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例1

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生命伦理学例2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新的能源、材料和其他工程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人们认识、理解和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新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关联模式，这些巨变都在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的伦理生活形态。但对于生命科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巨大的影响是更加直观和紧迫的，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正在持续而又迅捷的改变着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从而在内部撬动和改变着人-世界共属一体的生存本体论结构。以农业转基因技术为例，它在道德哲学上的核心难题并不是食品安全或者技术专利问题，而是其已经在根本上颠倒了人在自然中、人属于自然并且在本质上不违背自然终极法则的本体论结构，不论转基因技术实践最后是否成功达到目标，在这一技术所敞开的视野中，自然已经从人类生存的境遇和条件沦落为人类主观力量的绝对对象。而人类基因工程技术则更进一步，它将改变人类自身以及整个未来时代的客观存在形态，将存在主体完全奠基在不确定的主观性之上。技术，作为人类主观智性的产物，在将人本主义极大化之后又极大地片面化和碎片化了人的本体论属性，使智性和欲望变成了唯一的起点，世界的结构则深陷入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座架（Ge-stell）”之中。它使人变成了一种经由主体订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主体展现自身和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和一切“尺度”，从而在更本质的意义上遮蔽了人自身的主体性[4]。面对这样一种极其巨大而又深刻的力量，人类已经很难从自身的技术化生存的境遇中挣脱出来，而人类生存的整个世界作为人发现自身的条件的伦理境遇，则陷入了另外一种窘境。考查当代生命伦理学专家的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目前在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难题中，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道德生存困境：首先，由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和卫生保健实践所引发的生命伦理问题，在面对所有地区与文化传统时都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生命伦理问题构成了一个全球性难题，任何国家、群体和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其次，生命伦理难题的讨论与解决，必须首先承认道德多元化和跨文化交流合作的不可回避，以及当今时代对民众自主意志和自由权利的普遍尊重这两个基本事实，因此任何一个道德传统都只能以一种资源的身份平等的参与到生命伦理讨论之中。第三，生命伦理难题的出现和应对都呈现出公共化和政治化的特征，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资本逻辑强势介入社会文化、政治等公共生活领域的局面具有必然联系[5]。这使得生命科学家们一方面手持力量巨大且后果难以预测的武器，另一方面却又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对立冲突的道德观和伦理规范而丧失方向，随时都有可能使其自身乃至整个生物圈陷入了危险的境遇。如果说，外部世界的变化是不得不接受的客观现实，那中国近三十年来在教育领域的缺失及其造成的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就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去弥补的罪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教育中逐渐增加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科学等现代性价值观的普及，但与此同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遭到破坏，新的道德共识的建立尚需时日，各种新奇的价值观和伦理思想不断涌入，人们在整体上处于一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境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领域都已经卷入了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目标的浪潮，导致技术崇拜、金钱万能思想、工具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的泛滥。这样的变化同样在不断地侵蚀教育领域，具体表现为以应试为教育教学的核心，以成绩、就业率、经济效益和各种技术性评价指标为政绩目标和指挥棒，配置和安排教育资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又如何能具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如何才能了解敬畏生命、尊重他人与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出卓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人格。在今天大学生群体中泛滥的人际关系冲突、自私自利行为和物质化、功利化的精神面貌，乃至于自杀、伤人与虐待动物等极端行为，都不过是这个道德沦丧的大时代背景下的具体行为表现而已。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向我们提出了生命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即，这是一种以应对当代社会的道德难题和当代教育中的精神缺失，培养出有文化、有精神、有担当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为目标的教育系统工程。

二、生命伦理教育的概念与目标体系

当我们从这样一种高度上来审视当代大学生的生命存在状况的时候，就会意识到，生命伦理教育既不应该将自己局限为一种教会学生如何应对在未来科学研究和职业活动中面对的职业伦理问题的伦理学应用教育，也不应该将自己混同于普及性的和基础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它以生命科学技术及其伦理问题为切入点，但必须涵盖道德人格培养、伦理规范建设和人文精神树立等不同层面，是一个集知识和技能传授、道德培养、精神塑造和公共教育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专业伦理能力培养，具体包括生命伦理学知识、技能、价值观、行为标准等方面的能力。这一部分在传统上通常被看作是生命科学专业学生所特有的职业素质培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对医学生进行的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教育，和对生物科学专业学生进行的伦理审查和技术伦理学教育等[6]。在2006年7月北京举行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亚太地区生命伦理学教育会议上，与会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教育目标主要在于：（1）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技术发展所提出的伦理学问题，并应用这些知识权衡生物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2）增进对于生命的尊重；（3）更好地理解不同人观点的多样性；（4）在关于道德困境的案例讨论中能够把科学事实、伦理原则和争论整合起来；（5）能够理解和分析不同的生命伦理学理论；（6）能够增进对于不同人、文化和价值观的尊重；（7）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与批判性的思考；（8）能够培养人们“知情选择”的能力；（9）能够培养人们预见和避免科学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能力；（10）能够培养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态度，以及反省科学发展过程的能力，以便使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够得到可持续性的使用；（11）增强就科学研究诚实性而言的伦理敏感性。这11个目标大体概括出了目前生命伦理学教育重要的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出其关注的主要还是专业伦理或者职业伦理的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生命伦理学课程和培训是否能够有效预防现实生活和科研活动中的道德失范行为，仍然是一个存在不小争议的问题，近些年来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出现的大量学术失范行为，更从实践合理性的层面，对这种以专业伦理建设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教育目标体系提出了质疑。它是否过于狭窄和过于理论化而缺乏解决实践难题的能力，就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纵观生命伦理学的当展，它已经从一种哲学性的学术思辨研究，转变为多学科合作的并吸引到全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公共参与的社会政治文化活动[7]，生命伦理学家自身早已经放弃了利用几个伦理学原则、规范或者道德教条来解决现实中复杂的生命伦理问题的梦想。通过专业的生命伦理学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学生们固然可以提高问题分析、理论解读、风险评估和做出选择、对不同观点的理解和对话等具体能力，但涉及到道德意识、责任感、态度和道德情感等方面，尤其涉及到在面对外部压力或利益诱惑做出道德选择的时候，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影响、基础道德教育和原有的道德品质状况往往会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强调生命伦理教育的第二个层面，生命观、价值观和道德人格教育。事实上，目前在高校开展生命伦理学专业能力教育相当被动，因为其所面对的受众是已经具有相对稳定人格品质的成年人，而且需要与整个社会中弥漫的道德虚无主义、工具主义、功利思想和利己文化相抗衡，这就意味着生命伦理教育必须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其核心目标在于，强化学生已经具有的正确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品行习惯，引导其理性反思和审视自身德性修养，鼓励其进一步追求自身人格和道德品质的完善与卓越。最后一个环节的生命伦理教育，应着眼于学生在职业和人生的发展性的能力的培养，即不仅要培养出在道德上合格的社会成员和称职的技术员，更要将学生培养成能为国家、民族、社会做出贡献的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生命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品质的培养“：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8]所以，在其目标体系中，首先应该强调的就是对庸常的生活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教育专家的关注点不同，人文教育者会更关注生命伦理学教育在促进学生道德自我觉察、道德理解和道德合作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正如生命伦理学家普遍承认的，当代生命伦理学面临着三大根本性的冲突：传统道德与现代科技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不同地域和文化传统之间的道德冲突，以及技术和资本逻辑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如何突破自身道德认识和行为习惯的束缚，以积极和开放的态度理解生命伦理难题的本质，理解并尊重不同的道德传和道德行为，尊重生命和勇于承担责任，有效地整合科学、伦理和社会各界的力量，以促进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使其为人类造福，是为生命伦理批判精神培育的目标所在。

三、生命伦理教育的途径和整体结构

高校生命科学专业学生的生命伦理教育包括人格培养、道德教育和专业伦理教育三个层面，需要对学生的道德知识、能力、态度、情感和行为习惯等不同侧面都进行培养，所以必然是一个生活关怀、制度规约、思想教育和实践锻炼为一体的教育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生命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是为基础，高校思想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是为总体框架，生命伦理学教育既是专业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将整个生命伦理教育串联起来的主干和切入点。这里之所以将传统“三观”教育中的“世界观”改为“生命观”，其目的在于强调大学生的生命主体意识，让其认识到自身与世界共属一体的伦理语境，将传统上强调的对世界的冷静、客观、全面的认知，转变为积极投入生命实践、主动创造美好世界的精神体验。“三观”教育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养成过程，这个环节的教育者，需要面对的是学生的整个成长史和整个社会环境。要意识到这是一种人格养成的过程，这一层面的教育并非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延伸，不是一种知识传递或者观念塑造的简单任务，而是要在高等教育的整体环境中创造一种氛围和环境使学生继续成长和完善。中国初等教育序列过去长期以应试教育为核心，这的确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当代大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年，并已经养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但多年来近乎真空的保护和隔离，使其道德品质尤其是道德判断和决策等方面仍然几乎处于一种蒙昧状态，一旦能够给他们有效地输入新的信息就很容易引发他们的自我反思。在很多有关当代高等教育研究文献中列举的大学生思想不成熟、各种心理和品行问题，以及各种行为问题，在显示出这一工作的困难的同时，也向我们指明了在现阶段对他们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和开展教育的切入点。要充分利用和继续加强高等院校传统思想品质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的现有资源。目前我国高校均已经认识到想品质教育和综合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整体教育规划、课程资源保障、人文环境塑造等方面均有极大提高，在很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学分已经成为学生综合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对生命伦理教育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一般资源的同时，对生命科学专业学生，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对其生命伦理教育相关资源的开发和引进：例如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增加生命伦理和科学人文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开展与生命关怀相关的实践和体验；对一些现有课程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以增加其适应性和针对性，如在自然辩证法课程的相关章节开展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分析与研究，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开展对医疗公平和生命科技资源分配等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改进，既可以增加学生的兴趣，更好地完成高校思想政治和综合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又可以促进学生对生命伦理产生更多的认识和体验。作为专业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生命伦理学目前已经成为很多国际知名高校生命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出现了大量面对生命科学技术专业工作者的生命伦理学教育项目，已经有大量文献论述了批判性思维在科学教育中的重要性，而利用生命伦理学中常用的难题决策和通用策略设计的教育和训练，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9]。这些也都充分说明了生命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性正在被广泛地认知和承认。在科学教育方面，以生命伦理学教育为突破口，需要进行：（1）生命伦理学基本能力的培养，包括伦理知识和道德实践技能的教育；（2）伦理分析、自我反思和道德批判的能力；（3）尊重和理解不同的道德意见，和应对道德冲突与两难问题的能力；（4）在科学实践中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选择的能力；（5）在生命伦理学的学习和实践中，发展出正确的道德情感、态度和立场，鉴定自身的道德责任感，树立追求卓越的精神取向。我们认为，充分利用生命伦理学的教育教学，可以在多个方面起到引导作用，例如：通过对生命伦理学中生死议题，如安乐死、生殖系基因治疗、胚胎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可有有效地刺激学生反思自身的道德立场和情感，促进其生命观的突破和重建；通过对生命科学技术的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可以激发学生对作为一个专业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的建立；对生命伦理学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冲突现象的讨论，可以培养学生应对道德多元化处境的能力，教会他们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的道德意见；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原则、规范与公共政策问题的讨论，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在社会生活和科学实践中追求合作与共赢意识的培养。

生命伦理学例3

如果从“问题域还原”的视角审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我们就会看到：由于以不同的还原策略面向生命伦理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一般说来，生命伦理学的不同形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思想流派渊源，即使是在同一种类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亦有明显的传统和流派上的分殊。比如，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存在儒家、道家、佛家之间的差异。不可否认，推动生命伦理学认知的一个关键动力是这些传统和流派的互竞互争。当人们考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陈述是否推进认知发展时，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参照系乃是：在将一种生命伦理学的论述与其竞争的传统和自身的传统进行比较时，勘定该生命伦理学论述的解释力和理论成就。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话语”通常由“历史还原”展现的文化路向和“逻辑还原”凸显的原则进路构成，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两种断裂的理论抽象：前者着眼于一种地方性文化知识；后者着眼于一种普世性原则诉求。而“具体项目”通常由“实践还原”揭示的“难题治理”之课题构成。尽管一般性话语通常诉诸公共论辩，且可能有益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但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并非某种直接的线性连接，其非连续性使得“问题域还原”产生了某种界划“理论分析”与“难题治理”的异质性分域之功能。从这一意义上看，“问题域”的非连续性表明：“一般性话语”的理论诠释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并非某种漂浮在“云端中”的概念工具，它们只有在回归中国医疗实践和医疗生活之现实的意义上才构成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难题治理诸方面的“问题域还原”。因此，由“一般性话语”与“具体项目”之两翼出发，我们指证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须进行“问题域还原”的三种认知旨趣。

（一）“一般性话语”分析旨在辨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自1979年以来，“一般性话语”的陈述和分布基本上是以“原则进路”为主、借鉴西方生命伦理学的认知范式，存在着以“原则进路”遮蔽“文化路向”的片面倾向。例如，学者们注意到，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①。因而存在着以“原则进路”化约或者混同“文化路向”的倾向。这一片面激起了另一反向运动。近几年港台和海外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注意到从“文化路向”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然而，其中隐含着的以“文化路向”庖代“原则进路”的片面性亦不可不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分析只有从“问题域还原”的层面上，才能辨识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的各自问题范围及其功能边界。从问题域还原的视野看，“一般性话语”的核心是观点、理论、思想传统及其流派的多维性和相互竞争性。因此，有必要审查、检验和分析从文化历史语境而来的各种理论预设、意识形态前提、文化信念和价值观内容，并将之与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普遍立法原则进行比较，以匡清不同理论范式的生命伦理学认知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从宏观视野上基于对伦理文化传统和现代性规范体系的领域界划，分析现代性医疗－技术现象和医疗－生命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歧见和道德论辩，就必须注意到“以文化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与“以原则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之类型学上的层次区分。如果不避简化之嫌，该层次区分可以描述为：前者诉诸文化的认同原理，其话语核心落实到“伦理普遍性”；后者诉诸立法原则，其话语核心落实到“法律规范性”。一般说来，“伦理普遍性”与“法律规范性”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伦理是在“文化认同原理”和“价值普遍性承诺”的论辩、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规范体系的应用（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得好”与“做得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规范诉求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案例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如果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在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两方面关涉“伦理”与“法律”，那么避免二者之间的“层次混淆”和“层次化约”便成为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重构的必然抉择。此乃我们所主张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认知旨趣之所在。

（二）“具体项目”治理旨在诉诸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智慧“问题域还原”假设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是一个两级互动的过程，即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不仅要考察其中的各种一般性话语及其前提预设，还要考察随着具体的医疗技术实践或医疗卫生行为而展开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是“以难题治理”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面向“具体项目”之治理，以寻求实践智慧的解决之道的一种认知旨趣。我们注意到，对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的关注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焦点或热点，特别是生物伦理领域的公共道德论辩亟须在医疗政策和医疗法律层面寻求解决之道的情况，使得“具体项目”治理成为嵌入中国生命伦理学之“问题域”且对之进行实践还原的重要契机。然而，“具体项目治理”作为“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旨趣，虽然与“一般性话语”分析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处于非连续性断裂的认知关联中，但如若没有卓有成效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支援，“具体项目”治理便不可能获得一种与“中国生命伦理学”之理念相匹配的“实践智慧”。

从21世纪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实践领域的最新进展所激起的“具体项目”作为难题治理所牵涉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看，人们确乎捕捉到了一种“伦理之复兴”的世纪征候①。“具体项目”针对两大类难题亦愈来愈引人注目，此即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所谓伦理难题，是指同一种行为的价值选择无法满足两种或多种互相冲突之伦理价值评价的二难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无论行为人选择何种价值都会受到其他价值持有者的指责；所谓法律难题，是指人们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②。尽管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为生命伦理学的难题治理找到解决方案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但以“具体项目”为重点对经验性难题进行抽象描述则有助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一种“问题域”的实践还原中所指引的“实践智慧”诉求。以现代医疗技术面临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为例，我们指证如下四类“具体项目”难题。

（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在一种伦理体系中得到允许的行为，在另一种伦理体系中可能是被禁止的。比如，基因治疗技术在世俗人道主义伦理中得到允许，但在基督教伦理中是被禁止的。此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探寻一种符合实践智慧的价值选择机制，以便“求同存异”。

（2）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同一种医疗行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道德辩护理由。比如，在知情同意问题上，有时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理由都有理的情况。这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诉诸体现实践智慧的道德选择的价值程序，即在一种价值选择程序中化解道德间的冲突。

（3）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单位人的组织伦理与个人道德良知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为了非治疗目的要求医生使用现代技术，而医生认为这会导致技术滥用或过度医疗。解决此类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区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界限来寻找合适的伦理调节机制。

（4）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①。比较典型的伦理－法律难题有：现代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如伦理与法律在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不能形成相互支持而是彼此扞格的情况；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人权保护问题，比如针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出现的人权伦理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平等健康权问题，即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医疗资源有限性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权利平等性之间产生了如何分配稀缺医疗资源的伦理－法律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医患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生命伦理语境下，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具有的高科技性、高风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运用结果的难预见性，医患伦理－法律纠纷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现代精神疾病诊疗的伦理－法律问题，例如，精神病学的特殊角色冲突及可能发生诊治权的滥用和异化，精神病人强制住院、强制治疗等问题上的伦理－法律干预路径和制度建设等。解决此类伦理－法律扞格的生命伦理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两种规范体系（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对勘与互释，以一种体现“途中道德”的临时法典，通向伦理－法律彼此贯通之“中道”。

（三）“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之关联旨在展现生命伦理学的双层伦理路线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具体生命伦理学项目与以一般性话语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论述之间存在着难于沟通的扞格。以至于人们很易于发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面临两大挑战：其一，原则进路或者文化路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讨论中，如何才能真实地面向或者进入现实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之解决；其二，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治理，如何才能认真地看待、评估和体现“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意义。这两大挑战的矛头直接指向在“微观－宏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处于生命伦理学实践层次上的策略性筹划与处于历史或逻辑层次上的解释性架构之间的非连续性关联。从“具体”到“一般”的沟通路径看，存在两种类型的关联路线：其一，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但尚未触及其中的“文化信念”；其二，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不仅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而且还有可能动摇其中的“文化信念”。

这两种路线的区分，其基本认知旨趣是依据“具体项目”在治理生命伦理学难题时所涉及问题的“难易”程度和所涉及一般性话语的“深浅”程度，进行问题域的勘定。它展现了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的“断裂带”，即第一层次伦理与第二层次伦理的分层。所谓第一层次伦理，是居于核心层的实质伦理，又可称之为“一线伦理”。由棘手的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生命伦理学文化取向上的变革和原则进路上的重构往往会导致更为深层的第一层次的伦理问题。所谓第二层次伦理，是指居于非核心层的程序伦理，又可称之为“二线伦理”。在人们不动摇“文化信念”的前提下，由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对生命伦理学原则进路的反复裁量会导致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①由此产生了一种由具体项目难题进入生命伦理学一般性话语之批判审视的“伦理分层”视阈。在我们看来，由于伦理分层方法涉及对经验性研究项目关联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所进行的判定，因此对生命科技或生物医学之进步所引发的生命伦理难题的“问题域还原”便具有指导意义。

生命伦理学例4

生命伦理学诞生和确立的过程，伴随着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可以说该学科是在激烈的争论中产生、发展的。美国国家伦理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生命伦理学兼职教授阿尔特■琼森指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运用，“重要的医患融洽关系开始受到损害，什么是'益处’和什么是'危害’不再那么清晰。在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身上进行试验，创造有利于治好其他病人疾病的较好方式，即使不‘利于’个别病人，这种情况是一种'伤害’吗?医学实践、医学研究与政府、商业和新技术之间的日益増进的亲密关系，该如何处理?如果一些病人付不起医疗费用，谁为他们支付?谁应该活着?谁应该死去?医疗保健的有限资源应该如何公正地分配?应该怎样公正地分配研究成果的益处，研究的负担由谁承担?个人、医生、医药研究者和政府在从事生产科学知识、提供国民生命安全方面能够走多远?当然，还有谁应该决定对这些困难问题的答案”〔1]。这些争论最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的尊严问题。于是，“人的尊严”是否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就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含混不清，完全可以被其他概念取代，甚至主张废除这一概念。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麦克林(RuthMacldin)认为：尊严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含义不清;它的主旨包含于尊重人的自主性这一医学原则中。因此，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消除这一概念，不会带来任何损失W。德国学者赫斯特(Hoer-sterNorber)主张将“尊严”这个概念从伦理学中除掉，用“人权”代替。德国另一位专家鲁墨林(JulianNida—RUmelin堪至认为:具有自我意识和自尊能力的人才拥有人的尊严，所以，应该用个人尊严(persondignity)取代人的尊严(humandignity))〕(这使人想起纳粹的优生学)。国内学者也存在诸多疑问，例如:在2008年第二届全国生命伦理学大会上，就有学者质问“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到底有什么作用。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不能被其他概念取代的，探讨这一概念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而且在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的研究和治疗过程中，有利于提高相关人员的道德素养，避免践踏人的尊严和人权等错误行为，同时也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2“人的尊严”的规定及基本特征

 

什么是人的尊严?2000多年来，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对人的尊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仅从生命伦理学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及其特点进行探讨。人的尊严是西方人文传统的一个重要观念，其经典表述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即人不能仅作为手段，而必须作为目的来对待，人的尊严才能因此确立和体现出来。人体器官移植、生殖性克隆、产前诊断等生命伦理问题，受到责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人当做手段，侵犯了人的尊严。马克思认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的东西”。马克思从人的高层次需要来界定“人的尊严”，这样的尊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我国学者甘绍平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一种对人际间基本的相互尊重的普遍需求。……尊严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侮辱的权利”〔5]。

 

本文认为:人的尊严就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人的基本利益和权利不受侵犯，并得到应有的尊重。要想对人的尊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解，还要对其特点进行必要的阐述。人的尊严有什么特点?第一，“人的尊严”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先天就是与生俱来的，这意味着只要是人，他就是人这个类的一员，就享有高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不论这个人是什么种族，什么年龄，是否正常，这种天生的尊严，就像空气一样是人所必须的，享有天生的尊严，就像我们利用空气一样，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人享有最低限度的尊严(比如：生命不能被无故剥夺)甚至不必用“权利”来界定，这种尊严从生命形成到生命终结一直与人相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备特质。人的尊严也是后天形成的，主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权利(自主、知情同意、不受伤害和侮辱等等)这些权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人的社会尊严甚至延续到生命结束以后，比如:人的尸体同样享有一定的尊严，一般情况下，不能被随意肢解等。第二，人的尊严是分层次的。生命权、生存权是人享有尊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会实现人的社会权利。自我实现的心理认同权利是实现人的尊严的高层次，马克思对人的尊严的界定就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人的尊严的主体可分为人类尊严、国家尊严、民族尊严、集体尊严和个人尊严等。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日军南京大屠杀以及他们所进行的臭名昭著的人体试验都严重侵犯了上述所有主体的尊严。第四，人的尊严具有历史性。原始社会许多部落不会给俘虏起码的生命尊严，俘虏像猎物一样被人吃掉，吃人的部落也不可能感到丝毫不妥。总之，“人格尊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等级制社会中，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有贵族，有平民，有贱民。贵族具有尊严，平民亦有一定的人格，贱民则受奴役。平民坚持人格尊严，表现了反对奴役的斗争”〔6]。第五，人的尊严还有一个特点，生命虽然是人的尊严的基础，但在一定条件下，维护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7]。得到食和羹就能活下去，失去则可能会死掉但如果吆喝着送人，过路的饿汉也不会要，用脚踢着送人，乞丐也不屑于接受。就是说为了保持人的尊严，宁愿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肯定人的尊严高于生命，这种尊严更多地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孔子曾经说到孝敬，一些人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狗、养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假如对父母没有孝敬之心，那么养父母与养狗养马就没有差别了。孔子所谓"犬马之养"说明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穿、住、行等物质性的东西，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顺的态度，也就是说人的尊严还具有精神性的特点，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精神性的需要对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人的尊严与生命伦理学的五个层面

 

人的尊严在生命伦理学中是有用的概念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生命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与人的尊严的关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哲学系生命伦理学研究小组对什么是生命伦理学的阐述在西方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分支，主要涉及我们对生命理解的道德问题。科学和医学新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生、死观念，生命伦理学领域的研究己经越来越重要。生命伦理学讨论的问题常常涉及人的价值和医疗技术之间的关系。包括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终结，用何种手段确保生命延续。我们对身体的功能了解越多，我们越能够干预器官的机能。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希望利用哪一种技术。这些选择不仅与个体的医疗卫生选择相关，而且与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医疗卫生计划相关。像人类基因组计划，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等高技术项目，己经对如下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人类该如何审视我们自身，该如何看待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由科学和医学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机会，己经改变或将继续改变这些问题的传统观念从上述可知，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理论问题、临床问题、政策法律等问题。我国学者邱仁宗先生对国内外的观点进行了总结: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包含五个层面，即：理论层面、临床层面、研究层面、政策层面和文化层面〔9]。下面分析这五个层面和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关系。

 

(1)理论层面后果论与道义论是普通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当我们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经常使用这两种伦理学理论。

 

后果论又称为目的论或效果论，它是以道德行为的后果来确定道德规范最终依据的重要的伦理学理论。它认为确定道德规范的目的是调整人们的利益，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使道德行为取得好的行为结果。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后果论的典型代表，其思想可概括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它既支配着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同样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最终动因，所以追求快乐和幸福、避免痛苦和不幸，是所有人道德行为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道德的，根本的价值评判标准不是别的，只能是该行为最终产生的功利。所谓功利，即是有益于増加道德行为主体幸福和快乐的实际效应。故上述论断又可以表述为:是否产生实质性的快乐或幸福效应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道德的最终评价标准，其所带来的快乐或幸福愈多，则其道德善性愈强、道德价值愈高尊严总是和幸福、快乐相联系;羞辱总是和痛苦、不幸相联系。或者说拥有尊严是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否则有可能“生不如死”。概而言之，拥有尊严，既是道德主体获得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也是道德主体追求幸福快乐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人的尊严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无疑也应该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道义论认为，道德的基本价值表现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而不是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道义原则包括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行为规范等，它们必须被社会大多数人认同，并愿意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原则，这样，道义论才能在道德实践中践行。当然，这些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可能是基本限度的道义要求。重视人的尊严在全球己经获得了普遍的道德共识，并被广泛接受。《世界生命伦理和人权宣言》把“充分尊重人类尊严，人权，基本自由权”作为指导伦理实践的一项基本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都把尊重人的尊严作为基本原则。这说明“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并取得广泛共识的基本伦理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伦理学分支的生命伦理学也必然离不开“人的尊严”这一最基本道德原则。

 

(2)临床层面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

 

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这里仅就安乐死和商业代孕为例进行分析。

 

安乐死问题的争论离不开对人的尊严的讨论。支持安乐死的一方认为，安乐死对病入霄肓并且难以治愈的极端痛苦的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相反是能帮助他们摆脱痛苦的煎熬，维护其生命尊严。身患绝症的病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病痛，这种病痛让他们失去了往日健康时的快乐和尊严，让他们痛苦地活着，不仅是对病患本人的精神、肉体摧残，也是对病患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损害了人性尊严，不具有人道性。反对安乐死的一方则认为，维护人的生命是人的最高尊严，任何人(包括愿意安乐死者本人)都无权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向往和追求“死”，相反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对身患重病绝症的病人放弃治疗，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实施安乐死就是扼杀生命、催促死亡，是反人道行为，对一个人实施安乐死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和践踏。

 

商业代孕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论。支持商业代孕的学者认为，需要孩子者和代孕母亲是否达成代孕合同，他们有自由选择权，只要双方愿意，代孕行为就是合理的。“法律规定的自由允许人们通过交易实现其生殖目的，交易行动依赖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和其他决定将要出生的儿女之命运的因素。这种交易确实会让人们感到荒谬:体外胚胎原本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但是在市场的驱动下，生殖和服务成为人们买卖的对象”。尽管如此，“交易的自由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决定和满足自己的福利，从而强于政府的指令。在自由社会里，生殖选择由看不见的手操纵，尽管有人担心这会贬低人类价值，然而，我们必须允许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挥舞”〔11]。支持者虽然承认商业代孕确实带来诸多问题，但是为了自由(这更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必须容忍这些代价。

 

反对代孕的学者认为:在代孕活动中代孕母亲被异化、工具化女性价值被贬低，她们的尊严受到侵犯。“代孕就像缺乏互利的奴隶制，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动物化的工具’，纯粹充当了他人目的之手段”〔12〕。不仅如此，代孕还构成对婴儿的伤害。“代孕关系强行剥离了孕妇与胎儿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母子亲情，把婴儿当做可移交的产品，这时婴儿己丧失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他们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侵犯，沦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像面包一样可以被买卖”〔13]。上述反对代孕的理由可归结为:代孕母亲、婴儿被当做别人的手段，当做了物，根据康德的观点，人只要被当做手段，人就丧失了尊严，因此，商业代孕应当被禁止。

 

上述两个问题的争论可谓针锋相对，支持者注重权利和自由(其实这也是人的尊严的表现形式)反对者则直接强调人作为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其实，两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临床层面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只是这一原则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界在处理一些具有较大伦理风险特别是伦理后果难以预料的基因技术时，往往是通过设置伦理条例、制定法规、完善制度等措施来保证人类利益不受伤害，比如颁布禁止克隆人法律，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伦理规范等。《赫尔辛基宣言〉就庄严规定:科研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任何科学行为，都要以尊重人的自由与尊严为前提，当科学研究与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人的利益为先。

 

因此，重视人的尊严，关注人的利益，不仅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内核，同时也成为对转基因、克隆等高新技术研究活动进行人文关怀和伦理引导的主要内容。基因决定论之所以受到广泛批判，除了其科学性受到质疑外，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藐视人的尊严。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与人的基因有着内在的联系，人性的不足、生理的缺陷或者优势可以在基因链条中找到发生的过程或机制，只要修改人的基因，就能改变人的缺陷，使人、人性逐步优化。该理论一旦毫无限制地付诸实践，必将对人的神圣性、人的尊严形成严峻挑战，后果甚至更为严重。“人类一切文明的成就，都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利用基因技术变革人性，将会动摇人类文明的基础"〔14]。由此可见，维护人的尊严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坚守的伦理底线，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维护，也是生命科学、生命医学研究活动具有合理性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尊严问题也自然成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会发生在组织结构层面。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和管理等现实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政策、管理、法律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都绕不开对人的尊严问题的探讨。

 

我们仍以安乐死为例。生命晚期的患者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必须有法律政策的依据。主张安乐死的学者认为，生命权是指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包括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这种处分权包括生命安全的处分，自愿承受生命危险，如人体器官的捐献与转让;生命本身的处分一放弃生命，如安乐死、舍己救人等。尤其是患者也拥有自己决定是否及如何接受治疗的权利。在安乐死权利诉求者看来，只有当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时，其死亡才是有尊严的。花费巨大而且没有治愈可能的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死亡，他可以选择一种无痛苦的、尊严的死法，让生命在结束时也是喜悦的、体面的;剥夺死亡权，就是对生命尊严的侵犯。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一些国家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量刑的指导原则。“面对这痛不欲生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安乐地死去，尊严地死去呢?德国最高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庭长、刑法专家克劳斯。

 

库策1996年在对一起医生实施的安乐死案件进行判决时曾指出：应尽量地使患者体面地、不受病痛折磨地死去，不应只为了让病人多活那么一会儿而让他们忍受那么大的痛苦”〔15]。1994年11月，美国俄勒冈州举行全民公决，以51%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尊严死亡法》，法案规定为了人的尊严临终患者有权请求人道死亡，只要经过两名医生诊断存活时间不会超过6个月即可提出申请。1997年《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宣言》指出：应当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必须以维护和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为目的，违背人的尊严的作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作法，是不能允许的。总之，尊重人的尊严己经成为国际社会制定与生命伦理学相关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原则和基本依据。

 

由此可见，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的内容都涉及人的尊严问题。离开“人的尊严”，生命伦理学五个层面所讨论的问题就难以进行下去。人的尊严问题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人的尊严”理应成为生命伦理学中的基本概念。

 

4结语

 

“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在生命伦理学的概念体系中，它处于较高层次，统摄其他概念。人的生命权、知情同意权、不受伤害和歧视、隐私权与保密、人身自由权等无一不体现着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违反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人的尊严概念就像“人权”概念一样包含许多具体的人的权利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尊严”却不能被其他概念所代替，因为，任何一个伦理原则和具体伦理要求，都只能表现“人的尊严”的部分内涵，比如，“知情同意”原则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运用，就需要医师在治疗病人之前，必须先将治疗计划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告知病人，并需由病人以自愿的方式做出同意治疗的决定，知情同意的理论基础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这一基本伦理原则。

 

生命伦理学例5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主要是指人类生命。从本质上来讲，生命伦理学是一门以发展人的生命为核心宗旨的学科。围绕着生命这一神圣主题，生命伦理学构建了护卫生命的坚实堡垒。一是生命伦理学赋予生命以崇高的地位。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可见，人的生命不仅是创造一切社会价值的前提，也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不同文化共同体中的人，对生命价值的论证方式有可能不同，但他们都不会否定人的生命的崇高地位，而是在这一普遍的价值理念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倡导‘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并以法律最强有力的惩戒手段，来禁止、限制剥夺他人生命，伤害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二是生命伦理学彰显了生命的珍贵和脆弱。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一维的，是不可逆的。生命伦理学中任何关于护卫生命的理论、原则、政策等都是基于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正是因为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所以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以构建关爱生命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三是生命伦理学构建了护卫生命的道德和秩序。任何生命个体都需要交往，在交往中生命冲突、生命矛盾的发生是在所难免的，生命伦理学以伦理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构建护卫生命的道德规范和秩序，以促进生命的和谐，提升生命道德。四是生命伦理学捍卫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生而平等，但是在人的生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生命的不平等问题。生命伦理学中关于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就是要减少生命的不平等问题，实现生命的平等，捍卫生命的尊严。五是生命伦理学弘扬了生命的正义。生命正义主要体现在任何伤害他人生命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惩戒和道德的谴责。在市场经济交换原则的诱导下，现代社会中，滋生了很多用金钱与生命交换的现象，甚至滋生了用金钱杀人的罪恶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都是对生命的不正义。生命伦理学中不伤害原则首先体现的就是生命正义精神。六是生命伦理学护卫了生命的权利。生命权利是个体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生命伦理学不仅从道德层面护卫了生命权利，更从法律的强制力层面护卫了生命权利。例如，生命伦理学中对受试体隐私的保护和利益的保护就是基于对个体的生命权利的尊重。

二、“三生教育”与生命伦理学的内在逻辑

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内容的“三生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学生主体对主流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的认同、内化以及实践”来逐步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展性、超越性。“在现代性彰显的20世纪，教育基本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教育生命价值越来越远离教育价值的核心”，“呼唤教育生命教育的回归已成为现代教育不可阻挡的潮流”。“三生教育”就是基于这样的时代使命，它是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对现代教育重大问题深刻反思的结果，它的核心是通过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来捍卫生命的本体意义，它的创新在于将生命融会、贯穿于生存与生活领域，拓展了生命教育实践视阈，丰富了生命教育旨趣的真实性、亲历性，提升了生命教育价值的普适性、公共性，彰显了生命教育意义的逻辑性、系统性。“三生教育”理论构建于现代教育基本规律和现代教育基本价值导向之上，其价值本质在于追寻教育的本真，回归教育的生命本性，超越现代人类的困境，走向诗意的生命、诗意的生存、诗意的生活。

“三生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一点与生命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致性。在生命伦理学理论创建的伊始，生命就是其核心要义了。“三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从根本上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再现了生命在教育中的原初面貌，揭示了生命对教育发展的重大价值与意义，并促进了维护生命这一新的教育价值与功能的生成”，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三生教育”和与生命伦理学是密切联系的。

三、生命伦理学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人是由生命、生存和生活构成的有机体。人的发展就是生命发展、生存发展和生活发展三者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整体运动过程。在人生发展中，生命的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生存和生活领域，因此，以生命、生存、生活为内容的“三生教育”，能够更加系统地解决人的生命困惑，帮助人走出生命困境。“三生教育”以生命为中心，它的宗旨和目标就是促进个体生命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命伦理学从伦理学角度致力于生命的发展。可见，生命伦理学与“三生教育”在价值本旨上是契合的。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标准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生命伦理学提出了生命的三重标准:生物标准、社会标准和复合标准。生物标准反映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主要讨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社会标准反映人的社会存在，主要讨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复合标准着重解决上述两个标准的割裂问题，反映人存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认为人的生命以生物学生命为基础，以人格生命为标准。它并不否认受精卵、胎儿的生命意义，也不完全否认胎儿的生存权利，它强调要考虑人的生命的社会性，不能把受精卵或新生儿与完全意义上的具备社会属性的人相比。生命伦理学提出的生命三重标准，要求“三生教育”关注生命的全过程(从胎儿到脑死亡);关注生命的完整(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价值生命);关注生命的完全(人的生命、非人类形态的生命)。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属性对“三生教育”的启示。生命伦理学提出了生命属性标准，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起来，试图在两者的统一中把握生命。

生命伦理学认为，人的生命是自觉和理性的存在，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这一界定将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区别开来，突出了人的生命所特有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活动;同时又将人的生物学生命与人的人格生命相区别。人作为生物体，具有一系列的生物属性，从受精卵开始到死亡是人类生物学生命的延续，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生物学生命发育到一定阶段即产生自我意识时就形成了人类的人格生命。相对于人的生物学生命而言，人格生命更能反映人的生命的本质意义，是人最明显的本质特征。生命伦理学提出的生命属性标准要求“三生教育”首先关注自然生命的存在，这是社会生命存在的前提与条件;更要关注社会生命，将自然生命的直觉、感受、反射等特性引向自觉、理性、创新和发展。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很多道德参考。

从学科的特性上来看，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道德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说，生命伦理学就是一门研究生命道德的科学。

生命伦理学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论与观念，如人道论、美德论、义务论、生命论、公益论等，这些道德理论与观念为“三生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生命伦理学中关于道德对生命作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生命主体性的提升，包括提高生命的质量、提高生命的创造力、提高生命的智慧;二是对生命发展的规约，包括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护卫生命、体验生命、发展生命。“三生教育”同样以这两大目标为任务，也就是说，“三生教育”不仅要提升生命的自由状态与生命的主体能力，更要在生命的相互约束中体现生命的真正和谐和本真发展。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价值参考。

价值本质问题在当前学术界争议很大，主要有需要满足论、效应论、意义论、功能论、人性论、发展论。但不管怎样，生命价值都是生命伦理学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命题。生命伦理学中对生命价值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命价值的内涵，包括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生命所具有的潜在创造能力或劳动能力，外在价值是指把内在价值发挥出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命价值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二是生命价值的评价标准。判断生命价值大小主要有两个因素，生命本身的质量(体力与智力)决定生命的内在价值，是生命价值判断的前提与基础;个体生命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决定其外在价值，是生命价值的目的和归宿。三是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逻辑关系。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价值理论对“三生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其一，“三生教育”要着眼于提高生命的质量，在相同的条件下，高质量的生命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其二，“三生教育”要着力推进生命的创造力，在相同的条件下，生命的创造越大，其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愈大。其三，“三生教育”要积极规约生命的需要，和谐生命的发展。个体生命的成长总是在一定需要满足下的自我发展，个体需要的满足就是生命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在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体生命的需要往往超越了现实的可能，抑或以侵犯他人利益而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抑或以侵犯集体利益而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无论哪种情况，都会扭曲生命的价值，给生命的和谐发展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甚至毁灭生命。其四，“三生教育”要把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统一起来。价值创造是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为目的的，而不是以加大人的生活压力、降低生命质量为代价的。在现代社会紧张的节奏下，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了，生命质量并没有因为生命价值的提高而提高，“三生教育”就是要恢复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和谐关系，回归生命的自由状态。最后，“三生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生命价值，来提高个体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实现”。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政策参考。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伦理政策是进行“三生教育”的政策依据，在“三生教育”中，要结合本国、本地区的生命与卫生伦理政策制定相应的“三生教育”内容，使之符合国家发展的大局。例如，我国对克隆人的伦理立场是主张区别对待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鼓励和支持以治疗为目的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促进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发展。“三生教育”要依据这个伦理政策，不能超越这个界限来主张任意克隆人以解决生命健康问题，泛化生命神圣论。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法律参考。伦理与法律总是相互辅助的，在某些领域伦理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律来解决。生命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单从伦理角度出发是无法得到有效结果的。生命伦理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生命法律的学科，但是它从伦理立场出发，为生命立法、执法提出了很多较为合理公正的建议。现代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生命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增多，促使生命伦理研究不得不借助法律知识来进行深入推进，这一点恰恰表明了生命伦理研究中的法律精神。如关于安乐死的立法过程就是安乐死伦理研究推进基础上的立法过程。所以，“三生教育”要将与生命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以法律的精神来推进个体对他人生命、非人类形态生命的尊重、爱护，超越单纯伦理意义的道德约束，进入法律强制约束中。

生命伦理学例6

人具有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可侵犯。临床医学以个体的人(患者)为研究和治疗对象，因此临床医学主要涉及患者本人———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强调尊重(包括:患者的自主性、知情同意、为患者保密、隐私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有利不伤害(包括:“不伤害”这一最低要求和“有利”这一较高要求两个方面);公正(包括医疗资源分配公正、回报公正、程序公正等内容，不仅要求具有形式公正还要求具有实质公正)。公共卫生事业则以群体(包括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患病的群体以及他们的混合体)和社会为其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关注群体、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强调群体和社会权利。从保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视角看，两者具有一致性。但是从权利关系看，两者之间又具有显著的差异:临床医学侧重于患者个体权利和尊严，对象一般是患者。公共卫生关注群体的健康权利，对象一般是健康人群。在一些情况下，个体的权利与群体的权利之间会存在矛盾并发生冲突。例如在“非典”期间，为了群体的利益，我们不得不将疑似患者隔离起来，对其个体权利作适当的限制。这显然是对患者权利的侵犯，侵犯的目的是防止病毒在健康人群中的扩散，引起更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传染性疾病的HIV/AIDS不能采用这种方法，为什么不将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隔离起来呢?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辩护呢?一般情况下，个体的人权与群体权利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平衡需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加以规范和制约。个体的人权的实现不能以妨碍(或者损害)他人正当权利和群体正当权利的实现为代价。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必须将个人的健康情况告知，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们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不能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在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下，还要主动去同他人发生或者故意与其他静脉吸毒者共用一个注射针具。同时，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在就诊时有义务说明自己的健康情况。

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

罗尔斯认为“公平即正义”。但具体怎样实施，却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研究的有关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涉及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等宏观问题，也涉及临床中的具体的微观问题。“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在职人员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一些商业性质的医疗保险，从根本上来看，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近两年来热议的“神木医改”模式所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在微观领域，医院在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实施治疗前，一般要告知患者，甚至要求患者签字，以做到知情同意。如果患者因种种原因不具有或者丧失了理性抉择的能力，需要实施知情同意。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要求或者说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形式。但是在临床上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或其监护人)由于文化、经济、心理等各种原因，拒绝在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从而错失治疗良机，导致患者死亡，引发医疗纠纷。这种情况的出现会使医生非常难过。但是作为医生，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要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正义?还是应该从患者最根本的利益出发，不过分看重所谓知情同意书的签字程序，大胆决断实施预定的治疗方案?但是，如果是患者本人作出拒绝采用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这样的决定呢?例如，由于宗教的原因而拒绝输血、由于基于对于腹中胎儿的爱而拒绝对患有严重遗传疾病或者生理缺陷的胎儿实施流产术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医生能否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或者根据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或者所谓孕妇本人的根本利益或其家庭的利益而强行实施流产术/引产术呢?能否在不告知患者本人的情况下，在手术过程中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偷偷地为患者输血呢?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之间的矛盾，以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还可能存在于制药公司、研究机构、作为研究人员的医生以及作为受试者的患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患者与保险公司、雇用单位之间，甚至存在于患者本人与其家属之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利益冲突引起来的。甚至出现了患者家属由于花费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而代替患者选择放弃治疗的情况，这种悲剧的发生就是患者本人与其家属之间利益冲突的例证。利益冲突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患者死亡。例如上述患者家属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而代替患者作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引发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前些年发生于基因治疗领域中的“Gelsinger事件”［2］也是人们讨论的利益冲突的热点话题之一。

民族性与普世性价值观争论

美国莱斯大学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2007年11月在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论坛暨老年生命伦理与科学会议上曾发表了题为《对全球性道德的探求:生命伦理学，文化战争和道德多样性》的讲话，［3］就道德多元主义和后现代道德危机问题提出以下看法:人类对于道德及道德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大约2500年的哲学沉思，几乎没有获得支持建立普遍道德规范的可能认识的经验基础，至少对适应于普遍境况的我们是有理由这么说的。作为一个概念问题，如果没有假定的观点作为论据，没有循环论证，或者没有进行一个无穷的后退，关于道德标准化内容的争论看起来不会经过合理、理性的讨论而达到一致。这种状态使得全球道德计划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与这些思考产生冲突的正是关于正当与非正当行为、好与坏的行为、作为一种普遍固定规范的道德计划本身。因此，他认为关于普遍正当行为的现代性信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医疗实践领域，不同文化语境背景下的流产、安乐死、医疗保健的公有和私有资源再分配等都成为争论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自20世纪中期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生命伦理学以它特有的广泛的普适性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特征，跨越国界，超脱宗教和政治对立，在人类精神家园垦拓了共同的语境，将其发展成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哲学事业。［4］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成为生命伦理学乃至整个医学人文科学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强调医学人文性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指出了只有民族性才能够国际性;另一种观点强调医学人文的普遍性和国际性，认为医学的人文性本来就不属于某个民族特有，它本身就具有多元化基础上的普遍性。恩格尔哈特看到了“全球生命伦理学共识的瓦解”，同时，他强调生命伦理学应当从不正当的风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传统或限制是和普遍道德原则相违背的。也就是说，生命伦理学应该支持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渴望实现的那种普遍道德社会的愿望。同时他认为，生命伦理学不仅仅是国际的，而且是追求对于善、正当和公正的内容丰富的观念。正是由于生命伦理学的这一特征，使它自诞生以来很快就为各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和个人所接受。#p#分页标题#e#

问题研究与体系建构

生命伦理学例7

    生命伦理学产生后不仅获得迅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受到医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宗教界人士、新闻界人士、立法者、决策者和公众的关注，而且很快地体制化。一些国家建立了总统或政府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很多医院或研究中心建立了专门审查人体研究方案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或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我国医药管理局规定，为新药批准所进行的临床药理研究，必须建立机构审查委员会（名称为伦理委员会）审查研究方案。2000年8月我国卫生部成立了“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就重要医学伦理问题向卫生部提出咨询建议作为决策基础。 

    生命伦理学之所以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以后出现的三大事件密切相关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制造原子弹本来是许多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人。他们的本意是想早日结束世界大战，以免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原子弹的爆炸会造成那么大的杀伤力，而且引起的基因突变会世世代代遗传下去。数十万人的死亡，许多受害人的家庭携带着突变基因挣扎着活下去，使许多当年建议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改变了态度，投入了反战和平运动。第二件事是1945年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接受审判的战犯中有一部分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利用集中营的受害者，在根本没有取得受害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例如在冬天将受害者剥光衣服在露天冷冻，观察人体内因冷冻引起的变化。更令人气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731部队所进行的实验，却由于美国政府急需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而包庇下来，军国主义罪犯并没有被送上国际法庭。第三件事是人们突然发现，在寂静的春天，人们看不到飞鸟在苍天游弋，鱼儿在江川腾越。1965年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向科学家和人类敲响了环境恶化的警钟，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威胁人类在地球生存以及地球本身的存在。当时揭露的主要是有机氯农药大量使用引起的严重后果，人们只考虑到有机氯农药急性毒性较低的优点，但忽略了它们的长期蓄积效应，结果使一些物种濒于灭绝，食物链发生中断，生态发生破坏，人类也受到疾病的威胁。这三大事件迫使人们认识到，对于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以及科学研究行动本身需要有所规范，这推动了科学技术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除了上述三大事件的大背景外，推动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还有以下方面： 

    （1）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精子或卵子、受精卵、胚胎、以至人脑和人的行为。这种增大了的力量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以被滥用，对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这种力量的影响可能涉及这一代（例如对生殖细胞的基因干预），也可能涉及下一代和未来世代。当这一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目前人们最担心的可能是对基因的操纵和对脑的操纵。这两方面的操纵可能都会导致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侵犯。例如是否允许人们通过改变基因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甚至为后代选择自己喜欢的性状？是否允许人们通过在脑内插入芯片来增强记忆和加速处理信息的能力？（2）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干预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安排，甚至有可能用人工安排代替自然安排，这将引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后果，导致价值的冲突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心。比如，现代的生殖技术，一方面可用于避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不育问题，那么，已经离异（单亲家庭）、不想结婚（同居者）、同性恋者以及过了生育期的男女是否可以利用辅助生殖技术？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成员都是用辅助生殖技术产生，那会怎样？（3）全世界蔓延的艾滋病向一些传统观念和现存的医疗卫生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艾滋病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民族灾难，许多原来发病率较低的国家也很快进入快速增长期。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现在已经达4000万人，而妇女、儿童在艾滋病面前更为脆弱。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层面以及有关防治艾滋病政策层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国家是否有义务向艾滋病提供治疗？个人是否有义务改变自己的不安全行为？非感染者和社会是否有义务援助而不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对于许多妨碍艾滋病防治的行动和做法是否应该用立法方式加以制止？（4）医疗费用的大幅攀升导致卫生制度的改革。由于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市场化消极面的影响，促使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大幅攀升，严重冲击许多国家的公费医疗制度。各国都在改革卫生医疗制度，寻找让公民既负担得起又相对有效的医疗制度。但是这些改革提出了许多伦理问题，例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卫生政策如何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如何不致影响传统的互相信任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公司怎样协调关系才不致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发生的医疗纠纷如何能做到不致两败俱伤？（5）丑闻的揭露和民权运动的高涨。在各国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违反伦理的事件总是存在的。对这些事件的揭露和思考，也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和内容 

    生命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对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的研究。人类行为规范具有社会性。伦理规范不是由个人制订的，它们体现在种种规定、准则、法典、公约、习俗之中，在我们学习它们以前就已经存在。人们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我们通过学习社会规则知道了伦理规则。当然，社会规则并不等于伦理规则，比如审慎行事规则就不是伦理规范。仅当涉及到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或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而这种做人做事会影响到他人利益时，我们才进入伦理领域。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伦理规则，因为在他看来这可以避免伤害他人。也可以说，伦理是要我们考虑他人利益的社会期望。伦理是社会的必需，因为人人只考虑自己利益的社会是没有凝聚力的，从而也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普通规范伦理学试图提出一些原则或德性来支配人们做事或做人，并提供理由来证明为什么我们应该采取这些原则或培养这些德性。对理由的关心，说明伦理学是理性的活动，它是实践理性。应用规范伦理学（简称应用伦理学）是应用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解决特定领域的伦理问题。应用于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保健就是生命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工程师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工程伦理学，应用于解决律师、法官面临的伦理问题就是法律伦理学，应用于新闻界就是新闻伦理学，应用于企业就是企业伦理学。由于以上这些都是专业（professions）领域，不是一般的职业（occupations），所以又统称“专业伦理学”（professional ethics）。普通规范伦理学的原则可以跨专业应用。比如，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分配、种族和性别歧视、奖励惩罚等问题必须援引公正原则；诚实或说真话原则可用于企业伦理中的虚假广告、新闻伦理中的真实报道、医学伦理中的向病人告知病情等。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有五个层面： 

    （1）理论层面：例如后果论与道义论这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在解决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时的相对优缺点如何，德性论、判例法和关怀论（尤其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地位如何，伦理原则与伦理经验各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2）临床层面：各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会面对临床工作提出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与生死有关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临终关怀等问题。 

    （3）研究层面：从事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药理试验、基因普查和分析、干预试验以及其他人体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面临如何尊重和保护受试者及其亲属和相关群体的问题，同时也有如何适当保护试验动物的问题。 

    （4）政策层面：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个人层次，也会发生在结构层次。医疗卫生改革、高技术在生物医学中如何应用和管理都涉及政策、管理、法律问题，但其基础是对有关伦理问题的探讨。 

    （5）文化层面：任何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文化也影响哲学和伦理学，当然也会影响生命伦理学。如在某一文化环境中提出的伦理原则或规则是否适用于其他文化，是否存在普遍伦理学或全球生命伦理学，伦理学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以及伦理学相对主义是否能成立等等。 

    生命伦理学的专业特点 

    作为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不谋求建立体系，而以问题为取向，其目的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生命科学或医疗保健中提出的伦理问题。解决伦理问题需要伦理学理论，但实际的伦理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很难用一种理论解决所有的伦理问题，正如不可能用一只猫或一类猫去抓世界上所有的耗子一样。在解决伦理问题的过程中，伦理学理论本身也受到检验，有的理论没能经得住检验，有的理论即使通过了检验，也不可能在解决所有伦理问题时都能拿到高分。因此在解决问题时应该保持理论选择的开放性，而不去拘泥于一定的理论。 

生命伦理学例8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道德失范现象越来越普遍，大学生生命伦理观教育备受瞩目。本文针对大学生生命伦理观教育途径，从家庭、学校、社会和大学生自身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探索四元教育模式，合力推进科学、正确的大学生生命伦理观建设。

关键词 ：大学生；生命伦理观；教育途径；家庭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7.019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7—0040—02

收稿日期：2015—01—10

作者简介：宋辉（1975— ），男，辽宁盘锦人。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一、家庭：生命伦理观教育的基础

家庭教育在学生的成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最初形式，对学生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的特点，它也是目前大学生接受生命伦理教育的主要形式，所以，家庭教育是整个生命伦理观教育的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养模式有助于大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生命伦理观，有研究表明：民主型家庭的孩子在对生命伦理的认知和幸福感的体验上明显好于专制型家庭的孩子。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家庭的氛围和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和不可磨灭的，对孩子的性格、行为倾向以及对生命伦理的认知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单亲家庭以及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更需要恰当的家庭教育对孩子进行积极的引导，帮助其形成正确的生命伦理观。

家长应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在生命伦理观教育中的优势和价值，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微博、微信、电话、手机短信等方式积极参与大学生在高校中的生命成长过程，结合学生成长实际和个性特点进行全面的家庭教育。［1］学校教育不可能代替家庭教育，而家长也不能完全将孩子的教育推给学校，家长有责任也有必要教孩子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珍爱生命，关爱和帮助他人。

二、学校：生命伦理观教育的关键

生命伦理观教育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生命知识教育，即培养大学生需要掌握的自救和救他能力，使其面对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时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生命伦理教育，即教导大学生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平等对待动物等一切生命，不伤害他人的生命和健康；生命责任教育，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负有一定的责任，要让大学生懂得放弃生命意味着放弃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并且会对他人造成心灵上的伤害，尤其是对亲人造成心灵的创伤；死亡伦理教育，要让学生坦然地面对自然死亡，同时避免死亡的随意性。［2］

功利主义、理性和实用主义教育的盛行导致高等教育逐渐沦为工业化社会的培养工具。生命伦理教育在高校表现出缺失性、零散性、表面性等特征，高校自杀和他杀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如何把握学校生命伦理观教育，怎样让生命伦理观教育真正发挥效能，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建立严格的生命伦理观教育体系，规范课程设置。将生命伦理观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设定学分、课时要求。一方面，可以采取独立教学的方式，开设生命伦理观教育课程，配备专职教师以及配套教材；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渗透教学的方式，在语文、哲学、思想修养等课程的日常教学中加入生命伦理观教育的内容，将生命伦理观教育融入其他课程的教学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组织校园集体活动，致力于建设特色校园文化。例如：学校可以组织集体开展野外拓展训练和生存训练等，使学生掌握生命知识，形成正确的生命态度和生命意识。［3］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围绕安乐死、器官捐赠等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辩论赛，引导大学生探讨生命伦理，形成正确的生命态度和生命意识。另外，可以组织大学生到医院、敬老院、儿童村，通过参观和帮扶活动让学生领略生命的神奇和脆弱，学会关爱和给予、付出和收获。此外，学校还可以借鉴美国死亡教育的经验，组织大学生参观死亡博物馆，到殡仪馆参加葬礼，给自己写墓志铭，像电影《非诚勿扰2》中那样提前举行“人生追悼会”等活动，［4］让学生感悟生死，感知死亡心理，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加强心理咨询中心的建设，编写心理健康档案。很多高校已经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但是很少有学生会主动向其寻求帮助，学校应该打破学生的芥蒂心理，打消学生的顾虑。同时，高校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有必要变“问题导向”为“发展导向”，让学生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另外，高校应建立起积极有效的预警干预机制，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心理普查，这种普查可以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将普查结果编制成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以了解大学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的心理障碍，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心理辅导。［5］

（四）构建家校联合培养模式。学校、教师与家长应该是紧密联系、沟通顺畅的关系，学校可以开展一系列活动，比如设立家长接待日、对特殊学生进行家访、组织学生在节假日期间给家长写感恩家书等，通过感恩的形式，加强学生与家庭之间的亲情交流，加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另外，学校可以开设家长培训班，对家长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等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和培训，帮助家长更加科学、有效地教育孩子。

三、社会：生命伦理观教育的保障

社会既包括了现实的社会环境，又包含了虚拟的网络社会。当下，受社会转型时期“泛功利化”心态、社会价值取向偏离、信仰缺失等因素的影响，道德失范现象越来越普遍化。因此，在社会中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建立健全人性化的法律、法规制度，净化社会风气，减少社会负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势在必行。

首先，要推动大众媒体发挥其正能量。网络、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介是学生获得信息、接受教育最便捷的渠道，生命伦理观教育也可以通过这些媒介进行推广、宣传和引导。大众媒体代表了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它在反映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应对社会上的负面事件进行正确引导，挖掘其教育意义，促使学生以一种理性的态度面对周遭的人和事。其次，要发挥社区在大学生生命伦理观发展中的作用。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具有覆盖面广、普及量大等优点，但是我国的社区比较零散，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教育功效。社区教育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无论是对于大学生，还是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加大对社区教育的投入，使社区教育日益规范化、系统化都是一件莫大的好事。

四、大学生：生命伦理观教育的核心

从生命学的视角来分析，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中的第三次断奶期，即处于人的“精神断奶”期。［6］在这一阶段，人的生命将获得完全独立，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以及生活观，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大学生能否将生命伦理思想知行统一，做到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是形成正确、科学的生命伦理观的关键。所以，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注重加强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严于律己，既要不断地加强专业学习，又要广泛地参与社会实践，脚踏实地，孝敬父母，乐于助人。同时，在大学生群体中发挥同伴的影响作用，关心周围人的身心健康，用自己拼搏向上的心态感染他人，带动集体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对生命伦理观产生正确、合理的认识。

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和谐互动、相辅相成，有助于形成大学生生命伦理观教育“四位一体”、“四元合力”的教育体系，协力推进生命伦理观教育进程，开拓生命伦理观教育的新形式。

［

参考文献］

［1］褚惠萍.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2］程向阳.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路径探讨［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6）.

［3］闫慧.当代大学生生命伦理观教育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2.

生命伦理学例9

中图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150-02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是生物学和信息科学的世纪。生物学属于自然学科，目的是改造生命本身，它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促进生产力发展，使人类文明达到新高度；另一方面，观念的更替引发生物学伦理观念的碰撞。生物课的任务是提高学生生物科学素养，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学阶段的生物学需要渗透伦理教育。

二、现状分析

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道理和准则。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伦理有客观、社会性，道德含主观、个体性；“伦理构成的关系是道德的基础，伦理生成的道理是以道德的形式表现的”。[1]

中学生物学知识的学习是其认识和分析问题和价值观形成的根据，直接影响其对事物的判断。生物教学更注重科学素质的培养和探究。但易使学生误解科学技术至上，对科学技术仅以是否有用作为衡量唯一标准，形成生命伦理观念教育的真空。忽略了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失落，缺乏负面影响的深度思考，在日常行为上会出现失范之举。如轰动一时的大学学子伤熊事件。

三、如何在中学生物教学中渗透生命伦理教育

（一）加强对生命伦理教育的认识，完善教育理念

老师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对学生的生命伦理教育，老师自身的思想要提高认识，避免功利化，给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留出适当时间和空间，对学生进行伦理教育。生物教学大纲强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关注社会生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生物学承担起生命伦理教育的任务，通过生物知识、技能教育与人文教育，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学会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尊重生命。

（二）生命伦理教育贯穿于日常教学始终，培养人文精神

人教版生物教材有大量生命伦理教育素材，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很好地将知识的传授与人文精神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

1.利用生殖发育的知识，进行珍爱生命教育与生物技术伦理教育。高中必修二教材第二章——减数分裂与生殖细胞形成，这是高中生物教学的重难点。多数教师只分析其复杂的过程，很少对意义探讨。学生质疑一些知识性问题，教师应很好地利用问题进行珍爱生命教育，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人文情怀。例如，由于前一章基因分离定律中讲到杂合体的配子比例为1∶1，学生经常认为和卵细胞的数量比为1∶1，笔者在教学中直接给出了人的具体数据，男性每次排数3～5亿个，女性一生能产生的卵细胞不到200万个，能发育到成熟并排出的更是不到1000个。学生对这一数字印象深刻，随之提出新的问题，笔者顺势引导学生思考卵细胞与形成过程、体积的差别和意义。运用所学知识使课程知识目标顺利实现。

笔者进行拓展：被子植物的繁殖过程，经开花、传粉、双受精、发育成种子来繁殖后代，如花的雌雄蕊受伤，或未传粉，就形不成种子。被子植物繁殖后代需要一粒饱满的种子。任何生命都有其生存的意义。学生初步感受到对生命可贵，才能珍爱、珍惜生命。笔者接着给出课后思考题：人工授精是医学界解决生命科学的生物技术，但人工授精在满足不孕患者的要求的同时，引发出社会伦理学等血缘关系问题。此开放性是问题的提出，为了引起学生注意并思考生物和医学技术革新背后的伦理问题。

2.利用生态学知识，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生态学中保护生物多样性，这部分内容少而单调，学生无兴趣。笔者结合身边实例对学生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实例一，我校对围墙边的一处杂草丛，种植草皮和各种园林植物，规划改建为小的绿化带，让学生发表评论。有的学生说，改善了学校的面貌；有的说由原来的杂草到现在的常绿植物，增加了光合作用，改善了环境；有的说由草到花，吸引昆虫，提高生物多样性。还有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由杂草丛到园林物种，增加了局部的生物多样性，降低了学校整体生物多样性。学生利用教材内容分析，创新地分析，通过生活体验分析生态环境的影响，体现出生态伦理观点。

实例二，评价“巴西绿耳龟，作为宠物引入我国，某些善心人将其放生到野生环境中”。多数学生认为这是一种珍爱生命的善举而认可；但有一个学生根据教材第四章，澳大利亚宠物兔变成野兔导致兔子成灾，提出异议：盲目地把生物放入野生环境中未必好，有时会引发生态灾难。该生的思考角度不从众，能够从教材中寻找两个事例的共性，经大胆的推测得出见解。充分体现能力目标的提高。从关注简单的放生个体的善举到考虑更大范围内和更深远的生态影响，可见学生已初具宏观生态思维和基本的生态伦理观念。

3.利用生物进化的知识，进行生存伦理教育。如今是竞争的时代，中学生从家庭和社会中获取很多有关竞争意识信息，得出——不管手段如何，竞争结果最重要。个体的价值观的功利化形成了一定的氛围。中学生的在校教育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对中学生的伦理教育十分必要。笔者讲“生物进化”一节，对学生就进行了生存伦理教育。生物进化概念变异与选择的先后问题，用进废退学说认为，生物的性状可通过后天锻炼得到加强，并可遗传。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则认为变异原本存在，是不定向的，受一定环境影响而进化。笔者设计问题：根据现代生物进化理论，个体差异大的物种，环境变化后易存还是灭？学生通过对教材的解读不难回答。又问：当今国家间竞争激烈，容易生存的国家在人才上是多样化还是单一性的？讨论热烈，生物进化观点认为，多样化取得优势，某个领域专业化才能取得领先。这一问题具有开放性，笔者借此开展小型辩论会，学生很感兴趣。有一方提出：某些生物的性状不适应现在的环境，但在环境变化后，原本不适应的性状就会变成适应新环境的性状——生存伦理思想。通过辩论，学生对生物进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生命伦理学例10

上海海洋大学是一个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一所地方高校，水产科学是我校鲜明的特点。而对于人文和理工及生命和农学的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都是一次跨多个学科的交流和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思想和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本人的科研工作中运用多种生命科学技术，自2011年开始讲授生命伦理学，是面向上海海洋大学全部专业的本科生的公共选修课。在过去的5个学期96个学时的授课后，根据教学效果以及对同学的问卷调查，提出对该课程教学上的一些改革。依据生命伦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课程性质，其教学方式应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又区别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它既不能过于机械、实证，也不能够过于抽象、理论化。同时，作为一门选修课，教学方法尤为重要。在教学方法上应灵活多样，既能教给学生必要的生命伦理学知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本人从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课程安排

主要参考教材是翟晓梅、邱仁宗主编的《生命伦理学导论》。授课对象为我校本科各专业学生，学生人数100人以下。课时16学时，以多媒体授课为主。

二、课程内容

伴随科技发展，不断更新上课内容，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技术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之前的上课内容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安乐死、临终关怀、脑死亡、转基因及食品安全等。结合近几年的科技发展，其中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最新技术，如2012年获得医学诺贝尔奖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神经科学、纳米技术等不断添加进教学内容中。并且考虑到我校的科研教学工作中，会用到大量陆生、水生生物作为实验材料，所以动物伦理在上课过程中也会有所介绍。

针对生命伦理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专业特点，热点问题较多，但本课程的课时有限。因此，计划每学期第一次课绪论（2个学时）介绍结束后，列出目前生命伦理学上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课堂调查学生兴趣的内容，以此安排后面的14个课时的课程内容，加强教学针对性。

三、教学方法

作为全校的公共选修课，选修学生的专业很多，有会计、金融、食品科学、包装、电器、海洋生物、生物技术等，学生掌握生命科学知识的水平参差不齐。而生命伦理学是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学科，讲解清楚每种生物技术的特点是学生理解该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基础。所以，在教学中，要深入浅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复杂、高深的生命科学技术。并且通过案例法、提问等方式，调动起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生命科学的求知兴趣。比如在讲解人类基因组计划时，首先通过提问的方式，问同学们有多少人了解基因。然后告诉他们其实基因离我们很近，比如，热播的美容产品广告词“基因决定肌底”，我们食用的大豆油、玉米油很多都是转基因农作物加工而成，这样的介绍总是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接下来，再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讲解什么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的基因组就是全部的遗传信息，是一条很长的基因链，一个个片段就是一个个基因，在体内发挥着生物学作用。在之前，大家对基因的研究就像是小猫钓鱼，钓上来那个基因就研究哪一个，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把人类所有的基因片段通过撒网，全部捕上来然后再逐个研究他们的功能。如此的讲解，几乎所有的学生就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就更易于理解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论。

我校网络教学平台（EOL平台）是教学的重要工具，为教师提供了强大的在线备课工具和网络施教环境，并提供了充分的师生互动功能。在生命伦理学的授课过程中，借助该平台进行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调查问卷、作业布置的上传，极大拓宽了课程教学空间。比如，在每个学期中，利用该平台设计调查问卷针对选课学生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此也可加强教学的针对性。

四、考核方式

以论文作业的方式进行考核时选修课常规采用的方式，也将是生命伦理学选修课采取的主要方式。但作为选修课，应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由于课堂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并播放了相关的视频，学生可以任意选取感兴趣的视频或领域发表自己观点，也可以写课后布置的命题论文。在论文评分上主要从其选题、构思以及内容上进行评分，并根据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成绩。通过这种考核方式，考查学生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这也符合高等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针对生命伦理学的课程性质，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上进行了改革。教学内容上适应科学发展，反映时代特色，尊重学生的兴趣，突出教学重点。教学方法上通过案例、提问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增进各专业学生对生命科学和相应的伦理问题的理解，并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拓宽教学空间。灵活的考核方式可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