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1

党的报告作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断。一方面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研究不断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推动“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研究蓬勃发展。2017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组建宽窄哲学研究院，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当前，需要对宽窄哲学的研究进行总结，以为深入研究创设条件、开辟发展道路。

一、宽窄哲学的兴起与前期成果

成都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①，有着深厚的“宽窄文化”底蕴；老城中的宽窄巷子②，武侯祠中的宽严对联③，为世人所称颂。

进入21世纪，“宽窄哲学”受到重视。2017年3月20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揭牌宽窄哲学研究院，拉开了宽窄哲学研究的帷幕。2018年9月，中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与李明泉、汤柱国共同主编的《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李后强的“宽窄相对论与模糊论（代序）”一章，李明泉、李昊原撰写的“前言”——“宽窄：衡量和把握万物的尺度”，以及正文九章共同组成。书中还有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彭传新的“跋”——“宽窄哲学的应用”。

“宽窄相对论与模糊论（代序）”，阐述了七个问题：宽窄的几何流变；宽窄的复杂几何；宽窄狭义相对论；宽窄广义相对论；宽窄量子论；宽窄数码论；宽窄模糊论。

前言“宽窄：衡量和把握万物的尺度”，内容包括八部分：宽窄与感知尺度；宽窄与空间转换；宽窄与量质互变；宽窄与场域生成；宽窄与巴蜀智慧；宽窄与中庸之道；宽窄与价值尺度；宽窄与生命智慧。

正文九章，依次讲述了“西方哲学中的宽窄”①，“中华文化中的宽窄”②，“巴蜀文化中的宽窄”③，“宽窄与生命智慧”④，“宽窄与生存智慧”⑤，“宽窄与生活智慧”⑥，“宽窄与生态智慧”⑦，“宽窄与商业智慧”⑧，“宽窄启示录”⑨。

2018年10月，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在成都京川宾馆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在蓉高校、社科研究单位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董振华作了题为“宽窄辩证法与生活哲学”的主题演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原总编辑薛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崔唯航，分别以“宽窄思维和中庸宽容的价值”“宽窄哲学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1]⑩。

在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上，笔者认为《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一书书名大气，用语机巧，虚实得当；“序”和“前言”气势恢宏，哲思深刻，文笔清新，相得益彰，堪称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结晶。正文九章，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知识与实践等方面诠释宽窄哲学现象，探讨宽窄哲学体系，言说宽窄哲学在应用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每一章的“一级标题”下都设有“宽窄说”，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显得十分精当，既令人感受到书的内容都紧扣“宽窄”，又令“宽窄”引人入胜（圣）。

二、宽窄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宽窄哲学的提法，最初源于成都的企业文化建设，而不是来自哲学的殿堂，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轻谩和诟病。宽窄文化与成都相关联，是一种地域文化；而宽窄哲学又源于宽窄文化，因此也就是一种地方性哲学。然而，凡哲学都强调普遍性，因而具有普适性，这就形成一种矛盾。

下面论及的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论断及其“概念创造方法论”，折射了宽窄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从广义上讲，就是指合规律性，有存在的根据和合理性，以及方法论根据；从狭义上讲，指有权威的科学方法论支撑。而在明确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后，也就不应该有“宽窄哲学出自地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样的轻谩和诟病。

第一，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这里的“他者”，是沿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术语。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按其语义，“自我”与“他者”相互对立。

近代自然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希腊时期乃至古罗马时期的科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到了近代，科学认识活动发展得比较系统、比较成熟，具有了下列特点：（1）有一批专门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科学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2）组成一定的群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3）采用一套专门的认识方法、研究方法和认识工具；（4）采用一套专门术语、专门符号，并以此建构一定的理论体系；（5）不仅能成功地解释已出现的自然现象，对尚未出现的自然现象作出预言，也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来试验[2]。随着科学对于世界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学科领域，于是学科领域内部是“同行”，学科领域之外就是“他者”。随着科学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即科学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科学实验而不是生产实践，于是生产实践部门成为科学研究部门的“他者”。知识的创造主要来自于专事研究的科研单位，本学科的知识创新主要来自于本学科的知识生产者，这已成为学术界的“无意识”的观念。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观念，实际上潜含着“知识的创造，以专门的（专业的）科学研究部门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然而，科学史上却存在着数不胜数的“他者占先”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作为自然科学基本原理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的发现，因为对其进行开创性研究与论述的两个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啤酒生产商，前者是德国人迈尔，后者是英国人焦耳。又如，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是魏格纳作为气象学家提出来的，而不是当时的地质学家或地球物理学家提出的①。

第二，爱因斯坦“概念创造方法论”与宽窄哲学的“合法性”。爱因斯坦的概念创造方法论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有深刻的影响。爱因斯坦讲道：“科学力求理解感性知觉材料的关系，也就是用概念来建立一种逻辑结构，使这些关系作为逻辑结果而纳入这样的逻辑结构。对构造全部结构的概念和规则的选择是自由的。只有结果才是选择的根据。那就是说，选择应当造成感性经验材料之间的正确关系。”[3]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经验基础，要与经验相呼应，但科学认识不是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来的。从经验到理论不存在必然的逻辑通道。1952年，他还为这种方法论作出了图1[4]。

pagenumber_ebook=30，pagenumber_book=24

图1爱因斯坦概念创造方法论示意图

图1中，∑表示的是“已知的直接经验”，A表示的是“公理或一般性的假设”，由它们推出一定的结论来。这样，公理的演绎推导使我们由A通过逻辑道路得出个别结论S。然后S可以同∑相联，这也就是所谓的用实验来验证。爱因斯坦强调，A和S中出现的概念同直接经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他认为概念与直接经验之间最终必须要有可靠无误的现实“对应”[5]。

既然“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也就很容易理解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了。因为概念不能从直接经验通过逻辑过程（“归纳”“推理”等）产生，而只有通过非逻辑过程（“直觉”“假说”“猜测”“想像”等）创造出来，那么在科学的发展中被证明为有用的、正确的概念，最初就不一定是本学科的资深专家提出来的，而可能就是“他者”所为。明确这些，在宽窄哲学的发展问题上，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过分看重“宽窄哲学”概念的来源，即是说，“宽窄哲学”概念是谁提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宽窄哲学”能否引起专业的哲学家的重视，并对其继续进行论证而推进其发展。换言之，历史上“大陆漂移”的概念是由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还是由地球物理学界的资深专家提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概念能否得到科学界的认同与发展。并且，正如大陆漂移学说最后的理解与魏格纳最初的理解大相径庭②，宽窄哲学最后的理解，也可能会与初创者的意蕴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与宽窄哲学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狭义上讲，是有某个理论在进行支撑；广义上讲，也就是具有合规律性与合法性等。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建立在揭示某种规律基础上的，而揭示规律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Geertz）将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系列演讲集结命名为《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出版了一部阐释人类学的论文集。从其标题中可以看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指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民俗等文化。地方性知识概念一经提出，受到学术界广泛的重视，成为各种后现代主义对抗“全球化”“科学化”“统一化”“西方化”的有力工具[6]。

劳斯（JosephRorse）是美国新生代科学哲学家，20世纪90年代创立了“科学实践哲学”。通常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就是要确立以下基本观点：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在本性上是地方性的，因为“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都是局部的、情境化的，是在特定的实验室内或者特定的探究场合的，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都是局部的、地方性的，走向所谓的普遍性是科学家转译的结果”[7]①。

论及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对认识与理解宽窄哲学研究有以下启示：第一，正如我们在明确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论断及其“概念创造方法论”之后，就不应该对“宽窄哲学的提法最初源于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而不是出自于哲学的殿堂”有所轻谩和诟病；在明确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后，也就不应该再对“宽窄哲学出自地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有所轻谩和诟病。第二，按照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科学理论的传播并不是靠着知识的标准化就能够实现，必须要与社会的需要有效地结合起来。建立理论，获取真理是一回事；把理论扩散开来，使之在更广宽的社会中成为有效的知识，进而使理论揭示的真理确立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真理的确立与传播，不是简单地靠真理自身与掌握真理的人就可以确立与传播开来，尽管好酒不怕巷子深，但是成为好酒还要会吆喝。理论传播与扩散，与社会的需要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源自西方，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的科学技术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这种“地方性知识”扩散的结果②。

三、宽窄诗意与类比联想

宽窄是人对事物空间现象的直接描述，也是人对具体空间的一种直接感受，它与平面空间的“尺度”相联系。当我们提及“尺度”，立即就会想到数字，并且将尺度和数字相统一；借助于已知的东西（即标尺和尺码），一个被检测物体的“宽窄”（尺度）就被量化，成为可知的。而当我们说“不论世上的路有多窄，唯有心宽的人能通过”[8]，这里的“宽窄”就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看到和触摸的物体的外部形状和范围的物理空间，而是精神意识中的空间，即认知空间、心理空间、审美空间和文化空间。但是，宽窄真实的“空间性的再现”只能是物质的广延本身，即建筑、设施、道路本身作为表象、符号（符号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摆脱直觉当下给予的感性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他的表象都不具有这种空间性的再现能力。宽窄缘何由物理学进入形而上学，闪耀起辩证哲学的光辉，这是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2019年7月13日《华西都市报》发表了西南大学曹廷华教授的文章《宽窄的诗意与诗意的宽窄》。笔者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宽窄哲学前期研究使“宽窄”由物理学进入形而上学的奥秘。“宽窄的诗意与诗意的宽窄”一语，可以成为对宽窄哲学前期研究成果的最好概括。所谓诗意，是诗人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①。一如曹廷华所言，宽窄形式美感要能生发诗意，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宽窄的空间中必须有活动的人和人的活动。由此，宽窄会激发人们对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并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体验性人生感悟[9]——宽窄哲学前期研究成果正是这样的“诗意联想”“类比联想”的产物。宽窄狭义相对论、宽窄广义相对论、宽窄量子论、宽窄数码论、宽窄模糊论等“宽窄诸论”，是把宽窄概念与现代科学的若干重大理论成果相联系，运用的是“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而《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的前言与正文，除了“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的运用外，更多的是“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体验性人生感悟”，这从前言与各章的标题就清楚可见。在这些章节的字里行间，“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的体验性人生感悟，极大地丰富了宽窄及其关联性状态所可能展现的诗意，让诗意的宽窄远远地超越了宽窄的诗意。因为在这样的层面上，宽窄的诗意已经转化为人生的诗意，诗意的宽窄也升华为诗意的人生”[10]。

类比联想，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形象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是以思维中的形象及其活动为依托的，涉及对表象的分解、选择、组合等加工制作活动，在诗歌、绘画等艺术创作中有广泛运用。类比联想是从一类特殊对象的知识过渡到另一类特殊对象的知识的形象思维方法。例如，人们用暴风雨比喻革命，用毒蛇比喻恶人，就是运用了类比联想的方法。类比联想反映的是事物的相似性。相似有质似与形似。所以，有些类比联想在事物之间性质关系上展开的，有些在事物之间形态关系上展开的。所谓质似，指的事物在性质上的相似。例如，由恶人而想到毒蛇，这种类比联想就是取其质同。尽管形态极不相似，但其恶毒的本质是相似的。从恶人到毒蛇的联想，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恶人的凶残、歹毒的本质，在思维中形成了一幅非常深刻的关于恶人的形象。所谓形似，指的是事物在形态上的相似。例如，由万山红遍的杜鹃花而联想到燎原的烈火，由绚丽的朝阳联想到殷红的鲜血，都是形态上的类比联想。

类比联想不是逻辑推理的方法，而是一种猜测的方法。宽窄哲学的论述不能停留于类比联想阶段，因为哲学论证首先要遵从充足理由原则，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②。充足理由原则包含两个基本逻辑要求：一是理由必须真实，论证者必须断定所提出的理由即论据是真实的；二是理由与推断之间有必然联系。哲学论证的结论必须是通过一定的逻辑程序从它的前提中必然地引伸出来的，因而“燕山雪花大如席”是类比联想的产物，而不是哲学论证的产物。

四、宽窄哲学与辩证法

宽窄哲学研究的前期成果明确了“宽窄”是关系范畴，“宽窄说”是辩证矛盾学说。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辩证矛盾是关系范畴的黑格尔曾写道：“上与下、左与右、父与子等等以至无穷最琐屑的例子，全都在一个事物里包含着对立。上是那个不是下的东西；上之被规定为只是这个而不是下，并且只是在有了一个下的情况下才有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每一个规定中就包含着它的对立面。”[11]他还说：“在对比规定中……矛盾就会直接暴露出来。”[1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这种思想，认为辩证法的矛盾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所具有的那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然而，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1938年）一文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③。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非辩证法运动在现代哲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吉林大学贺来教授写道：“我们应该克服一种简单化的态度，即认为分析哲学对辩证法的诘难和批判纯属无中生有，甚至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辩证法毫无根据的诬蔑和谩骂……分析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理论背景的，它是与辩证法理论的历史状态内在相关的……那就是：由于在历史上，辩证法长期处于‘无根’状态，人们长期以知性化和实体化的方式理解辩证法，致使辩证法呈现出一幅扭曲的形象。”[13]孙正聿教授也曾写道：“当我们毫无例外地把一些问题简化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时候，当我们论证一些问题空洞地强调‘作用’与‘反作用’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联想到恩格斯所批评的‘官方的黑格尔派’？我们是否警惕自己把‘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14]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不少学者致力于辩证法的重建工作，力图构筑辩证法的坚实根基。在此背景下，我们述说宽窄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时，也就必须说明宽窄哲学属于什么性质的辩证法。

五、构建宽窄哲学的“三步走”

在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上，笔者提出，构建“宽窄哲学”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收集材料，表达思想，抒发理论愿景；第二步是整理材料，论述思想，批判理论愿景；第三步才是脚踏实地地构建理论。《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的出版，标志着第一步已经完成。在以收集材料为主体的第一阶段，通过普遍联系的辩证眼光，认识和阐述“宽窄无所不包”，“宽窄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是其目标和任务；思辨性构想与发散性思维、“畅想—联系”的文化研究是必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阶段及其特点，可以与古希腊阶段的朴素辩证法相比拟。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2

 

1 引言

图书馆联盟是指图书馆之间通过合作协议建立的旨在降低成本、资源共享的的一种联合体。数字图书馆联盟是为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要求、数字环境下图书馆生存的需要、数字图书馆规模化建设而产生的, 是对图书馆联盟的继承和发展, 是数字环境下成员馆间为共建、共知、共享信息资源、开发联合编目系统、联机公共检索系统、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网络导航、特色文献数据库建设等组成的受共同认可的协议和合同制约的图书馆联合体。

数字图书馆联盟的兴起，产生了许多以同类型图书馆为中心的区域性文献资源共享网络。区域性数字图书馆联盟是数字图书馆联盟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以地域为中心建立的数字图书馆联盟，目的是促进地区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信息资源的联合共建共享以及地区之间的图书馆合作交流。香港高校图书馆咨询委员会（Joint University Librarians Advisory Committee，JULAC）和广州天河地区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都是地区性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又各有特点。笔者对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旨在对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的发展和建设有所裨益。

2．中港区域性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比较

2.1 联盟历史

两个联盟都是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的年代组建，具有比较长的共建历史。

JULAC 成立于1967 年，是由香港地区八所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资助的高校图书馆组成的区域性图书馆联盟。JULAC 的宗旨是讨论并协调这八所高校图书馆间资源共享方面的事宜。JULAC 联盟内的八所高校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大学。[1]

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前身是广州石牌六校高校图书馆协作组，1994年6月在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局和广东省高校图工委的组织下成立，由广州石牌地区的6所高校图书馆组成，即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等6校图书馆，由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担任组长单位，2008年起联盟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广州地区，又有南方医科大学、广东体育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4所高校图书馆相继加入。

2.2 联盟形式

两者都是分布式的虚体联盟，是一种松散联盟。它们不是独立机构，没有专职人员。

JULAC有自己的委员会管理架构，其成员仅限于 UGC资助的八所高校图书馆的决策者。每年 4 月份， JULAC会从这些决策者中选举一名成员作为委员会的主席， 主席任期至少是12 个月。2009- 2010 年度担任JULAC主席的是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馆长Dr. Terry Webb。JULAC每年至少召开4 次会议， JULAC的所有事务都由常委 （ Standing Commit-tees） 和特别工作小组（ Special TaskForces） 的专业馆员执行。目前 JULAC不仅是ICOLC（ 国际图书馆联合会） 的成员， 还是 ISCA（ 国际学术交流联盟） 的成员。JULAC的运行经费来自 UGC的资助。在 JULAC管理委员会下有 9 个工作小组，负责JULAC的各项工作。 9 个工作小组包括：存取服务委员会（ Access Service Committee）、书目服务委员会（Bibliographic Service Committee）、联校科研档案馆（JointUniversities Research Archive,由原来的中央贮存工作小组CentralStorage Task Force演变而来）、全方位合作采购（Consortiall，由原来的合作发展委员会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Committee，CDC发展而来）、多媒体委员会（ Committee on Media）、参考咨询服务委员会（ Committee onReference Services）、版权委员会（ Copyright Committee）、统计委员会（ Statistics Committee）和系统委员会（ Systems Committee）。

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不是独立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每年通过组长单位组织召开的年度馆长会议来协商讨论当年或来年的协作工作计划，探索建立区域性共建共享的文献保障模式，以保证广州地区高校教学科研的文献信息需求，体现联合办馆的优越性。经费最初是由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根据每年的协作工作计划下拨，但目前经费是自筹形式。

2.3 联盟共享项目

2.3.1 馆际互借

馆际互借是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的最传统项目。

1992年， JULAC与DHL（ 速递公司） 签订了一项文献速递协议， 由速递公司负责在每个工作日（ 周一至周五） 运送八所大学之间的馆际互借书本及复印文件。此外， JULAC有一项ULAC的通用借书证（JULAC Library Card） 服务,教学及相等职级行政人员、 研究员、 研究生、 最后一年本科生（期限 3 个月， 仅限于文章复印） 均可申请办理此证。持此通用借书证的读者可以办理馆际互借， 借阅八所高校图书馆的藏书，享受代还书服务，也就是说用户在甲馆借的书可以在甲馆及甲馆以外的任何其它联盟成员馆归还，这样就减轻了教职员及研究生路途的劳顿之苦， 大大方便了读者。

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也是开展最早的合作项目之一。它分通用借阅和通用阅览二种形式。通用借阅证的发放对象是十校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凭通用借阅证可到除本校以外的其他九校图书馆借书或阅览，图书借阅册次是3册，借期30天。通用阅览证的发放对象是十校在读硕士研究生、三/四年级本科生，凭证可到除本校以外的其他九校图书馆阅览室阅览。

广州地区十校的馆际互借没有提供物流或运送服务，读者必须亲临拥有所借文献的成员馆，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十校馆际互借服务水平的提高。十校图书馆应通过不断丰富服务手段来充分发挥十校图书馆的馆藏利用价值。

2.3.2 文献传递

JULAC提供文献传递服务，通过图文传真传送急需的文章复印本或者通过文件传送软件 Ariel（ 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编制） 以电子形式传送文章复印本。除了 JULAC通用证和代还书服务以外，2005年 9 月， 在 UGC的资助下（资助经费是由 JULAC八所成员馆联合起来申请得到的）开展了一项不同于以往的以用户为主导的文献传递服务—— —香港高校图书馆联网（ Hong Kong Academicibrary Link ,HKALL， 简称“ 港书网” ） 。HKALL服务在所有成员馆中推广。博士论文，区域性联盟。

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专门建设一个区域平台，整合广州地区十所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学科资源全面、互补性强，覆盖了文、理、工、农、医成为广东省较为全面的文献资源保障网。该平台充分发挥了地域优势，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实现了区域内资源的共知、共建和共享，为广州地区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了全面的文献保障服务。博士论文，区域性联盟。博士论文，区域性联盟。对8亿页的中文图书全文进行全文检索，包括290万种中文图书（占国内已出版的中文图书的95%以上）， 1.9亿条中外文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等元数据，让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发现、了解、获取文献信息。博士论文，区域性联盟。

2.3.3 合作采购

高校图书馆肩负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任务，要求其馆藏资源的发展深广度兼具。博士论文，区域性联盟。然而，任何一所图书馆在经费与馆藏空间限制下，都无法独立提供所有图书资料，高校图书馆自然也无法超越这一障碍。因此通过合作馆藏发展，发挥文献购置经费的最佳效益，对高校图书馆来说尤为重要和迫切。

JULAC在合作采购方面是由合作发展委员会CDC负责合作购买数字资料，它代表JULAC 成员馆与出版商进行谈判，至于其他诸如支付、解决存取数据等问题则由每个成员图书馆自己处理。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一些区域性联盟不同，CDC 尽管没有运作资金与管理人员，但所有的合作和磋商却得以完全依靠其成员馆的努力顺利实现。经费由成员均摊, 成员人数越多, 每个成员图书馆所分摊的费用越低。

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外文数字资料主要是参加CALIS的集团采购，对外文期刊则进行协调订购。主要根据各校的专业特色统一规划, 分工收藏, 实现优势互补, 在整理各馆订购资料的基础上, 每年在期刊征订前召开一次协调订购会议,对每一种复份刊物确定1-2 家订购, 其他馆可根据经费并结合利用率情况决定是否订购; 讨论各馆停订刊物和新增刊物的意见, 避免新的重复增订和漏订。如华南理工大学把采购重点放在化学化工、材料能源、金属加工、机械电子、轻工食品、交通建筑等方面；而华南师范大学把订购重点放在人文社会科学、数学上；暨南大学把重点放在经济管理、生物医学上；华南农业大学把重点放在农林方面。[5]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通过多年的合作分工收藏, 减少重复和遗漏订购, 扩大了学科覆盖面, 突出了各馆的专业特色, 走出了因刊价高、订购费紧缺，图书馆个体收藏功能相对减弱的困境。

可以说在合作馆藏发展方面，JULAC和广州地区高校联盟是各具特色。

2.2.4 合作贮存

JULAC有一个合作馆藏贮存方案，也叫联校科研档案馆（Joint University Research Archive），这是一个合作式的科研馆藏贮存计划，用来贮存JULAC高校图书馆的独有副本，能为每所高校馆藏存贮节省空间，预计收藏量达600万册图书。该项目由香港政府提供经费，预计成本为1亿2500万港币，将于2013年建成。联校科研档案馆采用自动化的贮存和提取技术，所有JULAC图书馆的孤本图书必须存放在这里。

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作为一个松散型的联盟，由于没有上级组织机构进行这方面的牵头，因此其馆藏仍然上各自为阵的，因此也没有一个专门的贮存档案馆，但资源可以在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平台上共享。

3 总结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港二个地区性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从联盟历史、联盟形式、合作项目等方面的各有优劣。从历史来说，JULAC成立时间更早，从形式来说JULAC的组织更完善，广州地区高校联盟相对来说比较松散。从合作项目上来说各有优劣，一、实现通借通还，我们应该向香港的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学习，用户在甲馆借的书可以在甲馆及甲馆以外的任何其它联盟成员馆归还，这样就可以大大地方便读者。二、合作采购数字资源上目前我们比较欠缺，但在纸本期刊的采购上我们更有优势。三、合作贮存我们还需要加强。博士论文，区域性联盟。四、资源共建共享、文献传递方面，我们已经走在前列。如何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从管理上突破国内图书馆小而全、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借鉴香港经验，搭造一个有统一标准、有制度保障的资源整合平台, 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 是广州地区高校图书馆和我国其他地区性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值得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3

随着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中历史教学方式的优化应该着眼于学生能够充分参与到学习过程来，体验历史、解读历史，从对史实的分析中提炼出理论，做到史论结合，最终综合得出正确的认识。因此，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历史教学，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是深化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之一。

一、加强双基教学，培养综合意识

综合能力的培养必须依托于扎实的学科基础，因此实行综合教学，非但不能削弱各学科的基础地位，反而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近几年的浙江省文综高考试题分析可知，学科内大综合的前提是对主干知识进行梳理，务必夯实基础。由此可见，双基是综合的基础，基础越厚实，综合就越容易。历史学科是一门更多地体现具体性、综合性的学科，但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如何才能准确地掌握并能灵活运用呢？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历史知识结构，包括历史概念、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等。可以进行纵向联系，即按时间顺序的先后联系。也可以实行横向联系，即按一个时期国与国、人与人、事与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正如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梳理，以点、线、面的网络结构来简约化纵横交错的知识点，从而理清思路，抓住重点，以纲带目。因此要把知识点纳入到历史阶段中去重组，形成阶段特征，再以历史的阶段特征构建整体历史观，进而从全局，即从全球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从“文综”高考历史题目的内容来看，属纯知识性和纯记忆性的知识正在逐渐淡化。从时间上来说，只须明了大致的年代就可以了，如某世纪几十年代、早期、初期、中期、晚期、末期等大致性的时间，而不是涉及到年月日。再如事件不重过程而注重理性的分析，重视背景和影响的记忆和理解。所以在教学中，很多不重要的时间就不必刻意要求去记忆，史实也是如此，一些不重要的史实可以忽略或只留下一些印象就可以了。而对一些理解性的东西，尤其是重点知识，分析必须要到位，理解一定要透彻，它往往是历史教学的重点难点，也往往是题目的出发点，也是学生的薄弱点。比如2009年浙江文综历史卷关于工业革命的原因、影响等知识点的考查就来源于教材，又需要充分的理解。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应该适当地减轻学生的记忆负担，加强理解和理性分析能力的培养，从而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打好知识基础。

二、注重学科融合，提升综合意识

加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融汇其它学科的知识、做到触类旁通。指导学生能从历史知识点联系到其他学科知识，或从其它学科知识回归到历史知识点。再通过引导学生沟通学科之间的联系，从繁杂的历史知识中梳理出门类，以开拓多元思维的能力。实践证明，知识的融合程度越高，迁移程度就越强，思维的展开空间就越广。

历史与语文问题的答题方法有相似之处，因此可发挥语文阅读、写作和材料解析的功能。比如历史的材料解析题就可采用语文阅读理解的方法进行理解，这要求历史课堂教学中必须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多用论证或讨论法来增强学生对材料解析题的理解，用史论结合的表述法来提高学生答题过程的表达能力。

历史教学还可运用哲学的思辨方法，可把哲学的分析、概括、思维、论证的原理运用到历史的综合分析中来。政、史两科同属于社会学科，研究的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价值观和人文素养，因此对理论有一定的要求。反应在考试题目上主要为运用政治学常识、经济学常识、法学常识、哲学常识来辨识历史，评价历史。反过来，要求用历史基础知识去加深理解政治理论，去分析事物现象的规律与本质，使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得到解决。

历史与地理学科的有机结合主要体现在历史发生的地域性、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历史与地理息息相关，历史学科中的时空概念、人与自然地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文化传承等内容与地理学科有着广泛的渗透和联系。史地综合主要体现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相互交叉上，从地理学角度可考查一个地区自然的、经济的发展特点。而从历史的角度则可以考查该地区在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其影响和意义。

在历史的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常规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科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史实，无论其是戏剧性的，抑或是悲情式的。如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就很好地提供了内容丰富、具体而生动并有很强感染力的英雄 ，这决定了其在发挥德育功能方面起到了独特地好处。我们应该通过历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理想、前途、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教育学生做一个勇敢、正直具有高尚情操和远大抱负的人。

三、发展多元思维，提高综合能力

综合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学习思维的多元化。多元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要求从思维的各个层次出发，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它包括：思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逻辑起点，不同的思维程序来考察世界，而不拘泥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互相连接，通过各种思维形式多层次地解释事物的联系，思维过程依据一定的条件而相互转化。多维思维的培养，需要教师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长期训练加以落实。

1.比较研讨，深究问题

比较研究就是一种能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特征，进行思维联系与拓展的好方法。对于具体的知识学习，例如探究必修二专题三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的“和化运动”，教师可以使用材料研习和问题讨论进行比较研究，培养学生的多维思维。

出示材料：第一组：党中央对工业化指标的多次修改、画作《林荒鸟无踪》。设置问题：（1）“左”的错误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讨论后综述：“左”的泛滥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质量下降，国民经济的结构畸形化，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失衡，生态严重破坏，资源的极度浪费等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2）分析错误的深刻原因，讨论后归纳出结论，和化运动，违背了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体现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整体由局部组合而成，局部的变化相应会引起整体的变化。就国民经济而言，只有遵循工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合理布局，才能保证国民经济良性健康发展。而和化运动，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其他，只能招致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其次直接违背了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盲目强调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大片林木被毁，酿成恶劣的环境灾难。另外，它还违背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认识，实践证明最终只能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第二组：的《故乡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教师引导讲解：《故乡行》正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图景。诗歌反映历史，以历史解读诗歌。反映了作者在众口一词中独到的理性思维和饱含的忧国忧民情怀。

在材料的阅读中教师应注意对材料要做到精选，即材料的选取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难度适中，篇幅适当。同时出示材料时要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当然教师的指导应该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

2.组织辩论，活化思维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教师可以针对一些复杂性的问题，组织学生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活动，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有效拓展思维，发展思辨能力，从而培养创新精神，有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例如学习了必修一专题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的“辛亥革命”，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开展辩论活动。例如设计辩题：⑴辛亥革命成功了；⑵辛亥革命失败了；⑶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实之花。你同意哪种说法？学生分组充分合作准备后，在辩论中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有学生说：“辛亥革命成功了，它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学生则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学生久久地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从而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从注重学习结果转变为注重学习过程，从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探究，从教材内容学习拓展到书外知识补充……这样就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3.内化特征，拓展思维

历史学习应该加强学生的知识内化，思考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惟有具备良好的认知机构，先有意识地实现学科内部的综合，方能为建立跨学科的联系打下基础。这正是当今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特质。因此，历史学习要加强学科内综合的训练，尤其是纵向的联系，要重视一些小专题的理解，一些小专题往往也是一个重点，能比较系统地反映一个问题的全貌。适当加强与政治、地理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历史知识落实到地图与地理知识相联系，并用政治观点加以解释、理解和运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史地的有机结合。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⑴明确要求，注意区别。叙述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概括叙述出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意义或历史人物活动的各个方面。论述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以史实为主，加以适量的评论。论证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以论证为主，穿插史实以证明材料中作者观点或题目所给观点的正误。联系比较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通过横向或纵向联系比较来考查历史事物的异同。学生容易把论述和论证两类题目搞混，两者相同的地方是史论结合，不同的是前者以史为主，论从史出，后者以论带史。对此，教师应该加强指导，注意区分，从而使学生明确写作要求。

⑵规范步骤，注重示范。学生初写历史小论文需要教师加强示范，让学生“依葫芦画瓢”，掌握步骤，学会规范。例如论述类的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步骤是：史实、分论点+史实、分论点（与上一步是并列或递进关系）+……+总论点（即结论）。比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有哪些变化？其原因和目的各是什么？”对此就要分层论述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史实和分论点，最后进行概括评论。又如通过十年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学习，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联系现实写作小论文，谈谈如何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许多学生在小论文中写道：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虽然总体说来成绩大于失误，然而个中蕴涵的“左”的错误却不可忽视，并由此将建国后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单一集中模式的弊端进一步推进，从而导致机制上的僵化集权，终至酿成“”的十年悲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正是从这一历史中汲取教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的全而调整，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后三十余年的成就表明，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将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⑶循序渐进，逐步提高。依据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以及学习进展，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要由浅入深地进行训练。高一学生宜写叙述类小论文，学会叙述史实，初步接触尝试论述类小论文；高二阶段侧重训练论证类和论述类小论文；高三阶段可以侧重主题研究类、联系比较类等小论文。这样逐步深入，让学生从再认再现历史、对事实的分析归纳逐渐转向对观点的理解把握上来，培养学生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思维能力和筛选、分析、提炼材料的能力。

⑷定期评改，深化提高。教师应该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师生评改活动，让学生的历史小论文中规中矩：1）体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历史思维；2）尊重史实，在史料的运用上能够通过史料了解过去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3）符合写作标准，要求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充分，论证要有力，逻辑清楚，层次条理分明，文字简明准确，首尾呼应，分层叙述；4）张扬个性，能够有自己独特的探究发现或自圆其说。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力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要想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其关键是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最先进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视为灵魂。只有以这种史观和方法为指导，才能使我们观察历史和社会问题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才能使我们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变得更加自如，逐步地接近客观实际，逐步地揭示真理。

【参考文献】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4

一、引言

英汉对比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教师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可以加深学生对英语的理解，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形合与意合作为英汉对比研究中一组最本质、最重要的对应关系，成为许多学者讨论研究的课题。

二、形合与意合对比及启示

“形合”（hypotaxis）指借助语言形式，主要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显示句法关系，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意合”（parataxis）指不借助于语言形式，而借助于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语篇内部的连接。前者注重语句形式上的接应（cohesion），后者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coherence）。尽管形合句与意合句并存于英汉语言之中，但总的来说，英语形合重于意合，汉语则反之。英语强调句子形式，注重结构完整，以形显义，词语或语句之间多采用关联词，通过词语的形态变化来表现语言内部逻辑，如词缀变化，各种词的性、数、格、时、体和人称变化等。而汉语注重以神统形，形合手段较英语少得多，句段之间可以不用任何连接符号，靠逻辑纽带，语序或反复、排比、对偶等来实现语义连贯，形式结构灵活简洁。基于英语和汉语各自显著的特征，许多学者提出在英译汉时采用意合法，即删减关联词，在汉译英时要采用形合法，即增加关联词。比较下面的句子：

例1：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例2：While the prospects are bright，the road has twists and turns.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例3：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You 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without defeat if you know the enemy as well as yourself.

例4：玩火自焚。

Whoever plays with fire will perish by fire.

可以看到，例1中if作为连接标记词，翻译成汉语时将其省略更显得体。例2中汉语译文采用对偶的形式，很好诠释while的同时，又使得汉语味十足。例3和例4中汉语句子隐含了内在的逻辑结构，在译成英语时需要将隐含信息翻译或复原出来，使之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如果将其隐含的关联成分增补进去，其形式链接应是：（若）知彼（又）知己，（则）（虽）百战（而）不殆；玩火（者）（将）自焚。相应地，用来表达这些关联成分的词语也应该添加上去，如if，as well as，whoever，will等。通过讲解形合与意合，将一些翻译技巧适时传授给学生，便可以成为日常英语教学的内容之一。形合与意合是英汉语言思维特征主要区别性特征之一。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西方的哲学崇尚形式论证，注重分析和实证，在论证和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亚里士多德创立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他相信，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加以严格地叙述都是三段论式的。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英语国家沿袭上述思维模式，在文字表述时要求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前后呼应，严密规范，倚赖各种连接手段承上启下。不同于西方一脉相承的，繁复严谨的推演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观，讲究“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种整体观念。中国哲学也讲究悟性，要人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悟出其中的内在关系。因此，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作用于语言的结果是汉语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而重语感，重变通，句子结构灵活，组合自由，少见逻辑关系词，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意义、句子之间隐含的关系等。

三、结束语

当然，英汉对比涉及很多方面，上面只是从形合与意合的角度作了肤浅的探讨。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多做对比分析，勤思考，善于发现两种语言的异同点，提高对英语的理解。

事实上，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语言除了是一种工具外，其实还是一种知识，一种文化，不同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因此，如果在课堂上多一点语言、思维、文化对比的学习，定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增加他们对语言的悟性和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这对提高教学效果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蒋亮.英汉对比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及应用[J].大学英语.2008（1）：56-59.

[2]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3]刘宓庆.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4]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5]金兵.英汉互译中主语与主题的转换[J].韶关学院学报.2006 （1）：123-126.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5

二、联合培养的学生导师问题

1.双导师培养的界定及必要性。由于联合培养涉及到中美双方的学生，因此我们会给每个进合培养模式的研究生配备两位指导老师，一方是中国的老师，另一方是美国的老师。中国的老师和美国的老师在研究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或者相似性。两个国家的导师都不仅有责任帮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也有责任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对方国家的文化、经济等环境，融入到对方学校的学习中去。2.导师的选择指标。（1）中方导师选择的标准。国内导师不仅需要和中国、美国学生经常交流沟通，还需要和美国导师间进行合作交流，这就要求国内导师要有良好的英语能力；导师的科研能力对学生的研究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导师对该培养机制的认可程度和加入的意愿决定了导师对学生的投入。（2）美方导师选择的标准。相对于国内导师英语能力已经不能作为国外导师的选择标准，所以我们主要从导师科研能力、导师沟通能力、导师教学经验、导师对联合培养机制的态度四个方面来评选。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21-02

《隐喻复合理论：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一书是德国多特蒙德大学英美语言学系的学者Markus Tendahl的著作，2009年由纽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关于隐喻理解和在线言语处理模式的一种新的复合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发现上下文异形隐喻，而且在没有预知隐喻的任何特殊的或被标记处理情况下，可以详细解释特别概念产生机制。这本著作共分为六个部分，下面对各个部分内容作简要介绍和简评。

一、内容简介

该书第一部分是本书的简介。在简介中，作者指出这本书创作的目的是为隐喻研究做新的贡献。作者认为在标准的语用学隐喻模式中，把推理和讲话者的意图作为隐喻理解的关键，但是其忽略字面意义处理和隐喻语言之间的区别。而隐喻的关联理论弥补了这一不足，被认为是隐喻研究的进步。通过简洁阐述的方式，Tendahl介绍了隐喻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意义，从而确保他自己和读者之间互明的充分程度。

本书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隐喻的语用学理论的评论。关联理论模式重新定义交际为明示推理交际，交际中认知努力和认知效果之间不变的协调能帮助听者在读心术和上下文中寻找最佳关联。作者通过批判性的评论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交际的认知解释，我们语境的本体论只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事物的认识论（P. 21）。

作者总结出作为交际前提，相互认知语境的建立依靠其他人认知语境合理假设的形成。由于讲话者有代表性的公开想法证据不足，人们只有通过直接处理最佳关联信息来减少付出的努力。结合新信息和存在的假设，可推论的语境效果可引起先前假设的增强或消除。

Tendahl定义了构成隐喻复合理论的以下四种基本假设：第一是推断非字面解释之前，字面命题不必推断；第二是言语理解应该在线分析，而且在成分的基础上；第三是我们的心理词汇是个网络，由于很多原因，词条相互编织，比如嵌入、共现等逻辑关系； 第四是上下文和决定连接其他词条的语境被激活。

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在特定情况下人们对隐喻尤其警惕，丰富的背景能帮助理解隐喻。作者用心理语言学相关的文献中证实了这个观点。为了使关联理论的预言与相关期望值相符，句子生成了认知效果，比如明显的假设之间的强化或矛盾。隐喻的复合理论一项重要的发现就是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隐喻解释不是可选择的，而是出现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实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隐喻句子上，语境比常规的比喻解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丰富的背景下，隐喻能被直接理解，并不需要字面理解的前两个步骤。

作者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关联理论框架下如何处理隐喻句子中的概念，就是Carston（1996，2002）的“特别概念”。这就引出了一个结论：字面意义和比喻义的区别只停留在成分层面上。Tendahl的结论是字面意义的判断是以解码的语言学意义和特别概念有序的字符串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这个结论虽然揭示了本质上隐喻不是主要的命题，但是表明了意象主义的性质常常忽视隐喻关联理论解释。

第三部分作者陈述了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复合理论。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根本上是想法和行动，只是衍生出了语言。在对这两个熟悉的模式的评论中，Tendahl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变性假说的断定只局限于喻体中隐喻映像生成的结构中，而不强加限制跨域映像转换的元素。作者认为关联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的改进，因为它提供了为什么有些元素会被投射的原因，而其他理论仍然根据相关预期来抑制元素实体化。作者准确地解释了在喻体阻止元素实体化的能力中隐形的循环性，这意味着我们依照本体拓扑结构保存的要求，而没有按照本体和喻体之间本体论一致性的要求，理解了一些它的结构和重新解释了不变性假说，然后完整的不变性假说将在隐喻映像作为概念化喻体唯一的方法的情况下起作用。当我们已经有一个喻体的独立的结构概念化，而且喻体因为某些原因表现为隐喻，改进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在后者情况下，隐喻导致替代喻体结构是不常见的。

作者通过概念复合理论，寻找一个更动态的模式来适应所有关于理解隐喻的上下文敏感度的问题。复合理论能够解释非现在时刻在任何输入空间意外发生的认知结构。不同的本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复合过程中不是单向的，而是允许新的结构出现，不仅仅是修改现有的结构。作者认为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复合理论在结构上是互补的，它们的结合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后台认知操作模式，而这种后台认知操作是由隐喻表达创造的。

在第四部分中这两个理论的联合发现是和关联理论并列的。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第一个区别在于前者关注理解隐喻句子的研究，而没有把隐喻构思或隐喻使用作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Tendahl得出：对人类认知来说，隐喻构思的存在是关联理论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理论的第二点不同在于隐喻构思或语言中隐喻等级的判断，不论是约定俗成的还是新奇的隐喻。关联理论研究的不是常规的隐喻，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正是常规隐喻。

对于如何在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阐述隐喻意义，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关联理论以命题的形式描绘隐喻。而认知语言学主张大部分隐喻以意向图式为基础。二者都认同用标准的语义学模式来解释如何在线处理隐喻是不完善的。关联理论解释了在隐喻和字面句子解释中等级的不同，这些不同建立在“特别的概念”的概念上，而关联在线构建以放松或紧缩为基础。认知语言学另一方面不提供任何明确的在线隐喻理解的程序上的解释，但是在心理映像关系结构方面心理语言学有建议的优势，而且推理模式从一个本体映射到一个喻体。

两种结构并列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隐喻的习得问题。在关联理论中，隐喻的习得与儿童元表征能力和思想理论的发展有关。在认知语言学中，早期的隐喻发展起源于具体的经验。

第五部分Tendahl陈述了他的隐喻复合理论，包含了前面几个部分所有的基本观点。这个理论以词汇处理开始，这个处理涉及言语理解。单词定义为一个为进入概念领域而产生的指导性提示。它以作为词汇概念的可确认的不变语境部分和包含空位的上下文相关部分为特征，而且这些空位能用外面的知识结构填满。在关于上下文已调的特别概念的创造方面，没有语用学修改作为交流关键，就没有词条能活动。隐喻概念只是特殊种类的特别概念，并没有不同的本质，不要求特别的解释和理解过程。单词或许与词汇概念有关，或许与特别的概念有关，而后者关于特殊语境的更稳定的概念域是自发的修改。外部的知识结构可以是概念域、隐喻、转喻、意式图示或脚本。概念域是直接关联交流的结构。关联分类过程决定了概念域的哪一部分知识保持在详尽的特殊概念里。准备好的上下文关联的思虑决定外部知识结构的哪一元素将被映射到概念域的空位上。

在这样的框架下，当一个单词详尽的特别概念被规律地描绘成已知的知识结构，而且这个已知的知识结构可能成为这个词概念域的本质时，多义词就产生了。随后这个单词指向新的概念域，即多义词后面的认知机制。而基本上外部知识结构的补充在特别概念里是最佳的，它是隐喻性看法的必要先决条件。频繁循环的外部知识引起了元素从词汇概念到外部知识结构的转变。当一个到关联概念隐喻的环节丢失时，语境通常提供一个外部知识结构来反对描绘概念的东西。句子结构中，词条的结合用复合理论的分析工具来解释，比如心理空间的联网模式适合捕捉到语言学和语境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词汇处理和句子处理以这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以至于经常一个特别概念的性能分析的完成，只能在句子已经获得了随后的词条提供的更多明显信息之后。通过分析内在知识结构，分析外在概念域，和经过外部知识结构与活动的空位获得巨大的充实，描绘的模式足够强大来辨别普通的特别概念加工，修改范畴隐喻和跨范畴隐喻。

最后第六部分，作者简要的总结了本书，并说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研究应该关注在不同的语境中，特别概念在相同的概念域怎样加工和加工什么。而另外一个研究重点是测试什么程度的语境和关联预期能指导句子理解。

二、简评

《隐喻的复合理论》这本书不但对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两个领域的大部分著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评论，而且还论述了隐喻处复合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心理事实，而且与现阶段心理语言学、心理学和神经学所研究的重大发现相一致。Markus Tendahl能够明确地表达许多认知语言学潜在的或假定的观点，与交流的明示推论模式建立联系。

然而这本书也有不少问题，首先有一些印刷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可能阻碍读者的理解。比如在72页中写到“讲话者首先发觉错误和一些不恰当的地方……”在语境中，异常的发现取决于听话者。文中对讲话者认知努力行为的描述严重阻碍了读者的理解。或许由于交流是个共同的活动，听者承担了大部分理解活动，这是个严重的歪曲。另外，在第98页，作者再次在比喻句处理中，赋予认知努力的责任交给了说话者，“当说话者假定刻意的成分组成了句子，他们将愿意赋予……”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概念是不可区分的，它们的任意使用对初学者有很大的迷惑性。

另外一句有争议的话是102页的“甚至新奇隐喻不排除在外用于特殊原因”。普通原因和特殊原因的区别更含糊。毕竟“隐喻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功能包括解释、说明、描绘、表达、评价和娱乐。在会话和写作中我们有很多原因使用隐喻，因为有时没有其他词来指代一件特殊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隐喻来表达我们想说的，对事物的感觉，解释特别的事情，用更有趣的方法表达意义等等”（Knowles and Moon 2006： 3）。

除了以上印刷问题，我还有其他一些看法。复合理论中句子理解的关键性假设在于句子理解是逐渐增强的，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神经学或心理语言学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论点，这个观点没有被充分地证明和很好地讨论。

尽管有一些次要的错误，《隐喻的复合理论》一书揭示了作者如何合并关联理论模式和隐喻的认知心理学处理。在概念整合过程中，通过概念隐喻和特别概念构建之间强大的相互作用，Markus Tendahl展示了普通交流中貌似合理的隐喻结构。

三、结语

总之Markus Tendahl建造了连接语言、认知的不同理论和思想之间的桥梁，创造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语言研究模式，这是现代语言研究发展中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通过这本书读者学习到了在线交流中研究充分、令人信服和切实可行的隐喻理解理论。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7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课程，但是其涉及到的知识面却又比较广，单从专业学科的考量范围来讲，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涉及到地理知识、数学的运用知识、以及物理力W等知识都比较多。随着新时代对土木工程人才能力的需求的逐步提升，教学体系和环境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教学难点也逐步增多，就需要我们不断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教学思维更新，进行课程相应的改革措施。结合当前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本文对土木工程施工教学的新思路做了一些探讨。

一、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方法

所谓“互联网+”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把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不少教育专家认为，将“互联网+”理念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将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存在几个问题：（1）理论教学环节与工程实践脱节，学生对工地现场生产活动缺乏直观认识；（2）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教师难以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追踪和评价；（3）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沟通困难，成果难以共享。

将“互联网+”理念运用于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能够很好地解决以上几个问题，比如：扬州大学等高校共同开发了“赞学网”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实时共享平台，通过个人APP 手机终端，将每个人的实习情况实时传输到互联网络，通过大数据平台的整合，学生可以实现线上共享、交流和学习，教师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指导、评价和评分。该平台将每个学生的实习内容量化评分，引入竞争排名机制，激发学生参与实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该平台的应用把施工现场搬进网络，让学生通过实习去认识工程、体验施工、获取经验、开阔视野、提高专业素养，解决了土木工程专业传统实习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但遗憾的是该平台只运用于解决生产实习资源共享和成绩评价问题，而理论教学环节问题并没有解决。部分高校教师也在尝试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不定期一些工程实际案例等资料供学生学习和讨论，但由于资源过于碎片化、优质资源匮乏及缺乏教师评价环节而难以为继。

因此，将“互联网+”理念运用于土木工程施工教学，开发一个教学app，这个系统将整合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评价、教学论坛四个环节，这在技术上应该不是难题，难题在于教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获取、制作、整理优质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慕课、微课，也可以是现场直播等形式。比如在讲解施工进度计划时如果通过软件在线直播工地现场生产例会，学生就会对该知识点获得比较直观的认识。建立和完善这个平台，对解决土木工程施工教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二、互动式教学法

互动式教学以互动为主，通常配备课堂提问、答疑、讨论、学生讲教师提问等灵活的方式，这种交互也可以借助慕课、微课及翻转课堂等方式来实现，主要目的是使教学活动变得生动、高效，师生双方互相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开放式教学是通过将单一课堂教学活动扩展到学生的自学活动，自学活动可以进一步扩大到科学研究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参观建筑工地、参加工地建设、参加应用性的结构设计、举行课外作品竞赛活动等。

例如，教师为全班学生准备不同的施工课题，让学生自由组合形成4～6人的兴趣小组，小组内推选小组长进行组织协调，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小组成员通过分工协作，对本次课程所学的施工技术或者施工工艺内容，进行交流互动和全面的总结，并提出本小组对该技术或工艺的学习心得或者今后的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所持有的观点看法，成果以小论文的形式提交。之后，每组学生利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推选1名组员以论文报告的形式介绍本小组的讨论结果。学生讨论的成果和课堂具体表现应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从而实现同组学生分工协作，不同小组之间良性竞争。

三、结语

土木工程专业涵盖工程结构、土工、工程测量、土木工程材料等实验室，强调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均具备的复合型技术性人才。在土木工程施工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合理安排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8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因此译事难，译诗尤甚。汉语古诗词的语言意象凝集，精炼含蓄，译诗更是难上加难。过去的中国古诗词英译，妙笔神译比比皆是，但误笔谬译也不少，究其原因，大多是在原作意象传达上出了问题，而其中又以对并置意象处理的疏失为多。因此本文旨在以意合法为例，探讨处理中国古诗词翻译中的并置意象的方法。

一、中国古诗词中的并置意象

中国古典诗词的基本单位是意象，并依靠意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感染和沟通读者。意象的感染力就在于能唤起读者的联想，去体会诗人头脑中的“象外之旨”。而诗最重要的则是这“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或者说“诗意”。

庞德说：“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具有活力。”（伍蠡甫，1979）戴望舒认为“诗的存在在于它的组织”，这里的“组织”即是意象的组织。所以，意象组合是“实现比各部分相加之和的价值大得多的整体价值的最终手段”（吴晟，1997：21）。如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叶与江水的意象就已经含有除旧布新走向未来的含义。

意象组合中最重要、也最有中国特色的当属意象的并置。

意象并置，即诗歌中的意象词或词组排列，完全是靠意合手法来表现，而不是靠关联词、虚词或是“规范”的句法手段来连接实现。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疏烟明月树，微雨落花村”（宋余靖《子规》）、“西风酒旗市，细雨天（欧阳修《秋怀》）”等，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这种修辞手法在汉语中称为“列锦”。

二、意合法再现诗歌中的并置意象

意合法，是诗人以形象思维的方法，用全新的艺术构思，凭借想象、联想，利用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弹性，对词语进行新的排列组合，省略了意象之间的语法联系，从而形成一种高度凝炼并富有表现力的特殊结构的方法（韩华，1997：14）。这种语言结构形式中词语之间的组合不靠语法手段而是靠语义，即在一定的语境中，词语之间只要在语义上互相搭配，合乎事理，就可以组合在一起。

形合与意合是英汉对比研究中的一组最本质、最重要的对应关系，是英汉传统语言思维的主要区别性特征。当代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一书中提出，对于英语和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其形合与意合的差异（Nida，1982：76）。我国翻译学家刘宓庆在其翻译论著全集之《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中，三次提及汉英对比翻译中的“形合”与“意合”的问题：“形合”（hypotaxis）指借助语言形式，主要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显示句法关系，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意合”（parataxis）指不借助于语言形式，而借助于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语篇内部的连接。前者注重语句形式上的衔接（cohesion），后者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coherence）（刘宓庆，2006：144）。尽管形合句与意合句并存于英汉语言之中，但总的来说，英语形合重于意合，汉语则反之。我们试比较以下汉语原诗及其英语译文：

行宫

［唐］元稹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At an Old Palace（Herbert A.Giles）

Deserted now the Imperial bowers，

Save by some few poor lonely flowers.

One white-haired dame，

An Emperor’s flame，

Sits down and tells of bygone hours.

凡是加上记号的都是增添上去的，表现关系的介词必须补上且不说，最麻烦的是宫、花、人在原文中不成问题的，译成英语时却要确定是单数还是复数。这里Giles译成单数“dame”，有的译本将其译为复数“dames”，到底是一个宫女在讲，还是几个宫女在谈论宫廷佚事，这样下来意境就全变了。

汉语意合的特点直接表现在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组合，借助词语与词语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直接拼合营造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温庭筠《商山早行》中就有这么两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描写早行中的景物时，一连排列了七个词语（意象），却没有一个起粘合作用的关联词项。报晓的鸡声，垂天的残月，寥落的小屋，铺霜的板桥，孤独的旅人，这些意象斑驳无序，留下丰富的联想空隙。读者须用自己的审美经验将之拼接、连缀，从中体味景的空旷和人的孤独。

英译这种并置意象时，笔者认为可直接采取意合法。以下是从语言分析角度比较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的三个不同译本（译文都选自文殊的《诗词英译选》）：

天净沙・秋思

［元］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一Autumn

Crows hanging over rugged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the day is about done.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ing stream，and on the far bank，a pretty little village；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his ancient road，the west wind moaning，his bony horse groaning，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

（翁显良）

译文二Tune：Tian Jing Sha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 branches，

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 dusk.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 narrow bridge，

And below the bridge a quiet 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ms down in the west，

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丁祖馨和Burton Raffel）

译文三Tune to “Sand and Sky”

――Autumn Thoughts

Dry vine，old tree，crows at dusk，

Low bridge，stream running，cottages，

Ancient road，west wind，lean nag，

The sun westering

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Wayne Schlepp）

这首诗原文凝练简洁，词语之间和分句之间无任何形态标记，未使用任何连接形式，体现了重意合的语义型句子的特征。全曲无需一个动词，九个名词词组铺排而成，展现九种景物，看似没有关联，但都为了烘托最后一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每个意象都做到了情与景的自然统一。汉语往往使用这种意合手段，略去大部分关联词，只用表具体事物的词语即可表达丰富的感情。该曲仅用景物构建意象，勾画出一幅凄美的秋景图，以景触情，不但表达了漂泊天涯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同时也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我们先来看翁显良先生的英译。翁先生采取的是散文释义的方法，笔者认为如此长的译文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诗歌就是要以语言的高度浓缩来表达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原作一共只有5句，28个字，而翁译虽只有3句话，却用了63个英语单词。另外，我们看原作前3句只列出了9种物象，至于它们的位置关系、它们的状态，作为诗，作者没有点明，读者可以驰骋想象理解诗文中各种意象间的位置关系以及它们所处的状态，而翁译却使这些物象间的关系及其所处的状态明确化了。

丁祖馨和Burton Raffel的译本也把物象间的关系及其所处的状态明确化了，比如“小桥流水人家”被译为“在窄小的桥后面有几间房屋，桥下面小溪静静地流”……

相比之下，Schlepp的译文用意合法翻译组合的意象，最贴切原文。Schlepp的译文“以静态的名词及附饰语，互有关联又很疏散地构成一幅静态图画，通篇不用英文形式，有合原作情味处，代表一种译风”（文殊，1989：45）。Schlepp的译文完全是汉语意合的“西化”，突破了英诗形合的常规，通篇没有完整的句子形式，也没有连接词语之间的显性关联词，只在最后一句中出现了一次连接词and。Schlepp的译文颇具美国意象派诗歌（Imagism）的风格，其代表人物庞德（Pound）在创立意象派的初期借鉴和效仿中国古典诗歌，在学习汉语、创新诗歌时，常常采用“意象叠加”和“意象并置”的写作手法：即把不同时间、空间的两个可见意象并列在一起，借以启发和引起别的全新的感受，如庞德的作为意象派诗歌里程碑式的作品《地铁车站》即是完美的例子。与庞德的“意象”相类似，Schlepp的译文也正是这样通过意象并置、功能词省略来表达诗人的情感。

三、意合法处理中国古诗翻译中意象并置的理论依据

1.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意合法处理古诗中的并置意象

接受美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思潮。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者―作品―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决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素。相反，作品的意义正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即作品本身包含有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只有在读者进行阅读的具体化活动中，这些“空白”或“未定点”才能得以填补或说明。但是，由于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层次、价值体验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对同一部文学作品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即有不同的“期待视野”。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在翻译中，译者要尽量保持原文中的这种模糊性，避免使原文中的画面变得单调、具体，从而剥夺译语读者想象力的发挥，使原文中深邃、朦胧和动感的意境在译文中荡然无存。通过对《天净沙・秋思》三种译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译文三把意象罗列起来，较多地保留了原文的形式，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模糊性。译文一与译文二均把原文留下的许多“空白”具体化了，犯了接受美学中的大忌。

2.从关联理论角度看意合法处理古诗中的并置意象

关联理论是西方语言学家Sperber和Wilson在合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来的（Sperber，1986：63），它是反映人类认知基本规律的理论。根据关联理论，翻译中译者依据的最主要标准是“最佳关联性”。最佳关联就是听话人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就是一个保持原文最佳关联性的问题，即译者从原文交际者明示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最佳关联性，再在译语文本中保持这种最佳关联性（孙昂，2004：27）。因此，关联理论翻译评判标准的实质就是最佳关联性的传递。

依据此标准我们来看，“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这组意象的翻译。以下是几种译文的不同处理方法：

1.An old man fishing in the cold river-snow.

2.Who stands on deck and fishes by himself/where the snow falls on the cold river.

3.Is fishing on the river midst the snow-drift.

4.Fishing alone on river cold with snow.

由于英语的语法习惯，几位译者都用了介词以明方位，而且普遍采用的“fishing”无疑转模糊为清晰，定格在“钓鱼”一种意义。而原诗中渔翁独钓寒江似在钓鱼，而意又不在鱼，在寒江雪。这样把“独钓”与“寒江雪”原本模糊的关联明确化了，不符合最佳关联原则，译文读者感受到仅有“钓鱼”而已，故这些译文不能很好地传递原诗的意蕴。

朱纯深先生在译《江雪》时，就独辟蹊径，用意合法，省去了介词，较好地保留了原诗中关联的多义性，他的译文是：

A thousand mountains

No birds flying，

Ten thousand paths

Devoid of human trace

A lone boat，a bark-caped

Old man-

Alone，he angles

A cold river of snow

3.从形式对等角度看意合法处理古诗中的并置意象

Nida（1964）曾指出，翻译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形式对等，一种是内容对等。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郭建中，2000：174）。

如李白《送友人》中的一联：“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句中把“浮云”与“游子意”、“落日”与“故人情”作比，没有语法上的“象”或“是”来明确指出这种比较，就是意象的组合，这样产生一种模糊美感。但庞德曾把它译作：“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the old acquaintances.”把“like”本来平行的两对意象变成一个比喻句，美感消失了不少。笔者认为此处采用任莺的中国式英语，意合手法翻译更有诗歌原本的韵味在其中：

The mind of traveling man，

floating wide cloud.

His feelings of parting old friend，

the setting sun.

4.从异化角度看意合法处理古诗中的并置意象

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审美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通顺程度，从某种程度来讲，更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应程度（郑海凌，2001：26）。人们可以通过翻译作品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及不同语言特定的表达方式，以此引进、消化、吸收，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例如，路德“异化”翻译《圣经》，使德语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拓宽了德语的界域，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荷尔德林“异化”翻译希腊诗剧，给德语带来了优美的音调、节奏和韵味，使德语更具有美的风致和曲折丰富的表现力（李智、王子春，2006）。

汉诗英译采用“异化”法可以让汉诗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古代诗独特的音韵美、形式美和意象美，丰富英诗的创作手段。前人的努力已经产生效果了，庞德（Ezra Pound）翻译了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结成《华夏集》（Cathay）出版，大力推介中国诗歌，创立了美国的“意象派诗”。例如他在著名的《七湖诗章》（Seven-Lake Canto）中就有如下诗句：

Rain；empty river；a voyage雨；空河；旅程，

Fire from frozen cloud，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冰云中流出的火，薄暮时的阵雨

由此可见，采用“异化”法翻译中国古诗，尤其是诗词中的意象并置，是能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的。既然这样，我们英译古诗词的时候，就可以用意合法传译，适当省略影响诗歌意蕴传达的关联词项，兼顾内容和形式。唯此才能更好地传播我国的古典文学遗产。

四、结语

本文提出了用意合法翻译中国古诗中的并置意象。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这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意合法翻译中国古诗中的并置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异化，符合接受美学关于读者亲历诗歌模糊美的原则，实现了诗歌意象组合表现的“最佳关联性”。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诗歌翻译历来是一个难点，甚至许多学者怀疑诗歌的可译性。诗歌形式的整齐、韵律的严格及内容的凝练，都成为其不可译的因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外国诗歌，就是由于有着“可译”与“不可译”的存在，才体现了这其中的语言魅力。因为，可译的意象有助于译语读者理解欣赏诗歌；不可译的保留或部分保留的意象则彰显着诗歌语言的独特与新奇。

参考文献：

［1］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吴晟.诗歌意象组合的几种主要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1997，（6）.

［3］韩华.试论古代诗词中的名词并置现象［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6）.

［4］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5］刘宓庆.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6］文殊.诗词英译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7］孙昂.《送友人》一诗英译的关联理论评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6）.

［8］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9］郑海凌.译语的异化与优化［J］.中国翻译，2001，（3）.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9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例10

首先，相似论认为，相似不等于相同。相似就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的矛盾统一。在教学中，如果我们头脑僵化，刻意追求同而不注意异，不考虑在一定条件与基础下的相似规律只能运用于一般范畴，而不能随意推而广之，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发生失误。多年来，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有些人没有考虑到作者与学生的差距、作文与读文的差距，大量耗费课时而学生得益甚少，人为地扩大了高中阶段学生所应获得的知识与耗时的反差。

其次，相似论认为，事物包括的相似功能越多，其作用就越大，应用就越广。这是相似论所阐述的一条重要规律。在教学中，什么东西的“相似功能越多”呢？布鲁纳指出：“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掌握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教育过程》第8页）那么，什么是“基本结构”？“基本结构”不是现在的一般知识，而是那些最能揭示事物本质的基本原理、概念、法则、定律和思想方法，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句、典型的课文、段落等等。只有这些，才具有更大的相似功能。教学中我们在这方面下功夫，才能有利于学生大脑中的“相似块”与新信息的沟通。例如，我们不能以日本多地震这一地理特征的事实去使学生认识智利的多地震。又如《诗经》中的《关雎》《蒹葭》（人教版初中课文）《伐檀》《硕鼠》（人教版高中课文）等，都是重章叠句，一唱三叹，便可以着重学其第一章，“解剖麻雀”，学生由相似便可理解其他几章。

再次，我们来讨论如何运用相似关系与规律使学生接受新知识的步骤。按照基本的相似原理和关系，使学生把所要学习的东西区分成相似的系统与类别，这是第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不能找到相似的系统，不能归入相似的类别，那么新的信息进入大脑后就难以偶合、接通、激活已存的“相似块”中的信息，难以使它们之间产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这里，首先应该强调的是联想的作用。“遍地桃花，年年桃花开时，就有那朝霞落到海岛上来”，这是以颜色为媒介，从桃花联想到朝霞；“夜莺啼叫得像是一只清脆的银铃”，是从鸟的叫声联想到铃的声音。写作是离不开联想的，但是切莫以为联想仅用于写作。学习任何新的东西，要把新信息同原贮存的“相似块”中的信息相互联系起来，都离不开联想。构词法中的偏正式、联合式、主谓式、动宾式，都可以通过与语法中的偏正短语、联合短语、主谓短语、动宾短语找到相似之处，使新的信息同旧的信息接轨。其次是类比。如古汉语“莫辞酒味薄”“莫之振救”中两个“莫”词义的区别与英语do not和nobody区别之类比，等等，都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中的新信息同头脑中原有“相似块”的信息互相沟通，归入相似的系统与类别，使学生在接受新知识后变得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