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在线咨询服务,发表咨询:400-888-9411 订阅咨询:400-888-1571股权代码(211862)

期刊咨询 杂志订阅 购物车(0)

费用会计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2-05-29 07:15:58

费用会计论文

费用会计论文例1

正确界定研究与开发活动,是恰当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和财务信息揭示的关键。

1、企业(不包括从事采掘勘探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等的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含义。

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分研究活动和开发活动两部分来界定。研究活动是指为取得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做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有计划的、创造性的。把研究活动按是否为解决特定实际问题而展开,又可以分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的费用支出与未来的收益之间通常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后者的费用支出往往有直接的受益对象。开发活动是指为了在商业生产或使用之前形成新的或实质性改进的产品、工艺等,而把科学技术知识有计划地付诸实践的活动。尽管研究活动与开发活动不同,但它们是紧密相联的:研究活动是开发活动的前奏,通过前者获得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再通过后者将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即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常常把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看成一个整体,当作一个项目的两个阶段。

2、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往往要进行计划、设计、论证、研制、实验、定型、测试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例如科研人员、服务人员(如科技管理人员等)的工资费用,耗用的化学试剂、仪器配件等各种材料,自有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维修费,租赁设备、房屋的租金或使用费等。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就是对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发生的这些费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关键是第一步,即确认,也就是将研究与开发费用确认为资产项目还是作为当期费用。

对确认费用有两条具体标准:

(1)按权责发生制标准来确认本期的费用;

(2)按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标准来确认本期的费用。

这两条标准的核心是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根据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含义,应把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为资产项目,以后在其收益期分期摊销。但研究与开发活动有其独特的性质,即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有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获得成功,会增加企业未来收益,如形成专利权等;有的研究与开发项目则可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说,研究与开发活动成功与否存在着不确定性,更具体地说,与研究开发活动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如果将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全部支出资本化为资产项目而后在其收益期间分期摊销,不符、稳健性原则,同时也很可能导致企业财务报表失真,虚增资产、虚增收益;

如果将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动全部支出费用化即从当期收益中立即冲销,又有悖于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研究活动是开发活动的前奏,与开发活动相比,研究活动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而且,一项研究项目可能与好几个开发项目有关,有的开发项目能取得成功,有的开发项目却遭致失败,又很难辨别哪些研究费用是成功开发项目的花费,哪些研究费用是失败开发项目的花费。因此,企业常把研究费用全部费用化。这样,有关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处理的探讨,实质上也就成为开发费用资本化与费用化的争论。

将开发费用资本化的理由主要有:

(1)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究与开发活动,是为了获得未来经济利益,而不是作为当期生产所必需的制造费用。

(2)将研究与开发费用从当期收益中冲销,人为地使新产品引进的前期和早期利润降低,有违权责发生制。

(3)将研究与开发费用立即从当期收益中冲销,降低了报告利润,会抑制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积极性。

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当期费用化的理由主要有:

(1)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现金流量。

(2)将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要对未来经济利益进行主观判断,相对而言,当期费用化更具有客观性。

(3)将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随后按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分期摊销,在实际操作上有一定的困难,企业也可能通过费用的摊销来控制其各期收益。

3、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各国实务比较。对上述两种方法的使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选择(表见下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采取谨慎态度,广泛采用研究与开发费用当期费用化的方法。也有在特定条件下采用资本化并系统摊销的方法。

注:a、在特定条件下,开发费用除外;b、如果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那么必须建立准备帐户;C、在特定条件下,计算机软件开发费用除外。

二、我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准则及其展望

近年来,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足够重视。财政部也曾研究与开发费用准则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要求将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发生的费用在其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我国现行会计实务也将研究与开发费用作为“企业管理费”处理。

费用会计论文例2

(二)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会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1.确认问题。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固定资产弃置费用的确认范围,明确指出只有石油天然气和核电站等化工企业。对于煤炭、矿山等企业是否需要确认,以及需要多大规模,是否无论大小均要确认计提弃置费用,并未明确规定。矿石的开采以及与其相关设施的报废,无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破坏。是否只要是矿区都应该确认其弃置费用呢?笔者认为,矿区弃置费用与它所处的特定环境相关联。例如,矿区处于铁路、桥梁、公路或者其他的大型建筑附近,随着矿石的不断开采,必然会影响建筑物的稳定性,很可能造成道路凹陷等严重后果。又如,矿区位于大山脚下,矿产资源被采空后,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恶劣灾害,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再如,矿区位于河床附近,一旦矿产资源被采空,很可能引发决堤、地面裂开等现象,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我国近年来因此发生的事故数不胜数,迫切需要相关制度来规范企业行为。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固定资产》准则中,将弃置费用作为或有事项来处理,利用预计负债科目来核算。同矿区一样,如何确认油气资产弃置费用的范围,也需要政策的明确规定。因为,天然气或石油的开采都需要用到油气井等相关设施,但当油气资源枯竭、油气井遭到破坏而不能修复时,它就是报废资产,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需要确定其弃置费用。根据行业特性,油气井的报废费用基本包括:拆除费、填埋费、清理费、环境治理费等。然而这些费用是否都应计入弃置费用中呢?这是需要我国会计准则作出明确规定的。2.计量问题。固定资产弃置费用计入到生产成本中,如何准确计量弃置费用的金额,成为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关键因素,一旦被不法企业滥用,将成为操纵企业利润的一种手段。然而新颁布的准则中,对于弃置费用的支出范围、折现率的选择、折旧方法规定不明确。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如果有明确证据表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它当前资产价值,那我们是否需要对其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并在财务报表中对外披露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核电站的核设施、石油天然气的油气井,它们的报废成本都是相当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超过固定资产本身的成本,并且弃置费用并不是发生在当期,而是若干年以后,通货膨胀、技术革新等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所以弃置费用也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如果不将固定资产弃置费用计入到成本中,然后分月计提,那么在资源耗尽后,企业未必有能力承担所有的环境恢复费用。然而,企业又如何准确计量固定资产弃置费用呢?根据新准则的规定,特殊企业在取得固定资产后,将预计负债折算为当前现值,与取得成本同时计入固定资产原值,并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进行折旧。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弃置费用与现值之间的差异,分期计入财务费用,并调整预计负债的金额。计算每年需提取的利息费用时,用各年年初预计负债的金额与原贴现率相乘计算,最后用利息费用的累加值加上固定资产的初始值即为弃置费用。然而按照会计谨慎性原则,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会有一些因素影响固定资产的价值,那就需要重新计算弃置费用。但如果按照现值重新计算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这就不仅仅是会计问题,更大程度上是技术问题。美国FASNO.143规定,只要资产弃置费用的公允价值能够合理估计,就应当在该费用发生当期按照公允价值作为一项预计负债予以确认。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它明确了资产弃置费用确认的时间是在义务发生时,确认的金额按公允价值计算。而我国新颁布的准则中并未明确指出固定资产弃置费用的计量标准和计量方法,只是强调使用未来应付金额的现值来计算。这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实际操作还是具体计算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固定资产属于一项长期资产,我们虽然在当期确认了弃置费用的金额,但这是企业未来对环境恢复义务的支出,在当期并未真实发生。弃置费用的发生是在以后的若干会计期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存在很多变化因素。那是否需要我们对它重新估算,又如何估算呢?然而企业将弃置费用列入到成本中,重新估算必然会影响其当期利润,那又怎么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呢?我们是否可以效仿美国,利用公允价值计算弃置费用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的。

二、完善我国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会计政策的建议

新的会计准则中对固定资产弃置费用进行了阐述,但不管是理论的严谨性还是操作上的实践性都是不够的,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一步完善我国固定资产弃置费用政策。

(一)扩大固定资产弃置费用政策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中仅将油气和核电站等特殊资产列入弃置费用的核算范围内,而其他也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却未列入其中,这显然是不够的。例如,煤炭开采、金属冶炼、造纸、制药等活动,都会不可避免地污染空气和水。同时我国是煤炭消耗大国,用煤炭作为燃料进行生产活动的化工企业、烟草公司、供暖企业等,都会制造大量的工业废气和废物,破坏臭氧层和生态环境。因此,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涉及面是非常广的。我国新的会计准则应充分考虑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对在未来固定资产弃置时可能属于需要承担环境恢复义务的企业资产加以规定和界定。只有不断完善固定资产弃置费用政策,扩大其适用范围,才能引导企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企业追求短期效益,促使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保护和爱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费用会计论文例3

二、集合分配法

按照存货应用指南之第二层本意,亦即商品流通企业在采购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等进货费用,也可以先进行归集,期末根据所购商品的存销情况进行分摊。对于已售商品的进货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未售商品的进货费用,计入期末存货成本。由此指明,集合分配法也就是通过增设商品进货费用专门科目而将商品进货费用在已售商品和未售商品之间进行分摊调整的核算方法。商业会计中采用集合分配法是存货准则的特有主张,也是区别于其他行业会计的特色方法。其优点是简化商品采购成本核算,单独考核商品采购费用,便于分析商品进价和商品采购费用影响,及时完善商品采购管理,商品存销负担合理。其缺点是月末分配调整量较大,各月商品采购费用会人为调节,额外增加了“进货费用”科目。同时,会造成商品购进成本反映不及时、不准确和账实不符现象。集合分配法一般适用于商品采购费用数额较大,商品品种规格较多和商品采购业务批量大的批发商业企业,也可应用于难以及时掌握商品采购成本指标,专项控制商品采购费用发生情况和商品购进频繁的零售商业企业。具体而言,集合分配法是指商业企业平时通过专门增设的“进货费用”科目汇集发生的各项商品采购费用,待期末时再计算当期商品的存销分摊比例,然后分别将已售商品应负担的进货费用转入“主营业务成本”账户而未售商品应负担的进货费用合并转入“在途物资”科目(商品入库前)或“库存商品”科目(商品入库后)核算的附加调整法。集合分配法在商业会计中实质是后续成本法、附加进价法,核算通式为“:已售商品成本=已售商品进价+已售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未售商品成本=未售商品进价+未售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其中,“未售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在途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库存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同时,还需单独设置“进货费用”科目,其按经济内容应分属于资产类科目,用以专门核算商业企业发生的各项商品采购费用归集、转销和结余情况。该科目借方登记平时发生的各项商品采购费用,贷方登记月末已售商品应分配转销的商品采购费用,期末借方余额表示未售商品应分配负担的商品采购费用结存额。商业会计应区分商品采购入库前后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否,分别作出如下商业进货费用账务处理: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商业会计,平时先应对发生的各项商品采购费用借记“进货费用”科目,按确定的不含税商品购买价款借记“在途物资”科目(商品入库前)或者“库存商品”科目(商品入库后),按合理确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同时根据结算方式的不同贷记有关账户。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商业会计,平时应对发生的各项商品采购费用借记“进货费用”科目,按确定的含税商品购买价款借记“在途物资”科目(商品入库前)或者“库存商品”科目(商品入库后),同时根据结算方式的不同贷记有关账户。月末后,再按当月商品存销比例计算出未售商品和已售商品各应分配的商业进货费用额。具体步骤为:(1)确定当月商业进货费用分配标准。当月商业进货费用分配标准是当月已售商品进价和和当月未售商品进价,而当月未售商品进价由月末在途商品进价和月末库存商品进价构成。(2)确定当月商业进货费用应分配总额。当月商品进货费用应分配总额要根据“进货费用”科目确定,也就是当月“进货费用”科目分配前的月末借方余额。(3)计算当期商业进货费用分配率。当月商业进货费用分配率按其适用范围、准确程度和计算要求分为三种形式,即综合分配率法、类别分配率法和个别分配率法。一般计算公式为:当月商业进货费用分配率=(月初进货费用结存额+本月进货费用增加额)÷(月初商品购进额+本月商品购进增加额)×100%。其中,综合分配率法要按全部商品混合计算而成,具有唯一性、混合性和平均性,但准确性最差。类别分配率法要将全部商品分类后计算而来,具有多类性、分离性和分层性,但准确性适中。个别分配率法也称为单项分配率法,要区别商品品种规格逐项具体计算而成,因而具有繁多性、单一性和具体性,但准确性最好。(4)计算当月未售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同时综合作出当月未售商品成本的财务报告。当月未售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当月未售商品进价×当月商业进货费用分配率,当月未售商品成本=月末“在途商品”科目余额+月末“库存商品”科目余额+月末“进货费用”科目余额。(5)确定当月已售商品应分配商品进货费用额,并作出转销本月已售商品进货费用的会计分录。当月已售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当月已售商品进价×当月商业进货费用分配率=当月商品进货费用总额-当月未售商品应分配进货费用。会计处理为,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贷记“进货费用”。

费用会计论文例4

(二)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顾名思义,就是按照各个生产工人的工资比例对制造费用进行分配的核算方法。这种方法是与生产工人工时比例法的区别只是在于是按照工资比例还是按照工时比例进行分配。改方法的计算公式如下:制造费用的分配率=制造费用的总额/各个产品的生产工人的工资总额某一产品分配的制造费用=这一产品的生产工人的工资×制造费用的分配率;因为生产工人的工资可以直接从工资费用的统计表中查看,因此依据生产工人的工资比例方法进行制造费用的分配,核算的过程非常简单、快捷。但是因为生产各个产品的机械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其所承担的制造费用会不够合理和科学,因此这个分配方法适合那些产品的机械化程度或要求工人的操作技能较为评价的企业。生产工人工资比例法因其对生产流程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应用范围比较窄。

(三)机器工时比例法机器工时比例法和工人工时比例法类似,不过是以机器设备的运转时间为基础进行按比例分配的。严格的说,机器工时比例法是按照各产品进行生产时所用的机器设备的运转时间按照比例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该方法的公式为:制造费用的分配率=制造费用的总金额/各产品所耗用的机器工时的总额;某一产品分配的制造费用=这一产品所消耗的机器的工时×制造费用的分配率对于某些生产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其生产车间的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因此机器设备相关的折旧费用、修理费用、维护费用占生产成本的比重比较大。相对来说工人成本费用比较小因此采用机器工时比例法更为合理和科学。采用这种方法需要对生产环节的各个机器的生产工时、耗费的费用进行准确的记录,以便得到比较准确的数据。

(四)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是按照确定好的年度计划的分配率来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要采用这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年度计划的分配率,然后每个月的各产品都按照这个分配率进行分配,而不考虑每个月实际上生产的制造费用。如果出现一年计划的制造费用总额和实际费用总额差距较大,要及时调整年度计划的分配率。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核算简单,但会计核算成本的准确性比较差,应用范围比较受限。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季节性比较强的生产性企业,有助于他们将制造费用平均分配到各月之中。采用这种方法需要准确的预算出下一年的制造费用分配额。年度计划的分配率=年度制造费用的计划总额/年度各产品的计划产量的定额工时的总量;某个月度的某一产品分配的制造费用=这一产品的实际产量的定额对工时数×年度的计划的分配率。采用这种分配方法会出现制造费用的明细账和总账的项目对应不上,有时可能是借方,有时可能是贷方。一般各月出现的余额不需要处理,累积到年底统一处理即可。如果全年的实际制造费用和计划费用有差异,则会出现年末余额的情况。实际操作中如果差额比较小,会计一般会同一调整,纳入12月份的制造费用成本之中。在会计记录中为借记“基本生产的成本”,贷记“制造费用”。如果差额比较大则需要用篮子进行补记。如果实际发生的费用比计划分配额小,则用红字冲减。用公式表示为:差异额的分配率=差异额/依据年度计划的分配率进行分配的制造费用;某一产品的分配差异额=这一产品依据计划的分配率分配出的制造费用×差异额的分配率;在实际的工作中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合适的分配方法进行制造费用分配。而且根据可比性原则的要求,在条件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制造费用成本分配方法一旦被使用,就不能够进行随意的改变。

二、改进制造费用分配方法的策略和建议

(一)改进制造费用分配机制,加大作业成本法的应用范围近几年我国生产制造行业发展速度很快,企业生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高新技术的引进加速了自动化生产模式的进程。以往在我国制造企业中生产材料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大概是70%左右,加上直接人工成本可以达到80%左右。而现在随着自动化生产模式的推广,很多工作已经渐渐实现了机器代替人工,直接成本的占比逐渐降低,但制造费用的成本占比大幅度提升。传统的按照工时和机时来分配制造成本的方法已经不在适用。为了尽快与国际市场结果,我们应该在结合我国制造业国情的基础上,改进制造费用分配的机制,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合理、有效的制造费用分配工作。1、作业成本法的分配原理作业成本法的核心原理是重新科学计算费用的归集和分配。从根本上说作业成本法是基于产品引起多种作业,而作业又耗费了资源的原理家里起来的。因此作业成本法的流程是科学的计算方法将可歌资源的成本分配给各个作业,再把各个作业的成本的成本最后都分配给最后的产品或者是劳务。这种以作业为中心的分配模式,从产品设计、物料供应、生产流程到最后的产品发运销售这个过程统一起来,借助作业成本的计算方式,核算出每个生产环节所需要的成本,从而得出真实产品的成本。这种新型的成本分配方法将生产活动及作业和成本结合在一起的分配模式,有助于提高成本核算和产品实际消耗之间的关系,可以更为“直接、准确”的获取产品的成本信息,提高成本会计的工作有效性。通过分析产品相关作业活动,可以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减少“不增值作业”,增加“增值作业”的投入,提高生产流程中“作业链”和“价值链”的紧密性。企业厥词着可以根据财务报表研究生产结构,将生产损失和浪费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提高决策和计划的准确,加强科学的控制,最终实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获取最大利润。2、作业成本法和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的区别作业成本法和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最大的差异不是在于针对成本,而是在如何看待成本形成上。作业成本法更多的是将着眼点和重点放在了成本产生的机制上,它是将整个生产流程结合起来看成一个整体,分析每个生产环节所消耗的资源水平。成本是有作业引起的,而每一个作业的必要性则可以追溯到最开始的产品设计环节。产品设计直接决定产品的生产作业流程和每次作业耗费资源的程度,甚至是带给客户的价值。从结果上看每一项作业的执行和完成对给客户带来价值的贡献有多少,是否能和气消耗水平想匹配,这是我们在作业成本模式下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则是根据成本对象所消耗的资源为基础,将其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到不同的作业,完全不考虑生产流程的完整性。按照传统的会计计算方法分配制造费用是以基于间接费用与工时有关的前提,没有办法体现作业和资源耗费之间的本质关系,导致核算的成本费用和财务报表信息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作业成本法是从成本对象和资源消耗的因果关系出发,将整个生产流程和产品价值结合在一起,将间接费用资按照资源的动因分配给作业,然后再根据作业计算到成本中,真正实现了将资源和成本的“一对一”的目的,克服了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假设前提不符合当前生产自动化模式的缺陷。作业成本分配计算方法按照2个阶段来实施的,第一个阶段是作业消耗的阶段,也即是资源所包含的价值按照作业所要分配到各个作业成本池。第二个阶段是成本计算产品产生作业消耗,因为产出需要着作业,所以要把各个作业成本库的成本分配给各个成本计算的对象。其基本的成本计算程序是:成本的归集、成本的分配和再分配。

(二)成本计算规则要符合实际制造费用计算制造费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实际产生的制造费用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作业成本法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成本核算计算方法,能够帮助企业有效的控制间接成本,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然而针对我国当前情况,没有实施该方法的客观条件,并不完全适用这种方法。我国制造企业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其他国家先进的方法,需要在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作业成本法的计算思路,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本计算方法。制造费用的分配要符合几个基本原则,笔者对此总结为以下几点:1、不能将所有的费用都分配到制造费用里面作业成本法是的确是将间接费用分配到制造环节中的各个作业中,但并不是要求多有的费用都分配到只做费用。对于某些可以认定为从属于特定产品的且数额比较大的费用可以分配到特定的产成本费用,其余的产品才可以利用作业成本法核算到产品成本里面。比如机器设备的维护修理费用、设备租赁费等能够明确分析出属于某些项目的费用都可以直接纳入特定的产品成本里面。2、分车间制造费用的时候要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每个车间的规模差异比较大,工作效用肯定有很大的差距,这样就不能按照原本的平均分配的原则,否则会造成资源不匹配问题,影响核算效果。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到虽小核算的单位,根据工段或者车间的大小进行重新分组来分配费用。3、制造费用比较大的企业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制造费用占成本比较大的企业可以优先考虑使用作业成本计算法,将整个生产流程看成一个整体,将各个作业环节统一集合到成本库里,然后按照不同的分配方法分到不同的作业和产品上,以便能更好的体现产品生产流程,降低损耗,提高生产效率。4、确保成本核算方法的统一性,避免随意改变规则不管企业采用什么样的制造费用分配方法,都要确保成本核算方法的统一性,维持财务核算的稳定性,尽量不要随意制造费用分配方法。毕竟作为一个企业随意改变制造费用会影响生产稳定性,不利于会计核算和企业决策。

费用会计论文例5

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性基础被大多数学者所关注,自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以来,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学者在20世纪70-80年代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做出了长足的贡献。但在更多情况下,交易费用只是人们研究问题时考虑的一个模糊性概念,甚至被局限为一种分析工具,而难以成为一种内生变量,其关键在于缺乏公认的交易费用计量标准,学术界一直摸索着尝试了很多方法,但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为大众所接受的计量方式。本文在现有的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对交易费用会计计量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评述,以期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交易费用计量方式的文献回顾

交易费用难以计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对交易费用定义的多样化。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成本”,企业的存在是以其内部交易费用对市场交易费用的替代。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运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巴泽尔将它定义成“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费用”。而张五常认为,交易费用是“那些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也就是不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成本。从上述不同的交易费用定义出发,人们开始尝试的探索交易费用的计量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大致两个方向,一是宏观交易费用的计量,即测算整个经济体(通常以一国为单位)中交易费用占GDP或GNP的比重,以衡量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即测算在某一个既定的产权制度,或者契约制度下,某类交易发生、运行所花费的交易费用计量,例如对证券交易费用的计量研究。下面本文将按照上面的两个方向介绍下主要的交易费用计量研究的文献。

(一)宏观交易费用的计量

Wallis和North(1986)在他们的论文《美国交易部门经济的测度:1870-1970》中,将整个经济体制的经济部门划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交易部门主要是涉及产权的转移,而转换部门主要是涉及物质形态的转换,即主要的生产工作。交易部门产生的经济值代表该部门的交易费用;转换部门的管理人员、组织人员的职工薪酬、人数等代替交易费用,两者之和作为交易费用的间接计量手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从1870年的24.19%-26%增加到1970年的46.66%-54.71%,即:经济越发达,交易费用所占的比重也越大。按照类似的计算方式,各国学者也对各个国家经济体重的交易费用行进研究,Dollery和Leong对澳大利亚交易费用分析,Dagnino和Farina对阿根廷交易费用的分析,均得出的结果都验证了Wallis和North的一般性结论。

(二)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

对于金融交易领域的交易费用,人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金融领域的交易费用主要指投资费用,包括佣金和差价。Stoll和Whaley用差价加佣金的方式来计量交易费用,得出结论是纽约交易所交易费用占市场价值2%,而小型证券交易所交易费用达到9%。而Polski(2000)运用Wallis和North的方法分析商业银行的交易费用,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商业银行的交易费用从1934年的34%上升到1989年的85%,其后又下降为77%,Polski的解释是交易费用的变化与美国银行制度的变迁相一致。

另一种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方式主要是通过对比、比较以及排序完成的,即,通过对两种制度下某类交易的某个指标(比如花费的时间)的比较,从经验角度分析制度的优劣,这也是科斯早起对交易费用研究中所提到的。De soto开创性的研究了在秘鲁开办一个企业所需花费的时间,在不走关系,不行贿的情况下,开办一个企业需花费289天,而同样在佛罗里达,同样的情况下实施只需要2个小时。用时间的指标来衡量隐性的交易费用,从而得出结果,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同样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Lee Benham考察了公寓转让的交易费用,Gabre Madhin对埃塞俄比亚谷物市场交易费用的研究,基本结果均与De Soto的相似。

我国国内对交易费用计量的研究并不多,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是黄晓波、段秀芝(2009)的《交易费用会计计量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理论与证据》,他们将企业的交易费用分为经营性交易费用和分配性交易费用,并以各企业的会计数据代替,验证各种交易费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经营性交易费用与绩效成负相关,而分配性交易费用则呈正相关。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更加的侧重于对绩效的研究,而非关注于微观交易费用的计量,在研究中并没有精确的计算出企业的交易费用,只是涉及交易费用的某个组成部分对绩效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将企业交易费用的计量方式概括为两种方式:一是间接的,通过部门的划分,在性质上的分类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进行汇集,这类方式主要使用于宏观方面的研究。二是通过比较,定性的评价几种制度之间的优劣分析。这两种方式均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主要体现为:(1)数据可靠性、准确性较低,直接影响计量的精确度。(2)缺乏适用于微观层面上的所有企业的统一标准。例如,Wallis和North的交易费用只涉及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其他的交易费用研究均是具体到各个特殊的行业,或者某类交易,没有形成统一的交易费用衡量模式,缺乏一种能“放之四海皆准”的交易费用计量模型。

二、理论推理及其交易费用计量模型

(一)理论推理的提出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主要涉及三个概念命题的定理:一是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二是企业边界为什么会扩大?三是企业边界什么时候停止扩大?科斯的研究结论概括如下,企业的出现和存在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当企业的内部组织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时,那些选择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企业,以降低交易成本。用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表述,即是将存在于市场上的外部交易契约内部化,用企业内部的契约来代替外部契约,从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至于企业为什么会扩大以及何时停止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企业的内部组织成本小于市场交易费用使得企业存在利润空间,在商家追逐利润时,企业不断的将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显示出的是企业的扩大,但市场的交易费用相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是恒定的,而企业的扩大随之带来的内部组织费用是逐渐增大的,当企业最后发生的一项交易所发生的成本等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就应该停止扩大规模,用经济学中的边际概念描述,就是当企业的内部边际交易费用=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就应该当停止扩大规模,这就是企业扩大的临界点。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理论推理:

推理一:在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最大,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与企业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推理二:行业的平均交易费用与企业成长速率存在某种关系(线性或非线性关系)。

根据wallis与north的理论,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研究,市场交易费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同时我国学者缪仁炳、陈志昂对我国的市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以上研究均采用的是wallis与north的模型,为了建立交易费用计量模型,根据上市公司的数据,人们提出推理三:

推理三:随着经济的增长发展,市场交易费用占经济体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大。

(二)会计数据计量交易费用的模型构建

如何计量微观层面的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呢?本文基于各个企业披露的会计数据,分析企业成本性质,建立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计量模型。

现代会计学是以产品的成本计量为主要目的。企业可以将成本分为两部分:一类是物质的转移和转换,即生产物质成本。一类是企业组织,协调成本。本文采用的交易费用定义倾向于张五常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就是不涉及物质生产的其他一切成本。按照这个定义,本文规定:

企业交易费用=企业内除构成产品生产成本的其他损益

此外,本文借鉴了,John.R.Commons对市场交易的划分,以及企业存在所必须发生的成本,将企业的交易费用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企业对市场的交易,从而产生市场性交易费用。二是企业的内部的管理组织,以及内部交易,从而产生了管理性交易费用。三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从而产生了政治性交易费用。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企业交易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他应计入企业交易费用的营业外支出或收入

模型中:其他应计入企业交易费用的营业外支出或收入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对外捐赠,因不合法行为而导致的违规性罚款,以及各种因合规性而必须缴纳的各种费用。因为这些费用直接涉及企业的生存以及存在,所以,它们符合交易费用的定义。

另外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需要用到平均交易费用,因此,可以规定:

平均交易费用=企业交易费用÷企业该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

之所以采用主营业务收入指标,是因为主营业务收入可以准确的表述在该会计期间企业经营交易数量,并且能摒除各种非正常性经营业务交易导致的数据扭曲。

科斯交易费用理论推理中涉及到市场交易费用的概念,在实证计量中,想要在现实状态下直接计量交易费用是不可能的。所以,可以采用反向推理的方法,得出市场交易费用。

费用会计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1-0061-04

一、引言

当前,我国审计市场处于买方市场阶段,事务所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向企业提供审计服务,审计产品定价是供需双方博弈后的结果。审计定价的研究可以协助分析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结构,预测未来的审计费用,衡量审计效率,以及考察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问题,并为监管部门提供依据。为此,本文将寻找我国审计定价行为的特征,推导审计定价预测模型。后安然时代,随着美国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国际事务所以客户公司治理状况作为识别重大错报风险的依据,风险导向审计得到加强,同时,由于近年来审计界发生多起审计失败案件均与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有关,如安达信审计安然公司半数以上收入来自咨询,环球电信的咨询收入高达审计收费6倍,为了排除人们对其收取客户大额非审计费用影响独立性的质疑及降低审计风险,国际四大事务所纷纷剥离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咨询部门。那么,随着全球公众对审计收费的高度关注,我国上市公司在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的同时,是否更为重视规范与外部治理者――独立审计的审计收费呢?四大事务所在发生了一系列审计失误之后,在我国是否仍可获得声誉溢价?非审计服务是否影响我国审计定价?这些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证监会监管之下,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得到改善,随着2001年12月上市公司开始披露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至今.披露政策日益透明化,因此,本文将基于2006年深沪两市的经验数据,从审计产品的供需两方建立审计定价理论研究模型,同时考察非审计服务、董事会特征、事务所品牌对我国审计定价行为特征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国外许多学者较早地对各国审计定价进行了实证研究。Simunic最早考察企业的经营风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绝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客户规模是决定审计费用的首要因素,此外,审计的复杂性和客户的风险性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Francis,1984TM;Firth,1985;Simon,1986;Chung和Lindsay,1988;Anderson和Zeghal,1994等),且不同行业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不同(Low,1990)。本文重点梳理审计定价与公司治理、非审计服务和事务所品牌的相关实证文献。

(一)审计定价与非审计服务

非审计服务主要包括税务咨询、系统咨询、管理建议、内部经营咨询、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和投资咨询、会计信息系统战略管理策划、财务诊断、内部控制设计、设计会计制度、企业重组、协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安排上市、资产评估等。Simunic(1984)提出,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可降低审计的边际成本,由此降低审计收费,或者理解为事务所将降低的审计成本间接地回馈给客户,从而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然而,Simunic(1984)、AbdekhaIik(1990)、Barkess和sirnnett(1992),以及郭葆春(2008)的实证检验结果未能支持这一观点。Palrnrose(1986)及Firth(1997)对北美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即事务所提供非审计服务将导致较高的审计费用。另外,部分文献实证探讨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如Sinning(1982),Jenkins,Gregory(2001)等,国内刘星等(2006)和陈丽蓉(2006,2007)未发现我国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

(二)审计定价与公司治理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治理是否与审计定价相关存在三种观点:无关论、正相关论和负相关论。O’Sul-livan(1999)没有发现董事会特征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原因是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加强所降低的审计费用被增加的审计工作所抵消。Tsui等(2001)的实证结论是审计费用与董事会特征负相关关系。他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将降低控制风险,从而减少审计费用。而Carcello等则认为,董事会主导的治理结构将会注重购买外部审计以加强外部治理,从而增加审计费用,其实证结果支持审计费用与董事会特征正相关关系。Abbott等(2003)实证验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技能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国内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刘峰、郭文博(2004)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年度审计费用与独立董事人数正相关。李补喜、王平心(2005)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相对规模大的董事会支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绝对规模大的董事会更可能改善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刘明辉、胡波(2006)则认为独立董事制度、高管层持股与审计费用负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与审计费用正相关。胡莲(2007)实证检验未发现董事会领导权的设置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

(三)审计定价与事务所品牌

Firth(1993)认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对小型客户审计可以获得审计费用溢酬(premium)。伍利娜(2003)实证验证审计费用与“四大”审计正相关。周福源、刘峰(2006)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50%时,持股比例越高(越低),品牌事务所能获取的品牌溢价越小,超过50%,将无法获取品牌溢价。

此外,部分文献同时还考虑另外一些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如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审计工作的时间、特殊审计报告的提供、客户输入数据所减少的审计费用,以及企业营运的行业数量等。

纵观国内外文献,直接考察非审计服务、董事会特征、事务所品牌与审计定价的文献较少,为此,以下将构建一个审计产品定价的研究模型。

三、研究假设

在审计市场中,审计产品的价格受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审计产品的供给方是独立审计人员,需求方是被审计单位的相关委托者。为此,从审计产品需求方和供应方两个方面构建一个分析审计定价的理论框架,详见图1。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1:审计定价与非审计服务负相关。假设审计师为客户提供一揽子审计和非审计服务时,非审计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审计服务的工作量,降低审计成本,从而导致审计费用的降低。

假设2:审计定价与客户的董事会特征正相关。与Carcello等(2002)的观点相一致。本文认为,“高质量”的董事会,即独立、勤勉和专业的董事会将加强外部审计的监督功能以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公允

性,为此更愿意扩大审计的范围,或寻找品牌事务所审计,从而增加审计费用。

假设3:审计定价与事务所品牌正相关。知名品牌事务所,即国际四大事务所在我国境内合资成立的事务所由于具有较好的声誉而可以获得品牌溢价,为此,本文假设其审计收费较高。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采集。选取2006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企业与无法获取完整信息以及按照收付实现制报告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总样本数为914家,其中深圳412家、上海502家。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以及CSMAR2005年和2006年财务数据库和公司治理数据库。

2 研究模型设计。本文所估计的线性模型的表达式为:

模型中的变量界定如下:LnAF=Ln(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年度审计费用不包括中期以及专项审计费用;LnNF=Ln(非审计费用);BOARD=董事会开会次数;NUMBER=上市公司专门委员会的个数;RID=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AUDIT=1,上市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为O,表示未成立审计委员会;BIG4=1,上市公司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在国内的合营所审计为0,表示不由四大事务所在国内的合营所审计;LOSS=1,上市公司2005年度发生亏损为0,表示2005年度未发生亏损;CACL=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SWITCH=1,上市公司2006年度发生审计师事务所变更为0,表示未发生事务所变更;LnTA=Ln(年度资产总额);SQSUB=子公司的数目的开平方根;QUAL=1,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包括带强调事项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拒绝表示意见、保留意见和否定意见为0,为标准审计意见;e=随机扰动项。

五、统计结果与结论

本文的数据加工处理主要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完成,统计结果见表1和表2。

从表1可以看出,年度财务审计费用最小值为10万元/年,最大值为每年1070万元,均值为60.73万元/年;非审计费用每年在0~2 414万元之间,均值为30万元;董事会的开会次数最少为3次,最多为33次,平均每年8次;董事会规模为5~18人,平均9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在13%--56%之间,平均35%;流动比率最小值为8%,最大值为100%,均值是86.5%;资产总额在2.73×107―5.21×1011元范围内,平均为3.85×109元;子公司数目为0N68个,平均达7个。 从表2可见,模型的调整R2为0.511,F值为74.288,整个模型通过显著性测试,且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据此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我国事务所同时向客户提供非审计与审计服务不影响审计收费。与Abdekhalik(1990)及Barkess和Simnett(1992)的结论一致,本文未能找到审计定价与非审计服务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我国事务所的主营业务是审计服务,事务所同时向客户提供一揽子审计和非审计服务的情况较少发生,因此,二者的相关关系不明显。

2 经验检验表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开会次数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比例与审计费用正相关。这说明“高质量”的董事会重视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并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以加强外部监管力度。与胡莲(2007)实证结果一致,本文未发现董事会领导权力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数目不多,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尚待进一步发挥,因此,实证模型也未能证实审计委员会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3 事务所品牌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由于我国独立审计行业发展时间不长,尽管国内许多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地进行品牌投资,但国际四大事务所在中国买方审计市场中,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能够获得品牌溢价,验证了firth(1993)的观点。

4 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正相关。通过用流动比率和上期是否发生亏损两个变量考察审计风险对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流动比率越大,审计费用也越高。同时,若公司上期发生亏损,则审计风险的加大将使事务所要求获得相应的风险补偿,为此,审计费用也较高。

5 企业规模和复杂程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大部分文献的实证结果一致,企业的资产规模和子公司数目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

费用会计论文例7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12月10日了新修订的年报内容与格式的要求,规定上市公司应在年报中披露其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以及报告年度支付给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情况,从而确认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向股东报告其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情况的义务,使广大投资者有了获知会计师事务所收费情况的权利。时过几年,我国上市公司对事务所审计费用的披露质量有了较大提高。那么,在目前我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审计收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本文欲通过实证研究证据,为广大投资者正确解读审计收费信息提供帮助,从而帮助他们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获得更多对投资决策有用的信息,也可以为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监管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

Simunic的经典论文“The pricing of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最早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该模型认为:审计费用是由风险状况、损失的分担机制、会计师事务所的生产函数、规模等决定的。其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收费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控股子公司个数、涉及行业类型、资产负债率、前两年的盈亏状况、审计年度的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成本,而会计收益率、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在回归方程中并不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为46%。

后来不少学者将Simunic的模型进行或多或少的修正,并运用到不同的国家。虽然他们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所有学者都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和子公司的个数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两大重要因素。

而我国由于相关制度出台较晚,对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王振林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较系统地采用实证方法研究我国本土审计收费问题的文献,其中审计收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向上市公司获取的调查问卷数据。他根据证监会关于1997至1999年期间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情况的调查结果,得到的结论是: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等特征构成了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客户的风险因素则不具有重要影响。

自2001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收费信息的规定以来,我国的审计收费实证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伍丽娜、张继勋等都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收费情况对我国的审计市场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考虑到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情况,如上市公司是否发行B股或H股,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

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沪市的经验证据对我国审计收费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将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因为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投资者的利益,而监管部门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关注。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1.假设1:上市公司规模和审计业务复杂程度与年报审计收费相关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其所涉及的经济业务范围就越广,在审计时注册会计师也会增加审计事项,扩大审计测试范围,增加审计时间,以便控制可能承受的诉讼风险。而上市公司拥有的控股子公司越多,其发生关联方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关联交易审计本身就很复杂,需要花费很多审计时间。因此,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s))和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的个数(SqSubs)表示上市公司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

2.假设2: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审计风险与年报审计收费相关

审计风险通常指当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存在实质性错报时,审计师签发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通常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审计风险采用的度量指标变量是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因为这两者高的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更有可能蒙受损失从而向审计师提讼,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面临承担无限赔偿责任的风险。通常采用的度量指标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应收帐款与存货之和占总资产的比率(IReRatio)、流动比率(CurRatio)、长期负债占总资产的比率(Leverage)表示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审计风险。

3.假设3: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和审计意见类型与年报审计收费相关

如果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避亏区间(0%~1%)或者配股达线区间(10%~11%),上市公司就有更大的动机去粉饰报表,因此在与事务所就审计费用进行谈判的时候会处于较被动地位。而事务所则可能以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筹码,趁机提高审计收费。本文以EM代表盈余管理动机,当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0%~1%或10%~11%时,EM=1,否则EM=0。当上市公司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变量Opinion=1,否则为0。盈余管理动机与审计意见类型的交互变量即为EM*Opinon,当上市公司有盈余管理动机且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时,交互变量等于1,否则为0。

4.假设4:事务所规模、审计任期与年报审计收费相关

由于“深口袋”理论,在同等条件下,审计委托人、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向大事务所,大会计公司预期面临的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都要大于小会计公司。因此,大会计公司自然会要求得到更高的审计报酬。本文以年报审计事务所是否四大(Big4)反映事务所规模,当事务所为四大时Big4=1,否则为0。同时,为了考察我国审计市场是否存在“低价进入”现象,设置了“是否初次审计”(Intial)这一控制变量,当为初次审计时Intial=1,否则为0。

5.假设5:上市公司所在地与年报审计收费相关

考虑到经济发达地区的物价、消费水平较不发达地区高,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审计需要付出较不发达地区更高的审计成本,因此,本文在借鉴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对全国各地区的分类结论,将全国分为五块,依次为:(1)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包括深圳)、浙江;(2)福建、江苏、山东、辽宁;(3)黑龙江、吉林、新疆、海南、湖北、河北;(4)安徽、四川、广西、重庆、湖南、江西、内蒙、河南、山西、云南、;(5)贵州、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分别以P1、P2、P3、P4、P5代表上述五个地区。当上市公司所在地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包括深圳)、浙江时,P1=1,否则P1=0;其他类似。

综上,本文拟检验的模型为:

三、样本的选择与数据的收集

本文以200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上市公司2005年年度报告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财务指标来源于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本文的实证研究借助SPSS 13.0软件。在本文研究中,剔除了以下几类上市公司:金融证券类上市公司;同时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ST公司;在2005年的年报中披露的年报审计收费为2004年审计收费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年报中披露的审计收费包括年报、中报以及其他收费,无法清楚划分出年报审计收费的A股上市公司;同时聘请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按照国内和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计,所披露的年报审计收费无法划分出境内审计收费和境外审计收费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公司,这与回归采用最小二乘方法有关。在剔除了以上几类上市公司后,有390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符合要求。

四、实证结果

1.样本的描述统计

2.样本回归结果

此次多元回归采取Stepwise的回归方法。得到的结果如下:

根据表1可知,所得模型5的拟合优度为较好(R2为0.568,调整的R20.562)。根据表2,检验后的审计收费模型为:

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模型不存在需要处理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表明,假设1得到实证结果支持,假设2、假设4、假设5得到部分支持,而假设3没有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与审计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事务所的规模仍然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而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是否处于避亏或者配股达线区间和审计意见类型,以及它们的交互变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都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审计市场是有效的,事务所并不因为客户是所谓的“衣食父母”而影响到审计质量。

另一方面,本文的发现与已有结果不太一样。本文发现,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只有长期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是显著变量。事务所的特征方面,事务所的规模(是否为四大)仍然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但审计任期(是否初次审计)并不是影响审计收费的显著变量。而上市公司所在地中,只有变量地区5是显著的,并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地区5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是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的,但并不支持地区1至5审计收费都是有差别的假设。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是将样本局限于沪市,而沪市和深市有许多不同的特征,本文的结论是否同样适合于深市有待以后的研究;只是选取了2005年的截面数据,模型的稳定性需要时间序列的检验;由于选取样本的时候按本文的标准剔除了不少样本,也可能是本文结论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太一致的地方。因此,关于我国审计收费的研究有待于以后对样本选取、变量设置的改进以及更长研究期间的数据的收集、处理。

参考文献:

[1]Simunic.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18):161~190

[2]王振林:审计收费的决定与审计质量――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2

费用会计论文例8

大会主题: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创新

子 会 议:

(1) 移动学习与泛在学习

(2) 教育游戏与非正式学习

(3) ICT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

(4)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5) 数字化学习环境构建与教育软件设计

(6) 数字化测试与评价

(7) 数字化学习与企业培训

(8)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与应用

(9) 中小学教师论坛

(10) 博士生论坛

会议征文:

1. 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移动学习与普适学习(Mobile Learning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2) 教育游戏与非正式学习(Educational games and informal learning)

(3)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4) 数字化学习环境构建与教育软件设计(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software design)

(5) 数字化测试与评价(Digit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6) 数字化学习与企业培训(Digital learning and corporate training)

(7)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与应用(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CT)

2. 征文类型:

(1) 论文(Paper):不超过4页的中/英文论文。论文必须有英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作者姓名和单位。论文必须具有原创性,不能发表在其他任何正式出版物中。(2) 壁报(Poster):不超过2页,汇报最新研究成果、展示具体应用模式、介绍应用案例等。展示以交流为主要目的。提交展示摘要时应包括:题目、出展人,不超过500字的展示内容描述。

3. 出版要求:

(1)论文可以用中文或者英文撰写,论文长度不超过4页,论文有标题,摘要,关键字和作者信息。论文需要有原创性,并且没有公开发表。论文需要提交全文,论文摘要将不收录到论文集中。(2)中文论文必须具有英文标题、摘要和参考文献。标题和摘要的表达要尽可能流利。

注册报名:

会议注册费用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论文版面费和参会费。作者可以选择相应的部分缴纳相关费用。

费用会计论文例9

一、文献述评

在国外,Simunic(1980)通过由审计成本、事务所合理利润和预期损失三方面共同决定的审计收费模型,较早对影响审计收费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被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而盈利水平、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不显著。

而Francis在1984年的发现表明: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之后的Palmrose(1986)、Craswell(1995)和Johnson(1995)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但Firth(1985)通过对新西兰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考查发现:资产规模、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审计风险为审计收费的影响变量,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显著。

Taylor和Baker(1981)通过对英国上市公司的考查得出了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和复杂程度对审计收费解释度为0.79的结论。Anderson(1994)对加拿大会计服务市场考查的结论与此大致相同。

除上述因素外,Palmrose(1989)分析了事务所与客户之间合约类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得出了固定费用合同的审计收费一般较低。Pratt和Stice(1994)的研究则表明:财务状况恶化导致的诉讼风险的加大需要更多的审计证据来支撑其审计意见,由此会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

可见,国外学者在资产规模和审计对象的业务复杂程度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首要因素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对审计收费的可能影响则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争论。

国内学界对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事务所脱钩改制所引起的审计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由于信息披露的滞后,当时的研究多限于规范研究,如对事务所之间价格战的批判以及如何确立收费标准等,实证研究较为少见。2001年证监会出台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费用的强制性规定后,实证研究才成为可能。刘斌等(2003)借用Simunic的审计费用决定模型,利用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出来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被审计对象资产、存货占资产比重、公司所在地区以及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存货占资产比重和公司所在经济区域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任期等对审计费用的解释度较低。张铁铸(2003)的研究认为上市公司规模和事务所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张艳、李书锋(2004)在借鉴刘斌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得出了与刘斌等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审计意见类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甚明显。王善平、李斌(2004)的分析也基本支持了刘斌、张艳等人的结论。李寿喜(2004)分析了各上市公司单位资产审计费用情况,得出审计收费占被审单位资产规模的比例多在0.01%-0.05%之间并且该比例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不断递减的结论。

二、理论假设

国内诸研究在Simunic审计收费三分法框架内进行,但从审计对象角度考虑较多,从而导致其分析有失全面。以审计成本为例,多从审计工作量角度入手,而忽视事务所人力资本对审计成本的可能影响,本文的分析将加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在Simunic审计成本、事务所期望利润和预期损失决定审计收费的模型中,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期望利润无从观察,本文的分析主要从审计成本和预期损失两方面展开。

审计成本与审计工作量和事务所人力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增函数关系。审计对象的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决定了审计工作量,而在从事审计工作人员的职级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就决定了事务所的人力资本成本。

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不断加大,使得审计失败案发生时,遭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往往要求注册会计师赔偿损失,赔偿额的大小与事务所的规模及组织形式的关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审计失败造成的对事务所声誉的损害,会使大量客户解除与事务所的业务约定,事务所未来发展新客户也会受到明显的制约,这种潜在的间接损失会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呈现出明显的区别。

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一)审计成本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审计对象规模越大,内部控制制度就越复杂,注册会计师执行控制测试以及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就越大,由此导致了审计收费的相应提高。审计对象所在行业不同,对审计工作量也有较大的影响,一般来说,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资产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为主,并且单位资产价值较大,审计过程中进行实质性测试时花费的时间较少,由此导致审计收费的降低。而劳动密集型行业恰恰相反,资产多以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形式存在,实施存货监盘或应收账款函证所需要的时间较多,从而使审计收费提高。此外,在盈利水平成为一切考核指标的我国资本市场上,较高的盈利水平意味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从而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使审计收费降低;相反,较低的盈利水平增大了管理层的压力,相应导致审计费用的提高。于是,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推出:被审计对象资产规模与审计收费正相关,被审单位盈利水平与审计收费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收费较低,劳动密集型行业较高。

审计成本除了受到审计工作量的影响外,事务所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审计成本。作为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组织,事务所运营成本的主要部分就是负担的人力资本成本,而人力资本成本又主要表现为员工的薪资水平。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员工薪资水平越高,审计成本越大,审计成本的加大势必引起审计收费的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第二个假设: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关系。

(二)事务所预期损失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理论假设

在审计失败概率和面临诉讼风险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遭受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目前,我国事务所大多采用两种形式:合伙制和有限公司制,相对公司制而言,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责任决定了其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因此在同被审计对象商定有关审计收费条款时,要价较高。

同时,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举证责任由投资者转向了注册会计师,迫使注册会计师不得不特别考虑审计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正如“深口袋”理论所阐明的那样,规模大的事务所更容易面临法律诉讼,并且在诉讼失败时,相对较高的偿付能力决定了其对使用失真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赔偿更多;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审计失败,大事务所在职业声誉、客户流失方面遭受的损失都要大于中小事务所。巨大的潜在损失为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提供了正向激励,这种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要通过较高的收费得以体现(Golbert,1999)。有鉴于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审计收费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规模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合伙制、大规模事务所收费高于公司制、小规模事务所。

三、模型建立及检验

截止2004年底,在沪、深两地上市的A股(含同时发行B股)公司共1353家,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关于审计收费的披露很不规范,有的上市公司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披露,有的将年度内支付给事务所的所有费用不加区分地“一篮子”披露,剔除这些样本和一些奇异值后,有效样本为883个。笔者将上述883家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以被审计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行业类别、盈利状况、事务所员工的薪资水平、事务所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以被审计单位支付的审计费用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上述诸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实际影响。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见表1。

首先,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上述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如下:

Lnfee=β0+β1Lnsize+β2Indus+β3ROE+β4Lnsal

β5Form+β6 Lnrev +μ

其中:

β0为 常数项,β1-β6为相关解释变量系数,根据上文假设,β1、β2、β4、β5、β6应为正值,β3应为负值;μ为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表2。

回归结果显示:β1、β2、β4、β5、β6都为正值,而β3为负值,尽管某些系数取值较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不够明显,但已基本支持了上述假设,也与刘斌、张艳的结论相同。由于Lnsize、Lnsal和Lnrev本身较大,并且T检验值也较大,可见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更为重要,有必要对之展开进一步分析。

(一)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剔除一些总资产规模过大或过小的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的特殊影响后,将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作为X轴变量,将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作为Y轴变量,根据其对应关系绘制成散点图。从图中散点较为均匀地分布在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可以看出,审计收费与公司资产规模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见图2。

(二)事务所薪资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有人(卢遵华,2001)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将我国分为五大经济区域,笔者按照这种分法对处于不同区域事务所收费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不同区域每万元资产收费差异较大。在事务所较为集中的京、沪、津、粤、浙、苏地区,由于事务所人力资本成本较高,单位资产的收费没有因为审计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有所降低,反而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成本的差异是影响事务所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经济区域事务所每万元资产收费与事务所从业人员薪资水平关系见表3。

注:括号内数据为该地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事务所数量

数据来源:事务所人均收入来自中国会计师视野(省略)《2004:会计事务所薪资调查分析报告(草案)》;每万元资产审计收费来自作者对上市公司2004年度报告相关数据的整理。

(三)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由于上文分析的原因,不同规模事务所审计收费存在重大差别,仍以单位资产审计收费额指标为例,国际“四大”事务所收费明显高于本土事务,而即使在本土事务所内部,大事务所单位资产收费也明显高于规模较小的事务所,尽管这种差距不如国际“四大”与本土事务所之间的差距明显,见表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出来的审计费用数据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整理而成。

(四)资产规模、事务所规模、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上述三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程度,本文对资产规模、事务所薪资水平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了皮而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双尾检验,分析结果见表5。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分析

** 表示相关性在 0.01 水平上显著

由表4可知,审计收费与资产规模和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薪金水平的相关系数不仅为正值,而且都在0.0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相关假设。

四、结论与建议

在上述影响审计收费的六个因素中,公司规模、盈利情况及所在行业是事务所不可控因素,因此完善与改进审计收费只能从事务所薪资水平、规模和组织形式着手:

(一)通过国内事务所和国际“四大”审计收费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市场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一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了会计服务市场的大部分高端优质客户,收费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国内数千家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中小客户采取“低价进入策略”展开激烈竞争,收费水平普遍偏低。这种状况亟待改善,国内事务所可以遵循国际事务所“”――“六大”――“五大”――“四大”之路,通过外延式合并的方式迅速壮大自身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增加审计收费的需要,也是适应即将全面实施的风险导向审计准则的需要。

鉴于合伙制事务所较高的审计收费有利于其防范审计风险,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因此推进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合伙制变革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的事务所员工薪资水平差异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行业协会应对辖区内事务所员工的薪资及审计收费情况进行定期统计、归类,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收费指针,并以此为标杆对事务所的收费行为进行监管,遏制事务所低价招揽客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费用会计论文例10

二、国外审计费用研究文献综述

Taylo 和Baker(1981)以英国证券市场为研究对象,选取英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和业务的难度出发进行研究,表明这两变量在置信区间为0.01的水平上显著,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程度为大。

Francis (1984)对Simunic经典范式做出有效的改进,以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被审计单位单位的期末资产总额、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目、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是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素,同时法相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费用有显著的影响。

Firth(1985) 是以新西兰证券市场为研究范围,选取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其结论认为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被审计单位规模、总资产中应收账款的比重、非系统风险;而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品牌优势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不明显.

Low和Tan等(1990)选取新加坡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设定了上市公司历史因素,如前三年的审计意见类型等为自变量,做出了创新;同时结论表明审计费用影响因素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

Ezzamel和Chen(1993) 以英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结论表明股权分散与否、以报告日和报表日间隔衡量的审计耗用时间、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会计师事务所品牌规模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

Anderson和Zeghal(1994) 以加拿大上市公司中选取1980、1981、1982年三年的数据,发现审计收费与被审计单位规模和复杂程度相关,内部审计费用与外部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

三、国内审计费用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对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从王振林 始,研究了我国审计市场中审计费用具体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因素的契合度。

王振林(2002)沿用了Simunic经典模型范式,对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问卷调查,结论表明被审计单位资产总额、子公司数目、应收账款和存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审计任期、是否发生会计师事务所更替、流通股比重、国有股比重和年度逻辑变量是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子。但是他所使用的审计收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进行上市公司调查问卷而得来的数据,并非公开披露的数据,不太具有可信度和可比性。

罗栋梁(2002)以2001年284家在年报中明确披露审计收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客户规模、客户的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三方面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方程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被审计单位规模、公司所投资的控股子公司个数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有着显著的影响。

朱红军、章立军(2003)选取200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639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样本,在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情况的整体性分析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剥离出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被审计单位从事的行业类型、净资产收益率、股权性质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

刘斌、叶建中、堂毅(2003)选取了我国证券市场2001年上市公司中的590家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的结论表明:上市公司规模、经济业务复杂程度和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是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因素;总资产中存货的比例、是否出具非标准意见、是否发生亏损、会计师事务所品牌规模、长期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