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扶贫论文例1

【关键词】精准教育 教育扶贫 高校优势

引言

教育脱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013）指出“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社会，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本研究将结合本校精准发力教育扶贫实际情况，开展高校精准教育脱贫模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现状

纵观国外文献，Thodore W.Schults（1962）提出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匾乏，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72）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他在“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改革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模式。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曾发生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美国《中小学教育法》（1965）的实施是朝贫困宣战的重要举措，该教育法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获得大量精准资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教育扶贫和资助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精准分类资助，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精准教育扶贫到学生。Thomas L. Jennings（2014）通过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呈明显正相关系，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

二、国内研究梳理及现状

我国的教育脱贫研究的成果当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调研报告。如，张久兰（2010）对小凉山区、杨海平（2011）对湘鄂渝黔桂边区的教育扶贫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概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 黄承伟2015、汪三贵2015）；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反贫困（汪祥2015、彭腾2015）、扶贫开发（扬波2015、饶勇2015）、产业扶贫（段淇斌2015、马楠2016）；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公平（周晔2015、程玮2013）；与文化的关系有扶贫文化（李禄胜2015）等。

专门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凤毛麟角，陈大柔（2004）认为高校对口扶贫教育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来克服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熊文渊（2014）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何丕洁（2015）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杨定玉（2016）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华东（2017）提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

本文认为探索精准主体、精准识别、精准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减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和举措

1.精准教育扶贫主体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中国西部典型的贫困地区，灾害频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我国扶贫开发任务最艰巨、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的真实写照， 通过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贫困生的受教育水平，直到消灭贫困，全面奔向小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认真贯彻精准教育扶贫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2016年开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响应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福建省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双百助学工程”、“千名结对帮扶工程”等爱心帮扶活动。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教育扶贫主体，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本着“教育是一种大爱”

的情怀，决定精准结对帮扶甘肃定西临洮县衙下中学。明确扶贫教育精准主体后，全校教职员工自觉为精准教育扶贫贡献教学和物质力量；同时注重“协同作战”，以学校精准教育扶贫为主、充分调动当地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教育扶贫。

2.精准教育扶贫识别

建立贫困户精准识别评价体系，建立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云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学生信息，以大数据分析教育精准反贫困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派出常务副校长等有关人员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奖教助学活动，先后赴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陇西县福星镇马营湾村、大安村，渭源县锹峪乡锹峪村、田家河乡西沟村，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等，深入了解当地教情、社情及民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和举措，科学制定教育精准脱贫方案。

3.精准教育扶贫培养

2013年12月，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落实贫困生接受个性化教育的责任目标。加大高校对口支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强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当地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视野，为定西市临洮县培育更多的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精准教育帮扶脱贫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原则，帮扶提高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师生的应用技能，从“人”“钱”和精准扶贫方案落实，确保贫困生识别出来以后，精准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每个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精准教育帮扶主要方式是：

（1）筹集1500万元对口帮扶甘肃省定西教育事业。

（2）与衙下中学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筹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免费邀请优秀学生到福州夏令营培训和教师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

（3）为定西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有力的资助，充分体现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关注西部教育扶贫、热心公益事业的博大爱心，也体现了学校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4）定向录取的来自定西的贫困学生已免费开始在大学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5）全校教职工教师节自愿捐款4.3万元助学金给结对中学献爱心。

四. 精准扶贫建议

1.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路径，高校要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要找准贫困县需求与本校本单位优势的结合点，采取的帮扶措施既要反映教育特色又要符合当地实际，努力探索一条体现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径。

2.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子系统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和识别贫困生的现状，特别是适龄贫困生失学的现状，汇集各受教育阶段的扶贫对象、扶贫现状、扶持措施、扶贫效果等综合信息，建立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各地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资质的现状，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提供大数据依据。

3.开展教育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关系分析，在高校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实现教育精准脱贫。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前沿，围绕教育扶贫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呈现及应用服务全过程，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各类学校与贫困生的数据的量化与显现，着力探索教育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对一的精准教育扶贫机制，提供贫困生文化建设、个性化教育引导、贫困生学习成绩预测、教与学方式方法改善、教育反贫困决策制定、教务教学管理优化等教育反贫困的精准模式，以期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构建动态的教育反贫困评价与跟踪机制，不让一位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

4.应用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理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大数据驱动教育工程，汇集高校教育脱贫领域的海量数据，在对精准扶贫的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教育反贫困博客等社会化网络教育数据，构建高校精准教育扶贫模型，探索教育与反贫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精选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思维方式变革、精准扶贫教学评价方式重构、个性化教育提供，精准教学扶贫模式创新，为高校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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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怀杰； 夏虎.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探究.思想教育研究[J]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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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文政.重庆市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重庆行政（公共论坛）[J] 20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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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华东，刘.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7（3）.

大学扶贫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1.003

教育扶贫，是指以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等教育大系统为主体，以贫困人群为客体，以传播知识技能和提升文化素质为内容，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一种扶贫方式。上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系统科学等多个视角对教育扶贫理论进行了研究。及时梳理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教育扶贫理论发展，指导我国当前教育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1.1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研究

国外教育扶贫思想最先起源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的关系时，注意到教育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基于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的教育扶贫思想。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最早从经济增长视角关注贫困问题的人，早在18世纪末，他就提出了土地报酬递减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大于生活资源的增长速度会使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肥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人口贫困，应当通过限制人口增长和加大资源投入来消除贫困。①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才能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②到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难以增长的现象，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另外，美籍爱沙尼亚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都阐述了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进而摆脱贫困的观点。

在国内，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始于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总结比较，或结合中国反贫困实践进行理论的检验、分析和整合。③姜德华等人是较早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问题的国内学者。在1980年代末，姜德华通过研究完成了对中国区域性贫困的分类和描述，认为资源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④杨能良、黄鹏也认为，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加大对教育的政府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经济环境，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率。⑤

1.2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教育扶贫思想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力资本投资与脱贫关系问题。相关研究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人的素质和能力，是个人不适应或缺乏生产导致了贫困，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⑥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学者舒尔茨。1960年，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贫困地区之所以落后，不在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⑦继舒尔茨之后，丹尼森也研究了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问题，并在其著作《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通过计算分析，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国内，王小强、白南风是较早对人力资本贫困论和素质贫困原因说进行研究的人，他们在《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考察》一书中，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的原因，并通过“进取心量表”对人的素质量进行测量。⑧到90年代中期，阎文学也分析认为贫困落后的本质在于人的素质差，甚至通婚圈狭小而造成的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也会导致人口智力素质低下，造成贫困。⑨龚晓宽则运用计量模型对近年来的扶贫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扶贫模式的创新要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为核心理念。⑩何家理、查芳、陈绪敖等人通过对陕西7地市18个贫困县教育扶贫效果调查，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扶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教育扶贫具有推动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减轻当地环境承载压力、引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外出务工的工资同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农户由单一的种粮转向种粮与经济作物相结合、人们生育^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功效。

可见，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资源的匮乏导致了贫困的发生，主张通过加大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摆脱贫困。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的欠缺导致了贫困，主张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摆脱贫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都是在认同教育对摆脱贫困具有积极功能这一假设基础上进行的论述。

2社会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理论

2.1 基于文化、观念视角的研究

195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在其作品《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中提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同时，他还强调，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文化“代代相传”。 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现代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是造成了南亚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和教育体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来促进一个正常的、良性因果循环积累社会的形成。

刘易斯和缪尔达尔在论述贫困原因时，都强调了共同的贫困文化、观念会导致贫困的延续。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的提出，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由于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贫困文化可以通过儿童社会化得以传递，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难以通过一时的物质贫困的消除而根除， 因此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 所以，反贫困的关键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阎文学等认为贫困地区人们头脑中的“守贫”思想和落后的观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 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贫困的文化原因时，也注意到了文化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现象。正如郑杭生所论述，在中国，贫困的世代传递反映了社会代际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农村贫困将更多受到代际传递影响。 李梦鸽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提出了以教治贫，用教育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措施，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可以有效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但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没有回答“最初的贫困是什么引起的”。他们可以说“是贫困引起了进一步的贫困”，但他们不能说“是贫困引起了最初的贫困”。因此，贫困文化、观念原因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2 基于政策、制度视角的研究

在研究贫困原因时，有的学者认为，在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的不均衡、制度的缺失、权利分配不公等人为因素会造成贫困的发生，并由此提出了贫困的政策、制度原因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最先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一书中提出了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权利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因为贫困人口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能力的缺乏来源于权利的贫困。因此，应当重建个人的能力，扩大穷人自由范围以增加其选择的机会。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贫困程度之间具有关联性，通过教育可以重建个人的能力，提高收入并摆脱贫困。近年来，有学者对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政策失衡、制度缺失、机会不均、分配不公等原因使一些碜缘褪杖爰彝ィ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正成为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主力军。

我国学者周丽莎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观点，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了实证研究。 单丽卿在“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一文中也阐释了以教育差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如何导致了贫困的再生产。并强调扶贫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口的权利状况，以消灭权利贫困、实现权利平等为主要政策取向。

可见，贫困既有个人层次的原因，更有社会层次的原因。政策、制度的失衡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新的贫困群体。教育在打破贫困文化和陈旧观念，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权利分配均衡，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

教育学视野下的扶贫理论研究，是在教育的扶贫功能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试图建立独立的教育扶贫理论的努力。目前，这一视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即扶教育之贫；二是通过教育对其它事业的扶贫研究，即依靠教育扶贫。

对教育事业的扶贫研究，是建立在认同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发展和壮大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进而达到经济社会大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目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学视野下的教育扶贫思想研究属于这一范畴。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对发展教育与科技进步间的关系进行的广泛讨论也属于这一视角。

通过教育实现对其它事业的扶贫，是反贫困意义上实质性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它通过论述教育扶贫的内涵、意义、功能、作用、模式等基本内容，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早在上世纪初，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就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力图通过教育解决国民生计问题。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1997年，学者林乘东首次提出了教育扶贫论，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并通过自动分流体制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高收入阶层“自动”选择付费教育，从而使公共教育投资能够向贫困人口倾斜。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强调教育扶贫功能的基础上，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研究。

大学扶贫论文例3

作者简介 李梦竹（1989―），女，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志章（1957―），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导。？穴重庆北碚 400715？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12ASH004）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战中的政府行为研究”（SWU1309363）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包括我国扶贫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没有这个强大的理论体系作指导，中国的贫困人口不可能由1978年的2.5亿人？眼1？演降到2011年的1.28亿人，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在改造自然、改造环境中摸索出整村推进、雨露计划、产业化、连片开发、移民搬迁以及特困地区综合治理等扶贫模式，并赢得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赞扬。同时，我国在区域不同、条件各异、环境艰苦的背景下创新出的不同扶贫模式，不仅佐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指导性，也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理论一脉相承，把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其核心本质。同时，扶贫开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旨在促进贫困人口增收，保证贫困地区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

（一）扶贫开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实践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首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历程，从建党那天起，我党就始终坚持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为全中国人民谋福祉。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大规模、大跨度、大空间的扶贫开发，其宗旨就是要通过国家政策干预、完善基础设施、加大产业扶持，提供均等化的就业岗位、提高劳动技能、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等，帮助贫困地区释放生产力，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说扶贫开发实践是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二）扶贫开发是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毋庸置疑，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但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贫富差距加大等，严重制约了贫困地区的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最终实现贫困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扶贫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了矛盾凸显期，集中表现为城乡、地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悖逆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将引发社会不满，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是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扶贫开发则是扭转贫富分化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宏观调控和资金的转移支付，将有效地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共同富裕。

二、扶贫开发的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扶贫开发的实践客观上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扶贫实践取得的成果，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一）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眼2？演，“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眼3？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眼4？演，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以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广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人口锐减，小康社会正在成为现实，这些扶贫成就的取得，既践行了邓小平理论中的“贫富观”，也不断深化了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只有消灭贫困，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社会才能和谐，小康社会才能实现。

（二）扶贫的实践成果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贡献

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熏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扶贫的根本是要解放生产力，释放出无穷的正能量，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数十年的扶贫实践活动，并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是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最好印证，更是党的宗旨立足于人民之中的最好体现。因此，我国的扶贫实践活动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贡献。

（三）扶贫的实践成果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普及深化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扶贫开发活动，在提升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还注重当地的社会发展，在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发展，最终将达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因此，扶贫开发活动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扶贫的实践成果还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普及深化。

三、新时期扶贫攻坚战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

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党的十上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打好新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仅为2003元，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0.61，？眼5？演贫困人口还有1.28亿，距离“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好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战，以全面完成既定目标。

（一）始终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扶贫攻坚战中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扶贫攻坚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的统一步骤，结合本地实际，做好扶贫的顶层设计，把扶贫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继续探索创新一些好的形式，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引导各类企业为贫困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再次，要强化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着力提升教育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最后，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扶贫攻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抓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在扶贫攻坚战中，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对实现贫困地区“五位一体”建设的总目标至关重要。一是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生物医药等生态产业，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为贫困人口提供包容性的就业机会，努力增加收入。二是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创新村级自治组织，完善社区管理，打造起“永久牌”扶贫攻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是积极实施文化扶贫工程，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通过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升百姓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能力，引领贫困地区发展；四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建立起贫困人口社会安全阀，确保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是要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扶贫各项活动之中，杜绝短视行为，不断扩大森林覆盖率，建立起贫困地区自然生态保护屏障，用生态效益提升抗击贫困和阻止返贫的能力。

（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积极推进贫困地区“新四化”建设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扶贫工作的最终目的。在扶贫攻坚战中必须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共同富裕的“引擎”和助推器。一是要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种养殖业和乡村旅游业，并逐步形成产业链；二是要通过农村信息化工程，加强与外界联系，变被动为主动，获取各种市场信息，加快资金、信息、人才流动，为服务本地发展创造条件；三是通过发展本土化的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集镇转移，做强特色小城镇，使之成为本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四是创造条件，引进有实力的城市企业入驻贫困地区，让他们通过租赁、宅基地置换等形式流转土地，对分散的农田、耕地实行集约化经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动传统农产品向高档农产品转化，并对其农产品实行小城镇属地化深加工，让一部分人在充分享受土地收益的情况下有序流动到小城镇就业，以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四、总结与展望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社会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全面攻坚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中赢得一个又一个漂亮战役，用新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到2020年按时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伟大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眼参考文献？演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1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大学扶贫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083-01

大数据与大扶贫及精准扶贫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但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使这两个相异的概念有了交集，这就是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中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构建大扶贫，实现精准扶贫。

大数据时代，2011 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的“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迈入大扶贫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1]中明确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相对于以往依靠政府投资扶持重点村建设、移民搬迁等的小扶贫工作模式而言，大扶贫即是以动员民营企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板块开发、多元投入”的扶贫模式。

大数据与精准扶贫，2014 年 1 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即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级扶贫机构分级负责，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实施动态管理，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在2013 年 11 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借助“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开发贵州省“精准扶贫云平台”，实现了对 623 万贫困人口、9000 个贫困村、934 个贫困乡镇、66 个贫困县和有扶贫开发任务地区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

精准扶贫应用手段方面，云平台作为精准扶贫的辅助工具，正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目前国内外在精准扶贫云平台方面的研究论著极为有限，多数文章是进行科普式的介绍，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3]一文，系统介绍了黔西南的准扶贫云平台，此平台功能板块多元多样，且在扶贫云功能的拓展方面有着较大的启发，但其真实性和可行性尚待考察。

精准扶贫结合大数据方面，国内的学者研究基本着眼于两个方面，即现存问题和未来应用。详而言之，一种是结合现有云平台的案例，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和归纳，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另一种则是对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阐释和论证。不同的论著，对这两个方面各有偏重。

第一种是以实地案例为出发点的论著，其优势十分明显：在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这类论著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其研究成果具有实在的社会效益，可信度高可行性强，令人信服。如《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4]一文中，主要针对广西贵州等地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详实细致的建议。然而，此类论著数量较少，并且在与实际案例结合方面仍有所欠缺。

在第二种针对大数据应用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论证大数据的优越性，将眼光放置于大数据未来的应用情况，提出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的方法和建议[5]。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在论著中强调配套政策对大数据运用的重要性。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提出“配套政策要托底，防止虎头蛇尾”[5]的观点，在《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6]一文中更是对配套政策及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这提醒着团队在对贵州省扶贫云平台进行研究时不能忽略对其配套政策的调研，必须将政策研究重视起来。此外，这类论著往往缺少实地调研的材料作为支撑，仅仅是在理论上的进行设想和推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云平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理论性强、实证性弱的态势。而且普遍存在理论研究缺少实证支撑的问题。

针对于以上问题，接下来的大数据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

1.将时事热点“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相联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形成的大数据优势实现“精准”要求。

2.不仅仅从“扶贫云”平台本身出发，而从如何应用平台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对后期精准扶贫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τ诰准扶贫现状的深刻剖析，总结归纳现行政策方针存在的问题，针对于部分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以及发展建议，旨在为精准扶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J].老区建设，2011，（23）：12-18.

[2]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J].老区建设，2014，（01）：8-13.

[3]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智慧城市

大学扶贫论文例5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由于本篇文章为硕士论文，如需全文请点击底部下载全文链接】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大学扶贫论文例6

总书记说，“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建立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战斗队伍。无论再好的政策、再好的措施、再多的资金、再多的项目，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没有高效的落实，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要发挥广大干部的作用，落实好政策、措施，把资金用到实处，项目落实到村到户。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科学分析，认真研究，找准对策，自觉履行党和群众交托的重任。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脚踏实地的为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实事，要有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要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第三加强对业务知识特别是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的学习，提高服务本领，强化政治担当，突出政治作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坚持精准方略，改进工作作风

《扶贫论述摘编》第二至第七部分系统总结了我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宝贵经验。一是“精准”。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要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总书记强调，要将条件差、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分类施策，实施“五个一批”扶贫开发路径，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保证“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就要求在深刻认识贫困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既要注重分析致贫的共性要素，以共性要素为依据，因地制宜探索多层次扶贫脱贫路径；又要考虑贫困个体致贫的具体因素，开展多层次、精细化的针对性帮扶。二是务实。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提到，“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尤其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尽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扶贫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在精准识别、精准扶贫方面要讲究方法，不能一味靠材料、表格来开展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反映了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大学扶贫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2-0073-05

20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扶贫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认同，并被列为旅游业“九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1]，紧接着国家旅游局提出“试办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的工作意见”，从此旅游扶贫逐渐成为我国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之一[2]。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约1/3的贫困人口直接从当地的旅游发展中受益，通过发展旅游已使占贫困地区总人口约1/10的人实现脱贫[3]，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大多数贫困地区所实施的旅游扶贫战略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成效并不明显[4]，一些地区出现了旅游扶贫目标被置换、旅游扶贫开发变成了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社区及贫困人口利益被忽视、扶强不扶弱、当地贫困人口被边缘化、旅游项目缺乏社区参与性、旅游漏损严重等问题[5-6]。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时代的到来，原有的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弊端与问题，特别是机制缺陷对旅游扶贫的制约逐渐凸显。因此，为进一步推进旅游扶贫开发必须对现行的旅游扶贫机制进行调适和完善。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完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对激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提高旅游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机制设计理论与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内涵与旅游扶贫机制安排

机制设计理论最初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体制的著名论战。经过赫维茨、迈尔森和马斯金等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热门领域和核心主题之一，成为近二十年来微观经济学领域发展最快的理论分支之一[7]。机制设计理论假定人们是按照博弈论的方式进行选择，同时能按照社会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等范式预设社会目标，而机制设计理论就是探讨如何在自由选择、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构建有助于实现个人、集体和社会激励相容的最优机制[8]。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其被广泛运用于垄断定价、契约理论、最优税收、拍卖理论及委托等领域。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法规制订、行政管理、最优税制设计、社会制度设计、民主选举等都可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9]。

在通过旅游发展实现减贫甚至脱贫致富的过程中，需遵循科学的旅游扶贫发展机制[10]。早在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署（局）（DFID）就认识到建立合理的机制以推动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益是旅游扶贫实践中的一大挑战。对于旅游扶贫机制，不少学者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Meyer D.（2007）提出了通过加强周边贫困社区与住宿业的联系以降低旅游漏损的概念框架[11]。Pillay M和Rogerson C M.（2013）研究了增强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以提高旅游扶贫效应的机制[12]。国内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贫困人口参与、受益机制;二是旅游扶贫动力机制;三是旅游扶贫长效机制;四是旅游扶贫协同机制。但是从机制设计理论角度来展开对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

（二）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机制设计理论在资源配置、激励相容、机制协调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为我国旅游扶贫机制的调适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启示和研究视角，特别是在如何提高政府部门对旅游扶贫的领导、统筹和协调能力，促进旅游扶贫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激励相容的有效实现和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因地制宜设计合理的旅游扶贫机制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指引。

1. 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基础

旅游扶贫要因地制宜，根据贫困地区所具备的旅游资源条件、开发条件、区位条件、市场条件等区域环境选择合适的旅游扶贫项目，而不能照搬照抄、雷同开发。一个成功的、能够实现旅游扶贫目标的项目，首先该项目要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脱离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开发。旅游扶贫项目选择具有多样性，不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选择旅游扶贫项目，避免出现“旅游飞地”现象。其次旅游扶贫项目也要能满足市场需求、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能带来较好的效益。旅游发展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因此要遵循市场规律，项目的选择既要依托旅游资源基础，也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还要兼顾周边地区旅游项目（产品）开发，要形成产品差异化互补，避免产品同质化竞争。

旅游扶贫要以人为本，人是旅游扶贫的核心，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就是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发展。旅游扶贫包含对贫困人口在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扶持，只有贫困人口达到了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同时脱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除贫困[13]。发展经济学反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仅仅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象，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缺乏相应的基本能力，如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态度，缺乏获取知识、技能的有效途径以及参与发展项目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机会。作为一种“造血式”的扶贫方式，旅游扶贫必须始终把重点放在贫困人口素质的增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断推动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循环，激发其新需求的产生，进而促进其潜能的开发。

2. 实现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激励相容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重要内容

在机制设计时，设计者必须考虑给每个参与者施加一定的激励，以达到激励相容，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在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过程中，通过设计并执行相应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完善旅游扶贫机制的运作规则，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激发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促进有关信息自下而上流动，进而提高旅游扶贫机制的运行效率。

3. 规范和协调旅游扶贫各方行为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内在要求

旅游扶贫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需要对旅游扶贫相关方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以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造成旅游扶贫资源被转移、滥用，降低旅游扶贫的效果。对政府部门而言，要对其行为进行规范，以减少“寻租”的存在空间，避免腐败的发生。此外，旅游扶贫需要汇集社会各方的资源和智慧，必然涉及多方的共同参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协调参与各方行为，提高各方行为的协调性、统一性，避免各方行为相互冲突和资源内耗。

二、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旅游扶贫管理机制有待规范

扶贫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通常政府在旅游扶贫市场主导、宏观调控、区域引导、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旅游扶贫过程中，政府主导太多、权利太大，并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制衡机制，容易导致腐败，并弱化了市场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因此，政府要从长期居于“主导”的地位转变为“向导（引导）”、“指导（疏导）”、“督导”与“辅导”地位[14]。另外，我国旅游扶贫往往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和多个行业，已经远超出了单个部门的协调能力和权限[15]，这带来了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如扶贫政策政出多门、决策管理主体多元、权力配置相互交叉以及旅游扶贫政策主导等，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政府部门政务公开不透明、旅游扶贫缺乏群众监督。

（二）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单一

一直以来，我国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导致了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一直沿袭着自上而下的纵向传递方式，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这种纵向的信息传递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脱离实际，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传达。此外，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传递是一个在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封闭式的管理机制，缺乏对社会的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资金被挪用、私吞和腐败的滋生。

（三）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缺乏

国外PPT旅游扶贫实践经验表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对社会各界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然而，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各地旅游扶贫政策千差万别，财政政策运用得多而其他政策用得少，各类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政策难以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旅游扶贫资金的平均分配导致使用分散，旅游扶贫项目选择不切实际、特色不突出等;各种旅游扶贫资源投入缺乏统一协调，各行其是，导致旅游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社会资本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运用。另外，由于旅游扶贫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行业和参与主体，旅游扶贫开发的有效实施，不仅要调动各开发主体的参与意识和热情，还需对他们进行有机整合协调，建立起保障有力、高效灵活的多元开发主体协同机制。但是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普遍存在开发主体之间互动整合协调不够，表现为政出多头、各自为战、各成体系，缺乏有效对接。

（四）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

旅游扶贫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政府、贫困人口、旅游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突出表现为贫困人口和社会团体的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首先，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大多数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当地旅游扶贫项目外，旅游扶贫招商与项目选择并非基于社区和贫困人口利益诉求，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在旅游扶贫工作中，贫困人口完全没有话语权，有关旅游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验收等环节缺乏贫困人口参与，无法保证决策的公平、公正和实施过程的公开、透明及旅游扶贫工作的高效。加之在有些地区，旅游扶贫项目被当作政府部门追求政绩的手段，使得旅游扶贫资源偏离了原有轨道，不但会对贫困人口的广泛参与造成排斥，还不利于贫困信息的真实反馈。其次，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国外旅游扶贫实践中，社会团体是旅游扶贫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我国缺乏横向的社会参与机制、相应的法律规范及制度保障，各类社会团体不能广泛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难以有效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导致旅游扶贫势单力薄、资源不足。

（五）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缺乏

能否对旅游扶贫资金、项目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直接关系到旅游扶贫的成效。目前，我国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旅游扶贫管理机构，更没有专门的旅游扶贫监督和评价机构，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旅游扶贫项目如何遴选？”、“规划、开发是否科学合理？”、“建设情况如何？”、“带来的扶贫效益有多大？”等这些关键性问题，外界都不得而知。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的缺乏，导致我国旅游扶贫项目立项随意性大，旅游扶贫资金的申报审批把关不严，旅游扶贫资金的划拨、预算控制、财政监督、审计等往往形同虚设，容易造成旅游扶贫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

三、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

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上述缺陷严重制约了旅游扶贫效应的发挥及其目标的实现。为进一步发挥旅游扶贫在我国反贫困中的作用，需要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要求对旅游扶贫机制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调适，以促进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一）规范旅游扶贫管理机制

旅游扶贫管理机制的规范必须建立在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之上，因此要加强旅游扶贫相关法律体系建设，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旅游扶贫管理的合法、合规性，做到旅游扶贫管理有法可依，避免出现随意性。在健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旅游扶贫管理。具体包括：首先要明确政府在旅游扶贫中的责任及角色定位。通过对政府权力及责任的精确定位，并配备相应的针对政府行为、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和惩戒机制，减少旅游扶贫管理的随意性。其次要建立旅游扶贫奖惩机制。按照机制设计理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促使旅游扶贫管理规范化，实现政府行为与旅游扶贫目标的激励相容。最后，要改进贫困地区政府部门考核体系。将考核重点从地区经济发展（GDP）转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上来。

（二）建立多维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任何机制的运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存在成本的，因此有关机制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是越少越好，信息传递效率越高越好，信息成本越低越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包括纵向信息传递和横向信息传递两种。针对目前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创新纵向信息传递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横向信息传递机制建设。首先要打破纵向信息传递中的多元决策、多头管理的局面，将分散于旅游、发改、扶贫、财政、民政等部门的旅游扶贫相关职能集中统一。同时，将旅游扶贫管理权限下放，以便各地根据实际自主决定旅游扶贫开发，减少信息纵向传递层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其次，要搭建旅游扶贫横向信息传递平台，为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营造参与旅游扶贫的环境，不断提高社会力量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三）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强调在自由选择和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信息传递的效率。针对我国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首先，要整合协调旅游扶贫相关各部门的政策，将旅游扶贫与农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扶贫形式紧密衔接，使得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实现扶贫效应最大化。其次，要整合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旅游扶贫资源，拓宽旅游扶贫资源来源渠道，实现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统筹管理和调配，提高旅游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再次，要加强旅游扶贫各部门、各行业、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积极性，实现各方利益的激励相容。

（四）完善旅游扶贫参与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通过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可以使参与各方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包含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实现旅游扶贫各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便成为机制设计理论在旅游扶贫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首先要提高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切实赋予贫困人口旅游开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收益权，要为贫困人口提供获得旅游参与基本能力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比例，促进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益。其次要提高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运行高效迅捷、管理渠道明晰、弥补政府资源不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与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优势互补，逐步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团体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互为补充的良性互动机制和政府主导、民间主体、运作透明、开放高效的旅游扶贫模式。

（五）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

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是旅游扶贫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它能够适时反馈机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及时纠正偏差，以确保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反馈机制，有助于开发主体加强对旅游扶贫开发过程的控制，特别是通过社会团体、旅游企业、科研机构、社区的信息反馈，可以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促进其及时改进工作。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可以使旅游扶贫规划实施的严谨性及效果的可评估性得以体现，还能使社区居民、私营部门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得以满足。因此，要将旅游扶贫监督评价作为旅游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建立行政监督评估机构、拓宽监督评价渠道、培育民间监督跟踪力量等措施来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加强对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评价。要从旅游扶贫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项目的遴选、项目的审批、项目的实施、项目实施的效果等方面强化监督。二是要强化对旅游扶贫资金的监督审计。推行旅游扶贫资金的公示、公告和报贴制度，保证旅游扶贫资金在管理、分配、使用各环节的公开透明。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及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将项目遴选、项目规划、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环节全部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四、结 论

基于机制设计理论探讨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主要是为了在旅游扶贫决策、开发规划、监督管理等实践工作中，设计出可以有效配置旅游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相关信息和激励兼容所有旅游扶贫参与主体（如政府、旅游企业、贫困人口、社会团体等）的有效机制，解决我国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是对旅游扶贫机制的一般性探讨，是将机制设计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实践的积极探索，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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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Design Theory Based Mechanism Adjustment

for China's Pro-poor Tourism

Deng Xiaohai， Zeng Liang

大学扶贫论文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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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民建中央调研部.关于大力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6，（20）.

[12]广西扎实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蓝天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N].中国农村教育，2016.

大学扶贫论文例9

我汇报演讲的题目是：“****”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对我*今后五年发展的核心，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十分重要，对我们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贫困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很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贫困而发生；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文明。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贫困的家庭发展是缓慢的，离文明的要求差距较远；贫困的困想不可能创新，创新是改革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一个思想贫困的人是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活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三点认识和看法：

一、通过讨论和学习，提高扶贫的素质和能力

提高扶贫素质要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扶贫理念，解决用什么思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明确扶贫方向，解决扶贫工作的对象问题；三是明确扶贫工作的内容，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是明确扶贫工作方法，解决怎么样做的问题和如何出成绩的问题。提高扶贫能力，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水平”相符合，提高扶贫的能力，主要是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1、提高把握扶贫政策的能力，对扶贫政策上认识不能偏差、理解上不能偏颇、执行上不能偏离；2、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一是“统”、“统筹”考虑。统筹规划是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改变扶贫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二是“调”。积极主动协调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只有抓住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可以从被动变主动，从狭窄走向广阔；3、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能力。项目和资金管理，是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尺度和标准。主要是通过完善一些制度和办法，来规范项目实施和资金投向，取得扶贫开发的显著成效。

二、通过讨论和学习，转变观念，创新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

目前，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法主要采取因素法。目标任务和定额标准分配法、项目择优分配法等（举例说明整村推进、安居工程、项目贴息贷款）。省级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主要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讨论和学习，应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一是要建立高层推动的资金管理组织协调机制。二是托展平台、统筹规划，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纽带，把性质相近、目标相同、用途相形的相关资金，统一编制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统一组织绩效评价，充贫发挥资金的综合效益。三是积极探索“村民互助”的产业扶贫模式，深化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政策，拉动扶贫贷款的投入，提高扶贫效果。

大学扶贫论文例10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对我*今后五年发展的核心，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十分重要，对我们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贫困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很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贫困而发生；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文明。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贫困的家庭发展是缓慢的，离文明的要求差距较远；贫困的困想不可能创新，创新是改革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一个思想贫困的人是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活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三点认识和看法：

一、通过讨论和学习，提高扶贫的素质和能力

提高扶贫素质要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扶贫理念，解决用什么思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明确扶贫方向，解决扶贫工作的对象问题；三是明确扶贫工作的内容，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是明确扶贫工作方法，解决怎么样做的问题和如何出成绩的问题。提高扶贫能力，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水平”相符合，提高扶贫的能力，主要是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1、提高把握扶贫政策的能力，对扶贫政策上认识不能偏差、理解上不能偏颇、执行上不能偏离；2、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一是“统”、“统筹”考虑。统筹规划是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改变扶贫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二是“调”。积极主动协调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只有抓住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可以从被动变主动，从狭窄走向广阔；3、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能力。项目和资金管理，是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尺度和标准。主要是通过完善一些制度和办法，来规范项目实施和资金投向，取得扶贫开发的显著成效。

二、通过讨论和学习，转变观念，创新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

目前，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法主要采取因素法。目标任务和定额标准分配法、项目择优分配法等（举例说明整村推进、安居工程、项目贴息贷款）。省级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主要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讨论和学习，应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一是要建立高层推动的资金管理组织协调机制。二是托展平台、统筹规划，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纽带，把性质相近、目标相同、用途相形的相关资金，统一编制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统一组织绩效评价，充贫发挥资金的综合效益。三是积极探索“村民互助”的产业扶贫模式，深化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政策，拉动扶贫贷款的投入，提高扶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