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1

2、岸上学不好游泳，嘴里说不出庄稼。

3、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4、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

5、宝石即使混在垃圾里时，仍然晶莹夺目。

6、闭着眼睛捉不了麻雀。

7、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

8、不河不知水深浅。

9、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10、不进深山，挖不到珍宝；不下苦功，找不到真理。

11、不登高山，不显平地。

12、不登高山，不知天高；不入深谷，不知地厚。

13、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4、不吃黄连，不知药苦。

15、不走万里路，哪来铁脚板。

16、不喝几口海水，练不成好水手。

17、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18、不见不识，不做不会。

19、不经冬寒，不知春暖。

20、不经一番彻骨寒，哪有梅花扑鼻香。

21、不挑担子不知重，不走长路不知远。

22、不见棺材不落泪。

23、不到火候不揭锅。

24、常说口里顺，常做手不笨。

25、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26、出水才看两腿泥。

27、船靠舵，帆靠风，利箭还要靠强弓。

28、打鱼的不离水边，打柴的不离山边。

29、动手干，硕果累累；说空话，一事无成。

30、耳听是虚，眼见是实。

31、钢不炼不硬，兵不练不精。

32、隔行如隔山。

33、广游者，见识多。

34、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35、既不要自吹自擂，也不要自我贬低，自己的行动最有说服力。

36、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

37、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38、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历不知难。

39、靠人终是假，跌倒自己爬。

40、空谈者犹如荒芜的花园。

41、空想一百年，不值一文钱。

42、口说千遍，不如登山指点。

43、良好的开端是的一半。

44、路在人走，事在人为。

45、路再长也有终点，夜再长也有尽头。

46、乱麻必有头，事出必有因。

47、没有不透风的墙。

48、没吃过葡萄，先不要说葡萄是酸的。

49、煤块用水冲洗，不会变成白玉；黄金涂上污泥，不会改变本色。

50、明人不做暗事，真人不说假话。

51、内行不上当，上当不内行。

52、骑驴不知赶驴苦，饱汉不知饿汉饥。

5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54、千锤成利器，百炼变纯钢。

55、强扭的瓜不甜。

56、巧干来自熟练，熟练来自实践。

57、巧妇难为无米炊，巧手难绣无线花。

58、擒龙要下海，打虎要上山。

59、染坊里染不出白布，阴沟里流不出清水。

60、人行千里路，胜读十年书。

61、人老见识多。

6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63、上山方知山高低，下水方知水深浅。

64、少许愿，多做事。

65、十个空谈家，抵不上一个实干家。

66、实践是智慧的源泉。

67、实践能攻克一切惊险的堡垒。

68、实践是知识的源泉，知识是生活的明灯。

69、事实胜于雄辩。

70、事不经不懂，路不走不平。

71、手脚越用越灵活。

72、熟能生巧，巧则生精。

73、双手加一脑，奇迹能创造。

74、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75、说话看场合，行事看时机。

76、天平是轻重的衡量器，实践是是非的试金石。

77、庭院里养不成千里马，温室里育不出万年松。

78、望梅不能止渴，画饼不能充饥。

79、伟大出于平凡，理论来自实践。

80、无须多费口舌，让结果自己讲话。

81、行动比语言更响亮。

82、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83、幸福从劳动中来，真理从实践中来。

84、许愿不妨慢一点，行动应该快一点。

85、眼看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86、眼大不一定看得清。

87、眼见方为实，传言未必真。

88、要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

89、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90、一个人不能在陆地上学会游泳。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2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世界是可知的,抑或不可知?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这种种解释推动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但很难令人信服地说已有一个相对合理完满的答案。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阐释历史过程的演进的分析,揭示这一问题的内涵及解决之道。

一本体论阐释

近代哲学以前,对世界可知性问题的阐释,是构建在独立于人之外的世界本体的预设基础之上的.人们追问的问题是:世界是否可知?如果可知,其理据何在?世界是否彻底可知?如果不是彻底可知,其界限何在?古希腊人最早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巴门尼德认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1],苏格拉底、柏拉图都坚信人类的心灵、灵魂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得到真正的知识.但怀疑论者指出,人类的理解力只能把握现象中已有的东西,一切理性的东西都离不开感觉经验.人是依赖感觉去把握存在的,而感觉的主观性、不确定性说明思维并不能绝对地反映存在。因此高尔吉亚认为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尽管人心可以设想关于实在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毕竟不等同于实在本身。形而上学借经验类比推测超验的实在,从思想观念推证存在本质,根源在于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事实上,对确证性的渴望只能以或然性的假设而告终。

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都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为认识可靠性的基础是理性还是经验而争论不休。休谟认为,“我们凭什么论证能够证明人心中的知觉是由和它们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而实际完全差异的一些外物所引起的呢?”[2]事实上,人的认识只能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它不能超出经验。但经验的证据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知识来源的原始经验是可靠的,只真不假;另一方面,由原始经验出发做出的经验推理是可错的,它只能提供或然性的知识,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说,原始经验的可靠性决定了它可以作为一切科学认识唯一牢固的基础,经验推理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经验体系范围是有限的,它不能达到终极的原则。

休谟认为,在经验范围之内的事情是可知的,超出经验的事情是不可知的。只有将认识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反对一切独断的迷信。休谟划分可知与不可知界限的做法给康德以深刻启示。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关键问题不在于思维和存在是否同一,在何基础上同一的问题,而是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界限问题,或者说“我们能认识什么”的问题。在康德看来,理性以其先天知识形式在综合统一后天感觉材料中创造自己的认识对象———自然界,从而获得知识的有效性;但理性为自然所立的法只适用于现象界,而不适用于作为现象基础的物自体,因而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体,物自体存在而不可知。这一思想遭到黑格尔的严厉抨击。黑格尔认为,给认识的有效性划定一个范围,认为认识只能把握有限相对的事物,至于绝对无限的东西则被否认或推到不可知的领域,实际上就否认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康德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割裂了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实在和概念的有机的辩证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绝对的,僵死的,而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本质的过程。作为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由感性直观到思维概念的发展,是一个越来越深入地把握对象真理性的过程。

黑格尔试图通过揭示思维和存在的辩证性质克服认识的界限问题,从而最终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或者说认识的可知性问题,但由于其客观唯心主义基础,这种分析仍不尽合理。黑格尔预设绝对精神,把认识看作是对绝对知识愈来愈全面的把握,依然是构建在主客二分,绝对本质的先验预设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等科学的最新发展都证明,“绝对精神”,事物的绝对全面的本质是不存在的,假定客观世界独立于观察者,并且不受主体对它的认识所影响,即有一个自在自为的客观世界和独立于认识对象之外的“超然观察者”,这是不成立的,世界可知性问题要求新的阐释。

二语言论阐释

现代西方哲学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排斥作为传统认识论基础的主客、心物、思有的二元分立,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他们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的世界;世界的视域就是语言的视域,我们都是在语言中认知,世界可知性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论问题。胡塞尔认为,传统的本体论阐释的一个根本缺点是没有考虑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既然我们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认识获得的,那么在对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反思之前就不能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们要问:意识之外是否存在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对象?意识如何能越出自己达到对象,何从知道由认识所描述的对象与事物本身状态相符合?认识的主体在认识对象过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胡塞尔反思的结果是追溯到语言研究,认知之所以可能,在于意识自身建构的意义,意义指向语言,语言规定了认知理解的限度。维特根斯坦则直接把世界可知还是不可知转换为世界可说还是不可说的问题。在他看来,世界概念并不仅仅包含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包含一切逻辑上的可能世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3],现实世界只是逻辑上的可能世界中的一种而已。

一旦有了这种对世界的清晰认识,我们就可以用逻辑来分析语言命题,发现语言表达中潜在的逻辑形式,并以此确定语言的界限或者说认识的界限.也就是说,我们描述世界的语言限制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语言的界限和世界的界限是同一的。所谓能够说的东西是指语言命题在一定逻辑架构中可以真实地表达事实。用来述说事物的语言基本单位是命题,一个命题作为一个逻辑图像说某些事情,它有确定的含义,命题的含义在于它是一个可能事态的图像,一经分析,普通语言就显示出逻辑形式。真命题就是描述存在结构的命题,存在事态的总和构成事实,真命题的总和形成科学;世界作为事实的总和,语言逻辑保证只要能说的都能说清楚。所谓不能说的东西,是指对象世界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一切能够表达的东西都能用逻辑形式加以描述,但逻辑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表达一切东西,如逻辑形式的地位,哲学本质,生命意义和对世界的神秘感觉都是不可说的。这些东西不可说,但理智本性却总想说出它们,传统形而上学错误正是试图说出这些不可说的对象。因此,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必须在语言中划清界限,“凡是能够说的东西,都能说清楚,凡是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4]但是能够说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对象世界?这演变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实在论者认为对象世界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语言陈述的真假与主体的认识能力无关,科学理论是表述客观世界的,决定科学陈述真假的,不是人的主观感觉,也不是人们的内心结构或语言,而是外在的世界,语句的真假值取决于该命题和该命题所描述的外在世界是否一致;反实在论者则认为认知活动是一种构造和想象,“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而且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知的事场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5]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语言解释反映了真实世界,语句的真假值总是和认知者的价值系统,语言架构甚至个人兴趣密切相关。

如此,世界可知性问题的阐释集中在以下的问题上:可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可知的理据是什么?或者说世界在什么意义上是可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基础上对此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3

在实质意义上，以上概念包涵了社会赋予学校教育的三重价值维度：知识、能力和人格。其中，“知识”和“能力”这两重维度代表了学校教育的“为学”之维，“人格”向度则代表了学校教育的“为人”之维。因此，总体而言，学校教育具有“为学”和“为人”的双重维度。与学校教育的双重维度相对应，当前教育研究中基本上有两种研究范式：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前者强调教育活动的科学理性，后者强调教育活动的人文理性。我们认为，在历史和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教育受制于一定的规律，也不能不遵循一定的规律，如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知识传播的规律、知识自身的积累规律，等等；又因为教育受制于社会的价值理念，加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带着自己的个性“进入”教育中的角色的，教育又不能不具有一定的自由创造性。因此，学校教育应是规范性与自由性的统一，在操作意义上应是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范式的整合。

二、开启智慧：能力向度的底蕴

知识与能力，共同体现了学校教育的“为学”之维，但两者的差别十分明显，主要在于：知识是形成能力的必要基础；能力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它以知识为基础但不能归结为知识，而是对知识的超越或对知识的运用。进一步说，在认识论意义上，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具有开启智慧的底蕴。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圣经》中就隐喻着―个思想：人，是靠智慧才近乎神的。以此为基础，智慧也可以被定义为对知识的运用。也许，正是智慧与知识的这一微妙而重大的差别，中国现代学者冯契才提出了“转识成智”的问题。在现代的信息社会，教育活动中“转识成智”的问题似乎比以往更为突出，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充溢的社会，面对信息和识别信息才能发现其中的知识，否则，如果人的视野被海量般的信息所淹没，连知识都无法提炼出来，怎么又能开启智慧之门呢?

只是，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一底蕴未能真正地显露出来。这就是说，学校教育的核心价值和目的并不是培养分门别类的专家，而是开启学生智慧。

一个人要开启心智，依赖于两条基本路径：第―要亲自实践，丰富经验，不可能与事隔绝而走进智慧之门。列宁说过，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在这里，列宁虽从“类”的角度强调了实践对意识、对思维建构的意义，但与皮亚杰揭示的活动图式对个体智慧发展价值的观点十分吻合。第二，从他人那里系统学习间接经验，因为很多时候，人不可能事事亲自实践。何况，宇宙浩瀚无比，万象流变不止，而人生短暂渺小，这凸显了教育的重要价值一通过教师、教材和其他媒介认识世界。

因此，开启智慧之门可归结为处理实践与学习书本知识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二者难分轻重，但在很大程度上，实践更为重要。正是在实践中，人通过感官与客体接触，使客体的逻辑不断内化为主体的逻辑。黑格尔揭示出，事物自身的演化有逻辑序列(客观理性)，人的思维也呈现逻辑序列(主观理性)，因此，思维和存在可以同一，就是说，人能够通过实践认识真理，走上智慧之路。这正是近年来倡导让教学回归生活、回归学生经验世界的认识论根源。

三、走出误区，走向智慧

在寻求智慧的问题上，教育教学的实践者并非不存在误区，不管这些误区是如何产生的。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4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7 — 0036 — 02

中国五千年的悠长历史孕育了众多优秀的思想文化，而中国传统思想更是浓缩了几千年思想的精华，其中不乏穿越古今对今天大学生仍有教育意义的思想，如“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的思想，将中国传统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为例，探讨中国传统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融合。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1. 心学的主要内容

王阳明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此对其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看来，朱子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另外，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会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以本体之正去其心之不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熹格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王阳明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规律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王阳明强调，良知是人人所具有的，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

2.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知”与“行”二者的关系问题，许多先哲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认为认知比较困难，“知难行易”；有的则认为认识问题比较简单，而切实去实践则非常困难，所以提出“知易行难”；有的认为应该首先认识问题，方可去操作，也就是“知先行后”；而还有的认为知识是从不断的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来的，所以要先去实践而后才是认知，是故“知后行先”……程朱理学的朱熹提出“知先行后”之说，针对于此，王阳明系统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提出“知”与“行”是统一的。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不仅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知行同一于心之本体，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并进不可分离。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如一个不会烹饪的人会背菜谱，一个不会打拳的人却会背拳谱，这种知并不是真知，真知是确实知道怎样去做得很好的实际行动。知行只是同一功夫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进程。王阳明提倡知行并进，既反对“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也反对“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

王阳明提出此观点针对的还有当时整个官学体系以及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做法而言的，他认为功利之风之所以成行并相扇成习，原因在于国家取士与士人读书应试，都将知行截然分作两件事，八股取士就是“以言取人”，很少有人真去砥砺圣学境界，像练武一样一招一式地去实练，只要能背会拳谱就能选拔上去；会背圣贤语录便是知孝悌，真知与否无人过问，最后的结果是人成不了“真切笃实”的人，国家也选拔不出“真切笃实”的人才。因此，王阳明提出这个知行合一的观点，一扫当时坐而论道、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颓靡世风。

二、“知行合一”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1.“知行合一”与思想品德的培养

知行合一思想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道德修养学说。从道德教育上看，王阳明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如称赞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能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

当代大学生受到众多社会思潮的冲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这些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同时，当代的大学生还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上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趋向，具体表现为学生没有责任心、感恩之心、言行不一，太过浮躁等。各个部门虽然通过不同形式对大学生展开诸如感恩教育、诚信教育等，但许多学生却也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具体的内容并没有进入到大脑中去；还有许多学生对于道德规范能说出来很多，但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却是执行的另外一套道德行为标准，也就是说，对于道德规范等知识学生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认知，更不用说按照这些规范去行了。

因此，对于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应该融入“知行合一”的思想，让学生们不仅要深刻认识思想道德规范，同时要真正的身体力行，只要做到了所说的规范，才说明做到了真正的认知，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2.“知行合一”与知识的习得与践行

“知行合一”另外一个层面包含的意思是知识与实践的相互统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认知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王阳明深切知道二者统一的重要性。

作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纵观其一生，不仅思想为集大成者，与孔孟朱并称，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传习录》中记载了王阳明年轻时的一个故事：王阳明立志要做圣人，却不知从何做起，看到程朱说要格物致知方可成为圣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终有豁然贯通，体贴出“天理”的一刻，那时就是廓然大公了。为了追求真理、成为圣人，达到廓然大公的境界，王阳明践行程朱的观点，开始格竹子，连续七天坐在竹子前面思考。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的故事，王阳明正是做到了“知行合一”，通过具体实际的行动来检验认知的准确性。

而当代的大学生在经过四五年的大学学习后，得到的却只是一张文凭，专业性知识掌握并不牢固深刻，许多学生在面试工作回答专业性问题时总是模糊不确定，更何况对于知识、真理的追求了。在面对处理实际问题时则过于理想化，并没有将所学转化到实际应用中来，没有行的能力，对于知也就一知半解了。所以，当代大学生面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实践，也应做到“知行合一”：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探索，追求真理；同时多参与社会实践以及各项活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在自身得到锻炼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真正地实现“知行合一”。

三、“知行合一”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高等院校应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照本宣科，也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老师的工作，这应该是每一个老师的责任。任课老师的品德、人格魅力等等无一不影响着学生，因此每一位老师都应该“知行合一”，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2.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

面对新时代的大学生，课堂教育也不应还是以前的填鸭式教学，而应该不断推进课程改革，通过不同形式的讲述，使学生们更能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同时，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加大课外教学实践活动，由专业课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能做到“知”与“行”的统一。

3.丰富第二课堂教育，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鼓励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努力营造大学生进行自我展示的良好氛围，丰富第二课堂教育。同时，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根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同时配备专业教师进行指导，使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得到教育。

总而言之，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一定要注意“知”与“行”两者的统一，要既注意“知”的引导、灌输和教授，也要认真督促学生的行动，真正做到“知”和“行”的一致。同时，要加强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帮助他们培养和树立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的学习热情，将“知”与“行”落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去。

四、总结

中国传统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宝库，许多思想家也是教育家，千年传承中亦教授出众多优秀学生，这些思想不仅在历史上行之有效，在今天仍然不失为难能可能的教育思想，学习借鉴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价值的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方式、方法上有重大借鉴和应用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匡亚明，张祥浩.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王守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 〔明〕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杨国荣.杨国荣讲王阳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5

既要知荣，又要明耻。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首先要解决对荣辱观的认知问题，弄清楚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恩格斯说过：“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世界观、荣辱观不同，判断“荣”与“耻”的标准就不一样。封建士大夫以门第高低来区分尊贵与卑微，资产阶级则以金钱多寡来看待荣耀与耻辱。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则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荣辱的标准。做了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事，就引以为荣；反之，则引以为耻。“荣”和“耻”体现在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同志强调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内容。从价值观来说，一切对国家、人民、集体有益的事都为荣，损害国家、人民、集体利益的事则为耻。从道德观来说，一切真善美的事都为荣，假恶丑的事则为耻。“荣”与“耻”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不同时代的不同评价标准。如孝敬父母为荣，不孝敬父母为耻，向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今天的“孝”并非封建时代的愚孝，判断标准和评价标准都有很大不同。有一种观点认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做到“知荣”就行了，“知荣”就自然而然不会去做坏事，明不明耻也就无所谓了。这是有失偏颇的。知荣明耻是人们内心的善恶、荣辱标准。“知荣”是做好事、善事的心理支撑，“明耻”是不做坏事、恶事的心理保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知耻”是做人之本，“耻于不善”，才能“至于善”。辱，莫大于不知耻。一个人只“知荣”，不“明耻”，很难保证自己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越出道德底线乃至法律界限。有知耻之心，才能自觉地走正道而不走歪道。当然，也不能只“明耻”，不“知荣”。不“知荣”，“明耻”也很难真正做到。共产党人不仅应辨知荣辱，把握好“荣”与“耻”之间的“楚河汉界”，趋荣避辱，而且要积小荣为大荣，防小辱成大辱，珍惜、维护和努力践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6

既要知荣，又要明耻。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首先要解决对荣辱观的认知问题，弄清楚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恩格斯说过：“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世界观、荣辱观不同，判断“荣”与“耻”的标准就不一样。封建士大夫以门第高低来区分尊贵与卑微，资产阶级则以金钱多寡来看待荣耀与耻辱。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则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荣辱的标准。做了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事，就引以为荣；反之，则引以为耻。“荣”和“耻”体现在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同志强调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内容。从价值观来说，一切对国家、人民、集体有益的事都为荣，损害国家、人民、集体利益的事则为耻。从道德观来说，一切真善美的事都为荣，假恶丑的事则为耻。“荣”与“耻”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不同时代的不同评价标准。如孝敬父母为荣，不孝敬父母为耻，向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今天的“孝”并非封建时代的愚孝，判断标准和评价标准都有很大不同。有一种观点认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做到“知荣”就行了，“知荣”就自然而然不会去做坏事，明不明耻也就无所谓了。这是有失偏颇的。知荣明耻是人们内心的善恶、荣辱标准。“知荣”是做好事、善事的心理支撑，“明耻”是不做坏事、恶事的心理保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知耻”是做人之本，“耻于不善”，才能“至于善”。辱，莫大于不知耻。一个人只“知荣”，不“明耻”，很难保证自己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越出道德底线乃至法律界限。有知耻之心，才能自觉地走正道而不走歪道。当然，也不能只“明耻”，不“知荣”。不“知荣”，“明耻”也很难真正做到。共产党人不仅应辨知荣辱，把握好“荣”与“耻”之间的“楚河汉界”，趋荣避辱，而且要积小荣为大荣，防小辱成大辱，珍惜、维护和努力践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7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9-0097-06

一、 古代哲学中“知行合一”思想及李贽“童心说”的知行合一观

知与行是中国古代一对重要的哲学观念，有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等说法，其中知主要有两种意思，一种指知识、经验，一种指先验的良知（王阳明知行合一之知即为此意），行则主要指道德实践[1]（P412）。韦政通认为，知行合一的思想“蕴涵在于孟子的哲学里，直到王阳明才发展成一套学说。”[1]（P414）

关于知行的思想，其实在《论语》中即有论述，如《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P4）在此，孔子似乎比较看重行，即重在道德实践上。但是在对待个体的学问、德性修养及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上，孔子又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2]（P10）认为“不学《诗》， 无以言”、“不学礼， 无以立”《论语・季氏》）。[2]（P176）强调诗书礼乐对个体修养和立身处世的重要性，由此看来，孔子其实是提倡知行合一的。此外《论语・学而》又载：“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2]（P5）子夏之意，则更看重行，并以为“行”中已含有“知”之意。

孔子之后，孟子有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章句上》）[3]（P307） 孟子倡导个体只要依照先验的良知良能行事，扩充发扬个体内心之“仁义礼智”四端，即可修养德性，成就圣贤品质，可以说，这里面知行合一的意思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在明代，王阳明发展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并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与分析，《传习录》中详细地记载了徐爱等弟子曾就“知行合一”问题问教于阳明：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4]（P3～4）

王阳明在此发明出“知行的本体”这样一个概念，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指出行与知乃高度内在于一种哲学层面之“本体”意义内。此外，阳明还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5]（P42）可以说阳明是从先验良知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方面，对儒学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思想在理论上给予了新的深层次的阐述。

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以其“良知”思想为基础的，知行合一的“知”，以及所谓“知行的本体”，可以说正是指“良知”而言，知行合一即是依照良知而行，不是以外在的闻见道理为践行的准则。阳明认为这正是知行合一的理论依据与根源之所在，对此，阳明还曾借圣人的名义来加以论证与阐述，指出“知行合一”学说其实原本是圣人之意：“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5]（P43）、“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事。”[4]（P13）

和知行合一说密切关联的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阳明曾说：“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6]（P189）在此，阳明指出，犹如孟子所言“良知”原本人皆有之，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去认识、持护并发扬它，所以阳明又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唯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5]（P49）认为圣人与常人之区别，即在于能否挖掘和发扬个体良知。从知行合一这一理论角度来论，可以说，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其实也就是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P267）之意。

在李贽的“童心说”理论中，我们亦可见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及其“致良知”的功夫。李贽认为“童心”乃成人、成圣实践之根柢，主张为人处世，应保持“童心”，依据“最初一念之本心”来行事，方可成人、成圣。此“童心”乃是个体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对于这“最初一念之本心”，必须毫不掩饰，真真切切地表现出来。在为人、为事、为学上，必须本着这“最初一念之本心”，不口是心非、弄虚作假，否则就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李贽所强调的正是个体对“童心”在现实生活中的体认与实践，要求个体的言行与最初一念之本心相一致，依此“童心”（知）而行，此可视为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

可以说，这正是李贽“童心说”之哲学思想的实践意义之所在，也是李贽对关于何为圣人，及个体如何成圣问题之思考与解答。个体应要时刻保持自我“童心”，“直下自觉、直下肯定”此“童心”之“最初一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个体生命的实践活动与德性修养，如此方不失为“真人”，方可臻于圣人境界，此即是李贽成圣、圣人意识之具体体现，也是“童心说”对个体的真实存在和生命意义的积极肯定。

我们认为，上述阳明所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和“致良知”之依良知而行之意的思想，极有可能会对李贽“童心说”所强调的每个人都应保持其“童心”并以此来展开为人、成圣之实践功夫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对于依何“行”和如何“行”的方面，李贽“童心说”注重和强调的正是依自我之“童心”行事，依此“童心之最初一念”行事。这和阳明“致良知”的实践行为必须以“知（良知）”为准则和依据，实践功夫乃是依此“良知”本体展开的，是对良知的一种践行一样。从此一角度出发，李贽的“童心说”理论似有阳明依个体良知而行的此种“知”、“行”合一之要求与思想，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李贽“童心说”的“知行合一”观。

不过，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与阳明“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说之间又有不同，在李贽的“童心”理论中，我们并未看到像王阳明“致良知”的中那种需对“良知”“扩而充之”的基本含义（犹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四端应“扩而充之”一样），也未看到阳明“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4]（P3～4）的意思。

这是因为阳明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唯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5]（P49）故其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7]（P117），讲究的是“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功夫，要回复的是那“无善无恶”的心体，是故王阳明又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学说。故而阳明论学，终其一生都非常看重知行合一及“致”的功夫，这和宋明儒历来所讲的居敬穷理，主静、主诚、主敬的心性、道德修养功夫是同样的道理。

正是因为在李贽的“童心说”理论中，没有王阳明“致良知”的中那种需对“良知”“扩而充之”的含义，也没有阳明“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的意思，所以在李贽看来，个体之“童心、真心”已是圆满的，其中纵然含着私欲、私利，但却是真实自然的，所以每个人只要依着自己的“童心”、“绝假纯真之本心”来行事，即可展开成人、成圣之实践功夫，可以说这正是李贽在肯定自我、体悟自我方面比前人更有超越性的地方，也是其知行合一思想的特色之所在。

二、李贽童心说之“知行合一”观在小说评点中的运用和体现

如前所述，和前人相比，李贽的“童心”已非程朱道学派的形而上的“理”、“气”之类的概念，亦非孟子、阳明之先验的“仁义礼智之性”和“良知良能”，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童心说”强调的是人的“自然真情”，其本质就是“纯”与“真”。所以李贽强调用“童心”导引“实践”行为，这便是“知行合一”，也即是把“真”、“纯”扩而充之于一切实践。李贽的文学理论和小说评点正是建立在此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如对《水浒传》中李逵、鲁智深等小说人物性格形象之真性情的评点与阐释，即依“童心”之“自然真情”理论和此种“知行合一”的思想来展开。

张少康先生曾这样评价李贽的《水浒》评点：

从批点的总体内容看，容本主要借批评《水浒》来进行社会批评，抨击朝廷腐朽黑暗，痛骂贪官污吏，揭露假道学的虚伪性，赞扬‘率性而为’的言行。[8]（P238）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李贽“揭露假道学的虚伪性，赞扬‘率性而为’的言行” 的小说批点，我们认为其深层的理论根源和思想依据即是“童心”说理论，尤其是其中重视个体自然真情的思想及个体实践须依“童心”而展开的知行合一观。

李贽对《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曲的评点，可以说是其“童心”说理论在小说批点领域的运用与展开。李贽一方面通过对鲁智深、武松、李逵等小说人物的纯真性格，以及率性而为的行径的赞扬，指出李逵等人的一切言行，都是根据“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发生和展开的，在他们的身上，知与行得到高度的合一，他们都是“童心未曾失者”，是“真正大圣人”。一方面又以“童心”、“真心”理论为参照，来展开对当时社会上那种争名夺利、沽名钓誉，一心想着高官厚禄，但却高谈性命道德，装出圣人模样的假道学风气的批评。

这种思想在《水浒传》的具体评点中，主要体现在对鲁智深、武松、李逵、石秀、燕青、三阮等人物形象之真性情的阐释与赞扬，以及对宋江等人物虚伪性格和对某些国家政事的批判上。可以说在对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性格与形象的深刻挖掘与评点之中，李贽注重自然真情与知行合一的“童心”说理论也因之获得了更为宽广的阐述与运用的空间，和更为具体和丰富细腻的理论内涵，并体现出了现实的批判意义。

在《水浒传》当中，李贽最为挚爱的是鲁智深、武松、李逵、石秀、燕青、三阮一类的英雄人物形象，对于这些英雄人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行径，忠义正直、光明磊落的思想行为，率性而为、毫不虚假的纯真性格，以及自然天真的语言，李贽都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评价。

比如像“仁人”、“智人”、“圣人”、“神人”、“勇人”、“大丈夫”、“真男子”、 “佛”、“活佛”、菩萨”、“罗汉”等等儒、道、释三家的不同称谓，都被李贽用来称赞鲁智深、李逵等人。这一方面体现出了李贽对《水浒传》英雄人物的高度赞扬和评价，另一方面，从中也可看出圣人、真人和佛等称谓的含义在李贽那里是一致的，就是保持“童心”，拥有一颗“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人，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一言一行均发自真心，率性而为、自然而然，这也可以说是李贽用其“童心说”理论对儒道释三家圣人概念的一种独特理解与阐释。李贽将此种圣人观运用到小说评点中，来对鲁智深、李逵等人物的性格予以肯定和赞美，其实是对其知行合一观的一种巧妙阐述的体现。

在《水浒传》众多英雄人物中，鲁智深和李逵的性格最为直爽、率真，最具真性情，也是最能集中体现李贽“童心说”理论的两个性格形象。李贽因此也最爱这两个人物，故而也特别着意于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形象的评点，下面将围绕李贽对这两个小说人物的评点来展开论述。

（一）鲁智深之佛性：不知礼教、率性而为

在《水浒传》中，李贽对鲁智深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体现出的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性格极为称赞，并给予高度赞誉，并把鲁智深“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

彻”的性格与气魄视为活佛行为。

如在《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一故事情节中，对鲁智深痛惩市井泼皮恶霸，为世间弱小受欺压者争取天理、公道之正义行径，极为赞赏，并连连评价鲁智深为：“直人”，“佛”，“真忠义”，“大丈夫，真男子！”“活佛”，“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

厦门大学历史系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李贽与〈水浒传〉资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本文所引小说大意、李贽之水浒评语钧参见《李贽与〈水浒传〉资料专辑》中所辑录的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判忠义水浒传》之小说大意和评语、批语，后文引用不再详细注明。同时，小说故事内容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水浒传》。

在小说第八、九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对鲁智深从两个恶公人手中救出林冲性命并一路护送到沧州安全地界的情节，李贽深觉妙趣，称赞道：“这个和尚是活佛！”“真佛，真菩萨，真阿罗汉，南无阿弥陀佛。”[9]（P25）

当然，对于鲁智深之形象与性格，李贽赞赏的不仅仅是其正气凛然的一面，更为李贽所看重的是在身为和尚的鲁智深的身上，无时无刻不流露出率性而为、不拘小节的性格。鲁智深做事毫不做作，毫不虚假，正是这种“不矫情，不逆性，不昧心”的性情，被李贽称为佛性，在小说评点中，李贽多处对鲁智深性格中之佛性作了高度肯定的评论。

如在小说第四回鲁智深上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情节中，当“智真长老请赵员外并鲁智深到达方丈处，长老邀赵员外向客席而坐，鲁智深便去下首坐在禅椅上。”李贽在此夹批了一个“佛”字。随后“员外对鲁达附耳低语言：‘你来这里出家如何便对长老坐地？’鲁达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员外肩下面前首座。”李贽于此眉批道：“一知礼教便不是佛了。”[9]（P17）在此，李贽赞赏的即是鲁智深不知世俗礼教，率性而为的性情，在李贽看来，这才是鲁智深之所以有佛性的原因之所在。

鲁智深的一切言行，都是以其纯真的思想性格为依据的。他不懂礼教，说话做事只依照自己的想法，率性而为，完全不懂得去遵守世俗的礼仪规范。在常人看来那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但在李贽看来，鲁智深的性格和言行，却是非常地真实、自然和可爱可贵，可以说鲁智深就是演绎李贽“童心说”理论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李贽所提倡的“童心”乃成人、成圣实践之根柢，主张为人处世，应保持“童心”，依据“最初一念之本心”来行事，方可成人、成圣，否则便是假言假行，属假道学行经，强调个体的实践须依“童心”而行，与“童心”相一致的知行合一的思想，都在鲁智深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和体现。李贽之称赞鲁智深有佛性，正是因为鲁智深的自然真实的性情，这即是李贽之所以如此热爱和赞美鲁智深的真实原因。

从佛性与假道学的对立入手来展开对假道学的批判，是李贽借鲁智深这一人物形象所展开的评点的另一重点，可以说李贽正是通过与鲁智深的“佛性”的对比，来进行对假道学之虚假丑恶行径的批判，如在小说第四、第六回的评点中李

贽即对此作了尖锐地批判。

对小说第四回说到鲁智深酒醉后大闹五台山一事，李贽夹批了四十多个“佛”字，并还特意加上圈点，着重标出。又在回末总批道：

李和尚曰：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绝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某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来外面模样，看不得人，济不得事，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欤，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欤！[9]（P19）

李贽对假道学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的，他终其一生都在与假道学做斗争。在李贽看来，假道学者平时满口性命道德之谈，实则专为博求富贵，既缺乏真才实学，又没有成就圣人德性之根柢。这些人“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正大圣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相互推委，以为能明哲。”[10]（P147） “都会做大官，都会做大财主，只少会做大圣人。”[11]（P4）

在小说第六回中，五台山智真长老将鲁智深介绍给东京相国寺智清长老，智清长老感到为难，怕收他会乱了清矩，知客也道：“便是弟子们看那僧人（鲁智深）全不似出家人模样，本寺如何安着得他？”对此，李贽批点道：“胡说！真正出家人何必要似出家人模样？”在回末总评中李贽又评点道：

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智深却是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样，请问似出家人的，毕竟济得恁事，模样要他做恁？假道学之所以可恶、可恨、可杀、可剐，正为忒似圣人模样耳。[9]（P21-22）

像这样借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来对假道学之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秀才、文官、国家、政事的批判，在《水浒传》评点中随处可见，我们可随意摘取若干来看：

第四十九回总评：顾大嫂一妇人耳，能缓急人如此。如今竟有戴纱帽的，国家若有小小厉害，便想抽身远害，不知可为大嫂作婢否也。[9]（P82）

第八十一回总评：今人只管说男盗女娼便不好了，童贯、高俅那厮非不做大官，燕青、李师师都指为奸佞，是又强盗娼妇不如了，官大哪里便算得人了？[9]（P131）

第一百回评语：小说里写到当听到被夺了官诰复为庶民后，阮小七心中欢喜，带了老母，回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以终天年。李贽夹批道：“高人，妙人。”眉批道：“如今戴纱帽的，一失官职，性命一并失了，视阮小七何如？[9]（P155）

可以说李贽在小说评点中对于假道学表示出的种种痛恨与批判，都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和假道学势力作斗争的切身感受和真实体会。李贽一生志于求道，求性命道德之学，反对假道学的虚伪人性。其《藏书》、《焚书》等著述，对假道学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鞭笞，深刻击中了许多当世学者思想性格之弊病，故被传统道学派目为非圣反孔之异端，加之其生平性情洒脱不羁，又招致许多非议和攻击。如其落发之举，即被视作叛逆狂诞，尤其是在和在当时有很高地位的理学家耿定向闹翻之后，敌对派更是大肆攻击，拆毁了其住所芝佛院，并纵火焚毁其埋骨塔，行为猖獗，幸得朋友相助，李贽才得以避开迫害。如此种种，使李贽更加看清了假道学者的虚伪和丑恶面目，也更加加深了他对假道学势力的痛恨，并促使他的思想行为显得更为狂怪异端。

李贽之所以对鲁智深、武松等《水浒传》英雄人物之光明磊落、正直忠义的英雄行径，和自然纯真、率性而为的思想性格和言行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极力赞美，正是表现出他对于世间假道学的言行不一之丑恶行径的憎恶和愤怒。

（二）李逵之自然天真的性格及语言

鲁智深之外，李逵是李贽小说评点中的另一重点人物。李逵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对李逵心直口快、卤莽率真的性格，李贽十分喜爱，在回末总评里作了高度评价：

凡言词修饰、礼教闲熟之心肝，倒是强盗。如李大哥，虽是卤莽，不知礼教，却是情真意实，生死可托。所以孔夫子曰：巧言令色鲜以仁，君子不可小知而大受也。上大人、丘乙己，真是个人精，真是个人极。[9]（P66）

李贽认为李逵乃是情真意实，生死可托的忠义之士，故用孔子的君子之誉来赞美他。

李贽之喜爱李逵，不光是出于对李逵那种肝胆相照、不避生死的忠义之气与性格，更是由于李逵身上所具有的对敌人、对朋友都容不下半点奸邪的铮铮正气。

如小说第七十三回里讲到，李逵在路上听说宋江强抢了刘太公的女儿，又想起宋江在东京和李师师喝酒一事，便认为宋江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奔回梁山，直上忠义堂，一气之下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对宋江道：“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又说：“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9]（P118）李贽于此评说：

李大哥真是忠义汉子，他听得宋公明做出这件事来，就要杀他，哪里再问仔细？此时若参些拟议进退，便不是李大哥了，所谓畏友，非耶。交藉中何可少此人，交藉中何可少此人！[9]（P118）

李贽一生四处求学求友，视朋友知己为性命，他在给周友山的信中曾说到：

以酒为乐者，以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至如种种，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业，或以文章，或以富贵，随其一件，皆可度日。独余不知何说，专以良友为生。故有之则乐，舍之则忧，甚者神驰于数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岂非天之所独苦耶！[12]（P24）

对李逵的欣赏，可是说正是李贽长期以来对胜己之友、知己之心之渴求的表现。

当然，李贽之所以酷爱李逵这个人物性格形象，除了上述所说的李逵身上具有的忠义之气，和对敌人、对朋友都容不下半点奸邪的性格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李逵性格中自然、纯真的因素。因为在李贽看来，那就是“童心”的表现，李逵的一言一行，均可以说是发自其“最初一念之本心”，是“绝假纯真”的。

署名怀林作的“李卓吾批评《水浒传》述语”中曾说：

和尚读《水浒传》，第一当意黑旋风李逵，谓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特为手订《寿张县令黑旋风集》。[13]（P161）

之所以被李贽称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就是因为李逵拥有一颗“童心”，具有自然天真的性情，这即是李逵性格之可爱之原因。

除了对李逵自然率真性格的赞美之外，李逵自然天真的语言也深受李贽喜爱。在第六十七回的评点中，李贽评价李逵的语言“都是天籁”，并指出“李大哥说话一毫不计较，所以为妙”，“李大哥妙处只在一言一动都不算计，只是任天而行，率性而动”，“李大哥一言一动，无不快人意者”（第六十八回眉批），[9]（P109）“李大哥一派天机，妙人，趣人，真不食烟火人也”（第七十五回总评）。[9]（P124）

所有的上述批点都说明，在李贽看来，李逵乃是一个具有“童心”、“真心”“赤子之心”之人，李逵之一切举动都是纯朴天真、无拘无束、游戏自在，完全超越了世俗的功利目的，达到了一种游戏人生、神通自在的“活佛”的境界。对此，李贽在小说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李逵寿张乔坐衙》总评中，明确的将以说明：“燕青相扑已属趣事，然犹有所为而为也，何如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念，活佛，活佛。”[9]（P120）

除鲁智深、李逵之外，李贽在其《水浒传》评点中，对自然率真的性情及对真心、童心“未曾失者”之圣人行径的赞美和评价，在对武松、石秀、燕青等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评点中，亦处处可见，不胜枚举，在此不再过多详述。

从以上的小说评点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贽对他的那个时代在传统理学影响之下的士人之思想，以及当时社会上的假道学风气，是有着深刻认识与反思的。正是因为他对现实中的许多东西看得很通透，对其时士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之伪看得很透彻，所以在他看来，自然真情乃是世间最为可贵的东西，士人的一切言行与实践，乃至所有的言语文学，都应以此为评判的标准。守候真心、童心乃是做人做事、成人成圣之根本，个体实践必须依此“童心”展开，做到知行合一。虚伪矫饰，装模作样，欺昧良心，乃是最可耻的行径。这就是李贽之所以如此憎恨假道学行径的原因，也是其言论、思想如此激愤尖锐乃至“异端”，其小说评点语气如此激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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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怀林.李卓吾批评《水浒传》述语[C].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

The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n Li Zhi's Innocent Mind Theory in Novel Critique

LI Yun-tao

（Chinese Depart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8

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重视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在突出实践技能培养的高职高专院校的课程中，应用写作就是一门具有鲜明的实用性、技能性，讲求“教、学、练、改”一体的实践性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应用写作理论知识，而且要通过严格的、科学的训练，使学生把文体知识应用到写作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掌握写作规律，提高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和水平。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时必须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学生掌握写作技能。

一、“教”——教授文体知识，以指导写作实践

应用文是人们在处理公私事务、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具有惯用格式的实用文体。它的实用性和程式性的特点决定了在写作上格式的限制、语言的运用皆有其区别与其他文体的特点。如果不先弄清这些基本的文体知识，不费气力去研究应用文写作的基本原理就匆匆动笔，则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所以，应用写作要以理论框架作为支撑，把握应用文写作的规律，把文体知识转化为能力，为写作实践服务。现即从应用文最显著的程式性及语言的事务性的特点为例体现文体知识的重要性。

1.文章格式符合程式性的要求

格式的程式性是应用文写作的主要特征之一。程式性包括规范格式与惯用格式，规范格式就是指法定固化的格式，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一些必备要素及其书写位置，不能随意改变，也不允许遗漏，通常用于法定公文的写作；惯用格式是指在写作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格式，相对比较简单，一般包括标题、正文、落款和日期等几部分，常见于事务文体和其他应用文体的写作。应用文格式教学能使学生掌握应用文格式的构成要素及其正确的书写位置，从根本上改变因对应用写作时格式的不了解而出现的混乱无序的状况，从而能写出符合不同应用文文体需求的格式来。

2.文章语言符合准确、周密、平实的事务语体的要求

语言是组成文章的最基本的材料。学生们经过了长达12年的中、小学语文课教学，大量接触的是散文、小说、诗歌等文艺性语体。对应用文的事务语体陌生甚至不曾在意过。要改变他们的行文习惯，让他们逐步熟悉并懂得使用事务语体是写好应用文的关键也是应用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首先，讲清两种语体的特点及区别。要让学生清楚应用文的写作目的是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就决定了其行文要客观、准确、明明白白。表意清晰、文风平实是应用文的特点，要引导学生摒弃长期引以为傲的生动、形象、感人的文笔而追求言止意尽、言简意赅的平实的表达效果。

其次，要鼓励学生积累应用文常用专门词语。这些词语中许多是文言词，不仅表意简练、而且文风典雅、庄重，有的还能体现应用文的行文特点。例如一个“拟”字在公文“请示”中的应用：“我们拟筹建教学大楼一幢”就比“我们要（将）筹建教学大楼一幢”在语气和态度上更能显示对上级机关的尊重，避免了先斩后奏之嫌，体现了上行文的文体特点。

二、“学”——学习范文，在分析、借鉴中得到提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应用文的理论知识在典范的例文中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通过大量的例文的阅读、分析，能给写作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对例文的选择，一是注意时间较为接近的，二是不仅选择范例，还要选择病例，以保证阅读、分析的针对性和可比性。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比照理论知识对这些例文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熟悉其格式构成，领悟各类文种的写作思路，语言表达特色，弄清例文规范或病误的道理，为仿写打基础。仿写是学习应用文写作起始阶段的重要途径，通过反复练习，使写作技巧达到稳步提高。例文的借鉴作用在于：

1.参照例文，对内容模块及结构模式进行套写

应用写作的结构安排一般比较固定，即包括开头、主体和结尾三部分。但学生初学时总有不知从何下笔的感觉。以常见的“总结”这一文种为例，学生在结构安排上往往是颠来倒去，相互交叉，条理混乱。在讲清内容模块和结构模式后，让学生参照例文写法，即开头写基本情况，接下来写主要成绩和经验教训，最后写今后努力方向，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又如“批复”与“答复函”的开头一样，模式比较固定，即都必须先引叙来文或来函的标题、日期和发文字号，作为批复或答复的依据，从而引到答复性的文字，进行表态，最后结尾。参照例文进行套写，使得模拟训练直观易学，效果好。

2.利于掌握应用文的语体

语体是为了适应不同类别文章的表达需要而形成的语言体系。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语体，相同的文体中的不同文种，语体也是不同的。文章的语体类型很多，如有科学语体、法律语体、事务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乃至网络语体等。公文、事务文书多用书事务语体，其特点是具有务实性、简要性、严谨性、规范性等，与文艺语体的形象性、生动性、抒情性截然不同。语体的运用是应用文写作的一个难点。学生在进行应用文模拟写作时，往往用文艺语体替代事务语体。常见的错误情况有：不能用议论性或说明性的语言写应用文。如用商洽语气写通告，破坏了公文应有的庄重性、严肃性；语体风格混乱，时而用议论性语体，时而用叙述性或描写性语体，读来别扭。如写总结，有的学生在主体部分多半用华丽的辞藻，抒情的笔调，象是写散文，不象写总结。所以，应让学生多读例文，掌握语感，体味、揣摩不同的语言格调和特点，把握不同语言风格的区别，慢慢进入状态，找到感觉，写出合体的文章。 　3.对病文进行分析评改，从反面提高防范能力

优秀例文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掌握技法，病文则可以让我们从错误中总结经验。病文是指瑕疵文案，有的是教材提供的，有的则是学生作业中发现的，其错误类型多种多样，有格式上的失范现象，如标题的构成部分位置颠倒、标题过于冗长，事由罗嗦、发文字号格式错误等；还有正文内容表达上的病误，如文种错误、主旨不明确、用语欠贴切等等。病文评改的方法有互改、自改、共改等，目的就是通过对病文的评析、修改，使学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引以为戒，从而提高防范能力。

三、“练”——一文一练， 提倡“口、手、脑”并用，在实践中落实教学目标

课堂教学是提高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必须改变传统的单向传授的教学模式，调动课堂气氛，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做到“口、脑、手”并用，激活学生思维，让学生在多种感官互动的状态下接受知识，提高写作技能。若由老师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唱独角戏，为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难免出现教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教学实效差，这不能说是达到教学目的。

1.“勤于开口”

在课堂上要培养学生敢于开口的习惯，比如，让他们开口朗读典范的例文，可以冲击固有的语言表达模式，培养应用文的语感；或就一个话题，让学生在课堂上开展讨论，以“口动”带动“脑动”，以思维促进语言，加强语言表达能力；当然，也可以请几个学生站起来一起“口说”正文的某一部分内容，集思广益，提高成文能力。

2.“善于用脑”

要求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开动脑筋，积极思考问题，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比如，通过案例写作、病文评改等，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对一个题材，有哪些文种可供选择，对材料应如何取舍，结构应怎么安排等等。总之，面对具体的写作问题，教师如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思维，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能够收到显著的功效的。

3.“乐于动手”

仅限于动口、动脑而不动手进行训练，对写作技能的真正提高成效有限。所以要倡导学生“乐于动手”，只有下笔成文，才能发现成败之所在，达到训练目的。要使学生乐于动手，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写作训练模式要多样化，即除了套写外，还有续写、改写，乃至于一题多写或同题异写（即一个题材多种写法的写作和写成若干个文种）、整理课堂讨论结果的写作等等。二注重情景写作，对常用应用文体做到每文必练。尽量使材料真实，特别注重把文体写作同高职专业实践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如实践课计划（安排）、实训总结（体会）、XX企业营销策划书、XX商品市场预测（调查）报告及根据自身情况撰写的求职信等。如此把应用写作教学与专业学习有机结合，使应用写作服务专业学习、促进专业学习，增强了学生写作的严肃性和现实感，大大提高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和趣味性，进一步体现了应用文写作实用性的特点。三是要有一定的鼓励性措施。如可以经常在课堂上调板，把调板写作与评改情况优劣与成绩挂钩；尊重学生的劳动成果，及时批改学生的作业，并予以反馈；对学生的进步多肯定，错误不轻易否定等等。

应用文写作能力的提高，应注意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一味拔高，搞一刀切，这样反而适得其反，徒增学生的畏难情绪，弄巧成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应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实用文种采取分步进行的做法，先易后难，逐步提高。如对难度较大文种的写作，可不作硬性要求。以计划的写作为例，因其种类不同，写法也各不相同。对一个尚未走出校门的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对社会是陌生的，不可能写出内容复杂的大型计划。所以可以要求学生先从个人计划、班级计划等小计划入手，且把内容定在学习、工作等学生熟悉某个方面，训练起来容易成文。

公文写作能力的提高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怕麻烦，不怕吃苦，多读、多写、多思考、多实践，坚持不懈地努力，才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四、“改”——以改促练，以改促教

习作的修改是让学生不仅知其“不然”更是知其“所以不然”的重要环节。只有让学生懂得错在哪、为何错了，才能避免在同类型文体写作中犯同样的错误，真正达到举一反三切实掌握应用文规范写作的目的。

由于应用文写作的规范化及格式的程式化的要求，教师们在批改完习作后多采用集中讲评方式把习作中有代表性和较普遍的问题作为讲评的主要内容。然而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其进行写作实践后的体会和感受往往更直接体现应用文教学的成效。因此教师可安排学生互改互评；也可有针对性地选择习作让学生共同评改；还可以安排一些学生讲述自身的写作体会，使其他学生获得更切实的借鉴。学生从“听”变成“评”，增强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从而大大提高了修改这一环节的成效性。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9

众所周知，编辑语言专业的学生为了适应今后的工作要求，必须掌握相关的语言学知识。他们不但要把话说明白，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合乎语法，没有歧义，更重要的还要学会在不同的语境中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修辞学上要讲的内容。

一、编辑语言专业对修辞学的需要

（一）编辑语言专业学修辞学的需要性

编辑语言专业，顾名思义就是在编辑中能够熟练地运用语言。总的来说，编辑所做的事情都和语言文字有着很大的关系。我院设计的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将修辞学作为其主修课程，每周5课时，其课时所占比重在课程设置中可谓多矣。所以说，编辑语言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一些修辞学知识。

（二）编辑语言专业学修辞学的必要性

修辞学对于编辑工作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课程。所谓“一句话百样说”，如果学生在工作中不重视修辞，不管在什么交际语境中都说一样的话，那就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例如在报刊编辑中有可能遇到一些公文写作，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其语体的不同。如果在工作报告中使用了过于口语化的语言，那是会出大笑话的。

二、编辑语言专业修辞教学的内容

一般来讲，编辑语言专业修辞教学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修辞概说

修辞概说中，我们主要解决什么是修辞的问题，通过对语境、逻辑、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之间关系的对比总结出修辞的原则。这一部分是修辞学的基本理论，要让学生知道修辞不等于修辞格，任何遣词造句的过程都是修辞行为。

（二）修辞格

修辞格是修辞教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里我们要掌握常见修辞格的用法和作用，知道在不同环境中如何使用修辞格。这是学生应当掌握的教学重点。

（三）语体和风格

语体就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因为交际对象、交际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语言风格，体现在词汇、句式、结构等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著名修辞学家王希杰先生“把现代汉语的表现风格分为以下四组相互对立的八种类型：藻丽―平实，明快―含蓄，简洁―繁丰，典雅―通俗。这八种类型的搭配组合，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表现风格。”

不同的表现风格结合不同语体会有不同的语言效果。

正如上述所讲，修辞学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它是一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复杂学科。那么，在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实现修辞学的教授任务呢？我认为本着我校的办学宗旨，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师在修辞学教学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激发兴趣，夯实地基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要想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自觉地学习某一学科，教师必须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编辑语言专业的修辞教学中，我们主张以实例教学法将学生的兴趣激发出来。

我们认为，语言环境中的完整的话语才是真正的语言事实。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也一再强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但是这样的理论语言让学生很难理解，他们会觉得枯燥无聊。这时候，教师就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下面这首唐诗：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学生发现语境在人际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后会产生相应的兴趣。这时候，教师要趁热打铁，出示例句“她在输血”，然后让学生思考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句子是一个典型的歧义句，只有置身于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够将其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传递出来：

1.她身体恢复得不好，现在在输血。

2.她是典型的熊猫血，为了抢救一个病人，她在输血。

3.大夫现在没有时间，因为她在输血。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至关重要，同时也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阅读大量的资料，能够寻找到切合本理论的有趣实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激发兴趣的目的。

（二）以练带学，注重实践

我院一直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作为办学宗旨。编辑语言专业的学生应当一毕业就能够在报刊编辑、网络编辑等职业岗位工作，这就需要其在校期间能够获得大量的实践经验。作为理论教学的新思路，我们应该贯彻高校教改新思维，抛弃理论课程中教师讲理论，学生记笔记的传统教学方式，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让学生能够有一定的练习机会，以练带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我们讲到语体风格的时候可以把《应用写作》课程、网络编辑等不同课程中的问题进行联系，让学生并不是傻傻地记住几种语体风格的类型，而是要让学生在不同的问题中灵活地运用各种语体风格。

（三）设置情境，提高能力

任务教学法是教学改革中常用的，也是一种比较好用的教学方法。它的特点在于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运用相关的知识进行实际操作，从而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修辞学的教授中很适合运用这样的教学方法。

比方说在讲解修辞格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模拟课堂教学，将比喻、比拟、夸张在小学阶段就已经接触过的常见修辞格交给学生去准备，然后让他们上讲台来讲课。学生通过准备课程、课堂授课、课下讨论等多种方式熟悉修辞格，不但懂得了相应的知识，而且锻炼了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真可谓一举多得。

总的来说，修辞学知识对于编辑语言专业来讲非常重要，而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教师必须在对本学科、本专业都有足够认识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出更加切合实际的修辞教学方法来。

实践出真知的格言例10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党员同志们：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今天，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

我深深地知道，能够按期转正，是党组织对我的关怀，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培养教育，是各位党员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党组织，感谢领导，感谢同志们。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义务，注重党员形象，努力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入党誓言，牢记党的宗旨，树立坚定信念，脚踏实地的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坚决做到：

一、立足本职，干好工作。发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想问题、办事情，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为实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勤奋工作。工作中要努力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立足本职岗位，做出更大贡献。

二、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做到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以三高精神、昂扬斗志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双镇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建功立业。

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不断加强学习，勇于实践创新，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政治理论、思想觉悟、能力水平上适应时代的进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应各种工作的需求。努力把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创新的精神充分体现在思想、党性修养和具体工作中。

同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比如实践经验缺乏，工作能力亟待提高，学习需要持续深化等等。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向实践学，向老党员学，向同志们学，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完善自我，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为双镇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党员转正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党员大家好：

今天我能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的向党宣誓，这对于我们每个新党员来说，是人生的转折，也是新的起点。从今天起，我们将为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重新扬起航帆，从今天起，我们将要履行我们一个党员的职责，从今天起我们将实现自己的入党誓言：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在这里，我代表全体参加宣誓的新党员向党组织表示，我们要把入党誓词终生铭记，身体力行。保证做到：

1、我们保证，坚决服从服务于大局，服从领导，听从分配，无论任何岗位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努力做业务尖子，同时不断扩充知识结构、开拓知识面，以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为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做贡献。

2、我们保证，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庄严的宣誓，一辈子在经受各种考验中忠于自己的誓言。在工作中、学习中、生活中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在作风上树立党员形象，在作为上起先锋模范作用，在做事上公正无私，真正做到从思想上入党。

3、我们保证，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按照八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勤勤恳恳，求真务实，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用实际行动来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3】党员转正发言稿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中午好!

我是来自**班的****。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和***同志。我于20***年5月**日被党组织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至今预备期满一年。现在，我郑重的向党组织提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申请。预备期一年来，我在党组织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我不断注意提高自身修养，在各方面以一名正式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审视自己，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深深地知道，能够按期转正，是党组织对我的关怀，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培养教育，下面汇报下我在预备期一年来的基本情况：

在思想上，积极学习党的先进理论知识，使自己的动机愈加高尚。关注党的先进时事和国家的最新发展动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自身修养。

在学习上，认真学习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勇于实践创新，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政治理论、思想觉悟、能力水平上适应时代的进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课外阅读，充实自身，使自身不论思想方面还是学识都能得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