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为主题论文例1

1.引言

艺术真实是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真实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在人们过多的关注西方文学艺术真实观的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也应关注到中国艺术真实理论的变化发展。笔者对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这三大类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硕博论文类文献，以关键词“艺术真实”在知网搜寻硕博论文情况，截止2015年5月，共计279篇论文。由于艺术真实一直是关注的热点，期刊较多，根据本文研究的范围，所以只选取了文学理论核心期刊类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文艺研究》有12篇、《文艺理论与批评》有6篇，《文艺报》有5篇，《文学评论》有8篇，《外国文学研究》有4篇，《文艺理论研究》有26篇。

根据专著类书目的介绍及评述，笔者发现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多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本文主要列举的艺术真实论专著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

再者，经过国内文献研究的整理，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艺术真实理论线索的文献不多。笔者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真实理论尚有挖掘的空间。在古代文论中，很难找到有关于艺术真实理论的专论，但是其中关联性的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笔者的问题是，中古国代文论中能否通过这种源头性线索的梳理来建立起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的理论框架。笔者试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相关线索以验证其探寻其可能性。

2.国内艺术真实论研究概况

笔者基于国内艺术真实理论专著、文艺学专业的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文献的综合分析，将国内艺术真实理论研究的问题及特点概括如下：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2.1艺术真实论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80年代

围绕艺术真实论进行探讨的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艺术真实论专著主要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这些著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及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艺术真实的观点主要围绕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等。

陆贵山的《艺术真实论》首先在概述部分梳理了中西方艺术真实理论的历史发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是萧殷收录的个人论文集子，主要论述了生活、艺术和真实的关系。此外，在文学写作实践方面也给年轻人指出了宝贵的意见。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一书首先梳理了西方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和中国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并比较了中西方的艺术真实论，建构了艺术真实论的动态模型。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一书共分为五辑。在本书中，张炯指出“作家的职责在于暴露”，他认为作家应该“全面地辩证地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弄清楚“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问题”，并要“准确地描写人物和关键的关系问题。”

2.2艺术真实概念的模糊不清

艺术真实的概念含混不清首先则体现于用法的混乱。如“艺术的真实”、“文学真实”、“文学的真实性”等。理论家们在运用此术语时则呈现自说自话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其次，艺术真实的概念在文艺界的讨论中众说纷纭。众多理论家关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反而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中间接阐明观点。再者，艺术真实的概念界定也出现了变化，热衷于探讨艺术真实的性质，由以往的二元关系模式（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走入了多元动态的关系模式（如朱立元提出的艺术真实“创作―作品―鉴赏”的动态模型）。

2.3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

国内艺术真实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极强的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当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普及性的运用并解决问题时，研究者会开始审视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如赵炎秋在《“艺术真实”辨析》一文中通过三类教材艺术真实观的比较，他指出了艺术真实研究的局限。颜翔林在《艺术：“真实”与“真理”的缺席》一文中运用怀疑论美学质疑“艺术真实乃文学之生命”的命题叶茂康在《“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再认识》一文则主张推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他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界定于现实主义范围之内。生琳，黄浩在《对现实主义艺术真实论的历史告别―新时期以来艺术真实问题讨论的基本思考与批判》一文中，结合网络文学，武侠，科幻小说以及网络统计数据，质疑已有的艺术真实论命题。

2.4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古代艺术这是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的相关线索的文献较少。在此只列举部分文献，以咨参考。除了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见本书21-24页）和朱立元《真的感悟》中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真实理论的相关梳理外，还有以下文献做出了相应的梳理。如张新艳硕士论文《论艺术真实之维》、朱述超硕士论文《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分析了袁枚的性灵论，指出其情感论与真实论的统一。此外，王汝梅《白居易的文学真实论――谈小说理论的萌芽》一文中论述了白居易的文学艺术真实论并指出“我国古典诗论，从诗的主客、形神、虚实、有无、真魇两方面的对立、融合关系探求艺术真实，大道了极其精妙的程度，表现了特有的民族风采。”蒋述卓在《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一文中，从古代文论“真幻”、“情真”等范畴分析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

3.小结

综合上述，国内艺术真实论文艺理论研究特点主要有四点，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艺术真实理论作为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依旧还有继续探讨及研究的潜在空间。（作者单位：1.云南民族大学;2.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景俊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与发展前景）陆贵山先生访谈录〔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1）：104

[2] 景俊美.陆贵山学术思想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

[3] 萧殷《论生活、艺术和真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45

[4] 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5] 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30

[6] 赵炎秋.“艺术真实”辨析[J].中国文学研究，2008（03）：14-17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2

一

既为“艺术的演进”，艺术学科自身的发展变化当然是议论焦点。无论是对艺术学过去发展历程的总结回顾，还是对它将来的充实提高，这个主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持续下去。正因为如此，此议题提交论文数量最多，质量最高，挖掘最深，影响力最大。此类专家学者或从艺术学学科的进展方面谈起，或从艺术学理论如何强化内部建构论及，或从中外艺术学理论的比较与借鉴着眼，或从艺术学与其他学科如美学、音乐学、设计学的关系入手，虽紧扣主题而视野宽泛，涉及内容广泛，既有宏观把握，也有深入具体研究，点与面皆有所顾及。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凌继尧教授以他独有的视角总结了艺术学理论诞生一年来的学科进展情况，从学术队伍、学科成果、学术活动、学位点建设等方面总览概括，理路清晰，信息量大，视角新颖，使人们对当前艺术学的整体状况与学术动态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也为今后艺术学理论的布局、发展、建设、演进提供了纲领性思考。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黄教授对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触及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与现实问题，如：如何看待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与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有哪些？尤其提出了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并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硕博研究生论文选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意见，不仅具有相当的高度，还具有切实的指导性与实践应用性。总体来看，黄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有自上而下的研究，也有自下而上的研究，即有“自觉”研究，也有“不自觉”研究，但是无论哪种研究最终都要上升、归纳，要上升到学理的层面，不能停留于一般的门类研究与问题探讨，这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就会不断扩展，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队伍才不会薄弱单调。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艺术百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楚小庆副研究员放眼我国文化建设的大视野，站在文化自强与自觉的高度，审视了目前形势下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价值与目标任务。他认为，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是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并且说，在当代中国，深刻认识和认真梳理艺术学理论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深入阐释艺术学理论在当下需要迫切发挥其引领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他说，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弥补文化建设这一课迫在眉睫，而文化建设的重心之一就是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同时认为，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关键在于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文化建设大背景深入开展，其难点在于如何结合对优秀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并结合人类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思想和理论，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鲁迅美术学院科研处长张伟教授以艺术文本与历史语境阐释为题，考察了艺术文本生成的历史，探讨了对艺术文本进行历史语境阐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在艺术学研究中要把艺术文本置于更广泛的文化时空之中，将它们作为人类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某种政治观念的派生物。提出要特别注重艺术文本内在结构的张力与历史语境的统一，任何单一方面的强调都会导致对艺术文化文本的片面理解。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尹文教授借鉴图书馆学中目录学的分类方式，从目录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艺术学学科的演进建设过程，认为艺术学学科的独立需要艺术学文献目录的学理支撑，它独立后的建设有一个分类细化的建设过程，尤其对二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艺术研究所夏燕靖教授对归纳逻辑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路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丰富多样，是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基石。因此要对中国诗学研究加以关注，以助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他同时指出，艺术学理论研究还应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论，需要建立起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框架。山东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李丕宇教授同样将研究视角放在了中西方对比这个视域，围绕美、英、德、俄四国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目录所体现的理念、逻辑和相关问题，以他所掌握的丰富资料作比较式分析，并结合我国“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的历史变化和现状，借以反思我国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目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建设性问题与建议。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东南大学姜耕玉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应根植于艺术原创性研究，艺术学不是从美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学科，也不是指各个具体的门类艺术，它建立在分析和综合各个门类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是关于各个门类艺术或类型艺术的相似的特点与相通的规律的研究的学科。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副教授以艺术学与音乐学的相互关系为背景，通过对历史哲学理论原点的辨析，结合具体例证，对历史学视阈下音乐史与文学史、美术史的共通之处及其相对于历史学其他分支的特性进行了分析与阐发，提出了总括各艺术类型的历史学研究的“艺术史学”这一学科设想，同时联系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和艺术史的关系、音乐史与文学史和美术史作品研究的共性与个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提出中国艺术学研究与建设应以美的艺术精神为标杆，将“人生艺术化”作为重要研究视阈、方法、立场及价值取向。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李倍雷教授同样认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构建艺术学理论的中国学术话语，这种构成不是隔空喊话，而有它切实的文化基础、历史传统、现实基础，并由此设置了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以及比较艺术学等。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对艺术学升格之后学科建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艺术学学科构建要突破文学中心论，要集思广益地搭建合理的艺术学学科框架体系，不能仅仅个别专家一锤定音，同时提出要完善艺术学教育资源体系配置，让艺术学理论真正迅速壮大起来。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卫星教授着重谈及艺术学专业下艺术美学方向建设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艺术美学研究方向学生升学问题、艺术美学研究方向学生就业问题、艺术学专业下艺术美学方向建设问题等，不无裨益。湖北美术学院刘茂平教授则从当代西方美学的艺术哲学化倾向分析了艺术学独立的必然性，以及它独立后在建设完善过程中中国艺术学哲学化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鉴于一级学科设计学的独立以及它与艺术学不可分割的关系，另有一些学者十分关注设计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杨先艺教授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设计学学科的演进与发展情况，将之划分为“工艺美术”、“美术设计”、“设计学”等阶段，符合设计学发展状况。河南大学席卫权副教授以“不再‘缺位’”为题，对当代国内设计批评发展路径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认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缺位到21世纪初的表露端倪，再到今天的渐生热络，国内设计批评经历了一个由实践到理论逐步积累、逐步成熟的过程，并在现实迫切需要下呈现出走向勃兴的趋势。常州工学院汪瑞霞教授探讨了文化视域下设计艺术学学科建设问题，提出设计与文化应互生共存于人类社会，要在宽广的文化语境中解读和研究设计学，要从解读设计文化的三个维度出发，形成大历史观、大设计观、大文化观三维交叉的立体研究模式。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康老师同样关注设计艺术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并着重讨论了从艺术学的角度如何看待设计艺术的教育和设计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由此可知，艺术学学科发展与建设仍然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者最为关心关注的话题之一，由于它刚刚登上学科门类的大舞台，无论是内部或是外部，都有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大问题，都需要专家学者们的智慧与创造。通过这次讨论，就此问题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为今后艺术学科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是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

二

中华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是“艺术的演进”这一大会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实力、国力不断增强、影响逐步扩大的背景下，文化软实力显得更为突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哪里？它是如何传承传播的？它对人类文化艺术的贡献是什么？等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以各自研究的艺术门类为突破口，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王廷信教授以20世纪戏曲传播的动力为题，分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戏曲传播的动力机制，包括文化的变革、政治的需求、经济的推动、民俗的习惯四个方面，并认为这几个方面或单独发挥作用，或相互交叉、相互支撑发挥作用。上海大学陈曦禾教授从《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后的命运说起，以该书所建构和确立的革命电影史观作为切入点，考察革命电影史观的历史命运，并由此反思革命电影史观的历史逻辑和局限。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刘承华教授以明清时期江苏地区古琴艺术的历史形态为例，说明艺术演进的非连续性与中心转移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借用了塞维斯的文化进化理论进行解释，揭示出这种非连续性的机制在于艺术的演进本身包含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两个方面，并据此提出如何应对艺术演进非连续性的策略。河南大学张大新教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梳理了中原民族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论证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特别指出“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先生“自负改革之任”，惨淡经营，引领河南戏曲在抗敌御侮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实现历史性跨越，逐步发展成为国内第一大地方剧种的过程。中国戏曲学院陈建平副教授考述了《南西厢》在明清时期的声腔传播轨迹，认为《南西厢》在明清时期的应运而生和日渐勃盛，正是其适应戏曲声腔的演变规律和舞台演出的必然结果。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赵天为博士通过昆曲经典传世名剧《牡丹亭・惊梦》折子戏表演的分析，从个案视角展示出昆曲传承的轨迹，试图说明昆剧表演艺术的传承应当在扎实继承的基础上加以经验性加工提炼，在“口传心授”中的心灵体认中研磨，最终达到精神意趣的突显。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林少雄博士思考了中国艺术史书写的相关问题，以“何谓？何为？为何？”三个反问为线索，诠释了中国艺术史的基本概念、书写理念的定位和书写目的的确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为中国艺术史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广西师范大学刘亚璋副教授从《富春山居图・子明卷》的临仿现象探讨了文人画的承传与演进，通过这一典型的案例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传统绘画艺术特质形成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特殊线索。山西大学史宏云副教授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以根植于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晋南木版年画为例，分析了民间艺术传播中的兼容性，为民间艺术的传承、传播、保护等拓宽了思路。河北大学刘桂荣副教授通过亲身经历与实地考察，以美国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的艺术传播为例，对中国艺术在美国的传播进行研讨与思考，认为其中有有益经验，也面临着一些困局，为今后中国艺术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借鉴。

此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或在站博士后也对这一议题展开了讨论，有的从地方艺术的传承传播入手，有的以民间艺术为例，有的从中华艺术的大视野出发，或点或面、或深或浅地分析说明，显示了这一学术群体令人振奋的人才实力，也充分证明艺术学理论研究这一领域后继有人。

三

本次年会的第三个议题“艺术研究及其当代转换”尤其引人关注，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艺术的研究问题主要是其当代性问题，如何将传统艺术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有效资源，如何在承续传统的同时弘扬传统，古为今用，才是最现实、最有价值的问题。这个议题共收到论文50余篇，有的涉及艺术的全球化，有的涉及到艺术价值的当代转换，有的涉及到传统艺术现象的现代启示，虽不一而足而皆能紧扣议题。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金丹元教授以“海派”绘画的现代性取向为出发点，论述了中国美术在近现代文化情境下孕育而成的一些基本特征，认为海派绘画在多元复合的跨文化交流语境之中孕育而成，是精英与大众、旧学与新学、本土与外来文化的集合，由此得出考察任何文化现象皆应置于文化情境之中，让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性”认同真正名至实归。《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徐子方教授以“非西方艺术委顿与艺术全球化”为题，站在世界艺术文化的大视野中阐述了世界近现代艺术史的走向问题，认为东方世界艺术中心在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拱手相让，之后中国艺术尽管继续有所创新，伊斯兰艺术也从未停止前进脚步，但仍难以挽回委顿的颓势。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问题日趋成实，这既有其积极意义，也存在明显弊端，非西方艺术只能尾随其后，亦步亦趋地模仿或照搬。他认为进入21世纪这种局面应该有所改变，中国当代艺术应在全球化的今天有所建树，独立成林。中南民族大学彭修银教授以美学研究为基点，提出艺术观念在当代的转换即是从艺术与美的同一转向艺术与美的断裂，从艺术与生活的对立转向艺术与生活的同一；而艺术观念的当代转换的完成要建立在艺术创作观念、艺术作品观念、艺术欣赏观念转换三个基础之上。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十分关注艺术文化与艺术管理，他对艺术品与艺术商品的价值转换作了充分探讨，认为艺术品与艺术商品是相近且又相异的范畴，由艺术品转化为艺术商品，须经由不同的渠道。对于艺术品及艺术商品价值的判定，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准确把握艺术商品的特质，在各个环节努力创造和实现艺术商品的价值，是推动艺术创作和繁荣艺术市场的应有之义。中南大学孙湘明教授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对艺术转型进行深度思考，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艺术无论观念还是形式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在产业整合论影响下艺术转化为一种产品，由个体创作转变为企业生产，并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产业链；在营销整合论的影响下艺术转化为一种商品，形成了艺术市场、艺术策划等营销模式；在文化整合论的影响下艺术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以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院长聂伟教授以《“类型”宣言与艺术“夹带”》为题讨论了新生代导演的创作狭路与转型之困，认为面对国产电影消费市场的快速转型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强势进入，留给新生代电影人明确市场定位、谋求创作转型的时间与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紧迫。作为中国商业电影制作未来十年的中流砥柱，在如何实现西方的类型手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等方面，被寄予厚望的新生代导演们还有一段较为漫长的磨励探索之路。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汪小洋教授从艺术学语境角度研讨了浙派人物画的主要创始者和代表人物周昌谷创作的当代意义，认为他对中国画目前的主题创新、形式创新都具有指导价值。中国传媒大学施旭升教授对当代艺术文化的精神症候进行解析，他说艺术以意象为本体；艺术文化的建构向来是以意象体验为其精神特质。然而，与后现代主义的盛行相伴随而来的，却是艺术意象的消费化。北京服装学院杨道圣教授的研究视角十分新颖，他通过对英国18世纪纨绔子弟代表布鲁梅尔成名史的考察，认为当代社会的艺术家已经变异，他们更多的是依赖自己的声望，其成名与关注、传播、制造个人传奇的人群和社会机构密切相关，艺术家作为名人被人接受或消费，不再是如传统的艺术家依赖自己的作品而被人们所关注。艺术品的光晕消失了，资本就会制造出名人来弥补。东南大学倪进副教授更为关注当下女性艺术家被冷落现象，称之为“艺术品市场中的绿肥红瘦现象”。他认为当下红火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几乎看不到女性艺术家的名字，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不为收藏家们所关注，提出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投资洼地。

除上述观点外，民间艺术的当代转换也是大家注目的中心，如太原科技大学史宏蕾、伊宝两位老师从门神文化的流变研究它的当代转换问题，河南大学杨宏鹏老师则以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例探讨了民间艺术传承与传播的“互文性”问题，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明君副研究员以延安新秧歌为例提出了重塑传统的民间艺术现代化之路，河南大学胡俊涛副教授分析如何挖掘河南民间美术的当代价值问题。可以看出，专家学者对艺术的当代转换即艺术的当代性相当关注，思维活跃，有的瞄准中国传统艺术的转型转换，有的侧重它与世界性、全球化的关系。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式进行探索研究，真诚而严谨，每一话题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3

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西风东渐”的时代洪流而揭开序幕的。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华大地上播撒、成长，创造了深为世人瞩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辉煌业绩。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五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初步探索时期。

马克思的学说最早传人中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当时只是作为蜂拥而入的众多西方学说中的一种，并没有形成思想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中国命运、进行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而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选择和接受，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确立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改造社会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中国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所接受，成为他们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文艺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代表，也是“五四”时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杰出思想家。他于1918年撰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评介了俄国诗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认为“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中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一段经典论述。同年，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提出了发展新文学的主张，要求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并指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评介俄罗斯文学，热情呼唤中国新文学的产生，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文艺问题的最早体现。

继李大钊之后，一批从事宣传和青年工作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邓中夏、恽代荚、箫楚女、张闻天、沈泽民、沈雁冰、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在《新青年》、《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艺术的社会属性，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1924年，萧楚女发表在《中国青年》第38期的《艺术与生活》一文，从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来分析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批驳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创造一切”的唯心主义艺术观，强调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说：“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底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沈雁冰的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文学艺术问题的范例。他从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内容、形式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理论主张。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呼吁革命的文学家“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写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艺术主张和见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文艺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初步探索。他们的艺术主张和见解尽管还不够系统，在理论上也欠成熟，然而，这是处于萌芽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初步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文艺政策的最早体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生具有积极的开拓和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到1937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时期。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某些明显的偏差，引起了进步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双方都体会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寻求“新的武器”，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翻译、传播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译介，使得1929年被称为“社会科学年”。鲁迅、冯雪峰编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等，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借以煮自己的肉，以救正革命文学论争的偏颇”。此后，中国左翼文艺界才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实践的“科学的艺术论”。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还创办了《萌芽月刊》、《文学月报》、《文艺研究》、《译文》等刊物，发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和介绍文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文艺论著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例如：1930年，冯雪峰根据日文版转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论新兴文学》为题发表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2年，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艺术观。1934年，克己、何畏译的《托尔斯泰论》，收有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1936年，郭沫若从德文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节录)，介绍了马克思的艺术真实论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是中国第一部直接译自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读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论著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也促进了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条件。

左翼艺术家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同时，还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付出艰辛的努力。左翼艺术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文学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属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并确认了文学的阶级性。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左翼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冯雪峰、郑伯奇、冯乃超、沈端先、钱杏邨、周扬等纷纷发表文章，对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与任务、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及文学语言的大众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左翼艺术家还把文艺大众化付诸实践，大力提倡戏剧的大众化、音乐的大众化和面向工农的大众美术，为实现革命文艺和人民大众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红色的30年代”，左翼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创作硕果累累，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流传至今。与此同时，在文艺论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左翼艺术家与资产阶级文人新月派的斗争，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及左翼电影与“软性电影论”的论争、左翼音乐关于新音乐运动的辩论，都批驳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评和教育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文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基本原则，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

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人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艺术论》和苏联的《文艺政策》等著作，为左翼文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在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宝库。瞿秋白系统地译介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等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冯雪峰不仅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方面，功绩卓著，而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作家作品，在文艺论争中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周扬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发表的文章，宣传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他于1933年11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最早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文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阶段：从1938年至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的成熟期。

左翼文艺运动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但是，它的缺点和历史局限也很明显，特别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和庸俗社会学错误，使某些批评文章显得生硬、粗疏。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中指出，如果不反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中的第一座丰碑——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具有严整理论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反映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定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纲领。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而且全面阐述了文化艺术中的“中”、“外”、“古”、“今”诸方面的关系，要求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中外文化遗产，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讲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围绕着革命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中心问题，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性、文艺批评、文艺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要的艺术理论问题。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发，以其严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的创造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秦腔《血泪仇》，平剧《三打祝家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等。在文学艺术创作沿着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方向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以周扬、胡风、郭沫若、蔡仪等人的贡献最为突出。

周扬认为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自觉地以毛泽东的《讲话》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1944年，周扬根据《讲话》精神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等文章，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评论作家作品，及时地总结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经验。胡风在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学精神和置身大众化、民族化论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和艺术批评理论。胡风提出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他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上的突出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既是他数十年历史剧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剧观的继承与发展。蔡仪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在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和美学发展史上的开拓意义，为人所称道。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以唯物主义反映论去分析美学和艺术问题，构建了较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阶段：从1949年至1977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深入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成为中国文艺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影响较大的译本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让·弗莱维勒编选，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年版)、《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刘慧义译，50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里夫希茨编，曹葆华、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里夫希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年出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尼·伊·克鲁奇科娃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外，我国学者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后多次修订重版，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如何发展和繁荣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艺术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大贡献。同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问题。毛泽东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他认为，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等民族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因此，他主张发展民族新文艺“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主张，1965年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关于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问题的阐述，以及60年代中期他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一时期，在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许多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积极从事艺术民族化的深入探索，以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王朝闻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艺术理论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和欣赏经验之上，其突出特点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艺术现象，在各种对立统一的艺术关系中揭示艺术活动的规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张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精当的理论概括，创立了“剧诗”说，提出了话剧民族化和戏曲现代化的主张，为中国当代戏剧的理论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夏衍、陈荒煤等电影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开拓创新，为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李凌、吕骥、马可等音乐理论家对新音乐民族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吴晓邦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舞蹈，构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化的新舞蹈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过于夸大，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和研究工作造成了某些失误和偏颇。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极“左”的文艺路线严重扭曲和破坏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和建设。

第五阶段：从1978年至现在，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体系与创新发展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在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文艺现实，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根本原理做出创造性的概括和建树，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文艺理论。邓小平文艺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地位、任务、方针，艺术批评的功能和方法，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艺术人才的培养以及艺术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使得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创造性、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实践特色，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产生了又一次新的飞跃。

江泽民的艺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观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导向；“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艺术观念，促进了市场机制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际，科学地阐述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艺术与“三贴近”、艺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与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4

黑格尔之前就出现过关于艺术终结问题的片言只语。有研究者观察到，在早期关于艺术的历史描述中，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认为，青铜艺术在第121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就停止了。G.瓦萨利1550年出版的《意大利杰出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的生平》描述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时说，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表现了“艺术的终结和完美”(theendandtheperfectionofart)。画家普桑曾经抱怨卡拉瓦乔走到了毁灭绘画的世界；保罗德拉罗奇在1839年观看银版照相法(daguerreotype)时说：“自今日起，绘画已经死亡（fromtodaypaintingisdead)。,这些言论是就某一具体的艺术而言的，并不具有某种艺术史的基本哲学和美学意识，真正从哲学意识的高度提出艺术终结问题的是黑格尔，他在《艺术哲学讲演录》中谈到浪漫艺术时提出了“艺术终结”这个概念。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既与他对艺术史发展进程的历史意识有关，也与他的理念学说的哲学目的论密切相关，并且哲学目的论支撑着他关于艺术史的历史意识。黑格尔写道:“每个人在各种活动中，无论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活动，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他有一个任务，要把当时的基本内容意义极其必要的形象制造出来，所以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合适的艺术表现。”p]既然时生了变化，那么表现时代精神的理念的艺术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某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的终结似乎必然导致某种艺术形态的终结。黑格尔艺术终结的观点直接来自于这样的认识，即古典艺术在古典雕刻中到达了其高峰，古典艺术是艺术作为时代精神自我意识的最完美表现的历史时期。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的美是时代精神本身的纯粹的感性现象，古希腊的艺术最完美地体现了艺术的本质目的。黑格尔艺术终结理论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的维度，二是精神的维度，他的艺术终结的概念正是对这两个维度的思考的产物。

从时间维度上讲，古典艺术是古希腊时代的产物，从精神维度上看，希腊古典艺术表现的就是希腊的时代精神和理念，而浪漫艺术则是黑格尔时代的艺术，它在精神意义上体现的是现代浪漫艺术的时代精神和理念。黑格尔尽管认为古典艺术是形式与内容、形象与意义的完美的和谐统_。但他认为，现代的、基督教的文化时代体现了精神理念的更高发展要求，因而优于古代的生活和文化。古希腊的古典艺术体现的是古希腊时期能够意识到的自我意识，现代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是更高发展阶段的自我主体意识。随着现代文化的出现，宗教和哲学开始上升，自我意识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强，随着新时代的浪漫艺术的出现，表现性的、概念性的艺术理解开始取代形象化的理解，浪漫艺术反映了自我意识的更伟大更崇高的层面。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浪漫艺术在表现现代自我意识的确定性本质时也同样体现着它自身的局限。绘画、音乐、诗歌是浪漫主义阶段获得完美表现的三种艺术，它们体现了不断增长的主体性意识。这种不断增长的主体性意识在艺术中的体现是，艺术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物理性的材料和形式，象征艺术是物质超于精神，古典艺术则是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于是浪漫艺术就成为了象征艺术的颠倒形式。因而，艺术进步的模式就是，从雕塑的三维性的特征转向绘画的二维性，而音乐则更少物质性，它不再有任何空间维度，而只有时间的维度，雕塑和音乐都不断向诗歌的形式发展。诗歌，尤其是黑格尔时代的德国诗歌和小说写作，被视为时代精神的浪漫主义的完美表现，黑格尔确信，诗歌是时代精神自我意识感性显现的最后形式。也就是说，艺术发展到了浪漫时期它就发展到了高峰，人们就再也不能从感性的艺术形象中认识理念，精神进一步摆脱物质的结果必然要转向哲学的概念，最终艺术让位给了哲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的发展模式，黑格尔就提出了“浪漫型艺术的终结”的概念。

其实，黑格尔“浪漫型艺术的终结”的说法似乎并没有断言艺术终将死亡，在《艺术哲学讲演录》的序言中，他写道尽管我们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利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善，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这种似乎充满着悲悼性感叹的预言，虽然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死亡，但又确实成为了此后艺术哲学和美学关于艺术终结的不断阐释的隐喻。

二、黑格尔的预言与20世纪的“艺术终结”理论

黑格尔的预言成为了20世纪关于艺术终结问题的理论阐释的一个巨大隐喻，一个被不断阐释的话语源头。尽管此后讨论和阐释严格说来并不完全是在黑格尔意义上展开的。然而理论家们用“衰退”或“死亡”、“终结”这样的表述，无疑都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持续和延伸着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曾以循环论的历史观谈到了艺术终结问题。他认为文化和艺术就像植物一样，从一种原始的粗糙的形式开始，在此后的发展中进入一个繁荣期，最后将走向衰落，尤其是随着现代城市和文化艺术的兴起，文化的城市为世界城市所取代，独特的有机风格被平面化的无机景观所取代：“它首先为了它的壮丽的进化的需要，牺牲了它的创造者的血液和心灵，然后为了文明的精神牺牲了这种生长的最后隆盛时期——这种命定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这种毁灭也必然会使已有的艺术走向终结，文化和艺术走向死亡将在现代时期变成一种必然的宿命。就在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它的《西方的没落》的第二年，S.I.维特基维兹在《绘画的新形式》中也谈到了艺术的终结问题，他认为“艺术的衰退已经出现”气原因有二，一是艺术已经失去了“形而上的”人文关怀，二是现代世界包含的大量剌激消解了艺术的创造性，许多艺术作品甚至放弃了对现存世界剌激的反抗。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斯宾格勒相一致的。有所不同的是，斯宾格勒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来看艺术的没落，维特基维兹则是从现代世界对艺术人文关怀的消解和艺术对人文关怀的放弃来看艺术的终结。

在20世纪，首先从哲学高度对黑格尔“艺术终结”问题作出不同阐释的是海德格尔，他把美学的增长与艺术的死亡联系起来:“美学把艺术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它当作广义上的感性理解的对象，当作aisthesis的对象。今天我们把它叫做知觉体验。……然而，经验也许就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这种死亡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的时间。，黑格尔把艺术的终结理解为一种精神的进步，海德格尔则把艺术的死亡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前者把艺术理解为精神进步的阶梯，后者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真理发生形式，并不因为伟大的艺术终结了就终结了它作为真理存在的审美使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如阿多诺等人，也深刻地意识到艺术的终结或死亡问题。阿多诺认为：“今天的美学无力阻止它成为艺术的挽词。它能够避免而且必须避免的是致墓边悼词，即预言所有的东西都将终结，欣赏着过去的成就以及追赶粗野风尚的浪头——这种粗野风尚并不比与美学并行的文化更好或更糟，因为它们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假设艺术已被消灭、已经自取灭亡、消失或完全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

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过去的艺术内涵都必然会被抛弃。艺术可能凭借其内涵在某个崭新的、不同的、摆脱了其粗野文化的社会中而得以幸存。,艺术如黑格尔所预言的那样，可能会进入一个终结或没落的时代，但是，阿多诺坚持认为艺术将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下去。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没有把传统艺术的终结视为艺术的死亡，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解放的可能性。

在当代艺术哲学中，黑格尔的预言也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讨论，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认为，黑格尔对艺术终结的预言在20世纪的艺术发展中仍然富有理论说服力。20世纪以来的艺术已经证明了艺术再现理论和表现理论的终结，尤其是先锋艺术体现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哲学提问。“我们进入了一个艺术极为绝对自由的时期，以致艺术似乎只是无限玩弄自身概念花样的一种名字：好像谢林把历史的终结状态当成‘普遍存在的诗歌海洋’的想法是实现了的预言。艺术创作从这一术语的两种意义上说都是其自身的终结：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终结。没有该去的更远的地方。,最近，丹托通过艺术史学科中两个事件即“瓦萨里事件”和“格林伯格(Greenberg)事件”来阐述他的艺术终结的问题。他认为，艺术史的概念无论在瓦萨里那里，还是在格林伯格那里都意味着一种进步：“瓦萨里，把艺术解释为再现的，认为艺术通过‘视觉表面的征服’会变得越来越完美。当移动的图像被证明能够比绘画更好地描绘现实时，绘画的叙事性就终结了。现代主义开始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绘画究竟能够做什么。而且绘画开始探索自己的身份。格林伯格根据绘画艺术状况的认同界定了一种新的叙事，而且在表现方式的物质条件中找到了这种叙事。格林伯格的叙事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便终结了。当艺术走向终结时，它就终结了。当艺术不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认识时，艺术也就终结了。,早期现代主义是一种行动的理论，艺术的问题是通过对什么是艺术这样的理论问题来进行的，根本否定艺术的本质在于再现，从而导致了抽象艺术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出现，从而终结了艺术作为知觉相等物的形式，艺术作品走向了“无”，并最终成为了一种哲学问题，哲学取代艺术也就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这种观点与黑格尔的观念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预言更多地来自于他的目的论形而上学，丹托的理论则更多地来自于艺术史哲学意识的经验观察，来自于艺术作为一种哲学解释的经验的理论化。

意大利思想家瓦蒂莫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的角度，结合尼采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克服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等的文化美学观点，并联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论述了艺术终结或死亡的问题。他认为，艺术的死亡就像形而上学的整个遗产一样，不能理解为某种与事物的特定状态相一致的“观念”，或者某种可以用逻辑概念替代的东西。我们应该把艺术的终结或死亡理解为一种事件，理解为一种构成了我们在其中运动的历史的和本体论的星座事件，“这个星座是历史和文化事件之网和从属于它们的、并且同时描述和共同决定了它们的语词之网，就其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东西这个历史意义上说，艺术的死亡与我们有关，而且是我们不简单忽视的某种东西”。1]在他看来，艺术自律性的消解，生活世界的总体美学化、艺术创造性的丧失以及高级现代主义的冷漠美学，都是艺术死亡和终结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后现代大众传媒对艺术的死亡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艺术成为了类似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东西，但却是绝对精神的一种拙劣模仿和绝对精神的反常形式。因此，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大众传媒的审美化和艺术的大众化所导致的艺术的终结和死亡，实际上所终结的是形而上学的美学概念，而不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艺术的终结。从根本上说，艺术的终结是对西方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形而上学的克服。

艺术终结问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问题和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广泛的文化问题。后现论家杰姆逊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对比中阐述了艺术终结的问题，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广告、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逻辑，康德以来的作为一个自律性的艺术和美学领域已经结束了。[11]博得里拉提出的艺术和美学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曰常生活“超美学”(trans-aesthetics)的理论，阐述了仿像或类像文化时代的艺术终结问题:“在可复制性的过程范围内，真实不仅是可以被复制的东西，而且总是已经被复制的东西，真实变成了超真实之后，（真实和艺术）是否由于完全变成了其他的东西而导致了真实的终结、艺术的终结呢？不。……既然艺术存在于实在的真正中心，艺术也就无所不在。由此，艺术的死亡不仅仅因为它失去了其关键的超验性，而且因为实在本身完全渗透着与其自身结构融为一体的美学因素，使实在本身完全与其影像交融渗透。”[12]这里所体现的更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艺术终结问题，即艺术终结于美学在其他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渗透，终结于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之间边界的消解。

可以说，以上这些对艺术的终结问题的理论阐释与20世纪以来的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紧密相关。在后现代转向或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艺术作品已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独立自足的形式，艺术已经向当代文化的多元话语敞开了其边界。艺术超越了自律性的边界，并终结了自律性艺术，实际上并非终结艺术这种形式。“艺术终结”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艺术终结的理解探讨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

三、艺术理论与艺术世界的终结

随着艺术终结讨论而出现的是“艺术理论的终结”和“艺术世界的终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艺术终结问题的延伸和拓展，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从更大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语境，更深刻地探讨作为一种体制的艺术理论和作为一种场域的艺术世界，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终结”问题。

当代美学把传统的艺术理论视为现代性启蒙运动的历史遗产，一种精心设计的学科体系。要理解新的艺术和审美现象，就必须超越以往的艺术理论体制，因此，艺术理论的终结问题也就成为了艺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艺术理论家V.伯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开始于把艺术视为一种“认识”的16世纪中期。在18世纪的历史中，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特殊”基础，一种摆脱了叙事功能的“纯粹的视觉”艺术。而这种艺术观念都是以高级理论认识的名义和在启蒙运动“巨大的合法性叙事”下出现的。18世纪艺术理论寻找一种支持纯粹审美“自律性”的“外在”物质条件和推论性体制，即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学”和“艺术史”体制，正是这些条件和体制的存在，自律性艺术的认识和确定才成为了可能。但是，历史上这些似乎能够保证艺术自律和审美自律可能性的体制，现在无法理解和解释现代艺术，尤其是无法理解和解释后现代的艺术。“‘视觉艺术’的研究——由于被人为地限定在狭窄的知识和体制边界内——现在已经涵盖了我在别处称之为由‘大众传媒’社会的‘整体镜面支配’的更广泛的领域；那些被当作艺术史的独立形式来理解的‘艺术理论’，开始于启蒙时期，并在‘高级现代主义’的最近时期中达到顶峰的美学和批评，现在正处于终结状态。在当前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时代里，当今的艺术理论终结在总体上是与再现理论的目标相一致的：一种关于我们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关键形式的符号表达模式和方法的批判性理解。

艺术理论的终结意味着，从启蒙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高级现代主义的“艺术理论”现在已经处于终结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文化理论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和符号学，表明了那种把艺术视为一种有着“高级”价值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不可能性。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意义生产已不再是独立自足的，艺术不可避免地是“文本间性”，文本的概念已经取代了作品的概念，颠覆了现代主义艺术独立性的假设。所有这些方面，都标志着自律性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终结。以往的艺术理论把艺术区分为美的艺术与实用的艺术，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统治的权力，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发明，并不符合艺术本身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许多艺术的实际。当代哲学诠释学理论家加达默尔尽管没有提出艺术终结的观点，但他对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理解艺术、把艺术视为一种无利害趣味的现论的批判，实际也体现了传统艺术理论终结的理论立场。M接受美学的创始人汉斯罗伯特耀斯认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既打破了古典艺术的界限与范围，同时也颠覆了古典美学的的艺术准则和审美原则。M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挑战和质疑了康德以来的艺术理论概念。20世纪的许多艺术理论或者干脆采取美学取消主义的态度，或者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自律性理论的方式来思考和探讨当代艺术问题，自律性的艺术理论确实“终结”了，这种“终结”显示了后现代转向中的新的艺术理论走向。

如果说，艺术理论的终结所探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化的艺术理论在当今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困境，它无法解释20世纪以来的艺术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那么，“艺术世界终结”的理论则力图在一个更宽泛的语境中，思考当代艺术尤其是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处境和状况。罗伯特摩根感兴趣的是“艺术世界”的终结问题，他所关注的是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正在取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创造性，这使人们无法辨别艺术中有意义的东西与无意义的东西，也无法在一个新的全球的、潜在的文化间的情境中，为我们提供作为个体思想和情感表现的审美意识。首先，罗伯特摩根针对近年来的艺术和艺术批评状况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开始为滑稽可笑的市场策略所支配，当前的文化和经济已不再有利于艺术家们对艺术崇高目标的追求。在日趋商业化的艺术世界中，曾经衡量艺术质量和对艺术作品进行评判的各种杂志、机构也已经失去其应有的艺术立场，成为了为艺术家提高知名度和获得时尚效应的媒体，而不是关于艺术的美学质量的阵地。

    其次，艺术世界已经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分化了，艺术世界不再是由具有创造性的人构成的世界，而是成为了购买者的网络，艺术家也不再作为富有创造性的独立群体而存在，艺术家被最没有思想的信息文化收买了，因此，艺术家置身于与广告和最肤浅的娱乐媒体的竞争中。再次，艺术的商业化不仅使艺术家丧失了对艺术质量和美学品格的追求，也使后现代时期的艺术批评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堕落。艺术批评不再依赖于对艺术作品的真实经验，而是直接挪用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艺术批评成为了一种理论，脱离了作为批评基础的具体的真实感受和经验。“正如摇滚明星麦丹娜的图像具有性符号替代性的显著力量一样，艺术在与理论的关系中也被赋予了一种代用品的作用。换句话说，艺术成为了修辞层面上随意摆弄的起次要作用的东西。艺术符号处于飘浮状态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赛艺术被替代了，我们正在接受的是艺术的符号一没有任何所指的符号，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符号。艺术批评成为了理论符号的游戏，艺术经验的丧失已经导致了艺术批评的终结。

如果说，摩根是在艺术世界终结的悲悼中抵抗艺术世界的终结，试图在自律性的艺术世界和艺术经验中拯救某种高级现代主义美学理论，那么，伯金则是在审视艺术理论的终结中倡导一个更开放的理论立场。摩根对后现论和艺术世界终结问题的批判充满了愤世嫉俗的语言和立场，我们看到了他坚持像现代主义元美学那样的严肃立场，也看到了艺术世界终结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他否定艺术已经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这似乎不符合当代艺术的实际境况。在我看来，他对后现代各种理论的拒斥，也只能把美学和艺术理论封闭在艺术和审美经验空间中。不过，他对艺术世界终结问题的论述，却真实地揭示了当代的艺术状况，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思考。

四、终结时代并未“终结”的问题

艺术曾经是高贵的事业，艺术理论曾经是高贵的学问，艺术世界曾经是神秘的领域，美学曾经是自律性的王国。然而，所有这些曾经“高不可攀”的东西，都经由20世纪的先锋艺术、后现代转向中的反艺术倾向和后现代时期的后审美潮流所质疑、消解和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确是终结了。然而，所谓“终结”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结束和消失。“事实上，后期现代主义所经历的时间要比我们从理论上指派给艺术终结的时间更长；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终结的时间拖延就像芝诺的悖论模式，只要我们让它持续下去，不管剩下多长的路程，它总会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那么，艺术最终走向终结，并不因为它已经到达了终点，而是因为它所持续的艺术终结过程，已经变成了某种难以形容的令人烦恼的东西。

黑格尔“艺术终结”的证词成为了此后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阐释的复杂预言，他在做出这个预言时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彻底“结束”，既是“终结”但又并非意味着艺术的真正“死亡”这种双重隐喻，便使“艺术终结”问题成为了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语境进行理解和诠释的问题。既然“终结”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和消失，那么，艺术问题就仍然是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在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时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艺术仍然是人们持续探讨的重要问题，只是这些探讨所采取的不再是以往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方法，探讨问题的语境和解释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5

在人类文艺理论史上，历代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过艺术的本质与特点，提出过不同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论的角度考察艺术，认为艺术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更加突出了艺术创作自由自觉的生产本性，既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是人类文艺理论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一 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借鉴与转换

过去，理论界在谈到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时，一般都认为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欣赏的观点。传统文学理论虽然没有将读者放到重要地位，没有形成系统的接受理论，但却有零星的欣赏、接受方面的论述。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净化说”，已接触到了文学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审美效果问题。中世纪阿奎那对基督教徒接受《圣经》的论述:无论虔诚者接受什么，他们对真理和上帝的启示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理解的，这已涉及到了接受的能动性问题。随后，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解释，以及他在《汉堡剧评》中对戏剧观众的重视，都对接受美学提供了启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性质与特点的论述，也为接受美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二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我们理解任何东西，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接受，而是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也就是说，阐释是以我们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种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有解释者自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成分。在文学作品的解释方面，伽达默尔的看法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作品本文所固有，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品相接触时的产物。他说: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历史对人的意识活动的重要影响，否定了作品具有恒常不变的绝对性和理解的唯一正确性，把解释看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同时还注重了读者对意义的创造作用。可以说，阐释学理论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直接的启发 ① 。当然，也有人认为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不止以上两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概括地说:“对接受美学有所影响的前人理论大概有: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2.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3.茵格尔顿（应为英伽登——引者）的现象学美学;4.加达默的解释学。” ② 无疑，过去理论界对接受美学两个理论渊源或四种理论影响的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生产与消费关系论，也是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接受美学关于作品在读者的阅读中才最后完成的论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产品在消费者的消费中才最后完成观点的借鉴与转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在把产品消费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的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③ 马克思关于“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的论述，包含着四个重要观点。即: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最后完成，只有主体——消费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需要和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和生产对象的主观形式——意象性产品。

接受美学关于接受对作品和创作影响的主要观点，直接受到马克思消费对产品和生产影响有关论述的启发。接受美学认为，接受活动对作品和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品通过阅读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品。“例如一部小说，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只不过是一叠印着铅字，经过装帧的纸张，就象一部电影在与观众发生关系之前，只不过 是一堆正片胶卷;存放在博物馆仓库里的雕像，只不过是一块具有某种形态的石头、或者木头、金属一样。” ④ 第二，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接受美学认为，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在未经过主体——接受者的参与和接受时，仅仅是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点的“框架结构”，只有当这个“框架结构”被接受者体验、加工、补充和创造，作品才最终完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才得以体现。诚如姚斯所强调的那样:“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形中，读者绝不是被动部分，绝不仅仅是反应连锁，而是一个形成历史的力量。没有作品的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仅仅是通过他的中介，作品才进入一个连续的变化的经验视野之内，在这里面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判性的理解，从消极到积极的接受，从公认的审美规范到超越这些规范的新创造的永恒转变。” ⑤ 这种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用伊瑟尔的话说，也就是从“艺术极点”向“美学极点”的转变。“文学作品就有两个极点，我们可称之为艺术极点和美学极点。所谓艺术极点是指作家创作的作品;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过程。这种极性使得文学著作既不与其本身等同，又不与其实现等同，而应该介于二者之间。著作不仅仅是作品，因为作品只有被实现才会显示其活力。实现过程依赖读者的个性——尽管他反过来受到其他格式作品的影响，作品与读者的融和使作品得以生存。” ⑥ 第三，接受活动促进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产生。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会反作用于作者，是作者产生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推动力，是影响作者具体写作活动的潜在因素。用接受美学的表述方式，就是“隐含读者”理论。伊瑟尔在《读者作为小说结构的重要成分》一文中说:“在文学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含在文本的结构之中。” ⑦

在接受美学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与消费关系论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科学的接受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如上所述的各方面的理论内容都可以移入对文艺生产与接受现象的分析中” ⑧ 。当然，在这种理论框架建构和理论内容的移入过程中，接受美学又实现了从经济学批判向美学分析重点的转移，从物质生产的生产—消费向艺术生产的创作—接受的理论发展。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继承与发展

艺术生产，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文艺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认为，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其全过程都具有生产特性:“不仅艺术传达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构思也具有生产性;不仅艺术创作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消费也具有生产性。只不过有物质性的生产性和精神性的生产性之别。” ⑨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与大力弘扬，特别是瓦尔特·本雅明、皮埃尔·马歇雷、特里·伊格尔顿等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雅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论的基本内容是: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一种特殊生产活动，即它们同样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要素构成，同样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制约。” ⑩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创新性的地方是充分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对艺术生产的重要作用，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艺术发展与艺术普及的新的生产力，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新的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发展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进步。本雅明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演讲《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提出艺术生产同

物质生产一样依赖于生产技术，而以现代科学技术 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构成了艺术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代表了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本雅明关于艺术生产技术与艺术生产关系的论述，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其一，“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 11 本雅明认为，艺术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形式与内容，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艺术生产整体性问题。艺术的倾向性，不仅仅取决于艺术家的世界观，而主要取决于艺术家是否运用进步的艺术生产技术。其二，“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的进步也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 12 。本雅明认为，对一个先进作家的基本要求不仅是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且追求艺术生产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后者甚至是前者的基础。其三，作家要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艺术生产，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改进了的器械” 13 。概而言之，艺术生产中的生产技术，是艺术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力，是艺术作品倾向性、艺术家政治进步性的必备条件和必要基础。第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普及。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生产技术的变革对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机械复制，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生产的普及。他说:“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 14

马歇雷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生产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加工;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是意识形态性质的生产，变成了文学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生产并生产意识形态。他说:“作品确是由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确定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类似的关系（像复制那样）;它或多或少总是矛盾的。一部作品既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而写的，也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作品将含蓄地帮助把意识形态揭示出来。” 15 换言之，文学创作在生产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对抗意识形态和瓦解意识形态。基于对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矛盾关系的认识，马歇雷十分称赞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认为两位大师的创作就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生产利用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诘难的矛盾性特征。他进一步发挥了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有关思想，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一种思想内容，但它赋予这一内容以特殊的形式。即使这一形式本身也是思想性的，思想体系便借助于这种加倍而出现了内部换位:这并不是思想体系在思考自己，而是暴露了思想缺陷的镜子效果在揭示差别和混乱，或是显著的不一致。”如果借用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却是被打碎了的镜子，它没有反映出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均匀性、连贯性，而是撕裂、对抗、偏离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使托尔斯泰的作品与作品中的托尔斯泰主义相矛盾，“借助作品，它变得有可能逃出自发的思想体系的领域，摆脱对于自己、历史和时代的虚假意识。” 16 一句话，马歇雷的艺术生产理论，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思想，它“贯穿着一条揭示文学创作和批评同现存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抗的基本思路，……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突出文学艺术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性关系的思想暗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批判精神” 17 。

伊格尔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的观点，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的关系;其艺术生产论的基本观点是艺术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经济基础属性，艺术生产既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又是经济性质的生产;其艺术生产论的创新之处是对艺术生产多重属性、多种关系的高度重视和辩证分析。伊格尔顿提出:“如何说明艺术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8 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它包含在意识形态 之中，但又尽量使自己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使我们‘感觉’或‘觉察’到产生它的意识形态” 19 。另一方面，“作为生产的艺术”，又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艺术家作为生产者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艺术生产作为经济生产是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品作为市场流通物是一种商品。当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作为生产的艺术”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它们具有多重属性、多种形态。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的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 20 。伊格尔顿建构了以“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并兼及诸种意识形态成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探讨了生产方式的多种共时结构，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概念并分析了它的运动原理”，克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套用政治经济学的现成定义来注解艺术现象” 21 的弊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创造性表现在，他们“发掘了马克思有关论述还没有展开的思想原点，明确地提出艺术生产问题，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运用到艺术中”，研究了艺术生产与艺术生产力、艺术生产与现代技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的思维空间、理论空间” 22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新领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理论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原意，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生产，但同时强调它是一种个性化、创造性的精神生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在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生产时，则对艺术生产的精神性、特殊性注意不够，并有将艺术生产等同于意识形态或等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倾向。即使如此，我们仍应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毕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发展并使其走向了丰富。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论，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艺术生产论在现代西方社会合乎逻辑的延伸，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

三 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关注是很不够的。虽然20世纪50年代末期学术界讨论过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但是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场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匆匆收场。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旧话重提，继续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讨论，但在层次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深入，范围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扩展。真正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系统构成和重要意义，并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是董学文。从1983年至1985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理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及其理论》、《艺术生产论》等多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科学性与方法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概念，不是一个多义性、含混性的日常用语，而是严格规定的科学语言。这个文艺学和美学的新名词，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司空见惯，但它的产生和发展，它的真实含义和基本内容，以及在文艺学和美学上的变革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建设的是程代熙、肖君和等一批学者。程代熙于1985年发表的对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的述评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艺术生产力问题。他认为，艺术生产力主要指从事艺术生产的艺术家，发展艺术生产力也就是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和创造 性。发展生产力——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解决我国当前艺术发展中新问题、新要求的需要。而艺术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最终要体现在文艺是否繁荣上;而怎样发展艺术生产力，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文艺领域的生产关系” 23 。肖君和1986年发表的《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一文提出:“人们都说，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反映论。这种说法对吗?不对。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应该是马克思的生产论，而不是反映论。在文艺观念更新的今天，我们应该用生产论代替反映论，以便对文艺思想、文艺创作进行有效的指导。”作者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生产论指导下的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定会出现“一个开放的繁荣兴旺的新局面” 24 。

董学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较早提出者，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论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提出把“逻辑起点”确定为“生产”，似乎更贴近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体系精神。他“选择‘生产’为逻辑起点”，“集中组织起以‘艺术生产—艺术作品—艺术消费’三一式流程为骨架的新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25 。他于1989年出版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以“艺术生产”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三个维度，建立了一个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来把握文艺现象的动态结构。其内容涉及到“文艺学的形态学考察、文艺理论诸范畴的探讨，以及现代各种文艺观的批判吸收”。该著作为一部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其成绩是突出的:“第一，它找到了文艺学从‘经典形态’（或‘历史形态’）过渡到‘当代形态’的理论起点，即‘艺术生产’;第二，探索了艺术生产理论的较为完整的范畴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接近全面;第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多维的思维空间。” 26 如果说，董学文《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还是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毛坯”，还留有一定“空白”和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的话，那么，他于九年之后出版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已接近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品”了。该著对《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的“空白”进行了填补，对不足给予了完善。全书分为五编十五章。第一编: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第二编:文艺的本体论透视;第三编: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第四编: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第五编:在现实与未来之间。全书视野宏阔，体大虑周，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在“新的综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 27 。何国瑞也是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学者之一，他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整合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有益的思想资料，改造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的有关理论观点，以艺术生产的生成、发展、特征为本体，以艺术生产者的本质、创造能力、生产倾向为主体，以艺术品的性质、类别、关系为客体，以艺术生产媒介、属性、种类、艺术性为载体，以艺术消费者的消费本质、消费心理、消费方式为受体，建构了一个具有“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体系，朝着“更全面、更正确地接近艺术特性、本质和规律”方向跨进了一大步 28 。

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复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较科学地衡定了文艺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的精义作了许多令人信服的阐发”，“对文学自身的规律——艺术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给予了充分关注。使文艺学理论与文艺活动的实际大大地靠拢了。” 29 但是，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是“生产论”与“反映论”的关系问题。“生产论”与“反映论”到底是何关系，“是并列、对等关系，还是矛盾、对立关系，抑或包容、互补关系，抑或其他关系?”何国瑞把“生产论对应于一般的反映论”，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石上的艺术生产论在逻辑上高于、在内容范围上大于、在性质上优于奠基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之上的艺术反映论”，因此，在对生产论与反映论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30 。董学文在深化反映论，努力破解主体认知结构和创作心理机制上“多下了些功夫”，确定了“反映论与主体论之间的联系”，阐明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曲折而复杂”的“反映的关系”，将 艺术反映论包容到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中 31 。但对反映论与艺术生产这个逻辑起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仍需进一步阐释和深化。二是“生产论”与“艺术生产”的整体联系问题。在用“生产论”来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时，如何避免“用‘生产论’来规范艺术创造，必然要把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分解成部件的艺术要素，并把艺术创作变成一种工艺流程，变为如本杰明所主张的‘文化工业’，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论述的 32 ”。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思考更为深入，眼界更为开阔。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朱立元、王杰等人。朱立元于1991年至1993年发表了《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之关系辨析》、《艺术生产论与唯物史观》、《关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等一组论文。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了立体的、综合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特别是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艺术生产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设想 33 。王杰的《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一文，探讨了文化全球化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问题，全面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的理论规定性，回答了如何使我国的文艺作品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代性”等问题 34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得益于新时期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理论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这一思想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化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实事求是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解放思想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禁区，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外国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学术思想，吸纳一切优秀的文艺理论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去寻找新的线索，于是就开始了艺术生产论的探讨” 35 。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虽在某些方面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但这并非主流。相比之下，学者们更加注重从源头上去挖掘理论资源，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艺术生产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中寻找研究课题，并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为指导去阐释并建构中国化的艺术生产论。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艺理论系统中的一个独特范畴，更多地属于未来。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⑦郭宏安等著:《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33页。

②［联邦德国］ h·r·姚斯、［美］ 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译者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④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等单位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⑤⑥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85页。

⑧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⑨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⑩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1 12 13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7、259页。

14［德］ w·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15转引自童庆炳等著:《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可参考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

年版，第612—613页，两书译文略有差异。 16转引自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613页。17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页。18［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19 20朱立元总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2—243页。

21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22 35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201页。

23程代熙:《一本值得一读的美学论著——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4肖君和:《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

25 31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3—127页。

26王德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兼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

27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何国瑞主编:《艺术生产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9 32童庆炳等主编:《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6

在人类文艺理论史上，历代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过艺术的本质与特点，提出过不同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论的角度考察艺术，认为艺术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更加突出了艺术创作自由自觉的生产本性，既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是人类文艺理论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一 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借鉴与转换

过去，理论界在谈到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时，一般都认为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欣赏的观点。传统文学理论虽然没有将读者放到重要地位，没有形成系统的接受理论，但却有零星的欣赏、接受方面的论述。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净化说”，已接触到了文学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审美效果问题。中世纪阿奎那对基督教徒接受《圣经》的论述:无论虔诚者接受什么，他们对真理和上帝的启示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理解的，这已涉及到了接受的能动性问题。随后，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解释，以及他在《汉堡剧评》中对戏剧观众的重视，都对接受美学提供了启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性质与特点的论述，也为接受美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二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我们理解任何东西，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接受，而是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也就是说，阐释是以我们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种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有解释者自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成分。在文学作品的解释方面，伽达默尔的看法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作品本文所固有，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品相接触时的产物。他说: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历史对人的意识活动的重要影响，否定了作品具有恒常不变的绝对性和理解的唯一正确性，把解释看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同时还注重了读者对意义的创造作用。可以说，阐释学理论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直接的启发 ① 。当然，也有人认为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不止以上两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概括地说:“对接受美学有所影响的前人理论大概有: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2.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3.茵格尔顿（应为英伽登——引者）的现象学美学;4.加达默的解释学。” ② 无疑，过去理论界对接受美学两个理论渊源或四种理论影响的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生产与消费关系论，也是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接受美学关于作品在读者的阅读中才最后完成的论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产品在消费者的消费中才最后完成观点的借鉴与转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在把产品消费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的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③ 马克思关于“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的论述，包含着四个重要观点。即: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最后完成，只有主体——消费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需要和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和生产对象的主观形式——意象性产品。

接受美学关于接受对作品和创作影响的主要观点，直接受到马克思消费对产品和生产影响有关论述的启发。接受美学认为，接受活动对作品和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品通过阅读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品。“例如一部小说，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只不过是一叠印着铅字，经过装帧的纸张，就象一部电影在与观众发生关系之前，只不过 是一堆正片胶卷;存放在博物馆仓库里的雕像，只不过是一块具有某种形态的石头、或者木头、金属一样。” ④ 第二，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接受美学认为，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在未经过主体——接受者的参与和接受时，仅仅是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点的“框架结构”，只有当这个“框架结构”被接受者体验、加工、补充和创造，作品才最终完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才得以体现。诚如姚斯所强调的那样:“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形中，读者绝不是被动部分，绝不仅仅是反应连锁，而是一个形成历史的力量。没有作品的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仅仅是通过他的中介，作品才进入一个连续的变化的经验视野之内，在这里面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判性的理解，从消极到积极的接受，从公认的审美规范到超越这些规范的新创造的永恒转变。” ⑤ 这种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用伊瑟尔的话说，也就是从“艺术极点”向“美学极点”的转变。“文学作品就有两个极点，我们可称之为艺术极点和美学极点。所谓艺术极点是指作家创作的作品;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过程。这种极性使得文学著作既不与其本身等同，又不与其实现等同，而应该介于二者之间。著作不仅仅是作品，因为作品只有被实现才会显示其活力。实现过程依赖读者的个性——尽管他反过来受到其他格式作品的影响，作品与读者的融和使作品得以生存。” ⑥ 第三，接受活动促进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产生。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会反作用于作者，是作者产生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推动力，是影响作者具体写作活动的潜在因素。用接受美学的表述方式，就是“隐含读者”理论。伊瑟尔在《读者作为小说结构的重要成分》一文中说:“在文学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含在文本的结构之中。” ⑦

在接受美学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与消费关系论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科学的接受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如上所述的各方面的理论内容都可以移入对文艺生产与接受现象的分析中” ⑧ 。当然，在这种理论框架建构和理论内容的移入过程中，接受美学又实现了从经济学批判向美学分析重点的转移，从物质生产的生产—消费向艺术生产的创作—接受的理论发展。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继承与发展

艺术生产，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文艺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认为，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其全过程都具有生产特性:“不仅艺术传达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构思也具有生产性;不仅艺术创作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消费也具有生产性。只不过有物质性的生产性和精神性的生产性之别。” ⑨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与大力弘扬，特别是瓦尔特·本雅明、皮埃尔·马歇雷、特里·伊格尔顿等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雅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论的基本内容是: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一种特殊生产活动，即它们同样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要素构成，同样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制约。” ⑩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创新性的地方是充分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对艺术生产的重要作用，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艺术发展与艺术普及的新的生产力，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新的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发展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进步。本雅明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演讲《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提出艺术生产同

物质生产一样依赖于生产技术，而以现代科学技术 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构成了艺术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代表了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本雅明关于艺术生产技术与艺术生产关系的论述，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其一，“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 11 本雅明认为，艺术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形式与内容，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艺术生产整体性问题。艺术的倾向性，不仅仅取决于艺术家的世界观，而主要取决于艺术家是否运用进步的艺术生产技术。其二，“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的进步也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 12 。本雅明认为，对一个先进作家的基本要求不仅是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且追求艺术生产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后者甚至是前者的基础。其三，作家要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艺术生产，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改进了的器械” 13 。概而言之，艺术生产中的生产技术，是艺术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力，是艺术作品倾向性、艺术家政治进步性的必备条件和必要基础。第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普及。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生产技术的变革对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机械复制，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生产的普及。他说:“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 14

马歇雷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生产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加工;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是意识形态性质的生产，变成了文学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生产并生产意识形态。他说:“作品确是由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确定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类似的关系（像复制那样）;它或多或少总是矛盾的。一部作品既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而写的，也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作品将含蓄地帮助把意识形态揭示出来。” 15 换言之，文学创作在生产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对抗意识形态和瓦解意识形态。基于对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矛盾关系的认识，马歇雷十分称赞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认为两位大师的创作就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生产利用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诘难的矛盾性特征。他进一步发挥了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有关思想，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一种思想内容，但它赋予这一内容以特殊的形式。即使这一形式本身也是思想性的，思想体系便借助于这种加倍而出现了内部换位:这并不是思想体系在思考自己，而是暴露了思想缺陷的镜子效果在揭示差别和混乱，或是显著的不一致。”如果借用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却是被打碎了的镜子，它没有反映出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均匀性、连贯性，而是撕裂、对抗、偏离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使托尔斯泰的作品与作品中的托尔斯泰主义相矛盾，“借助作品，它变得有可能逃出自发的思想体系的领域，摆脱对于自己、历史和时代的虚假意识。” 16 一句话，马歇雷的艺术生产理论，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思想，它“贯穿着一条揭示文学创作和批评同现存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抗的基本思路，……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突出文学艺术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性关系的思想暗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批判精神” 17 。

伊格尔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的观点，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的关系;其艺术生产论的基本观点是艺术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经济基础属性，艺术生产既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又是经济性质的生产;其艺术生产论的创新之处是对艺术生产多重属性、多种关系的高度重视和辩证分析。伊格尔顿提出:“如何说明艺术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8 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它包含在意识形态 之中，但又尽量使自己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使我们‘感觉’或‘觉察’到产生它的意识形态” 19 。另一方面，“作为生产的艺术”，又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艺术家作为生产者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艺术生产作为经济生产是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品作为市场流通物是一种商品。当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作为生产的艺术”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它们具有多重属性、多种形态。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的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 20 。伊格尔顿建构了以“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并兼及诸种意识形态成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探讨了生产方式的多种共时结构，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概念并分析了它的运动原理”，克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套用政治经济学的现成定义来注解艺术现象” 21 的弊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创造性表现在，他们“发掘了马克思有关论述还没有展开的思想原点，明确地提出艺术生产问题，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运用到艺术中”，研究了艺术生产与艺术生产力、艺术生产与现代技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的思维空间、理论空间” 22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新领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理论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原意，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生产，但同时强调它是一种个性化、创造性的精神生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在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生产时，则对艺术生产的精神性、特殊性注意不够，并有将艺术生产等同于意识形态或等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倾向。即使如此，我们仍应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毕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发展并使其走向了丰富。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论，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艺术生产论在现代西方社会合乎逻辑的延伸，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

转贴于 三 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关注是很不够的。虽然20世纪50年代末期学术界讨论过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但是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场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匆匆收场。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旧话重提，继续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讨论，但在层次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深入，范围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扩展。真正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系统构成和重要意义，并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是董学文。从1983年至1985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理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及其理论》、《艺术生产论》等多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科学性与方法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概念，不是一个多义性、含混性的日常用语，而是严格规定的科学语言。这个文艺学和美学的新名词，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司空见惯，但它的产生和发展，它的真实含义和基本内容，以及在文艺学和美学上的变革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建设的是程代熙、肖君和等一批学者。程代熙于1985年发表的对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的述评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艺术生产力问题。他认为，艺术生产力主要指从事艺术生产的艺术家，发展艺术生产力也就是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和创造 性。发展生产力——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解决我国当前艺术发展中新问题、新要求的需要。而艺术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最终要体现在文艺是否繁荣上;而怎样发展艺术生产力，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文艺领域的生产关系” 23 。肖君和1986年发表的《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一文提出:“人们都说，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反映论。这种说法对吗?不对。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应该是马克思的生产论，而不是反映论。在文艺观念更新的今天，我们应该用生产论代替反映论，以便对文艺思想、文艺创作进行有效的指导。”作者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生产论指导下的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定会出现“一个开放的繁荣兴旺的新局面” 24 。

董学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较早提出者，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论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提出把“逻辑起点”确定为“生产”，似乎更贴近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体系精神。他“选择‘生产’为逻辑起点”，“集中组织起以‘艺术生产—艺术作品—艺术消费’三一式流程为骨架的新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25 。他于1989年出版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以“艺术生产”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三个维度，建立了一个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来把握文艺现象的动态结构。其内容涉及到“文艺学的形态学考察、文艺理论诸范畴的探讨，以及现代各种文艺观的批判吸收”。该著作为一部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其成绩是突出的:“第一，它找到了文艺学从‘经典形态’（或‘历史形态’）过渡到‘当代形态’的理论起点，即‘艺术生产’;第二，探索了艺术生产理论的较为完整的范畴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接近全面;第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多维的思维空间。” 26 如果说，董学文《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还是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毛坯”，还留有一定“空白”和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的话，那么，他于九年之后出版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已接近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品”了。该著对《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的“空白”进行了填补，对不足给予了完善。全书分为五编十五章。第一编: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第二编:文艺的本体论透视;第三编: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第四编: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第五编:在现实与未来之间。全书视野宏阔，体大虑周，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在“新的综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 27 。何国瑞也是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学者之一，他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整合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有益的思想资料，改造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的有关理论观点，以艺术生产的生成、发展、特征为本体，以艺术生产者的本质、创造能力、生产倾向为主体，以艺术品的性质、类别、关系为客体，以艺术生产媒介、属性、种类、艺术性为载体，以艺术消费者的消费本质、消费心理、消费方式为受体，建构了一个具有“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体系，朝着“更全面、更正确地接近艺术特性、本质和规律”方向跨进了一大步 28 。

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复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较科学地衡定了文艺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的精义作了许多令人信服的阐发”，“对文学自身的规律——艺术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给予了充分关注。使文艺学理论与文艺活动的实际大大地靠拢了。” 29 但是，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是“生产论”与“反映论”的关系问题。“生产论”与“反映论”到底是何关系，“是并列、对等关系，还是矛盾、对立关系，抑或包容、互补关系，抑或其他关系?”何国瑞把“生产论对应于一般的反映论”，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石上的艺术生产论在逻辑上高于、在内容范围上大于、在性质上优于奠基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之上的艺术反映论”，因此，在对生产论与反映论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30 。董学文在深化反映论，努力破解主体认知结构和创作心理机制上“多下了些功夫”，确定了“反映论与主体论之间的联系”，阐明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曲折而复杂”的“反映的关系”，将 艺术反映论包容到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中 31 。但对反映论与艺术生产这个逻辑起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仍需进一步阐释和深化。二是“生产论”与“艺术生产”的整体联系问题。在用“生产论”来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时，如何避免“用‘生产论’来规范艺术创造，必然要把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分解成部件的艺术要素，并把艺术创作变成一种工艺流程，变为如本杰明所主张的‘文化工业’，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论述的 32 ”。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思考更为深入，眼界更为开阔。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朱立元、王杰等人。朱立元于1991年至1993年发表了《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之关系辨析》、《艺术生产论与唯物史观》、《关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等一组论文。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了立体的、综合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特别是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艺术生产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设想 33 。王杰的《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一文，探讨了文化全球化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问题，全面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的理论规定性，回答了如何使我国的文艺作品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代性”等问题 34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得益于新时期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理论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这一思想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化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实事求是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解放思想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禁区，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外国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学术思想，吸纳一切优秀的文艺理论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去寻找新的线索，于是就开始了艺术生产论的探讨” 35 。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虽在某些方面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但这并非主流。相比之下，学者们更加注重从源头上去挖掘理论资源，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艺术生产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中寻找研究课题，并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为指导去阐释并建构中国化的艺术生产论。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艺理论系统中的一个独特范畴，更多地属于未来。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⑦郭宏安等著:《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33页。

②［联邦德国］ H·R·姚斯、［美］ 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译者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④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等单位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⑤⑥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85页。

⑧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⑨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⑩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1 12 13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7、259页。

14［德］ W·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15转引自童庆炳等著:《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可参考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

年版，第612—613页，两书译文略有差异。 16转引自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613页。17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页。18［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19 20朱立元总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2—243页。

21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22 35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201页。

23程代熙:《一本值得一读的美学论著——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4肖君和:《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

25 31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3—127页。

26王德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兼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

27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何国瑞主编:《艺术生产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9 32童庆炳等主编:《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7

任何一种理论都源于实践，作为重性：第一，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反映，都包含着对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的思考与认识；第二，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又应当反映和揭示出特殊对象的运动特点与规律。因而对一种理论的学习掌握既要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又要有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上升到对一般运动规律的体会与理解。理论的二重性决定了理论的本质在于：理论首先是实践主体认识程度的提高和升华，而对理论的认识与把握又反过来会提高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理论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理论的实践使命。即：一，理论的抽象性决定了理论存在的价值一理论可以解释与反映事物的一般规律，因而通过理论学习与研究人们能够打破学科壁垒，掌握事物的基本性质与一般规律；二，理论是实践主体认识事物过程中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概括，理论形态的建构与理论体系的完善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实践能力与审美境界的提高，同时也有利于深化对事物运动规律的理解与把握，并进而推动实践的进程。笔者在从事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深切的体会到这种感受，也为此曾撰写过一些相关论文。正是基于这种感受，有时笔者认为对“艺术理论的功能或艺术理论学可否存在”问题的争论是一种伪问题，因为艺术理论本身的存在就是艺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又何谈什么“存在的必要性”问题？

     但当沉下心来，认真反思这种争论的时候，也许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此，对艺术理论存在合理性进行追问的背后，内蕴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既然艺术理论存在是必然的，那么在艺术实践中它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对艺术理论的自觉学习可以对艺术创作起到作用？如何这种作用可以用其它方式来替代，则对艺术理论专门的学习与研究也就不再成为一种必须的活动。有学者认为，每一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历史与理论，没有必要再进行专门的艺术理论研究，艺术理论研究实质上就是对具体艺术门类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即使要做出努力，建构一门艺术理论学，也会因为却反专门的研究对象而流于破产。其实，对艺术理论性质与功能的种种争论与非议，如果仅仅局限于在领域范围内进行，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正所谓“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需要跳出艺术的视域之外，从哲学的高度审视这一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实践矛盾的抽象反映，都是实践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对艺术理论的哲学性质的论定表明，艺术理论以及专门研究艺术理论的艺术理论学的存在价值就在于，通过对的各类艺术现象的分析与思考，旨在从各类艺术现象中探寻艺术的普遍规律。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服务。毛主席说艺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艺术的繁荣需要建立于艺术各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各种艺术之间才能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才能激发出一代又一代精湛的艺术。我国是一个武术大国，大家都知道在我国武术发展史上，几乎每一种武术派别的创立与形成都是不同拳种互相交流的结果。武术界中的门派之争、正统与边缘之争都曾对武术事业的发展造成桎梏。而艺术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

二、艺术理论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8

本年度颇有价值和影响的艺术教育盛会――2011’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今天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

我代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并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

今天，到会的有来自全国艺术教育领域的大家和多位专家、校长、院长及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辛勤耕耘者，还有来自海外的学者。我们的艺术教育事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倡导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论坛得到广大业界同仁的支持和参与，体现了大家对艺术教育事业的热爱，更彰显了我们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前不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肯定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召开本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艺术教育杂志的领导部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并注资，于2009年11月组建的一家由文化部领导的着力发展传媒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型文化业态的大型国有中央文化传媒集团，是党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我们和文化部文化科技司非常重视这个论坛，从上一届论坛结束之后，就进入了本届论坛的筹备。为确保本届论坛的顺利召开，艺术教育杂志和云南艺术学院，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让我们向他们尤其是云南艺术学院的领导和全体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前5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在艺术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届论坛2005年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论坛聚焦于“艺考热”问题；第二届论坛2006年的“瑶湖谈艺”，在江西师范大学举行，论坛的主题为“高等艺术教育中如何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适应时展需要的现代艺术教育体系”；第三届论坛于2007年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主题为“‘十一五’期间中国艺术教育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第四届论坛2008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主题为“科学发展观统领艺术教育――探索艺术教育特色办学之路”；第五届论坛2010年在大连举办，主题为“回顾总结建国以来艺术教育发展历程，研讨艺术院校特色建设与创新教育”。

历届高峰论坛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较深入地分析了艺术教育发展的现状，而且在相互交流中探讨了艺术教育面临的形势和未来发展之路。实践证明，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发挥了引领艺术教育走向的作用，已经成为全国艺术教育学科的一个品牌论坛。

2011’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是在总结前五届论坛的基础上根据艺术教育发展的新情况、面临的新问题而举办的。这次论坛的主旨是，明晰艺术学科专业定位，继往开来，更好地建设适应时展需要的现代艺术教育体系；在当前学术界出现种种异端问题的背景下，为弘扬学术正气，规范学术行为，建立道德约束标尺；为促进艺术院校特色建设与创新教育出谋划策，同时以艺术教育杂志为媒介，搭建院校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探讨和交流全国各类艺术院校进入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多年来，《艺术教育》杂志全体工作人员秉持严谨的工作作风，面向全国艺术教育系统，为各大院校艺术专业师生和热爱艺术的各界人士提供信息，我们力求所刊登文章的学术性、原创性和思想前沿性，使《艺术教育》这本综合性艺术类期刊，既承担专业艺术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信息传播作用，又成为普及艺术教育的大众读本。然而，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学术成果能够通过《艺术教育》得以面世。本届论坛的论文征集活动，意义就在于让我们优秀的学术成果有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也希望通过各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使我们的《艺术教育》杂志能够受到更多业界人士的关注，得到更多专家与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9

这类教材的历史渊源可直接追溯到1970年代各大高校内部刊行的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等命名的教材。当时为了给工农兵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内的部分高校内部编排了这样一类教材。比如，1971年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资料》，1972年辽宁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1973年山东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74年江苏五院校合作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等等。当时，各高校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必须要向工农兵学员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课程，但是又缺少现成的教材，那么最直接的教学方式就是让工农兵学员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论著，因此应运而生的就是这一类教材。此外，当时这一类教材大量出现的原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对教材的要求，例如1972年辽宁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在其“编后记”中就提到了“遵照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为了适应教学需要，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著，辑成此书”。［12］这一类教材同样有着自己的历史渊源。更早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各种选本。1939年，欧阳凡海编译了《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言论，恩格斯论易卜生的言论等。［13］此后，1944年周扬在“解放区”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编辑了语录体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选本中的一部分是国外已有的选本，例如1951年，王道乾翻译的弗莱维勒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14］，1960年曹葆华翻译的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5］。另外一部分则是中国学者自己编选并翻译的，例如1951年出版的曹葆华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6］，1964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7］等。可以说，1970年代，国内各大高校为了教学所需编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的选本即以这些早已有之的选本为依据。同时也有部分高校辑录的选本大量地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例如1973年由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选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就选辑了20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文艺论著。并且，在20篇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占有一半篇幅;列宁的论著收录有7篇，主要是列宁论托尔斯泰和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斯大林的论著有三篇。虽然这一用作教材的选本，在注释中还是难免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这种选本的方式让工农兵学员直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无疑也是有着积极作用。在新时期以后，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选本类型的教材依旧延续了下来。1982年，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开始编辑出版《马列文论研究》，在这部不定期出版的丛书的第一集的“前言”中就指出编辑此书的目的:“力图准确地、完整地来研讨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为目的，特别是在之后，更有必要针对‘’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肆意歪曲和篡改，来做好明辨是非，正本清源的工作。”［18］同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也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第一卷的“编辑说明”中也提到了出版这一丛书的目的:“、‘’横行时期，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文艺理论，败坏它的声誉;我们今天必须正本清源，消除他们所造成的云雾，以显出庐山的真面目。”［19］由此可见，当时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不仅仅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任务，更是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所以，在1980年代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的选本有两种趋势，其一就是由学者主持编辑相关选本，这一类选本的适用性更为普遍，可以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的参考书使用，例如1982年出版的杨炳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20］以及同年由程代熙在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基础上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21］。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选本是由高校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专门为了教学所需而编选的，例如1980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22］。和1970年代相比，1980年代以后的这一模式的教材或者教学参考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内容上要比1970年代的同类型教材丰富得多，特别是大量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逐渐关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的文艺论述和文艺观念，更为系统和全面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全貌和原貌。同时1980年代产生的这一模式的教材，除了单纯的选本以外，还有一类被命名为“选读”或“选讲”的教材。这是因为在1980年代，高等院校中有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专题课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的基础课，为了紧密地结合教学需要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或“选读”的教材。当时，高等院校分为普通高等院校和师范院校，“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或“选读”的课程就是针对这些院校中的中文系的学生开设的。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23］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相关课程的教材。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牵头，全国十五所师范院校参与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24］出版，成为全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材。另外，197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以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参考资料》［25］也是这一类型的教材。和单纯的选本不同，这一类教材在选本的基础上，加入了细致的讲解，并且往往附有引导学生思考的思考题。

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

197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了高校中工农兵学员的课程，特别是在1973年以后，出现了大量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名的教材。例如1973年由东北地区八院校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这一教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观念提炼出来，并以此作为结构各章节的准的，不再是单纯的选本或者“选读”、“选讲”，而是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体系。所以在东北地区八院校编写的这本教材中，编写者明确地指出编写这一教材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是“要概括地、有重点地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关于文艺问题的基本观点”。［26］此外，197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名的教材还有1974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75年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稿)》，1975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77年广西五院校文艺理论编写组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这些教材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过分看重文学的阶级斗争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在体系结构上都涉及到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文学批评的标准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经典问题。这些无疑对改革开放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984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概要》。这部教材分上下两册，上册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论著，并在每篇后附有注释;下册则是“学习体会”。下册的内容，在1992年单独成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27］一书。该书认为“只要我们从疏浅和偏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体系;在他们那些卷帙浩繁的著作、书信、手稿和札记中蕴含着这个理论结构的一切基本原则、观点和原理，并且用科学的方法论和统一原则将其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28］并且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文艺本质论、文艺创作论、文艺批评论、文艺史论和社会主义文艺论。［29］并且按照这种体系，将全书的具体章节安排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美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批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悲剧观，马克思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等等。1999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的编写者又在原有的内容上添加了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并将其改名为《马列文论引论》［30］出版。1986年，彭治平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思想讲解》［31］出版，此书是一部按照不同主题组织起来的串讲。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思想讲解》力图在学理上确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观念和经典判断，例如:“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悲剧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述，等等。这一时期的教材，体现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内在体系的努力。199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教材或著作，如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马列文论导读》［32］。该书分上、中、下三编，其中“上编”题为“马列文论与宏观文艺学”，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诸种样态进行分析，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人类学等的关系。“中编”则题为“马列文论与艺术规律”，分别探讨了艺术本质论、创作方法论、艺术起源论、艺术真实论、艺术典型论、艺术倾向论、艺术创作论、艺术欣赏论、艺术批评论、艺术价值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思潮论、悲剧喜剧论、艺术发展论、艺术规律论、艺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于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异化、人道主义与文学艺术、审美理想论等具体的创作问题。“下编”则题为“马列文论与社会主义文艺”，具体探究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人民性、典型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文艺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教材

第三类，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变迁为核心内容的教材，这一类的教材是新时期之后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较早的是1986年陈辽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33］。在这本书中，陈辽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从大的方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陈辽又根据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具体地分为五个小的阶段，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马克思主义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确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时期以及马克思逝世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第二个大阶段，则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深化的阶段。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进程，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演化。其后，另一本具有影响力的教材是1990年出版的、由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34］。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一样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梳理和说明。该书的主编吕德申首先承认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事实，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见解大多散见于他们大量的其他论著和通信之中，他们不曾为我们留下一部现成的、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35］但是吕德申也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内容涵盖了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36］因此，这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就必然有着自身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这本教材共分四编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第一编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点。第二编则涉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包括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丰富。第三编则重点考察了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情况，包括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补充。第四编介绍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分别讨论了瞿秋白、鲁迅、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这一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式的教材是1980年代之后产生的“新生物”。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类教材的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确实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历史的梳理，以便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

艺术为主题论文例10

文艺具有什么本质特性，这是文艺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规定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规定着文艺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对文学艺术的考察，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入手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性的，但他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揭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而且，由于时代所提供的理论条件的差异，他们的文艺思想也表现出各自理论形态上的特殊性，从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