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1

1945年8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彻底失败，同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此后的几年内，日中贸易在曲折中逐渐恢复起来，这一时期的日中贸易受到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内战的影响，呈现出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状况。

一、日本战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日本战败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工业生产继续停滞。直到1947年底，日本工业产量也只有战前的46%。要使日本社会保持稳定，经济不至崩溃，美国每年资助日本大约3亿美元i，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负担。如何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成为杜鲁门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日本来讲，可以说日本国力壮大是从中国掠夺而发展起来的也毫不为过。日本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就成了它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对象。直到侵华战争全面发动开始的1930年至1938年间，中日贸易额年平均为两亿多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以上。在侵华战争期间1939年至1944年，中日贸易额更达到6亿多美元，占日贸易总额近35%。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从中国进口物资占它进口总额的89%，对中国的出口则占其出口总额的95%ii。

日本战败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不愿维持与日本紧密贸易关系。中日贸易停止使日本经济大受影响。但杜鲁门政府为了减少对中日两国政府的援助试图通过促进中日贸易来巩固政权，并推动日本重建。自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制定了三项重大经济改革政策：一是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以重工业优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个关键性工业部门生产，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二是在农村实行农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大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三是面对剧烈通货膨胀，日本政府规定，无论皇族、达官、财阀家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日元的存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月普通工人的工资）。迫使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急速贬值，缩小了贫富差距。同时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此规定为日本节约大量军费开支，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民生。这些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走出战后的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iii日本经济的复苏给中日贸易创作了良好的条件。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在1947年6月，美国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以下简称SCAP）宣布“允许有限制的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SCAP制定了日本对外私人贸易的方针。从1947年8月15日开始，逐渐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设置了几个基本条件，例如货物出口价由SCAP决定，并以美元标价，且不设置汇率。同时允许政府贸易继续存在，与民间贸易并行iv。

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反对的人不少，普遍认为开放对日贸易，那些价廉物美的日货会给中国工商业发展带来重创。v政府为了在政治上获得美国的支持，1947年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国务会议上，最后决定开放对日民间贸易，并制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可组织赴日商务代表团，其名额及人选由行政院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二)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三）中国对日所需物资，应尽可能先在赔偿物资中取得。同时，为了将中国对日贸易原则具体化，实行以下措施，一是成立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二是通过行政院公布制定《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与《进出口贸易办法》等条例，制定系统的对外贸易政策；三是响应纺织业商家要求，以“代织”为原则，即由政府贷给棉纱及工资费用，给予合法利润，以合理价格收购外销。使棉制品在政府有力协助下，减低成本，争取市场；（四）严格管理，防止日货的走私。

美国政府为复兴日本经济、摆脱援助日本的经济包袱，一方面不得不允许日本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对中国出口美国安全清单上的诸多物品。这实际上依然不利于日本大幅度地改善其糟糕的贸易状况。日本工商业界人士极力赞成恢复日中贸易。日本重要报纸经常发表这样的评论：“中国和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日本工业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与中国经济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是相等的；日本经济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贸易普遍减少造成的。”日本商界人士宣称，只有恢复中日贸易，日本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复兴。1949年5月，吉田茂否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日本，并向国会声明，就日本复兴而言，与中国，甚至是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其他官员也不断发表强调经济效益必要性的讲话vi。足以看出，日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战胜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表示“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并不会加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中日贸易仍得继续。

三、中国国内内战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杜鲁门政府内部就中日贸易问题展开争论，重新估价了亚洲力量对比，准备对二战后确立的以美中合作为基石的亚洲战略进行调整。为此，杜鲁门政府在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同时，开始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用来抵御以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任何其他集权主义的战争威胁。首先，从政治政策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系列文件”，把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打击和削弱”转向“控制和利用”、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经济复兴。1949年3月，杜鲁门又批准了一份确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指导方针的“NSC41号文件”。该文件所列举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美中日三国贸易模式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的构想，称“日本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非常担忧恢复中日传统贸易会加强共产党政权。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张以缓和政策诱使中国远离苏联一派占上风，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所以NSC41号文件确定的对华贸易政策相当灵活：在不完全切断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解放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贸易禁运和管制。这为杜鲁门政府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对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留出回旋余地。

参考文献：

[1]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1

[3]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2

贸易多元化,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 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3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中美贸易收支

一、背景分析

汇率与经济关系密切。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的进出口产业和国际收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贸易矛盾使得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就现期而言，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债务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加，加之欧元债务危机，实施宽松政策受到限制；就业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较慢。此时，改善净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就理所当然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选择。因此，对汇率施压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的反弹使其面临通胀压力，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又使这些国家货币面临升值。由于升值会降低其出口竞争力，所以更多国家选择干预外汇市场。于是全球性的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二、汇率战争的发展

历史上汇率战争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其元凶――美国的目的就是打压其他崛起的经济体，维持其经济霸主地位。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随着日本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顺差扩大，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日美间经济摩擦不断。

1985年，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中央银行收购日元使其升值并施行低利息政策，日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动下产生了巨大泡沫。这时华尔街大肆卖空日本股票，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21世纪初，欧盟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欧元相对强势，有挑战美元地位的趋势。对此，美国则通过衍生品等致使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21世纪中美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10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于储备货币的债权国榜首。然而中美之间的极大贸易顺差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几度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限制中国出口，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

三、汇率大战的影响分析

（一）汇率之争对中国的影响

1.降低进口成本并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秉承“走出去”的方针，我国长期主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顺差逐年增大。人民币升值，外币相对价格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很多重要战略物资成本。这一变化亦利于出口企业转型。出口艰难将迫使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促使中国外贸向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转移，同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

2.有利于外资引进

汇率变化带来的货币低成本会促使更多外资流入中国。外资的引入有助于企业管理模式、技术等的优化，有助于企业更好发展。但也伴随利润外流。

3.商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中美汇率之争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市场份额。美元贬值战略可以有效地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增强本国商品竞争力，拉动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货币贬值使得中国商品出口成本增加，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同时不能承受成本上升的企业相继倒闭，加之产业转型的高成本势必使失业增加，此举会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4.经济泡沫

当国外投机者认为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时，他们将通过套利获取额外收益。这些热钱涌入中国楼市和股市会催生经济泡沫，而在人民币升值后，若这些资本趁机撤出中国，中国将像日本一样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汇率之争对美国的影响

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仅让各国持有的美元缩水，转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变相掠夺了各国的财富，还对美国经济有如下影响：

1.弥补美国债务缺口

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以美元计值，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美元贬值能够降低美国政府对外真实债务支付，从而改善其高额财政赤字。

2.短期贸易逆差改善长期贸易逆差恶化

短期美元贬值有助于刺激美国商品出口，缩小贸易赤字，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从长期来看，美元的持续贬值将会导致美国融资成本增加，使得国内流动性不足，间接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此外，因许多商品价格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会导致全球能源和原料价格大幅上涨。成本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美国进口费用增加，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和生产。

四、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虽美国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并推出《2011年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立法提案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但美国财政部却认为中国并没有为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而操纵货币汇率。实际上，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此期间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幅减少，但中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

（一）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定性判断

一般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商品国内价格不变，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出口商品美元价格相应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二是商品国内价格上升，名义汇率保持不变，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然而，这两条路径的作用不尽相同。以升值为例，如果第二条路径更显著，则汇率战争会对中美贸易差额缩小产生一定作用。

基于前文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及中美贸易现状分析可以推断，美国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论是缺乏依据的。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能否改善贸易收支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文将通过定量分析对此做一判断。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选取变量如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R），中美贸易收支顺差（B），中国GDP（C），美国GDP（A）。

一般来说，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进口增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出口增加。

关于模型函数的具体形式，按照C-D形式函数进行研究，将中美进出口贸易收支方程设定为：

LnB=γ0+γ1LnR+γ2LnA+γ3LnC+μt

其中：μt为误差项。

根据国际经济理论，国外实际收入增加，出口将增加；国内实际收入增加，进口将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而预期系数γ1为正，γ2为正，γ3为负。

2.数据选取

样本选取1991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如下：中国GDP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国CPI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美国GDP和CPI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中美进出口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本文运用的软件为Eviews6.0。

（三）EG协整检验

将贸易收支变量LNB对汇率变量LNR、美国实际收入LNA、中国实际收入LNC进行回归：

1.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RESIB的ADF单位根检验显示，残差序列的P值为0.4408，不能拒绝原假设即RESIB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LNB和LNR、LNA、LNC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中美贸易收支的协整方程为：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4>0.8，F检验的P值近似为0，说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3.LNA系数的P值近似为0，LNC系数的P值为0.0003，拒绝原假设，说明美国和中国GDP对中美进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影响。LNR的P值为0.7159远大于0.05，拒绝实际汇率对进出口有影响的原假设，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的贸易差额几乎没有影响。

4.LNR和LNA的系数为正，表明实际汇率和美国GDP对出口变量LNA的影响是正向的，与预期一致；LNC的系数亦为正，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对于净出口的影响导致的。

长期来看，方程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中国实际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美国对中国名义汇率施压而忽视实际汇率变化并不能起到减小贸易顺差的作用。

五、中国针对汇率大战的应对措施

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不会令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欧美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除了积极谈判外，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建设，改善贸易结构才是中国防止陷入新“广场协议”的最好选择。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低估。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保护出口企业抑制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实际上，施行能够更好反映市场供求的浮动汇率才能更充分发挥其在平衡国际收支、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为此，我国应加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二）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

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完成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出口依赖，提高内需的作用。同时贸易结构也需相应调整，通过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缓解利率对我国的冲击。

参考文献：

[1]王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2009.

[2]张造西.中美汇率大战概述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证券期货.2011.05.

[3]赵可金.中国版“广场协议”会来吗.人民论坛.2010.21.

[4]陈平，熊欣.进出口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2.6.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4

特朗普当选与上台执政后美台关系的变化，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人们的视线大多集中在美国对台政策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而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冲击关注较少。事实上，台湾执政后，经济问题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直接关系到执政的成败。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对蔡英文对外经济战略与台湾经济发展将带来新的冲击与挑战。

首要冲击是对蔡英文当局极力打造的以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战略的影响。蔡英文的两岸及对外经济政策导向是“近美日、新南向、远大陆”。其中，蔡英文一直将加入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的TPP作为整个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在2016年520就职演讲中，蔡英文表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强化经济的活力与自主性，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经济）连接，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RCEP等，并且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 ”这一论述成为蔡英文执政后处理两岸及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思维与战略方向。

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之一，就是在区域经济整合中面临不利处境。依目前亚太主要经济体签署或正在签署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之间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即FTA覆盖率观察，新加坡为87.3%，韩国为83.39%，日本为71.24%，台湾（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收计划在内）仅为9.68%。因此，台湾当局领导人，不论是还是蔡英文，一直迫切希望加入美国主导的TPP。特朗普放弃TPP，让蔡英文的愿望成空，与此相连带的，其对外经济战略也遭遇重大挫折。

在TPP受挫的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则有加速趋势。去年12月在印尼举行的RCEP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已完成经济技术与中小企业等重要章节谈判。今年2月27日至3月3日，在日本神户，RCEP参与国围绕撤销和削减关税品目举行了第17轮谈判。蔡英文虽然也提出加入RCEP的主张，但不是重点，而是障眼法，加上考虑到大陆在这一合作机制中的重要角色，台湾未来参与RCEP的可能性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在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将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于台湾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与经济贸易发展。

台湾面临市场开放压力与经济被勒索风险

受特朗普放弃TPP协议的冲击，蔡英文将签署“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作为加强台美经济关系的重要途径。

蔡英文提出并推动新型台美经济合作制度化、机制化方案，尽管这在理论上有助于加强台美经贸关系发展，但这种制度化、机制化合作设想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台美签署FTA不仅涉及岛内市场开放引起的争议与影响，而且涉及复杂的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存在政治风险。美国一直要求台湾对美开放农产品市场，尤其是美国猪肉的进口（另外还有农药等进口）。如果蔡英文当局要推动与美国签署FTA，就面临美国农产品尤其是敏感的美国猪肉进口的压力与挑战。由于农产品进口涉及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食品健康安全问题，台湾在农产品进口问题上一直较为保守、谨慎。虽然当局上台后进一步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去年蔡英文当局允诺开放日本核辐射地区食品进口，但均引起很大争议与反对声音，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蔡英文当局不得不宣布暂停进口日本核辐射区食品。如果未来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将会影响到庞大的台湾猪农利益（养猪业是台湾农业主力之一），引起的反弹可能更大。

就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导向本身看，其对台湾经济的影响非常不利。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当政对台湾经济“短多长空”，而在笔者看来是“长短皆空”。在政治上特朗普反对美国过多参与国际事务，在经济上则是实行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制造业回流与对外提高关税等政策。

特朗普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影响蔡英文当局推动的扩大岛内投资计划，鼓励与促成台湾企业加快前往美国投资布局。日前鸿海集团已计划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兴建面板厂，台塑集团也因岛内投资计划受阻决定赴美国投资。特朗普要推行的高关税政策，则会影响到台湾产品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在美国利益优先与贸易保护主义思维下，特朗普在处理美台经济关系问题上，不会像大陆那样对台湾让利与让步，反而可能会要求台湾让利与让步，在经济上对台湾进行勒索。

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台美军事工业合作可能会取得重要进展。蔡英文将发展“防务工业”列为五大创新产业之一，大力推动。去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签署“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大幅放宽与提升美事交流，这一主张与保守的共和党和特朗普相符合，预示着未来不仅美国对售会大幅增加，而且台美军事工业合作也可能取得新进展。

中美经贸摩擦将冲击台湾经济

观察特朗普当政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不仅要看台美关系以及台美经济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还要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升级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中国大与美国均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加上存在三角贸易关系与产业链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变化必然会对台湾外贸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是台商或台湾的加工基地，其中大量加工制造产品销往美国，大陆、台湾、美国形成了复杂的三角贸易关系或产业链关系。据台湾《工商时报》估算，台湾对大陆出口的中间材料、零组件占70%，最终产品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只有12%（注：按台湾“国贸局”统计的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依存度约40%计算所得）。也就是说，在两岸产业分工与全球经贸格局中，大陆是台湾的重要代工与制造基地，其最终产品相当大一部分出口美国等地。

由于中国大陆与美国是对台湾出口甚至整体经济影响最大的两个市场，中国大陆与美国经济景气程度与外贸表现好坏，对台湾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依台湾“主计处”估计，大陆经济增长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带动台湾经济增长提高0.29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提升1个百分点，将提升台湾经济增长0.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两岸经济关联度是台美经济关联度的四倍。就此观察，不论是台美贸易摩擦还是大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均会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特别是，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台湾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非常高，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浪潮对台湾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依据经合组织统计，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供应链的参与程度中，台湾高达67.6%，略高于韩国的62.1%，但远高于大陆的47.7%、日本的47.4%、德国的49.6%与美国的39.8%。台湾贸易出口金额占GDP近70%，岛外生产比例达55%（电子产品更高达80%以上），其中岛外生产又高度集中在大陆。这就决定了如果特朗普发起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不仅冲击中美经济关系，影响大陆外贸与经济发展，而且会冲击在大陆的台商经营与台湾经济发展。

尽管台湾有关部门认为，台湾对美贸易年顺差额未超过所谓“200亿美元警戒线”，预计特朗普上台执政对台湾贸易影响有限，长期则有待观察。不过，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彭怀南明确表示，全球化对台湾非常有帮助，但在“川普反全球化浪潮下，台湾恐受重伤”。彭怀南估计，如果美国对大陆征收15%的惩罚性关税，大陆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台湾经济增长率应会下降0.7个百分点。

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将全球许多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产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庞大产业链，尤其是以苹果公司国际产业链最为典型。据瑞信证券公司统计，苹果供应链厂商分布，以中国大陆居首位，共349家厂商；日本居次，有139家厂商；美国第三位，计60家厂商；台湾居第四位，计有42家厂商。其中，台商或台资企业在苹果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台积电是Iphone7芯片主要制造商与供应商，富士康位于大陆的郑州厂是Iphone7主要组装企业与基地；Iphone7镜头主要供应商则是台湾的大立光，机壳供应商是台资企业可成；Iphone7电池主要供应商则是由台湾企业家陈棠华和福建宁德企业家曾敏群共同创立的ALT公司。苹果公司的经营景气与否，对台湾电子行业甚至整体经济表现至关重要。特朗普主张苹果等美国跨国企业返回美国投资生产，已经引起苹果产业链上台资企业的高度关注。

在选举过程中，特朗普就提出要对从中国大陆与墨西哥等地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引起国际经济界极大关注。特朗普即将上台前夕，市场再次传出美国拟调高进口关税，以保护美国本地制造业，这一消息很快对敏感的台湾股市带来影响。2016年12月23日，台湾多家知名企业股票大跌。

当选后，特朗普先后任命对华强硬派的彼得・纳瓦罗负责国家贸易委员会、罗斯任商务部长、罗伯特・莱特希泽（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任美国贸易代表，组成一个“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对华强硬政府”，让外界对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贸易发展格外关心与担忧。台湾“经济部”报告指出，倘若特朗普对中国大陆产品课征高关税，台湾出口到大陆的半成品加工后转销至美国的供应链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汇率变动可能影响台湾经济

国际金融形势本身复杂多变，特朗普当政后的对外政策、军事政策与经贸政策均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尤其是特朗普及执政团队不断指控大陆操纵人民币汇率，预示着2017年中美汇率之战即将上演，而与中国大陆、美国经济关系十分密切的台湾经济与金融市场也同样面临新的变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能冲击开始缓慢复苏的台湾经济。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D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6-0110-03

智库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结构之一。智库通过不同的方式公布和宣传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的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三个阶段发挥着影响力。随着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议题趋于专业化，智库所施加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如何最大限度地借助与美国智库的良好互动，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经济领域的交流和探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美国智库的起源及发展演变

智库由知识精英组成，以“思想”为其产品，其作用是深入分析美国的国内外事务，为政治决策出谋划策。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将智库定义为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盈利性组织，产品是专业知识思想，以此为主要依靠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操作上，智库属于501C3 非盈利组织，研究有关公共政策并传播思想。在政治上，智库属于进取型研究机构，寻求公共可信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投身于政治，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思想来影响政策制定。[1]11-12

对于“智库”术语的来源尚未找到明确的答案。很多研究报告称智库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后随着被称为“智库”的兰德公司的成立，各种相同性质的研究机构大量出现，“智库”一词遂开始被广泛采用。美国最早的一批智库在20世纪初问世，主要反映了进步运动的思想，他们致力于“政治过程的去政治化”，以提升政策制定过程的可信度，倡导通过专家所掌握的知识，实现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以摆脱无休止、无意义的政治斗争。[2]303当今美国很多赫赫有名的智库多出自于这一时期，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等。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罗斯福总统组建了他的“智囊团”，政府开始干预社会和政治问题。大萧条的惨痛事实成为政府介入社会管理的最充分理由。二战后随着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责任，对政策研究分析的需求迅速增加，智库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智库的定位和角色逐渐产生了变化，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智库更具备意识形态特征，并且更加注重政策的宣传和鼓动导向。

近年来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特性较为明显，保守派智库兴起。通常认为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均为保守主义的阵营，布鲁金斯学会是中间派和自由派。同时智库更为注重政策营销型活动，从幕后转至台前，曝光率大幅增加。这两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智库的“利益集团化”，令二者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尽管智库与利益集团都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方，但是它们各自的关注内容、作用方式以及最终目标不同：智库关注公共事务，运用知识和观念提出政策建议；而利益集团关注自身利益，主要通过游说达成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智库在选举中主要为政治候选人筹划策略，而利益集团主要提供资金并动员选民支持。

二﹑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针对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状，学术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多元论、精英论、多元精英论等。多元论以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为代表，认为社会包含着许多相互冲突的、同政府官员有联系的群体。这些群体争相对政策的决定施加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多元参与的过程，智库只是作为其中一元参与其中。以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权力精英理论认为社会是由联合起来的、不代表人民的精英所统治。精英通过其成员所占有的地位来统治国家。多元论和精英论是一系列美国政治理论中的两个极端。后来又出现了多元精英论。这种理论强调政治分为不同的政策领域，按照这种观点，多元论和精英论之间的争论可能取决于所谈论的是哪一种政治冲突。被决定问题的性质很可能影响到决定问题的方式，在诸如外交政策的制定上，权力精英论有助于理解外交政策的制定。[3]209-217

在实践中，美国历届政府都有众多智库专家担任要职。里根总统任用的很多专家来自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30多人，如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出任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会有一大批智库专家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许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如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担任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

借助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如期刊和研究报告等，进行舆论传播，是智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渠道。一些著名的智库都会定期发行学术期刊，登载最新研究成果。智库还会及时相关研究成果的报告。另外，智库还在总统竞选期间为候选人担任顾问，以此作为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渠道。智库还会通过加强与议员的联系、到国会作证、借助新闻媒体等渠道影响外交政策。

政治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很难解释智库的主要产品——思想和专业知识——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1] 5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认为智库的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以及设计政策。每种形式都面对不同的听众，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传递信息。[4]衡量美国智库对其政府政策的影响力的方法之一是定量评估智库的业绩，如通过智库观点被媒体报道的次数和到国会作证的次数，也有的借助智库举办研讨会和发行出版物的数量来评估。[5]89还有的学者通过解读智库公共知名度与政策相关性的计算结果，质疑知名度最高的智库肯定就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可信赖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一观点，认为智库的影响力在政策周期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5]117本文基本按照安德鲁·里奇的划分，通过美国经济政策中的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三个阶段，分析美国智库的影响。

三﹑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最初主要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总体上多为中美关系宏观定调型研究。如1997年7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了题为《塑造美中关系——长期战略》，该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同中国的关系更重要。”[6]414-415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智库对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大体上经历了1993年之前的贸易逆差阶段，1993年之后的贸易盈余持续增长状态和2002年以后的贸易盈余大幅度增长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虽然在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反倾销、纺织品贸易、高科技产品出口等领域还存在问题，但是两国已经探索出了一定的协商解决机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5年8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2009年7月合二为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启动，至今已进行了四轮对话。通过对话机制，中美从战略和长远利益出发来协调具体问题，探索出了很多协调和合作方式，为双边投资扩展了新领域。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不断增加。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主要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为中国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所获得。舆论和政客往往持有这种观点，借口对华贸易逆差，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动辄向中国发难。这种观点无视中美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国际分工，尤其是国际生产布局发展的结果，中国并没有独享对美贸易顺差，对美贸易顺差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而且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设限也是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种观点则比较务实，主要为大多数智库中的学者所倡导，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能够从较客观和长远的角度看问题。除了将中国作为对手之外，美国智库通过对中国的全面研究，试图把握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将中国以美国自己设定的规则纳入自身的利益体系。以2010年5月4日美国卡托研究所丹艾肯森（Dan Ikenson）发表的研究报告为例，这一报告指出美国媒体渲染了中国，挑起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激化了美中贸易摩擦。报告认为应该客观看待中美两国政策目标之间的差异，强调协商解决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双边贸易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两国都能受益于和谐的经贸关系。对待两国的经贸纠纷，使用“胡萝卜”达成协议，远胜于使用“大棒”制裁。丹艾肯森还指出美国首要问题是解决好国内的经济问题。

从影响的渠道上看，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主要通过发表研究报告或论文、引领政策讨论、影响政府并教育公众、为政府政策提供建议、到国会作证等方式实现。在美中经贸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每到重要的历史节点，都可以听到美国智库的“声音”。200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首次由2004年的321亿美元跨越式地上升为1021亿美元，美国国内舆论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对中国对美出口横加指责。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态势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于2006年4月联合出版了《账簿中国》一书，该书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妨碍美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及充分就业的目标，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了利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有助于抑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从而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多。[7]

近几年，美国智库加强了与中国相关智库的合作，组织了大型会议、公开讲座、内部讨论等学术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发表更为客观和水平更高的研究报告，另一方面有助于籍由“二轨外交”，促进两国间政策制定和执行相关人员的交流和沟通。如2006年10月布鲁金斯和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中心成立。从2010年开始，由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发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联邦行政学院共同负责，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美高级官员培训班”已经进行了两届。2012年参加培训的有12名行政官员，行政官员被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基础，他们往往为最高层决策提供各种备选方案。

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体现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即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1]97设定议程阶段，智库主要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引领舆论。在总统换届之时，智库的主张往往供新选总统在制订施政方针时考量。通常在政府政策制定者开始讨论某项重大政策之前，智库就早已对其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在政府决定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智库已构建了政策的议事日程和具体方案。这是美国智库在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阶段发挥的作用。虽然美国智库对其政府政策的影响力难以量化衡量，但是通过考察智库的研究及一系列活动，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官方的态度和立场为例。在官方正式决策出台之前，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及中国“入世”的有关问题，美国各大智库都相继了研究报告，引领讨论，出席国会听证会，建言献策。仅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在批准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前后，以及中国“入世”前，该学会接连研究报告，并在国会作证，陈述其观点并提出政策建议（见下表）。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的加深，经贸领域的合作向纵深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对问题和政策的谈判与协商也越来越专业化，很多问题需要在技术层面上磋商，而且就某一问题，更需要资深智库的专业学者参与。虽然美国智库可能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由于其研究建立在客观和理性的基础之上，因而能够进行沟通和释疑，形成政策与研究的良性互动。

目前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更集中于经贸领域细化的各类问题，即使有宏观性的研究成果，其定调的意义远比不上对中美外交关系的总体定调，原因是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毕竟限定在中美外交关系的宏观框架之内。但不容否认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之间最为活跃的存在，正吸引着美国智库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美]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M].潘羽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周琪.美国外交决策过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M] .陆震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752；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7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与策略

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同意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乃至亚洲、世界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2）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2）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8

一、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文献综述

（1）中美贸易顺差在于贸易结构失衡。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美间的巨额顺差原因在于贸易结构的失衡，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向美国出口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现实中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与理论基本相符，进口商品结构却远非资源及技术密集产品。中国人民大学李亨将H-O理论下的中美贸易模型与现实中的中美贸易进行对比，认为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及加剧，主要责任在美方。（2）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升值关系。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方法证明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美国借顺差对中国汇率制度干预的行为，因此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用也不大。

二、中美顺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1）中国出口导向政策。从2000年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2000年～2008年间，中美顺差增长迅速，顺差从297.36亿美元增加到1708.57亿美元，平均年增长速度达118.64%。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39.93%上升到51.19%，尽管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均下降，其顺差额仍然很大。对比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增长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出口增长迅速且幅度大，进口增长相比之下较为平稳，出口的增长速率远远快于进口的增长。巨额的顺差更多地来源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这与中国在对外贸易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出口导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2）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鼓励进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但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长不大，其根源在于作为我国第二大技术来源国美国对中国实行的严格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对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信息安全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设备等方面实行严格出口管制，并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许可证商品的范围，增加了两国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成本。

三、特保案的分析

（1）特保案的理论视角。假设美国对我国进口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不影响我国轮胎在全球自由贸易下的价格。根据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 美国增加惩罚性关税后我国轮胎在美国的价格将高于自由贸易下的轮胎价格,则对我国轮胎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大大缩减了从中国轮胎的进口。这项措施使美国轮胎厂商利益增加，美国政府从惩罚性关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却减少了,且生产者与政府获得的利益并不能弥补消费者及社会的整体损失。（2）特保案的利益分析。从中国角度看，美国对中国出口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轮胎出口的抑制作用将会十分明显。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的轮胎出口产业以重创。中国对美国部分汽车和鸡肉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有利。从美国角度看，特保案缘起在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下滑和失业问题的严重，美国借巨额顺差为由，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其国际、国内经济的稳定。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恢复是无补于事，甚至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鸡肉占其总出口的20%以上。在汽车产业方面，为使汽车产业竞争力恢复，美国政府对汽车业的补贴十分严重，汽车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若中国真的对美产的鸡肉和汽车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美国经济将受到不小的冲击。

四、特保案的启示

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美国对华严格的贸易限制造成了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合理，这两者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下滑致使中美顺差问题更加突出，由此不断引发了中美贸易摩擦。从2009年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可以看到两国的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甚至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无益，此类贸易纠纷至少在当前是无法避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赖于出口，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全球经济下滑，中国主要的出口国家――美国愈发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毫无疑问地将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面对此形势，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出口，并积极应对不断涌现的国际贸易纠纷；另一方面应逐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使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9

文献标识码:F742 中图法分类号:A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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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例10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