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研讨论文例1

一、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税收筹划

税务研讨论文例2

对信息化绩效的怀疑，近2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罗说：“除生产率统计之外，你到处可以看到计算机。”这就是著名的“IT生产率悖论”,他认为信息化革命似乎只是在投入上轰轰烈烈，在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2001年10月，麦肯锡公司的《美国生产率增长报告》更进一步调查证实了美国大多数行业的IT投资是无效的。

尽管质疑的言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理论上的争议却没有阻碍实际的发展，信息化建设在国际税务管理领域迅猛发展。如美国联邦税务局1998年开始了跨世纪的现代化改造，核心就是全面改造和强化其始建于1960年代的庞大的计算机系统，已经投资近100亿美元；英国税务局则把建立基于互联网的为公民服务的电子政务作为”政府创新”和“达成善治”的根本，成为各国竞相仿效的样板；我国的“金税三期”中央财政投资80亿元，加上滚动配套资金，也势必掀起税务信息化建设的新一轮高潮。理论和实践的强烈反差使我们不禁要问：信息化建设究竟绩效如何？该如何科学地进行税务信息化绩效的评估？本文将几点问题进行论讨。

一、信息化绩效是组织绩效而不是部门的或者岗位的绩效。评价信息化的贡献必须和组织使命、组织战略联系起来。

绩效（Performance）概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企业管理实践，用来替代泰罗制时代的机械效率概念，以综合地表征复杂的财务指标、市场占用率、激励结构、企业文化等各种指标，反映企业的状况和成就。在国内外的研究中，绩效常常和效率、质量、效益甚至水平、能力、责任等概念联系起来，使用者似乎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兴趣对“绩效”进行定义。绩效评估是一个创新发展中的概念，内涵本身就是兼容并蓄的，外延也极其广阔，只有结合特定语境，才能准确定义。结合本文研究意图，所谓“绩效”是指表现、状态、成绩、效果之意，含有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就税务信息化而言，过程是指如何通过配置信息资源来改善管理，结果则是信息化成果对实现组织目标的贡献程度。因此，从过程看，税务信息化的绩效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子系统的事后结果反映，而是和整个税务管理的功能和成效相关；从结果看，不仅包含信息化子系统运营的效能和贡献，还包括提升组织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蒸汽机在刚开始时确实比马跑得慢，可它最终带来了工业革命，这种系统能力的贡献，马是做不到的。

因此，我们定义税务信息化绩效评估的概念是：从组织使命和战略的高度，对信息化建设在提升税务管理的竞争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其作用和贡献的综合评判，是对税务信息化建设的价值的综合体现。

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当前税务机关流行的普遍意义上的“绩效评估”是由重要差别的。目前的”绩效评估”实际上是基于目标管理(MBO)的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其评估对象最后细化到部门和岗位（人），目标是评价个人和层层分解的组织目标的符合程度。这种做法具有巨大的优越性，非常符合政府部门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和责任树型传导的特点，操作性很强。

但是信息化绩效评估是组织绩效的概念，简单说是“对事不对人”，目的是评价信息化对整个组织目标实现的贡献程度，如果还是传统地把任务、目标按照行政序列进行树形结构分解，在层层分解的过程中则不可避免地会损失系统性，因为信息化的作用带有间接性、长期性的特点，如果就事论事，信息化的贡献就会被等同于信息化工作部门的贡献，其战略影响力将被低估。而事实上战略影响才是信息化的最大贡献。

此外差别还体现在，和岗位目标管理刚性很强的“一票否决、末位淘汰”相比，绩效管理更强调温和的“持续改进”，因此绩效管理强调正激励，主要是“自己跟自己比”，基于基线的提升将使评估对象获得成就感，横向比较发现的差距也不是对自身工作的否定评价，而是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岗位责任制更注重横向比较和排序，更多采用负激励。

二、税务信息化绩效评估具有价值判断上的复杂性，不能只理解为指标设计的公平全面和数据处理的科学。

从信息化绩效评估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信息化的绩效评估活动呈现复杂多样的局面：

一是主体和角度的复杂性。信息化绩效评估的主体，既有企业，也有政府，还有学术机构和中介组织。企业大多数是从改善自身经营管理的微观视角出发，政府组织和公共事业部门则既有从改善内部控制的角度，也有从宏观管理的角度如信息产业、社会信息鸿沟等视角出发；而学术机构和咨询公司、行会等则兴趣更加广泛，不仅面向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组织，甚至触角延伸到整个人类和自然个人。既有自己对自己的内部评估，也有独立第三方客观视角评估，还有内外部结合的混合角度。

二是目的和标准复杂。大多数企业和公共组织的目标都是改善管理，但是针对的环节和用途不同，既有在规划和计划环节辅助决策的，也有在控制和报告等环节使用绩效评估数据修正执行的，还有在预算分配和薪酬设计环节作为激励手段的；除此之外，公共组织的外部绩效评估还是一种展示手段，具有接受顾客评判的民主政治意义。在判断的价值标准上，既有强调结果性的财务贡献的，也有强调过程性能力贡献的；既有强调微观的效率导向，又有强调宏观的公平导向。

三是手段和方法复杂。即使是同样的评估主体基于同样的评估目标和价值标准，在具体方法和手段上也会千差万别。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带来了琳琅满目的管理学、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的工具箱；产出测量、效率测量、满意度测量、标杆测量等各种方法应有尽有；即使是同样的测量项目，在数据处理方法上，既有强调有主观赋权的德尔斐法、层次分析法（AHP），也有强调客观的因子分析、主成分法等。

概念上的模糊以及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前公共部门信息化绩效研究的百花齐放，尚未形成权威的体系。而且，目前国内的研究，似乎更加注重手段和方法层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是往往忽略了判断价值元素的理论推导的过程，存在”重术轻学”的情况。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做好信息化绩效评估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式，但必不可少的应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元素：

一是明确目标定位，指绩效评估主体、对象和评估目的的定义，以及由此决定的立场、角度、层次。就税务信息化绩效评估而言，主体和目的是比较容易确定的，本文的定义是税务机关决策层对自身的信息化建设过程和效果进行的内部评估，主要目的是改进管理决策，兼有向上级机关报告和外部进行绩效展示的用途。

税务研讨论文例3

1．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的特征

《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主要在第四章，该章共5条（第56条至第60条）。

第56条是资本流动的核心条款。该条禁止在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实施对资本和支付流动的任何限制（restrictions）。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章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本流动，还包括支付自由。限于篇幅，本文只就欧盟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第56条的措辞来看，成员国禁止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比原《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7条的条文更明确。原67条虽然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资本流动限制，但这只限于保证共同市场功能的必要程度，而现第56条下成员国的义务则是清楚和无条件的。因此，欧洲法院在SanzdeLera案（CaseC－163，165and250／94）中裁定第56条具有直接效力。

此外，由于第56条没有将取消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只限定在成员国政府，它也约束非公共机构的行为，比如金融机构不能采取限制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单边措施。

2．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所得税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税收增加资本流动的成本。一国居民在另一国的投资所得一般会面临双重征税：来源地国对利息、股息征收预提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征税。（2）税法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居民”和“非居民”是所得税法的基本概念，非居民不能享受一国给予居民的税收优惠是普遍承认的。

为了消除上述税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一般作法是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这些协定一般以OECD范本为基础。税收协定对于消除双重征税和保障税收无差别待遇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欧盟来讲，单纯通过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来促进资本流动显然不够：（1）税收协定是双边的，而欧洲需要建立多边的法律体制。（2）税收协定以承认缔约国的征税权为前提，其具体实施依赖缔约国的国内法。共同体法则希望其规则能够超越成员国国内法并直接适用。事实上，在共同商业政策方面，欧共体已经享有专有权利，而成员国不再享有。（3）国际税收协定虽然有“税收无差别待遇”的规定，但仍承认“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欧共体希望消除基于国籍的限制，而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基本是与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划分吻合的。

根据《共同体条约》的规定，所得税领域的立法依然是各成员国之内的事情。因此，在承认成员国享有独立的财税的前提下，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协调是借助于共同体机构的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来推动的。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立法层面

《共同体条约》第94条规定：“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在会商欧洲议会以及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后，为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需要，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据此，在促进资本流动的税收方面，欧盟颁布的指令主要有：（1）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4号指令（合并指令）。该指令适用于涉及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分立、资产转让或股份交换的税收问题。所有成员国应当通过国内立法保证指令适用的交易免除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2）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5号指令（母子公司指令）。根据该指令，一个成员国的母公司从其在另一成员国的子公司得到的股息，该母公司所在的成员国应当给予免税，子公司所在国对子公司支付给其他成员国的母公司的股息不得征收预提税。

因此，上述指令有助于消除阻碍资本流动的某些税收。不过，借助指令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有限：

首先，欧共体不具备协调成员国税法的专有权限。在成员国仍享有制定本国所得税法的的前提下，只有在成员国行动的规模或效果不能充分实现目标，而由欧共体行动能更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共同体才能行事，并且共同体的行动不能超过实现《共同体条约》目标的必要程度。

其次，按照第94条的规定，理事会颁布指令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由于税收涉及到成员国的财政利益，因此取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是很困难的。另外，共同体机构根据第94条可以颁布的二级立法只限于指令，而指令这一立法形式也有其自身的不足。指令只在其要达到的目标上对收到指令的成员国有约束力，成员国仍有权自行决定为实现指令的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方法。也就是说，指令的实施依赖于成员国的国内法措施。

这样，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判例来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

在《共同体条约》缺乏统一成员国所得税法的直接条文的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解释资本自由流动规则使成员国所得税法不成为共同市场发展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

1、广义解释第56条中“限制”的含义

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限制措施”的范围比直接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法规要广。由于税收能够影响对资本流动，税收本身是否属于“限制”之列呢？

在Sandoz案中（CaseC－439／97），奥地利法律规定，奥地利居民获得贷款时有书面贷款合同的要缴纳印花税，没有书面文件则不需缴纳。但是，奥地利居民从境外非居民获得的贷款，即使没有书面合同，只要奥地利居民的账簿中有记载也视为书面文件，应当纳税，而奥地利居民从获得境内贷款，没有书面合同但在借款人账簿记载时却不纳税。欧洲法院认为，奥地利的作法具有阻碍奥地利居民从境外借款的效果，违背了《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

因此，税收本身并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阻碍资本流动的限制，欧洲法院是看税收的效果。也就是说，税收仍然属于成员国范围，但是征税不能构成歧视，不能因此阻碍资本流动。事实上，《共同体条约》第58（1）（a）条也承认成员国税收立法的适用，但其适用有严格的限制。

2、严格适用第58条第1款（a）第58条共3款，第1款（a）规定，第56条不损害成员国实施关于依据居住地或投资地不同而区分纳税人的税法的权利。

表面看，成员国税法的适用不受资本流动的限制。但是，第58（1）（a）条的适用要结合《欧洲联盟条约》的第7号声明，即第58（1）（a）条所指的适用仅限于截至1993年底合法的税法。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共同体法。也就是说，某些成员国的税法如果违反了共同体关于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则，也不能适用。

在第58（1）（a）条能够适用的场合，即成员国税法的某些规定不在共同体法管辖的范围内，其作法不基于国籍而是针对纳税人的居住或投资状况适用不同规则，也应当遵循第58条第3款的规定，即不能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如何判定某种作法是否为“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呢？对此，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条约》第30条

的解释理念可以借鉴。第30条是允许成员国背离取消货物贸易数量限制的规定。欧洲法院对该条进行狭义解释，限制其适用范围：成员国要举证其限制措施能够为共同体法支持；如果存在限制性更小的措施，成员国就不能采取限制性大的措施；如果未对国产品采取相同措施，成员国也将败诉；在有共同体立法的情况下，就不应以国内法的理由援引第30条，等等。

3、借助服务或开业自由来消除成员国税法中的歧视，进而促进资本流动。

第58条第2款强调，资本流动规则不影响与共同体统一相符的开业自由限制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其它自由流动规则要消除税收歧视，就不能根据第58（1）（a）条采取限制。

开业自由是服务自由的延伸。事实上，“资本”和“服务”有时很难区分，比如一国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属于开业范畴，也是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又涉及资本流动。由于欧洲法院在服务自由流动方面有成熟的判例，这些判例原则就可起到间接促进资本流动的效果。

比如，在Commissionv．France案（Case270／83）中，法国给予本国保险公司和其他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归集抵免的税收优惠，但不给予其他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欧洲法院认为法国作法具有歧视外国保险公司在法国分支机构的效果，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服务自由，违反了《共同体条约》关于开业自由的法律规定。

事实上，如何成员国税法同时涉及到服务和资本流动规则，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只要成员国税法违反了服务或开业规则，欧洲法院一般就不再审查其是否违反了资本流动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所得税的直接法律条文时，欧洲法院的解释权仍受到限制，仍不能涉及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基本问题。

因此，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欧盟所得税法的发展

相对于欧盟在消除货物自由流动的间接税方面的成就，欧盟所得税的发展是缓慢的。欧盟所得税发展缓慢的现实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统一与分权”的矛盾。

在欧元成为欧元区12国的单一货币后，上述矛盾将更加突出，因为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成员国国民要面对15个国家的不同税法。这与共同市场追求的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目标是相悖的。

理论上讲，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外汇管制、金融服务法规和税收。欧盟国家已经取消了外汇管制，金融服务也有了共同标准，只有税制尚未统一。由于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就不能再借助于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资本自由流动。这样，成员国就只有利用财税政策了，但成员国的不同税制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将对资本流动产生扭曲。因此，协调成员国的所得税法，使资本自由流动最终实现，是欧盟所面临的问题。

从成员国角度看，在成员国保留税收的前提下，成员国仍然有在税收领域合作的必要。比如，成员国如果为吸引资本而竞相给予税收优惠，就会形成有害的税收竞争局面。因此，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商业税收行为守则”（CodeofConductonBusinessTaxation）。该守则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欧盟成员国表示将不采取新的有害的税收措施并将审查现行立法，开展成员国间的税制磋商。因此，该守则的颁布也是欧盟在共同体立法框架之外寻求新的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机制的尝试。

【参考资料】

［1］Usher，A．，TheLawofMoneyandFinancialServicesintheEuropeanCommunities，2nd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

［2］Kaczoroska，A．，EuropeanLaw：150LeadingCases，OldBaileyPress，2000．

税务研讨论文例4

税务稽查约谈是税务机关对所辖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在日常检查、所得税汇算、纳税评估、税源监控、接受举报、协查、检查等过程中发现一般涉税违章违法行为或疑点后，由于证据不足主动约请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沟通相关征纳信息，在拥有裁量权的前提下与纳税人就税款和处罚进行妥协，促使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主动自查自纠，减少税收征纳成本的一种工作方式。

一、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构建对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的理论支撑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伴随着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公共行政改革运动。这场主张运用市场机制和借鉴私营部门管理经验提升政府绩效的改革运动，被理论界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的特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对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均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传统的韦伯官僚制模式向以市场与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同时，对西方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1税收管理从规制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新公共管理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取代了传统韦伯官僚制人性恶的假设前提，主张应该承认人的经济性特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并实现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给西方国家税收管理理念带来深刻影响，促使税务机构从过去视纳税人为偷税者处处设防严罚，转变为重视对纳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通过提供高质量服务，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提高纳税遵从率。

2税收客体从监管对象向商业客户转变。新公共管理主张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管理之中。运用私营企业成功的商业化技术、手段和经验，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美国联邦税务局设计的未来组织机构不再按照税收征管的职能进行划分，而是借鉴私营部门面向客户需求的组织架构。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分为工资和投资收入、小型企业和独立劳动者、大型和中型企业以及免税者和政府部门四个执行部门，直接按照纳税人的需求提供各类纳税服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把纳税人作为税务机关的客户。并通过制定纳税人，确立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其中，新西兰把纳税人直接称为客户。

3内部管理从行政管理向企业化经营转变。新公共管理主张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和实行绩效评估，激励官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种思潮对西方国家税务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税务部门引入商业化管理手段，并对内部实施严格的考核机制；美国联邦税务局按照三个共同战略目标的要求，建立了平衡业绩评价体系，对其战略管理层、操作层和一线员工层，依据纳税人满意度、雇员满意度和经营业绩，统一进行绩效评估，对每个税务人员都制定了统一的绩效标准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决定薪酬和升迁的依据。

4纳税服务从行政服务向社会化服务转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改善官僚制的运转效率、消除政府失灵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公共垄断，在公共部门恢复竞争，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促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美、英、德、日等国家充分利用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为纳税人提供大量社会化的纳税服务。香港也利用发达的税务业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这大大降低了征税成本。

二、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体现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

实行税务稽查约谈制度有助于缓和征纳关系的矛盾，提高税务稽查工作的效率，降低税务稽查执法成本。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体现了纳税服务的精神，改进了稽查的工作方式，缓和了征纳关系的矛盾。近年来，许多税收领域的学者提出：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在国家和纳税人权利之间实现平衡。税收法律关系不仅应当视为一种公法法律关系，还应当视为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这种税收制度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对纳税人个人自由和纳税人权利的维护。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税收工作，应体现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时代特征，积极主动为纳税人创造必要的税收环境，变传统的“监督管理型”为“法治服务管理型”，从而以税收人性化管理来推动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事实上，我国《税收征管法》也明确指出，税务机关应该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新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也进一步加大了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例如，从便于纳税人生产经营的角度，规定了经税务机关允许，纳税人可以继续使用被查封的财产等。

这种新的税收价值取向应用于解决税务稽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就需要税务稽查工作实现管理型稽查向服务型稽查的转型。从“管理型”稽查向“服务型”稽查工作的转变，实现税收人性化管理，有助于提高纳税遵从度和稽查工作的质量，强化税务稽查职能，确保税收收入。所谓“服务型税务”，就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本质和行业职能，按照形势发展的要求，为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从管理模式上转变过去那种以监督打击为主的管理思路，确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理念、服务型方式和服务型机制，从而更好地履行税收职能。

2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的实施，降低了税务稽查工作的成本，减轻了税务机关调查取证的压力，提高了税务机关的工作效率。当前，在稽查工作各个环节实施的约谈制度，能够大大缩短案件查处时间，减少异地调查取证的费用，减轻了税收征收管理成本和稽查工作任务，节约了稽查执法成本，从而将有限的稽查力量集中用于查办大案要案，有效打击了涉税违法犯罪分子，大大提高了稽查工作的效率。约谈制度的建立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标准，优化了资源的配置。衡量效率有不同的标准，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人因为改变而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差，这样的效率标准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往往采用的是帕累托改进的标准，即改变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约谈制度引入到税务工作方法中是符合该标准的，是有效率的。约谈的成本主要是一部分税款的流失以及约谈这种方式对税法的挑战给社会带来的一时难以接受的心理成本和约谈本身的成本等。对于一项制度的出现，不能采取过于苛刻的态度，要求其做到尽善尽美，而是关键要考虑其实施是否符合我国的国情，是否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是否有生命力并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约谈制度实施初期阻力可能比较大，成本显得比较高。但事实上，退一步考虑，如果不约谈，可能只收到更少的税或者收不到税，因为证据不充分而导致难以证实其违法行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社会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刚性，对新的理念会有一种排斥的态度，但是当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相吻合时，人们便会欣然接受。约谈确实对当前的税务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是一种源于实践的方法。而且约谈也是顺应了公法私法化这一发展趋势。目前，公法中的一些法律制度就是源于私法制度，约谈可以看作是税法吸取了私法中自愿平等协商来达成一致这一方式的合理内核发展而来的。所以，从整体上看，以发展的眼光来看，约谈制度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通过这样的帕累托改进是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Ⅲ

3建立税务稽查约谈制度有助于提高纳税遵从度，缓解纳税信用危机。一方面，尊重了纳税人的权利。约谈中并不是把纳税人摆在被管理者的位置，而是将其与税务机关平等看待，双方都有自由决定是否要谈、如何谈等，是通过双方的协商一致来推动约谈进行的。所以，在这种氛围下。纳税人的权利会得到充分的考虑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得到越好的保障，纳税遵从的程度也就会越高。另一方面，遵循便利原则，减轻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约谈不仅便利了税务机关，而且也便利了纳税人。约谈可以避免税务机关频繁地对纳税人进行稽查，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形象也是一种维护和保全。而且通过约谈可以了解到，一些纳税人不是故意要进行违法行为，是由于对税法的不了解或者是主观上的疏忽而造成的，这样，税务机关在追回税款的同时，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宣传教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使守法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缓和征纳双方的矛盾，使纳税人在缴税时，抵触心理不再那么强烈，使纳税信用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三、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税务约谈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税收约谈制度是有效弥补当前税收管理工作中所存在不足的手段之一，从国外乃至国内个别税务部门推行的税收约谈制度的效果来看，约谈手段对于税收工作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的。美国税务部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计算机，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建立了计算机网络，办理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源监控等环节，都广泛依托计算机系统，税官一般不直接和纳税人打交道，这种背对背的管理模式仍然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美国有一套科学的税收征管分析系统，他们的税收约谈制度也发挥了很大的功效。由于他们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和银行系统相联接，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获得每个公民的收入情况，通过监控发现存在纳税不实的，立即进行约谈，提醒纠正。又如香港，由于税制简单，税务部门只是对消费领域中巨额消费信息做出分析及评估，怀疑纳税人有可能申报不实的，根据性质，可以直接进行税收调查。也可以发函质询·请纳税人对其收益的合法性做出合理的解释。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答复不满意，则被请到税务局“饮咖啡”(当面约谈)。在方式上可以面谈，也允许纳税人采取书面解释，很大程度上舒缓了税务部门的稽查压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个别税务部门正在尝试的约谈制度，本质上就是对国外这种约谈制度的学习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和研究别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税收征管实际，制定一套更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约谈机制。加拿大的税务约谈制度属于加拿大税法中税收上诉制度的一部分。一旦纳税人接到税务局寄来的评税通知书后对评税税额有异议，经与当地税务局联系仍不能达成一致，就可以在评税通知书发出90天内填写反对通知书，寄给联邦税务局。对于联邦税务局分发下来的反对通知书，区税务局上诉部门将指定专人进行复核、调查，并和纳税人进行约谈，尽量和纳税人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纳税人可以向加拿大税务法院提出上诉。

从上述相关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税务约谈制度的比较来看，我国香港地区的税务约谈制度的实施是最为完善的。而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税务约谈制度还没有形成类似香港这样系统的规定，有些国家，如日本的税务约谈制度仅仅限于税收咨询，并不是能够产生直接法律后果的税务约谈制度。综合分析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税务约谈制度的立法经验，对比我国现行的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笔者认为，可以对我国的税务稽查约谈制度建设提供如下启示：

1税法中应明确确立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中纳税人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美国、中国香港、意大利的税务约谈制度中，一般都明确纳税人负有合作义务和提供资料的义务。例如在美国，不履行合作义务可能会受到法院以“藐视法庭罪”的处罚。在意大利，不履行提供资料的合作义务甚至可能导致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在中国香港，不履行合作义务将直接影响纳税人所承担的实体法上的加重处罚的后果。这类明确的义务和法律后果的规定，对于提高税务稽查约谈的严肃性，加大税务稽查约谈的力度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应赋予税务机关在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中和纳税人就税款和处罚进行妥协的裁量权。在美国，税务机关在法定情况下，拥有按照妥协协议程序和纳税人就所欠税款达成税收协议的权利。加拿大也要求税务机关的上诉部门和纳税人达成税收领域的协议。香港税法也赋予税务局局长酌情减免或减少罚款、税款利息乃至税款的权利。这种做法，使税务机关在税务约谈制度中有更大的裁量权，可以针对具体案件的情况和纳税人的不同境况作出更为合情合理的处理。但其不足在于这种裁量权的行使需要得到有效的监督及合理的限制。2在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中，应重视对纳税人的平等对待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对违反税法的行为，税法给予了纳税人较多的补救机会，在复议、上诉制度中也重视和纳税人达成协议来处理税收争议。香港税法允许纳税人聘请专业会计师作为顾问。意大利税法还将拒绝回答税务官员的问题和拒绝审计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这类规定对于杜绝税务机关的不当稽查和保护纳税人合法经营权不受不当干扰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违反税法的行为，重视采用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对于可能导致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措施倾向于采取慎重态度。例如，在中国香港，税法允许局长决定以罚款代替对违反税法行为的监控。

四、完善我国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的建议

借鉴国外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我国的税务稽查约谈制度应当做如下进一步的完善：

1进行关于税收约谈制度的统一立法。当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国税发[2004]108号，以下简称《征管意见》)中已经提到税务稽查约谈制度具体实施的一些内容。《征管意见》提出，“对纳税评估发现的一般性问题，如计算填写、政策理解等非主观性质差错，可由税务机关约谈纳税人。通过约谈进行必要的提示与辅导，引导纳税人自行纠正差错，在申报纳税期限内的，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免予处罚；超过申报纳税期限的，加收滞纳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税务约谈室。”此外，在《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中，也提到了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的一些内容。但是，以此作为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的立法依据，显然存在立法层次过低、效力不足和内容不完善的缺陷。因此，应当考虑关于税务稽查约谈制度效力更高的统一立法，使税务稽查约谈制度有法可依。

2制定行之有效的约谈工作制度。要取得较好的约谈效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是不可想象的，至少我们要明确税收约谈的原则，提出、准备、组织实施、处理和跟踪监督以及效果评估等各个环节应该怎么做，由谁去做。目前，大多数国税部门仍未推行这个制度，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在试行当中，也有很多部门有意推行。基于此，我们可以借鉴先进、科学的约谈制度，由市局统一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方案应该包括具体约谈标准及提请稽查标准等)，下发各个基层作为指导文件，以避免各个部门组织税收约谈时标准不一、方法各异。

3建立科学的纳税评估机制。要使税收约谈取得实际效果，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纳税评估机制，这是提出约谈的基础。但也不仅仅限于为约谈服务。纳税评估机制必须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促进企业诚信纳税。通过对不同信誉等级纳税人实行不同的征管措施，形成良好的激励体制，营造依法纳税的氛围。二是如何掌握税源基础并控制税源变化趋势，为微观税源分析奠定资料基础，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三是建立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的函告和约谈制度，帮助纳税人准确理解和遵守税法。四是如何有效打击各种偷逃税行为。当前，我们第一要完善纳税梯度监控体系；第二要建立纳税评估情报研究系统；第三要不断完善评估指标体系；第四要强化专业人才培训，提高评估的准确度。口’

4明确界定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中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税务稽查约谈制度首先应当明确纳税人的相关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从而增强约谈制度的潜在威慑力，提高约谈制度的实施效果。对于纳税人的相关义务，我国当前许多地方性的税务稽查约谈制度都有一些规定。例如，北京市地税局《实施办法》第九条就明确规定：“税务函告、约谈过程中，可根据需要使用《提供纳税资料通知书》，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有关涉税资料。”但这类规定对于纳税人的义务还不够明确。例如，对于纳税人是否有义务如实回答税务机关的问题；纳税人拒绝回答税务官员的问题、提供虚假资料是否可以认定为不履行合作义务等没有做进一步详细的规定。此外，纳税人不履行合作义务应当给予何种处理，也没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大多数规定仅以税务机关立案查处作为主要的后果。

笔者认为，纳税人在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中需要承担如实回答税务机关询问的义务；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疑问，有予以澄清并尽量提供证据加以证实的义务；对于关键问题的回答，如果编造虚假事实进行掩饰、搪塞或提供虚假证据的，税务机关应当停止约谈，进行严厉查处；对于纳税人在税务稽查约谈中可以提出的证据而故意拒绝的，可以明确规定纳税人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认定后果。例如，税务机关可以做出相反的推断意见或依据推断做出定税决定。如经确定纳税人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应当给予较重的罚款处罚或给予悔罪态度不好的认定。

在纳税人权利方面，从提倡纳税服务和公平原则的角度来看，税务稽查约谈制度中应当明确规定纳税人的如下权利：纳税人在约谈之前的合理时间有权获得必要的通知，不能搞突袭式的约谈；纳税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纳税人有权被告知约谈的程序和约谈可能导致的后果；纳税人有权就税收专业问题聘请专业会计师作为约谈顾问；约谈过程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和完成。不能搞成变相的羁押；约谈过程不能采取诱供、逼供等不合理的方式；约谈的笔录应当允许纳税人过目，并进行修改等；此外，还应当允许纳税人有拒绝约谈的权利。

税务研讨论文例5

1、联合下达重点课题，将重点课题纳入责任单位年终绩效考核。围绕全市税收科调研重点方向，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与地方税务研究会一起下达了2011年度调研课题并将重点课题纳入责任单位年终绩效考核；规定每个重点课题牵头单位负责制，每个牵头单位的课题经费的落实情况纳入重点调研课题的绩效考核；相关业务科室全程参与相关重点调研课题调研，较好整合科研资源，形成调研合力，为全市地税系统切实开展科调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

2、表彰了XX年年优秀论文科（调）研文章。XX年年，全市各级地税部门和广大地税干部职工按照省局《关于下达XX年年地方税收调研课题的通知》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积极开展地税科（调）研活动，调研的论文质量与数量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省市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定，有7篇文章评为全省地税系统XX年年度优秀科（调）研文章，有2篇在全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评比中获奖。有10篇文章被评为全市地税系统XX年年度优秀调研文章。

3、召开了全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会议。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市地方税务研究工作，努力把我市地方税务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好地为全市地税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4月1日，组织召开了全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XX年年税务研究会的工作开展情况，布置了2011年地方税务研究会工作，表彰了XX年年度优秀论文，并对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安排进行了说明。市局党组书记、局长罗伟华到会并做出了重要讲话。

4、参加了市社科联组织的全市服务市民义务咨询活动。为了进一步宣传地税税务研究成果，更好地体现地税机关为纳税人服务的宗旨。5月10日，税务研究会组织了税收业务骨干，参加了市社科联举办的义务咨询活动。业务骨干积极的宣传税收知识，帮助广大市民解答一些纳税疑惑，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5、举办了全市地方税务重点调研课题研讨会。根据市地方税务研究会的布置和要求，5月22日，组织召集了全市地方税务重点调研课题研讨会，市地税局、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和各调研论文责任人等骨干共20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论税收法治与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等调研课题进行了讨论，广泛交流思想，共同探讨促进地税事业发展的良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研讨会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税务研讨论文例6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 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 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 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 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 、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 、“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 、“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 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 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 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 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 ，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 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 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 参见（日）金子宏 ：《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 参见张守文 ：《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 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 “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8 如“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说”参见杨兴培：《 论刑事法律关系》，载《法学》1998年第2期。“犯罪人部分利益的载体说”参见张小虎：《论刑事法律关系客体是犯罪人利益之载体》，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9 董保华：《试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

10 徐士英：《市场秩序规制与竞争法基本理论初探》，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

11 李光忠：《会计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载《财会通讯》1995年第9期。

12 侯怀霞、钟瑞栋：《企业并购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13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4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75～179页。

15 参见张守文：《税权的定位与分配》，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税务研讨论文例7

中国共产党XX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工作规则 根据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党组《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党组工作规则>的通知》（桂国税党组[2000]100号）文精神，为使党组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推动党组工作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区局党组、市局党组、县委的决议、决策在全县国税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动我县国税工作的顺利开展，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现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中国共产党XX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在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国家税党组和中国共产党XX县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认真负责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报告工作。 二、主要职责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上级党组织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凌云县国家税务局党组行使以下职权： （一）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税收政策法规。 （二）研究贯彻落实市国家税务局、县委、县政府的决定和指示。 （三）研究决定加强和改进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研究通过加强本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决定；研究处理职权范围内的违纪案件。 （五）研究讨论需要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六）研究决定县国家税务局职权范围内的人事任免和人员调动。 （七）指导县局机关党支部和各分局（所）党支部工作。 （八）完成XX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会议制度 （一）党组会议包括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 （二）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日期和会议议程由党组书记确定。 （三）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由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也可由党组书记委托一名党组成员参加主持。召集人可根据会议内容决定吸收有关股室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参加会议。 （四）党组会和党组扩大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党组成员 到会才能召开。党组成员不能出席会议时，如果对会议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党组会议决定要向未能出席会议的党组成员通报。 （五）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讨论决定问题时，应在与会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决议。决议事项需要表决时，表决方式由党组书记或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决定，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与会党组成员有近半数表示不同意见的，除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外，一般暂缓决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 （六）党组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事项需要的，由办公室负责记录（或指定人员记录），并编印会议记要。会议纪要由党组书记签发，也可以由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签发。 四、党组学习制度 （一）成立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建立健全党组学习制度，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县局党组成员为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必要时可以吸收各股室、中心主要负责人参加。 （二）学习中心组组长由党组书记担任，组长负责审定学习计划、学习内容、研讨题目，提出学习要求，并检查学习效果。 （三）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内容： 1、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2、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和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议，决定和文件、指示。 3、政治、经济理论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 4、讨论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税收工作改革的大局和XX县国税事业发展方向。 5、学习近期国家重大的时事政治理论。 （四）中心组理论学习每个月不少于一次，学习方式分为集中学习和自学两种，具体学习时间由组长或副组长决定。 （五）党组成员学习情况以讲党课、作报告、撰写心得体会或写理论文章等方式，每年交流一次。 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会制度 （一）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凡讨论研究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党组成员个人无权改变党组集体做出的决定。 （二）党组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或在工作中发现新的情况，可以向党组提出以至要求重新讨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允许有任何违反决定的言行。 （三）党组会议的内容，除经党组决定可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或公开发表外，与会人员不得私自对外传达透露。 （四）党组每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思想，统一认识。 六、文件审批 凡以中国共产党XX县国家税务局党组名义发出的文件，必须经过党组会议讨论通过或经党组成员传批同意，并由党组书记或由党组书记委托一名党组成员签发。 党组会议的原始记录、会议纪要、会议重要议题的附件等材料为永久保存的档案材料，由办公室统一整理、装卷、专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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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研讨论文例8

二、主要职责根据《中国共产程》和上级党组织的有关规定，中共凌云县国家税务局党组行使以下职权：

（一）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税收政策法规。

（二）研究贯彻落实市国家税务局、县委、县政府的决定和指示。

（三）研究决定加强和改进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研究通过加强本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决定；研究处理职权范围内的违纪案件。

（五）研究讨论需要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六）研究决定县国家税务局职权范围内的人事任免和人员调动。

（七）指导县局机关党支部和各分局（所）党支部工作。

（八）完成XX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会议制度

（一）党组会议包括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

（二）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日期和会议议程由党组书记确定。

（三）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由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也可由党组书记委托一名党组成员参加主持。召集人可根据会议内容决定吸收有关股室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参加会议。

（四）党组会和党组扩大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党组成员到会才能召开。党组成员不能出席会议时，如果对会议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党组会议决定要向未能出席会议的党组成员通报。

（五）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讨论决定问题时，应在与会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决议。决议事项需要表决时，表决方式由党组书记或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决定，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与会党组成员有近半数表示不同意见的，除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外，一般暂缓决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

（六）党组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事项需要的，由办公室负责记录（或指定人员记录），并编印会议记要。会议纪要由党组书记签发，也可以由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签发。

四、党组学习制度

（一）成立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建立健全党组学习制度，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县局党组成员为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必要时可以吸收各股室、中心主要负责人参加。

（二）学习中心组组长由党组书记担任，组长负责审定学习计划、学习内容、研讨题目，提出学习要求，并检查学习效果。

（三）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内容：1、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2、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和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议，决定和文件、指示。3、政治、经济理论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4、讨论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税收工作改革的大局和XX县国税事业发展方向。5、学习近期国家重大的时事政治理论。

（四）中心组理论学习每个月不少于一次，学习方式分为集中学习和自学两种，具体学习时间由组长或副组长决定。

（五）党组成员学习情况以讲党课、作报告、撰写心得体会或写理论文章等方式，每年交流一次。

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会制度

（一）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凡讨论研究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党组成员个人无权改变党组集体做出的决定。

（二）党组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或在工作中发现新的情况，可以向党组提出以至要求重新讨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允许有任何违反决定的言行。

税务研讨论文例9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 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 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 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 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 、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 、“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 、“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 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 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 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 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 ，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 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 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 参见（日）金子宏 ：《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 参见张守文 ：《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 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税务研讨论文例10

（一）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xx“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税收政策法规。

（二）研究贯彻落实市国家税务局、县委、县政府的决定和指示。

（三）研究决定加强和改进本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研究通过加强本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决定；研究处理职权范围内的违纪案件。

（五）研究讨论需要向市国家税务局和县委、县政府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

（六）研究决定县国家税务局职权范围内的人事任免和人员调动。

（七）指导县局机关党支部和各分局（所）党支部工作。

（八）完成xx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三、会议制度

（一）党组会议包括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

（二）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日期和会议议程由党组书记确定。

（三）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由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也可由党组书记委托一名党组成员参加主持。召集人可根据会议内容决定吸收有关股室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参加会议。

（四）党组会和党组扩大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党组成员到会才能召开。党组成员不能出席会议时，如果对会议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党组会议决定要向未能出席会议的党组成员通报。

（五）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讨论决定问题时，应在与会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决议。决议事项需要表决时，表决方式由党组书记或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决定，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与会党组成员有近半数表示不同意见的，除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外，一般暂缓决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

（六）党组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事项需要的，由办公室负责记录

（或指定人员记录），并编印会议记要。会议纪要由党组书记签发，也可以由受党组书记委托的会议主持人签发。四、党组学习制度

（一）成立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建立健全党组学习制度，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县局党组成员为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必要时可以吸收各股室、中心主要负责人参加。

（二）学习中心组组长由党组书记担任，组长负责审定学习计划、学习内容、研讨题目，提出学习要求，并检查学习效果。

（三）中心组学习的主要内容：1、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xx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xx的重要讲话。2、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和市国家税务局以及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议，决定和文件、指示。3、政治、经济理论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4、讨论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税收工作改革的大局和xx县国税事业发展方向。5、学习近期国家重大的时事政治理论。

（四）中心组理论学习每个月不少于一次，学习方式分为集中学习和自学两种，具体学习时间由组长或副组长决定。

（五）党组成员学习情况以讲党课、作报告、撰写心得体会或写理论文章等方式，每年交流一次。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会制度

（一）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凡讨论研究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党组成员个人无权改变党组集体做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