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1

于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思想。高校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前沿阵地，在许多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贵州高校的生源多数来自于贵州各市县下的农村，贫困大学生人数众多，因此，针对贵州高校贫困大学生进行精准扶贫意义重大，而且任重道远。

一、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概述

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作为贵州省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合拳式的政策实施成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和阻止贫困代际流动的重要举措。按照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方案》（黔党办发〔2015〕40号），为有效落实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先是共同制定了《贵州省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文件对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的组织与实施保障进行了部署，明确了资助对象和条件，确定了资助项目和标准，制定了资助时限和方式，并设定资助的具体程序。具体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而言，资助对象限定为普通高校（不含研究生阶段）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和贵州省户籍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以及普通高校（不含研究生阶段）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和贵州省户籍的因灾因病等特殊原因返贫的非在册贫困户子女，经扶贫部门按“两公示一公告”程序审核后，进入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系统的可纳入资助范围。资助金额设定为对就读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的贵州省户籍农村贫困学生，除享受原有的国家助学金外，新增以下资助项目：一为扶贫专项助学金，标准为1000元/生/年，二为免（补助）学费，标准为本科3830元/生/年、专科（高职）3500元/生/年。

二、对贵州省高校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审视

通过对两份文件的梳理可见，贵州教育精准扶贫意在“扶贫”，重在“精准”，笔者借以从事一线学生工作者身份的便利，结合从贵州省高校教育精准扶贫开始实施至今的实践经历，通过走访调查贵州部分高校申请教育精准扶贫的学生以及负责资助的教师了解到，措施的指示性和导向性虽然基本科学和比较明确，但在具体实施中仍暴露出不少问题，需要我们依据现实对措施的颁布进行重新审视，以期促进理论和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这既符合了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研究体系，也成为文章欲求探讨的重要目的。

1、基层审核程序不够公开透明，资助对象可暗箱操作

由扶贫部门负责精准确定资助对象，经走访获得精准扶贫大学生了解到，高校贫困大学生申请精准扶贫资助，在从学校得知此项政策之后，先以村委会提交相关资料为基础，再提交乡镇或街道办等扶贫部门进行资料审核。据调查，在这一程序的执行中，村委会无形中收获了部分权益，并产生权益扩大化的现象，具体而言，部分村支书借由教育精准扶贫假公济私，将国家及政府制定的扶贫政策变为揽财或拉关系的牟利手段，家中没有贫困学生的家庭或是村支书的亲属、朋友，或是通过找关系的黑色交易，依然可以获得教育精准扶贫；而真正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家庭却苦于奔波仍然未能获得精准扶贫的专项资助，这突显出教育精准扶贫资助对象确定和审核程序上存在较大疏漏。

2、资助条件设定宽泛，有待规范明确

“精准扶贫”是在传统扶贫方式的基础上，创新体制机制，强调精确和针对性，因地制宜，因户施策，一切从实际出发，拒绝模式化，摈弃一刀切，真真正正扶贫，使百姓受益、社会和谐。而在《实施办法》中，对于资助的基本条件设置较为宏大，仅停留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大前提下，高校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中坚力量，以上条件原本就是一名合格大学生的基本素质。既然教育精准扶贫是针对农村贫困学生进行专项资助，应该增加和设定合理的资助条件，并根据各地实际经济水平和家庭实际情况进行条件细化，当然这会增加教育精准扶贫的工作内容和强度，但若坚持这一宏观标准，未能量体裁衣，教育扶贫难以达到“精准”。

3、资助金额略显一刀切，未能因地制宜

教育精准扶贫作为贵州省精准扶贫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具有明确性与针对性的精准扶贫，但在《实施办法》中，资助金额虽然已针对不同学段进行设定，但就高校大学生的资助金额仅分为本科和专科贫困学生两种额度，在参考学生类别之外未因地制宜地融入其他影响因素。资助金额的确定应该是已经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由于贵州省各地的经济水平参差不齐，以遵义和毕节两市为例，毕节因地势险要、交通不便等先天劣势在整体水平上要逊于遵义市及所辖地区很多，资助金额若未能紧贴扶贫地区实际，教育扶贫的“精准”有待考量。

4、脱贫年限填写随意，贫困实情难以了解

一般而言，精准扶贫手册（现已变更为扶贫卡）中设有脱贫年限一项，经调查了解到各地填写不一，部分地区为了扩大资助范围，通常将脱贫年限设定为一年，以保证每年可以有不同的贫困家庭获得资助；部分地区则体现灵活性，在脱贫年限上未填写数字，或者相关数据均为填写，但是这一现实完全违背了《实施办法》中的具体规定，依据文件中资助时限应为从学生入学开始直到完成当期学段学业为止。暂且不论一年脱贫年限设定的合理性，因其确有治标不治本之嫌，关键在于各地在脱贫年限上的随意设定，已背离文件要求与精准扶贫的初衷，甚至造成大学生在获得一次精准扶贫后能否申请下一次精准扶贫的困惑，阻碍教育精准扶贫发挥长效作用。

5、资助程序信息不对称，扶贫存在滞后性

据调查发现，教育精准扶贫中资助程序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于部分地区对于教育精准扶贫政策和通知落实不及时，导致贫困学生家庭并未知晓此项政策的实施，多数是贫困大学生在校得知此事后才跟家里取得联系，建档立卡存在严重的滞后性，最终导致当地扶贫工作进展落后，甚至造成百姓对政府及工作人员信任度缺失。同时，部分贫困学生错失理应当次获得的教育精准扶贫资助，2015年底贵州高校已连续进行了两批精准扶贫，归根结底，或许正缘于此。

【参考文献】

[1] 王静，孙婧.高校大学生“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析[J].高教学刊，2016（16）.

[2] 张少利.从“走心舆论”视角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精准扶贫”[J].中国企业管理与科技，2016（7）.

[3] 汪三贵，刘末.“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

【作者简介】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083-01

大数据与大扶贫及精准扶贫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但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使这两个相异的概念有了交集，这就是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中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构建大扶贫，实现精准扶贫。

大数据时代，2011 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的“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迈入大扶贫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1]中明确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相对于以往依靠政府投资扶持重点村建设、移民搬迁等的小扶贫工作模式而言，大扶贫即是以动员民营企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板块开发、多元投入”的扶贫模式。

大数据与精准扶贫，2014 年 1 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即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级扶贫机构分级负责，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实施动态管理，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在2013 年 11 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借助“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开发贵州省“精准扶贫云平台”，实现了对 623 万贫困人口、9000 个贫困村、934 个贫困乡镇、66 个贫困县和有扶贫开发任务地区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

精准扶贫应用手段方面，云平台作为精准扶贫的辅助工具，正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目前国内外在精准扶贫云平台方面的研究论著极为有限，多数文章是进行科普式的介绍，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3]一文，系统介绍了黔西南的准扶贫云平台，此平台功能板块多元多样，且在扶贫云功能的拓展方面有着较大的启发，但其真实性和可行性尚待考察。

精准扶贫结合大数据方面，国内的学者研究基本着眼于两个方面，即现存问题和未来应用。详而言之，一种是结合现有云平台的案例，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和归纳，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另一种则是对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阐释和论证。不同的论著，对这两个方面各有偏重。

第一种是以实地案例为出发点的论著，其优势十分明显：在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这类论著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其研究成果具有实在的社会效益，可信度高可行性强，令人信服。如《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4]一文中，主要针对广西贵州等地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详实细致的建议。然而，此类论著数量较少，并且在与实际案例结合方面仍有所欠缺。

在第二种针对大数据应用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论证大数据的优越性，将眼光放置于大数据未来的应用情况，提出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的方法和建议[5]。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在论著中强调配套政策对大数据运用的重要性。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提出“配套政策要托底，防止虎头蛇尾”[5]的观点，在《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6]一文中更是对配套政策及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这提醒着团队在对贵州省扶贫云平台进行研究时不能忽略对其配套政策的调研，必须将政策研究重视起来。此外，这类论著往往缺少实地调研的材料作为支撑，仅仅是在理论上的进行设想和推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云平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理论性强、实证性弱的态势。而且普遍存在理论研究缺少实证支撑的问题。

针对于以上问题，接下来的大数据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

1.将时事热点“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相联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形成的大数据优势实现“精准”要求。

2.不仅仅从“扶贫云”平台本身出发，而从如何应用平台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对后期精准扶贫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τ诰准扶贫现状的深刻剖析，总结归纳现行政策方针存在的问题，针对于部分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以及发展建议，旨在为精准扶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J].老区建设，2011，（23）：12-18.

[2]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J].老区建设，2014，（01）：8-13.

[3]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智慧城市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3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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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4

一、贫困的解析

贫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同群体对其的界定不同，贫困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贫困的概念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它的界定也大不相同。根据国内外权威专家对贫困的解读，本文把贫困定义为，贫困是指个体或家庭由于内在或外在原因而是自己的社会水平低于社会认可的标准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物质、精神、权利等方面的缺乏。

贫困也是一个外延十分广的概念，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和指标可以把它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比如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公开贫困和隐蔽贫困以及过渡性贫困和持续性贫困等[1]。这么多的贫困分类不仅使我们的扶贫工作难度增加了，而且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二、精准扶贫的提出背景及其含义

我国的扶贫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6亿多人脱离贫困，成为世界上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这一壮举值得我们庆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到，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仍有将近八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基本生活无法维持。

我国传统的扶贫一直以来采取的是粗放型模式，而这种扶贫方式，具有方向不明确，内容不清晰，针对性不强的特点。一方面，导致了在具体的扶贫的过程中出现很多“误差”，往往贫困人群得不到真正的帮助，反而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独享了这部分利益，结果不但没有起到扶贫的效果，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即使是贫困人群得到了帮助，但由于扶贫资金“天女散花”式的发放，以致出现“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像。此外，由于我国当前大经济环境的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性的扶贫措施已经不再适用。而且随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脚步的不断放缓，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在此背景下，实施更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来直接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因此，精准扶贫便应运而生了。

精准扶贫这一重要思想是在2013年11月，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的[2]。当时指出扶贫工作要做到“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各位中央领导人都在一些重要讲话和会议上对精准扶贫理念做了相应的阐述，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一直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精准扶贫上升为扶贫攻坚的重要鹇运枷搿

精准扶贫是与粗放扶贫相对的一种扶贫方式，是指针对贫困发生的地区、原因、特点及表现形式，运用科学精确的专业方法对贫困进行精确识别，进而采取适宜的方法进行精确扶助，并对扶贫过程和结果进行精确管理的一种扶贫方法。它体现了因地适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的理念，确保了贫困人群能正真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帮助。

三、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

（一）精确识别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这就要求通过采用合理的工作程序和调查方法把贫困居民识别出来，把他们的贫困状况的表现、成因等信息进行记录，并建立帮扶档案，这就是建档立卡工作。这样才能使后续扶贫工作顺利的开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精确识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

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的粗放型的扶贫方法，在确定贫困人员的方法上十分的简单，往往都是采取一个简单的 “收入线”来区分贫困与非贫困。这种方法十分的不科学，因为并没有考虑到家庭的成员人数、危机程度等等因素。此外农村在确定贫困人口时一般也会采取“民主评议”的方法，由村民代表选出贫困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随意性，往往人缘较好、家族势力大的人会获益，而正真的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帮扶对象之外。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科学的职业，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十分强调运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深入问题对象，通过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归档，接着采用科学的分析和评估方法对资料进行处理，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在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中社会工作可以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它可以采取专业的方法，制定合理的贫困程度测定的方法，不仅仅考虑收入单个因素，还要把其它因素加以考虑，按一定的比例将其数值化，从而通过直接的数字来体现一个人或家庭的贫困程度，不仅直观，而且科学。免去了以往在贫困人群的确定过程中夹杂过多的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该工作过程的合理性和结果的科学性，从而保证真正需要帮扶的人能得到帮助。

（二）精确帮扶

精确帮扶是精准扶贫的关键。贫困人口在明确以后，就要根据贫困对象具体的贫困成因而采取具体的帮助措施，确保扶贫的效果。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专业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对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具体服务的助人过程[4]。这与扶贫工作的理念和目标有很大相似性。在当前精准扶贫提出的情况下，把社会工作的一些科学理论和理念运用于其中，不但能提高扶贫工作的科学性，而且更有利于扶贫目标的实现。

第一，精确帮扶到村。首先，目前我国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绝大多数都位于偏远山区，由于受到自然地形的影响，当地的基础设施十分的落后，交通、通讯、用水用电等都十分不方便。因此，我们在扶贫的初期就要解决这一问题，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我们要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根据当地的实际地形地貌的特点，为他们搭桥修路，引水通电，在加强他们与外界沟通的基础上，满足他们水电的使用，而且也可以依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发挥清洁能源的使用价值。其次，为了真正实现村落的脱贫，我们还要还要从优势视角的理论出发，最大程度的挖掘当地的优势资源，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宜游则游等，通过释放当地的优势，帮助村庄发展经济，不断富裕[5]。

第二，精确帮扶到户。家庭是一个村庄的组成单位，每一个家庭的实际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村庄的发展。因此，我们在采取精准扶贫时要注意家庭的发展。根据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发展任务理论，我们可以得知，每个家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会产生不同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正确处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家庭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因而，当前家庭面临的贫困问题可能是由于家庭形成时期导致的“因婚致贫”，或是家庭扩展时期导致的“因学致贫”、“无业致贫”亦或是家庭收缩时期导致的“因病致贫”。所以我们在对家庭进行扶贫帮助时要准确把握家庭的致贫原因，做到缺啥a啥，药到病除。

第三，精准帮扶到人。一个国家地区，一个村庄家庭的贫困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贫困，因此我们在扶贫时要帮扶到人，这也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的精髓所在。增权充能理论强调，我们要试着增强弱势群体自身的权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能力的个体，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摆脱自己弱势的困境。此外，社会工作也强调助人自助的理念，让弱势群体能够自己来帮助自己。所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要使扶贫方式由“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强调发展贫困人群的能力，为他们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改变他们落后、不思进取的观念。并结合贫困人群的自身优势进行相应的投资，使他们能获得相应的能力，正真实现脱贫。

（三）精确管理

精确管理是精准扶贫的保证。这主要是指在具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处理好贫困户的信息管理、扶持资金的使用以及职权分配和工作管理等问题。而社会工作者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

首先，贫困户信息的管理，社会工作者可以可以运用社会学统计方面的知识，把收集回的贫困户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建立信息网络系统，实行资料动态管理，也就是在扶贫工作一个阶段结束后，要对农户信息重新进行审核，及时的更改，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会更加合理有效。

其次，扶持资金的使用，为了使我们的扶贫更加有效科学，我们会采取资金使用公示的方法，这使我们一些农户信息也会被随之公布。根据社会工作的保密性原则，我们有必要对贫困人群的一些隐私信息进行保密，在最大程度不泄露扶贫对象信息的前提下，做好资金的分配使用。

最后，职权分配和工作管理的问题，因为扶贫毕竟是一个实践性的工作，需要确确实实投入人员去执行任务，去开展扶贫工作。这就会涉及职权分配的问题，这是可以借鉴社会工作行政的相关理论知识，把一项具体的扶贫工作做好规划，这样才能使工作进展下去。否则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不知道具体的职责，不能及时对工作进展进行监督调控，就会出现重复工作，这不光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没能真正帮到贫困，所以要杜绝该现象的发生。

（四）成果巩固

扶贫成果的巩固是精准扶贫取得长效的关键一步。我们在以往的扶贫过程中不注重扶贫成果的巩固，只是在为贫困人群提供帮助促使他们摆脱贫困后就不在关注他们，转而去扶持更需要帮助的人群。从而导致许多地区不同程度的出现了 “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奇怪现象[6]。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对扶贫成果的巩固，保证扶贫效果的长期性，这样才能实现全体贫困人口的真正脱贫。在这一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发挥自身连接社会资源的优势，推动扶贫力量的多元化。通过社会闲置资源的连接与使用，不断改善当地的现实环境，并依据地区的优势，开设相关的产业，推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带领人们提高生活水平。此外，根据贫困文化理论我们知道，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而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的交往不断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7]。所以社会工作要发挥自己专业的心理教育与辅导的优势，对贫困人群进行心理教育，摆脱错误的观念，树立新的思想，明白当前美好生活的来自不易，进而引导自身的行为出现变化，积极努力，避免再次陷入贫困。

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我国的扶贫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方法和人才的加入，扶贫过程和效果会更加的科学化、有效化。使我们正真的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的扶贫之路，加快我们的扶贫步伐，早日消除贫困。

【参考文献】

[1] 祝伟.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农村贫困--以甘肃为例[D]. 甘肃： 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0-15.

[2] 公衍勇. 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综述[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3）：75.

[3] 王九梅. 实施精准扶贫的思考[J]. 现代经济信息，2015，（11）：78.

[4] 陆素菊. 社会工作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现状及对策[J]. 教育发展研究，2005，（19）：4.

[5] 官军勇 李咏梅. 农村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探讨[J]. 才智，2013，（31）：335.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5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最早是2013年考察湘西时提出的，它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指通过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实现偏远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贫困户的增收。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 崔凌云齐 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林建华.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实践[J].中国金融,2015(21):77-78.

[2]苏畅,苏细福.金融精准扶贫难点及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2016(4):23-27.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6

党的十以来，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就扶贫开发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尤其阐述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极端重要性。早在2012年，他在河北阜平考察时就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明确了改善民生是扶贫开发的基本目的，突出了党的宗旨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实践体现。随后，他在云南调研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了扶贫开发工作的紧迫感，提出要“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2015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与此同时，还多次强调扶贫开发对“三农”发展、地区发展以及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这样才有重点”。这一论述，不仅强调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思想，且明确界定了扶贫开发是“老少边穷”地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明确了“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中国目前的小康是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地区发展差异及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呈现较大差异，东部与西部地区，沿海与内地发展很不平衡。只有贫困地区和人民脱离贫困和实现富裕，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必然要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要与全国人民共同前进，不能掉队。

总之，扶贫开发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决定的，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将扶贫开发与党和政府的职责、党的根本宗旨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结合，深刻阐述中国现阶段扶贫开发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进一步指出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为进一步明确扶贫开发的战略定位、制定扶贫开发政策措施及具体工作机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全党全国全社会增强扶贫开发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

二、明确了扶贫开发的战略定位

明确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定位不仅是扶贫开发极端重要性的现实要求，也是基于全球反贫困趋势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的理论回应。在国际反贫困日益深入，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贫困现状及扶贫任务均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扶贫开发理论体系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以来，提出并形成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内容上讲，消除贫困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都得到协调发展的科学架构，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丰富了中国扶贫开发的行动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党领导的扶贫开发战略的目标定位和内容设计。

2014年10月17日，对中国首个“扶贫日”做出重要批示，指出设立“扶贫日”对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继续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号召全党全社会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2015年初，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他再次重申了国家对扶贫开发的决心和要求，表示中央将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党和国家要把抓好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任务，贫困地区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心无旁骛、聚精会神抓好这项工作，团结带领广大群众通过顽强奋斗早日改变面貌。这些论述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而且将扶贫开发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艰巨任务，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定位。

三、丰富扶贫开发工作的时代内涵

扶贫开发工作的时代内涵，是由时代特征决定的，并反映出扶贫开发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截至2016年仍有5500多万人没有脱贫，这些都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挑战。因此，必须加大投入力度，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统筹发展，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据此，在一系列考察、讲话中形成了科学扶贫、内源扶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神脱贫、教育脱贫、生态脱贫、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等思想理念，阐明了中国扶贫工作的时代内涵。

在长期实践探索、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扶贫的理念，将求真务实、群众路线在扶贫工作中予以体现，要求领导干部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扶贫工作进行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制定从本地现实出发，既合乎经济效益又合乎社会效益，既产生近期效益又顾及长远发展的扶贫战略政策，选准发展的路子。在贫困地区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提出内源扶贫的思想，强调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内在生产力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性，并将贫困地区和贫困对象是否具备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扶贫开发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标志。

精神脱贫是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灵魂精髓。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他就提出和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大内容。精神脱贫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重要性。2012年，他在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就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义务教育一定要搞好，让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古人有‘家贫子读书’的传统。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2015年两会期间，他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再次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这些论述进一步厘清了教育与贫困的关系，为扶贫开发指出了明确方向。

此外，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社保政策兜底脱贫”等思想和论断，全面阐述了生态脱贫、发展扶贫以及兜底脱贫的观点和理念。这些思想理念，不仅构成了中国精准扶贫实现路径、扶贫机制模式，也丰富了新阶段中国扶贫开发的时代内涵。

四、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

对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最重要的体现是提出和完善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和方略。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参加省人大温州代表团讨论时，就已经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扶贫、扶真贫”的观点。党的十以来，他又多次在贫困地区调研及其他重要场合提及“精准扶贫”思想。2013年，在湖南湘西考察时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作为六项扶贫创新机制之一，对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明确要求；2015 年，在云南、贵州调研时进一步阐述了精准扶贫思想，明确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他还提出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个精准”要求。他特别指出，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已成为中国当前和未来阶段农村贫困治理的指导思想，而理论及实践工作者的进一步探讨，将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一扶贫方略，并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机制的不断创新提供有益参考，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深入发展。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7

关键词：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助力；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以空前的力度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作为中国扶贫实践的指导思想应时而生，且在脱贫攻坚实战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充实，逐步成为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精华和新时代具有独创性、时代性的新思想，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随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做出决策部署，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工作思路，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2]，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在关于脱贫问题时多次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并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扶持谁”就是要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确定好扶贫对象，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调查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谁来扶”就是要针对贫困现况确定扶贫工作的执行者，从基层到主管部门、个人到团队，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察制度，同时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自扶贫工作执行者到扶贫对象建立起勇担当、善作为的强大队伍；“怎么扶”就是要找准路子，制定针对性强的扶贫措施。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严格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如何退”就是确保精准脱贫，要建立贫困户脱贫和贫困县摘帽评估机制，明确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和后续扶持政策，重点了解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等，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二）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提出了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八个最新论述，其中之一就是“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智和志其实就是内力、内因。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明确指出，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扶志”是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激发人的奋斗精神。在福建工作时就指出，要淡化“贫困县意识”，“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自暴自弃，要看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积极面对现状、改变现状；“扶智”是学习知识与技术，对教育欠发达地区，对缺少知识和技术的群体，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从根本上说是从“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脱贫。因此，做好“扶志、扶智”工作，要改进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的给钱、给物的做法，教育和引导贫困地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其内在活力，培育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三）六个精准

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不准违背程序、漏评错评。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是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

项目安排精准，不准盲目决策、脱离实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深入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愿，科学安排项目，着力破解“造血功能”不足难题，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走上经济内生增长、自主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资金使用精准，不准贪污浪费、截留挪用。要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的整合，对存量资金进一步盘活，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投入新格局。

措施到户精准，不准政策棚架、有失公平。要用足用活行业扶贫政策，紧密结合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梳理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着力解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确保帮扶措施不偏离政策、不违背群众意愿。

因村派人精准，不准应付了事、形式主义。组织部门要加强指导调研，结合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情况，围绕需求，因地制宜，把政治素质高、担当意识强、工作能力棒的优秀骨干选派为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不能滥竽充数，消极应付，走形式图过场，避免扶贫“中梗阻”。

脱贫成效精准，不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聚焦贫困家庭稳定脱贫，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增强脱贫实效，严防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靠。

二、精准扶贫思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扶贫伟大实践的思考，集历史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于一体，它继承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因此，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时期，更要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推动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做好贫困村、贫困户清查摸底工作，找准“扶持谁”，做到扶脱真贫、真脱贫，防止脱贫成效反复化。十八大以来，全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西宁市所属的湟中、湟源、大通等贫困县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但还存在个别贫困户未脱贫或贫困户去年脱贫了，今年又陷入贫困的现象，故必须得把好“精准”的标尺，再次进行清查摸底，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排查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等基本要素，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或户，坚决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切实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一些贫困村的扶贫产业还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周边什么产业“火”就跟着做，造成扶贫产业脱离乡村特色，耗资耗力，收入不佳；同时贫困户自身基础不稳固、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放，“等靠要”思想严重，致使脱贫成效不稳定。故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依据各贫困村致贫原因、乡村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特色等科学指导、统筹规划本地的扶贫产业，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让贫困户有志气、有技能、能主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永久的脱贫。没有志气、智力这些内生动力，仅靠外在帮扶，再多也富不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故要从内在的精气神开始脱离“贫困”，进而积极主动学习技能，达到自身乃至全家脱贫。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积极引导群众，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完善基础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培训体系，让贫困地区处于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都能接受学习教育，进而靠知识改变命运；让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门技能，成为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贫困地区真正落地生根，进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调动扶贫工作团队积极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参考文献：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8

1 问题提出

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两个热点名词，前者发端本土，是政府官方术语；后者源自西方，是集理论与实务的专业和职业。两者目标理念相像，均以改善民生、扶贫济困、提升幸福感为使命，两者具有同质性。当前，全社会在理解精准扶贫内涵的前提下，汲取社会工作在实务上的经验，必将能破解扶贫难题。

2 概念阐述

近年来，专家学者多视角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官方解释为：精准扶贫是与以往粗放型救济式扶贫相对应，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环境、不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贫方式。笔者认为，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具体到每一个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通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等对口帮扶，以确保政府最终退出扶贫舞台时，不致出现大面积的返贫现象。

3 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贫困人口下降至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1442万人。扶贫效果显而易见，但中西部贫困地区人口规模依然很大。根据中新网最新报告显示，作为脱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贵州省，计划在2017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进步之年，当前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更大，面临着精准识别难、精准施策难、精准评估难等深层次难题。

3.1 精准识别难

贫困是多维度、立体的，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前提，即确定“扶持谁”的问题，是“精准把脉”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扶贫乱象，造成“误识”、“漏识”的现象。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识别主要按照政府的指标进行，但具体到各县乡时，则会出现横向差异和纵向差异：贫困户标准受地方经济条件的影响，导致呈现出来的标准差异较大；另一方面，以前不明不白被列入扶贫对象还没等享受到精准扶贫的福利，现在已经被“脱贫”。此外，打着“感情牌”的“贫困户”，占据着原本有限的扶贫资源。

与此同时，精准扶贫识别过程中还存在着识别成本高、信息的有效性不足、损害社区团结等突出问题。

3.1.1 识别成本高

识别工作不仅仅依靠肉眼，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前，驻村干部成为农村扶贫的主心骨，虽然驻村干部的基层经验不可否认，但是驻村干部只是驻村，他们本身有自己的角色，因此，扶贫难免出现敷衍了事的结果。

3.1.2 信息有效性不足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调查而来的数据对于后期结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西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村通信设施不完善，更加剧了数据整理的难度。此外，由于下发给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登记表》模板一样，致贫原因大致分为：因病、升学、缺劳动力、自然灾害等几大类、而实际过程中致贫原因具有多样性，简单的归类可能会影响后期帮扶措施的针对性不强。

3.1.3 损害社区团结

根据我国社会学者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即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看重血缘亲疏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居多，且村落人口规模少，邻里关系大多和谐。但当出现经济利益冲突时，村庄内部争当“穷人”，为了一张扶贫卡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则会增加社区矛盾，不利于促进和维护社区团结。

3.2 精准施策难

贫困人口识别出以后，面临的就是如何有效介入服务对象。以往的救济式扶贫，只能停留在表皮，要想药到病除还需要深入细胞内部，为服务对象提供有益于其自身长远发展的各项服务。

贫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受其所在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已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发式扶贫是根据对象自身潜能，充分利用周围资源，实现自我脱贫，而当扶贫项目真正下发到群众手里，却不能总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

3.3 精准评估难

只有通过绩效评估才能知道脱贫成功与否，而贫困表现与脱贫成效的多维度，导致不是所有扶贫成效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措施来评估，甚至有些量化成绩不具有可比性。尤其当扶贫成效被列入干部考核依据时，扶贫的真实性就又待考量了。

4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的破解之道

社会工作起源于扶贫济困事业，以助人自助为宗旨，运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为服务对象展开服务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同。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略的决定》指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的计划”， 2016年国际社工日的主题为“发展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必将有所作为。精准扶贫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同质性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在价值观、认知和路径、工作方法等方面具有同质性。在价值观方面，精准扶贫把握好扶贫力量和扶贫对象的关系，增强贫困人口自我脱贫的能力，以保证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最终实现顺利脱贫；社会工作强调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强调助人自助，提高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问题认知和路径方面，精准扶贫首先强调“精准把脉”，评估贫困问题，合理安排扶贫项目等；而社会工作在介入对象前，首先注重预估对象问题，然后收集资料，制定行之有效的服务方案。在工作方法方面，精准扶贫主要采取驻村帮扶和对口帮扶的方式，强调协调和精准；社会工作扮演着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强调社会资源的协调和整合。

4.2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优势

新常态下，我国扶贫任务面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人才少等主要问题。虽然目前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等模式成效瞩目，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当遇到市场挤压，这些模式是否依然适用？扶贫，不仅仅是解决收入问题，而要更注重贫困者的潜能挖掘、能力提升、社区凝聚力提高以及可持续等诸多方面。以贵州省安顺市为例，地方高校师生通过“三区计划”的方式，长期驻扎贫困一线，以专业方法对贫困人口进行介入服务，帮助对象阻断贫困，促进能力发展。而这些，正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和功能所在。

4.2.1 专业理论相通，技巧方法合宜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是人们在与贫困和各种社会问题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首先，“优势视角”、“赋权理论”、“个别化”等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来源；其次，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介入技巧和方法，能够正确评估对象需求，充分调动对象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尊重其自主和自决权，改善知识水平、职业技能、身心健康及社会参与等方面；最后，通过服务效果评估和定期回访，可以巩固脱贫效果，促进个人及其家庭的长远发展。

4.2.2 识别评估监督，彰显社工力量

作为独立于政府和贫困者的第三方力量，社工机构在贫困人口识别、扶贫措施评估、脱贫成效l挥独特的功能。

经过几十年的本土化实践，社会工作已经拥有许多成功的案例经验，以差异化和个别化的理念，通过考察服务对象的主观因素，如致贫原因、脱贫意愿和自身潜能等；服务对象周围的客观因素，如经济、文化、环境等。此外，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或通过量表以进行测量，或进行个案深度访谈以分析和评估，减少精准识别的误差，达到精细化的结果。

在扶贫措施评估方面，社会工作者本身扮演着多样化的角色，能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提供科学评估，以适应地区贫困群众，使扶贫福利能真正惠及所有百姓。

在脱贫成效方面，社会工作强调对服务对象问题解决的评估，通过运用量表等操作化方法，形成完整的报告。事实上，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社会工作，本身也具有监督功能，能够保障我国扶贫课题的顺利完成。

4.2.3 协调整合资源，促进多方合作

中西部地区受地域的限制，发展的资源十分有限。承担着资源链接者的社会工作者，能够充分利用正式资源和非正式资源，帮助对象提高能力和发展生计。当前，我国主要采取的还是对口帮扶的形式，使东西部资源实现共享。

4.2.4 聚焦长远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

社会工作协同政府推进精准扶贫，运用独特的专业方法不仅仅关注贫困者当下的难题，且聚焦个人与家庭的长远发展，更加关注贫困者的身心健康、劳动技能、职业素质、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改善。如果说政府扶贫是物质性的，那么社会工作扶贫则是非物质性的、是文化与精神的扶贫。

5 结语

扶贫道路充满荆棘，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一直在扶贫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精准扶贫视域下，社会工作要有效助力脱贫攻坚事业，要协助政府和其他力量准确识别贫困人口、具体贯彻国家的各项扶贫前沿理论，采取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对症下药”，做到“摘贫帽”、“拔穷根”，深刻体会社会工作在扶贫中的作用及担当。

【参考文献】

[1]葛志军，刑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2]陆汉文.落实精准扶贫战略的可行途径[J].前沿理论，2015，10：28-31.

[3]精准扶贫 贵在时效[J].群言，2016，04，15.

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60-05

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离不开对贫困人口的积极帮扶。精准扶贫，既是提高贫困地区物质生活水平、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传播精神文明理念、提升贫困人口思想文化素养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到：“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风俗习惯。”[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2]由此可见，扶贫开发不仅要打赢一场物质脱贫的攻坚战，同时还要积极赢取文化脱贫的胜利。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释放精准扶贫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改变贫困人口的落后发展理念，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力量；有助于转换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形成与农村现代化相匹配的文明理念，推动贫困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性发展。

一、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基本理论

精准扶贫是一项具有内在文化功能的社会活动。文化功能指的是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文化图式。从文化哲学角度剖析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涵，有助于深入理解精准扶贫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使命。

1.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涵。从广义上理解，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狭义角度理解，文化指的是“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它各种能力与习惯”。[3]从文化功能理论的视角来透视文化的内涵，它特指的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习俗、环境、制度体系”。文化功能也被称为“文化的作用”或者“文化的价值”。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根本作用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4]人在自然属性上与其他动物相比具有先天的劣势。比如人在生物结构上没有虎狼勇猛，也没有皮毛以御严寒，荀子把人形容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是人却创造了“文化”这一人类的“第二天性”，以此具备了高于动物本能的特质。人的“文化”功能使人摆脱了动物性，使人能够实现自由自觉的社会活动，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以及其它更高级别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起源于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5]即“实践活动”或者“人的类本质活动”。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文化，也创造出了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特性，此种意义上的文化可以称为“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6]文化是人类创造性实践成果的凝结，这种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人的“文化活动”。因此，人类所具备的文化功能，是人类创造自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先决条件。

在现实语境中，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表征着人的价值与行为规范体系，对个人具有文化教化的作用；二是体现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与图式，对社会具有稳定与平衡的作用。从个人层面来讲，文化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一些列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体系。比如人除了有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还会产生更高级别的其它精神层次的需要。这种精神层次的需要逐渐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文化的教化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个人在行为上遵从这套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转变个人的思想观念，使个人在行为上符合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文化不是纯粹独立或者依附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而是有机地融合于这些领域内部的，并从深层次制约和影响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文化或者经济文化，这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往往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平衡的“纽带”或“桥梁”。

在传统社会，文化往往以自在自发的精神形态存在，表现为传统习俗、风俗、宗法关系等。在现代社会，文化往往以自由自觉的精神状态存在，表现为理性精神、法律规则、知识理性等。

传统落后地区的文化一方面具有淳朴性、稳定性、和谐性等特点；另一方面也带有保守性、落后性、封闭性等特征，放在今天现代化社会的现实场景中，这种守旧的文化模式往往会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地区或者社会的进步。因此，要使落后地区的文化观念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就需要发挥现代文化的引导和教化功能，有针对性地对落后区域的精神文化进行转化和改造。

2.精准扶贫与文化功能的关系。精准扶贫不仅仅是一项发展经济的国家项目，还是一项价值传播和精神建构的文化工程。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指的是在国家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后地区，依靠扶贫实施主体有意识的文化导向，传播文明理念和先进观念，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习俗，提升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素养，使其具备现代化的文化观念，由自在自发的“传统人”向自由自觉的“现代人”转变。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最终目的，在于激发贫困人口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热情与动力，促使贫困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同步提升，实现贫困人口在物质和精神上彻底脱贫。

精准扶贫内在地含有文化功能。精准扶贫与传统“大水漫灌”式的扶贫主要区别在于更加注重扶贫的精准性，也就是在扶贫对象、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方面做到精准无误，使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精准扶贫的工作机理体现为以国家的扶贫政策为依托，广泛组织与动员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成员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采取多种措施改变落后地区的贫困面貌，调动贫困者的积极性，激活并开发其内在的发展潜力。扶贫主体向扶贫客体实施帮扶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的过程。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主要是国家公职人员、企业家、意见领袖、教师、志愿者、乡贤等社会成员，这些人群本身属于社会精英群体，自身文化素养较高。当这类社会群体参与到扶贫开发上来的时候，自身的精神风貌或者行为活动会对贫困人口的思想文化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移风易俗。同时，通过文化扶贫或者教育扶贫，也能不断满足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诉求。

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对一个社会的进步会产生重要影响。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美国的文化土壤适合美国人的民主政治制度。[12]如果一个地区的人民勤劳、节约、守时、讲究效率且具有自由、民主、科学等理性精神，那么这个地区的发展效率相比思想文化保守地区要高许多，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具有进步作用的体现。落后地区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外界文明理念的熏陶或者文化传播也可以实现自身文化的变革。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还是一个封闭、落后、专制的封建官僚割据国家，经过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思想，主动“求知识于世界”，在教育、道德、礼仪、规则等国民文化素养上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并锻造出一批具有高技能和敬业精神的技术工人，这对日本快速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部分贫困人口来说，导致其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缺乏先进文化理念的启蒙。许多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自身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活动区域非常局限，他们往往缺乏远见，缺乏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知能力，因此也就失去了向上奋斗改变自身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和机遇。贫困人口的思想文化观念就像一块缺乏理性规划的“田地”，当外界文明的种子在田里落地、生根的时候，这块“田地”将会变得富有生机和朝气。在特定情况下，需要依靠外界力量来刺激贫困者追求幸福生活的自觉意识。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3]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就是要把先进文明理念传播到贫困地区，让贫困群体切实感受到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观念上的落后，培育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激发其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状况的热情和动力。

3.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有助于为实现农民现代化奠定思想文化基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领域深刻的变革。[14]17许多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经济现象，即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其实现代化还包括以人为主体的人类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马克思・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时指出，除了经济结构之外，合理的企业制度、精密的法律、良好的精神和道德因素也是促成其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是引入空洞的管理制度、经济形式或者科学技术，而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往往会导致畸形发展或者失败的结局。”[15]因此，现代化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14]15τ谥泄来说，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要前提是要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也就是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由于农民的保守性以及小农特性（尤其是贫困人群身上的这种特性更为明显），当现代化的制度、技术及经营方式影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往往表现得比较迟钝，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抗拒抵制，这往往成为影响农业现代化顺利开展的严重阻碍。只有首先打通农民封闭狭隘的保守心理，形成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心理品质，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助一臂之力。

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可以为培育具有现代人格的新型农民创造良好条件。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实现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由于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知识层次、文化素养相对较弱，依靠贫困人口自身的觉悟来实现自身的变革需要漫长的过程。因此，增进贫困人口的综合素养，实现贫困人口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接受外在的“启蒙”和感染。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这将是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机遇。当然，精准扶贫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其它方面，比如引导农民追求民主、权利、自由、平等、公正等理性精神，养成开放包容、积极乐观、惜时高效的现代人格等，最终促成现代化的思想观念与淳朴的乡风文明相得益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牢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是在扶贫开发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得以实现的。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以不断满足贫困人口的文化需要为中心，依靠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和社会人员的积极参与，对贫困人口因势利导，注重思维方式、价值观的引导，稳步消除贫困文化；重视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的“破”与“立”，解决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建设乡风文明；依靠乡村教育，切断子代贫困的传承通道，实现“真扶贫”和“彻底脱贫”的扶贫目标。

1.以文化扶贫为载体，逐步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文化”。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在扶志，要把文化扶贫当做精准扶贫的基础工程来抓。文化扶贫就是对贫困人口开展文化建设和思想引导，使贫困人口学习、吸纳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观念，摆脱落后愚昧的精神状态，逐步形成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氛围。在1988年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指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16]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裕，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致富的欲望和改变自身的意识和决心，而文化扶贫就是实现思想解放、改变贫困人口落后观念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实施文化扶贫，要紧紧依靠参与精准扶贫的多方力量，发挥精准扶贫实施主体的带动作用。实施精准扶贫的组成人员大多是社会精英，他们的普遍特征表现为：思维开阔，知识面广，善于创新；与公众联系紧密，交际广泛，受人尊重；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威望较高等。[17]这些文化精英走进贫困地区，本身就能以自身的素养和魅力感染并影响贫困人口，为贫困地区输入文明理念。此外，将文化扶贫深度融合到“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等扶贫措施当中，这也是改变贫困人口陈旧思想观念的教育实践过程。当前，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维护农民的财产及生产要素权益等方面，贫困人口可以在对口帮扶人员的帮助下，及时获取国家相关政策信息，了解国家的利民惠民政策，不断增强对未来的希望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信心。在帮扶人员的引导下，使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到土地承包、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借贷融资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当中。通过贫困人口切身体验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使其真实领悟到农业现代化的好处和前景，逐渐开拓眼界和视野，不断增强努力奋斗的动力和决心。

2.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平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处理好农村传统文化的“破”与“立”、“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虽然农村贫困群体身上存在着一些落后于时展的文化观念，需要大力改变与转换，但是这些贫困者身上也保留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特质，需要继续坚持和弘扬。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使农民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了邻里互帮互助、重义轻利、关系简单纯朴等优良民风。同时，农村人注重礼让、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习俗，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这个温情社会的内核。这些无形的“乡规民俗”既是守护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是化解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弊病的良药。市场化产生的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等社会问题，与乡土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被蚕食与消解有很大关联。因此，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农村传统文化彻底“清理”，而应该对农村文化进行“精准”区分，采取“扬弃”的态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尊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

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平台，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态素养。良好的生态素养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要把提高农民的生态素养作为建设乡风文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着力点。在实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贫困地区，当地往往具备先天的生态资源优势。这些地区少受人类工业活动的污染，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几乎没有遭到人为破坏，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因此，精准扶贫要秉持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原则，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要强化对贫困人口的环保教育，使其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杜绝“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错误发展观念，增进贫困人口的生态意识和家园意识。要结合贫困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打造适宜当地发展的精品文化产业，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文化富民。

3.以乡村教育为依托，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实施精准扶贫，既要采取得力措施实现贫困者快速脱贫，又要防止贫困人群脱贫后再度返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重要策略，有助于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承，实现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强调：“发展乡村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18]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比如教师待遇差，难以留住人；教育设施不完善，教育质量落后；贫困学生负担重，失学率高等问题。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要善于抓住“留住教育人才”这个“牛鼻子”，多措并举，强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在提升乡村教师待遇上下功夫。当下的大学毕业生以80后、90后为主，这些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除了能够获得职业成就感之外，往往把自身的物质待遇看得更为重要。要依照《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要求，在工资福利、激励奖励、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让青年乡村教师在贫困地区“安”得住。另一方面，要在提升乡村教师师德水平和教育质量上下功夫，让乡村教师“升”起来。

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在当地发挥着知识传播、文化启蒙、思想引领等重要作用，其自身的科W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养对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风气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加强乡村教师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良好氛围。

要关注贫困家庭子女的身心健康。贫困家庭由于生活条件所限，其子女在文化教育、身心健康、社会发展等方面往往缺乏保障，这也是导致贫困问题代际传承的重要原因。在贫困家庭群体里，尤其要重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在生活上缺乏相应保障，在情感上缺乏父母辈的关爱和呵护，在教育上缺乏正确引导。如果忽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那么这一群体成长起来将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由此，要着重建立一套关爱留守儿童的保障机制。第一，构筑共同关怀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保障体系。依靠政府、社会公益组织、教师、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及时为留守儿童提供身心健康检查、咨询和援助服务。第二，加强对留守儿童父母的教育引导，增进其对子女的关怀与照顾。第三，完善农村文化及娱乐公共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农村图书馆、文化室、儿童娱乐室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丰富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拓宽其知识视野，缩小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差距，为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提供便利条件。

总之，打赢扶贫开发这场攻坚战，必须积极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正如所说：“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 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19]只有真正激发起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内在动力，才能有效发挥贫困群众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脱贫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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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精准扶贫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10）

作者简介：雷望红（1991-），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纷纷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地方政府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精准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改“漫灌扶贫”为“滴灌扶贫”的方式，既能够节约扶贫资源，又能够有针对性地扶持贫困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困境。一方面，在执行中出现目标偏离，表现为精英俘获[1]、贫困户参与不足[2]以及多种排斥现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现政策与村庄的不匹配现象，比如产业支持、安居扶贫等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5，6]。不仅如此，精准扶贫政策还会引起村庄激荡，由于盛行平均主义思想，村民们要求对于政策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由此会引发上访等问题，给村庄带来新的治理难题，甚至会出现乡村治理的“内卷化”[1，2]。

精准扶贫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贫，实现路径在于“精准”二字，但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整体上看，主流观点认为精准扶贫出现了严重的不精准执行现象。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大致有三种解释路径：（1）从官僚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央地关系、社会控制和社会成本承担等因素导致了执行困境[3]；（2）从村庄的内部特性寻找原因解释，村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的特征、社区精英被俘获、贫困群体集体行动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政策的执行[1]；（3）从政策本身进行解释，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具有内在悖论，由于忽略了扶贫对象的内部差异性，从而引发执行问题[2]。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从转型的角度认识当前的扶贫问题，从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精准扶贫挑战[7]。

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本质上是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侧重于从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探讨政策执行的状况，而忽视了政策执行主体即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些角度出发，对于政策执行的改善无法做到对症下药。若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问题，可以把握政策执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够洞悉政策执行偏差的直接原因，从而及时纠偏。本研究立足于赣南宋村的调查经验，呈现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从基层组织的角度予以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理解当前我国农村资源输入的组织困境。

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个案

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颁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赣南宋村宋村是赣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册人口为8 837人，实际人口接近万人（严格计生时期的黑户多）。笔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该村进行为期20天的调查。于2014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总共确定421户贫困户，1 468个贫困人口。2015年宋村将扶贫工作确定为中心工作，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该村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

（一）精准识别不精准

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的识别与确定，原则上要求申请评议，由群众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自行申请，由村组干部评议、公示公告，再由上级进行筛选和抽检。在村委会具体的识别过程中，宋村干部为了减轻精准识别的麻烦，实际操作过程如下所述：

上面给了我们村1 468个贫困指标，基本上每7个人中有1个是贫困人口，指标这么多，谁是贫困人口根本辨不出来。具体分配的时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组，由小组长评选，再由包组组长进行确认，村里按照入选人口大致做个评选，砍掉条件明显比较好的，留下条件差的。小组长评选时，有时也有私心，但主要权力还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准确定贫困户上，实际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贫困户名额过多，贫困名额占到全村人口的15%，远远超过实际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经济差异不明显，村干部容易选出绝对贫困群体，但不易选出次贫困群体，名额分配的标准不易确定，即使按照民主评议的方式，也无法公平地识别和确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观评议的方式选择贫困户，避免群众申请和民主评议，并通过打球的方式，将名单公布在村委会六楼的会议室。

2.权责不匹配的无力。精准扶贫的政策由中央层面作出，但由基层组织具体执行和落实。基层组织责任重大，对贫困户的具体帮扶责任主要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一方面，他们需要亲力亲为为贫困户出谋划策、拟定计划、支持脱贫，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做好规范化管理工作，跟踪与记录，如果出现纰漏，需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上，基层干部既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然而，基层干部肩负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力严重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和农业税改革以后，基层组织丧失了资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支配资源极其有限；二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化发展，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干涉程度强化，在面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基层干部丧失了治理的灵活性。当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时，基层干部一无充足资源，二无政策权力，只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按照上级要求执行政策。他们一面利用国家政策，一面动用私人资源，试图完成帮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银行设置种种障碍不给真正的贫困户贷款，私人扶持也不易获得，私人普遍不愿进行风险帮助。因此，帮扶干部们要真正完成帮扶脱贫工作难度极大。况且，一位帮扶干部面对几十个贫困对象，难度可想而知。在权责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性退步，只完成相对容易的形式帮扶工作，即通过文字脱贫的方式交差，以期在运动期限内糊弄过去。

3.压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权威体系内部构建了一套“责任―利益连带”的制度性联结关系，形成基层政权运行与地方社会的治理压力[12]。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基层组织中所营造的压力氛围，会促使基层干部通过策略主义的方式，寻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实际上，策略主义的运用，既是基层组织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层政权不得已的选择。

目标管理责任制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通过对目标达成状况的考核进行奖优惩劣，但由于目标实践过程不可保留，无法完整呈现，只能通过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现出来。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级进行检查时，如果“考卷”出现纰漏，上级“打分”低，不论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当于未实现目标。同样，在向上呈阅工作材料时，如果数据不好看，与规定目标相差甚远，也会受到上级的批评与惩罚。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组织更加看重上级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实质意义的实践工作，因此，基层干部会进行策略性转换，将文字材料的准备工作置于政策执行之上。面对精准扶贫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强调的是数据的“正确性”，他们要反复核对文本数据与网上数据，国网与市网的数据。在上级检查时要确保所要回答的数据与贫困户家庭的文本情况一致，以免在领导问话时回答失误。在目标责任制下，政策落实通过文本形式的呈现，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考核避免惩罚，以实现基层干部的自保。

（三）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

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能够观察到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情境。在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对等和压力型的考核体制之下，基层干部会对政策进行定位，选择执行的方式与力度。尽管精准扶贫政策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下达，但贫困具有相对性、流动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层，明天还会出现新的底层，今天解决一批，明天会新出一批，以突袭式的方式根本无法啃掉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基层干部看来，这场针对贫困的运动式治理，“就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 [14]，上级部门规定了目标达成时间，不论任务完成与否，在政治压力之下，各级政府都必须“完成”既定目标。

在短促的扶贫运动中，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在压力考核下满足上级目标达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层治理资源匮乏、权责不匹配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务，并让上级在检查时感到满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事。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就被定位为隐秘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层干部低调地将名额和资源分发下去，能否真正帮扶到贫困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数字考评呈现政策执行的样态。在基层干部的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执行必然产生不精准执行现象。

四、国家资源输入的基层组织困境

农业税费改革后，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国家[15]，国家改“资源汲取”为“资源输入”，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基层组织如何承接资源、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的又一大惠农政策，基层组织在政策执行时所面临的治理成本、权责问题和考核压力等执行约束，暗含着基层组织的深层困境，严重制约了国家资源的输入效率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

（一）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基层组织样态

农业税费取消以前，国家表现出强者形象，具有高度的专制权力[15]，保持着对于基层社会的强势汲取。此时，国家为了保持对于基层社会的汲取能力，与基层组织结成合谋关系，默许和容忍基层组织的过激或违法行为，导致国家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基层组织则由于和农民在各项事务上密切互动，建立紧密关联。税改以后，国家改变治理思路，通过资源输入不断向农民示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财政的分配权，形成了“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乡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乡镇不得不依赖上级的资源转移，中央借机约束和规范基层组织的治理行为，导致基层组织日益丧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基层组织与国家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与恶化（见图1）。

在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状况下，基层组织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在税改以前，基层干部对上主要完成收取税费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下主要则是解决矛盾纠纷和分配土地。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以后，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工作。国家改善“三农”的宏愿落到基层组织，不断累积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堆积到基层干部身上，农民则借助国家对于“三农”领域的倾斜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上的期待不断高涨，基层干部承担着来自于国家和农民日益增长的双重任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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