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论文例1

报道说，张孟珠毕业后，考入政大历史所博士班，在查询研究资料后赫然发现，东吴历史所居然有一本硕士论文和她的论文内容雷同。另外，林姓女博士生发表的单篇专文《赋性宣淫：清乾隆朝强奸案之解读》内容，更是撷取她的论文精要。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2

杨洪承，安徽芜湖人，1954年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专著《王统照评传》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的学术传记，被同行专家誉为开拓创新之作。2009年主编的《王统照全集》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发起在北京举办了全集首发仪式和创作研讨会，产生了较大学术反响。杨洪承教授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专题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由历史主义走向历史哲学》、《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等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研究论文，这一组文学史学的论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3年出版了专著《文学史的沉思》被同行专家评论在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整体的动态系统，为文学史的描述和诠释的框架、文学史编写的个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学科的有效方法与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侧重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多视角多维度寻找文学社团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社群内部人与事的复杂关系，突破了现有文学史教科书中对一些社团群体既成定论，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1998年出版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建构了一种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体个案解剖实践其理论方法。该著是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社群文学史概念，把现代中国社团流派研究从方法论、本体论与操作实践上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具有学术开创性和学术建构性。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整体文学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个案解析上持续用力，先后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学断代史、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等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新华文摘》摘编，在同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杨洪承教授从上世纪90代中期开始指导研究生。毕业硕士生数十名，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毕业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有多位学生的学位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

杨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课程群、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研究生课程等。多次荣获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先后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哲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3

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于博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原著阅读的有效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较少

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4

在历史学研究中，拨开尘雾，揭示真相，是每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教学是提升历史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近，在英国文明史专题研究的教学过程中，英国文明演进的方式引起了博士生们的关注：一个率先崛起的殖民主义世界帝国，它走的是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1966年，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提出所谓英国的渐进主义发展道路。这一观点在1987年被介绍到中国，且影响中国英国史研究20余年。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们在教学讨论中深化了对该问题的查考与论证，希图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的真谛。

刘畅的《道德的审判：从黑斯廷斯弹劾案看伯克对英属印度的反思》通过对首任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弹劾案的关注，以思想家伯克数年推动印度法案的发言，给人们一个充分的样本来考察伯克对于英属印度的反思。伯克不仅重视改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更重视分析产生殖民剥削统治的原因。伯克认为，英国殖民者与人民对于印度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是造成英国在印度治理不善的重要原因之一。赫斯廷斯案件表明，所谓普世帝国的公平与正义，大多只是一种虚构历史的谎言。

梁远的《试论英国早期工业城市兴起的原因》一文，充分展示出罗马征服给不列颠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尤其是不列颠诸多地域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出来自罗马人、法兰西人的智慧。令人反思的是，早期罗马凭借暴力征服的殖民主义开辟了英国早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道路。暴力与温和、国内与域外等多种文明因素的融合，最终造就了英国的城市文明。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5

他，研究亲子教育，“十Q”理论传扬。

他，崇尚澹泊清雅，修得内心丰足。

他，提倡理国，和平改革，

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叶国洪博士。

耳濡目染，拿起神圣教鞭

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今日的叶国洪博士，数十年执守既神圣又艰苦的教育事业。但他甘於寂寞，甘於辛苦，以强烈的使命感，培育出一代代莘莘学子，不愧为人们心目中智慧的代表，高尚人格的化身！叶国洪博士能做到如今的成绩，与家庭有着莫大关係。

“我父母皆毕业於国立中山大学 (其父叶玉棠曾留校做教学及行政工作)，在抗日战爭期间，还往返於香港与内地之间任教。”叶国洪博士祖籍东莞（祖父移居吉隆坡, 父自幼返广东读书），出生於广州，自幼跟随父母於香港生活。在那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叶国洪博士在香港完成了中小学业，並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之後，迫不及待投入历史系的怀抱，尽情徜徉。

孩提时代，叶国洪博士便成长於学习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里，父母那厚厚的教案以及埋头备课的身影，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与父母来往的朋友当中，多为品德高尚、学识深厚之辈，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叶国洪博士对教育工作充满了向往，期待有一天也能如父母一样，站在三呎讲台之上谈论古今，挥斥方遒，为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开启一扇知识之窗。

大学期间，叶国洪博士为这一目标努力积累着力量，毕业之後顺利地从事了教育工作，追随父母的脚步，拾起神圣的教鞭。

1981—2004年，叶国洪博士一直为香港的教师教育事业付诸心力（在葛量洪教育学院, 罗富国教育学院及浸会大学教育学系任教）。教师教育，是对培养和培训教师的统称，即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师实施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职研修等连续的、可发展的、一体化的教育过程。教育学院学生的未来使命是从事教育的工作，为历史教育，教育哲学与环境教育的推行架构中重要的执行者之一，不但要提高教师的有效教学能力，更要提高教师的职业精神，培养敬业专业的教师。”

上下求索，专攻现化代课题

毕业於历史系的叶国洪博士，对中国现代化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所著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的论文中，在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华现化代的辩证关係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曾说过‘洋为中用’倡议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和魂洋才’，亦是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两者都一致认为：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去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在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结论，“目前，香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传统的优秀文化放棄得太多。在接受先进现代化科技的同时，继续发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对香港的发展十分重要。”

“虽说现代化为社会带来许多便利，但它实质上是利弊参半，比如：电脑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扩展了孩子的视野，丰富孩子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容易使孩子上瘾，浪费时间。”在现代物质和传统文明两者之间，叶国洪博士推崇精神与物质的並驾齐驱，“现在，全球都趋向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往往忽略了人们在精神上的追求，从而导致吸毒、校园暴力等各种问题的暴发，只有将精神和物质共同发展，不摒棄过往的传统文明的同时，发展经济和科技，才能达到精神与物质协调。”

除了在浸会大学进行教学与研究外,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校友会的教改研究工作中，叶国洪博士做了近十年的调查，“内地和香港的教育，各有优势。相对而言，香港的教育灵活度大，自由度高，外语教学普遍；内地的教育效率高学得快、且专科专教，胜在重视专业，但灵活度小，学生压力大。不过，考试的验检不是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是，端正学生读书的心态，培养他们学习的动力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

针对香港的教育改革，他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香港对中文及中国历史方面的教育还欠重视。目前，大多数中学的中国历史只属选修课，世界史更不受重视，在我看来，为增强香港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应把中国历史设为必修课，世界史设为选修课，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心、归属感与全球视野。”在其撰写的《孙中山先生的文化教育思想探析》一文中，他认为，“本国历史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基石，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许多国家兴亡的史实需要牢牢记住。”

在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叶国洪博士亦十分注重自身的学习和成长，他先後取得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文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中西历史）、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比较教育）、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历史）等相关学历，每一个学历的获得，都是他对学问的追求，勤奋坚毅、虚心求学的精神所在。目前，叶国洪博士正职从事教学与研究，业餘还研究中医、五行、掌相。

父爱凝聚，用心投入亲子教育

在立志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教师之外，叶国洪博士也是一名可以打上一百二十分的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後，我就开始研究亲子教育。”其浓浓的父爱，溢满心田，家长教育及儿童教育亦伴随他多年。

亲子教育，简而言之，就是以亲缘关係为主要维繫基础，以爱护婴幼儿身心健康和开发婴幼儿潛能以及培养婴幼儿个性为目标，以不断提高新生人口的整体素质为宗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早期教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亲子教育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概念的时候，叶国洪博士便预料到亲子教学的市场将大有作为，建议一些出版社出版亲子教育的书籍，开设培训班。同时，他亦有著书立说，著有《中国教育制度》、《疑难为本创意写作新尝试》、《孩子成材培育法》、《亲子教育锦囊》。其中《新世纪育儿系列——孩子成材培育法》从胎教开始，广泛地讲述了各种培养孩子成材的方法，包括智力和记忆力的训练、语文能力的培养、潛能的发挥及各种实际有效的管教法。

在多方和深入探索之後，叶国洪博士提出其在亲子教育方面的新方向：“十Q”理论，即“HQ（Health Quotient健康商数）、BQ（Bonding Quotient亲子连繫商数）、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数）、EQ（Emotin Quotient情绪商数）、MIQ（Multiple Intelligent Quotient多元智商）、DQ（Development Quotient发展商数）、SQ（Spiritual Quotient灵性商数）、NQ(Internet Quotient网络应用商数)、FQ（Financial Quotient 理财商数）、CQ（Creativity Quotient创造商数）” 主张全方位引导儿童多方面发展。从父母与孩子两方面进行教育互动，引导孩子在体、智、德、美的全面发展，还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注重培养孩子的发挥积极思维、逆向思维等思考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国洪博士认为对孩子应该在“教养”过程中加建“鹰架（Scaffoding）”，而不是自由放纵或是揠苗助长,“引导孩子发展自身兴趣为首要，在孩子的发展阶段去提升是关键，若只是一味以成人的目标去要求，若过份强求，则会物极必反；应发掘儿童优点, 鼓励儿童顺应本身强项和优势去逐层精益求精, 必要时由家长搭起鹰架(辅助支架)以扶助儿童, 但最终必须由儿童亲身体验, 无人能代替去努力爭取的?。”

叶国洪博士热衷与他人分享在亲子教育方面的心得，曾经有一名内地大学的教授听了他的介绍之後，兴趣甚浓，返回内地亦从事了亲子教育,领导潮流。荷花出版社、家计会、迪斯尼美语世界、社区中心及学校纷纷邀请他主持讲座，就亲子教育为主题作出演讲。而且，许多家长和机构都乐意接受他的意见，“香港的某外国著名儿童教育机构最初仅限於教数学，接受了我的建议之後，慢慢扩大规模，增设了中、英文课程。”能较全面提升儿童学习兴趣与能力，深受家长欢迎。

另外，针对目前社会上一些不理性的爱国行为，叶国洪博士更提倡理性的爱国主义，“服从，对於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好，有时发出声音，能夠促进政府更好处理事情。但前提是，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事物的多面性,不能以为单靠上街示威就能解决问题。而今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辛亥革命並非必然、唯一出路，因为如果和平改革的话，人们的生活不会倒退，就如同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先经济改革, 改善民生, 然後稳步进行社政改革，可减少冲突与暴力,是最有力的证明，是成功的范例。”

“如今，我担任大中华友好协进会学术总监、中大评议会教育事务小组的召集人与香港长者协会研究小组的召集人，每天在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大中华友好协进会之间做限量的委託研究工作，很自由。”退而不休的叶国洪博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忙得不亦乐乎。最近，他又跟广州、佛山及上海中小学举行远程教学交流及创意剧本写作埠际比赛，“希望在现实的难题上发挥孩子们无穷的想象力，比赛的题目是《三十年後的我》……”

由此可见，在叶国洪博士的教育与学术生活，每天都充满着奇思妙想，他不厌其烦地做着每一项创意研究，与孩子打交道，他的心越发年轻，与教育和研究打交道，他的内心越来深邃，澹泊。

叶国洪博士主要职务与履历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历史）

大中华友好协会学术总监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教育事务关注组召集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校友会副会长

香港教育局资优组科学青苗奖组委兼评判

国际胎教联会 / 国际早期教育联会（香港）会长

国际多元智商联会香港会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及华中师大

港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6

随着历史教学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重视初中与高中教学的区别与衔接问题。许多专家和教师都主张，初中历史课要“讲故事”。对此，笔者深以为是。现行初中课标在“教学建议”中也提出了“举行历史故事会”的要求。但是，课堂教学讲故事，与课余举办故事会有所不同。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讲故事，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究的大课题。从笔者的听课经验来看，大多数初中历史教师都感觉历史故事好讲，但结果是能够把历史故事讲好的并不多。究其主因，历史故事的主题设计是关键。

关于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要求，台湾历史教育学家张元先生认为，历史故事不仅应当有趣，而且要有深度，把历史故事作为认识历史的例证，讲出有“深度趣味”的历史故事。无独有偶，时宗本先生也认为，教师要善于挖掘和把握历史故事的深刻主题。例如，时老师在讲《文艺复兴》一课时，从“人文主义”的故事主题出发，讲了《神曲》《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详实或简略，但都是紧扣“人”这一故事主题的。前贤们有关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精辟论述是我们搞好历史故事教学的重要参考。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初中历史故事教学的主题设计还存在着“浅层求趣”甚或“偏颇求趣”的倾向。以初中历史课“秦王扫六合”为例，许多教师相沿成习地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简单定位于“暴虐”，既不清楚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来历，也无视史学界有关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从而陷入“偏颇求趣”的窠臼。

为了有助于历史教师讲出有“深度趣味”的秦始皇故事，笔者梳理了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流变脉络，提供了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分析了其“暴虐”性格与人生经历特别是与帝王专制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秦始皇。

一、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背后包含着后世不断累加的虚增成分，也隐含着儒学内部的正统之争。

长久以来，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根深蒂固。其间，尽管也有对秦始皇的正面之论，但很快就会被“暴君”强音所吞没。因此，许多教师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定位于“暴虐”是符合学界传统主流观点的，但他们对秦始皇“暴虐”形象的理解却有表面化和绝对化之嫌。

根据胜朝史观的理论，当朝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些史书往往会站在本朝的立场去批判前朝，一般会把前朝的忠臣当成本朝的逆臣。这样，作为秦朝最高统治者的秦始皇，自然就会成为代秦而起的汉朝学者批判的主要对象，贬损、歪曲乃至丑化都在所难免。因此，古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早已指出其偏颇。又据著名“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据此，笔者认为，历史时间拉得越长，虚增在秦始皇身上的“暴虐”成分就会越多，以至于今人还会出现对于秦始皇“暴虐”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

那么，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又是如何被塑造、定型乃至扩大的呢？

简言之，以汉初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塑造了秦始皇的“暴君”历史形象，经司马迁父子采入《史记》而盖棺论定，后经杜牧等文学家的夸大宣扬而扩大。

秦末之时，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称秦始皇为“上”，也就是今上、皇上。（“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引自《史记・陈涉世家》）西汉高祖时，以陆贾为代表的儒生批秦时的主要对象是秦二世。（“秦二世尚刑而亡”，引自《新语・道基》）西汉文帝时，以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就把批判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秦始皇，从而奠定了后世秦始皇“暴虐”之原型。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全面而系统地批判曰：“秦王怀贪敝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父子作为汉朝官员，扬汉抑秦乃情理之中，不但把贾谊之论采入《史记》，还以“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予秦始皇以否定性评价。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后世的信史地位，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也就成为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及至后世，经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等文学名篇的宣扬，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看来，贾谊是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始作俑者。那么，贾谊的动机安在？概言之，贾谊是为了在汉初儒学内部派别纷争取正统地位而有意为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儒学分裂为派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引自《韩非子・显学》），它们为争正统而相互攻击。其间，儒学发展的两条途径日益清晰：一条以齐学为代表，吸收了阴阳五行之说和道学主张，走的是“形而上”之路；一条以荀子后学韩非、李斯为代表，吸收了管仲、商鞅、申不害的法、术、势观点，形成了法治思想体系。此时，韩非并未自称法家，其思想基石仍不出儒学范围。例如，韩非称孔子为“圣人”。对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先秦和秦代并不存在“法家学派”。任继愈先生在《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也认为，先秦并没有所谓六家学派的存在。那么“法家学派”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如前所述，儒学内部存在着齐学与荀子后学的争斗。及至汉初，齐学信徒曹参任丞相，利用政治权力拉抬齐学，压制韩非学说，其具体做法就是把速亡的暴秦与韩非学派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突出《韩非子》之法、术特征，大肆渲染其镇压儒生的劣迹，目的是把韩非学派从儒学法统中清除出去。这样，《韩非子》的内容不断被增删，逐步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立场。司马谈依据增删后的《韩非子》内容来命名法家学派，撰成《论六家要旨》。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学分支齐学的官学化，也人为制造了暴秦与法家学派的一体化。

二、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包含有天性的成分，但更是其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

许多教师在秦始皇“暴虐”的主题之下，具体设计了长相之暴、复仇之暴、狐疑之暴、惩谣之暴、刑罚之暴、滥用民力之暴、焚书坑儒之暴等等小故事，环环相扣，贯穿了秦始皇人生历程的各个主要阶段，给笔者留下的鲜明印象是：秦始皇乃天生的暴人和彻头彻尾的暴君，这有点“性格决定命运”的宿命味道。

笔者不否认人的遗传素质，但若只停留于此，未免流于表面化。据笔者理解，教师们所讲的秦始皇“暴虐”故事，除了焚书坑儒之外，其它的故事都有简单附会秦始皇“暴虐”天性之嫌。关于秦始皇的长相之暴，明显带有“以貌取人”的迷信导向。而且，把秦始皇的暴相简单地归于《史记》是不严谨的。实际上，这是司马迁转述尉缭之言，至于尉缭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完全可以存疑，这才是求真的史学态度。翻检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画像，他相貌堂堂，既不丑也不暴。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杜大凯教授介绍，此张仪表堂堂的秦始皇像是现代人根据唐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的开国帝王画像模式而推演出来的。这表明，有关秦始皇的长相，史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恐怕难有定论。笔者不反对教师描绘秦始皇的长相，但要明确告诉学生其版本依据，免得学生误以一家之言为历史真相。

至于秦始皇其他“暴虐”故事的成因，教师们挖掘得并不深刻，容易把学生向秦始皇的天性方向误导。实际上，除了天性因素，还与其未亲政以前的特殊经历有关，更与其亲政以后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有直接的关联。其中，焚书坑儒之暴颇具代表性。但是，后世学者以及教师们对此的理解有许多不严谨之处。

史学界一般认为，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禁毁儒学、加强思想专制之举。受此影响，教师们认为，焚书就是“烧书”，坑儒就是“坑杀儒生”。对此，笔者认为有笼统夸大之嫌。关于焚书，导火线是博士淳于越当众非议朝廷的郡县制政策，公开与政府唱反调，扰乱舆论，造成思想混乱。深层历史原因则在于，自战国以来，在尚贤风潮下，士人所养成的随意批评政府的游学风气。对于六国的这种浮薄风气，荀子曾经予以批评，并称赞秦国的民风顺从。荀子的弟子韩非也推崇秦国的质朴耕战之风，并指出：“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李斯深受荀子与韩非思想的影响，他并不反对儒学，而是反对儒学内部不合时宜之论，随意批评政府之风。于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令出一”，除官方博士馆外，禁止民间私自收藏和传习《诗》《书》等书籍，禁止借学问批评政府，倡导学习国家的法令政策。对此，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指出，皇家藏书即博士馆藏书没有焚毁。关于坑儒，秦始皇主要针对的是欺骗他的一小撮方士，也牵扯了少数儒生，说坑儒就是“坑杀儒生”显然是望文生义，把它与禁绝儒学联系起来更是主观臆断。实际上，焚书坑儒的实质并非禁绝儒学，而是以政府的法令政策来控制舆论，统一思想，以求政治稳定。在这里，我们要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文化问题区别开来。翻检史料，笔者发现，焚书坑儒之后，儒学仍在传习，只不过政府提倡的是官方途径，禁止民间途径，而官方途径是通过官方博士馆来专门传习的。证据有三：第一，在焚书坑儒之后，秦朝的博士制度没有废弃。在博士制度下，儒学与许多其他学说一样，仍然设立博士，只是这些博士儒生逐渐蜕变成了秦朝文化的装饰品，《史记・叔孙通列传》就有“（秦）二世诏博士诸儒生问曰”，“博士儒生三十余人前曰”的记载。第二，纵观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前后到各地巡狩刻石的文字内容，以儒学家庭伦理为基调的宣传导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焚书坑儒之前，秦始皇二十八年的琅琊刻石有“合同父子”“圣智仁义”的语句；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三十七年祭祀儒学圣人舜和禹，所立会稽刻石也强调“德”“义”等儒家品格。第三，汉武帝的思想专制要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为诸子百家中的许多学派设立博士，而汉武帝只为儒学一家设立博士。总之，笔者认为，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政府控制舆论，给它扣一个“思想专制”的帽子有点大。

三、秦始皇的历史行为的确有“暴虐”的一面，但也有善于纳谏、用人、勇于改过和决断果敢的一面。

秦始皇的确有“暴虐”的历史行为，但是，“暴虐”是否就是秦始皇历史行为的全部呢？历史史实表明，秦始皇也有历史的多重面相。下面略举几例。

1.纳李斯建议，撤销逐客令。战国之时，列国竞争，各国招贤纳士，客卿活跃，养士制风行，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就曾大批豢养他国的门客，楚国人李斯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间秦，年轻气盛的秦王嬴政一怒之下下达了逐客令，秦国开始大规模地搜索、驱逐客籍人，这将意味着秦国人才的巨大流失。时为客卿的李斯，在离开秦国的途中，上《谏逐客书》，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批评不可谓不犀利，但生性暴躁的嬴政还是收回了成命，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失策。

2.廷议分封与郡县之利弊，采取郡县制之正确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教师容易对此进行绝对化的理解，似乎古代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这种看法可能在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身上表现得更加典型，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秦朝的廷议制度就是限制皇权的因素之一。秦朝的廷议制度有两大来源因素：一是西戎氏族部落原始民主制的遗风，二是周朝制度中的“大询于众庶之法”。这样，秦朝在进行重大政事决策之前，一般都会先履行群臣参议程序。在秦始皇主持的分封与郡县孰优孰劣的廷议上，他充分听取了两派的不同意见，既没有事先定调，也没有秋后算账，既没有盲从多数，也没有忽视少数。最后，秦始皇经过比较权衡，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置诸侯不便”。开明的政治决策带来了地方郡县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承袭，“历代都行秦政法”所言不虚。

3.不拘国籍，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与制度创新，离不开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辅助，李斯、王翦、尉缭、蒙恬等群星闪耀。其中，李斯是楚国人，尉缭是大梁人，蒙恬的父亲也是自齐入秦。他们虽非秦人，但秦始皇用人不疑，皆能与之相始终。其中，秦始皇与李斯君臣共事长达三十年，其间，让秦始皇颜面扫尽的吕不韦一案也没有牵扯到门客李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尉缭，他以贿赂反间他国，颇得嬴政礼遇。但是，尉缭并不买账，私下对嬴政为人颇有微词，不辞而别又被秦国抓回，然嬴政没有将其下狱，而是执意挽留，还任命其为秦国太尉。此外，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来反间秦国，欲以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来拖垮秦国，事败之后，嬴政没有处死郑国，而是让他继续修建郑国渠。高渐离协助荆轲刺杀嬴政，结果，荆轲被杀，高渐离流亡民间，嬴政惜其才，赦免其罪，任命为宫廷乐师，足见秦始皇的容才、用才之量。

4.勇于改过，决策果断。前述撤回逐客令，乃嬴政改过之显例。此外，攻打楚国时，嬴政曾经误用年轻气盛的李信，导致战败，嬴政随即改过，任用王翦，攻楚成功。后来，嬴政重新启用李信攻打燕国，取得成功。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7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承担了“我国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政策发展与实践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10余项，出版了《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新中国民族教育理论概论》等著作 10余部。并有10余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历史性跨越：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获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研究”系列论文》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承担了“西部地区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及特色研究”、“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10余项，出版《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战略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等著作 10余部。研究成果中有10余项部获得省部级奖，其中《民族院校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及实践：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获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调研及教育创新研究》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获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等。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8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9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历史学博士论文例10

2.评价体系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学生首先需要确定答辩委员会教授组成员（4-6位）,要求包括专业表演、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副修专业四个方向的教授，以及论文导师。其次学生需参加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并通过之后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其主要用意在于检验博士生在其研究领域内的综合基本学识理论（substantiveknowledge）和职业技能（scholarlyandprofessionalexpertise），确保其有完成接下来博士论文研究和实践的基本能力。综合基本学识理论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个环节，出题内容必须包括专业演奏、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副修专业这四个方向。考试时间分为两天四个时间段，每位教授会给出两到三个问题，闭卷当场作答,主要以提交论文的形式。考试问题涵盖了几乎所有音乐时期的知识以及作品，例如：讨论20世纪初期法国的键盘音乐，至少包括四位主要的作曲家，详述各自的作曲风格以及运用具体的作品进行论证。音乐理论的教授会给出五个左右的谱例，让考生判断属于哪个时期、作曲家的作品，并详细论述分析原因。口试定在笔试完成后的两个星期内进行，博士候选人除了回答答辩委员会的提问，还要提交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并进行陈述。对于钢琴演奏专业的研究生来说，职业技能考试是以资格审查音乐会的形式进行,钢琴系全体教授出席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通过。美国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有着很高的淘汰率，一般在20%-30%左右，如果不通过将无法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位进程。这也体现了美国艺术类博士培养极为苛刻严谨的标准，成为博士候选人仅仅是完成博士学位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中,钢琴演奏专业的学生需要举办三场独奏音乐会并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音乐艺术博士论文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提交：200页以上20万字的研究论文；100页论文连带一场和论文有关的projectrecita（l论文项目音乐会）；50页论文连带两场lecturerecital（演讲音乐会）。形式多样的论文提交形式，提倡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更适用于演奏专业的候选人。

二、对中国钢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中国钢琴演奏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从2005年起，开始面向全国招收艺术硕士研究生，此为音乐演奏专业目前国内的最高学位文凭。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授予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演奏专业）的国家，从设立到现在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它整个系统的规范合理性、大量丰富的研究资源、众多在各领域汇集的一流的师资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精英教育体系。因此积极借鉴美国高校在专业培养模式上的成功经验和成熟体制，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对提高我国钢琴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有着深远的意义。上文论述中，已介绍了美国音乐艺术博士的专业培养模式的各个方面，在接下来的比较探析中，笔者通过研究中国主流音乐学院音乐硕士（钢琴演奏专业）的培养方案，综合分析美式先进体系的优势所在，提出了如下思考和改进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美国音乐艺术博士课程设置的连贯性、系统性、全面性、平衡性、多元性是其整个教育培养模式的精华所在，其主要优势体现在重点突出，环环相扣，构架严谨，搭配合理这几个方面。专业核心理论架构稳定成型，专业选修课程阵营强大，专业副修课程特色鲜明，专业方向（演奏）课生动精湛，其合理的基本课程系统架构确实值得国内各高校艺术专业关注并借鉴：基础理论课＋方法课＋诸门能够让学生掌握具体研究过程的专门研究课+演奏实践课+副专业课。这样的设置不仅使学生在课程选择时灵活性很大，对于拓展视野和深度也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使得学生在整个专业知识的学习体系中逐步形成良好完善的高素质研究素养和专业视角，在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课业学习中，学生融会贯通知识的综合能力，设置目标完成进度的执行能力无疑都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发挥。国内目前钢琴专业研究生培养课程模式主要分为公共课+专业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课程方向齐全，可是每个方向中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的数量和种类较为单一。宏观、普适课程居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细化、深入研究课程缺乏。同时也存在课程结构设置比例不合理，内容缺乏前沿性等问题。（1）美国研究生阶段倡导的研讨导修课程模式值得借鉴，教授开课命题，如“德彪西音乐的风格研讨”、“美国当代作曲家作品研究”，学生在既定的范围内自由命题，做课堂研讨、开题报告、陈述展演、论文写作等，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在与本专业相结合的情况下，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2）应加强如“钢琴文献及作品研究”，“演奏方法与实践”“、方法研究”等钢琴专业学生所需的实践理论课程的开设。目前，国内除北京、上海几所重点院校外，开设这几门课程的艺术院校并不普遍。尤其是研究方法论，学会搜索与研究是研究生阶段一个重要历程，也是学位论文写作的重要依据。（3）注重跨学科领域交叉课程的发展也任重而道远。在国内主流音乐学院钢琴演奏硕士课程设置中没有对副修专业的硬性要求，单一的主修专业使得学生只能完全专注于演奏的探索，缺乏全面适用的知识储备，毕业之后在就业市场上其综合能力和就职空间受到影响。

2.创新培养机制目前国内各高校音乐艺术类钢琴专业研究生在完成规定课程后，学位培养考核模式为举办音乐会以及学位论文的提交。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考核手段单一，认定标准刻板，缺乏激励主动性学习等。针对表演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在学位论文提交形式多样化上的创新和改革无疑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考量。比如，参考美国的经验，可以将传统的论文答辩改为论文+讲座音乐会的形式，边讲边弹，生动地将论据以演奏的方式呈现，并穿插对论点的陈述与讲解，全方位的将研究成果融入到最终极的音乐表现形式演奏当中去，在整个学位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学生的自我评估，分析研究，演奏技巧，曲式理解，风格把握等多项音乐素养都会得到本质的提高。此外，艺术硕士学位的中期考核的制度也存在不足，大部分院校只是对课程完成情况的检查以及学分等级的测评，并无统一的对于硕士阶段所学课程以及本专业综合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能力的考核。美国音乐艺术博士为了保证学位获得者的质量水平所规定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已成为美国成熟的博士考核制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起到了中期考核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淘汰遴选手段。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方式，在完成规定课程后，举行综合专业理论知识考试（笔试或口试），多次不合格者将不被授予硕士学位，在保证学位质量的同时，考核的形式多样化也促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不得不以理解参悟应用为目标，搭建条理清晰，脉络详细的知识体系，为今后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开拓多元化教学形式在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除了专业水平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加强，还应注重学生，人文素质、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针对以表演为核心的理念，采用灵活教学方法，逐渐完成从单一向多元化综合性学科布局，独立和封闭的教学方式向开放互动教学的发展与转化。国内的表演专业课程采用的是一对一教学形式，美国音乐学院studioclass和pianoforum这两种模式可以作为将独立封闭的教学方式向开放互动教学方法转化的起点。专业授课教授希望与学生在演奏上建立平等的交流，站在同一个高度探讨作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尤其是在studioclass这种新颖有效的课堂模式上，学生可以最大限度的通过相互展示评析克服表演的紧张，在相互切磋的气氛之下更好的掌握演奏技巧和艺术情感。单一封闭式教学容易使学生受到更多的局限，陷入演奏瓶颈。其次，专业理论课的课程多种多样的形式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启发。课堂讲授，讨论班组、文献阅读课、演讲展示、试听鉴赏，无论哪种授课形式都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课程内容随学科发展而不断变化，有利于学生掌握学科前沿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