STS的尝试是不成功的。这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二、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是苏联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对科技革命研究的视阈下，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

1.苏俄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思想最初起源于马克思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观点，而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J.D.贝尔纳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60年代后，苏联学者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开始广泛使用了这个概念。

苏联学者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一体化的结果，两者是科学技术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过去科学和技术中的变革有时只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如今它们则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革命过程。可见，苏联学术界已经开始认为，科学和技术已经摆脱了过去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技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成就，同时技术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科学和技术关系的变化说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

由此可以看出，苏俄学者在科技革命的视阈下开始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并且有了科学技术学的转向。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Ф.и.凯列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对科学的分析只停留在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范畴。在七八十年代，关注的中心转移到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在八九十年代，科学界和各专业的学者，将注意力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科技发展的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等问题的研究上。

鲍鸥也认为，当前俄罗斯科学学的大致走向和特点如下：第一，当前出现了有关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教育、科研机构中的女性和科学传播问题的研究。第二，在新时期科学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对人一自然一技术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可见，目前俄罗斯科学学研究正在与国际科学技术学接轨，在科学发展战略、科技政策、人类新文明模式和全球命运思考等许多方面处于蓬勃发展中。

3.苏俄技术论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学者关注的重心开始从技术本体论逐渐转向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关于技术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和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技术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的方法论问题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但后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技术价值论问题成为苏联技术哲学的研究重心，其研究的问题包括：探讨技术相对于自然、人和社会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技术活动和技术科学所应遵循的价值论原则。其内容涉及技术美学、技术伦理学等问题。

万长松、陈凡也认为，多元化将是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而技术本体论、技术价值论和工程伦理学将是它的研究重点。万长松进一步指出，与苏联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技术中性论不同的是，俄罗斯学者则对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技术建构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表明俄罗斯技术社会学（价值论）方向上出现了趋同演化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论述，说明苏俄该阶段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苏俄STS的学科演化正在从科学论和技术论走向科学技术学。

4.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该阶段苏俄关于科技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点及实质上，虽然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但对科技转化论的研究严重不足。苏联学者普遍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引起工业革命的酵母。在一定条件下，前者将转化为后者，并且这种转化不受国家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只要机制成熟，科技革命便可以成为工业革命的产婆。一般认为，科技转化过程就是产业化的过程，近现代产业革命表明，只有通过产业化，科学技术才能从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包括技术转化能力、产业基础、产业政策等多因素在内的复杂多变的过程。科学与技术以及产业变革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作用的线性关系，不像苏联学者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一定条件下，科技革命将转化为产业革命。苏联在该阶段关于科技转化论方面研究的不足，在实践上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下。正如库斯林指出的，苏联社会的停滞状况，从70年代开始尤为严重。1960—1970年用于生产的投资总额增加了1倍，但是将科技思想转化为科技的成果却日益缓慢。80年代初，平均每八项核准的企业兴建改造方案中，只有一项采用了现代科技的成果。科技发明与现实应用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苏联的基础自然科学水平并不薄弱，但在理论研究上只坚持传统的科学和技术二元论，缺乏对科学、技术、产业之间存在的“内在转化逻辑”的研究，使苏联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步履维艰。这一点无论对中国的理论界还是政策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在“科学技术革命”和“人的哲学”视阈下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和“人道主义”进行了研究。

1.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苏俄学者在对科技革命的研究中，不仅出现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一体化”的研究，而且开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米库林斯基认为，科学技术革命不是由某些个别的科学或技术发明引起的瞬间的变革。它具有两大前提：科学技术前提和社会前提。这两者都是逐渐成熟起来的。科学技术革命是由20世纪前半期所取得的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直接引起的。然而这些卓越的成就本身，还不能形成科学技术革命。只有当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它们才能转变为科学技术革命。为此，H.H.德尔雅赫洛夫指出：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是被当作劳动、技术、科学和生产领域的交叉点提出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将上述领域联系起来并保障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苏俄学者不仅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且尝试着在人的哲学视阈下用“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互动”寻求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在苏联哲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在对人的综合研究的视阈下，确立了在科学领域里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新方向，显示出强烈的理性色彩和学科综合化的思考。

弗罗洛夫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第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第二，在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方面；第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这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互动来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像以前的“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种单向度的解决思路，在当时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需要研究人同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各学科广泛合作。苏俄学者提出的科技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理论和综合方法，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出了一条路径。

3.关于人道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政治的研究

当代对STS的研究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前者重视自然科学，后者重视人的价值。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对人类作用的凸显，人们逐渐走入极端的唯科学主义，使人的价值丧失殆尽。特别是因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而造成的资源、环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问题的出现，必然促使人们对工具理性以及人与物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再思考，提出“以人为本”的问题。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俄STS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

弗罗洛夫认为，人道主义不仅不是一种单一的伦理或是单一的意识形态规范，而是一种伦理与意识形态规范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在人道主义的视阈下，苏联学者从人生活的环境背景到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从对压抑人性的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到科技观的人本主义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的研究。最终提出了科学人道化的思想，其内涵是：“科学是为人服务的”，“人是一切科学的尺度”。科学总是趋近于人的本质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终会以社会目标和结果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见，该阶段苏俄学者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产生重大变化，开始从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考察科学技术。

然而，这种对人道主义的研究最终转化成对“抽象人道主义”即人道主义政治（新思维）的研究。安启念认为：“弗罗洛夫正是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解释影响了戈尔巴乔夫。他说：粗俗的、斯大林式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被苏联的许多哲学家所否定，包括我，宣传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在西方，被称作‘马克思的第二次诞生’。”这种无视客观条件的抽象人道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真理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因而它是科学，而不是空想。弗罗洛夫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们无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变为空想。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无视苏联的社会实际，用它指导改革，必然会出乱子。其结果就是连续数年全部媒体（包括学术会议）充斥着对苏联历史阴暗面的宣传报道。这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否定。

4.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