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1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page]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2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3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

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4

一、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实践提出的挑战

金融创新行为的动机简单地看是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但是从深层次看却是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滞后，以至于阻碍了银行机构向更高的阶段进一步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机构传统的经营方式不再有利可图，他们过去向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越来越难以出售，而传统的金融工具也已不能大量的吸收资金，因而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不得不寻求创新；另一方面，各银行机构面临的严格管理使得规避管理法规的过程变得有利可图，某一个机构避开管制后提供的服务往往给它带来丰厚的利润和市场占有，因而严格的监管本身就成为刺激银行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金融创新更多地应该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博弈来理解。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与监管活动之间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即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但是至今的实践表明，银行监管活动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银行监管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的实践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金融创新使银行监管目标的权衡更加困难。银行监管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安全目标，一个是效率目标。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看，银行体系的安全和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阶段，银行体系的效率目标却是更加突出。比如70年代末，过度严格的银行监管造成的银行机构效率下降和发展困难使得这一时期的监管更偏重于效率目标。金融创新的最深层的原因就是规避管制，追求发展和效率。但是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在银行监管的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金融创新在提高了银行体系的效率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风险。在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和本国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之间，银行监管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协调？

2．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更加复杂化。金融创新使得银行监管的客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是金融产品和组织创新模糊了分业经营中各专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他们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和渗透，业务趋同，银行也逐渐发展成为超大型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业会通过创新绕过各种监管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行业渗透。二是市场的创新使得一国的银行机构在现在条件下不可能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一国的银行通过各种创新活动向国际市场渗透，广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这样对国内银行在境外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就变得遥不可即。同时，一国的金融体系也会暴露在国际金融风险之下，这给银行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三是新的业务形式和金融产品的出现，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网上银行的兴起。四是银行机构和其他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局部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转化成全局性的金融风险，造成所谓的传染效应，从而更容易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3．金融创新给银行监管主体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分业监管还是混合监管的选择问题。毫无疑问，面对着银行业务日益综合化的趋势，原来界限分明的分业监管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4．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银行监管一直以来是以外部监管作为最主要的监管方式，强调严格的立法和监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行为也作出了很多的外部规定。这种监管方式主要有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和标准化的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是以行政命令对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化的监管方式则沿袭了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原理，将资产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级别，并对每种类型确定固定的资本要求。这种监管方式明显不适应金融创新下的新要求。它们存在着信息和经验不对称的问题，而且没有考虑银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动态过程，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也容易造成一刀切的问题。

5．金融创新对传统的监管理念的挑战。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的动态回避过程与相对固定的银行监管框架之间是一对矛盾体。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之间的博弈总是表现为监管方的被动。危机导向的、事后的、传统的银行监管总是被动追踪金融创新，会使监管效率大大下降，并且造成监管成本的增加。

二、银行监管应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实践

1．从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向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重转变。较之传统银行业务，银行的创新业务在收益更大的同时，风险也更大，且更容易扩散，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也更加直接和猛烈。因此，只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只有并重监管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

2．从注重外部监管向注重内部和外部监管并重。针对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博弈的被动地位，监管理念应该不仅仅从外部力量的介入的角度来考虑有效监管的问题，而且外部监管随着创新和变革的发展，其缺点不断暴露，比如市场敏感度低，不能全面及时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从银行内部与监管机构激励相容的角度来使银行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根据激励相容理论建立的监管的方法就是预先承诺方法。银行在预测期初向金融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为该期内可能发生的损失作准备，而监管当局则根据银行承诺的水平设计惩罚和奖励措施，并不再对银行进行例行的资本充足检查，但是这种方法的实施对监管水平的要求较高。另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了日益重视，认为只有保证信息的完备透明，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对银行起到正确的激励。

3．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统一监管体制是指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的一种制度。与此相适应，金融监管也应该打破分业监管的模式向统一监管转变，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保险和证券的不同类型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但是在具体的监管主体的改革上，是采用一元化的超级监管机构还是在保持监管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加强各个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二者有利有弊，具体的选择需要对实际情况作出更细致的选择以后才能加以确定。

4.从一国监管向跨境监管转变。本国银行向海外市场的扩展也是一种金融创新——市场创新。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其业务收益来自海外的比重日益提高；而另一方面，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判断其交易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完成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也使得部分金融机构偏离于监管视野之外。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将一家银行的境内外机构境内外业务进行并表监督。另外，加强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分享和交流，监管的分工和协调，以有效杜绝国际银行监管的真空。

三、对我国银行监管实践的启示

1．我国的监管目标的选择。竞争的激烈和创新的加强，无疑会提高效率，但是同时也加大了风险。面对着竞争的压力和我国银行业经营效率低，坏帐率高的现实情况下，监管当局如何在安全目标和效率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关系到银行监管效率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改变对金融创新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封杀的做法，对有益于发展并且风险比较容易监管，不会增加太多监管成本的创新，不妨进行鼓励，以提高我国银行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地考虑到效率目标。

2．我国监管重心的转变。我国一直以来对银行的监管注重的是合规性的监管，重在对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范围和行为的监管，其中突出的问题是重市场准入管理、轻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尤为不足。并且这些静态的监管措施明显地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为了扭转这些不利局面，我国现阶段银行的监管重心应该改变，利用我国现阶段对监管水平要求不是很高的有利时机，把监管重心放在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落实上，尽快制定和建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损益等经营管理业绩的综合考核和评价体系。在体系完善和外部监管的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和加强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追踪世界最新的实践成果，提升我国银行监管的水平。

3．对我国监管主体的要求。金融监管客体的巨大变化表明我国分业监管的做法应该适应客体的综合化、国际化的变化。适应于国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合作和交叉，混合监管似乎成了一个趋势，适应于银行业务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我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同国外机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定期磋商和交流制度，通报互设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程度，杜绝对银行跨境活动的监管真空。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混业经营的规模和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均比较低，没有对统一监管提出很迫切的要求，尽管银行监管机构缺乏与其他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但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在现阶段做好分业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合作，为未来的统一监管打好基础。

4.改善监管环境。加快与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竞争和约束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

参考文献：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5

1．监管目标模糊。对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问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的把货币政策目标等同于金融监管目标，有的把监管目标局限于保护存款人利益，有的则超前地把转轨时期的监管目标等同于市场经济时期的监管目标。由于认识上的模糊，没有把转轨时期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界定在维护金融业的安全稳健、防止金融风险这一核心上来，导致县支行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左右为难。

2．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监管职能分散、力量分散的缺陷，导致监管合力难以形成。县级人民银行内部监管部门按上级的要求必须对口设置后，由于县级支行人员编制有限，在保证基础业务科室基本规章制度执行的前提下，监管部门的一个科室只有1至2个工作人员，导致监管力量分散，职责分散，多头监管，各监管部门工作不协调，不能形成监管合力，无法全面解决问题，严重影响到县级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如金融管理科作为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农村合作金融管理科作为对农村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对分管金融企业的市场准人和退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离任审核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但计划、会计、国库等部门作为现金、利率、开户结算、国库业务的监督管理部门，货币金银科作为金融市场的监管部门，与机构监管部门在职责分工上形成交叉重复。这样，既导致了人民银行监管力量分散、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又造成重复检查而加大了被监管对象的接待负担，极不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这还与上级行在监管任务的安排上，缺乏统筹协调有关。

3．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上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缺乏必要的设备和程序，监管检查以手工为主，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核实效率低。金融监管中的技术手段落后，已不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制约着监管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4．监管人员素质低。监管效率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监管人员的素质。由于中央银行本身不经营商业性金融业务，不少监管人员缺乏实际金融业务经验，部分监管人员素质偏低，有相当一部分监管工作人员不具备监管工作的资格和能力，这样不仅很难做到及时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高风险和违规操作，而且在金融机构面前也难以树立中央银行的监管威信。

二、提高县级人民银行监管效率的对策措施

1．明晰监管目标。要提高监管效率，关键是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把“维护金融业的稳健、防止金融风险’作为当前转轨时期的监管目标，避免监管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一方面，要采取断然措施妥善化解已经出现的风险和处理已面临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最大限度减少震荡，维护金融业整体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正确分析和判断金融创新趋势及其风险领域，建立起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预警系统，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防止风险的积累、扩大和突然爆发。

在监管的内容和方法上也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监管效力。我们的金融监管要逐步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当前在金融监管中要逐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二是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三是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传统的手工检查和现代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为主的方向发展；四是由对金融违法“创新”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

选准金融监管的着力点。根据不同时期监管政策的要求和金融企业的自身特点，努力寻找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内控的最佳结合点和结合方式，切实将金融监管政策融入金融企业完善内控、加强管理的工作之中，以此寻求金融监管与金融企业内控的最大合力，避免监管的无效劳动，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革县级支行的科室设置，完善央行监管前沿阵地——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体系。要克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监管行为，建立以金融稳健运行、金融整体有效性和金融中长期风险预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一是合并县支行的所有监管科室，集中力量、集中职责。对县级支行的现有机构进行改革，按“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现有的科室进行撤并，由现在的6－8个科室撤并为两部一室，即：撤销金管科、计划科、农村合作金融监管科成立金融监管部；撤销会计科、国库科、货币金银科成立营业部；撤销人秘科、保卫科成立办公室。二是将原会计、国库、货币发行等部门的监管职能全部移交金融监管部，一个窗口对外实施金融监管。这样改革后有三大优越性：其一，可以解决县级人民银行监管职能和监管力量过度分散的问题。将原来各监管科室的力量进行了集中，有利于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和指挥，如利率、结算、现金等季度性检查就无需对同一家机构分别组织三次甚至若干次的检查，只需一次性检查即可完成，能有效地避免重复检查和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可大大减轻被监管机构的接待负担。其二，有利于基础业务科室集中精力搞好业务核算，提高基础工作质量，严格执行基本规章制度，确保资金的安全。其三，可以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实现监管与调研的有机结合。由于将计划统计、非现场监管、调查研究等职能全部交由监管部负责，在工作安排上就可解决“单打一”问题，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某项检查时，就可同时对其它情况和问题进行调查和检查，工作人员回行后再按工作分工进行分类汇总处理，分别上报。这种办法能有效地解决县级支行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在组织专项调查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风险性、苗头性问题，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监管措施，有利风险的及时化解。二是实现服务与监督的有机结合。既可提供全方位的政策咨询服务，又可在服务中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为更好地搞好金融监管奠定基础。

3．落实监管责任，改进监管手段。

（1）依据监管职责，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监管内控制度。要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提高监管效率，必须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内控制度，对监管部门及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和目标作出明确规定。为保证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建立责任制时，可实行监管职责AB制，即每个监管人员既承担一部分主要监管职责，还要承担一部分协助监管职责，避免出现监管工作空档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对于涉及区域金融秩序和金融风险等重大工作，实行统一制定方案、统一调配力量、统一组织实施等做法，有效地发挥监管部门的整体功能。

（2）强化督促落实，严格监管约束。制定实施工作考评制度、工作情况汇报制度，监管人员要根据本岗位工作要求，主动制定计划，落实任务，汇报工作。同时，规定工作纪律，要求监管人员不以管谋私。对监管人员中出现的监管责任事故和发生的违反工作制度、工作纪律的问题进行记载，并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和工作责任的大小，给予必要的处分，以进一步树立人民银行的良好形象。

（3）改善监管手段。一是要加快电子化建设步伐，尽快改变人民银行主要依靠手工作业进行监管的现状，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加大计算机在金融监管工作中的作用，全面推行非现场监管报表资料电脑化管理，实现金融监管指标电算化，把监管人员从复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调查和处置金融服务中出现的新问题、难问题。二是要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信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档案信息系统，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环节。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要全面记录辖内每个金融机构业务发展、高级管理人员、金融风险、违规经营等情况，做到金融监管有效资源丰富，记录全面、真实、准确，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建立金融政策法规档案，通过掌握金融政策法规的历史沿革，理清监管思路，杜绝金融执法中的误解和偏差。要对金融机构档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档案、非现场监管档案进行整理、规范和完善。机构档案要分系统按行别建立，档案内容分机构设立、业务范围、业务变更、违规查处、机构年检、市场退出等六大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档案分系统按人员建立，档案内容包括任职审查、任职考核、离任稽核、任职资格取消等四大项；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档案按行别收集，包括各机构报表资料、自查报告、非现场监管报告和报表等内容。

4．完善监管工作规程，提高监管效率。推行程序管理，实现监管工作的规范操作。为适应新形势下监管工作的需要，必须实行程序化管理，即对目前的监管任务，依据操作的先后步骤，进行科学设计，优化筛取，组合出最优工作程序，并用以操作的一种管理方式。要涵盖金融监管的全部内容，使各项监管工作都做到有章可循，易于操作，统一规范，运作有序。程序化管理的实施，不仅可以规范监管工作的实际操作，而且可促使监管职责AB制落到实处。

5．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金融改革的日益深化，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金融创新的空前活跃以及电脑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对县级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金融监管队伍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新业务和金融创新显得严重滞后。金融监管人员监管能力的增强和水平的提高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步伐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加大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尽快提高监管队伍素质。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6

1.现行的监管发展模式没有明确的定位。当前世界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附属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独立发展模式，这种不同的模式也造成监管模式的多样化，我国的大多数投资银行是以证券公司或者金融机构附属部门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主流的发展模式，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依然处在探索的阶段，在一些规章制度方面没有完备的发展模式。当前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不断的增强，对于我国的投资银行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逐渐的完善，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也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2.业务范围窄，创新能力差。当前国外的商业银行业务开展广泛，其业务创新性较强，但是，我国银行投资业务范围窄，创新不足，也是制约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主要有证券承销和经纪，各个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只有部分较大规模的银行开展了财务顾问、并购重组、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但是，在业务的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业务经验不足、业务信誉和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的问题，这也和我国的投资银行开展业务的时期比较短有关，但是，也反映出了其和外国投资银行之间存在的差距。

3.监管方面存在着未能覆盖的灰色地带。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跟不上金融发展的脚步，在监管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多的灰色地带，例如：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是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机构，但是，其监管权限只限于商业银行，不能够对整个的金融行业进行统筹的监管，从而造成了金融行业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经济极度扩展的时期，投资银行的部分业务更是处于无人监管的局面，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造成了投资银行为了追求过度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同时金融创新也给业务的监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业务的创新造成了金融业务操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高层机构也很难全面的预测出其业务开展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此外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和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形成了风险相互承担的局面，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就会造成了风险的扩大化，从而加重了经济危机的危害性，造成不可预估的严重损失。

二、我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趋势和建议

1.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对于投资银行而言，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美国的投资银行调查结果显示，混合经营的模式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优势，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投资银行纷纷转型，以缓解投资的流动性不足，对于投资银行而言纠正金融交易过度放大的杠杆率才是避免出现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否则，投行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产生关联交易，会蕴藏更大的危害。根据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对于经营模式的选择要吸收外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同时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信用状况，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模式。中国的投资银行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可以在集团综合法人分业模式下进行，探讨分析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经营模式，同时要注意经营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此外在综合经营的过程之中，要加强对于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管，对于其信用衍生产品也要强调其资本约束，避免在开展业务的过程当中出现道德风险，在金融衍生产品的的推行之中，要秉承透明的原则，让客户充分的了解到产品的信息情况，限制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并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还应该控制投资银行的规模，对大金融机构也不宜放松风险控制和杠杆率约束。

2.在风险的转嫁中控制和管理风险。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对于投资银行的业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避免投资银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的扩张其业务，要加强对于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监管。因此，要关注储蓄率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基础性作用，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其新产品、新业务的创新要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出现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忽视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严格的风险管理是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和关键，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要灵活的进行风险转移，可以把金融风险由商业银行转移到投资银行上，从而把金融风险的危害性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等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于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机制，控制风险的过度扩张。

3.加强信息的披露、规范银行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并不能够把风险完全的消除，而是把风险从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分散和转移，降低风险的破坏性，因此，金融创新并不能够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要加强市场信息的披露，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尤其是要规范银行的金融创新，规范和改善投资银行的业务模式，提高产品的信息透明度。此外还要对金融创新过程之中的利益共同体加强监管，避免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创新产品的透明度监管标准，提高整体市场的透明度，加强系统性风险的披露，防治潜在的风险通过金融创新进行转移。

4.建立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行业的整合。当前我国的法律针对投资银行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律法规，从而造成了行业规范的空白，因此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并没有可以供参考的法律依据。此外很多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依旧存在着比较多的制约，尤其是在对投资银行的违规和处罚方面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界定，这种法规的不规范和滞后现象，给金融监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不利于我国投资银行形成有序的竞争环境。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为投资银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的实力，当前我国的投资银行整体资金实力都比较弱，因此，应当加强其行业内部的整合，积极鼓励投资银行业内部兼并重组扩大实力。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0-0031-02

1 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现状

1.1 巴塞尔体系

在1975年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保证国际范围内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其中它针对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管了一系列的文件,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在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协调的努力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巴塞尔协议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巴塞尔协议修订本：银行海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关于监管国际性银行集团及其跨国分支机构最低标准的建议》和《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

在上述的国际协定中,对跨国银行进行国际监管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全面性原则。跨国银行监管的全面有效性评价的基本点是,不应有任何银行海外机构逃脱监管,即这种监管是具有全面性的；②合并监管原则。对跨国银行有效监管,不仅需要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责任,而且需要它们之间的密切接触和合作。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监管与当局获取银行经营信息的手段和渠道都是有限和不充分的,这就要求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长期联系并相互交换信息,从而才能实现对跨国银行的有效监管；③并表监管原则。母国监管当局应当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对银行或银行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业务进行风险和资本充足性管理。目前主要的发达国家基本都实现了并表管理,法律要求银行集团的所有成员下各跨国银行的所有分支机构必须联合制定统一的业务报表,以便监管当局对银行进行统一有效的监管。

近年来,巴塞尔委员会通过明确东道国监管的法定责任、监管的共同利益、认可东道国当局要求、母国主动协调、东道国直接监管等对以往的协议作了修改。总体来说,这些变革反映了对东道国利益和东道国在监管中的作用的关注。

1.2 我国跨国银行监管制度体系

多年来我国一直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行使跨国银行的监管职能，并建立了人民银行总行、分行两个层次的跨国银行监管体系。总行层次主要负责批准跨国银行的市场准入,汇总分析跨国银行的财务报表,领导各分行对跨国银行实施现场和非现场的检查,制定相关的跨国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法则和准则。人民银行分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和辖区内的跨国银行直接接触,初步审查外资银行的财务报表,将本地区的监管信息报送至总行等。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国内不断涌现出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监管经验的跨国银行监管人员；②监管手段日趋多样化,在监管过程中逐步采用的多种手段,如开业检查、非现场和现场检查、三方会议和外部审计等；③对跨国银行的监管重点逐步从合规行检查向风险性监管过渡；④与国外监管机构的联系得到了加强等,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目前中央银行监管的主导作用已经确立,我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体系无论从监管理念、机构建设和监管方式上来看,都还存在一些弊端。

2 现今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缺陷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现今跨国银行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金融监管将会更加严格。为了迅速缓解危机,各国往往会通过强有力的措施直接作用于金融实体。可以说,这样的措施虽然救得一时,但从其制度设计上却根本难以长久,更与建立稳健、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宗旨难以契合。现行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国家宏观统筹与现实微观监管难以兼顾

长期以来,跨国银行监管当局主要关注单个银行的稳健性,重点防止和避免单家银行因经营不善和过度承担风险而倒闭,通过增强单家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实现银行体系的稳定。虽然对跨国银行从微观上对单个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意义重大,但从长远来看,银行作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集团,仅仅对其从微观上进行日常监管是不够充分的。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风险的传播和扩散相当迅速。此时,由于微观监管的局限性,使得监管当局看不到系统性风险,在风险发生时难以从宏观上制定措施。巴塞尔体系在宏观层面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也相对较少。

2.2 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化的并行

金融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进了金融创新,激发了金融机构的活力；另一方面过度的市场化使得风险更加难以控制。此时,就需要金融管制为快速发展的金融业提供一个保障其高速运行的轨道。因此,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化与金融管制之间寻找一个“度”,既保障金融业的活力与创新,又不至于因为其快速运行而偏离监管的轨道。当今由于金融风暴受到重创的监管当局可能更倾向于严格的监管制度,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措施只能是过渡性的政策,在经济恢复正常之后,适度的监管仍应是各国监管当局理性的选择。

2.3 监管责任与标准的不明确

巴塞尔体系就东道国与母国在跨国银行监管方面的责任进行了原则性的划分。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跨国银行的复杂结构使得责任划分很难明确。此外,协议划分的责任局限于跨国银行的流动性和清偿性,对欺诈、高级管理层的和个性等问题没有规定由何国决定。巴塞尔体系是没有强制力的建议性文件,其中规定的相关监管标准在实践中难以奏效。

3 金融危机后监管体系的完善举措

3.1 国际社会金融平台的充分使用

金融全球化并没有取消国家的存在,我们应当看到,国际社会为跨国银行监管的政策探讨和经验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巴塞尔委员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经济危机过后,金融稳定论坛机制的活跃值得各国监管当局予以重视。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FS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采取更切实的措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论坛的工作报告以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监管者组织和出席论坛的央行专家的报告为基础,系统汇集了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的重大监管措施,包括相关标准和良好行为准则的制定、政策建议的出台以及分析研究工作的进展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银行风险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应当置身于国际社会以协商讨论解决,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为各国交流监管经验提供了一个平台。我国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以此为平台,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探寻适合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制度。

3.2 母国监管与我国监管的有机统一

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国际上一直实行两大原则,即母国监管原则和东道国监管原则。两大原则各有利弊,世界金融发展史表明,单独实行其中任一原则都不可行,都会导致监管的不力和缺失。而如果对这两大原则平行使用,不分主次,也会引起监管的责权不清、主次不分,使得监管效率难以保障。在如何把握两者的度上,首先应该坚持跨国银行的监管始终把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并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变化不断调整。对跨国银行的监管以母国监管为基础,同时不断强化东道国的监管,尤其是风险监管上,努力实现监管的本地化。与此同时,在经营过程中的我国本地化的监管可以保证跨国银行的稳健运行,双重监管的体制能更好地降低风险,保障金融秩序的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过度强调东道国的监管,很可能会引起被监管银行母国的同等对待,使得我国的银行在外可能会受到他国的不公平待遇。

3.3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双向发展

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监管当局应该更新监管理念,确立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使其制度化、规则化,而不能以实现短期利益为目标的金融政策代替法律法规。此外,应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法制。首先，明确金融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的区别,做到有效监管。其次,由于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创新,因此,应事先确立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将金融监管原则条文化。最后,在构建具体监管制度时,针对金融产品预留一定的风险控制区间,为高速发展金融行业和今后的金融产品创新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4 结 论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危机时代,理性分析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失败的监管措施和教训,学习其先进的监管理念和较为成熟的监管体系,对我国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形成较为完备的跨国银行监管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金融风暴的到来,是危机也是机遇。我国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制定较为完备的金融监管法律,构建较为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同时,我国也可以为跨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健全,构建公正、合理、健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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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8

一、引言：研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商业银行经理行为的必要性

1998年10月，官方报道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6000亿美元，部分分析家认为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10000亿美元，占未回收贷款的20%。

国务院总理于2003年1月24日在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深化金融改革，有步骤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金融队伍建设，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原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在2002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布，2001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为贷款余额的25.37%。

截至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口径，建行不良贷款率15.36％，比年初下降3.99个百分点；中银集团不良资产率22.37％，比2001年末下降5.14个百分点；工行不良贷款率25.52％，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与其它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行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尽管如此，去年农行不良贷款占比在连续两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72个百分点，三年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银行不良贷款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也较多。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资本充足率、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列为三大支柱。

其中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和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正确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发生变动导致损失的风险。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既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相匹配，也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以鼓励银行开发和采用更好的风险管理技术来监测和管理它们的风险，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行业监管。市场纪律对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提出了一整套强制规定要求和建议，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社会监管。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调如何测算贷款风险，缺少对银行不良贷款生成机理的分析。

国外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在研究银行危机的文献中同时讨论，如：BrendaGonzales-Hermosillo（1999），HesnaGenay（1998），JENNYCORBETT;JANETMITCHELL;AndrewWinton（2000），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脆弱性的文献中讨论，如：Minsky,HymanP.（1964，1982，1986，1995）等。国内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专门以“银行不良贷款”为题目的，如：于为群（2001），李玲（1999），林永平、袁桂祥、蔡友才（1998），刘桃生、徐长生、方先明（1998），刘文庆（2001），毛瑞宁（2002），孟猛（2000），彭歆（2000），史建平（1997），薛峰（1997），中央银行天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2），周银华（2000）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与信贷风险时、企业的高负债时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如：余永定（2000），谢平（1992）、易纲（1996），袁钢明（2000），林毅夫（2000），樊会文（1998），杜佳（2001），韩平（2001），苏同华（1999），张陶伟（2001），陈学彬（1997），张亦春、余运九（1998）等。

上述文献对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属于委托人）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人）行为的研究不够。除了上述文献外，还有众多的文章，其特点大多与上述文献相似。所以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地研究，特别是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

由于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属于委托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取决于委托人与人间的利益冲突。

这种利益冲突可用便士博弈模型的变种（监管模型）去研究，即用扩展的监管模型进一步地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参数，他们的行为参数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的概率的大小。

二、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博弈的监管模型并且分析模型

1、假设与模型的支付矩阵

A．假设有一个企业向一国有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万元，信贷部的经理人员决定是否发放这一笔贷款，经调查，这个企业不具备还款的能力，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将成为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

B．这个企业向信贷部的经理人表示，如果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到帐后将用万元作为回扣，为每一元贷款的回扣，即回扣率。

如果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合作，共同分配万元回扣。如果回扣率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的关系是万元，为金融监管部门所分配的回扣万元的倍数（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即金融监管部门可获得万元，万元来自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回扣RL万元，这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实际得回扣-=（1-）万元，C．若金融监管部门检查这一笔万元的违规贷款，则检查成本为万元，为每一元贷款的检查成本。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挽回（L-）万元的违规贷款损失。并且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万元的罚款，为每一元贷款的罚款，即罚款率，罚款万元全部上缴金融监管部门。

D．当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发放贷款给这个企业，同时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得到万元的负效用，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

E.参数、、、、可以大于等于零，也可以小于零，假定。

显然从上面的假定可知，上述博弈不存在纳什均衡。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不贷款；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贷款，假定满足；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检查；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检查。

F．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各自的概率选择自己的行动，构成混合战略。假定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混合战略为（即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的概率选择贷款，以的概率选择不贷款）；假定金融监管部门的混合战略为（即金融监管部门以的概率选择检查，以的概率选择不检查）。

由上面的假设可以写出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2

表2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

2、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对不良贷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的贷款概率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即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降低。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隐含的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反而可以增加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比较容易理解。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能够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是建立在假设“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的基础上。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是建立在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的基础上，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尽管增加了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损失，但是由于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与罚款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

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一方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要遭受罚款，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要参与回扣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回扣反而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这种情况的效果实际上与一样）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或者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回扣全部提取，即，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也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也不能增加不良贷款。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银行的脆弱性不变。

（4）、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

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参与分配回扣，否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将会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稳定，增加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时）。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虽然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但是表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种情况只有理论意义，实际中很少见）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也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不影响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3、对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与不检查不良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的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一般我们讨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大于零的情况，存在两种组合。

I

此时要求保证。

II

此时要求以保证。

I种情况是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成立，II种情况理论上可以满足，但实践中成立出现的概率较少。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因为假设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才能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因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的比例小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少见的，因为的意思是罚款率可能为负数，即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不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罚款，反而还奖励。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因为，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不罚款，反而倒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以很大的奖励，这当然使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受损，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就必然增加。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虽然回扣率增加，但是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回扣的分配，不会增加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所以金融监管部门不会增加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积极性。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增加，因而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尽管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罚款率的增加反而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

此时，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和参与回扣的分配率刚好等于回扣率的倒数的共同作用，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能降低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不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得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用图1表示为：

图1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此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

在顶点T的左方，；在顶点T的右方，。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严禁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降低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小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改善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当金融监管部门可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可以提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改变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会降低不良贷款，也不会降低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32－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根据危机爆发的先后顺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国奥兰治县破产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巨额亏损，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1997年初英国国民西敏士银行巨额亏损和年中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倒闭，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都有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损失严重的特点，它们的影响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大量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按照金融监管所涵盖范围的大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日益扩大，狭义的金融监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拟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1]这一定义包括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

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仅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达55．5％。，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往往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方向。[2]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金融条件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理论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它的发展变化以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变化为依托。对金融监管理论影响最大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它们分别成为金融监管是放任自由还是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来源。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则是凯恩斯主义独领的时代，政府普遍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因此大行其道。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量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审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中寻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总体评述，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金融监管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给不充分、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由于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对称还是信息不完全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损失。以“贷款人――银行――存款人”这一关系链为例，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贷款人具有信息优势，银行很难确切地知道贷款人的真实状况和贷款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而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银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银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贷款人使用的状况。这就有可能出现贷款人把风险或损失转嫁给银行，银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风险或损失不适当地转嫁给存款人，同样，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实践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因此，考察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必然遇到统一性不足而多样化的困难。为此，下文将以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做一些分析。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因此，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3]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观点的另一佐证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监管进行连篇累牍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如何从监管中获取收益的论述却显得很不充分。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

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在欧元区国家中，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有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根据1999年各国中央银行公开出版物显示，只有35％的工业化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内，而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则把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之外。[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从分散化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化。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3．监管依据的新趋势

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法带有显著的国别特征。但就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其监管依据却有很大的共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但是随着2006年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①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效仿。

4．监管对象的新趋势

20世纪早期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与日俱增，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金融监管对象日益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例，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银行、证券、信托以及保险业务、长短期批发零售业务、政策性业务等都是相互分离的，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因此，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考虑，金融监管当局都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5．监管方式的新趋势

20世纪上半叶，金融学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阶段。20世纪后半叶，金融界发生了两次华尔街革命②，工程思维被引入金融学，标志着金融学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模型化监管虽然代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地说，这种监管方法可能会使银行建立两套模型：一套用于内部风险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不遵照监管当局的参数标准，而是采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技术，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套模型仅仅用于决定监管资本，这套模型完全遵照监管者的要求而设定。也就是说，采用这种监管方法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相一致。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对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 Approach，即PCA）。该方案的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银行在测试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将保持的最大损失值），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

预先承诺法能够将银行出于内部风险管理目的而计算出的风险价值同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而要求银行确定的资本要求有效地联系起来。在预先承诺法中，每个银行预先承诺的资本数量是根据其特有的市场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场上业务水平作出的，因此解决了“一刀切”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1995年10月31日美国清算机构的成员银行在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信中建议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考虑实施PCA方案。虽然这一方法尚未被纳入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但从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精神――内外监管相结合，但更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调动和发挥。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趋势对国际金融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予重要的启示。

从监管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善于吸收和应用这些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现阶段金融监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国金融界应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的不公正。

从监管实践上讲，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各要素的变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对我国金融监管具有借鉴作用。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作为西方国家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尤其适用。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各种经济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即银行、证券、保险分别设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加以监督管理。从全球看，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监管的趋势，但多数国家（82％）仍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制，有72％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5]因此，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是对我国监管依据的启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旧巴塞尔协议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2005―200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国性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会规定的8％的银行共计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熟悉新巴塞尔协议的人才的培养以及高额的实施成本等，我国目前及十国集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头几年里，仍将重点实施好旧巴塞尔协议，并逐渐将“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纳入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以期向新巴塞尔协议靠拢。

四是对我国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非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跨国银行及非银行跨国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或者监管不当，也会像商业银行一样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中国第二大外币债券发行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因为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于1998年宣布破产倒闭，引起海内外震惊。这提醒我国今后要针对金融监管对象的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是对监管方式的启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监管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合规性监管和标准化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不利于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监管，经常会遇到想要“亡羊补牢”却发现为时已晚；标准化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通过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管措施，但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对当今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金融监方式要积极吸收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逐渐向数字化模型化监管转变，为以后更高级的承诺式监管做好准备。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不能匆忙上阵，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防止不切实际的跟进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

注释：

①十国集团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马科威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科威茨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参考文献：

[1][3] 韩汉君、王振富、丁忠明编著．金融监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银行金融监管论文例10

定义分歧

自从“影子银行”这个名词在学术界和金融界被提出后，大家对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就没有统一过，有的强调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机构叫影子银行，有的则认为银行表外的业务叫影子银行，有的则强调类似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叫影子银行。

而这次107号文把我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分为了三类：一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无监管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新型网络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二是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三是机构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监管不足或规避监管的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部分理财业务等。

国际金融投资家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家孙飞认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的游资、热资、黑钱、非法资金等，像信托公司、银行理财都在监管的范畴之列，不应该叫影子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建军则认为：“影子银行在美国主要指货币市场基金，类似于中国的余额宝，就是老百姓用自己的积蓄购买货币市场基金，赚取一定的利差；而货币市场基金将老百姓的小规模闲散资金吸收过来后，去做其他的融资，去购买长期的债权或证券产？品。”

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化桥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银行（理财产品）自己就是最大的影子银行，目前对于影子银行的分类并不重要，我只注重实质。”

有文献记载，最早使用影子银行体系概念的是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执行董事McCulley，他将影子银行定义为“有银行之实却无银行之名的种类繁杂的各类银行之外的机构”。在美国，影子银行又叫平行银行，意思是与商业银行并存，又完全在商业银行系统市场之？外。

此前，国内经济学界也对影子银行的定义进行过讨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影子银行主要包括非正式金融部门（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私募股权（PE）和财富管理产品（WMP）。而在中国特定的金融体系下，我认为将银行贷款、IPO（首次公开发行）融资之外的几乎全部融资，都归入影子银行系统是恰当？的。

事实上，107号文尽管对影子银行进行了分类，但业内不少人士仍认为对于影子银行的定义并未厘清，因为这样的分类在逻辑上并没有并列关系，划分的实际意义不大。而将缺乏监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也划入影子银行后，什么机构和业务才叫缺乏监管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107号文实际上并未真正给出影子银行的定义。

风险在哪

107号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降低影子银行的风险。文件要求，要做好影子银行的风险防控，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督检查，并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但是，对于影子银行的风险到底在哪？并未提及。

范建军认为：“美国把没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和金融公司定义为银子银行。真正的影子银行的确容易产生风险，尤其是货币市场基金。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市场基金会出现一个短缺的结构，会有大批的货币市场基金破产。因为货币市场基金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就是一般买货币市场基金的人，都想获得短期的利息收益，但是，这些资金汇集起来之后又去做了长期的投资，而且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人根本不关心他的钱被投资了什么项目，整个资产都是混在一起的，这就存在一个期限错配的问题。一旦遇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基金就会收缩。”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影子银行进入门槛还是比较高，也都是一些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人去参与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建军告诉记者：“中国的影子银行远没有发展到像美国货币市场基金那种程度，美国经济已经很发达了，它不会触及像信托这种融资业务，所以要分清楚中国影子银行与国外影子银行的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用市场型信用机构来定义影子银行，因为这些非信贷融资业务是在银行体系或依托银行体系完成的，所以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银行的影子业务”，以区别于正规信贷业务的其他债务融资方式。

有统计显示，在央行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之下的未贴现票据、信托和委托贷款余额为13.7万亿元。在这个基础上，社会融资规模中未包括的信托资产和民间借贷大概在7.2万亿元左右，由此估算，影子银行总规模在20.9万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非银行所持有的企业债券，影子银行数额将达到24.4万亿元，占GDP的46.5%。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数据，2011年年底，G20国家影子银行占其GDP的比重达111%。这样看来，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并不算大。

孙飞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并不严重，中国金融业有180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商业银行占145万亿元，而游离于监管范畴之外的才叫影子银行，这部分影子银行也无法兴风作浪，不会对中国经济构成系统性风险。”

如何监管

由于影子银行是多头监管，监管模糊地带始终存在。107号文件要求按照谁审批谁负责风险的处置原则，合理分工监管责任。这样一来，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将涵盖一行三会，并从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

在多头监管的格局下，监管的重叠和漏洞就在所难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空间仍然存在。而对于近年来出现的新型金融模式，比如第三方理财、网络金融、非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等，107号文件中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监管说明，这就会造成在执行过程中仍避免不了监管漏洞的可？能。

有业内专家认为，107号文更多的监管思路仍然是行政导向，要求金融机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事实上，中国的影子银行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规避监管。太多、太严格的监管只会给影子银行更强的规避监管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