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1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十分的重要的，假如你不相信他的话，那你又怎么能让人相信呢。当你做出对朋友不利的事情来的话，你的良心也会受到谴责的，就像是肉被割了一块一样，富兰克林说过：“失足，你可以马上恢复战立；失信，你也许用难挽回。”希望大家不要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古人也说过；“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大家请听听一个小故事吧。

从前有两个小男孩，从小感情就很好，有一个坏巫婆想让他们自相残杀，于是就设下了一个陷阱，她知道两个小男孩都喜欢上了一个小女孩，就骗其中一个小男孩说：“小弟弟，你喜欢的女孩已经喜欢上你的好兄弟了，想报仇吗？我可以帮你哦。”小男孩听了果然中计了，和另外一个小男孩决裂了，最后，两个小男孩打了起来，而却不小心将那位小女孩打死了，最后他俩都很后悔，就自杀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去信任他人，那别人怎么又会信任你呢？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2

目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研究，大多数学生存在较低的人际信任，人际交往技巧缺乏，不能很好地顺应时展和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无法与社会协调发展。心理学家们非常关注摆在人们面前的交往压力，而且对于由于交往技巧贫乏或质量较差引起的孤独感体验给予较多的关注。个体的人际交往程度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测人际交往状况。孤独感是个体情感变动的心理体验，是日常人际交往和沟通方式的根本性的不同，使个体在各种场合中的交际技巧、认知或沟通能力等都发生了广泛性的迟缓。人际交往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孤独感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心理是否健康，所以人际信任和孤独感是评价心理健康的两个重要指标。

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在人与人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话语、诺言及书信或口头陈述的可信任程度的概括化期望。彭泗清的研究证明：一般将人际信任划分为：对他人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人品的信任，其中对他人能力的信任指相信某人有足够的才能办好一件事，对他人人品的信任主要指对人品的信任。孤独感，社会学家强调指一种非客观的心理感受，是主观意义上的一种心理感受，普遍发现它是困扰现代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1]。韦斯（1973）指出孤独感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或体验，特别指个体感到缺少令他满意的人际关系时，即现有的人际交往水平与对渴望中的人际交往的差距。同时将孤独感分为两类：社会孤独感和情绪孤独感。

参照前人的调查研究，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孤独感的研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是各自的单独研究或者侧重于和其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和孤独感的研究更少，只有类似的研究，而且现有研究不够深入全面。本研究调查了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的相关情况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帮助在校大学生从自身出发改善人际交往，建立亲密关系，提高情感生活质量，获得幸福感。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盐城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共280名，共发放问卷280卷，回收问卷260卷，有效问卷数241卷，有效回收率为92.69%。

1.2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法，学生按照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问卷现场发放，现场收回。研究工具包括人际信任量表和孤独感量表。（1）人际信任量表：人际信任量表由Rotter JB于1967年编制。该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本问卷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五点自评式量表，总分越高，人际信任度越高。通过因子分析，发现人际信任有两个因素，分别是特殊人际信任因子和普通人际信任因子。（2）孤独感量表：UCLA孤独量表由Russell等人编制，量表采用四点记分，针对每个条目涉及的主观体验进行评分，总分从20分（孤独感最弱）至80分（孤独感最强）。该量表适用于各种人群，α系数为0.841，重测相关系数为0.623[2]。

1.3统计分析

对研究和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检查和校对后，采用SPSS14.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以p

2.结果

2.1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孤独感得分的描述统计情况

由表1可知，在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总分的得分范围为44分～97分，平均分为73.44，低于理论平均数75分。其殊人际信任的得分范围为17分～53分，平均得分为34.89，普通人际信任的得分范围为19分～53分，平均得分为38.56。孤独感总体水平，有11.20%（总分在低于40分）的学生在正常范围内，有86.72%（总分在40分～60分）的学生属于中度孤独，有2.07%（总分高于60分）的学生属于高度孤独。

2.2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年级差异分析（表2）

由表2可知，各年级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得分均值在普通人际信任、特殊人际信任这两个因子上存在差异，孤独感得分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2.3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表3）

由表3可知，在校大学生孤独感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r=-0.306，P

表1 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描述性统计（M±SD）

表2 不同年级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差异比较（M±SD）

表3 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相关

3.讨论

从本次调查结果看，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平均得分是73.44，低于理论平均数75分，表明在校大学生群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偏低，这个结论和庞彤彤等人的结果一致。郑信军[3]对中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和孤独感进行研究，结果是人际信任总体水平低于理论值，这表明人际信任度低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有中度孤独，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在校大学生的孤独感偏高，孤独感是目前在校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情感体验[4]。当代大学生处在信息时代，然而电子产品的发达并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可以足不出户但是不能离开手机电脑，缺少沟通交流是他们孤独感偏高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级人际信任差异显著。因为不同年级面对不同的学业压力和人际压力，所以不同年级在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大一学生的信任度最高。大一新生刚刚从单纯的中学时代过渡而来，思想上可能更多地停留在中学，所以他们的人际信任相比其他两个年级而言是最高的。不同年级，孤独感有显著性差异。从总体得分看，大二学生的孤独感最强烈，其次是大三学生。现实情况下，大二、大三学生学习压力相当大，经过一两年的深入接触和交往，他们不再像大一刚来以宿舍为集体出行一样，而是分别形成不同的小集体，游离于小集体之外的学生会有孤独感体验。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人际信任越低，拥有越多的孤独感体验。这一结论与范佳丽[5]等人的结果一致，他们认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的在校大学生，对他人抱着积极的态度，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感到较低的孤独感体验；从整体水平上看人际信任水平越低，孤独感体验越多。韦耀阳等人对中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和孤独感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认为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原因[6]。人际信任度低的人，对周围的一切存在戒备心理及时刻保持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再加之人际交往水平低，所以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感到孤独，有强烈的孤独感体验。

总之，在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人际信任越低，孤独感越强烈。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学校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关心学生的情商发展，平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水平，创造和谐的交往环境。同时，引导学生多参加社团活动，鼓励学生陶冶情操，丰富大学生活，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黄海.在校大学生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论文，2011（10）：21.

[2]徐本华，庞彦翔.大学生人际信任与抑郁的相关研究.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4，6（10）：106-108.

[3]伍明辉，宋凤宁.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6，12（6）：40-42.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3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34-02

在社会学领域中信任概念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并且已形成基本共识的一种理论观念。但在政治学领域中对信任概念的认识与讨论仅在近年来开始有所涉猎，进入中国政治学者研究视域的时间更短，对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认识还呈多元化的态势。信任在人类关系中普遍存在，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信任将不可能构建持续的人类关系。信任作为人们在彼此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产物，反映了不同的信任主体与信任客体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及人与制度的关系，形成了人际信任、社会信任、政府信任及制度信任，呈现出彼此相互关联而又多元化的关系模式。

一、人与人的关系：人际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水平扩展的信任，是关于期望他人行为的信念、期望与信心。“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是“交往双方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的易受攻击性的相互信心”[1]17。人们对“别的每一个人”行为偏好与行为倾向认知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信任需要信息与经验为支撑。

首先，信息的搜集与获取决定了信任是有成本、有风险的，作为信任者首先要查明或确知被信任者在实际中是否将以信任者期望他们的行动方式而行动，并且对信任风险有所估价与防范，只有信任他人给信任者所带来利益超过信任成本时，信任者才可能甘冒信任风险而追求人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一旦信任被给予某个行为者，它就成为一种节省信息成本、监督成本与惩罚成本的有效手段。其次，过去重复交往的经验决定信任产生的前提，“建立信任的动力可以在时间轴线上表示出来。从过去的经验当中逐步形成在当下关于未来行为预期的倾向。”[2]47人们先是基于经验产生一种信念，即相信他人愿意通过行动或不行动来增进彼此间的福利，重复交往的合作经验可以使人们得到互惠的结果，人们的动机是利己的，但效果却是利他的，激励着人们寻求更多的合作，日益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密切信任关系。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信任

如果说人际信任是建立在少数熟人间的特殊信任，那么社会信任就是个人对社会中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因此，信任又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群体是以相互信任为基础而产生的，没有信任，群体不可能自发形成。作为一个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信任是完全值得追求的，并且有益的价值。它形成于社会不同群体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利益，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组成的群体社会，将更加宽容与和谐。信任像种子一样在社会成员中传播开来，由人与人之间的特殊信任扩展为个人对社会整体的普遍信任。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信任文化氛围，置于信任社会中的人普遍对社会现状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社会中的其他人同自己一样，愿意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承担社会责任，遵循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诚实、忠诚和可靠等普遍的社会德行，构成了福山在《信任》中提到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3]30罗伯特・帕特南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资本”的思想，认为“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规范和信任――能使参与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动，去追求共同的目标，简言之，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联系以及伴随的规范和信任”[4]10。有了社会的普遍信任才可能促成更多的社会合作行动，社会信任以其显著的社会关系激活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绩效。

三、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信任

从政治学理论上说，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横向信任关系。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等级关系。这种关系中能否产生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呢？哈丁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和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5]87

从公民的角度看，如果公民对政治信息不知情，无相关利益认知，与政府官员关系冷淡，都使公民没有能力去信任或不信任。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政府违背公共利益、打破公平正义、以自利、欺诈、腐败、专制的方式执政，不信任政府将具有理性与价值。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沿袭着对政治不信任的观念，认为不信任是民主国家的主要动力，是民主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一种必然存在。但“当代著作通常认为，如果政府运行良好，那么公民就应当信任政府。”[2]21同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却认为，政府的成立是以承诺维护公民的权利、增进公共福祉与秩序为目的，而公民以契约的方式认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并信任政府能够不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因此，“民主必须把信任网络部分地融入公共政治，如果公民在追求他们的较大的集体事业时所运用的基本的信任网络仍然和公共政治隔离，那么公民就很少有动机参与政治，但是却有很强的动机要求保护他们的社会免于政治干预。”[2]序9在一定条件下，当公民转而寻求政府的保护和保障时，公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网络就会与公共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公共政治的积极参与者[6]27。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取决于公民对政府及政策的了解及对他们的评价与期望。这需要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商合作、监督限制政府权力、塑造责任政府来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四、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信任

由于人性的不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依赖于公正理性的制度建构，但制度又是由人来制定与执行的，所以，制度作用的发挥又离不了人。人与制度的关系是解释现实政治生活中信任问题的重要路径。制度信任是在人际信任、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基础之上的最根本的信任，制度既是信任的对象，又是信任的基础。

一方面，制度是信任的对象。因为人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可能信赖作为信任中介和普及者的制度。理由是“制度将不断地按照我已知它们将要动作的常规方式动作。”“制度规则被看成是自我再生、自动实施、具有路径依赖和可以永久存在的，而且没有人能指望歪曲它们或干涉它们的预期动作，因此值得依赖。”[2]61人们信任某一制度，“意味着知道其构成规则、价值与准则为参与者所共有，而且他们认为这些规则、价值、准则是有约束力的。”[2]序7如果人们认同这一制度是合理，就会激发人们对制度的稳定的支持及坚定的服从。可见，将复杂性简化的制度能否真正得以履行要依赖于人民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制度是信任的基础。“制度及其构成规则从两个方面提升了政治信任：对于被信任者（政府）而言，制度及其规则提升了它们的责任性和可信度；对于信任者（公民）而言，制度及其规则为他们提供了规避信任风险的保障措施。”[7]民主制度使政治信任成为可能，因为制度本身是人们民主参与决策并合法认同的结果。但民主制度并不必然产生政治信任，与后物质文化的发展相伴随的是人们对政府权威性依赖的降低，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精英评价的标准更高，可能导致制度信任的降低。独裁制度政府使信任似乎难以存在，但并不是不可能存在信任。仅改变制度并不能建立信任，人的因素也是重要原因，长期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成的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制度信任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

综上所述，信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的，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公民政府之间及人与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各种关系之间的发展有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人际信任是信任的基石，是人的一种心理态度与期望，在合作、互惠的主观愿望下实现关系的持续性。这种人际信任形成的信任文化与习俗会扩散到社会当中，积累普遍的社会资本，形成减少监督惩罚成本、促进合作的社会信任。当社会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衔接起来，对公共政治产生影响时，就产生了公民与政府互动下的政府信任问题。在人际信任、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人对制度的稳定信任，制度信任通过维持政治制度稳定的功能实现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分配。因此，这四种信任机制共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政治秩序的实现。

人际信任是基础，其他三个层次的信任都必须通过人际信任发挥各自的作用。但当今中国的“杀熟”现象导致了人际信任危机同时，也正摧毁着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动摇着影响政治系统的制度信任。因此，要从人际信任建构出发，使诚信、善意、信心、乐观、合作、责任等影响信任感的文化因素发挥作用，影响人与人交往的心理倾向与愿望，形成促进现代社会与政治发展所必需的信任基础。同时，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也会对人际信任产生深刻的影响。社会信任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对人性善的要求更高，信任更加脆弱，但在共同约束与重复交往中合作共赢的利他行为会促使信任的提升。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以重视社会信用为基础，促进合作与扬善抑恶对人行为的引导，使“互惠与道德”[1]48形成互补，共同促进社会信任的建构。政府信任是信任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由于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将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与公民之间产生沟通的隔阂，造成公民对政治的冷淡与敌视。政府和官员失信，拖累了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的降低。亨廷顿曾指出，公共权威的关键性职能就是增加在全社会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信任。那些缺乏稳定和效能的政府和社会，也同样缺乏公民间的相互信任[8]26-27。可见，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与社会信任的重要影响性。制度信任是四种信任当中最根本的信任，它在维持现行民主政体合法性与稳定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前三者信任的建构将促进民主制度绩效的提高，有效率的民主制度取决于政府信任关系的建立。反之信任衰退，将对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参考文献：

[1]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4][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5][美]查尔斯・蒂利.民主[M].魏洪，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4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36-0033-02

人际信任危机就是指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产生怀疑，双方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的不安全感。国企职工在社会转型期也出现了人际信任危机，研究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程度对于了解劳动者群体甚至更广大民众的人际信任危机的现状显得尤为重要。本次调查采量表法及访谈法，量表使用人际信任量表（ITS），其内容涉及各种处境下的人际信任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调查对象均为贵州省Z公司的在职职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量表300份，回收有效量表260份，调查对象年龄段从20～60岁。

1 贵州省Z公司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实证调查结果

通过对贵州省Z公司在职国企职工进行量表调查以及深入的访谈，发现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1 国企职工存在人际信任危机

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程度得分普遍较低，得分平均值显著地低于量表的中间值。此次量表测量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可以表明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1.2 国企职工对于父母等亲人的信任程度很高

即国企职工与父母等亲人之间基本不存在人际信任危机。国企职工对于父母的人际信任程度得分平均值超过题目中间值，调查者中得到最高分数的人数也达到总人数1/3以上，充分说明国企职工与父母之间基本不存在人际信任危机。

1.3 国企职工对于陌生人的人际信任程度很低

国企职工与陌生人之间存在很大的人际信任危机问题，对陌生人的人际信任程度得分平均值明显低于中间值，调查者中得到最低分数的人数也将近是总人数的1/3，说明国企职工对陌生人存在人际信任危机。

1.4 对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信任程度一般

国企职工对于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一般，虽然存在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但是危机影响程度并不严重。国企职工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得分集中在题目中间值上下，表明国企职工对国家机构的人际信任程度一般，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十分严重的人际信任危机。

1.5 对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信任程度较低

国企职工对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人际信任程度比较低，国企职工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之间存在有人际信任危机。国企职工对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得分平均值低于题目中间值，调查者中得到最低分数的人数也超过总人数的1/4，说明国企职工对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存在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

1.6 对同事信任程度不高

国企职工对于同事的信任程度不高，国企职工与同事之间存在有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根据访谈内容显示，国企职工对于同事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不会轻易相信周围的同事，与同事之间存在一定的人际信任危机。

综上所述，国企职工存在人际信任危机，除了父母等亲人之外，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表现在与陌生人之间、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之间、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之间以及与同事之间。其中，国企职工对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人际信任危机程度较浅，而对于陌生人、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和同事的人际信任危机程度较深。

2 贵州省Z公司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原因分析

2.1 国企职工自身因素

2.1.1 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外界社会的信任程度越低

国企职工受到高等教育者更容易看到或听到社会媒体报道的社会欺诈现象，将其视为前车之鉴并加以小心，从而也随之减少了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职于Z公司45岁的李某表示，“平常经常会看报纸，上网，会看到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了解太多社会上各种诈骗行为，也会增加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程度。

2.1.2 国企职工对外界新闻和最新文化的敏感性强

国企职工更容易感受到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降低对同事等周围人群的人际信任程度。任职于Z公司财务部的25岁的刘某表示，“当看到有些人被骗的新闻后就会提醒自己，如果自己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一定要谨慎。”对新闻的敏感性使国企职工在遇到和新闻报道中相似的情况时更加不愿意相信他人，从而影响人际信任程度。

2.2 国企职工所处的环境影响因素

2.2.1 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原因

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影响国企职工对陌生组织、陌生人以及竞争者的信任程度。某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正当经济行为赚取利润，这些现象经由新闻媒介传播给国企职工等大众，使其对于社会上各种企业和商家的信任程度下降。例如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毒胶囊等食品安全问题加深了大众对社会企业等各种组织的信任危机。

2.2.2 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原因

政治转型期的政治权力分配出现问题，导致出现了官员的现象，影响着国企职工对于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人际信任程度。政府在转型期法律及制度监管体制不健全，导致企业组织出现的不正当经济行为缺少切实有效的监督，降低国企职工等大众对于国家法律及制度有效性的期待，影响国企职工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

2.2.3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原因

大众传媒不断发展，交往方式的增加使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亲密感降低，进而影响国企职工等大众对朋友、家人等人的人际信任程度。虽然看似人际沟通的次数增加了，但是实质上人际沟通的质量却在下降，任职于Z公司离退休人员服务部的谢某提到，“现在与别人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所以也确实感觉现在的人们没有以前那样的相互信任了。”

3 解决国企职工人际信任危机的几点建议

对于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可以从自身、国有企业、社会和政府的角度三个方面开展活动，进而切实有效地帮助国企职工缓解人际信任危机。

3.1 国企职工自身要提升对他人的信任

①作为信任者，最主要的是抛除偏见。在此次访谈时，国企职工都认为“大部分人都是骗子”，但是事实上并不一定就是这样，必须要抛弃这一固有思想，客观地看待被信任者，才能发现更多可以信任的人或事，从而增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

②作为被信任者，缓解人际信任危机的同时，不应该只是单纯地要求他人真诚地对待自己，更要从自身做起，真诚地对待他人，也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注意自身的诚信行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也就很难产生了。

3.2 国有企业应采取有效举措缓解职工信任危机

作为国企职工的所处的工作环境，从国有企业的角度开展一些有效的活动，可以帮助国企职工更加有效地缓解与同事之间的信任危机，从而促进国企职工提高对于周围其他人的信任程度。

3.2.1 增加员工之间的合作机会，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首先，在精神层面上要灌输团结协作的思想。可以在工作前就将职工聚集起来一起探讨工作任务，强调职工都在完成同一件工作，彼此的目标相同，只有团结协作才可以将工作完成好。

其次，要在政策上号召职工在工作中团结合作。在任务分配后，可以鼓励职工之间增加沟通联系，协调完成任务，及时了解彼此的工作进度，提倡互帮互助，遇到问题一起解决。

3.2.2 完善职工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首先完善竞争机制中注意对职工工作过程以及综合素质的考察。当竞争机制真正得以实施，公平竞争下的职工可以消除以往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猜疑，更加容易沟通，信任程度也会提高。其次尽可能增加职工的升职空间，提供一定的升职机会，这有助于降低竞争比例，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职工不断进行职业学习，提高工作能力。

3.2.3 开展促进职工良好关系的活动

首先在周末或节假日组织职工一起出游或者做其他集体活动，在没有竞争压力和工作压力的非工作时间多加联系，就更容易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从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增加职工之间的信任程度。其次，开展一些团结合作的素质拓展游戏，这是社会工作者进行小组活动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可以通过让职工们在游戏中相互合作帮助他们明白团结的重要性，进而将团结合作意识扩展到日常工作中，增加职工之间的信任程度。

3.3 政府出台有效机制，建设诚信社会

国企职工的人际信任危机有社会背景原因的影响，因此要缓解信任危机，也需要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虑。

3.3.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督举报机制，打击和减少社会不

诚信行为

首先，国企职工和社会大众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不诚信行为十分关注，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一经发现不诚信行为就对其进行严厉惩处，缓解民众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危机。

其次，完善监督举报机制，使各种不诚信行为没有存在的可能。如果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发现各个企业或个人的不诚信行为难免会存在很多的漏洞，所以要通过完善监督举报机制，使民众都可以参与到检举不诚信行为的行列中来减少社会上的各种欺诈现象，增加民众对社会的信任程度。

3.3.2 对新闻的真实客观性进行把关

首先，要继续发挥新闻报道的揭露作用。新闻报道对于社会上各种不诚信行为的揭露可以对于其他企业或个人起到警示作用，从而减少不诚信行为的发生。

其次，要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性。如果对于不诚信行为的报道过于夸大其词，会增加民众对于企业和他人的不信任感。对不诚信行为的报道遮遮掩掩，民众无法得知其中的真相，当遇到相同或相似的情况而没有防备、受到欺骗后，会加深对社会的不信任程度。

参考文献：

[1] 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信任的观点[J].社会学研究，1999，（2）：1-21.

[2] 柳晓青.关于社会信任状况调查的分析与评估[J].法制与经济，2011，（4）：133，135.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5

因此，多年来不断有人在呼唤信任。但是，如此重要的东西，在当代中国为什么严重匮乏？为什么人人都痛切感受到信任之重要，却未能（而且现在看起来也不能）有效地重建信任？我们需要通过探究中国人心智结构中信任的地位，寻找信任重建之道。

信任与反信任的历史

在信任方面，历史上中国人曾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也就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生存与社会传统。

第一种是信任的传统。据可信的古典文献记载，此一传统形成于尧舜时代，其间经过若干反复，由质朴刚健的周人，建立起经典的封建制。在此制度下，人际间的信任联结组成了一种稳定的制度。

与后世庸俗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经典封建制的本质是自由人之间透过契约建立起人身性君臣关系，所谓“委质为臣”。此一君臣共同体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样的社会单元中，人们相互把自己的全部交付给对方。因此，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美德是忠与信，孔子教育其弟子而“主忠信”，确实是对周人伦理观念最为经典的概括。

忠、信相互关联，但也有区别。“信”关涉君臣双方的契约，因而是对双方共同的要求。它要求君臣双方均须信守君臣契约，信守契约规定给自己的义务。只有自己守信，才可以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忠”则主要关涉臣一方的态度，它要求臣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对君的义务。

由此看来，信是优先于忠的。唯有当君臣双方信守契约，君臣关系才可以维系，臣才有责任对君尽忠。齐国贤人晏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人执信，臣人执共（供）。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臣双方都需要信守契约，忠于对方，以笃实、敬慎的态度相互服务于对方。

经由封建契约所建立的信，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人际间信任关系。互信是封建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这种两人间的互信关系相互联结起来，从最基层的井田，经过邦国，一直到天下，并且可以无限扩展。封建制下没有常设警察，没有常备军，也没有自上而下贯通的官僚系统，其秩序基本上就是靠君臣间的互信来维持的，且如果统计王朝的寿命，周是最为漫长的。信任的力量，大矣哉。

不过，中国也存在与信任相关的第二个传统，一个完全反信任的传统。这个传统发端于战国时代，成熟于秦。

春秋后期，也即孔子的时代，封建秩序开始松动。到战国时代，封建的大厦大体坍塌。封建君臣之间的信任网络开始解体，人返回自我，回到自己有限的身体，退化成为个体主义者。

法家立足于这样的现实，给予这种状态以正当化论证，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原子化个体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伦理观。根据这样的伦理学，人与人之间天然地就是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人一生下来，就孤立地生活在自我身体的堡垒之中。当然，为了生存，人也不得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换。法家坚信，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唯一形态，就是基于自我成本―收益计算的商业换关系。《韩非子・饰邪篇》中有一个经典段落：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不仅君臣以利而合，韩非认为，父子、兄弟等亲属之间也是一种利害计算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信任。

不过，对于这一点，法家一点也不担心。相反，他们为此而欢呼。法家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替代封建治理秩序的更为先进、高效率的治理架构，那就是单一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控制―动员体系，暴力贯穿于这一体系中。基于自己对人性的预设，法家相信，唯一可行的国家秩序，就是政府利用暴力强制每个人服从自己的警察统治秩序――法家所谓的法治就是刑治，也就是文法吏、刀笔吏之治，也即警察之治。

因此，法家依据自己的伦理学，认定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不可能的；法家根据其历史哲学，相信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不必要的。最后，法家根据其国家哲学，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根本是有害的，必须予以消灭。

警察治国的前提是人的原子化存在，而为了确保警察治国的效率，又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把人们固定在原子化状态，让他们相互为敌。这样，警察可能遭遇的抵抗就会最小化。法家想到了这一点。商鞅变法最为重要的措施正是连坐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这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最后两条：告奸者得到的奖赏与斩敌相同，藏匿犯罪者所受惩罚与降敌相同。在周的封建制下，君臣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彼此有休戚与共之感。秦人建立的王权制度则把人民视同潜在的敌人。如果他们不尊重警察式官吏的权威，他们就是公然的敌人。这些内部敌人对王权秩序的损害，与外敌相同，必须用最无情的手段予以打击、消灭。进一步，为了有效地控制、消灭这样的内部敌人，政府强制人民相互成为敌人。而所有拒绝相互为敌的人民，就是政府的敌人。

这样，秦统治者让人的原子化的存在制度化了，把不信任变成了这个国度的宪法。随着封建制解体，人们相互的信任本已弱化，秦政府则完全禁止人们相互信任。在这样的制度熏陶下，哪怕亲属之间，秦人都完全没有任何信任可言。汉初贾谊在《新书时变》中这样描述：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

但是，这样的国度其实是无法保持基本秩序的。商鞅、韩非自己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为这种制度的到来奔走呼号，但他们自己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如此记载韩非的悲喜剧结局：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嫉恨）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这确实是一出黑色幽默剧。《韩非子》就是一部装扮上哲学外衣的厚黑学大全，他给君王的全部教导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君王决不能信任任何人。因此，秦始皇决不信任并坚决杀死韩非，正是后者的政治逻辑之内在要求。当然，依据法家的理论，李斯、韩非这两位大师级法家人物相遇，除了相互残杀，人们实在也想不出他们还能干些什么。他们如果相互信任、合作，那就自行证明他们的理论之破产。

而这也就是秦“不二世而亡”的社会心理根源。秦的崩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一种土崩瓦解模式。其原因就在于，秦的制度摧毁人间最基本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只有短期的利益计算关系。皇帝与官吏之间没有信任，皇帝与人民之间没有信任，官吏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官吏与人民之间没有信任，人民相互之间也没有信任。当人们看得见制度提供的利益的时候，这个统治大厦似乎坚不可摧。而一旦制度为个体提供利益的前景变得模糊，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撤出，没有一个人关注其他人的生死。这座宏伟的大厦也就立刻粉碎性溃塌。信任不仅塑造社会秩序，也是统治权的基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秦亡之后，人们普遍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伦理，没有人际间基本信任，治理秩序是根本无法维系的。儒家展开了一场心灵、社会治疗运动，试图清理秦制的毒药。

但是，外表强大的秦制是一剂，对于软弱、阴暗、偏执和不成熟的心灵，它始终具有致命的诱惑力。

汉初以后两千年，两个传统同时驻留于中国人的群体心理中。中国人形成了双面心智结构。一面是人际间的相互不信任，另一面是相互的信任。伴随着秦的覆亡，前者再也不具有伦理和政治的正当性，而隐入人们心灵的深处，一如秦的文法吏走下朝堂，隐入阴暗的监狱。而相互信任的传统则获得了文化、历史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得以主张自己、建设自己、扩展自己。

这个传统的坚守者是正统儒家。儒家形成于封建制的夕阳时代，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保留了对封建制的美好记忆，并对此予以抽象，提出“仁”这样一个伟大观念。此一观念乃是人际相互信任的人性根基所在。

《中庸》对“仁”有一个最为简练的界定：“仁者，人也。”汉代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就是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此即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一”。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所讨论的“通感” （symphony）能力，与此接近。

基于这样的本心之仁，人们之间即可以相互信任。儒家用以处理人际间关系的两种基本范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或者说仁爱），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都是作为人之自然的仁的体现。立人、达人，必以对对方的信任为前提，而勿施于人则显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这样的尊重，也就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孟子则更进一步，为仁提供了一个人性论的论证，此即“人皆有恻隐不忍之心”。这内在于人心之中，它让人们自然地相互亲近，相互信任。由于这种仁心，人们自然地有孝悌之情。由于这种仁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由于这种仁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后，儒家依据上述理念，开始重建社会，也即在已经相互疏离的人们之间重建相互信任、合作的关系。

这就是此后中国人生存的基本格局：儒家努力地向上提撕人心，并基于自己乐观主义的人性论假设相信，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是可以期待的。正是这一希望和力量，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好人”，也即相信他人，帮助他人。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改朝换代不已，但大体尚能维持人际间的基本信任。人们也得以进行正常的合作、交易，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信任的社会结构及支持它的价值、信仰体系。比如，在中国，儒家化的主流佛教并不主张人们离世，而是主张人们信任和关心他人。

当然，法家、兵家的哲学和秦制之精神，也诱惑着一些人为了欲望和利益而算计他人。此即儒家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苦衷所在。这表现了一种对于人心可能掉头向下坠落的忧惧心态。这样的忧惧，见之人间一切正统宗教，但在中国最为中肯。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经历过纯粹原子式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法家和秦制的传统是一个挥之不散的幽灵，那个幽灵不是想象的，而曾经是实在的历史。因而，它的精神深刻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并且展露出艳丽的魅惑，而诱惑某些人飞蛾扑火，比如，曹操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就曾经刻意地召唤这个幽灵。历史上，不信任的人生和政治哲学随时会跳跃出来，支配一个人的心灵，或者支配一个时代的精神。

因此，事实上，在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掌握着权力或者其他资源的人那里，随时都在发生向上提升或者向下坠落的战争。不信任的基因纠缠每个人，不信任的阴影可能在不经意间随时从心灵的深处翻转出来。

可以说，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信任传统与不信任传统之间的神魔之战。当然总体而言，在汉武帝以来的社会中，拜风俗教化之赐，后者的信徒究属少数，不足以撼动社会信任网络及其价值体系。这个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约束人相互疏离的倾向，并塑造人们相互信任的心智。这些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就构成古人所说的“风俗”，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风”，并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教化，塑造着国民的心灵。信任必然是相互的，才是可维系的，风俗就以其普遍性，而构成人们相互信任的共同中介。

但是，这样的风俗却遭遇一场飞来横祸。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启动构建现代国家的事业。20年后，他们遭遇挫折。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他们把罪责归咎于中国既有的价值体系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也即我们所说的“风俗”，据此发起了一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从孙中山开始，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激进政治力量也致力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而将其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拆散出来，以原子化形态，统合于单一中心的权力动员体系中。

这两项运动共同的结果是，中国固有之风俗逐渐崩解，或者被强行毁坏。人们赖以相互信任的共同中介就不复存在，信任也就消解了。

也就是说，20世纪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从战国到秦的历史变迁过程。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也就十分类似于汉武帝时代：在物质主义刺激下，商业极其繁荣。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社会充满紧张与冲突。上至治国者，下至乞讨流浪者，似乎无人享有安宁、幸福。

当更化则更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更化”之说。董仲舒在与汉武帝对话的“天人三策”之第一策中，痛陈社会失序局面，进而提出：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董仲舒所提出的更化之道，就是“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以通往“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之境界。至于具体政策，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董仲舒所说五常之道，始于仁，经过义、礼、智，而终于信，可见，在董仲舒、在儒家心目中，“信”之于健全社会秩序之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信可以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比如信托；信甚至可以成为社会联结的基本纽带，比如封建制。但基础性的信，乃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倾向。也就是面对他者，人愿意相信他人、进而愿意与之相处、与之合作的一种精神趋向。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趋向，社会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并维系，当然也就没有好社会可言。

因此，董仲舒提出的更化之道，在于治疗无所不在的心理疾病，打破每个人对他人的神经质式猜疑、恐惧。在此基础上，人们将会重新发现、养护自己的内心之善，学会彼此信任、尊重，学会面向真善美等价值的合作，而不再把生命完全视为成本―收益计算的过程。简而言之，所谓更化之道，就是信任重建之道。

汉儒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信任重建之道的关键在于“教”之重建，在今天，或许应当说是教之“转进性复兴”。

在中国，教首先是指理性说服和以身作则的“教化”，其次才是指神灵崇拜之宗教。前者就是儒家之教――但在现代语境中不应当说这是“儒教”；各种民间信仰以及外来之宗教则属于后者。儒家也有超越性信仰对象，那就是天。事实上，周人基于君臣之信任而构造的封建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周人深刻的天道信仰。同样，当汉儒重建人际信任的时候，也以重建天道信仰为其前奏。

某种共同的信仰乃是人际重建信任的关键。人作为一个精巧的物体，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因而，生物状态的人具有自我封闭、相互疏离的倾向。霍布斯设想的丛林状态下的人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一心关注于自己有限的肉体内在的欲望和意志，而不在乎他人的意向和反应。外面的世界全部被他当成自己生存的“环境”，他人也就被物化，他以他人为敌人或者猎物。所有正统宗教，包括儒家的天道信仰和教化体系，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人从小我中拉出来。至高的超越者，不论是天，是上帝，还是神，迫使内向的我抬起头来，关注我以外的世界。人对于超越者的共同关注，也让人之间相互关注、亲近、尊重以及信任。这就是宗教的社会功能所在。一旦这样的宗教解体，人们回向小我，信任和社会就会同步消散。

如此，当代中国的更化之道，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需要的是精神的觉醒，宗教的复兴，尤其是儒家的复兴。

实际上，这一更化过程已经展开，但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或者盲目地抗拒这一过程。抗拒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最有趣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一些人士，在抗拒中国人之精神更化这一点上，却携手共进。实际上，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两类人就共享着霍布斯主义的伦理与政治预设：现代秩序的构成单元就是，且只能是丛林状态中的原子化的个体。只是在此之后，双方才产生分歧：有些人主张，唯一能把这样的人捆绑在一起如一人的因素，就是绝对的权力。另一些人则乐观地相信，这些个体只要运用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能力，则在关心自己利益的本能驱动下，相互博弈，就可以创造出一组保障个体的权利，和一套人们相互之间约束，并且约束权力的制度。

这些或阴郁或天真的想象，都不过是幻象。霍布斯的预设不过是法家哲学的现代翻版：个体，利益，计算的能力。这些就是韩非哲学体系的关键词。而此一哲学体系所能带来的结果，秦的败坏和无序状态已经证明了。

这一理论的失败，证明任何以丛林状态为假设的伦理学、法律与社会理论模型，都不可能走出丛林状态。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在人际间建立起底线性质的信任，人们没有合作的意向，必然被锁入相互伤害的路径依赖中，直到相互毁灭。不幸的是，这样的理论范式在当代中国却居于主流地位，从斗争哲学，到主流经济学，到自由主义理论，还有民族主义理论。这真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光谱。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6

一、财务会计具有信任功能的原因

财务会计的信任功能的存在就是因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在已有的理论中，因为在委托与的关系中有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道德风险，需要逆向选择。而这一逻辑的存在才使得财务会计信息体现了它的有用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委托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是导致道德风险的存在与逆向选择的需要一定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吗？在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信息的不对称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而发生这种存在一定主观性的选择和风险原因，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由于希望更多利益流向自己，人会发生了不诚信行为，委托人则会有不信任的存在。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以上的诚信与信任问题，接下来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会存在吗？所以说，这种逻辑存在的实质因素就因为信任问题。那就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信任问题使得财务会计的信息发挥作用，从而财务会计具有了信任功能。

二、在财务会计系统中体现

（一） 财务会计信息的信任功能

委托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问题主要构成之一就是委托人对人的不信任。因为在人用委托人的资金在执行经济活动中，整个的活动的结果才是委托人最重视的，而整个经济活动的过程委托人基本不参与，所以不了解活动经过。因此委托人在选择人之前就要考虑到人的能力问题。怎么反映人的能力呢？财务会计信息是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人表现好坏的客观体现。所以在财务会计的信息体制完善中，越来越将导致委托人利益问题的其他因素区分于人的能力。

在对委托人长期的投资活动中，财务会计的信息不仅仅能体现一位人的能力。更是为人减少了委托人的不信任度。声誉是一个增加信任的重要因素，因为财务会计信息是一种历史信息，是对企业的信誉的一种体现。委托人通过有效的财务会计信息对企业未来可以进行有效的预测。这种可预测的价值使得人的不信任度降低。

委托人不仅可以才能够财务会计的信息中了解企业与人的可靠性。还可以通过制定对财务会计信息要求的规定使得委托人能有一种主动制约人的能力。因为委托人希望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完成利益服务，但是由于人的主观性，很难达到委托的意愿。所以需要委托人制定一些对财务会计信息要求的规章制度和，使得财务会计信息能够更好体现人的能力。

（二）财务会计制度的信任功能

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任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的不诚实守信。而财务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发挥使得人的可信度增加。也就是说财务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决定着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可信度。那怎样才能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呢？在财务会计制度中，已经对于这种信息质量有一个有效的处理过程。

在财务会计制度总则中就要求要用借贷记账法记账。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一规则在两套账户里记录同一项经济活动，再通过试算平衡来核对账目。由于有两套账户的相互核对，使得会计核算的准确与合理性降低了出错的可能。借贷记账法使得企业需要用复试账簿，必须交代清楚经营过程，不能够随意虚构业务。

借贷记账法只是将经济将活动转化为财务会计信息。而财务会计准则是为整个财务会计的运行提供依据。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得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可靠真实反映财务会计的情况呢？在财务会计制度中就为委托人与人提供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为会计信息的制作者提供了一个合理可靠的会计信息的处理方法就是会计的准则的基本功能。有了客观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人的情况得到真实反映，从而委托人对信息的信任度增加。又由于会计准则本身的要求使得信息具有可比性，这样让信息使用者当面对躲着人的信息时能够对信息进行比较选择。这样增加了委托人决策的可靠性，增加了对人的信任度。

经济活动的增加与社会分工的增加使得会计准则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弥补不足。有些人可能利用准则的漏洞在提供错误的财务会计信息。这时就需要外部的审计机构来进行鉴证。

三、影响信息功能的因素

（一）环境因素

在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影响下委托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受到自身方面影响也受制于环境因素。比如制度就是影响信任的重要的因素，可靠的制度能够增加双方的信任程度。还有就是人之间的竞争就能够促进人的诚信，这种市场机制中的可替代性增加了委托人与人的信任程度。

（二）企业内部控制

企业内部建立的有效的控制机制能够为财务会计的信息记录与形成提供良好的环境。如果企业内部就存在信任机制的问题，会使得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受到除了财务会计系统以外因素的影响。这样委托人对人的控制里会消减。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读降低。

（三）关系影响

信任也建立在关系上，越是相近的关系，信任度就越高。由于人与委托人处于不同的环境中而且层次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同质的，这样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规则的不同。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7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公民意识概念涵盖广泛，单从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来看，公民意识是建立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是一种能使公民认识其特有的身份地位、权利与义务的自我认识（张秀雄，2008）。公民意识的核心构成因素之一便是公民责任意识。公民责任意识是指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克服个人利益倾向的自我认识。公民不但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如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其他公益事业等，还有责任对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监督和支持，不断促进和完善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行，使公共机关既不失职也不越权。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胡弘弘，2005）。

从上述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意识的概念来看，两者都强调个体与其他个体、国家、社会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的概念中本身所蕴含的个体自由意识与集体责任观念的两难困境、公民责任意识与他人自由理念的矛盾交织等种种社会关系上的矛盾则更加凸显。既然，公民责任意识的建立如此依赖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那么对人际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尤为重要。

信任是影响个体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个体适应社会的重要标志。Sabel（1993）将信任定义为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我国学者杨中芳等（1999）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其所被托付的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而杨宜音（1999）则从“自己人”和“外人”的角度研究了人际信任，她给出的定义是：人际信任是个体对交往对方的合作性动机与行为、行为与角色规范之间出现因果连带的可靠性预期。虽然前人研究对于人际信任定义的角度不尽一致，但却有共同的部分。即认为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对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信任，强调了个体与他人或其他团体的相互关系。这说明人际信任是影响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欧阳文珍，2000）。

疏离感是另外一个衡量人际关系的重要指标（徐夫真等，2009；王晓霞，2000）。Dean（1961）将疏离感定义为无标准感、无助感和社会隔离感。其中，无标准感是个体感觉自我价值系统与社会价值系统不一致，无助感是个体感觉不能做出选择的感觉，社会隔离感是个体感到从某个社会群体中被隔离。杨东等人（2002）认为，疏离感是个体与自身、周围的人、社会以及自然种种关系之间发生疏远，甚至感到被支配或控制，从而产生了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等多种消极情感。社会疏离感是指个体与社会集体的观念、价值观、文化习俗等社会精神文化之间的疏离的感觉：人际疏离感是指与他人之间产生的疏离的感觉：环境疏离感是个体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之间产生的疏离的感觉。上述对于疏离感概念的解读同样揭示了此因素对于人际关系建立的影响。

高中阶段是个体习得并熟悉更多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期。高中生既希望同伴能带来生活的乐趣，同时又存在学业的竞争。这导致了高中生对他人出现了即信任又不敢完全信任的状态。进入中学阶段，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研究都表明。人际关系的质量对青少年的社会技能、自我意识、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高中生人际信任的健康发展作为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是必须给予关注的。另一方面，高中阶段是个体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转折期，正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这一“社会过渡”的特点使得青少年时期成为个体习得公民意识的“关键期”。在此“关键期”里进行行之有效的公民教育是提高公民意识最为有效的途径。因此，高中生是本研究进行调查研究的最佳对象。

综上可见。人际信任和公民责任意识都涉及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团体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和建立可能存在积极的影响。此外，相关研究也发现，疏离感高的个体表现出一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障碍，不能有效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与所属的社会机构、环境建立有效的联系。从而体验到无助感、无意义感、孤独感等消极的情绪体验（Slater，2003）。这似乎也暗示着高的疏离感水平有可能削弱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与此同时，疏离感在一系列人际关系相关变量研究中还承担着中介变量的角色（邱剑，安芹，2012；邓敏等，2010；陈虎强，2012）。据此，本研究以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共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对疏离感在人际信任和公共责任意识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探索。

2 方法

2.1对象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同一所中学内对350名高一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316份，有效回收率为90.3%。其中，男生147人（46.5%），女生169人（53.5%）；独生子女270人（85.4%），非独生子女46人（14.6%）；重点班146人（46.2%），非重点班170人（53.8%）。

2.2测量工具

2.2.1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

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石向实，安庆云，2010）采用likert 5级计分，共17个项目，包括人品信任、行为一致性和能力信任三个维度。本研究中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8。

2.2.2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

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杨东，张进辅，黄希庭，2002）采用likert 7级计分，共52个项目，其中有6个项目为测谎题，包括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三个因素，各个因素又分别由几个维度构成。社会疏离感包括无意义感、自我疏离感 、社会孤立感和压迫拘束感：人际疏离感包括孤独感、亲人疏离感和不可控制感：环境疏离感包括自然疏离感和生活环境疏离感。本研究中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2.2.3公民责任意识问卷

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本研究自编问卷，其条目来源于文献综述、开放式问卷调查、师生个别访谈以及专家意见的结果。在对问卷条目进行确定的过程中，本研究在高中生的群体中进行了施测，并请专家对问卷的项目进行多次审查、修改。形成的公民责任意识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问卷采用likert 5级计分，共26个项目，包括义务意识、团体意识、环保意识、文明意识和公益意识五个维度。本研究中公民责任意识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2。

2.3数据的处理

采用SPSS 16.0和Amos 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的相关分析

石向实（2010）的研究中对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三个维度与总分呈中高程度相关。但三个维度之间基本上呈中低程度相关，证实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是高中生人际信任的因素，同时维度间相互独立性较好，因此本研究分别考察了这三个维度和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的相关情况，结果见表1。其中，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人品信任与疏离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公民责任意识呈显著正相关。疏离感与公民责任意识呈显著负相关。

3.2人际信任、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的直接效应检验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来检验人际信任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和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分别以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和疏离感为自变量，公民责任意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和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和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的预测作用都要强于疏离感。

3.3疏离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相关学者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先检验疏离感对人品信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的中介效应。加入中介变量疏离感后，人品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总体效应（β=0.401，p<0.001）、中介效应（β=0.100，p<0.01）及直接效应（β=0.294，p<0.01）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疏离感在人品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率为24.93%。或者说，人品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其一是通过疏离感的中介效应间接作用于公民责任意识，另外则是直接促进公民责任意识的发展。

能力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总体效应（β=0.441，p<0.001）、间接效应（β=0.04，p<0.05）及直接效应（β=0.395，p<0.05）也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疏离感在两个变量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率为9.37%。或者说，能力信任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途径共同实现。

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的总体效应（β=0.403，p<0.001）、间接效应（β=0.04，p<0.05）及直接效应（β=0.362，p<0.05）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疏离感在两个变量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率为9.52%。或者说，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途径共同实现。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以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疏离感对两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数据证实了最初的研究假设：疏离感能够部分中介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和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的不同维度、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相关。人品信任、行为一致性、能力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正相关。人品信任，顾名思义，即对他人人品的信任水平（石向实，安庆云，2010）。对他人的人品信任度高，则能与他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则是公民责任意识的必要前提；再者，对他人的能力信任度高也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从而建立良好责任意识的重要前提：同样，对他人的行为一致性的信任程度高，则能更好的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使公民能够在团体中更好地承担其责任；人品信任、行为一致性、能力信任与疏离感存在不同程度的负相关，人品信任、能力信任及行为一致性水平高的人的疏离感低，与他人的相处中将拥有更多的亲密感。此外，疏离感与公民责任意识呈显著性负相关。对社会文化观念以及人际情感交互等方面的不认同和隔离感，终将导致公民责任意识的缺失。此类疏离感对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是起反作用的。相反。较低的疏离感水平则有利于公民责任意识的建立和完善。

本研究对人际信任进行分维度分析的初衷源于行为一致性这个概念是对对方行为、人品、能力的观测，可能较少涉及人际关系的内容。但结果显示行为一致性对公民责任意识和疏离感都存在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除了观测还存在判断和预期的成分。对他人行为的有效预测，增强了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

表2的结果不仅表明了人际信任的所有水平、疏离感都对公民责任意识有预测的作用，还说明了前者的预测作用要显著地强于后者。首先，在杨宜音（2008）的研究中，其根据公私冲突，人我关系矛盾来分析中国公民的公民意识类型。该研究探讨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市场的关系。本文中对于公民责任意识的研究同样从其关系性角度出发，探讨其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证明，人际信任在中国人人际关系行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朱彩霞，2010）。据此可以发现，人际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可能是较为紧密的。此推论与本研究的结果是吻和的。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其公民责任意识越强。因为人际信任本身就是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杨中芳，彭泗清，1999），而这与公民责任意识概念中的某些部分是重叠的（胡弘弘，2005）。前者强调的是个体对双方关系的保障感，而后者强调的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对国家利益的主动维护。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涉及了个体与个体之外个人或团体的关系，不同之处是前者是一种保 障感，后者是一种责任感。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只有个体具有较高的人际间的保障感，才能更好地履行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责任。

其次，疏离感同样涉及处理与他人或团体的关系，只不过它强调的更多是一种不能有效处理社会关系后的孤独感（杨东等，2002）。但其对公民责任意识的预测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疏离感水平越高，公民责任意识越低。疏离感是一个与心理健康高度相关的概念，长期的疏离感会给身心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汤毅晖等，2004）。较低心理健康水平，也必然影响其公民素质。使其很难形成良好的公民责任意识。

另外，本研究结果中人际信任和疏离感对公民责任意识的影响均显著，但是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强于疏离感。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本研究选取的测量工具和所选择的群体类型与以往研究均有所差别，这也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这部分的结果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探索。

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疏离感是人际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问的中介变量，疏离感对人际信任与公民责任意识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当个体对其他个体或团体怀有较高水平的信任感的时候，其更有可能培养更多的积极情绪。因为这种高的人际信任水平带来的保障感，会导致其心态更加积极。同时，个体还会积极地回避可能使这种积极心态受影响的因素，会积极地回避生活中可能给自己带来孤独感、回避感的行为或事件，尽最大可能保持这种积极心态，受到这种积极心态的影响，一方面个体会更容易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密结合，甚至将集体利益等同于或高于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个体会认为自己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并愿意为国家做任何事。所以。在国家或集体利益受到威胁时，这种积极心态就会促使个体更多的担负起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8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1－0021－06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路径

现有关于内部控制治理的研究，大都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契约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备契约的集合，内部控制就是为了在取得低交易成本收益的同时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契约机制(刘明辉、张宜霞，2002)；二是产权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企业(内)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使人们之间交易产权存在较大风险，内部控制就是为了降低内部产权交易风险而建立的一个风险监管机制；三是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利益不一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管理当局总是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因此，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既是管理当局降低与股东、管理当局与其下属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与低层级管理人员、员工之间的委托关系中成本的需要，是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达成的自我约束契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管理当局与股东自我约束契约的必然延伸(李明辉，2002)。这三个角度尽管都给出了内部控制治理的逻辑路线，但是都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即：忽略了企业的本质及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忽视了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本身的信任特征及其知识共享对于内部控制的重要意义。其实，在一个组织中，信任和适度内部控制都是客观存在，组织内的分工合作不仅依靠契约、制度等，在契约、制度无法涉及的方面更多的要依赖信任，组织中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行为之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即分工合作中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的程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高水平信任下的分工合作将弱化适度内部控制的作用；低水平信任则需要高度的内部控制手段维系分工合作。组织中管理者给予被管理者的信任，可以是从高水平信任－低度适度内部控制到低水平信任(不信任)一高度内部控制这一连续区间中的任何一点。

那么，作为分工产物的内部控制，究竟如何看待分工过程中的信任问题?如何处理好组织信任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权衡?这些问题既是现实的困惑，也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本文的研究在于强调以分工为起点探讨企业的内部控制，将分工纳入到企业内部控制的分析框架。企业内部控制，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大。内部控制发展历史表明，在本来不认识的人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内部控制范围扩大和内部控制发展的关键。

二、分工、信息不对称与信任缺失

(一)分工是契约的本质特征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不同的要素投入主体之间组合的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acts)。然而，林金忠(2004)认为，将企业视为“一组契约的组合”只是一种表面认识，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集结以及实现这种集结的要素契约本身，而在于形成这种集结之后的企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体现在企业内部的各种经济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之中，而且企业所担负的职能任务通常由多项不同的任务或多个流程构成，需要多个个体共同协作完成。在多个主体实施同一项或多项任务时，相互之间如何进行分工与协调是企业架构设计(包括内部控制设计)的重中之重。事实上，正是分工才导致了企业及其制度的存在。Bolton et al(1994)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其可以减少分工后产生的信息收集和沟通成本，企业要有效率地对信息进行合理的沟通，并考虑如何减少沟通的成本。企业内部分工是生产与交易活动的统一，既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又反映了合作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所有权安排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包括内部控制的演进)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组织内部的有效分工与协作。正如钱德勒(1987)批评经济学家不能把管理协调同企业理论联系起来时所指出的：“通过仔细协调流经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流量而造成的节约。要比通过增加生产或分配单位的规模而造成的节约多得多”。而管理协调恰恰是分工的题中应有之义。分工是企业的基础，也是企业的原因。因此，分工与企业的组织性质息息相关。

(二)分工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与信任缺失

所有经济活动都可视为某种方式的交易活动，而要进行交易活动就必然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交易活动中存在随机变化，诸如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为等。这些不确定性影响交易过程弈双方的分工合作空间。其表现为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契约实现的预期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伴随着交易活动，出现了两类信息问题：一是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和参数的不确定性，二是机会主义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从可预测性的意义上讲，行为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性。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决定了其在各种契约关系中一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正是这种由人类特征决定的行为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交易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这是组织存在的根源，但同时也使组织(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契约关系在风险程度上变得可比。也就是说，经济主体的自利倾向，构成了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观或内在的因素，不完备与不对称信息，构成了机会主义行为客观或外在的因素，而不完全契约则构成了机会主义行为实施的空间或交易环境。同时，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了契约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信息的不完备与不对称，则是产生契约关系外在不确定性的因素。机会主义行为实施的结果，则在本来存在的交易双方效用不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不对称、收益的不对称及风险的不对称。可见，有限理性、不完备与不对称信息、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契约的签订和实施不再是无代价的。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防范契约关系中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组织与合同中对经济主体进行激励、监督的出发点。 信任缺失产生于信息不对称(symmetrie information)。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使得交往加密(交易)双方在交往(交易)时面临着因对方隐藏信息或行动而导致的

风险(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这是一种“人为产生”的风险(贝克尔，1996)，从而导致信任缺失。阿克罗夫(1970)在其著名的论文《次品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阐述了“非对称信息”的客观存在。显然，根据“非对称信息”客观存在的原理和前文的分析可以断定，组织机构中必然存在“非对称信任”或信任缺失现象。

三、组织内部信任、内部控制及其作用

前文论证了信任、有限理性、不完备与不对称信息、机会主义行为与契约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究竟与它们存在怎样的联系与影响呢?下文我们将进一步从组织信任视角分析内部控制的契约治理机制。

所谓信任，是指对于他人“相信而敢于委托”的一种感知，信任的基础是当事人对被交往者未来行为趋向的一种判断，组织中的信任则指内部员工在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实现组织目标的一个过程。组织内部存在两种形式的信任关系，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垂直信任关系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水平信任关系(郑伯熏，1999)。第一种信任关系中含有委托人对人以及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定义为顺向信任；同时还存在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定义为逆向信任(吕春晓、常建平，2000)。组织内部长期有效的信任关系直接影响组织成员“履约”的愿望，信任与组织的绩效和有效性密切相关。信任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关注。Huemer et al(1998)等认为，信任最重要的角色关系到组织知识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可以发展。叫他们根据March&Olsen(1990]的观点，提出信任便于让成员之间学习，并且在基于信任的这种确定条件下决定进行知识交换。知识员工的脑力劳动通过知识共享和转移的行为，与组织中其他成员共同构建成一个学习网络，信任清楚地在参与双方建立起情感纽带，它促使组织成员进行交流，与此同时，组织知识得到扩展(Weick et al.，1993)。内部控制规范之所以能够塑造出统一的和连贯的行为以及获得某种信任之外的行为效果，是因为体现了人们对内部控制规范以及由这些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的信任。以往研究表明，信任和内部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说明信任程度影响着内部控制的效果。

从现有的文献看，有关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基本的看法有三种：(1)信任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在Ouchi(1979)建立的经典的控制模型中，信任机制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即社会控制或家族控制。(2)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替代关系。根据这一替代性观点，低信任导致正式的控制形式，而高信任则使得正式控制的范围受到限制。正式控制传达不信任的信号，因而导致不信任和正式控制。(3)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互补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信任和控制机制构建都是有代价的，控制机制的选择、发展和执行的代价都是昂贵的；信任也不是免费的，需要耗费组织大量的资源。既然信任与控制的获得是成本高昂的，学者们认为组织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确立过度的信心，对于企业管理来说，为达到最低限度的管理信心，管理者可以利用信任和控制以相互补充。我们认为，内部控制与信任通过不同的方式增加内部成员在交易中的可预测性，通过内部控制与信任的互补关系，相对可以更真实地描述信任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动态性：廉价而高效的内部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较少依赖信任；而当信任存在时企业可以降低因设置内部控制机制而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然而，大多数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同时包含了内部控制与信任，包含风险的内部控制的存在可能鼓舞公司承担更大的、基于信任的风险。 根据COSO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运营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它主要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这一定义并结合前述四种信任形式分类，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结论，即：信任既是内部控制的基础，更是内部控制的保证。

具体来说，基于组织信任的内部控制具有以下主要的治理作用：

1、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有助于实现知识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中国台湾学者张火灿等人(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组织内部缺乏信任是影响知识分享的最主要原因；其二，信任会导致知识分享及自愿合作，一旦人们产生无条件信任时，会自愿地分享知识及信息。McAllister(1995)指出，知识分享行为是一方愿意主动增强他方能力的行动，该行动需对他方具备高度的信任，否则将会使对方更有能力伤害自己，出现对己不利的情况。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共同知识意味着这些知识可以在组织成员之间传播和分享，生产、储存并传递着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等所积累的知识，从而引导组织成员解决特定问题的行为及其互动模式，进而影响知识的整合与共享，体现能力的可信任性与行动的诚实性。

2、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可以降低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产生的问题上，制度经济学将大量的交易成本归结为交易双方的不信任或信任不充分。Arrow(1974)指出，信任是经济交往的剂，企业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包含着信任要素，信任与交易成本一样是值得研究的。福山等人(2000)认为，信任的重要性在于：信任与规则之间存在一种负联系，信任度越低，信任越少，就越需要垂直一体化和等级制度，就越需要增加正式的规则和强制。查尔斯・萨维奇(1998)曾说过：怀疑和不信任是真正的成本之源。因此，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是组织内部活动所必需的公共品，具有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的简化功能，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对机会主义的防范而增加的合作监督成本等，使已达成的协议能够自我遵守和实施。

3、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是促进组织内部合作的必要条件。Deutsch(1958)在囚徒困境实验里发现，合作发生的最初时期是必须信任的。Anderson et al(1989)认为，一旦信任建立之后，经由协调和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远胜于双方独自努力所取得的结果，信任机制是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并导致长期关系的建设性和合作性的重大行为。Ganesan(1994)认为，信任是影响长期合作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双方互不信任，将会降低双方之关系承诺，使得长期合作关系转变为短期的交换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们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是促进组织内部合作的必要条件。 4、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有助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内部运行效率和效能。企业内部

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具有协调和增进分工效益的重要功用。目前大多数企业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部门之间的联系，以致分工效率由于不合适的协调处理机制(特别是内部控制机制)而被削弱了。

四、基于信任的企业内部控制构建：适度控制成为必选之路

(一)基于资产规模的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

在既定的法制条件下，当企业的资产规模较小时，信任风险比较低，那么，在企业内部，员工的身份特征和信任特质对企业管理层给予的信任度高低有很大影响。因此，总的看来，在企业内部能够清晰地看到差序式的信任格局。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层对不同身份和不同品质的员工，信任度有高有低，信任度低的员工对其控制的程度就较强，但控制形式可以表现为非正式控制。而信任度高的员工对其控制的程度就比较弱，控制形式主要为非正式控制，甚至是没有控制。当企业资产规模继续扩张时，企业的资产风险变得较高，此时，如果企业管理层之间抑或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度较低，那么将导致很强的控制度和正式的控制；如果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则其控制程度仍然会较弱，但控制形式已经逐渐正式化。当企业的资本规模扩展到一个临界水平时，信任风险随着资产数额的剧增而急剧增大，此时，不管信息对称程度如何、法制完善与否、伦理关系的位置在何处，资产数额一直是影响信任度高低的主要因素。当资产风险极大时，信任度是随着企业资产的增加而降低，企业内部控制的程度将空前严格，控制形式也趋向单一化，即正式化的控制机制。我们可以借用王宣喻等人(2006)的思想来表达资产规模、信任程度与适度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见图1：

图1中，位于纵轴上的P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临界点，在P点以下，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曲线可能呈现出三种最典型的特征：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度增加(L1)；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度保持不变(L2)；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度下降(L3)。与此相对应，控制曲线也可能呈现多种形状：随着资产的增加和信任度的变化，控制形式可以是正式控制(OG上侧)，可以是半正式一半非正式控制(OG线)，也可以是非正式控制(OG下侧)；可以是完全控制(OE)，也可以是完全无控制(OP)。而一旦资产规模越过临界点P，信任度将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下降，同时，企业的控制制度也将全面正式化。在企业实践中，企业内部的信任和控制机制在特定的资产规模约束下将会有不同的组合形式。

(二)基于成本收益模型的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

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的收益与成本的变动可以用图2描述。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信任建立的过程中，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等的。一开始，信任的收益要小于信任的成本，而一旦达到一定的信任程度，如图2(A)中的T1，信任的收益大于信任的成本，信任在组织关系中可以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我们将其定义为组织内部信任的起始点。

在图2(B)中，我们用x表示适度控制的政策选择，它涵盖了影响理性选择的综合因素，C(x)代表总成本，R(x)代表总收益，F(x)代表相关内部控制措施下的净收益。当F(x)=R(x)－C(x)=0时，即当边际预期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F(x)有极值，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最大。图2(B)中，在原点处，即不采取内部控制而任由企业机制作用的情况下，由于可能引发的欺诈、合谋等因素的作用，使得收益为负。而此时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成本为零。在X=X*处，F(x)最大，即净收益最大，效率最高，此时内部控制是最优的。在X*的左边，收益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如果此时信任不足，将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控制的效应；在X*的右边则表明，内部控制的收益虽有所提高，但相应地成本上升过快，超过了收益的增加幅度，因而净收益降低，从而效率也无法达到最佳，说明信任过度。因此，企业应该依据现实情况，通过对各种影响内部控制措施的成本收益因素进行调整和改善，通过一个动态的帕累托优化过程寻找到最优的(适度的)内部控制X*，使内部控制的效率最大。从而，在适度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建立组织的信任关系，在适度内部控制手段比较健全时(如X*点)，我们将其定义为组织内部适度内部控制的起始点。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信任的起始点要比适度内部控制的起始点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在初创时期更多地要依赖信任，而在成熟时期更多的要依赖适度内部控制。由于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因而可以建立一个组织中最优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比较信任、适度内部控制各自的收益与成本，从而形成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的不同组合。

五、简单的结语

组织中存在不同层级，各层级拥有不同资源(如知识、技能和经验)，从事不同工作的群体(岗位)，组织对这些群体(岗位)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Andrew et al.，1999)。群体的不同、依赖程度的不同，会导致信任抑或控制在组织与不同群体合作过程中价值的不同，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水平的变化所引起的收益、成本、风险以及员工对组织承诺的变化，随群体的差异、组织对群体依赖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首先，组织中不同群体对组织的价值不同，即组织与不同群体合作会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起始环节的控制权分配与过程中的控制都极为重要。企业应尽量与合作者增进信任，根据现实中的信任关系及其在合作过程中的变化，对控制方式作出合理选择和动态调整，在信任与控制之间寻求平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9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信任，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自己是否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值得自己信任。大量研究表明，信任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Brewer，2008；De Beer，2008；Gries &Crowson，2010；Lount，2010）。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trust）的发生机制及其对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信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是我们生存依托的载体，我们每天都会与自身所属群体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佐斌，赵菊，2008）。为此，一些研究者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群际关系上。相应地，群际信任（intergroup trust）的概念被引入到研究中，成为信任研究的重要方向（De Beer，2008；Foddy，Platow，& Yamagishi，2009；Lewicki，McAllister，& Bies，1998；Rubini &Palmonan，2012；Song，2008，2009；Tam，Hewstone，Kenworthy，& Cairns，2009）。

群际信任研究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群际信任的增进，尤其是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的增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偏见，促进群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本文力图对已有关于群际信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阐明群际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及其增进方法。

2 群际信任的概念

2.1 群际信任的理论界定

群际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虽然受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是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大都是从自身研究需要对群际信任概念进行界定。例如，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定义为在加工关于某一外群体的不完整信息过程中的积极偏向（Yamagishi & Yamagishi，1994）：还有学者将群际信任看成是内群体对外群体行为的自信预期（Lewicki et a1.，1998）；也有研究者将群际信任界定为内群体成员在与外群体成员真实互动时或想象互动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潜在风险（De Beer，2008；Ferrin，Bligh，& Kohles，2007；Tam et a1.，2009）；另外，在一项有关群际信任的新近研究中，研究者（Vezzali，Capozza，Stathi，& Giovannini，2012）将其看作是在群际交往中对另一群体成员的一种预期及信念，是内群体（本群体）成员对外群体（他群体）成员的信任。尽管研究者对群际信任的概念表述不一，但他们都主张人们通常是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成员发生互动，强调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预期。因此，我们将其界定为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而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且这种信任主要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对外群体（自己所不属于的、由他人构成的群体）成员的信任。

2.2 群际信任的操作界定

当前，将群际信任具体化或操作化是许多研究者致力解决的问题。为了便于对群际信任进行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经典的“信任博弈”（trust game）范式对其进行操作界定。其基本思想是，将信任博弈范式中投资者（trustor）分给信托者（trustee）的钱数作为投资者对信托者的信任水平，将信托者返还给投资者的钱数作为信托者对投资者的信任水平。在经典的群际信任实验范式中，投资者和信托者大都是由3人组成的群体，并且信托者的身份信息是已知的，主要是通过群体的名称标签来区分内、外群体。其中，投资者群体和信托者群体的个体都是随机分配的，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要根据对方群体的身份信息代表该群体做出决策，最终给予信托者群体的金额是投资者群体成员协商的结果（Kugler，Bornstein，Kocher，& Sutter，2007；Song，2008，2009）。这种实验范式易于操作、简单直观，被广泛运用到实验室情境中，但它并不是研究群际信任的唯一方法。

事实上，信任博弈范式主要考察某一群体中的个体对另一群体中个体的信任，未能充分考虑到真实情境中的群际信任，例如，中美之间的信任（Gries & Crowson，2010；Niu，Xin，& Martins，2010）、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信任（Gillespie，2012）、中欧之间的信任（Delhey & Newton，2005）、“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信任（Shah，Ayash，Pharaon，& Gany，2008）、北爱尔兰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信任（Tam et a1.，2009）。在这类真实情境的群际信任研究中，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其进行量化。Gries和Crowson（2010）在中美之间信任的研究中通过两个题目考察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信任程度，例如，“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政府是可信的”，均采用七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Psaltis（2012）结合塞浦路斯问题的历史背景，通过三个题目测量了希腊族塞浦路斯人（Greek Cypriots）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Turkish Cypriots）之间的信任情况，具体题目如下：“我不信任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想要报复我们过去对他们做过的事情”、“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爱塞浦路斯时，我信任他们”、“当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他们想要和平时，我信任他们”，均采用五点计分。这种群际信任的研究方法，题目能够与真实的情境相结合，比较有针对性。此外，还有研究者（Gillespie，2012）通过分析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两个主要当事国领导人（美国肯尼迪和苏联赫鲁晓夫）的信件、对话等档案文本来考察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情况，结果发现信任和不信任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两国之间同时共存。

2.3 群际信任与人际信任的区分

信任具有人际信任和群际信任之分。事实上，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都是社会互动中的基本调节机制，它们是两个有一定联系且容易混淆的概念。

综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群际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人际信任通常是指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信任，主要由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个体特征所决定，不受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影响；相对而言，群际信任通常是由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所决定的，而较少受个体特征的影响（Foddy et a1.，2009）。其次，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是不能还原为人际信任的，当个体认同某一群体时，人们会根据他们的群体成员身份感知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弱化群体成员个体特性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群际信任的作用要比人际信任的作用更强大（Song，2008，2009）。第三，在实验室模拟情境中，通过对一系列有关群际互动和人际互动情境中的信任研究发现，群际关系比人际关系具有更多的竞争性和更少的合作性。因此，在群际互动中的信任水平和可信赖性（trustworthniess）均低于人际互动中的情况（Kugler et a1.，2007；Song，2008，2009）。第四，虽然实验室情境中的信任博弈范式和真实情境中的信任测量方式已经成为研究信任的主要方法，但在人际信任与群际信任的研究中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群际信任的研究中，对方的群体身份都是已知的，然而在人际信任中，对方的信息通常是匿名的；此外，在信任博弈范式中，群际信任的博弈双方是3至5人组成的小群体，而在人际信任弈双方都是单个个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群际信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群际信任通常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的群际互动中，而且无论是在虚拟的群体情境中还是在真实的群体情境中，这种信任主要都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群际信任通常表现为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有当群体成员身份凸显时才会形成群际信任，而且与外群体成员相比，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

3 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Brewer，2008；Maddux & Brewer，2005；Platow，Foddy，Yamagishi，Lim，& Chow，2012；Song，2008，2009；Tam et a1.，2009；Tanis &Postmes，2005；Turner，Crisp，& Lambert，2007；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我们将这些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分成两大类：社会认同层面（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和群际接触层面（主要是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下文将介绍这两大层面中影响群际信任的主要因素。

3.1 社会认同层面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Taifel和Turner（1986）在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偏见，而且它还可以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与表征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张莹瑞，佐斌，2006）。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说，对群际信任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社会认同理论从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这两个方面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说明。

3.1.1 社会群体身份

人们的社会群体身份是由社会类别赋予的，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如种族、民族、性别等；有些是后天形成的，例如，对文化的认同、某一群体的志愿者、职业身份、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出的决策经常是代表一个群体或组织的利益（Song，2008，2009），而且当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其他群体的成员互动时，个体往往会根据自己和对方所从属或认同的群体身份来推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Foddy eta1.，2009；Gtith，Levati，& Ploner，2008）。例如，在公共场合遇到困难时，人们更可能向身着警服的人求助，这是因为警察这个社会身份受到人们的广泛信任，这就是社会身份在起作用。有研究者（Kramer，1999；Tanis & Postmes，2005）认为群际互动中对方的社会群体身份信息（内群体/外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诱发信任（或不信任）的倾向，不管有没有个人线索，信任（或不信任）行为主要还是受社会群体身份的影响。对实验室情境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与内群体成员相比较，外群体成员通常被表征为不合作的、不值得信任的，人们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BYewer，2008；Dovidio，Gaertner，Kawakami，& Hodson，2002；Lount，2010；Tanis & Postmes，2005；Song，2008）。可以看出，凸显个体的社会身份就足以引发群际信任（或不信任）行为。虽然社会群体身份不是解释群际信任行为的唯一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身份信息确实是人们在群际互动中最先注意到的信息之一，它影响着人们对其他群体可信性的感知和判断。

3.1.2 社会群体身份的表征

社会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类别，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对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就是通过对自己所具有的社会类别进行加工来构建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并进行社会归类的过程。综合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主观表征方式和程度也会影响对他人的感知和判断，影响人们的群际信任行为（Bfewer，2008；De Beer，2008；Foddy et a1.，2009；Maddux & Brewer，2005；Platow et a1.，2012；Tam et a1.，2009；Yuki，Maddux，Brewer，& Takemura，2005）。对真实情境（如，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中群际信任的研究发现，人们对群体身份的表征会影响他们的群际信任行为。例如，Delhey和Newton（2005）对中欧之间信任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对国家身份的表征影响了他们对欧洲国家的信任程度，他们认为欧洲国家是对自己国家内群体的一种威胁，因此表现出较低的信任。Wertsch（2008）的研究发现，格鲁吉亚人认为自己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ies）与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是不同的，彼此被表征为不同的群体，最终对俄罗斯人（外群体）表现出较低的信任。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并不是只有一种社会身份，可以同时属于多种社会群体并拥有多重社会身份，而且人们对于自己多重社会身份之间关系的表征复杂性是有差异的（Brewer & Pierce，2005；Roccas & Brewer，2002）。这可能会导致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认为在某一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进而可能会倾向于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辛素飞，辛自强，2012）。尽管没有关于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直接证据，但是做出以下假设似乎也是合理的：一个人或群体成员根据多重社会身份被归类的可能性越大，他（或她）感知到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就越高，进而对他人的群际信任可能就越高。事实上，有研究者（Moreland & Levine，2002）发现只要工作群体中的新成员在某些凸显的类别上与正式员工相似就被认为是可信的。基于此，社会身份复杂性作为群际信任影响因素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仍需要将来的研究对其进行系统检验。

3.2 群际接触层面

从群际接触角度来说，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有：直接的群际接触（direct intergroup contact）、拓展的群际接触（extended intergroup contact）和想象的群际接触（imagined intergroup contact）。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接触形式都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群际接触可以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对群际信任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而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都是间接的群际接触。下面我们将对这三种因素对群际信任影响的研究分别进行阐述。

3.2.1 直接的群际接触

长期以来，群际接触一直被看成是改善群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群际接触理论认为通过最佳条件的接触能够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Allport，1954；Pettigrew，1998；Pettigrew & Tropp，2006）。这里的“接触”，主要是指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直接接触（direct contact）和互动，其结果变量也主要是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从群际信任的角度来说，不同群体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会改变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看法，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Hewstone eta1.，2008；Tam et a1.，2009；Vezzali et a1.，2012）。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Catholics）和新教徒（Protestants）之间考察了群际接触和群际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外群体接触水平高的人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国内学者（卢国显，2007）在北京市海淀区考察了农民工和城里人两大群体之间的接触对其信任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随交往频次的增加、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强度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接触程度越高，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也越高。另外，有研究（Zajonc，1968；Zebrowitz，White，& Wieneke，2008）发现，外群体的简单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可能也会影响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它主要是通过外群体的不断暴露而增加其熟悉度，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喜欢程度和信任程度。可见，简单暴露效应的效果类似于直接群际接触的效果，它们都是通过不同程度的群际互动，改变人们对外群体原有的经验和认识，进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3.2.2 拓展的群际接触

前面所提及的群际接触都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而最近的研究发现，间接群际接触也会对群际信任产生影响（Tam et a1.，2009）。Wright，Aron，McLaughlin-Volpe和Ropp（1997）提出拓展的群际接触概念，它是间接群际接触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基本思想是只要人们身边的内群体成员有外群体朋友，他们就可能形成积极的外群体态度。比如，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有很多新教徒朋友，那么这个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徒朋友对新教徒的偏见就会减少。

拓展的群际接触与直接群际接触的区别就是：拓展的群际接触不需要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与外群体实际接触的经历并不一定是增加群际信任的必要条件；而直接群际接触需要直接的、现场面对面的接触，只有当群体成员有这种接触机会时，它才可能成为增加群际信任的促进因素（Tam et a1.，2009；Wright et a1.，1997）。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两个相对立群体的成员很少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展的群际接触（内群体成员周围有外群体朋友）似乎要比直接群际接触更加实用。Tam等人（2009）在北爱尔兰地区除了考察直接的群际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之外，同时还考察了拓展的群际接触对增加群际信任的作用。研究发现，经历较高拓展接触水平的被试倾向于更加信任外群体成员，并且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3.2.3 想象的群际接触

间接群际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想象的群际接触，它已经获得群际关系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想象接触的基本观点是，即使是让人们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可以改善群际态度和行为（Crisp，Stathi，Turner，& Husnu，2009；Crisp &Turner，2009；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想象的群际接触需要人们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互动，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积极的接触经历。这种接触形式会缩短人们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会距离，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虽然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和直接的群际接触带来的效果差不多，但是想象的群际接触所造成的态度改变并不像直接的群际接触那样稳定，极易发生变化（Turner &Crisp，2010；Turner & West，2012）。

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如，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发现仅仅想象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也会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带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群际信任水平。Vezzali等人（2012）考察了想象接触对群际信任的影响，在研究中让意大利儿童被试想象与外来移民同伴的接触互动，结果发现想象接触条件中的被试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水平要显著高于控制组，对外群体的行为意图也更加积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想象的群际接触可以促进人们对外群体成员进行人性化归因（humanness attributions），从而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

4 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

上文介绍了有关影响群际信任的两大类因素：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群体之间的交往或接触经验。基于此，下文分别以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概括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并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具体说明。

4.1 社会认同的方法

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1986）认为人们是通过社会类化（categorization）的过程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它试图解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是如何影响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如前所述，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有研究（Foddy et a1.2009；Maddux & Brewer，2005；Platow et a1.，2012；Tamet a1.，2009；Tanis & Postmes，2005）发现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要高于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与他人同属于一个内群体（Foddy et a1.，2009；Platow et a1.，2012）。这就启发我们要想增加群际信任程度，尤其是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可以以社会认同理论为依据，通过改变群体身份认知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从而增加对原先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基于此，我们总结了以往研究中关于改变身份认知使外群体靠近内群体的几种主要方法，并且这些方法已经在减少群际偏见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虽然偏见和信任不是同义词，但是它们之间都有着相似的过程（Yamagishi & Kiyonari，2000）。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现实问题对通过改变身份认知来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进行几点说明。

首先，以Gaertner和Dovidio（2000）的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为依据，个体通过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来弱化群际边界，把原先的外群体成员知觉为内群体成员，更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拉近彼此的社会距离，进而可能会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有研究（Dovidioet a1.，1997）将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作为群际信任的指标，结果发现共同内群体身份会增加群际信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就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群际信任问题显得格外重要。目前，在我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有时会出现信任缺失的问题，为了增进他们之间的群际信任程度，改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构建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共同的群体身份（如中国人）来改变原有的身份认知，将内群体（如汉族人）眼中的所谓“外人”（如某一少数民族的人）看成是“自己人”（都是中国人），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的信任，促进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其次，在社会认同的条件下，人们的态度和行为都是根据内群体的标准进行的。因此，这时要想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交叉类别（crosscategorization）的方式来降低群际界限的凸显性（Goar，2007；Vescio，Judd，& Kwan，2004）。具体来说，交叉类别范式增加对外群体成员信任程度的原理在于个体在某一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成员，但在另一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由此人们在前一种类别上的差异就会被在后一个类别上的相似性所平衡。它能够使社会分类变得更加复杂，降低群体问的差异和简单对立。例如，某些汉族人对藏族人（外群体）的信任程度较低，我们可以通过凸显上的相似性身份（如，都有佛教信仰）来交叉，这样可能会拉近汉族人与藏族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对藏族人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来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社会身份复杂性是指个体对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主观表征的方式，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的多重内群体身份之间感知到的重叠程度（Brewer & Pierce，2005；Roccas & Brewer，2002）。通过激活个体的社会身份复杂性增加对外群体信任的基本思想是：高社会身份复杂性的个体更有可能意识到在某一个群体身份类别上是外群体的人可能同时在某些不同的身份类别上又是内群体成员，这样使得身份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从而增加对原有外群体成员的信任（辛素飞，辛自强，2012）。Brewer（2008）认为多重社会归类可以形成一种改善群际关系和群际信任的社会认知机制。但对于这一方法的具体实验研究还非常匮乏，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水平较低，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多角度激活城里人的多重社会身份，让城里人意识到他们与农民工可能在某些身份上是相同的（如，都是老乡、都是城市的建设者等），弱化内外群体的界限，从而增加对农民工的信任，促进社会的大融合。

4.2 群际接触的方法

群际接触理论是在Allport（1954）的群际接触假说基础上，对群际接触的条件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从本质上来说，群际偏见是由于本群体对他群体缺少足够的信息或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而产生的，而群际接触则为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和纠正负面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机会（李森森，龙长权，陈庆飞，李红，2010）。该理论认为，减少群际偏见、增加群际信任的主要方式就是在最佳的条件下与外群体进行接触。相关研究（Hewstone et a1.，2008；Tam et a1.，2009）表明群际接触主要是通过与外群体进行接触互动，增加对外群体的认识、获得更多的经验，减少群际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进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的目的。这启发我们要想增进群际信任需要考虑在最佳的条件下适当增加群体间接触的机会，不断鼓励群体成员间的社会互动。

目前，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三种接触形式：直接的群际接触、拓展的群际接触和想象的群际接触。研究发现这三种群际接触形式均对群际信任具有重要影响（Crisp & Turner，2009；Tamet a1.，2009；Vezzali et a1.，2012）。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这三种群际接触方式入手，进一步探索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第一，要想群际信任的增进取得最佳效果，直接的群际接触（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需要满足几个关键条件（Petfigrew，1998；Pettigrew & Tropp，2006）：（1）群体成员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同群体成员需要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接触；（2）要有共同的目标，群体成员应该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来达到目标，而且共同目标只有在合作型的群际关系中才会发生作用；（3）群体间的接触需要有相关法律和制度的支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rural-to-urban migrants）进入城市，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与“城里人”发生群际关系。农民工与城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将直接影响群际关系的和谐。因此，要想增加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信任，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比如，我们应该建立平等的户籍制度，加大对农民工与城里人平等接触的舆论支持力度，降低两大群体之间的心理位差；应该想方设法增加农民工与城里人接触的机会，可以在他们居住的城市社区举办各种群际接触的活动，不断增进城里人对农民工的认识和了解、改变原有的错误经验，认识彼此的相似性，从而达到增进群际信任、改善群际关系的目的。

第二，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群体之间直接、面对面的接触机会比较少，因此，我们就要采取拓展的群际接触形式来增进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只要知道内群体成员有一个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就有可能改善自己和其他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态度（Tam et a1.，2009；Wright et a1.，1997）。这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启发我们要想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和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应该增加内群体成员的外群体成员朋友的数量，鼓励与外群体成员交朋友。例如，在“汉藏关系”问题上，如果一个汉族大学生有很多藏族朋友，那么这个汉族大学生的汉族朋友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增加。因此，我们可以鼓励汉族成员多交往一些藏族的朋友，可能就会增加汉族对藏族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

第三，当直接的群际接触和拓展的群际接触都不可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即想象的群际接触。这种接触形式需要内群体成员从心理上想象与一个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社会互动的场景，就会改变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原有态度和行为（Crisp & Turner，2009；Turner & West，2012；Vezzali et a1.，2012）。比如，在某所高校中，如果让汉族学生想象与藏族学生进行积极互动的情境，那么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群际焦虑，增加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信任程度；反之亦然。这种想象接触一般都是个体的，通过个体训练达成。但有时也可以通过集体训练达成，比如，可以通过媒体呈现群体间交往互动的过程增加对外群体的信任程度。

4.3 小结：两种方法的比较

综上所述，关于群际信任的增进方法主要是围绕社会认同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两大理论框架展开的，而且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例10

2、信任，仿佛是寒冬里温暖额阳光，让每个人的心田温暖如春；信任，仿佛是三月里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每个人的心房；信任，仿佛是山谷间涓涓的清泉，让每个人的心灵清澈无比；信任，仿佛是一杯香醇的美酒，令人陶醉……今天，信任也带我做了一次心灵之旅。

3、有一种美丽叫信任，它美丽着人们的心灵，美丽着每个不起眼的角落，美丽着这个大千世界！

4、信任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构建的。信任，维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信任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5、孔子言：人无信不立。意思是人没有了诚信就等于没有了立足之地。可见诚信对我们来说是千金难买呀。失去诚信只是分秒之事，可是再想获得诚信却是难上加难。

6、虽然诚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体现了一个人的良心、品德、精神。让我们把诚信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诚信为侣走天下。

7、自信与自卑，正如享受一盘水果，若从最小最坏吃起，那就彻头彻尾成为一盘坏水果；反之，挑最大最好吃起，每一颗都是盘中的佼佼者，始终与美好结伴同行。吃完之后，感觉实在是一盘好水果。充满心理错觉和心理暗示，主动与被动仅一线之隔，而生命的情调也就神情悬隔。

8、信任是一缕春风，它会让枯藤绽出新绿；信任是一条纽带，它连结了无数心灵。信任又像绽放的花朵，它需要友爱作空气，忠诚作阳光，关切作雨露。

9、信任使犯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谁也没有中途逃走，全部如期到达。信任使青春不落幕，使鸽子不慌张，使阳光充满世界的每个角落。

10、信任是人与人沟通的必要条件，人生之幸，莫过于被人信任；人生之憾，莫过于失信别人，“信任”会让生活更美满、幸福。

11、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团体、个人，没有信任，便如行驶在大海上的船失去了航行的路标。信任——与金钱无关，却与一个人的操行相连。当母亲将手放在患儿的额头上，当做儿女的搀扶着年老多病的父母坐在待诊的长椅上，信任的暖流便散发着芬芳，温暖着彼此的心房。

12、是那信任凝聚了我的心声，是那信任穿越了无形的心田。蓦然回首，悄然发觉，那些年，那些事，竟都如昨夜一般。信任，若如一曲高山流水，时而汹涌澎湃，时而平如西湖；时而行云流水，时而夕阳尽出。是呀！无论何时，信任都是一样的。它不分国界，不分人们，更不分你我。只要，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那信任便悄然而生。随即，还有一丝微笑——绽放！

13、信任就像一个魔术师，他能让人们的感情、关系更好，但有时也会让人们关系变得很糟。这下你们知道人们相互信任有多重要了吧！

14、诚信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美德的体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拾金不昧、诚心诚意……这些词语都是形容诚信可贵、诚信是金的意思。广告上、大街上、学校里、商场里都有诚信的踪迹。问候、赞美、安慰、祝福中都显现出了你的诚心。可以说，诚信无处不在。

15、信任，是冬日的一缕阳光，使饥寒交迫的人感到温暖和芳香；信任，使沙漠的一口清泉，使濒临绝境的人看到生命的希望；信任，是一首飘荡在夜空的歌谣，使孤苦无依的人看到黎明的曙光；()信任，是干旱过后的一场笆霖，救活了一个个脆弱的生命，点燃了一个个明天的希望……

16、信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假如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诚实守信，不互相猜疑，那社会就会和谐稳定，也不会造成诚信危机，人人恐慌。信任是互相的，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信任，而要得到别人的信任自己首先要信任他人，才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7、信任是是夏日清凉的风，冬日里燃烧的炉火；信任是人与人的率真，心与心的坦诚；信任是做人的美德，人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