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1

1．1针对精神分裂患者，在进行娱乐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并进行一些适当的辅的治疗，例如认知康复、家庭治疗等，在使患者获得一些认知行为的同时，逐渐减轻患者的精神病症状。

1．2采用心理教育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心理教育主要是对患者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同时加强人际关系和家庭的治疗，有效的降低了疾病的复发率，缓解了患者的紧张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药物治疗采用临床上使用较为广泛的利培酮和奥氮平，一日两次，一次0．35mg。这两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的症状有着非常好的疗效，且镇静作用较弱，椎体外系反应较少。

1．3放松治疗。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放松治疗有着积极作用。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对患者的健康会产生巨大影响。放松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舒缓患者的情绪。具体操作为让精神病患者以轻松的方式坐下来，同时将患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上，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患者的紧张心理。同时进行深呼吸训练，上手平伸，每天进行10分钟的深呼吸训练，护理人员要在患者身边进行积极的引导，让患者在这样反复的训练下自然的形成一种放松的心理，从而舒缓患者的情绪。

1．4心理疗法。对患者的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本院精神病患者中，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程度不一样，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有重型的，因此在进行心理治疗时，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全面整体的心理教育，使患者对医嘱可严格遵守，配合相应治疗，按量、按时服药。心理治疗可采用专门的治疗方法及技术，对患者行随时的、经常性的教育，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1．5统计学分析：处理本次研究的数据我们采用的是SPSS17．0软件，计量资料用（x±s）来表示，采用t检验，技术采用x2检验，用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通过对比发现，对观察组患者采用心理疗法在患者的心理以及情绪方面的改善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2

2结果

2．1医院感染现患率调查当日该院共有住院患者576例，实查561例，实查率为97．39%;发生医院感染19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3．38%;各临床科室中以老年科感染发病率最高，为9．09%，其次是爱心病区感染率为4．32%，见表1。

2．2医院感染部位分布在19例医院感染病例中，以下呼吸道感染为主9例，占47．37%;其次是泌尿道感染5例，占26．31%。

2．3抗菌药物应用情况全院实查561例患者，84例使用了抗菌药物，使用率14．97%，老年科使用率最高20．78%;老年科和爱心病区以治疗用药为主，男科、女科以预防用药为主;Ⅰ联用药占46．43%，Ⅱ联用药占36．90%，Ⅲ联用药占16．67;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的应用均控制在50%以内。

3讨论

3．1医院感染现患率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实查561例，实查率为97．39%;发生医院感染19例，医院感染现患率为3．38%;医院感染现患率不高，基本反映了该院医院感染状况的实际。这与王灵红等所报道的现患率3．83%相接近。医院实查率和现患率均符合卫生部《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版)》中医院感染现患调查实查率≥96．00%和医院感染现患率≤10．00%的要求。

3．2医院感染科室与部位的分布调查临床科室中以老年科感染发病率最高，为9．09%，其次是爱心病区感染率为4．32%;发生感染的部位以下呼吸道感染为主9例，占47．37%，这与国内许多报道相一致;其次是泌尿道感染5例，占26．31%。主要的原因为:老年科的患者年龄偏大，自身各组织器官功能逐渐减退，对病原菌的抵抗力减弱，对疾病易感性增强;爱心病区患者的来源比较特殊，主要为流浪乞讨、民政救助、三无人员等，患者个人卫生差，进食没有规律，营养跟不上，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故也容易发生医院感染。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3

2国内社区干预的模式

2．1以家庭为主的模式家庭是社区的基本组成单位，患者出院后和家属生活在一起，家庭是患者主要的支持系统，对患者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是患者康复的主要地方。有文献报道，家庭教育和家庭干预是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非常有效的措施。孙文会等采用包括建立健康档案、家庭康复培训、社区居民的健康教育、家庭随访、个体康复计划和辅以心理干预的家庭模式由家属、经过培训的社区医生和专科医生、居委人员组成干预小组对60例精神病患者实施为期12个月，干预前后使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表(SDSS)、自制康复计划书、患者个案管理手册进行评定，干预后患者的功能恢复效果显著，降低复发和在住院的机会，减轻了家庭负担，减轻了家属的心理压力和社区居民的心理压力。而苏勉等采用电话随访、集体或家庭健康教育的方式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副主任医师和副主任护师各1名，对患者实施为期24个月的家庭干预，干预前后使用SDSS、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74(GQOLI－74)、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进行评定，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服药依从性明显提高，社会功能改变明显，复发率降低，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更快。曹新妹等在家庭综合干预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的影响中对干预组50名患者，实施家庭综合干预措施，包括:介绍精神疾病的有关知识、治疗及康复知识及家庭监护知识、结合家庭情况进行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指导、药物自我处置技能的指导、建立患者作息制度及症状自我监护技能，由3名具有本科学历及主管护师以上职称、同时具有心理咨询师的护理人员担任干预员，由2名具有本科学历及护师职称或以上的护士担任测评员，干预时间12个月后对患者进行服药依从性、患者与家属接触时间、疾病复发次数、SDSS量表测评，分析后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这也与国内许多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因此，对患者实施“以家庭为主的社区干预模式”是可行的，有效地，不仅可以提高患者依从性和保证其良好的医从性，而且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意识，促使其社会功能的康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主要措施，但是，家属成员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不能及时地发现病情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家庭心理干预模式心理护理干预是心理护理重要的组成部分，心理护理能使患者保持愉快的心情，使其紧张、焦虑等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得到松弛，恢复情绪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状态，从而使患者心情放松，提高了患者对治疗护理的依从性，使患者对护士的价值产生认同感。孔媛等采用“家庭心理干预”的方法，由医务人员对40例生活在社区的精神患者实施为期18个月的干预，分为准备阶段(3个月)和实施阶段(15个月)。准备阶段由家庭集体心理教育、强化干预、个别干预和维持干预4个阶段组成。实施阶段由生活技能训练、人际关系的发展和恢复、预防复发3部分组成。每半年随访一次，随访时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SDSS、WHO-QOL－100测定简表进行量表评定，结果显示患者的社会功能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精神患者普遍存在自卑、退缩、焦虑、紧张等一些负性心理状态，干预过后发现患者心理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明显改善，一些负性心理状态有所下降。说明对精神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是必要的，建立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尽量满足其一些合理诉求，对生活在社区的精神患者至关重要。

2．3个案管理模式一些研究者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患者个人基本信息、服药情况、生活方式等信息，建立患者个人档案，有针对性地对患者实施干预。朱梅芳在社区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康复的效果研究中，采用建立档案、服药指导、生活方式指导辅以心理护理，由社区护士对100例社区精神病患者实施为期3年的干预，使用自行设计的量表进行测评，结果显示，患者的社会功能、服药遵医行为、病情稳定程度有显著的改善。周建芳等采用“个案管理”的模式由医务人员对28例社区慢性精神病患者实施为期11个月的干预，步骤包括:采集患者康复状况、根据患者康复状况制定康复计划、定期随访计划的执行情况、定期评估患者的康复状况直至出组。干预前后使用治疗态度问卷(ITAQ)、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Morningside康复状态量表(MRSS)、一般健康问卷(GHQ)、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IS)，结果显示，个案管理模式有利于改善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提高健康水平和康复状态以及降低家庭照料负担，周建芳使用了大量的量表，不仅能从不同的侧面来了解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状况，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其工作量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是其缺点，目前不适合临床推广使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推广开来。

2．4社区主动干预模式陈钰［17］在社区主动干预模式对社会救助精神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中提出并使用了该模式，研究中由医务人员对180例社会救助的精神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90例。干预组给予社区主动干预，对患者实施支持性综合心理干预、行为矫正、诱导与督导干预、找到家属的患者由家属陪同一起参加家庭干预，干预时间12个月。干预前后使用BPRS、ITAQ、GQOLI－74进行测评，效果明显，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提高了患者的服药及治疗的依从性。不过，这种模式只是在社会救助精神患者的研究中使用，对社区的慢性精神患者的使用效果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验证。

2．5社区综合干预模式张明兰等［18］在社区综合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中，干预组由精神科护理人员、心理咨询人员、经过培训的社区干部组成，对49例患者采用包括集体健康教育、家庭访视、社会功能训练等社区综合心理干预措施，干预时间为12个月后，使用WHOQOL－100测定简表、SDSS进行测评，结果显示，能有助于改善精神分裂者的精神症状和社会功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与张金香等在系统社区干预对出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巩固的影响中研究的模式相似，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医师和护师进行干预，干预前后使用BPRS、SDSS、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精神现状检查(PSE)进行测评，干预后效果改善明显。郭红利等在社区综合性精神康复措施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作用中，由社区医生和护士，对干预组75例患者实施为期3年的社区综合干预，措施由及时提供医疗指导、为患者制定适合个体的康复计划、定期举办集体活动，增加人际关系交往方面功能组成，干预前后使用Krawiecka症状量表、MRSS、SDSS进行测评，结果显示，社区综合性精神病康复措施，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症状和社会功能，促进患者康复。陈强等［21］对502例生活在社区的重性精神病患者采取有针对性的药物干预、心理干预、应急处置等综合的社区干预，由家属、乡村医生、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社会工作者组成监护小组，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专业医生对监护小组成员进行四次系统培训，对精神患者干预时间2年。干预前后使用GQO-LI－74进行量表测评，效果显著，能有效地改善、控制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提高患者的劳动能力，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社区综合心理干预的效果效果明显，分析作用如下:①提高了治疗依从性。②提高了家庭对患者的应对技能。③提高了患者的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能力。④减少了患者在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等心理社会应激，增加了社会支持。这与国内其他学者所报道的情况相似。单一的干预模式侧重点有所不同，干预后的效果有局限性，社区综合的干预模式在目前的文献中报道的最多，对患者作用的效果也比较明显。社区综合干预模式研究结果显示通过社区综合干预，能有效地改善、控制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提高劳动能力，改善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3社区干预效果的评定工具

在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社区干预的过程中，正确的评定工具对于评价干预措施的效果是至关重要。就目前国内报道的文献中，SDSS、GQOLI－74、WHOQOL－100测定简表、BPRS，被学者和研究者使用比较多而且效果较好，比较能反映患者的精神及生活状态。自治力ITAQ、GHQ、FIS、ITAQ、SCL－90临床使用较少，也有一些研究者使用医生专用的量表，由专业医师进行测评，如BPRS、PANSS、PSE、Krawiecka症状量表、MRSS。以上量表在临床实践中大量使用，量表的信度、效度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所有的使用比较普遍，其他的研究中还有研究者自己编制的量表。在上述的测评工具中SDSS、GQO-LI－74、WHOQOL－100测定简表、BPRS、Krawiecka症状量表、MRSS对评价生活在社区的慢性精神患者的效果比较好。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4

1.1.1对照组管理方法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管理方法，根据患者情况对患者实施分类管理，定期给予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1.1.2实验组管理方法实验组患者的管理方法在对照组的基础之上实施个案管理方法。主要包括（：1）组建个案管理小组：个案管理小组主要由医师和护士组成，也包括一些心理卫生人员和志愿者等，主要职责是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对患者实施个案管理；（2）对个案进行评估：主要从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对疾病的反应、社会和生活功能、药物管理等几个方面对患者的现状进行评估；（3）明确问题和目标：根据患者的评估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家属协商共同制定管理目标并根据相应的指标对康复效果进行评价；（4）制定管理措施：具体说来，就是对患者的既往病史、心理和身体状况、用药依从性进行考察以制定用药措施；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家庭和社会关系、适应能力、职业状况、康复依从性和主动性检查进行考察以制定康复措施；（5）定期宣传督导：定期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慢性病康复指导等活动。按计划完成既定管理目标，对完成情况实施督导。每月安排精神科执业医师对患者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进行检查、调整或修改既定的管理措施和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对个案管理的实施予以指导。

1.2评价标准分别采用SDSS和BPRS对患者的社会功能缺陷程度和精神病严重程度进行评价。SDSS包含10个项目，采用1～3分的评分方法，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的社会功能缺陷越严重；BPRS包含18个项目，采用1～7分的评分方法，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病情越严重。

1.3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正态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管理6个月后，2组患者的SD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个月后，实验组SDS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管理6个月后，2组患者的BPR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个月后，实验组BPRS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5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考文献】

[1]　k.jaspers: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münchen 1977.

[2]　k.jaspers:allegemeiene psychopathologie,berlin 1913(9.aufl.1973)

[3]　k.jaspers:gesammelte schriften zur psychopathologie,berlin,g＠②ttingen,heidelberg 1963.

[4]　k.schneider:klinische psychopathologie,stuttgart 1950(11,aufl.1976).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6

神经病学是医学领域中目前发展最为活跃的学科，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重要的临床课程，也是学生们普遍反映难以学懂、难以掌握的一门学科。在神经病学教学中，我们针对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需求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

1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临床与基础的紧密结合

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通常通过对神经解剖学、病理生理、免疫等基础知识的复习，加深学生们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理解和掌握。也经常发现，解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与神经病学课程的学习在时间上间隔过久，很多学生在学习神经免疫性疾病时，基础课程的知识有所淡忘，感到授课内容非常生涩，难以掌握。这就要求临床教师综合相关各基础医学课程知识，通过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免疫及免疫病理知识的联想和综合复习，自然地过渡到相关疾病，进而讲授神经疾病的临床表现、诊疗原则，加强临床与基础知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从而真正达到融会贯通，以满足多层次医学人才的培养要求[1]。

在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中，是以学科为中心，各学科都过于强调本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和重要性，往往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单一学科教学目标与整体医学教育的统一性[2]。临床教师如果没有来自基础理论知识的有力支撑、深化和充实，对一些与临床教学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的重要进展知之甚少，必然会造成基础与临床教学相脱离的状况。而且，理解是掌握和记忆的保证，在学习一种临床疾病的时候，只有理解了该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解剖学基础以及发病机制，才能掌握其临床表现、治疗原则等。因此，在临床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基础学科的联系，将相关学科的内容进行较好的整合，是搞好临床教学的关键。这样才能达到新世纪医学教育的要求，培养出既有丰富的基础医学知识又有精深的专业水平的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2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交叉学科的培养模式

“跨学科”是指跨出学科界限，在学科之间发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由于其是应用2门及以上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故亦称“交叉学科”[3]。国家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要求研究型人才要具有独立获取国际前沿知识、分析专业问题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医学研究生培养一般分2个阶段，基础理论学习和实验研究阶段。实验教学是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一科目的实验学习无法体现跨学科、交叉渗透、观念创新及技术创新等综合实验内容，往往缺乏实验整体性、先进性、实用性和研究性。目前综合性实验项目常常将各个部分的实验优化组合，是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补充的综合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课程，用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技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一方面可以改善单一科目实验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综合实验技能，为之后的跨学科创新实验打下实验技能基础。加强交叉学科的培养方法包括：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的申报；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构建跨学科创新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跨学科创新学术论坛，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根据学科中的前沿热点问题提出研讨专题及方向，促进各学科专家之间及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此外，还可以构建跨学科综合性实验教学项目；鼓励并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

3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随着循证医学模式的普及和深入，对临床医师科研能力的要求亦越来越高。医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疾病诊疗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培养临床科研创新、分析、处理、应用、实践能力。现如今，如何在学习期间，依托学校强大的理论及实验支撑、临床医院丰富的病例资源、导师的学术及人格魅力，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其培养成具备一流科研能力的临床医师，值得探讨。

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近几年的培养发现在医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上应加强对以下方面的重视：（1）重视加强研究生道德品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培养是研究生整体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2）重视拓宽知识渠道，完善知识结构：只有在宽厚知识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在专业上有创新和突破，这就要求学生还要充分了解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知道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等等。（3）重视动手训练，提高临床/科研业务水平：研究生临床技能与科研能力培养相辅相成，研究生通过临床和实验的培训。使其动手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为其科研能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4）重视文献综述能力培养：提高文献综述能力，首先需使其学会如何实时准确获取高质量的科研信息，围绕本专业广泛查阅文献，追踪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是提高临床医师专业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维的重要途径。（5）重视培养多种能力，全面提高科研素质：这些能力不仅包括临床能力、实验能力，还包括观察、选题、设计、讨论、数据分析及论文写作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信息获取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培养，科研素质得以提高[4]。

此外，研究生阶段正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是从事医学科学领域创造性研究的最佳时期。因此，导师要善于适时鼓励研究生对科学问题大胆设问，深入探索；帮助研究生与成功研究者接触，培养科研精神，分享成功经验，为学生创造条件，多途径培养其创造性思维能力[5]。

4 结语

在21世纪医学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许多医学院校都已建立了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及留学生教育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国家针对五年制本科学生的主要培养目标是优秀的临床工作者，我们在教学中强调神经病学基本原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培养实用型医学人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临床工作者，除了在教学中注重与临床的结合外，我们加大了对专业外语的要求，重视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培养专业型医学人才；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定位是研究型医学人才，在神经病学的教学中无疑将加大科研思维及科研能力的培养。现在，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对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培养模式也在逐步试行[6]，更重视基本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质的培养，意在为国家提供高层拔尖创新人才。因此，神经病学教学如何适应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需求是神经科临床教师不断进行教学探索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7

2中医哲学思想对现代整体护理模式的指导意义

中医学在我国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思想和方法便于群众接受。中医哲学思想对现代护理发展亦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其整体和辨证观点可对整体护理模式在我国的具体实施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逻辑思维方法。

2.1充实现代整体护理内涵

现代整体护理实质是把人视为一个整体，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五个方面考虑人类存在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并通过护理程序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医哲学思想中的整体观念不仅阐明了人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的整体，而且说明了这些方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理，为现代整体护理提供了可以应用的方法论。如在进行健康教育时，护理人员应综合分析患者的生理病情、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案。在慢性病患者护理时，注重心理护理，强调情绪与疾病的关系，亦充分体现出中医哲学思想中的整体观念。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8

肾虚是衰老的基础，是许多老年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肾虚无以生髓充脑则神失所养，肾虚不能蒸化水湿、温熙推动气血运行则为痰为瘀痹阻清窍。肾虚痰瘀相互影响，促进老年性痴呆的发生。

1.1　肾虚是衰老的病理基础，是许多老年性疾病的病理基础

关于肾虚与衰老的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已有精辟论述：“……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明确指出了人在衰老过程中的生命力、生殖力、体力和智力的逐渐低下，均与肾气亏虚直接相关。关于肾虚衰老的研究表明，中医学的肾虚衰老学说关系着衰老理论中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失调说和自由基致衰老学说等。

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虚则五脏六腑皆虚，从而脏腑功能低下，代谢紊乱，致痰致瘀，变生诸病。如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肿瘤、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病、痴呆、抑郁症等老年性疾病都与肾虚有关。现代研究也表明，以神经内分泌紊乱为主的机体内环境综合调控机能的障碍、免疫低下、自由基代谢及其清除系统的平衡失调等是肾虚衰老的内在机制［1］。因此，肾虚是衰老最为基本的病理生理特征，也是许多老年疾病的发病基础。

1.2　肾虚是老年性痴呆的基本病机

老年性痴呆与五脏虚衰均有关系，但与肾关系最为密切。脑髓空虚是老年性痴呆的基本病理变化，肾气肾精亏虚是其基本病机。

1.2.1　脑髓空虚是老年性痴呆的基本病理

脑与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密切相关。《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明代李时珍明确提出了脑与精神活动有关，谓“脑为元神之府”。清．汪昂在《本草备要》中有“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的记载。

脑主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的物质基础是脑髓，“脑为髓之海”，肾虚易致髓海空虚、大脑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失常而产生老年性痴呆，故有“髓海有余，则轻劲交力，目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腰酸眩晕，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清．王清任也指出“年高无记性者，脑髓渐空也。”由此可知，老年性痴呆的发生与髓海不足有关，其病位在脑。

1.2.2　肾气肾精亏虚是老年性痴呆的基本病机

肾中精气与脑功能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作为脑功能的物质基础的脑髓的化生来源于肾中精气。一方面，先天禀受的父母之精化生脑髓，成为新生命之神的物质基础。“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另一方面，水谷精微产生的后天之精亦不断生髓充脑，以维持脑的生理功能。如王清任《医林改错》云：“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髓上行入脑，名曰脑髓……”先天禀赋不足，以及后天失养，六淫、七情、饮食、劳倦、时行疫毒等直接损肾或通过它脏累及肾元，均可导致肾精亏虚。肾精不足，髓海失充，元神失养，或者肾气日衰，温熙推动无力，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化失常，为痰为瘀痹阻清窍，均可导致神情淡漠、寡言少语、善忘痴呆等症。

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表明，老年肾虚者大多脑功能下降，大脑神经细胞减少，递质含量及递质受体数量均下降，内分泌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下降，自身免疫和变态反应增加，体内自由基的容量及过氧化物随年龄增加而积累，而抗自由基损伤的物质如SOD含量下降。这些变化与现代医学解释AD型痴呆病因的胆碱能假说、免疫损伤假说、代谢紊乱假说相一致，说明肾虚是 老年性痴呆的重要病因。肾为先天之本，藏精生髓，主骨，主生长发育，提示肾与遗传特性有关。

以肾虚为主要病机，以补肾填精益髓为治疗大法组方遣药，来延缓衰老，防治老年性痴呆，可以说是传统共识。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三才封髓丹、清宫寿桃丸等传统名方均能促进脑蛋白合成，改善神经系统功能，清除自由基，改善智能低下状况。何首乌、枸杞子、刺五加、补骨脂、杜仲、菟丝子、人参、黄芪等补肾填精益髓的中药均有抗老延年、改善智能状况的作用［2］。笔者认为，老年性痴呆的病程较长，老年人又多身患多种疾病，临床证型纷繁复杂。但不管病情如何变化，肾虚始终贯穿老年性痴呆的整个病程，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临床只要以补肾填精益髓立方防治老年性痴呆，就能取得较好疗效。

2　痰凝血瘀是老年性痴呆发病的重要因素

人至老年，肾气肾精亏虚，脏腑功能虚衰，津液失于蒸化而为痰浊，阴血无以运化而为瘀血。津血同源，痰瘀互结，上蒙清窍而致痰致癫。痰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痰凝血瘀推动了老年性痴呆的发生发展。

2.1　痰凝是老年性痴呆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肾对于津液的输布和排泄，起着极其重要的主宰作用。《素问．道调论》说：“肾者水脏，主津液。”肾对津液的主宰作用，主要表现在肾所藏的精气，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亦是气化作用的原动力，因而胃的“游益精气”，脾的“散精”，肺的“通调水道”以及小肠的“分清别浊”，都需要依赖肾的蒸腾气化作用而实现，全身的水液，最后亦都要通过肾的蒸腾气化，升清降浊，使“清者”蒸腾上升，从而向全身布散；“浊者”下降化为尿液，注入膀胱。

人到老年肾气亏虚，蒸腾气化作用失常，津液不能蒸化而为痰浊；或肾精亏虚，阴虚火动，灼津为痰。如《医贯痰论》云：“肾虚不能制水，则水不归源，如水逆行，洪水泛滥而为痰，是无火者也，……阴虚火动，则水沸腾，……水随波涌而为痰，是有火者也。”痰浊产生之后，停积于脏腑、经络、血脉、器官、组织之中，达到一定程度而不能消除时，便可引起多种疾病。如痰浊上犯头部，蒙蔽清阳，则可见“痰迷心窍”之头痛、眩晕、呆钝健忘、神昏癫狂等证。张子和、朱丹溪等多以痰论癫。陈士铎《临证录》更言“……痰积于胸中，盘踞于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由此可见，痰浊产生与神明受损关系密切。

临床应用具有豁痰开窍作用的方剂如温胆汤、涤痰化瘀汤等具有一定疗效。石菖蒲灌服能明显促进正常小鼠的记忆获得和改善东莨菪碱、亚硝酸钠、乙醇造成的记忆获得、巩固和再现障碍［3］。远志、厚朴等理气化痰开窍中药也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行为智力。这些研究说明痰浊是老年性痴呆发病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病理因素。

2.2　瘀血是老年性痴呆发病的另一重要因素

精血同源，精血互化，血与精同是机体精神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人的精神充沛，神志清晰，感觉灵敏，活动自如，均有赖于血气的充盛，血脉的调和与流利。正如《灵枢．平人绝谷》中说“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所以不论何种原因形成的血虚、血热或运行失常，均可出现精神衰退、健忘、多梦失眠、烦躁，甚则可见精神恍惚、惊悸不安，以及谵妄、昏迷等神志失常的多种临床表现。

人至老年，肾精不足可致气化无源，无力温熙、激发、推动脏气，精不化血或阴血不充，可致阴亏血少，诸脏腑、四肢百骸失其濡养，从而出现三焦气化不利，气机升降出入失常，血失流畅，脉道涩滞乃致血瘀。《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云：“……五十岁至七十岁，……血气凝泣。”可见正常衰老过程本身就有血瘀证存在的潜在性。故瘀血内停也是痴呆发病的重要原因，瘀阻心脑则可心神不安，心悸失眠，健忘痴呆，神昏谵语。王清任《医林改错》说：“癫狂一证，乃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气不相接，如同做梦一样。”唐容川《血证论．瘀血》也说：“瘀血攻心，心痛、头晕、神气昏迷……。”

实验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汤除改善血液循环外，还可以改善免疫功能，增进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在抗衰老和改善学习记忆功能方面具有较好效果。当归、丹参、川芎、葛根、三七、银杏内酯等是研究较多的对抗衰老和痴呆的药物。

2.3　痰瘀互结推动老年性痴呆的发展

在老年性痴呆的病程发展中，痰瘀程度不同地相互夹杂，互为影响，共同推动着老年性痴呆的发展。一方面，津血同源，津亏而血虚，血少而津涸，因虚而致痰致瘀；另一方面，津血的运行均依赖气的推动，痰凝则气阻，气阻而血瘀，反之亦然。老年性痴呆所表现出的呆板、迟钝、寡言、傻哭傻笑、舌质暗淡或舌质淡、苔白腻等各种临床症状正属于中医痰凝血瘀范畴。

现代研究认为，代谢失衡引起有害物质的蓄积造成组织器官结构功能的变化是“痰浊”形成的机理。对血瘀证的本质研究亦表明，除血液、血流、血管的异常改变外，代谢失调(如结缔组织代谢失调等)、免疫功能障碍、体液调节功能和内分泌紊乱的部分变化及表现也属于血瘀证范畴。因此，衰老时机体机能代谢低下或紊乱，一方面易引起循环障碍而出现血液运行异常，同时由于代谢产物清除减少和堆积，必将造成细胞损伤，日久还可引起组织器官增生、变性等血瘀、痰郁的变化。老年性痴呆的神经病理改变以大脑皮层弥漫性萎，脑钩变宽，脑回变平，皮层细胞大量死亡、脱失，细胞外老年斑或轴突斑，细胞内神经原纤维缠结和颗粒空泡变性。这些变化属于中医学“肾虚痰凝血瘀”的发病机理，在临床上可见肾虚精衰，髓海不足，痰凝血瘀，蒙蔽清窍的各种症状表现，如神志恍惚，痴呆愚钝，语无伦次，脑转耳鸣，目无所见，颈酸眩晕，倦怠安卧等。

3　补肾活血化痰方药防治老年性痴呆在基础和临床上都取得了较好效果

肾虚为本、痰凝血瘀为标是老年性痴呆的最重要的病机。抓住了这一病机，也就抓住了老年性痴呆的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临床治疗就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另外，对中药复方的研究及新药的开发来说，不可能针对临床症状而面面俱到。以补肾活血化痰立方，防治老年性痴呆则可做到标本兼顾，是一执简驭繁的行之有效方法。

许多医家从肾虚痰凝血瘀着手论治老年性痴呆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蔡氏［4］以肾虚为主，痰阻血瘀为标立方，研究了补肾祛痰活血方对衰老大鼠学习记忆功能的影响，认为补肾祛痰活血方不但可以改善衰老模型小鼠学习记忆能力，而且可以减缓自然衰老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减退。阎氏［5］用自拟的滋肾活血方(生地、山萸肉、何首乌、枸杞子、当归、丹参、赤芍、川芎等)治疗老年性痴呆64例，有效率达到84.4%。陈氏［6］研究了脑力康口服液对老年痴呆动物模型学习、记忆及某些中枢神经递质的影响，该方以熟地、黄精、枸杞子补肾填精，川芎、三七活血化瘀，菖蒲、远志化痰开窍。实验结果表明，该制剂可明显增进痴呆大鼠学习记忆能力，提高鼠脑NE、5-HT含量。张昱教授也发现，补肾、醒脑、益精髓的中草药能改善痴呆大鼠的记忆认知障碍，可对抗中枢胆碱能神经损害造成的皮质乙酰胆碱含量和胆碱乙酰转移酶活性的降低，减轻乙酰胆碱酯酶阳性纤维的损伤，并能改善AD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体力、智力，改善记忆力、计算力和定向力。以方测证，也表明老年性痴呆存在着肾虚痰凝血瘀的病理变化。李文彬［7］根据现代AD的研究进展及其研究结果，明确提出了脑老化是AD型痴呆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痴呆发生的基础与条件，淀粉样蛋白是发病的直接原因，电和化学离子通道是首先受累的靶分子，从而导致神经原环路失衡，脑的整和功能障碍，也支持本文探讨的肾虚为本、痰凝血瘀为标的痴呆的发病机理。

综上所述，可以说肾虚是老年性痴呆的主要原因和基础，痰凝血瘀是发病的直接原因。肾虚为本，痰凝血瘀为标，本虚标实正是老年性痴呆的基本病机。正虚可以生痰生瘀，痰瘀又可加重正虚，二者互为因果，导致了病情的发生发展。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永枝.中医肾虚证研究进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56—60.

［2］邹莉波，刘干中.部分中药对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中药药理与临床，1990，6(5)：16.

［3］周大兴，李昌煜，林乾良.石菖蒲对小鼠学习记忆的促进作用.中草药，1992，23(8)：417—419.

［4］蔡永春，李凤文，张立石.补肾活血方对衰老小鼠学习记忆功能的影响.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17(3)：133—135.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9

中医精与神相关的理论不仅是中医形神统一重要内容，也是养生保健和临床治疗精、神类病变立法的重要依据。在精、神病变的临床辨治中，历代医家都重视精与神之间的相互关系，立法及组方中治精注意调神和调神兼顾治精，以提高诊治疗效。

1 精与神相关的理论

1.1 精与神的概念

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有别于血和津液的一类液态精华物质。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指肾脏所藏的生殖之精。后天之精是指是饮食水谷所化生的各种精微物质，后天之精分布于五脏则为五脏之精，五脏之精是各相关脏腑功能的物质基础。本文讨论的是指狭义概念中脏腑之精中的肾精。肾精的功能有二：生殖和促进生长发育；抵抗外邪［1］。

1.2 肾精与心神的相互关系

肾脏上养心阴，命火上助心阳，维持心主神志的正常功能。神能助精持精 心神具有阳的生理功能，对全身具有温养调摄作用［2］，神能助精之化生。正常情况下，心火下降于心以资肾阳而助肾精的生成。同时心神还能持摄肾精以维持其正常的疏泄藏秘。

2 病理中精与神的关系

2.1 精与神的病变

精的病变主要有肾精亏损和肾精不固。肾精亏损多由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劳伤或久病耗损及化生不及所致，临床主要表现为发育迟缓，身体瘦小，囟门迟闭，骨软无力，牙齿不全，智力和动作迟钝；成人早衰，发落齿摇，耳鸣耳聋，健忘头晕，腰膝酸软，神情萎顿；男子精少不育，女子经闭不孕，性机能低下；舌淡，脉细弱。肾精不固则多由房劳过度，或年高体弱，肾气亏虚，封藏失职所致，主要表现为小便频数，遗精滑泄，月经淋漓不尽，或带下清稀量多，或胎动易滑，面色?s白，精神萎靡等。

2.2 精与神的交互异常

肾精是心神发挥正常功能的物质基础，《类经·摄生》指出：“精不可竭，竭则神散。”严重的精虚往往引起神的异常，所谓的“精病神变”。临床常表现为继精病之后，伴见神情恍惚，失眠健忘，心悸怔忡，神情呆钝等症。心神可助肾精之化生并能持摄肾精的蓄溢。如心神异常，则心不交肾，可引起肾精的化生不足与肾精不固或不泄，所谓的“神变精病”。临床上表现在继神病的同时出现遗精滑泄、经漏带下等症。神变日久，还可引起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精神萎顿、甚则阳痿、闭经等。

3 精与神病证的治疗及方药

3.1 精病兼治神

通常精病不伴有明显的神病时，可以单用补益和固涩之法。但一些填精补肾古方中却也常配伍一些安神调神药味，如《太平圣惠方》中主治肾虚精髓亏乏之“虚劳干渴，赢羸少气”的填骨髓煎；《医学入门》中主治“肾虚精亏之精少无子”的五子衍宗丸；《杂病源流犀烛》中主治“下元虚冷，白浊，茎中不通，脉无力”的鹿茸补涩丸；《医方集解》中主治“肾虚精亏，遗精滑泄，神疲乏力、四肢酸软、腰酸耳鸣”的金锁固精丸等。这些方剂的主治证中并没有明显的神病之症，但都不同程度配伍了如远志、茯苓、莲子、五味子等安神药味。此种配伍不仅有未病先防之理，更有提高全方补精、固精的效用。

3.2 神病兼治精

神病的治疗原则不外乎安神和养神，或清火镇心，如朱砂安神丸；或补气养血，如宁志丸、人参养荣汤、归脾汤等。但在不少的安神古方中，常以安神、养神药配伍补益肾精的药味。如《体仁汇编方》柏子养心丸主治营血不足，神失所养的心神恍惚，怔忡惊悸，失眠多梦，健忘盗汗。

3.2 精与神病治疗之变法

阅习文献中还发现精与神病治疗中的特殊思路，即精病不治精而独治神，或神病不治神而独治精。如《辩证录》上下两济丹治疗心肾不交，症见昼夜不能寐，心甚躁烦，该方由人参、熟地、白术、山茱萸、肉桂、黄连所组成。本方主治神情不安，其治在填精补肾、益气健脾，却没有一味安神调神之品。不过方中含有交泰丸（黄连、肉桂），能协交心肾而有安神之用，为安神之变法。又如《和剂局方》辰砂妙香散治疗心气不足，证见头昏目眩，恍惚不寐，盗汗遗精，衄血尿血，该方由辰砂、黄芪、人参、甘草、山药、桔梗、远志、茯神、茯苓、木香、麝香所组成。本方主治中有精关不固之遗精症，实为神与精并病，但其治健脾益气、养心安神，方中却没有固精药味。不过脾健能化谷充精，气旺能生精摄精，且山药健脾益肾，兼能涩精，均为法中之法也。

精神病基础学论文例10

1 知“神”

1.1 “神”的涵义:“神”是撑起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在两千多年来的临床实践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若要用简明而确切的言辞对“神”的涵义进行表述,却非易事[1]。《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说:“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黄帝内经》以降的诸多医家,除遵从《黄帝内经》相关论述以外,或以阴阳变化为“神”,或以胃气为“神”,或以目中光彩为“神”,或以肤色光泽为“神”,或以心火为“神”,都只是随文释义、各取所需的零散说法,关于“神”的涵义并没有逻辑严密的系统性论述。

“神”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广义的神,是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即对以精、气、血、津、液等物质为基础的脏腑、经络等全部功能活动的高度概括,当这些功能活动正常时,表现于外的征象均属“神”的范畴;狭义的神,是指心所主的神志,即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包括魂、魄、意、志、思、虑、智等。《内经》认为,“神”既是生命的本原和本质,同时还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作为生命之本的“神”并不纯粹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相对于现代医学把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归之于大脑,《内经》则笼统地把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归之于“血气”。如《平人绝谷》:“神者,水谷之精气也。”《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营卫生会》:“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此皆说明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由饮食转化生成的血气。此所谓血气,虽然没有固定的形质状态,但是却具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

根据天人相应的理论原则,人体生命自身是一个整体系统,同时又是宇宙局系统的一个组成要素。因此,人体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在生命过程中,机体不断地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接受各种刺激,并根据不同的刺激做出相应的生理和心理的调节和反应,从而维持机体生理机能的动态平衡。

人类的情志活动是正常的心理或和行为表现,也是正常的生理机能的反映,因而具有相应的内部脏腑生理基础,情志活动与脏腑机能活动高度相关。

根据整体论原则“心藏神,为五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灵枢・邪客》)。心在情志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任何一种情绪体验都是在心的主导作用下,脏腑之间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是脏腑机能整体性的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针刺以神为主宰,统帅全身的生命活动,以经络为联系通路,把人体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营养全身各脏腑组织和器官,从而实现器官与机能的统一。在脏腑、经络、经筋、皮部、腧穴及关节之枢机中,使其神气充足,正气旺盛。因此,借助于具有感传效应神气的活动,使针刺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形神并重,对于诊断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1.2 “神”是生命的原动力:“神”的观念最早发轫于占星术及其古代天文学思想[2]。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人们认为天地之间万物复杂多样的运动变化受着一种尚未被认识或把握的力量的推动和控制。“神”是藏于事物内部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同时这种力量是有两种势力的对峙,《荀子・礼论》云:“列星随璇,明暗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搏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内经》在先秦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人体生命本质的过程中,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对“神”的涵义赋予了新的内容[3]。《灵枢・本神》认为:“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天年》云:“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必具,乃成为人。”生命诞生之时,气血流畅,五脏调和,又具有感觉、知觉、意识、思维等心理活动,都是“神”这种原动力推动的结果。

1.3 “神”的表征与作用:通常“神”可表现为感觉、知觉、意识、思维、情绪、情感等心理活动和过程[4]。《内经》把“神”分为五神活动和情志反应。五神包括魂、魄、意、志、思、虑、智,都是脏腑生理机能活动的反映,并分属于五脏[5]。

五神实质上涉及到人类潜意识活动和认知心理活动,人类的潜意识过程和认知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心是人类接受和处理信息的重要器官,然而,将人类处理信息过程按照实际发生的顺序,即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律,分为具有不同的心理内容和形式的动态过程。

从接收、处理信息到形成概念、假设、判断,从已知对象到未知对象,认知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具体到复杂、抽象,认知方式从归纳推理到演绎推理,使人类获得了新的知识、观念和问题解决的策略,产生相应的行为方式,是五神活动的普遍规律和实质内容。意、志、思、虑、智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内部机制和过程,是人类生命现象的本质特征,故《灵枢・五色》云:“积神于心,以知往今。”

1.4 经络与“神”的关系:经络正是具有运行气血的功能,“内溉脏腑,外濡腠理,”将“神”气分布于全身而会聚于头脑,故称脑为“元神之府。”脑之所以能主宰人体的精神和躯体活动,是通过经络来运行气血,协调内外,联系脏腑和肢节。因此经络的通畅与否,直接影响所主宰的精神活动、感觉和运动机能。如经络运行功能正常,则可表现出思维敏捷,视物清晰,言语正常,动作准确。若经络运行功能失常,脑髓之气不能外彰,则可表现为精神不振,思维混乱,动作失调,言语错乱等。

经络与脑髓神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传导方面,脑髓以经脉为通道,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密切相连,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脑神”之用一为生命机体的主宰,以化神机,推动生命的运动;再为主持记忆、思维、创造等聪明智慧;三为主持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因此可以说,脑以髓为体,以神为用,“脑神”即为脑的功能作用的总体体现。

1.5 针灸临床医患互动中的“神”:“治神”一方面是“制其神,令气易行”,另一方面是“以移其神”,这就要求医者在针刺治疗中掌握和重视病人的精神状态和机体变化,充分说明针刺心理因素的重要性。

施术医者须定心凝“神”,制“神”行气,做到治病“治神”,针入“神”入,将“神”贯穿于施术的全过程。因此,我们在临床中论病因、勘病机、审病情、立治法时应特别注重患者的精神状态,通过以“神”养形,以“神”治形来使医患之间精神互动,密切协作,从而提高针刺疗效。

2 针灸“治神”

2.1 针灸“治神”的涵义:针灸“治神”是通过病人精神调摄和医生意念集中,细心体察等方法,使针下得气适度而气至病所,从而提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治疗方法。针刺“治神”包涵气功和心理疗法等内容,在临床治疗中应用十分广泛[6]。

2.2 针刺中“治神”的理论基础

2.2.1 气血与形“神”的关系:针刺作为一种刺激信号,通过激发人体固有调节机能(气血运行),激发人体内的潜能(调理阴阳),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神”之物质基础是气血,气血又是构成形体的物质基础。《灵枢・平人绝谷》:“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气血者,人之神”。故针刺与形“神”有直接关系,针刺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应形神并重,应用于诊断及治疗[7]。

2.2.2 针刺应以“治神”为前提:凡医者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又“气行者神旺,神行则气行”,“气速至而速效”。针刺中的得气与行气现象即是经络传导效应的功能表现,又是疗效好坏的表现,感传效应的功能又可说是“神”气的活动,由此可见针刺必先借助于“神”的调节作用。故“知形之肥瘦,则知针之浅深;知血气之盛衰,则知方圆之补泻。血气者,五脏之神气也。能知形之肥瘦,气之盛衰,则针不妄用,而”神“得其养也”。

2.3 针灸“治神”的方法

2.3.1 “察神”:针灸医生需要通过全面仔细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以了解病人的全面状态,谨慎地确定诊疗方案,取穴用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灵枢・通天篇》云:“故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灵枢・本神篇》又云:“是故用针者,观察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存亡得失之意,五脏已伤,针不可治也。”

审察病人的“神”气则可知五脏之虚实、气血之盛衰,以决定针刺的补泻,调整患者之“神”,使其心“神”安定、精神集中,则易激发经气,使针下气至。

2.3.2 “安神”:针刺“治神”涉及到医患双方的问题,两者在施针前应该达到思维和情绪的统一状态。使针灸过程出现最佳精神状态,收到最好的针灸效果。“安神”,就是在针刺治疗前,使医患双方能够安定“神”志、“集精全神”,进入最佳临刺状态。只有在患者精神安定、积极配合,医者精神集中、心身专注的前提下,才可施行针刺治疗。

2.3.3 “守神”:所谓“守神”,即根据病人的气血盛衰及生命活动的综合状态施行针刺治疗。不同的患者禀赋阴阳气血的偏多偏少是不一样的,对针刺的反应也不一样。因此,临床上就应依据“五态”理论分辨患者的人格类型,并对他们的体质强弱、阴阳属性与神气的盛衰情况精思详察,借以判断内部脏腑气血的变化,并把它们作为针灸辨证施治的参考依据。

2.3.4 “调神”:所谓“调神”,即在针治过程中,医者善于辨证选穴,并采取相应的针刺手法,以使患者脏腑安定,气血调和,随其反应行针施术,引导针刺感应的传导,使之气至病所。“调神”,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8]。(1)调阴阳。《灵枢・根结》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失调的结果,临床治疗就应依据机体阴阳偏盛偏衰的不同,采用补阴泻阳或补阳泻阴的针刺方法来调和阴阳,以平为期。(2)安五脏。由于“神”分藏于五脏,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若五脏发生病变,气血不和,就会引起相应的情志异常变化。临床治疗就应该通过安五脏以摄神。(3)定神志。人的情志活动是以脏腑生理为基础,即所谓“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而人的情志变化也可影响内在脏腑的生理功能,正如《灵枢・口问》所云:“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七情内伤影响到不同的脏腑,临床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神志病宜选用督、任、心、脾、足三阳经脉的穴位来治疗[9]。

2.4 针灸“治神”的修练要求

(1)要有良好的医德修养:较好的掌握心理学及多种社会科学知识,随社会的变革,心因性疾病在增多,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变化有了透彻的了解,才能有利于针灸的“治神”。

(2)要有精湛的医术:深入学习探究祖国医学宝库。做到“治神”与针术完美地结合。

(3)要有一定的气功修练:历代针灸学家皆认为气功修练对针灸“治神”对临床疗效影响极大。当代著名针灸医师贺普仁教授认为:“疗效好坏,皆在两手手法及功力”,“针灸医生指功不可不练,而坐功又不可不行”。彭静山教授在《针灸秘验》中,专门论述了气功做修练方法[10]。

3“治神”的临床应用

我们在临床治疗中主要从进针前和进针后两个方面进行“治神”,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差异,运用时有所侧重[11]。无论进针前或进针后,治神的主要目的是使患者精神内守,避免患者之“神”过松或过紧。

3.1 进针前“治神”:施术者针前应集中精神,心无旁鹜,认真审察患者的气血盛衰及“神”情变化并通过语言暗示,押手揉按等方法令患者“神”情安定,以待进针。具体运用时,如遇到精神紧张的患者,嘱其深呼吸,语言引导其安静,不用紧张,并以押手按压其内关穴片刻,然后进针。对于精神旁移,意不在针或因病痛而精神散乱者。以押手重按所刺之穴,候其神定而进针。

3.2 进针后“治神”:进针后,施术者一方面注意体会针下感觉,另一方面需密切观察患者针后是否有晕针或精神旁移,心不在焉。对于晕针者及时处理,精神不集中者,则以反复行针,配以语言诱导以收其神,令志在针。如有的患者进针后心不在焉,甚与他人谈笑,术者当嘱患者闭目“守神”,同时行针以加强针感,并嘱患者体会针感,暗示其意守针处,以促进气至病所。

3.3 针刺“治神”的临床要求:针灸“治神”的临床要求可归结为以下五项:(1)“治神”要求患者情绪稳定;(2)“治神”要求医生精神专一;(3)“治神”的选穴;(4)“治神”要求得气;(5)“治神”要求医生身体健康。

4 “治神”对针灸疗效的影响

从针灸的“察神”、“守神”到针刺感应,“治神”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医生不能“治神”,而是马虎从事,就很难发挥针灸治疗应有的疗效。“治神”是针灸学有理论,是针灸学中的精华部分。针灸疗效的获得取决于针灸诊疗的各个环节的和谐统一,一气呵成,“治神”贯穿于针灸整个过程中,应当努力学习体会,并掌握其实质,对提高针灸疗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2]。

5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神”在针刺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神”字可也贯穿于针刺诊治疾病的全过程,是针刺治病的精华所在,努力掌握,对提高针刺治疗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临床上很多临床医师还不能真正理解经典中“治神”的涵义,只能在“粗守形”的层次上,所以临床疗效不佳,严重影响了针灸在民众中的声誉,现在针灸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临床疗效上。如何提高疗效?是针灸的当务之急。吾师石学敏院士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中国的针灸,我国也非常重视中医针灸的研究。我们应该借此大好时机,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多学科、多层次研究针灸“治神”的机理,为针灸临床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丁彰炫.论神的系统性[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2):3

[2] 郑红斌.中医形神观源流与内涵[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28(1):9

[3] 齐向华.论广义之神的本质[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8(2):98

[4] 徐木林,王秋琴.论五脏神[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6(4):198

[5] 申鹏飞,石学敏.针刺治神学术思想浅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11):1515

[6] 申鹏飞,石学敏.针刺治神学术思想浅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11):1516

[7] 烟建华.《内经》“神”概念研究[J].河南中医,2006,6(1):4-8

[8] 刘永涛.浅谈“凡刺之真,必先治神”[J].湖南中医药导报,2003,9(11):39

[9] 董江涛.黄鼎坚针刺手法经验[J].中国医药学报,2001,16(1):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