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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心理学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3-23 15:21:00

新闻心理学论文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1

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便开始研究新闻心理学,然而在80—90年代,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才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性与全面性。由于报纸的产生与普及相对较早,报纸读者成为最初的研究对象。在1923年,我国着名报人邵飘萍出版了《实际应用新文学》,书中指出有价值的新闻满足了多数人的阅读需求。因此,当时研究的重点是探究人们热衷于阅读的心理。在1941年,我国新闻学家任百涛出版了《综合新闻学》,书中指出了新闻与心理二者间的关系。在1945年后,我国新闻心理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阶段。

1.1萌芽阶段

此阶段的时间为1945—1978年,解放到“文革”期间。新闻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内容为读者心理,其中代表作品为1956年王中编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书中指出了现代报纸改进的方向,即.?探寻与挖掘读者的爱好与需求。同时他提出办报人与读报人二者间的矛盾亟需解决,并阐述了读者心理的重要意义。“文革”期间,心理学被打成为了伪科学,致使新闻心理学研究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此时期结朿后,新闻心理学研究才逐渐恢复。

1978年,新华社记者李耐提出新闻心理学作为崭新学科建立的必要性。他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边缘科学均保持着快速的发展,各个学科间的渗透日益深入,在此趋势下,新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是必要的。此后,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总结了1978—1979年,读者心理与采访心理等研究,提出了我国幵展新闻心理学研究的理念。在萌芽阶段,新闻心理学作为新兴学科被提出,但具体的研究内容较少。

1.2酝酿阶段

此阶段的时间为1979—198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1979年心理学被平反,为新闻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后,社科院新闻所的人员对新闻心理学展开了研究,其研究的核心为读者心理,呈现了大批的论文,例如:潘玉鹏的《报纸版面和读者心理》、岳颂东的《报纸读者的心理研究》以及马国力的《从观众心理需求看电视新闻的改革》等。

在这一时期,随着新闻心理学论文的不断问世,其研究的对象日益广泛,不仅包含读者心理,还包括广播听众与电视观众等。例如:吴双的《广播听众心理分析》、马国力的《从观众心理需求看电势新闻改革》等。此类文章虽然篇数不多,但影响深远,主要表现为拓宽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范围。

在此阶段,新闻心理学不仅研究了受众心理,还扩展到了采访心理,朱执中的《采访与采访心理学》便是一例。此外,其研究对象还扩展至播音员心理及编辑心理等。同时,新闻界的领导十分关注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受众的心理素质,通过文章对其进行了论述,例如新华社的郭超人撰写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思想素质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其中明确了重视新闻工作者心理素质的必要性,该文章使新闻心理学研究人员受到鼓舞。

1986年,张俊德与刘海贵出版了《新闻心理学》,标志着我国新闻心理学由酝酿阶段转入了初创阶段。

1.3初创阶段

此阶段的时间为1986年至今,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新闻工作积极改革,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基础上,探寻着市场经济规律。此阶段,我国电子媒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广播与电视的覆盖率均达到了80%左右,广播电视成为了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为了实现对听众、观众与读者的吸引,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新闻传媒均积极探索着自身发展的道路。在此背景下,视听节目随之出现,如:《东方时空》、《人生热线》与《相伴到黎明》等;同时新闻工作者对听众心理、观众心理的研究更加深入,通过理论与实践,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与系统性。

自1986年,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主要有:新闻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办了新闻学与相邻学科的学术研论会,探讨了新闻学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魏永征与何立武撰写了《新闻心理学介绍》,文中总结了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新闻心理学研讨会,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进一步推动了新闻心理学的发展。

2.我国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2.1在理论方面

新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发展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利用心理学理论阐述新闻心理现象。我国研究者虽然对此内容展开了研究,但其课题与论述均具有一定的浅显性。具体的研究内容有新闻工作的动机、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新闻舆论导向作用的心理依据等,此类研究内容仍需进一步解释。

其二,应用心理学理论研究新闻活动中特有的心理现象,因此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关键内容是对新闻活动中特有心理现象的探寻。为了实现对此类问题的理论解答,需要进一步改进新闻传播工作。例如关于看新闻过目即忘问题,根据心理学分析,人在接触媒介时,缺少动机性,对其中传递的信息未特别注意、未精细加工,此时受众仅接收了讯息的基本框架,从而出现了过目即忘的情况。

其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心理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要求新闻工作者与受众在新闻活动中所表现的心理活动要具备中国特色,如:中国读者十分注重新闻的导向作用等。

2.2在实践方面

新闻心理学研究耍坚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首先,借助心理学的方法,分析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素质,具体的方法包括利用心理调查与心理测验等,以此为新闻工作人员的选拨、培训等提供心理层面的建议;其次,调查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以此为依据改进新闻的相关工作;最后,培养高素质的新闻心理学队伍,为新闻心理学研究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2

关键词 新闻真实;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

一、“新闻真实”的现象学涵义

任何一门学问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理论创新基础之上。在我国新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建国之前,我国的新闻事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上处于一种比较朴素的发展状态,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闻学才真正走上学科自律的发展道路。新闻学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获得迅猛发展,与整个社会对新闻的普遍需求有关,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各种信息的需求量急剧上升,面对着这种情况,国家制定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新闻法律法规,以此来大力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今天,新闻事业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较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了大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新闻理论却始终徘徊不前,这在一定意义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的势头。陈力丹在谈到当代的新闻理论发展时说: “深化新闻理论的研究,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已有研究人员分别就新闻事实、新闻价值写出了专题研究著作。可惜这种深入的研究尚限于学界的个别人。”笔者认为陈力丹对当代新闻理论整体状况的把握和认识是十分深刻而且全面的,当代的新闻理论不能只局限于对单纯的新闻现象的描述,更要对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新闻现象做出合理的理论阐释,这种阐释工作并不能仅仅以传统的理论做假大空式的臆测分析,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要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借助于新的理论武器对新时代、新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明确定位这种新问题所出现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这样的工作才是以新瓶装新酒,才会有真正的研究价值。

笔者认为新闻理论的创新必须要对传统的新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进行新形势下的全新反思,因为在一种理论体系当中,核心概念阐释不清,所谓的理论创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什么是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呢?鲍勃·富兰克林等人主编的《新闻学关键概念》中收入了236个新闻学关键概念,当然他也没有穷尽所有新闻学核心词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会有更多的新闻学核心命题形成,这也是新闻学不断发展的表现。虽然新闻学的相关核心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必须形成本门知识所特有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不能随意转化成为其他知识的核心,否则该种知识的可靠性与独特性就无法保证。笔者认为在新闻学理论中,像“新闻真实”“新闻价值”“媒介”等等都是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从知识的体系上看,一定有一些概念在某种程度形构和规定着新闻学的基本思想,其中“新闻真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概念。

那么什么是“新闻真实”?在建国以来的多次关于“新闻真实”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了“本质真实观”与“现象真实观”,“宏观真实观”与“微观真实观”以及调和这两组互相对立观点的“新闻真实三层观”。笔者认为对“新闻真实”的正确理解不能将眼光只局限于“本质”“真实”“微观”“宏观”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之上,而要突破旧有观念的限制,对“新闻真实”概念中的“真实”合理理解才能形成正确的“新闻真实观”。

“真实”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就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实存状态,“新闻真实”就是要求在新闻报道中,按照客观的实际情况,不参与任何主体的判断,将事情原原本本地报道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近代以来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新闻真实观”都是以此思想为基础。但是笔者发现这种貌似纯粹客观的“新闻真实观”实际上仅仅只是人的一种观念构造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观念有着十分强烈的主观因素作为基础,因为新闻活动总是一种人的活动,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总会形成他认识事物的一个角度,对事物的观照实际上并不是现实的。按照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看法,任何事物对人的显现都只仅仅是一种“侧显”,因为人受生理条件的限制,知觉总有一定的阈限,所以那种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纯粹的观看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纯粹的观看”只是人的主观的精神构造的结果。这样人们看到所谓纯粹客观的“新闻真实”,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既然纯粹客观的真实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到真实,现象学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著名的现象学口号“回到实事本身”,“回到实事本身”不是完全排除任何人与历史的因素,而是要让事实本身自己显现,在这个显现的过程中“悬置”一切自然主义态度,即将任何未经反思的观念与判断都以加括号的形式置之不论,而让人能够在和现象照面的过程中直观到事物的本质。

对于新闻活动而言,新闻报道者并不是在报道之先,从主观上将新闻对象对象化,从而确立自己的一种先人为主的观念,而是要“悬置”新闻活动中的主观判断,让新闻事实自己表达。以2014年11月10日《新京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为例,该报道题目为《河南××学院一男生表白被学校开除》,在今天这样一个爱情自由甚至爱情泛滥的时代,这样的报道的确是具有强烈吸引眼球的效果的,但是能说这是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吗?很明显,根据报道,这个刚上大一的学生的的确确被开除了,但是因为“爱情表白”吗?不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一所高等教育学校的管理者绝对不会因为学生的爱情表白而开除学生,人们看到导致该生被开除的原因是该学生在学校管理者劝阻该生的过程中以及该生父母到达之后,该生的一些过激行为才直接导致学校开除该生。但是《新京报》在报道的过程中,并非让事实说话,而是将自己的一些意念例如引起新闻受众的惊异、提升该则报道影响力的观念已先行植入到新闻报道之中,进而影响了真正的“新闻真实”。这无疑就是失实的报道。究其原因,就是对“新闻真实”的“真实”理解出现了偏差。

总之,根据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观念,所谓“新闻真实”就是要“悬置”新闻报道过程中的任何先人为主的观念,让新闻事实自己说话,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新闻真实”。但是必须要区分清楚现象学的“新闻真实观”不同于“零度写作”中的主体消亡观念主导下的客观报道,在现象学“新闻真实观”中,十分强烈地存在着一种主体间性,即让新闻事实自己表达,这里新闻事实不再是冷冰冰的抽掉了人的存在处境的简单的社会事实,而是让新闻事实通过现象学意义上的具有无限生机的和表达可能性的“现象”自己对人言说,此时新闻活动中的受众也不再是置身于新闻事件之外的单纯的聆听者,而是和通过切身的体验,同新闻事实一道进入对新闻存在的感悟活动中,这样的真实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

二、现象学“新闻真实观”的理论价值

首先,现象学“新闻真实观”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它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为当代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视野。

新闻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将研究的客体对象化,作为研究者的主体必须将自身的一切主观因素排除在研究活动之外,从而揭示对象的客观规律,达到对真理的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自然科学)是对存在者的研究,存在者可以大到天体宇宙,小到人的情感心理,关键是这些“存在者”都是可以以实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存在者”,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中,这些“存在者”是异于作为认识活动主体的人的存在者,它们的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认识活动中,“真实”就是主体的认识与认识对象完全符合,这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就是真理。

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是,在人文科学研究活动中,活生生的人的要素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始终。活生生的人是指人以其生活于其中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世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认识对象,而是随时随地都将人的历史、人的现在与人的未来串联起来的境遇式的存在环境。但是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活动中,由于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原本是活生生的人的体验都转化成了认识对象,例如情感、想象力、道德伦理、审美体验也都转化成了实体性的存在者,都成了与人相异的一种东西,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的敞现。

在新闻学研究中,任何新闻实际上都是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新闻,所以“新闻的真实”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真实,而是一种渗透融合了活生生的人的体验的真实,以上文所举的新闻报道为例,如果报道者能够以境遇化的方式去理解“表白事件”的话,则从性质上它就转化成为一个“开除事件”,所谓境遇化的理解就是“悬置”任何现成的观念,设身处地地了解该事件。这样“事件”对于报道者而言就转化成一个内在于自己的“事件”,该事件的真理也就在事件自身的显现中完成了“揭蔽”。

胡塞尔说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方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新闻学研究时,人们也不再将新闻事件看作是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是通过理解与诠释,使新闻事件的本质得以自身显现的过程。这种方法对新闻学理论研究来说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其次,现象学“新闻真实观”揭示了新闻学的价值本性。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3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郝教授您好!很荣幸能采访到您。我们知道,您原来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后来转为新闻传播研究,请您谈谈如何实现了这一过渡转型?

郝雨: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是的,我原本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也从事过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研究。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我大学毕业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后来,研究方向转到新闻传播。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正值国内的传学发展兴盛期,我没能亲历和参与这一最活跃阶段。但是,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无论是早期的现当代文学还是后来的新闻传播,都有其互融共通之处,在我出版的第三本专著《告别世纪》里,相关文学研究部分就采用了大量诸如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的西方批评方法。另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一些在传播学领域广泛应用的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基本上都有借鉴和应用。所以,我从文学研究转到新闻研究领域,虽然算是半路出家,但也并非完全另起炉灶。

记者:请您谈谈您完成学科转型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转入传播学理论思想研究的知识迁移过程。

郝雨:其实我转入传播学研究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起初,我是想把传播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入现当代文学研究,来借鉴应用的。我发现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现代文学的生态现象、现当代的作家作品,很是奏效。于是,我开始了一个系列化的研究,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高潮的这十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传播现象。在我早期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中,采用了一些传播学理论,来深入剖析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高潮和影响。研究了陈独秀、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一代文化先驱,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开辟以及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研究方法的影响等。此部专著还获得了上海市图书展前二十名的最佳图书入围奖。

记者:早在2001年,您完全转入新闻理论教学。请您谈谈这个时期您所从事的专业理论教材的编写过程。

郝雨:从2001年起,转入新闻理论教学,就开始了对新闻理论全面的了解与研究。研究初期,我搜集了大量国内外的理论教材,包括我国80年代最早的甘惜分版人大内部教材等大量基础教材、文献,以及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于2003年正式出版自己的新闻理论教材《新闻学概论》,但就现在看来,其基本的体系框架还是脉承了李良荣、童兵、邵培仁、黄旦等的教材内容,只是稍微做了思路编排的调整与改造。当然,这个教材编写的过程十分重要,尽量广泛地收集和研究先行著作的特点、优点,并且在书中一一如实地作了介绍和分析。这本书虽然写得很匆忙很粗糙,当时还是得到了童兵教授的肯定与支持,他为我写了书的序言:《以丰富的知识扶持理论创新》。通过这本书的编写,我不仅对于我国整个新闻理论的研究与教学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也从中认识到了国内专业教材出版的各种窘况,照搬陈旧,缺乏独立创新,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及互联网、新媒体产生与发展,伴随新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日益显现了教材理论与时代的脱节,我越来越意识到,应及时跳出传统思维框架的禁锢,开始尝试用新体例来重新编写教材。因此,出了这本书,并在几轮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使用过后,我又开始着手一部更加具有探索性的教材编写。

记者:请您就《新闻学引论》等专业理论教材的编写,分别从结构创新和内容创新两方面做一阐述。

郝雨:好的。我这本教材的重新编写,根据当时理论研究现状,首先将编写体例进行结构创新,划分为四个版块,更有利于实践教学中师生对其脉络的整体把握和理论体系的完整呈现。第一个版块是“新闻本体论”,阐述新闻作为研究对象,它的本体构成,以及其核心与本质;第二个是“价值功能论”,深度挖掘新闻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与功能;第三个是“传播活动论”,新闻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传播活动,认真找出其内在的规律;第四个是“媒介生态论”,研究新媒体时代、全球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媒介环境乃至整体生态发生的重大变化,新闻如何适应与发展。当然,我觉得对教材的重新编写,更重要的是对具体观点概念的解释,尤其是对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都必须有一些出新的探索。比方说新闻价值的概念问题,以往的研究一直是争议不断,本书则从两个所指的内涵入手,来进行全新解读。我首先把新闻价值的两种含义界定为尺度性价值标准和功能性价值标准,而独辟蹊径地提出将尺度性新闻价值要素为如下5点:关注性、关情性、关利性、关智性和关趣性。关注性是指新闻事实是受众比较关注的;关情性是指和受众的情绪情感关联度较强的;而后的三个同理,亦是强调突出受众中心地位的价值要素。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都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根据市场化和新媒体的现实环境,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较大调整。

记者:请您谈谈,2005年以来,您是如何探索得出“世界图景”这一中国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新思路,以及您所致力于的传播学本土理论体系的“中国原创性”研究。

郝雨:2005年以来,随着我在本专业研究上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越来越意识到,任何理论都必须上升到哲学化高度,才能真正达到学科的成熟和体系的完善。新闻理论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我国的新闻理论建设,必须向哲学化的高度和境界提升。我当时查阅和借鉴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努力寻找中国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新思路。当然,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需要有许多路径和方法,需要百家争鸣,需要多种探索。而其根本原则是,要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框架都要是完全创新的。首先,寻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就应该是整个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作为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概念是什么,能否统领、支撑起新闻理论哲学化的整个理论框架。我通过反复研究,根据李普曼的世界图像说,提出了“世界图景”这样一个具有哲学范畴意义的概念,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新闻学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于是,在《当代传播》刊发了《“世界图景”——新闻学哲学化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文,将其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整体地把握与系统地研究,力图由此而延伸到新闻的方方面面,努力将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推向哲学化的高度。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人与世界的关系就一直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和最为根本的关系。而说来说去,现代人所看到的或者感觉到的与认识到的世界,基本上都是媒介所展示和重现给人们的。而在人对于媒介的依赖中,新闻是最主要的媒介形式和通道。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从李普曼到霍尔的“世界图像”说也就为我们从哲学层次上研究新闻,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点和总体思路。这样一个基本构想,未来将会作为一个重大工程去逐步完成。但就目前而言,我研究的侧重点还是传播学原创性的问题。众所周知,国内传学西学东渐的三十年中,“中国化”一直是最为强烈的呼声,然而,至今也并不曾有过真正的创立或是落实。整个的概念结构、理论体系,依然是西学中心。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化”这个提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以我之见,提倡“中国化”,不如强调“原创性”。就是说,我们的本土原创意识应进一步加强,逐步摆脱西方中心,摆脱单纯地吸收和改造,充分利用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传播实际,建立一套或几套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体系。

记者:请您进一步谈谈中国原创意识怎样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文化土壤,并生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创新理论体系?

郝雨:传播学体系的原创,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如何原创,如果是一定要完整地综合性的体系原创,则难度巨大,且无从下手。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西方传播学派的经验。比如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和政治经济学派等等,他们都各成门派。而他们又都是在某一种思想视角或批评方法上独树一帜,而且都是批评学派。故而,我认为中国传学体系,是否也可从建构批评体系的角度来切入?所以,我就想尝试,开创建设一套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当然,理论体系的创立,不能单靠主观臆想。我之所以相信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而且能够建设一种甚至更多的媒介批评体系,首先就是由于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积淀,有深厚的原创文化土壤,滋养出了博大而厚重的中国智慧。所以,我就设计了一套完全基于中国文化的媒介批评体系,并申报成功了目前在研的教育部课题《中国媒介批评学原创体系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了先期成果若干篇,在各杂志发表,其中《中国媒介批评的原始雏形及历史渊源》,已被《新华文摘》转载。

记者:能谈一谈这个原创性批评学体系项目的整体框架吗?这个项目目前的进展如何?

郝雨:在媒介体制上,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体制结构;在文化构成上,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因而,中国的媒介批评,也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根据这样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在这方面的研究,着重以下几方面:(一)要探索符合中国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学体系,而这体系的理论核心,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我们高扬“人”的旗帜,在抵抗现代商业社会的物质化和精神腐化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在媒介批评的特色和风格上,特别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三)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人文精神内核,作为媒介批评体系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建设的灵魂,并从我们的经典文化中寻找媒介批评的思想方法和思维逻辑,创造一套真正符合中国传播现实的原创性批评体系。

其实,我对于传播学原创体系的主张,也并不完全是凭空臆想,空穴来风。在之前的十几年研究中,我一直很在意从基本概念的原创。我的一些论文中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人的新闻”、“类虚假新闻”、“世界图景”、“媒介延伸与媒介功能延伸”、“新闻价值观”等等。这样的一种原创意识对于我们的整个学术界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虽然我本人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原创力,但是很希望能呼唤起更多的大家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不断提升原创意识,增强原创精神。

记者: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您还在矢志研究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以及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等,主持了“人文精神再讨论”,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请您就此做个权威性的解读。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3-0044-02

在中国新闻学教育的近百年历程中,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精神教育一直是两个重要途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曾言:“新闻教育至少须包括两方面,一为知识教育,一为精神教育。”[1]当代中国新闻学高等教育研讨的核心正是“新闻人”养成的途径,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以区别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是新闻学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人”特征可视为两个层面,操作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一专多能的业务技能,理念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准则。操作层面体现为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层面体现为职业精神教育,智育与德育二者相互渗透、互不割裂;专业知识教育取决于课程体系的改造,职业精神教育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二者的共同实现凝聚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新闻精神”。

一、变革本科课程体系――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知识教育途径

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是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落脚点。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始人谢六逸曾言:“新闻学系课程应理论与实验并重,就其性质可以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2]这奠定了传统意义上课程体系的框架。但就目前而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突破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的模块束缚。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较于1998年版的重要变化体现在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两个方面,时隔14年后的修订体现了新闻学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特征[3]。

(一)理论类课程变化

新闻学概论、大众传播学分别为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原理所代替,“原理”的要求更为精深;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代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地位的提升;同时增加新媒体导论,体现了新媒体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对理论新闻学教学研究的丰富。

(二)史学类课程变化

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合称为中外新闻史,固然是因为新闻史研究中,事业史、学说史、媒介史、社会史、发展史、思想史等侧重不一、众说纷纭,但研究本位完成了从革命史向新闻史的转型,在一般高校本科课程中称为“新闻传播史”,逐步形成“本体意识”。

(三)交叉型课程变化

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事业管理为媒介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与管理代替,以“媒介”一词取代“新闻”,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适应目前的全媒体社会的时代背景。

(四)业务类课程变化

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没有明显变化,相应专业实验环节继续发挥着功能,理论性质强的广播电视学淡出,转化为业务色彩浓厚的音视频节目制作。

此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不再是主要课程,增加“融合新闻”作为专业实验课程。融合新闻的增加是对新闻学实验教学倡导新理念的强调,体现了在媒介融合的当下对传媒新手段的引导和运用。

由上可见,新闻学本科教学在保证一般意义上“提出问题―讨论研究―实习实践”的互动授课模式外,更要应现实的变化,在全能型记者、融合新闻实验平台成为时代召唤的同时加快新闻学高等教育改革。目前可以做的是在保持基本理论类、史学类课程地位不动摇的同时,研究新媒体传播内容、形式、手段、模式、功能,进行教学创新。总之,在传播技术和课程体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变的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当代国内高校近万名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培养未来新闻产品生产者“把关人”的使命。

二、塑造“新闻精神”――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精神教育途径

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反映传播技术的最新成果,“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则彰显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相较于1998年版而言,增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情怀、道德品质、协作意识、文化修养以及健康的体魄”,并将其置于前列,这正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应具备的“新闻精神”的完整表达。在当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精神”的培养途径可以从新闻学高等教育主流的价值观、正确的舆论观、健康的文化观这三方面着手。

(一)倡导主流的价值观

“新闻人”的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活动的精神层面表现为职业伦理道德,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媒介属性规范和社会公众期待的认知。新闻学自身特殊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倡导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契合,以客观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显示其科学性,以价值观的评价判断显示其人文性,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4]。在注重新闻学高等教育“以人为本”的同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解读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积极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具体方法是将其思想性与专业性结合,在提升学生现代传播理念、专业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其“新闻精神”的教育,注重其职业伦理的养成。

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学探求和揭示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良性运行提供智力保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按照唯物论的本源观,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内含的客观要素,新闻传播者在价值要素受传过程中实现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令物质的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5],形成新闻价值观。倡导主流的新闻教育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新闻学高等教育中的贯彻、丰富与体现,是对新闻传播基本职业伦理的遵守,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百利而无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在教研中是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规范影响着未来“新闻人”自身的价值观,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一。

(二)树立正确的舆论观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的环境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重构的信息传播范式让新闻传播基本关系出现调整与变化,现实舆论环境影响到高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想,使其行动产生出了鲜明的差异性。在社会舆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形势下,引导在校生建树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十分必要,途径在于以传统的民族精神发扬、当下的时代精神体现新闻学高等教育人本、和谐、科学的主题。

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能否对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矛盾多发问题、的新闻报道做出正确的效果评判、发挥引导和疏导作用事关重大。目前的共识在于让学生认清那些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建树媒介文化的自觉、新闻传播理论的自信、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自强。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厘清“惺星性”等噱头报道挖掘的不是新闻价值,而是轰动效应,不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追求的是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正确的舆论取向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当“感动中国”等社会正能量人物、事迹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价值的发掘报道起到了舆论引导、道德建设作用;当一些负面影响事件、形象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的曝光揭露、舆论监督同样起到道德建设作用。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凸显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有利于新闻学在校生这一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二。

(三)构建健康的文化观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介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影响产生出的文化形态,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具有构建社会价值、辅助社会规范的功能。高校媒介文化建设从微观层次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支撑与参照。

目前高校中,在校生在社交网络中发表关于学校、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出现了由自媒体构筑的与高校传统媒体不同的“第二舆论场”,正在解构大学传统话语体系、消解大学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分化校园消息权。校园媒介文化是师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高校建设中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热点。校园媒介文化所蕴涵的信仰、观念、价值、实物、符号和技术等因素,及其构建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着师生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学生是校园媒介文化建设的主体、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更应在校园媒介文化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教师立足高校实际,结合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让学生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观念、活动和制度进行系统认识,解析新闻传播行为和媒介文化的内在联系,促进校园媒介文化健康发展。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三。

综上,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解决新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养成的方向指南,当代中国“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凝练理应受到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合情合理,因为这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紧密联系。在肯定新闻工作者正面价值的同时,更要反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够对事业忠实,如何防止其成为事业上的特权阶层。这种反思不仅出现在西方新闻界,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目前对新闻工作者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很丰富,但更应该解读当代新闻学高等教育中“新闻人”的培养途径,这种解读对新闻公正的实现很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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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N].光明日报,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055-02

自从现代解释学集大成者伽达默尔在1960年推出了巨著《真理与方法》,解释学不仅成为一股强劲的热潮,“解释学意识”也成为了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今天人们论及解释学,往往指称的是作为现代解释学阶段的所谓“哲学阐释学”,已从完全忠实于“文本”的认识论转向“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并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理论。

可以说,哲学与新闻学,都作为理论指导着人们去认识并改造世界。当下,解释学思想已广泛渗入到社会各个学科领地。而着眼其与新闻学的关系,特别是站在解释学的诸多视角下来分析和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和现象,能让我们吸取解释学思想中更多的新鲜血液,给予新闻传播学越发旺盛的活力。

“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余更多地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感。人民群众越发重视并积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于是,“民生”与新闻传媒的“和亲”就必然十分迫切了,“民生新闻”便应运而生。近年来,诸如《南京零距离》、《民生热线》、《温州都市报》等各种媒介形式的民生新闻可谓是竞相发展、势头迅猛,俨然成了各大媒体和广大百姓共同青睐的香饽饽。究其原因,我们不妨从“解释学”理论入手,谈谈民生新闻背后的“问题意识”缘由。

1新闻媒体在“问题意识”指导下的民生“文本选择”的“民生趋向”

在“民生观念”逐渐深入百姓内心的今天,各大新闻媒体若想在激烈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就不得不在新闻题材的选取上多下些功夫了,一方面肯定要选取与百姓息息相关、人们最关心关心的民生话题,另一方面,还要在基本的话题下深入分析和挖掘,找准、选取更加细致和具体的新闻点,以期更好的符合当下的民生政策重心,迎合广大受众的关注点和民生心理预期。在此,对解释学理论中“问题意识”及其指导下“文本选择”的领会和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解释学深入探讨并重视前理解的影响,认为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给予的生产性积极因素,促成了理解者或解释者独特的“视域”。而伽达默尔的“问题视域”通俗地讲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而每个人具有的某种问题视域(也就是问题意识),恰恰是我们理解文本意义的前提。解释的过程就是解释者运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去解读文本。而“文本”,即一切以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表达的人类交往的形式。所以从本质上说,包括民生新闻在内的各种新闻就是一种信息文本。

由此,解释学对民生新闻工作者“民生新闻”文本选择上的启示是:新闻文本是新闻工作者对新近发生事实情况的描述,所以,首先就要求其对被描述对象的理解。新闻虽要求客观真实,但记者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在报道中或多或少会掺杂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同时,新闻事件可能会千头万绪,这于涉及面广的民生新闻尤其如此,很难面面俱到。所以,报道什么取决于传播者所看到的新闻点,即新闻点的文本选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传播者既定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所以,这就要求民生新闻工作者在多方采集和挖掘民生新闻事实要素和原委的同时,能更好地凭借自己尽可能准确系统的知识积累和专业敏感,在解释学“问题意识”原则的指导下来判断或推测某一事件的发展趋势,准确切中新闻热点,选取有价值的新闻信息文本,进一步在政策鲜明的“问题意识”指导下进行民生新闻报道与评论。

2广大新闻受众在“问题意识”下的“民生取向”及不同“视域”的丰富解读

站在解释学的角度,广大受众对民生新闻的“青睐有加”,正是“问题意识”的体现,而对于同一民生新闻的差异性解读,也恰恰是在不同前见作用下视域差异的反映。“前见”又称“前理解”。是指构成理解者存在的种种历史条件。从根本上,前见构成了我们的视野,是我们理解所处的先在状态,既是人的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解释的特定角度和观点,又是理解和解释的入手处或切入点。因此,笔者认为:广大受众正是在似乎达成共识的“民生事件最能反映国家社会制度问题”这一普遍的“前见”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在“问题意识”的作用下,越发青睐于“民生新闻”并热衷于其所反映现实问题的解读。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趋同的同时代人们的“前见”和“问题”共识。

然而,我们更应看到作为不同个体的广大受众,在不同“前见”作用下“视域”差异,这主要反映在不同受众对同一或同类民生新闻的“见仁见智”不同问题反应和争论乃至与新闻传播者认识差异上。同时,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和差异性也正是“民生新闻”赢得受众“青睐”的原因之一。在新闻文本特别是问题视角丰富、涉及面广的社会新闻的解读中,受众的“前见”对新闻文本的解读有重要影响,每个读者都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解读新闻产生自己的理解,而任何人的理解都是站在自己处身的立场,以特定的价值角度去解读新闻事件及其意义。因此,历史的面目,永远处于不断理解的过程中,此即文本意义所在,这使得传播广、受众多的新闻文本,特别是角度丰富、问题性强的民生新闻从生成开始便蕴含了无穷大的“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综上,便是笔者从解释学的“问题意识”入手,着眼于当下“民生新闻备受青睐”的传播现象,所做的一些思考和探讨,然囿于学识和能力,不免有浅显和不足之处,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格朗丹著,何卫平译.哲学解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M],2009,7.

[2]蔡尚伟.“哲学解释学与新闻传播”.新闻大学[J],2000(3).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6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5]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性行为,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 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

“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性行为,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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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心理学论文例7

综观列出的11个学科,其排序依据是双重的:一是学科本身对其他学科的辐射与影响力度;二是学科理论知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新闻学作为支撑性学科的基础,有以下三点:

(一)新闻学是一门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

新闻学之所以被视为支撑性学科之一,首先在于它是一门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主要在于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尽管客观是新闻报道的准则,但新闻无疑是新闻报道者主观选择的结果。这就赋予了新闻意识形态属性。有学者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带着明显的理性色彩,是对社会存在间接反映的思想形式,“新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之一”[1]。美国学者马克?迪耶兹则认为,“将新闻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一种职业、一种产业、一种文学类别、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等),意味着主要是从新闻工作者如何给其新闻作品赋予意义的角度来理解新闻”[2]。

另一方面,新闻是意识形态建构、传播与扩散的主要渠道。意识形态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属于认识、观念、思想等精神层面的。一个国家有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个社会也有其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样式。在众多的意识形态中,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往往会成为主流,而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新闻扮演着重要的建构功能。不仅如此,意识形态要成为主流,发挥其影响力,也要借助新闻来传播与扩散。

(二)新闻学是指导新闻舆论工作的学科

对任何一个国家、政党、政府,乃至机构、企业而言,新闻舆论工作都至关重要。正如指出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3]

新闻学之所以作为支撑性学科之一,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是新闻学重要性的直接体现。在新闻舆论工作中,指导观念直接决定着新闻舆论工作的方向,什么样的新闻观决定着新闻舆论工作的实际效果。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追问,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新闻学作为支撑性学科必须回答的。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新闻舆论的重要性,任何国家、政党、政府、利益集团都不可能放过影响新闻舆论的机会。因此,在声称“独立”的媒体中,其新闻报道在一些关键事件中,无论其报道方式如何客观,往往可以看到其立场所在。可以说,真正完全摒弃立场的媒体是不存在的,关键在于怎样的立场。正如恩格斯所言:“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4]

(三)新闻学是对其他学科有影响的学科

考量一门学科是否是支撑性学科,除了学科本身的重要位置之外,还要看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对于新闻学而言,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新闻学对现实的阐释力,是否可以解决其他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自古以来,信息的传播始终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大众媒体出现后,大众媒体就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其中新闻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作为一门研究新闻传播规律、传播过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的学科,新闻学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舆论、宣传等社会系统中的关键元素,尽管其他学科也有相关研究,但新闻学除了理论研究之外,还研究相关业务,揭示舆论产生的过程、宣传的具体方式等,这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

二是新闻学的学术研究?ζ渌?学科是否有参考借鉴价值。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明显,学术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相互引用也成为常态。新闻学同样如此。如,受众心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统计学、新闻哲学等,这些都是交叉学科的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政治学研究少不了新闻学,需要研究新闻在宣传中的作用,新闻对政党合法性建构的作用;社会学需要新闻学,研究新闻如何构建现实社会、如何塑造社会心态,等等。

二、新闻学作为支撑性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薄弱

新闻学的蓬勃发展,没有消除“新闻无学论”的声音。有学者指出,“‘新闻无学论’不是一个无中生有或出于敏感而夸大的‘假想敌’,而是客观存在于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中,并已然(成为)对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的现实威胁者”[5]。研究表明,这种声音既有对新闻学认识的不全面因素,也的确反映出了新闻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对‘新闻无学论’中的合理内容,应从理性反思的角度虚心吸取”[6]。

首先,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不健全,影响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更削弱了其支撑性作用。新闻学未能形成一套自身的学术传统,特别是研究方法上主要还是其他学科的;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尚不成熟,未能形成相对固定的核心理论框架;新闻学话语体系缺乏共识,核心概念既少又缺乏定论,且没有相对稳定的述语形态。正如刘建明所言:“科学化的新闻理论结构在述语形态上,应具有概念述语体系,具有推论的述语体系,阐明定律或原理,建立各种科学解释的述语类型。”[7]

现实中,面对新的媒介环境的挑战,新闻学的理论范式再次面临各种争论。比如,新媒体发展起来后,有的学者主张“重构新闻学”,呼吁新闻学理论创新[8];也有学者提出“颠覆新闻学”,呼吁新闻学范式转型,如“新闻学转向传媒学”[9]或“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10],等等,这从侧面表明新闻学的核心理论尚不成熟、稳定性不足。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其核心理论是较为稳定的,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震荡。正是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健全,才给“新闻无学论”留有了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对新闻学作为支撑性学科的困惑感。

(二)新闻学对新闻实践指导作用存在不足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发掘历史、构建理论体系之外,其功能之一是对新闻实践的指导。这种指导既表现在用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培养具备较高素养的新闻从业者;同时也表现为对新闻界的实践可以提出指导性、批评性、建设性意见。从现实来看,新闻学专业对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还存在一些不足。

其突出表现是,随着各种新型媒体的出现,出现了诸如自媒体新闻、数据新闻、VR新闻、无人机新闻、算法新闻、机器人新闻等一系列新闻的新形态。传统的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新闻编辑等课程无法胜任新形势的需要。这导致出现了一种现象:新闻院校培养的新闻人才对新闻界而言有时用不上,用了却后劲不足,新闻学专业毕业生与其他专业毕业生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区别不大。

新闻学的指导性作用不仅表现为培养新闻人才的水平,也表现为新闻学界对新闻工作实践出现的问题是否有及时的把脉。从新闻学现状而言,在这方面显然还存在不足。新闻学界对新闻界的一些问题没有及时有效地指点,新闻界的一些问题或困惑难以从新闻学中找到答案。如,2015年媒体人石扉客就曾公开提出了对新闻学界的批评。[11]

(三)新闻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有限

发挥新闻学的支撑性作用,需要新闻学发挥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尽管新闻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都有交叉关系,但从研究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现状而言,其他学科对新闻学的影响明显大于新闻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是新闻学越来越多地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但其他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借鉴新闻学理论、概念和方法相对有限。在众多的学术专著、教材、论文中,这一现象比较明显。丁柏铨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和其他19个学科CSSCI刊物论文引用、被引用的情况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和14个学科之间存在“逆差”,最大的是与历史学之间,引用和被引用的比值高达296∶13;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艺术学、体育学、文化学5个学科之间存在“顺差”。[12]这表明,新闻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已有一定基础,但也有不足,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新闻学作为支撑性学科地位的发展方向

(一)尊重新闻学学科发展规律

新闻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理论体系发展的生长点应该是发现新的经验事实、结晶成新的概念和构成新的知识体系”“把握好科学生长点是进行创造性科学活动的关键”。[13]对于新闻学而言,自然应该重视其意识形态属性,但不能把新闻学仅视为意识形态,而不顾学科属性和学科规律,要遵循新闻学学科的发展规律,把握好新闻学的学科增长点。正如单波指出的:“中国新闻学缺乏想象力,不仅理性能力不足,超越性与创造性匮乏、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而且还感染着‘僵化’的痼疾,即‘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14]

就当前而言,新媒体对新闻学而言可谓一场危机,但这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在学科发展规律中,“危机点是突破的起点,突破线为螺旋轴或称革命轴,由危机点起,沿革命轴上升到革命点,完成突变(质变)”。[15]因此,新闻学要转向传媒学或其他学科的观点,对新闻学发展而言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但是,妄自菲薄,声称新闻无学,又走入了另一个端点,并不符合一门学科的规律。

综观中国新闻理论的创新,几乎都是在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互动之中实现的。[16]新闻学学科要获得发展,不仅要有增长点、危机点,还要有追求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闻学研究,如果要有所作为,当然不应该是新闻学术圈子内部的智识游戏,它必有所追求。”[17]

(二)加大新?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力度

一是为培养具备良好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新闻人才,提供理论体系、操作模式、业务规范。新闻业作为一个专门的行业、职业,有其一套理论体系、操作规范和业务规范。进入新闻业的门槛之前,需要在这些方面接受新闻学教育,从而提高新闻人才的职业基础素养。这就要求新闻学不断提高新闻人才培养的水平。

二是解释、评析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新闻业界面临的问题是多重的,既有新闻实践中的职业伦理、职业道德问题,也有新闻界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法律、职业问题,需要得到学界的释疑解惑;新闻业如何面对媒介技术的挑战,也需要得到新闻学界的方向指引。新闻学应对新闻业界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三是跟进媒介环境的发展态势,对变动中的新闻业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新闻学对新闻业的指导作用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对报道理念的影响,也有对报道内容的影响。因此,新闻学要发挥对新闻业的指导作用,就要强化新闻学对扩大媒体传播力和对提高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实践导向。[18]

(三)突出理论重点,提高学科影响力

新闻学是否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不仅在于新闻学自身理论基础是否雄厚,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支撑,也在于其他学科对新闻学的认识。由于新闻学自身历史发展较短,且受“新闻无学论”的影响,其他学科对新闻学科并未有全面的认识。特别是传播学出现后,有的传播学者把一些新闻学研究视为传播学研究,甚至提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导致新闻学研究空间越来越狭窄,似乎仅剩下新闻业务、新闻史和新闻学概论几门课程。

实际上,新闻学研究对象绝不仅限于此。新闻、媒体、传播、宣传、舆论、受众、效果,等等,这些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内容,本是新闻学研究内容,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传播学研究。尽管传播学的产生之初不只是为了研究大众传播,但如今的传播学研究,却把主要精力、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大众媒体的传播,把新闻生产过程中各种元素的研究视为传播学研究。这就进一步给“新闻无学?”蒙上了阴影。

扩大新闻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首先要有顶层设计,从学科划分上规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纠缠不清的问题,自传播学诞生之日起就已出现。当前,新闻学之所以弱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传播学研究对象。因此,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既要有学术自生性,也要有顶层设计。事实上,“新闻无学论”或“新闻学转向论”也经常拿国外著名大学没有开设新闻学专业作为例证,这何尝不是由现状倒推结果的反向例证。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8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5]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性行为,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 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

“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性行为,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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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民辉.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教育部解读教改纲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eb/ol]./china/">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19-07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新闻爱好者》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河南省一级期刊,也是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本刊物是新闻界人士研讨新闻、交流经验的园地,是业余通讯员开阔眼界、自学成才的助手。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2013年到2015年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面的800篇论文进行归类分析,以期从中窥探近几年新闻传播界的发展及研究方向。

本文对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的二级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在《2012年度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中所采用的类目编码[1],结合《新闻爱好者》自身刊物的特点,将研究领域划分为15个类型,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和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著和其他。由于新闻传播学本身是一种交叉性、跨学科性学科,加之当前媒体发展的融合化发展趋势,因此在编码过程中难免存在编码误差。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呈现当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透过三年的统计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趋势。

由于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新闻爱好者》都开设了专栏对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名著进行介绍。具有深邃思考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名人、名家是时代的骄傲,也是后辈学习的楷模。新闻作品的欣赏有利于提高新闻业务水平。因此,在研究中将“名人名家名作”单列一项。

二、2013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论文总共313篇,经过统计分析,这些文章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15个方面或领域。子类目之间的数量存在一定差异,各子类目论文数量(详见图一)以及各子类目的论文数占本刊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详见图二)如下:

2013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论文共13篇,均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其中《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是介绍外国人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文章“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2]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的原因,指出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最直接的动力“便是来自书商的鼓励以及自己在华更好的生活的谋划”。[2]其他12篇文章,研究跨度比较大,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既有早期新闻活动的研究,也有明清时期、辛亥革命、民国时期的新闻研究。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集中在个案研究,研究论文高达8篇。

新闻理论的研究本年度共16篇,分别涉及到新闻的本质、新闻专业主义、党性原则、职业道德、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几个方面,其中对于媒体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最为突出,共有8篇。郑保章、胡静静对新闻宣传思想进行研究,指出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3]

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共59篇,数量最多。从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涉及到标题的拟定、新闻语言的使用、会议消息的写作等方面。陈春艳指出,社会语境的变化促使新闻标题变为“言语平实与灵动――务实、求俗、趋利的社会文化心态下的新闻标题”,呈现“日常口语登上大雅之堂――务实性的价值取向”“方言词、俚俗词登上大雅之堂――娱乐性的价值取向”“流行词语登上大雅之堂 ――时尚化的审美取向”。[4]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实践案例的探讨。从获奖作品中总结经验的文章共9篇。对个案报道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的文章共27篇。

新闻心理学论文例10

英语新闻听力教学是英语学习板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着我国英语四级等级考试改革落下帷幕,英语听力测试开始向注重实用性转变,其中一个大的变革便是在听力测试部分增加了新闻内容。这无疑加大了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的难度,也对高校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基于这样的背景,借助图式理论尝试构建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新模式。

一、新闻听力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教材资源陈旧以及教法落后等原因,我国高校英语新闻听力教学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很多高校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多重视日常交际英语的教学,对实用性较强的新闻英语教学普遍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由于新闻英语与日常交际英语存在较大差异,其后果直接表现在学生对英语新闻听力理解束手无策上。

2.教材资源更新慢。目前我国英语听力教材种类繁多,其内容对日常交际英语涵盖较为全面,但是缺乏像新闻英语这样的实用性较强的内容。而且,大部分内容仍停留在上一个世纪,出版周期过长使其无法跟上当前我国英语教育改革的步伐。我国在2016年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进行了较大改革,其中,听力测试第一部分增加了新闻语篇的测试(见图一)。

图一 国家英语四级听力测试的内容

从图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听力部分取消“短对话”和“复合式听写”而增加了三篇短篇新闻篇章的理解,内容来源于BBC或者VOA新闻,这体现了国家教育部门希望将我国英语教学向实用性英语方向倾斜的态度。鉴于新闻英语词汇新、语速快、句子长、语言书面化、篇章结构不同于一般文体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的难度。新的完善的教学资源是英文新闻听力教学的基础。倘若教材得不到及时更新,英语新闻听力教学新模式的构建无从谈起。

3.教学方法单一。我国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本身就处于弱势,加之高校英语教学多采用传统单一的“灌输”方法,无法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其后果就是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对听力课堂,尤其是难度较大的新闻听力课堂教学越来越失去兴趣,最终致使英语听力学习陷入恶性循环。

二、图式理论的发展及其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图式理论兴起于哲学,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扩展到认知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图式理论的研究方式严谨,理论模型较为成熟,将图式理论应用到英语听力教学中为构建英语听力教学新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1.国内外图式理论的发展。认知图式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Kant于1781年提出:人的大脑中存在纯概念的东西,图式是连接概念和感知对象的纽带。随后,心理学家Bartlett在1932年,将“图式”解释为:一个人己经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在大脑中的集结,是大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是一种记忆的存在方式。此后图式理论经过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补充,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式现已比较成熟。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外有关学者开始将图式理论应用于语言学习当中进行研究,比如语言学家Carroll将图式理论应用到语义记忆中的研究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关于图式理论的研究最早在哲学领域展开,大多数文献主要通过翻译国外文献来引进、介绍图式理论的相关概念。自2000年后,我国研究者才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图式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研究领域也从哲学逐步扩展到心理学、认知科学,乃至语言学习领域。在语言学习领域,我国相关文献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鲁忠义、王哲的《英语议论文图式训练对阅读理解水平影响的实验研究》一文,创新性地通过实验方式来证明图式理论应用到英语议论文阅读理解学习上的可行性。我国学者王巧平、叶姗姗等开展的将图式理论应用到英语专业教学过程中的研究活动较为丰富,但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的新闻听力教学研究却为数不多。本文基于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尝试提出将图式理论应用到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新闻听力教学研究中,并具体应用于指导词汇教学、词块教学以及语篇教学三个层次上。

2.图式理论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图式理论处理英语语言学习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自上而下(top-down)、自下而上(bottm-up)。“自上而下”模式更多的是一种预期驱动,即学习者利用先前已有的知识或高层次的知识来分析和处理所接收到的词汇、语法、语句等信息。“自下而上”模式与前者相反,是指通过低层次的图式活动来引导、完善高层次的图式活动。概括来讲,“自上而下”是从整体到部分,“自下而上”是从部分到整体。在英语听力中,“自上而下”模式注重学习者的个人体验与知识储备,学习者通过对听力材料的整体把握来处理信息。“自下而上”模式在英语听力中可以理解为线性过程,学习者通过对接收的语音、词汇、语句等信息进行分散处理,最后汇总成统一整体,从而达到对听力文章的整体理解,即“语音――词汇――语句――文章”。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高校英语教师应当根据实际教学状况,适时调整教学方法,两种模式配合使用,以达到互补的最佳效果。

三、新闻听力图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笔者参考有关文献资料,将英语新闻听力图式模式分为三类:内容图式、结构图式、文化图式,并将其应用到英语新闻听力词汇教学、词块教学以及语篇教学三个层次上。

1.内容图式。新闻报导的内容具有公开性、及时性、准确性、针对性等特点,新闻内容涉及国内外各个行业领域,且用语严谨,采用书面语言的形式。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者一般将学习重点放在日常交际用语上,对新闻内容的语言形式以及专用词汇缺乏积累。对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者来说,需要在英语新闻内容上做大时间跨度的总结,逐步习惯其语言形式,掌握专用词汇,才能适应新闻播报语速快的特点,初步建立起内容图式,为提高英语新闻听力水平做好基础工作。词汇教学方面,教师应当把握好英语新闻词汇的分类,即新词汇、缩略词以及专有词汇。新闻是创造、接触新词汇的前沿平台,比如“Cloud Computing”(云计算)这一新词,正是由于新闻的传播,才使得其被广泛使用。新闻播报时间有着严格的限定,缩略词可以减少在长词、难词上的朗读时间,进而提高播报效率。一般情况下,英语新闻中的缩略词是针对特定组织或者机构的表达形式。比如“AIIB”一词,是“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缩写,指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词块教学方面,教师应当根据新闻热点,适时为学生补充相应词块知识。比如针对货币政策调整这一新闻热点,教师可及时补充“loosening tight monetary policy”这一词块,为学生进行英语新听力训练创造条件。此外英语新闻语句大多采用嵌入式的句式,通过对简单句式进行扩充达到方便听众理解的目的。比如“But Mr Sanders again resisted pressure to drop out of the race, saying he was in until the last ballot is cast.”一句,教师可以采用分解教学的形式。

总结新闻内容的特点,可以得出结论:构建英语新闻听力内容图式最适用的模式是“自下而上”式。非英语专业的英语基础普遍相对薄弱,学习者应当首先从新闻内容的基础性词汇、词块、语句积累工作做起,初步构建起低层次内容图式,进而引发高层次内容图式的响应。

2.结构图式。根据新闻报导的结构,英语新闻听力材料主要有两种结构:第一种是依据事件发生时间的前后顺序,即编年体写法;另一种是依据事件的主次来排列顺序,即新闻导语法。我国英语四级听力考试内容一般选取BBC或VOA的内容,而这两家电台所报道的新闻通常采取新闻导语法,即:通过新闻的第一句话作为语篇的导语,开门见山简要点明事件。笔者在此将BBC及VOA的通常导语内容总结为:who, what, when和where等四大核心。语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自行进行四大核心的总结工作,通过大量实例培养学生对新闻结构的理解能力。学生应当注重把握新闻听力材料的主题,即导语的内容。把握好导语内容可以为学习者理解语篇后续内容打好基础,从而帮助其深入学习语篇材料的细节。结构图式类似于“自上而下”式学习,了解了这样的结构特点,可为学习者把握新闻语篇的主要内容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

3.文化图式。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在积累了一定词汇、词块、及篇章知识的基础上,依然普遍存在不理解新闻内容的问题。学习者缺乏相应文化图式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文化图式在广义上是指储存于大脑中的某个民族特定文化的知识框架,知识框架包含民风习俗以及传统习惯等内容。由于文化图式的特殊性质,适合文化图式构建过程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配合使用,通过积累相应的经验来构建文化图式。具体方法很多:譬如,学习者可以利用汉语文化图式的正迁移效应,来掌握英语新闻内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达到潜移默化构建英语文化图式的效果。再譬如,可以对学生进行英语新闻语篇的翻译培训。翻译工作需要学生对英语新闻内容进行解码、再编码,学生通过这些过程可以深入了解英语文化的价值观,进而构建出英语文化图式。

四、结语

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英语新闻听力教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基于图式理论为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新闻听力教学构建了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高校英语教师在新闻听力教学中开拓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新闻听力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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