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论文例1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的族裔英语文学以其不同的交互感知，尽显异质文化间强劲的对话活力。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出身于他者民族文化传统的拉什迪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并不只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阐释着他者的文化，其中的文学形象与英语的传统文化疆界已然不同。印裔英国作家哈里•昆兹鲁(HariKunzru)以小说《传输》(Transmis-sion)赢得2005年戴西贝尔奖。在美国，以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艾丽斯•沃克(AliceWalker)等非洲裔作家和以谭恩美、汤婷婷等亚裔作家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作家所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所彰显出的无尽魅力吸引着学者们从不同观察视角和研究视角对美国文学与文化进行研究。正如著名批评家杰伊所言，“美国文学已经终结，即单一的、始终反映美国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的文学已被多元文化的创作所取代，而多元文化的美国文学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后殖民英语文学作家及族裔英语文学作家都是以英语为创作语言，但又都是具有他者文化背景的英语文学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深受英美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带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传递着民族文化呐喊的声音。这些非主流文学或后殖民文学已经对英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他们置于同一批评范畴势在必行。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英语文学批评的建构回顾

英国文学史与发展现状，英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中的“文化混杂性”显而易见。如此一来，无论从历史与传统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发展的眼光来讲，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真的成为某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突破传统的英美文学边界，对英美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进行解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迫在眉睫。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今英语文学研究与批评也正逐步走向向多元化。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作为研究生课程早已进人教授及学生的视野;在欧美一些国际知名大学，如美国哈佛大学所开设的“全球想象中的文学”等课程体现出世界文学百花齐放对于文学界的影响;非裔、华裔、犹太裔、印度裔等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正彰显出强劲的活力，成为众多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对象;由美国著名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与杰尔斯•格恩(GilesGunn)主编的权威性知名著述《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在历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后，成为一部研究英美文学时必读的经典性著作，其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在如今的文学理论界影响颇深。［4］他提出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经成为此领域研究的共识。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的重构过程中，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跨界研究的方法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中是必不可少的，其方法论对于研究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学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若要研究后殖民文学，必须敢于突破大国中心主义，立足民族文化，从自身被殖民的历史出发为人们提供特有立场去阅读和审视一切曾经受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将民族国家、文化霸权等纳入批评视野，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纪元，推动了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而另一种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主张文学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强调文学隶属于文化。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应超越它本身的自治领域，参与到与各种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与循环之中。至于对话批评理论，其倡导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对话批评的参与者在相互的对话与冲锋中，不断引发对彼此的思考与评价，最终产生出更科学的思想。

文化语境论文例2

一、商务语境的原则

经济全球化发展，商务语境体现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关联原则：

1.商务语境的话语效应与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热”，作为中国一个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我国商务语境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基础，表现了我们对国际市场极大热情和信念，构成了我国大众对现代经济体系的强烈愿望。我们看到商务语境的广泛性、世俗性、社会性；商务语境在建立商务空间和文化策略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构建其话语伦理学时，提出“理想的话语环境”概念。商务英语是一种交际行为，表现为一种交际策略的利用。一般交际是以非琐碎性质的演绎规则为基础进行的，语境控制是按照商务情景进行选择、调控，最终取得最优交际效果的过程。商务语境的控制包括了认知控制、商务控制、文化控制，他们在商务活动中的语境生成和调适表现为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语境结构的有效设定与能动调适。跨文化商务关系，重在引导和促进商务通道中流动的信息产生语境传播效应，通过话语信息的语境转换，增加交流活动中的语境信息量，是实现商务信息协调配置和有效传通的重要途径。

2.坚持开放的现代商务情境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商务英语已经由单纯的商务英语实务而逐步拓宽到更为广阔的经济贸易领域。这就为英语认知语境建立了全球化商务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后者指“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情景”。在这里，商务语境被视为一个商务文化结构体，而不是交际场合中种种外在要素。固守语言内部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也就是英语的语境构建凸现的巨大作用。

3.商务文化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商务语境，还是商务活动，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 商务英语的产生和理解要求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互动，即商务认知体验。仅仅依靠本文语境，上下文，或者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是不足够完全传递信息的。商务语境的核心问题是语境的文化控制。因此，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语境，包括认知语境、商务语境、文化控制三个范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种语言在文化发展中能有效担负各种交际功能是不争的事实，从古到今各国的友好往来就是明证，国际商务上演了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文化策略，通过交流共享、相互融合，通过文化，建构公共场域、表达场域，语境创设，使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商务的价值体系。

二、商务语境构建和取径

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框架下，就商务英语写作的礼貌策略进行了研究。从词、时态、语态和句法等语言角度，分析了四种礼貌策略在商务英语写作中的语言手段和实现形式，分析的重点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认知语境从言语行为的分类模式出发，把商务语境分类的语用功能和他的文化控制结合起来，比如，信函类分为合作类信函、和谐类信函、竞争类信函和冲突类信函，并探讨积极和消极礼貌策略在四类信函中的分布状况。四类信函的文化控制是有差异性的，积极地控制和消极控制对商务活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商务文化广泛引起全球的响应，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商务语境创设具有了国际文化场域，实现了各国商务文化语境共建，这已经成为当代商务的主旋律。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市场贸易空间。

继语言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和语境分类后，语境的研究和构建一直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新载体、新途径、新内涵。随着国际对话的升级、国际协作的深入、大众体系的完善，语境的研究走向体系构建的实际性阶段，尤其是商务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带来的语境对话、解释，更是提升了英语语境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控制。

国家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而教育部在2004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所以，我们把商务语境取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策略行为,它以交际为目的。第二种是行为者是通过与别人共同分有对共同处境的理解的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林添湖:试论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4)

[2]罗明礼:商务英语写作语用特点探微[J].商场现代化，2007, (25)

文化语境论文例3

高语境与低语境概念系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Hall首次提出。这一理论对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许多学者运用此理论研究文化冲突和如何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依存互动进一步增强，带来了包括思维特征、生活方式、人际交往、语言规范、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变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中会反映出自己的背景文化，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和障碍，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和学习对方的文化，对双方的文化交际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采取有效的交际模式，灵活动态地应对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和障碍，从而提高交际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高语境交际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学者霍尔（Hall，1959）指出了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影响，并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了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感情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1］霍尔进而从交际与感知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研究文化异同的有效方式，他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根据信息由语境或编码表达的程度，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所谓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它包括使用语言的一切主客观因素。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语境编码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强，而低语境编码则主要体现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通过对比研究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

二、不同的文化渊源导致高低语境文化交际模式的差异

高语境文化可以溯源到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源流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德为核心，倡导仁爱和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2］孔子的论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使得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内敛而含蓄、敏感而善感、谨慎而不张扬、自省而睿智。总之，“和”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在交际时以建立和维护和谐关系为宗旨，强调集体主义，这就使得中国文化成为高语境文化。佛教在社群伦理上主张：中和礼让、社群为本，在经济伦理上主张义利统一、以义生利。具体地讲，中国人是把利益建立在人情关系的基础上，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人际和谐，尽量避免公开冲突，回避言辞角逐，遵循“和为贵，忍为高”的处世原则。道家的核心是仁、义、礼，人与人交际时讲究仁道，注重礼节，当利益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以义为先。所有这些使得高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注重和谐、内隐而含蓄。

低语境文化发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性与辩论术。很多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在思想上集中体现在人道主义的传统上，在行动上集中体现在自由竞争上，突出表现为对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等多方面的肯定，对人的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与倡导。［3］西方人有较强的竞争精神，在处世上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使得低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说话明了，反应外露，而不受太多的规范的限制；他们注重的是交际中平等，如果双方存在利益分割，则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利益，而不是追求人情关系。

三、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差异导致人际交流上的冲突

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内涵，每种文化在其准则、规范、行为模式的表面下，都有着整套的价值系统、社会习俗、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心理取向、思维特征等，正是这些决定了语言的使用。这两者的关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交际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对沉默的态度。在低语境文化中，人际交往主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沉默是需要填补的空间，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对于交谈中出现的沉默会感到尴尬。西方有的学者甚至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患有“交际恐惧症”甚至是“精神病”的表现。美国人乐于侃侃而谈，崇尚能言善辩，尽量回避沉默，一旦出现，人们就会竭力用语言来填补。而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却认为沉默具有交际功能，并不是交谈中的空缺。中国人十分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又可以是欣然默认、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又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恰到好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因此有人称它为“默语”，认为它是超越语言力量的一种高超的转换方式。［4］沉默代表有涵养、谨慎、稳重。总之，在高语境文化中，保持沉默是得到赞扬的。

2.螺旋式思维和直线式思维交流。高低语境的文化特点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汉文化”的螺旋式思维特点决定了其语言是归纳型语言，［5］人们通常要等到高语境的发话者把话说完才能了解会话意图。英美文化的思维特点是直线型的，因而英美语言是演绎型语言，几乎没什么客套语，即使有也非常简洁。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外交流中，中国人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好摆弄虚话、空话。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曾对这一现象有生动的例述：“很多商务代表团招商引资时仿照国家领导人出访说话，如首讲如何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来到美丽的塞纳河畔，再讲勤劳智慧的法国人民如何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讲中法友好，四讲华夏有5000年文明，等等。招商内容却置于末尾，匆匆带过。还有的代表团在交流中照稿宣读：‘我们正在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市是一块投资热土，商机无限。我们会采取平等互利原则，实现双赢。我们工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雄厚，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我们欢迎大家到我市投资……’”［5］以上发言，使法国人如堕五里雾中，他们不知道何谓热土，商机如何无限，何谓平等互利，双赢目标是什么。中国人以大观小，先铺垫后切入正题的思维方式，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交际环境，以免单刀直入显得突兀。西方人预热阶段短，开门见山，是典型的低语境言谈方式。因此，中国人营造的这种高语境的氛围，对西方人来说，多属冗余信息，真正需要的信息量却远远不够，不仅套话连篇，而且环境氛围提供太多，所以西方人觉得不着边际，不知所云。

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部分对交际差异的分析，本文结合实际提出一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1.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在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进行交流时，要注意彼此在交流理念、言语风格、会话方式、礼貌客套和写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面对交际模式的差异要求同存异包容理解。当高低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一定要用对方的交际思维来阐释对方的交际行为，在翻译时要注意两者的转换。比如：中国的诗句要翻译成英语，就需要用很多英语来阐释其中的意境。相反，把英语翻译成中文，则要注意用词精炼、恰当。［6］谈判时，如果对方是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那么双方交易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合同内容。

2.因为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人在交际上存在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所以交际者应了解不同地区交际者的言语交际方式，以及语气语调语音习惯，从而减少由于地区差异导致的高低语境文化差异。比如，中国的北方人说话相对硬气直爽，而南方人则说话柔气委婉。

3.对于交际中的差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具体到每个交际者，他们的交际模式不尽相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某个交际者也许说话直接，开门见山，这时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不要因此而认为对方不注重礼节或不注重情面。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也许说话含蓄，这时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要理解对方的说话模式，进一步领悟对方的意图。

4.高低语境文化中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高语境文化下的中国，人们有可能采取高介入的谈话方式，而在低语境文化下的德国，人们有可能使用高体贴时的会话方式。相似的，在低语境文化中也发现高语境文化的渗透。［7］

五、结语

虽然高、低语境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在高语境文化中发现低语境的行为，而在低语境中也可以发现高语境的行为，但文化的高、低语境属性是整体上客观存在的，它们的不同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高、低语境的研究让我们对交际过程中人们注重什么、忽视什么有清楚的认识，并对不同语境文化中交际的模式和差异有总体的认识。而对它们各自的成因和特征的探究则可以提高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相互理解和预测能力，并增强我们的跨文化意识，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并对跨文化交际实践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Hall，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Garden City N.Y..Context and Mean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A Reader，1976.

［2］叶碧．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J］．浙江社会科学，2007，（2）：133.

［3］胡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J］．宁波大学学报，2009，22，（4）：51-53.

［4］李杰群.非言语交际概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报刊文摘［N］.2003-05-27（B1）.

文化语境论文例4

二、多元文化与俄语词汇

语言既具有人类的心理属性，又具有人类的社会属性，即是人类刻有社会文化印记的一种现象。词汇作为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热点的语言要素，它常常敏感、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彼得改革、卫国战争、十月革命、苏联解体、普京执政这一系列重大史实事件都在词汇层面刻画出烙印。时代和历史赋予词语丰富的社会文化蕴含，或在词汇意义的基础上承载文化象征义、文化比喻义、或附加文化引申义和文化色彩义。多种文化元素在词汇层面展示出丰富、精彩的内涵。具体与抽象、物质与精神、有形与无形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彼此交织、互为观照。它们丰富了俄语词汇，充实了教学内容，让学习者感受到异域文化的色彩纷呈和西方文化带给俄语的强大冲击。词汇更新速度加快，手机词汇、股市词汇为21世纪俄语注入了时尚和活跃的元素。特别是网络流行语具有词汇构成类型多样，表达方式新颖、幽默，私语化程度明显等特点，对现代俄语词汇的发展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文化的反映，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历史发展，社会变革构成宏观的文化语境，影响着词汇的更新，也向教与学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三、传统的俄语词汇教学模式

洪堡特指出，词是“事物在心灵中成像的反映”。有了词语，人就创造了一个概念和意义的世界。词汇不仅是语言系统最重要的层面之一，而且是语言系统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如果词汇贫乏，词义含混，就会造成理解和表达的障碍。语言学家威尔金斯曾经说过：“没有语法，人们表达的事物寥寥无几，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事物。”我国高校专业俄语词汇教学一方面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也受到传统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在传统的俄语教学中，重视词汇基本意义及数量的掌握，轻视词汇意义的内涵及外延。片面孤立地记忆，忽略文化因素以及具体的语境背景导致学生的识记能力很强，但运用能力偏弱。师生对词汇辨析非常重视，有时甚至要把近义词、同义词、形近词、易混词逐一详查，厘清细微差别，费时费力，导致学生言语技能训练时间的减少，其效果必定是事倍功半。四、多文化语境下俄语词汇教学的应对策略随着外语教学理念的更新、俄语生源的改变、课堂时数的限制，专业四八级考试的导向，新版教学大纲的推行，我们也改变了原有的做法，突破传统的新型词汇教学改革可谓大势所趋。

（一）词汇教学的内容

近年我国俄语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与社会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已经不完全匹配，俄罗斯国家、社会和俄语语言自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012年10月《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第二版）已经出版发行，《大纲》中明确规定：基础阶段学生应掌握的词汇量为3500-3800词，其中积极掌握2200-2400词，提高阶段俄语词汇认知总量应达8000词，积极掌握4000-5000词。

（二）词汇教学的探索与策略

计算机辅助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对词汇教学献计献策，推动了研究进程的深度和广度。提议从掌握构词规律理解词义、归纳词汇类别、分组加以记忆等几大角度进行词汇教学，并列举出了提高词汇量的一些做法根据字母表记录单词；根据正字法（拼写特点）将单词分组；将各种词性的同根词分组；按同义词—反义词分组；根据主干词写文；利用词源学知识指导词汇记忆等。除此之外，也充分考虑到培养兴趣、发展逻辑和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口、笔语同等重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现代教学法研究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词汇教学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词汇教学的图式认知理论、词汇的理据理论、词汇教学的策略和教学效果的检测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探讨，力求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思考力、分析力，提高识记能力和运用能力。作为重点教学内容之一的词汇背景与民族文化差异问题在《大纲》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词的背景意义和文化伴随意义（包括不对应词背景词、伴随意义词，俄语词汇的民族文化特点（包括人名、地名、动植物、颜色、数字、民俗形象、文学形象、熟语），新词和外来词的来源及特点被列入词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浓郁的时代色彩和文化气息。克服传统教学法的弊病，结合目前俄语教学现状，以相关学科理论知识为指导，以贯通性文化主题为圆心，以形象语义场为辐射，借助俄语国家语料库科学、全面、系统地就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有助于探寻出多元文化语境下俄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新途径。

1.解读词汇背景知识

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在宇航学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宇宙飞船代号（前者的变体形式）的命名反映出历史、经济、地理等系列因素的影响，也传递当时俄罗斯的民族精神、社会意识。它们在俄语中都是具有积极内涵的词语，潜隐着开端、诞生、青春等联想伴随意义。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罗斯航天技术日趋强大，寓意的强国理念。在苏联不复存在后，开始启用Заря一词。这些称名可以视作俄罗斯在不同发展阶段民族文化的映像和积淀。从2002年起，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在内的12个国家加入欧盟，共同认可一种盟内货币—欧元（евро）。该词是通过对Европа一词截短而成。在20世纪初它只是英语中的一个前缀，后来进入欧洲其他语言中，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政治、经济局势、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全球化加速了国际性语素复杂化、普及化的进程。俄语对евро的借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鉴于这一词素构词能力的迅速提升，所构之词屡见于旅游、经贸、建筑、服务、医疗、交通等各类话题。到了90年代中期以独立名词的身份被加以借用。Евро已经超越了词语本身的限制，成为多义性的象征，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盟的象征。背景知识溯源将词汇教学置于广阔的空间与平台，给学生以启迪，拓宽了他们的思路和想象域，收效可想而知。

2.应用语义场理论

曾选取“树木/植物”这组形象语义场，该场又可以描述成几个子场。所有列入的形象单位具有语义“树木/植物”的本义，而转义旨在对人进行各个方面的评价性描述。围绕主话题呈现词汇，进行词汇训练。这种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语义场理论的思想。

3.采用圆周制教学法，扩展层级主题链

教学圆周是教学法文献中常用的术语，借自数学同心圆概念，表示同一平面上同一圆心而半径不同的圆。俄罗斯语言学家据此提出的圆周制教学理论借用同心圆的概念使教学层层深入，圆心是贯通性文化主题—与人类现实某一重要的领域相关，在内容上围绕同一主题、具有提出问题性质的的教学材料，它在语言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并执行组织功能，按照一定的层级构成，具有高度的语言、交际和文化价值。在词汇层面表现为语言单位的集合。彭文钊博士在《如何进行主题文化概念的课堂教学？———以概念的圆周制教学为例》一文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在第一级教学圆周的构成上，包括孤立的词汇、成语和格言组成。基础词汇的构成形式是词汇表，是核心结构，量小而抽象。第二级教学圆周形成语言文化场的中心结构。这是根据文化主题给出的不单单是一个个的词，二应当是词汇群组，沃氏称之为词汇语义群组ЛСГ，它是有共同语义和共同称名的词汇、成语、格言单位的集合，包括派生的限定搭配和述谓搭配。第三极教学圆周给出的是包括专门、专业或术语性词汇，涵盖文学、艺术等更加宽泛的领域。三级的教学目的依次为实现交际—专业提升—扩展领域。应当指出，贯通主题在实际教学中得以实现，但是它的重要性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借用圆周制教学以及贯通性文化主题的概念，有助于挖掘和凸显俄语词汇文化内涵。它构建出新的途径和模式，揭示词汇扩展的内在机制和过程，可以有效地提高俄语词汇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文化性。

文化语境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学翻译是创造翻译文学的手段和过程。”由于文学作品在其创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学翻译在很多层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必须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标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合理采用翻译策略，译出高质量、受欢迎的译文。

一、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

翻译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活动。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点明了语境对翻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所有译文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和理解。

语境即语言环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他认为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文化语境含义的范畴进一步扩大，邓炎昌和刘润清先生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学翻译“从内容上讲，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艺术手法、情节内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现；从语言特征上讲，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应具有想象性、审美性、创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离不开对相关文化语境的深刻了解与认识，文化语境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英语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早期的英语国家地处西欧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及气候的独特性，历来有着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陆国家的生活习性和历史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漫长的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众所周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有偏爱使用被动式的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译成中文就是“我打不开这扇门”，前者读来客观，而后者更显主观。其实，英语中被动式的广泛使用与英语国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宗教也是英美国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频繁出现在许多英语文学创作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穷是说“aspoorasachurchmouse”（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个意思中文却用“他穷得像叫花子”来形容。译者在碰到这类情况时需要仔细斟酌，如果按照归化译法，虽然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却丢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经》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国家文学创作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希腊神话》）。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交接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2]。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的现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经故事为创作原型的作品也屡见不鲜。如哈代《苔丝》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苔丝、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别对应《旧约・创世纪》里的夏娃、亚当和蛇。由此可见，《圣经》对英语文化语境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它既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也是英语国家人们的血肉，是与他们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对其中的经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数，务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图和深层含义后再开始翻译工作，以使译文准确，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译者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创作即叛逆”这句话无论是用在原作者还是译者身上都十分贴切。对于作者而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制造一个还未出现过的艺术品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这就导致不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创作手法、选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语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国著名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长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农民家庭，他创作的诗歌大都以歌颂自然的壮美、劳动人民的淳朴以及爱情为主，诗风淳朴自然、极富乡土气息，这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之前需要对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译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其创作意图和行文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将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准确、流畅地再现出来。

对译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译者受信仰、社会传统、教育背景等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翻译经验和原则有所偏好地选择原作和译文。一位喜爱外国小说的译者会很少涉及英语经典诗歌的翻译。同样译培根的《论读书》，王佐良的译文半文半白，古雅庄重，而廖运范的译文则平白如话，晓畅易懂。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就是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好体现。一个好的译文不仅能表达出原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达出原作的神韵，有时译作甚至会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响，这都归功于译者深厚的双语和双文化功底，以及对源语言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得体把握。

此外，在英汉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个民族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结晶，且表现形式多样，但只要一提起，就会让具有相同文化语境的人产生心领神会的感觉，完成思想的沟通。但问题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譬如“西风”在西方代表着温暖和雨水，为人们所青睐，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歌颂西风的巨大力量，表达自己对西风的敬畏和喜爱；但对中国人来说，“西风”往往意味着“严冬”和“寒冷”，其在诗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反映在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对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处理时刻考验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和对两种语言文化语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提供读者阅读的译本……考虑读者因素是译本成败的关键之一。”[1]所以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之前必须考虑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读者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译文有着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译者需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并据此选择恰当的文学原作进行“因材施译”的翻译工作。而且哪怕是对同一个作品的翻译，译作也应根据不同的读者群相应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译一部文字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学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那么译者在求“信”和“达”的同时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达到“雅”的标准，反之，则如当下流行的外国名著的儿童译本，译者在翻译《茶花女》、《双城记》等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时没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风格翻译，而是尽量选择浅显易懂的词句，必要的时候还对原作进行删减以防对儿童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阅读障碍。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语教育的普及，不少读者已经具有了阅读原版小说的能力，面对此类读者的译作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来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魔戒》，其中译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译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读者的批评，原因就在于部分读者在阅读原著和译作后，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漏译、错译、望文生义、凭空增译等问题。“有些批评之鞭辟入里让记者都惊叹普通读者对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家与文学翻译者……传统译者出现了滞后于读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现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译者就很有必要审慎地处理原著文本并且谦逊地接受读者的批评意见，让译者与读者合作打造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的译文。

五、.结语

“文学翻译是译入语文学吸收、借鉴外来文学，从而促进自身文学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英汉文学翻译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翻译活动离不开对语境的准确把握，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作用和影响力则显得尤为突出，译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文化语境，势必将对译文的质量和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使译文词不达意，令人费解，更有甚者会张冠李戴，贻笑大方。

参考文献：

[1]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37.

[2]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M].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5.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6]关孜惠.文化语境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文化语境论文例6

二、文化语境――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

语言界研究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出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民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会产生差异，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因而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语词。

三、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翻译学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的交际受语言环境的制约，而语言环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到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影响。可见，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着语词翻译中词义的提取，也体现着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判断和理解，而在教学中往往会忽视语境的不同而引起的差异。

1.地理环境差异与语词翻译。地理文化是指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例如美国的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就是该州境内有蜿蜒起伏的阿巴拉契山而得名，因Massachusetts在印第安语中为在大山岗上之意。

2.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英语中“to 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19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3.习俗人情差异与语词翻译。语言来源于生活，生活习俗与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表达系统。例如：数词“六”在汉语中是现今受人们喜爱的数字――因为其发音与“顺”谐音，迎合人们的心理，而英语中“six”则没有这种意义。

4.差异。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定的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如：“No coming to heaven with dry eyes”（眼无泪水，难进天堂），“Crosses are ladders to heaven”（十字架是登上天堂的梯子）。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社会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英语中“Think with the wise，but talk with the 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的格言：“swan 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音乐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 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文化语境论文例7

    一、基本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主要由英国哲学家austi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70年代由searle加以修改和发展的。奥斯汀区分出三种言语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即发出音、音节、词、词组、句子的行为，只表示字面的意义，本身不能构成语言交际。”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实施的一种行为，如传递信息，发出命令、问候、允诺、祈求、建议等。”言后行为”指说话带来的后果，如劝告一一听从了劝告;警告—认识了危险;引诱—接受了诱惑，等等。说话人如何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如何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图，这是研究语言交际的中心问题，更是将austin的言语三分说理论与翻译相融汇的结合点。

    (二)翻译过程

    翻译，作为言语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一般言语交际—单语交际情形相比，自然具有共性的一面:一样在言语行为框架下运行，也同样经历言语语篇编码和解码环节。但另一方面，就交际过程而言，翻译的过程是交际主体—译者先对原文语篇的解码，在吃透原作意义的基础上，才谈得上针对新的、不同于原作的情景语境，运用新的语言形式，即目的语，将原文的意义(事实是译者所理解的意义)用目的语编码再现。因此，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解码者，而后才是译作的编码者。

    (三)语用语言等效翻译

    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近似奈达(1964)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即强调最切近目的语信息的自然对等。因此，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还要弄清原作者的真正意图，并把这种隐含的言外之意传达给读者。语用学介入翻译，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也拓宽了翻译理论的视野”从语用学角度看，译文无论作什么样的处理，只要它能传达原作的用意，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它就是一种可行的译法(何自然，1988)"。虽然语用翻译和其他翻译理论一样不可能解决翻译中的所有问题，但是语用翻译方法在保证跨文化交际成功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从翻译的角度看言语交际过程的复杂性

    言语交际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翻译，即使是翻译也不能保证话语意思和实际意义时时处处一致。翻译，重在等效，但语言交际因人因事因需要而变化。究其复杂性主要有两个方面:(1)译者应在准确理解原作内容的前提下，把握其言语交际所提供的语境;(2)善于进行文化移植与融合，理解言外之意，传达交际双方的意图，以实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化。换句话说，言语交际的翻译复杂性就在于要达到语用等效翻译的效果。

    (一)语境对言语交际的翻译的制约

    所谓语境，就是指言语的背景。人们的一切言语交际活动都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并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语境是言语交际活动赖以进行的客观基础，言语交际就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从语用的角度，要成功实现交际意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发话方还是受话方，除了要掌握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本身外，即谙熟如何用所用语言的合适形式表达所要传递的意义外，还要掌握语境对意义建构和形式选择发生的作用。原因是语言的实际使用一一言语对语境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说什么—表达意义，还是怎样说—措辞(形式的选择)，都受制于语境的影响。从解码的角度，如要正确地解构出说话者的意义，自然同样要从语言、功能和情景互动的角度，即按照前述语境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是由形式建构，而形式表示意义的阐述，通过对原语境与形式的分析和互照，把握其意义。如:2007年6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其中一记者问到，”最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劳力斯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军队在网络战方面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将加强这方面的研发来抵御中国的威胁。你对此有何回应?”秦的答案中说到”我和大家一样时常会感觉到，从美国那里传出一些关于中国军力的不和谐声音”。首先对这句话本身用言语行为进行分析讨论。这句话的言内行为就是说话本身的行为，无所谓交际用途，即“从美国那边传出关于中国军力的不和谐声音”。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不和谐声音”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不是纯粹对声音的描写。在这里我方外交发言人只是通过这个既形象又委婉的比喻把美方所说”中国的军力威胁”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这句话的言后之成事性效果，既给对方留足面子以不至于产生正面冲突，又充分表达了我方的立场。对于这样的翻译，就要考虑其所处的外交语境。若依其言内行为直译成，’i often hear some inharmonious sound"，读者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但若将’’inharmonious sound"改译成”misleading/untruthful sound".读者会比较容易明白这句话的内在意义。如此改译既指出了对方观点的不正确，又没有很清楚明了的把对方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军力威胁搬上纸面，故也给对方留足面子口同时还能从中看出中国对于这件事的”严正”立场。另外，又达到了”指出问题，让人了解事情真相”的言后之成事性效果。

文化语境论文例8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文化语境论文例9

一、在导课中巧创情境

导语是课堂教学的突破口。任何一位合格的语文教师都会十分重视导语的设计。“导课”是一堂课中提供给学生的第一感知。如果创设情境法运用恰当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刚开始上课时，有些学生还沉浸在下课十分钟的喧闹中，心情激荡，具有这样心态的学生突然集中到课堂上来，就好像奔腾的激流一下子遇到了挡路的巨石，会激起反激的浪花。如我在讲写的《回忆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先讲一个故事给学生听，一上课就把学生带入亲情的情感体验中。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2000年秋，广西一组游客到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风景区游玩，在乘坐缆车时出现意外，造成5死11伤。其中一家三口，在缆车下坠的时候，父亲用手高高托起年仅二岁的儿子，使儿子幸免于难，但小孩的父母永远离开了人世。事后歌手韩红以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作为素材，并以小孩的口吻，创作了《天亮了》这首歌。韩红还毅然把孩子给领养了。故事讲完后，许多学生还沉浸于故事的氛围中，于是我缓缓地说到“的确，父母的爱是世上最纯洁无私的，在关键时刻他们甚至可以不顾个人安危来保护他们子女的安全，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文章《回忆我的母亲》，看看在眼里，母爱又是怎么样的。”我顺势将他们的思绪引入的《回忆我的母亲》，在情感的潮流已经流畅之际，他们很快进入课文的学习中。

二、利用教材渲染情境

语文教材中含有无穷无尽的美：绚丽多彩的自然美，千姿百态的社会美，准确生动的语言美，高尚感人的行为美，这些美为我们创设教学情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抓住教材中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精彩传神的细节刻画或真切感人的形象塑造，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予以描绘和渲染，使学生置身于美妙的情境之中，与作品里的人物情相融，心相通，学生便会情趣盎然，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更清晰地记下文中高超的表现手法。如在教《荷塘月色》前加上这样一段话：“朱自清的散文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绚丽的图画，那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暖风悠悠、细雨绵绵的万物复苏的春景，怎能不激起我们对美好春光的热爱与珍惜？那飞珠溅玉的梅雨潭，那平铺着、厚积着的、不浓不淡、不明不暗的一潭绿水，又是多么令人神往！还有那淡淡的月光，薄薄的雾，田田的荷叶和散发出缕缕清香的、点缀在一片碧叶中的荷花，又多么迷人。所有这些，都是诗情与画意最完美的结合。”随着教师的描绘，学生个个都神情专注，也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在教《荷花淀》时，我说：“白洋淀夜晚的风光是那样的宁静恬淡，水生嫂象坐在洁白的云彩上，手里飞快地编着席，不时地向湖里张望，同学们想想，那娴熟地、默默地编织岂不织进了水生嫂对丈夫的缕缕情丝？那怀里跳跃着的眉子不正象她胸中起伏的情感？”听着老师这样满含深情的述说，学生怎么能会不动情呢？

三、在朗读中感受情境

语言的形象色彩只有通过朗读才能表达出来。朗读是理解语言、积累语言、培养情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手段，是说和写的基础。书读百遍，其义自现。魏书生说过：“语文老师不应像食品厂的推销员，以把食品卖出去就算完成任务，而应当象保育员，以考虑孩子的胃口，心灵的需要为己任。”如在教《沁园春•雪》时要求学生激昂地朗诵，词中的壮阔画面和雄伟气势就能给学生以深切的感染。当以高亢的语调读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学生们个个喜形于色，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学生通过朗读，在能鲜活的语言环境中自主地去感知理解、体验领悟、积累运用。

四、利用音乐营造情境

文化语境论文例10

我国的钢琴教学也收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的音乐院校的钢琴专业在进行教学时，主要以传统曲目为重点教学曲目，中间穿插着近代优秀作品和带有民族特色的作品，选取的曲目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并且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大部分教师都把教学重点放在各大国际钢琴赛事上，以培养出比赛获奖者或者钢琴家为目的。另外一些音乐院校如四川音乐学院的钢琴专业在教学风格上主要是以流行音乐、爵士音乐的演奏为重点，培养目标是流行乐手和流行音乐家。师范类院校的钢琴专业，则将教学重点放在了师范素质的培养上，要求学生在掌握重点演奏曲目，拥有一定演奏能力的同时，对钢琴教学方式也有一定的了解，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高职院校钢琴教学模式现状

钢琴演奏需要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各个国家和民族也都通过不同的演奏形式来表现不同的文化。在这种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更应当进行不同文化的了解，从而真正的体会钢琴演奏技巧。但是在现如今的高职院校钢琴教学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教育，学生缺乏对钢琴曲目文化背景的了解。在进行钢琴教学时，教师通常只重视弹奏技巧的教学，忽视了对钢琴曲目的文化背景介绍，学生无法对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也阻碍了学生更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教材更新速度过慢也是阻碍当今多文化语境下高职钢琴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今社会文化产业发展迅速，音乐相关书籍也层出不穷，其中许多书籍出自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者们。有些人在相关专业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建树，在利益的驱使下也都纷纷出书，导致了音乐教材市场混乱不堪。而且市面上的大多数教材都是适合本科院校，很少有高职院校专用教材，这对高职院校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阻碍。而这些有限的教材更新速度十分缓慢，内容已经严重跟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影响了高职院校钢琴教学的正常运行。

二、高职院校多元文化语境下钢琴教学模式

(一)合作教学模式的应用

在当今多文化语境下的钢琴教学中，可以采用合作教学的方式。在高职院校教学课堂中，所包含的钢琴曲目数量和风格都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想要更大程度地接触到不同的作品，带领学生进行群体合作学习是一种非常适用的教学方式。另外，合作学习使学生不面对单调的作品曲目，通过与同学的共同合作来更深入地了解所学作品。合作教学可以将教师和学生放在一个整体的地位，更进一步加深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影响。合作教学的具体要求是根据学生的基础不同，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教师根据本节课内容布置本节课的研究范围，学生根据教师布置的内容，搜集相应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在课堂中进行讨论学习，在共享乐谱和音响资源的同时，对相似类型作品的特色和演奏特点进行讨论学习，同学们畅所欲言，在讨论的同时进行思想和观点的碰撞，从而对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合作演奏，如四手联弹、协奏曲等双人演奏方式，使学生在合作演奏过程中体会到钢琴演奏的乐趣，还有利于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相互指导相互学习。如在进行根据琵琶曲改编的钢琴曲《夕阳箫鼓》一曲的教学时，教师可以选取一些典型的西方钢琴曲与之进行对比，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对比出传统的中国曲目与经典的西方钢琴曲目的区别，重点讨论如何在演奏过程中突出不同曲目的特色。

(二)分层教学模式的应用

高职院校在多文化语境下的钢琴教学中，还可以采取分层教学的模式。分层教学主要指的是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应当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教学对象的个体差异。分层教学是钢琴教学中比较常见的教学方式，由于学生在接受高职教育前的基础不同，分层教学方式更适合在钢琴教学这种实践性比较强的教学过程。在确立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包括运用教学方法时，教师都应当做到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方式针对钢琴教学应当分为小组课和个别课，根据个人的不同能力有针对性地选取难度不同的钢琴曲目，以适应不同学生的不同基础需求。分层教学方式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资源，将共同问题集体进行解决，重点解决个性化问题，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真正专业优秀的学生，对学生的个性化需要也能够有效解决。如可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可以安排第一学年的共同学习后，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教学，对于主修钢琴专业的学生进行重点教学，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采用一对一进行教学。对于将钢琴作为辅修的学生，可以采用小组教学的方式，还可以根据学生自身的就业意向分为侧重伴奏或者侧重流行乐的不同小组进行集中教学。例如，《阿拉木汗》的课堂教学中，该曲目属于新疆民歌，有着明显的新疆舞蹈特征，属于伴奏音型，具有形象生动、节奏鲜明等基本特征，配合伴奏音型，能够有着别致、统一的风格，将新疆舞曲的基本风格全面突出。通过分解和弦的方式，能够使学生在特色需求以及旋律风格的基础下，改变伴奏音型，让学生在分层教学模式下，创造更加适合、更多的音型织体，应该在统一中使用伴奏音型，确保获得一定的改变，倘若单乐段仅能采用一种类型的音型，则其他曲式就采用两种以上的音型，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丰富多彩的伴奏音型，防止出现弄巧成拙、杂乱无章等情况。

(三)探究教学模式的应用

探究教学模式也可以应用在高职院校钢琴教学中。探究教学方式主要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对学生的学习模式进行固定要求，而是通过引导教学来教会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得出自己适合的学习方式和演奏方式，不断完善自己的演奏方法。现有的教学模式一般都是教师进行固定知识的讲解，对于钢琴的操作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这样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很高的学习效率，但是最大的弊端就是使学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良好的钢琴操作习惯除了需要教师进行即时的示范和讲解，带领学生进行反复的练习，通过不断的操作来探究规律。探究式教学在古代就已经进行广泛的使用，孔子时代就提出了“启发式教学”，卢梭也提出了“人生来就有探究欲望”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重点放在学生的主体探究能力之上。探究式教学可以采用集体教学和小组教学的方式，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有利于学生对钢琴演奏技巧有很好的了解，从而掌握相应的音阶、和弦等有一定难度的课题。如在进行以中国古代周易十四卦逻辑系统为基础创作的《太极》和结合十二音技法与中国民族音调结合创作的《梦天》进行教学时，教师就应当提前向学生们进行十二音技法和周易相关知识的讲解，使学生们充分了解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才能够在演奏的过程中掌握整个曲目的精髓，对于不同风格、不同地域的钢琴曲目也应当带领学生进行分析比较，并对学生的具体演奏进行讨论学习。

(四)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

实践教学也是高职钢琴教学模式下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大都是以学生就业为目标，钢琴教学也不例外，而且钢琴本身就是实践性比较强的一个过程，因此实践教学是高职钢琴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现如今的钢琴教学还大多局限于课堂内部，与实际演出还有很大的区别。另外，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是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如钢琴教师、钢琴伴奏等，不同的岗位需要的实践机会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就需要在整个教学阶段尽可能多的引入不同的实践模式，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工作岗位。高职院校的实践应当将舞台和课堂教学相结合，在进行真实的演练前也需要安排大量的反复练习。实际演出相比课堂实践，不管是在现场控制上还是学生心理上都是很大的挑战，因此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教师在注重指导学生技术问题的同时，还要注意学生的心理问题，对学生进行一些积极的心理引导，保证演出实践的顺利进行。实践教学就是将学生带离出单纯的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课堂学习的演奏技能和知识进行检验的过程，将自身的艺术修养展示给不同的听众，甚至可以去幼儿园、小学进行演出，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将一些曲子改编成小学生听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旋律，还可以将动画片中的插曲改编成钢琴曲进行演奏。例如，圣桑改编曲《天鹅》的教学中，由于该作品高音区能够将晶莹透亮、均匀流动的伴奏织体平静的演奏，将湖水碧波荡漾的优美画面全面描绘，在对该声部进行弹奏时，左右手应该通过手指之间以慢速轻轻触碰键盘，确保能够和乐曲Adagio有着一致的速度，使曲目表达的音乐意境得到有效描绘。另外，例如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曲目的教学中，其速度是Allegro，处于乐曲旋律的基础下，伴奏声部以左右手交替的方式将活泼伴奏织体准确地弹奏，通过指尖与钢琴键紧贴的方式将匈牙利民族奔放、热情的性格有效的表达。采取不同风格乐曲弹奏的方式，让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对正确控制、感觉伴奏织体的能力有着全面的了解，明白旋律以及伴奏织体在钢琴学习中均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