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古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尤其北方民族融合更为显著。而这种民族融合局面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任用汉族士人进行封建化活动，故在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初步发展。到了北朝，北魏汉化改革成效显著，以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最为典型，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汉族士人在汉化改革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一、北魏时期的汉族士人

士族是中古时期的一个典型上层群体，产生发展于两汉，魏晋门阀制度下臻于鼎盛。士族在不同的时间段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其共同点是具有文化底蕴和世袭的政治地位。陈寅恪先生曾提出：“（自东汉末年以来）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此外士族还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军事实力。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北方士族携大量宾客和部曲南迁或逃亡河西地区，而固守在北方的士族，纷纷建立坞堡，发展势力。而随着胡族政权逐渐占领北方地区，不断进行战争征服，逐渐认识到中原文明的优越性，逐渐任用汉族士人进行政权建设，促进了自身的封建化进程，民族融合在缓慢发展。北魏建立后，在不断进行战争征服和统一的过程中，大量的汉人士族进入到北魏，包括北方士族、河西学者和南朝士人等，参与北魏的各项建设，促进北魏的封建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北魏统治者任用汉族士人主要是因为自身统治需要，因为其统治地区有大量的汉人且统治区域在中原地区，以及对中原文明的向往还有汉族士人本身具有的政治势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底蕴等。汉族士人参与北魏的汉化改革，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家族繁荣昌盛。首先是继承儒家积极入仕的理想，促使他们与北朝政权合作，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亦是为了保证家族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大多“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3]。因此胡汉合作是胡族统治者和少数汉人士族基于自身的利益，以及形势所趋，所做出的有利选择。而“统治集团的意向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文化演变及民族融合的方向”[4]。纵观北魏历史，汉化的进程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波折困难亦重，汉人士族在汉化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往往受制于统治者。尽管遭遇重重困难，他们仍坚持出仕，积极参与汉化改革，从而为促进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汉人士族在这一过程中亦得以绵延不绝。

二、汉族士人与北魏的汉化

北魏从政权建立的初始，便任用汉族士人进行封建化的活动。汉族士人在这个过程中，对北魏的典章制度、礼乐等各项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引导并促进了北魏的汉化，对北方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北魏汉化总体上经历了发展、高潮、低潮的阶段，汉化的情况又与汉族士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一）平城时代的汉化

李凭先生提出从拓跋珪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到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百余年，以平城为政治中心，形成了平城政权，与之对应的时代称为平城时代[5]。定都平城后，拓跋鲜卑统治者致力于自身的封建化，重用汉族士人。一些汉族士人入参机要，参与处理国家大事，所以这一时期的汉化不断发展，汉族士人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1．拓跋珪时期的汉化

拓跋珪早在代国时期，便注意吸纳汉族士人，例如燕凤、许谦等人，对北魏初期的礼乐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攻灭后燕后，拓跋珪任用崔宏、邓渊等汉族士人进行草创制度和礼乐文化建设，为北魏的封建化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在典章制度方面，拓跋珪任用崔玄伯等汉族士人在继承魏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草创制度。《魏书·官氏志》载：“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6]3015建立了“中央以台省和内侍制度为主体、地方以州郡制度为主体的政治制度”[7]，使北魏逐步进入封建化的轨道。此外，拓跋珪重用汉族士人董谧、邓渊等人制礼作乐，令“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又令邓渊“明解制度，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6]3015，通过制礼作乐和参定律令，促使北魏从愚昧落后迈向中原文明。在文化方面，拓跋珪十分重视儒学，任用通晓经史的汉族士人来发展儒学。《魏书·燕凤传》载：燕凤与崔玄伯等“入讲经传，出议朝政”。[6]389再者，太祖建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6]410。任用汉族士人为五经博士教授儒学。汉族士人的教学对于统治者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巨大作用，而统治阶级思想上的转变无疑更加有利于加快北魏汉化进程，促进北魏由游牧文明向中原文明转变。另外学校的建立，便于鲜卑贵族子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逐渐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减少民族矛盾。在这一时期，统治者积极任用汉族士人进行汉化改革，他们大多是中原北方士族，在北魏进行草创制度的过程中，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初步建立起北魏的封建化基础，促进了北魏的汉化。

2．拓跋焘时期的汉化

北魏自建国以来便不断进行战争征服，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太武帝积极搜罗汉族士人进入北魏政权，诸如范阳卢氏卢玄、博陵崔氏崔绰、渤海高氏高允等贤才，这些汉族士人的到来，对于北魏的封建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典型代表是崔浩，他不但得到拓跋焘重用，参与重要政治、军事决策，且积极拉拢世家，举荐汉族士人入仕，使得大量汉族士人成为北魏官僚。此外“礼乐宪章，皆归宗于浩”[6]415。崔浩在礼仪和典章制度、文化学术上，以及在太武帝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出谋划策，为太武帝统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在文化上，拓跋焘致力于促进儒学的发展。他在位期间建立太学，任用卢玄、高允等经学世家发展儒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6]1033。法律方面，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以刑罚较重“诏司徒浩定律令”，后又令高允与公孙质、胡方回等改革律令。律令的改订，利于进一步削弱原始落后的鲜卑部落遗风的影响，促进北魏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促进北魏的封建化。这一时期虽然大量汉族士人仕于北魏，但统治者对于其始终忌惮，尤其崔浩之死给汉族士人迎头痛击。虽学者对崔浩之死的理由众说纷纭，但崔浩之死的确反映了这一时期鲜卑贵族对汉化的抵制和汉族士人的处境艰难，据《魏书》载，崔浩被诛杀，清河崔氏大受损伤，与之有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等亦然。这些都是北方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也是当时北魏政权中汉人官僚的典型代表，在这一时期大伤元气，在以后的时间里，这些世家大族很少再进入北魏政权上层。故这一时期的汉化进程遭受挫折。

3.文明太后时期的汉化

文明太后当政时期，积极推行汉化，在延续前代统治者的政策基础上，任用汉族士人继续推行汉化措施。在政治上任用汉族士人改善吏治，实行俸禄制；在经济上任用李安世实行三长制，废除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完善北魏基层政权机构。任用李冲实行均田制，缓和土地兼并问题，促进农业发展；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租调制，解决赋税问题。尤其是均田制的实行，促进北魏从落后的游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北魏经济进入封建化轨道，并且一直沿用到隋唐，影响深远。冯太后积极发展汉文化，重用游明根、高闾等汉族士人。此外又任用李冲、高允等教导孝文帝，在这些名儒的教导熏染下，孝文帝文化素养极高。并在郡国建立学校，宣扬汉文化，促进北魏从思想上汉化；任用汉族士人改订礼乐，力图建立封建统治秩序。在法律上，任用高闾、高允等改订刑律，逐渐改革残酷的部分，不断吸取中原律令的优势，进一步促进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人民与北魏政权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和民族的融合。文明太后太和年间的改制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法律等多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将北魏的封建化推向更高的层次”[5]1209，并为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李凭先生曾说“文明太后时期的太和改制是对平城政权汉化运动的总结与升华，是平城最辉煌的年代，而孝文帝又开启了洛阳时代”[5]210。无论是文明太后还是孝文帝都始终推行封建化措施，顺应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潮流，对于促进北魏的汉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等的封建化措施，北魏逐渐削减鲜卑部落遗制的影响，任用汉族士人建立起一系列典章制度，逐渐由落后的鲜卑部落进入中原文明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北魏的汉族士人地位不断提高，汉化不断发展，民族融合亦在进行。然而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与汉族士人从本质上来说是联合与利用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鲜卑统治集团，汉人士族居于从属地位。真正进入上层的汉族士人多为北方世家大族，但仍遭猜忌，故汉族士人的处境不尽如人意。但是不可否认，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拓跋鲜卑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进行典章制度、经济、文化等多项建设，促进北魏汉化不断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平城时代的汉化又为孝文帝开启洛阳时代，实现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二）洛阳时代的汉化

北魏经过平城时代一百余年的发展和酝酿，封建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平城这个地区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汉化形势，于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孝文帝迁都后进行全面的汉化改革，对胡汉士族进行整合，逐渐形成了胡汉士族为主导的洛阳政权，使士族发展到鼎盛，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不同于平城时代处于从属的地位。

1．孝文帝时期的汉化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任用汉族士人进行全面的汉化改革。其中典型代表是河西士族李冲，江左士人亦参与其中，“地域的差别以及地域间的交流也会对汉族士人群体内部学术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其知识结构当然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8]。所以孝文帝广泛任用河西学者、北方士族和南方士人，使得北魏在法律、官制、礼乐、文化等方面封建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政治上，孝文帝建立门阀制度，任用汉士族崔挺等和鲜卑勋贵来进行裁定等级的活动。以汉族与鲜卑上层的门第作为朝廷选举任官的依据。将鲜卑“穆、陆、贺、刘、楼、于、松、尉八姓”[9]937，与汉族世家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归为一等。孝文帝定姓氏，将鲜卑纳入士族的行列，又保证汉人士族的地位，且又鼓励胡汉通婚，进一步密切他们之间的利益联系。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结合，促进了统一的阶级基础的形成。汉族士人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北魏的汉化。在官制上，孝文帝任命河西学者李冲和南朝士人王肃进行大规模的官制改革，通过官制改革，汉族士人入仕者越来越多，进一步促进北魏政权的封建化。在礼乐文化上，孝文帝任用北方士族、南朝士人等进行各项建设，迁都洛阳前就任用高闾、公孙崇等制定礼乐，多继承魏晋以来的制度，直到南朝士人王肃进入北魏，孝文帝任用王肃对礼乐做出变革，“朝仪国曲，咸自肃出”[9]195。在文化上孝文帝极力提倡儒学，迁都洛阳后，在南朝士人刘芳的建议下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在越来越多通晓经史汉族士人的参与下，北魏出现了“斯文郁然，比隆周汉”的局面。[9]1041此外，在经济上，迁都洛阳后仍实行三长制、均田制和租调制，农业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经济封建化的转型十分成功。孝文帝与以往的北魏统治者采取的汉化措施相比更为彻底，汉族士人的来源也更为广泛，河西文化因子、南朝文化因子等进入北魏，为北魏的文化和制度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使得北魏制度进一步完善。且汉人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逐渐结成胡汉统治阶级联盟，更加促进北魏政权的封建化，加快北魏的汉化进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仅在生产方式上，亦在生活和思想上促进了拓跋鲜卑的汉化，北方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的高潮。

2．北魏后期的汉化

孝文帝实行全面汉化改革后不久就逝去，其汉化措施主要针对迁到洛阳的鲜卑，而在平城的六镇鲜卑并未接受汉化，且政治经济地位低。北魏末年爆发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强大的反汉化势力袭来，汉化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势力亦受重创，汉化受到重大挫折，北魏亦最终走向分裂。但并不意味着北魏后期汉化事业停滞。在世宗宣武朝，延续其制度，“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6]1044。统治者广泛任用南朝人士、河西学者等汉族士人，制定礼乐，修改法律。世宗承高祖遗诏，重用江左士人刘芳，参与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在礼乐法律方面亦令刘芳主之，河西学者常景亦参与其中。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后期的礼乐发展虽然仍遵循中原地区文明，但是对南朝和河西文化亦有所吸收，礼乐和法律更加完备，为以后北齐礼乐和律令奠定了基础。纵观北魏一朝，随着汉族士人进入北魏政权，北魏统治者对其态度由利用到合作，并最终将汉族士人纳入统治阶级，最终促成鲜汉统治阶级的联盟。鲜汉统治阶级的合流，“一方面引导统治阶级内部的民族融合，一方面又使北魏国家各民族下层人民在共同反抗北魏政权统治的斗争中联合成一体，从而引导了被统治阶级内部的民族融合”[4]。

三、结语

汉族士人在北魏的汉化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典章制度和政权、礼乐、文化等各项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北朝的汉化，亦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而北朝的汉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北魏的统治集团以鲜卑为主导，故北朝的汉化和民族融合在曲折中发展。汉族士人适应时代和社会而改变自身，积极入仕北朝政权，参与北朝的汉化改革，无论是基于自身利益还是其他因素，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北魏的汉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为后期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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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吉玲 单位：青岛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