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艺术论文例1

传统艺术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向度，体现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历史、宇宙的认知、沉思和想象，对人的存在状态热切的表现，特定时代、民族的艺术总是与特定时代的民族风俗、风情相关，与时展的技巧相关，当然也与艺术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但无论艺术的品种如何丰富，表达手法如何多样，艺术家如何创新，艺术基本的特征是美，没有美就没有艺术。无论是引起受众情绪的激动还是理性的沉思，艺术总是要诉说。但后现代艺术解构的正是传统对美的原则的追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对比了梵高《农民的鞋》和华荷画的《钻石灰尘鞋》。“《农民的鞋》是一幅画得美仑美奂、多姿多彩的作品。”“在梵高的画作里，倘若辛酸的农民生活可算是作品的原始素材，则那一贫如洗的乡土人间，也就自然成为作品的原始内容了。这是再显然不过的历史境况了。农民在这里熬过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经验、体现了劳动生活的种种辛酸;在这里，汗流浃背的劳动者，因被生产力日以继夜地不断磨炼、不断鞭策，而得终生陷入一种极端野蛮残酷、险恶可怖、最荒凉、最原始、最远离文明的边缘地域和历史境况。”“华荷所作的《钻石灰尘鞋》已不再用梵高处理农民鞋子的方式向我们直诉他心底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华荷画的鞋子已经不再跟观画者诉说些什么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实在只有一堆随意凑合起来的死物。它们排列起来，好比一串被人遗弃的萝卜，漫不经心地挂在画布上，仿佛跟那个未来孕育它们的人间世完全切断了关系。”［3］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经典分析说明，后现代艺术消解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后现代作品取消了传统艺术严肃的哲思而代之以游戏的态度。在后现代主义笔下，艺术不是创作而是制作，他们追求表现形式的庸常、生活化，艺术不是艺术家心灵的创造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之的任意碎片的拼贴。

(二)概念阐释大于作品本身的内涵

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取消了，但艺术毕竟还有个名字叫“艺术”，作品本身无法超越，于是就在作品之外寻求深度。这就需要阐释，需要概念，需要在话语层面寻找与“艺术”这个孤傲的命名相称的东西。“你不懂”，“艺术家”们绝不肯承认自己的平庸，他们热情地用话语阐释作品的内涵，称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他们对人生、对宇宙严肃的思考。2008年第六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上，“日本现代水墨”单元充分发挥了话语阐释的威力。日本画家福岛敬恭名为的画，据说制作很费心思，难度很高。其中一个部分是黑色的长方形背景下，不规则地分布了九个方向不同的白色的点，该单元的策展者、日本京都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画家岩城见一先生解释说，①到底黑色是背景呢，还是白色是背景?表面和背后混然不能分，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看到的是表面，但不能区分到底表面与背后的内容哪一个更真实，生活的真实在哪里。画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蓝色的长方形色块里，在灯光的照射下可见淡淡的不规则的曲线。岩城见一先生说，绘画本来就是一些线条，线条才是绘画的本质。人们不能把线条读成山还是水，如斯，则失去了绘画的意义。画只是线条，别无其他。还有一个部分是四个大小不一的铜钵，打磨得很光滑。岩城见一先生解释说，如果拿木棒沿着钵的边沿移动，会发出“嗡……”的声音，那就是天籁，是大自然的声音，是庄子欣赏的声音。也许画家是对人生、宇宙进行过思考，但这种作品，比如那些淡淡的线条和白色的点，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也可以做到，至于钵，交给技术工人就好了，他们的制作会比画家更精美。作品很随意，但阐释却很认真。岩城见一先生说他们的艺术要颠覆人们对美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他们的作品做到了，却用了过多的话语解释他们的作品。后现代主义的绘画，需要语言作为画外音，失去了语言的帮助，他们的艺术什么也不是。

(三)融合多种表现形式

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遭遇到了强烈的反抗，后现代艺术充分利用了当代科技发展的便利，各种科技手段都应用到艺术创作的过程，被称为新媒体艺术。绘画加入了灯光、音响、动漫、网络、摄影等当代科技因素，如上述的钵，就利用了当代的工艺制作技术等。同在第六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展出的日本SZ五人组创作的作品利用了现代光电技术。据说，该作品试图再现宇宙诞生地球形成的过程。一个坐在凳子上的女性背影面对大屏幕，观看了这个形成的过程。岩城见一先生说，这是宇宙中的山水画，是通过人造卫星摄影制作加工形成的。利用现代科技参与作品的完成是后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个常用技法。

二、探究：后现代艺术现象成因

莫拉夫斯基认为，后现代实践是高级文化的堕落，但却是一种有意的堕落，有意将自己下降到低级文化的水平。［4］取消艺术与非艺术的差别，取消作品本身的深度表现而代之以作品之外的话语阐释，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宣告艺术的另一种面貌。后现代艺术是如何成为可能，并迅速成为全球化的现实呢?后现代艺术反映的是二战后人们的心理图像。二战后，欧洲对科技的信仰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感破灭了，科技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增强，也带来了政治阴谋和毁灭人类的杀伤力，怀疑、颓丧、冷漠、焦虑、绝望情绪在蔓延，反映到艺术领域，便是对传统艺术所追求的诸如真实、美、崇高的不信任和艺术实践中的解构。后现代艺术认为，真实不可触摸，美是一个虚假的幻想，崇高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骗人的幌子。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可信任的，一切都捉摸不定。后现代主义艺术是艺术家游戏状态下对人、世界、宇宙的严肃思考，并使用了游戏、夸张的笔法，试图表现二战后的欧洲情绪以及对这种情绪的理性思考。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哲学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艺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从不同角度批判传统的文化思想观念，解构是这些思潮共同的主题词，正切合了后现代艺术的传统美学观念的解构。许多绘画作品表现出对这些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关注。女画家萨维尔笔下的女性与传统女性的柔美不同，她们往往体格巨大，有着男性一样的强健的肌肉，但作品却表现出被动和无力，因为作品的构图显示人物的姿态是被设计的，是在强权之下的压制和变形。这些绘画作品具有女性主义色彩。后现代艺术也是艺术本身发展的要求。艺术要求变求新，必然不能墨守成规。艺术需要突围，那么从哪个方向、如何突围就成了艺术的首要课题。既然时代已经给了艺术解构的语境，赋予了艺术挑战传统的勇气，给予艺术新的表现手段，灌注艺术以先锋的姿态，也就必然会在艺术实践中表现出来。至于这种突围是否成功，是否具有艺术价值，似乎，后现代艺术还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后现代艺术家自然热爱他们的艺术，也期求得到专业批评家和一般受众的认同。后现代艺术与美国的积极推动有关。上文所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由美国开始发端，向欧洲辐射并逐步全球化，取得了官方承认的合法地位，并在世界各国举办“双年艺术展”“三年艺术展”，美国文化观念随着后现代艺术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并发出强势的声音。这是在强大经济支持下的美国文化推广。河清非常直接地把后现代艺术的盛行称为美国“艺术的阴谋”。所谓文化艺术的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艺术的全球化，它在经济霸权支撑下谋求文化话语权。

三、艺术的焦虑：解构之后，艺术剩下什么?

时代给予了后现代艺术生存的语境，后现代艺术作品正当盛行。那么，后现代艺术成就如何呢?勿庸讳言，大部分作品都很平庸、浅陋、庸俗，刻意追求震惊效应，如表现色情、用排泄物制作作品，或者仅仅罗列图像，不知所云，愚弄受众。这就需要对后现代艺术进行诘问:解构之后艺术还剩下什么?解构之后艺术要走向哪里?或者换一种问法:艺术全球化到底全球了谁的艺术，什么样的艺术?经济的强弱是否决定艺术成就的高低，是否就天然拥有了艺术话语能力?作品的意义是在作品本身，还是作品之外?概念是否可以替代艺术的表现力?艺术是否还需要传统，传统仅仅作为艺术的对立面、参照物存在，还是与现代艺术血肉相连?在传统与当下之间，我们站在哪里?一时间取舍也许有些艰难，后现代艺术家们也不太可能轻易放弃他们的坚持，有时候他们甚至不屑回答(或者假装不屑)上述问题。但问题终究存在。游戏也许会成为一种艺术的形式，夸张也会放大人世间的某个特征，解构一切也许是对传统的离散，可是，离散之后，艺术还剩下什么呢?换句话说，给艺术剩下了什么?艺术剩余的结果将直接取消艺术本身，取消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差别，艺术将不会有价值。解构是必须的，艺术需要突围，需要面对新的语境，需要有新的表现方式，新的历史时代也需要艺术来表达。但是，解构不是最重要的行为，解构后的碎片和拼贴不会是真正的艺术，哗众取宠的噱头也不能糊弄真正艺术的眼睛，解构只是艺术实现的第一步，被零散化的艺术需要重新建构，新的审美标准需要确立。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2

2.创作庸俗化欧美经常流行一句话：“如果不好玩，何必要做？”后现代讲求的是强调个人感受，文化以商品形式迎合大众文化口味，用于消费。随着商品文化的盛行，影视界102出现了“娱乐至死”的口号，不管有理没理，就得惊天动地，“语不惊人死不休”。高票房、高收视率成为影视追求的目标；拼颜值不比演技、猎奇、媚俗、金钱至上、审丑逐渐成为影视、媒体引导方向，高雅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

3.艺术价值沦丧后现代学者认为：“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不以历史的、连续的、完整的、表现传统为内容，旨在消除主体、消灭中心，获得当下的为目的。在艺术家眼里，世界是没有界限，艺术与自然，万物都是没有界限的。他们否定了艺术规律，在他们看来生活中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可称作“艺术”。一些先锋派艺术家们认为“一切都是美的”，把生活中物品随便摆弄，拼接都可以成为“艺术品”，然而这些“艺术品”本身根本并不具有艺术价值。装置艺术、人体艺术、行为艺术使一些前卫的艺术家们放弃手中的画笔，从他们无聊、荒诞、自残的行为中，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与艺术实践脱节，精神分裂，丧失自我。

二、后现代主义对学生艺术学习的影响

1.学习功利性强利奥塔认为：“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被消费：它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为了交换。”随着生活的商品化，人们消费观念日益增强。部分大学生在选择艺术门类学习时，按照市场的收益来进行选择，例如：乐器葫芦丝、古筝易出成效，学习者较多；小提琴，二胡较难，学者需要长期练习。

2.政治观念薄弱后现代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制定政策、方针、路线、并怀疑现有的法律、法规。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基础目的，也没有任何意义。”这种主张很容易让人丧失生活信念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放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3.艺术审美低俗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多元的思想来看待世界，大学生在接受新鲜事物时，很容易混淆“美”与“丑”的界限。对于朋克文化中的怪异装束，现下的“透视装”、“漏点装”，大部分学生认为是时髦、前卫、个性，愿意尝试。把行为艺术认为是“真艺术”，只是自己看不懂；在艺术创作上求“新”、求“怪”，不辨美丑。

4.学习态度消极后现代艺术追求的是一种颓废的、混乱的生活状态，对过去、未来都不曾考虑，讲求活在当下。部分学生逃避问题，以麻痹自我的方式在学校浑浑噩噩，对自己的未来不曾规划，没有信心，对艺术学习抱有无所谓的态度，没有动力。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3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浓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后现代主义也同样有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现代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很容易产生自我价值观的混乱及精神信仰的危机。这样在现代主义设计中就出现了厌烦、冷漠、近于模式化的以极简为宗旨的设计风格，此后，后现代主义设计又在反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

一、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发展及特征

艺术设计发展到今天，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技术运用上，而且它本身也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时代观念的变迁。艺术设计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艺术设计只是为了少数贵族特权阶级服务，呈现出传统的、以手工工艺为主的古典主义设计特征；第二阶段，艺术设计以形式简单，功能性强为其主要宗旨，呈现出工业化的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特征；第三阶段，就是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阶段，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后现代主义”设计阶段。

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ism）没有确切的定义，普遍认为它的内涵与外延较难界定。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从20世纪 5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开始的，这样就将“波普”运动看做了后现代主义的起源。[1]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紧密相联的。后现代主义设计不强调功能性，不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设计的影响，而重视装饰和个性、具有反传统、漠视理性的特点，表现出对现代主义、平凡主义的一种厌倦。但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或国际主义的延伸，是在现代主义基础上所做的再塑造，是一种个性的体现和张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前两种设计风格的结合或继续。但是，我们又不能非常绝对地说，这两种设计风格，哪一个更能代表时代的进步，因两者有其某种社会功能相同而并存。上世纪90年代后，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后现代主义的设计风起云涌，它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个性化、多元化的追求。因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产生，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世界显得更丰富多彩，更加人性化。可以说，这是后现代 主义设计的优点。

三、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文化精神

后代主义建筑、阿基米亚和孟菲斯小组等是众多的设计流派和思潮中有较大影响的，对建筑设计的高技术思潮的一种引申是艺术设计中的高技术风格。意大利有两个激进的设计组织，即阿基米亚和孟菲斯小组，他们继承了“反设计运动”的传统，反对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强调大众文化的价值。而后现代主义建筑作为众多的后现代设计流派之一，它最早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建筑界，它不是广义上的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指称，而是指狭义的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建筑流派和思想的一种反叛。上面所指出的设计思潮流派在其众多的先锋设计师的实践努力的基础上，汇聚集成一股强劲的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潮，体现出了或显或隐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

1981年9月在“孟菲斯”举办的展览中，因为展品的功能几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许多批评家把展品看成是玩笑或恶作剧的挑衅行为。在“孟菲斯”的代表人物埃托・索得萨斯的设计理念中，作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似乎已被遗忘了，不是形式追随功能，而是形式追随表达。在他的设计作品中，历史的脉络，诗性的叙述及文化的底蕴往往比其实际的价值和功能更为重要，这就使得“孟菲斯”设计群体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反现代性、反理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国际规模的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内涵。

在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对历史脉络的钟爱与解构，如后现代建筑理论家詹克斯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用“后现代古典主义”来对整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进行命名。因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用特殊的方式对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对传统进行了很好的继承。比如，于1995年博塔设计并完成的美国旧金山现代美术馆，该建筑以红褐色的色调为主，以传统的砖石为材料，但是，其铺砌的手法相当细腻。横向的线条非常耐看，主立面的完全对称构成古典传统建筑所具有的厚重、沉稳风格。博塔认为，这个建筑具有古迹要素又具有现代品格。砖这种自然材料，它能引起人们对大地与火的联想，体现了人们对远古时代人类所居住的茅屋的记忆。他虽是个现代人，但是，在他的笔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建筑的历史的描述和绘制。[2]上述可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人类的历史没有走向断裂，反而历史更为弥久；在传统语汇中他找到了新的灵感，其创造的个性也没有丧失。现代主义建筑抛弃的文化底蕴在他那又被重新拾起，这正是体现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积极的方面。

在以简约、怪诞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设计显现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精神实质：否定和反叛理性主义的世界观，赞扬和肯定多元性与不确定性。但是，它的手段却是对历史的丰富性的一种重新解读和对历史词语的一种重新运用，并在其使用过程中体现出一种拼贴的戏谑与思路的拓展。这些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们体现着后现代主义设计中的后现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冷静地看待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就会发现它是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及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悖论、知识状况时以新的思维方式所做出的一种全新反应。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321.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4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 社会 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 资本主义 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 美术 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 电影 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5

作者简介：张倩现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艺术研究方向。；

当代艺术理论的演进和发展是现代化不断演进和发展的一个侧影，尽管艺术环绕的人文情怀总是难以在现代化进程中与其保持一致性，也如同现代主义背后存在后现代主义的一支一样，当代艺术理论也有沿着逆向挺身而上的过程，这些过程都在某种意义上鞭策着时代加快的发展和演变，现代与后现代也不断的合而为一，展现今日艺术理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这些内容即展现了理论的创新性，同时有展露了理论的基础性。不论是从现代艺术理论进入到当代艺术理论，还是从传统艺术理论演进到下新时期艺术理论，独特的人文关怀总是能够有章可循的找到艺术理论的脉络和节点，又能够展现其强大的结构模式。

一、当代艺术理论的体系

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体系描述，不论是从认识的角度、本体的角度亦或者从方法论的角度，都可以从一定意义上概括出理论体系的全部。西方艺术界也一直不断的提升和推动着艺术理论体系的全方位发展，通过不断的融入新时代的人文社会因素，扩大新时期人文社会主义关怀，不断总结和扩展艺术理论体系的框架与外延，不断提升艺术理论体系的内涵与条理。多元化的艺术理论发展早就了多元化的艺术流派，艺术流派的多元化感悟成就了艺术理论体系的形成。当代艺术理论体系的发展经历了时代之殇、热情奔放、百花齐鸣、反思追忆以及时代创新几个阶段，成就了当代艺术理论体系的成熟，不论是在丰富的内涵上，还是在亲切的人文关怀中，都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推动了艺术理论的变迁与演进，通过对传统的融入，前人的总结以及理论演进过程中自然的归纳，形成了艺术理论体系，建立结构让体系能够形成轮廓，建立关系让体系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综合合并让体系能够完整呈现，这就当代艺术理论体系的完成度和完整概念，不断的促动和遵循着人文精神的发展实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人文情怀，为当代艺术理论注入灵魂和思想，成就了真正的体系，也为我们了解和把握艺术理论提供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文社会主义在艺术层面逐渐得到新的反思和复苏，后现代主义尤为兴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时间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都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后现代主义，艺术也一如既往的更加倡导返璞归真，讽刺和批判现代化带来的种种恶果，战争毁灭人性，也更加真实的压制艺术的进步与发展。形式主义批判在构建艺术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问题上呈现出目的和形式主义的发展趋势，以此为主线，关于艺术形式的理论，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宗教美学和文艺复兴美学、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最终达于现代主义时期的形式主义美学。

二、当代艺术理论的演进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6

关键词：

文化研究 艺术教育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犸：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7-0047-02

在当前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教育者往往过于注重艺术生艺术素质和艺术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艺术这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学生对文化总体性的认识和文化素质的养成。提到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时，教育者们常常提到的是艺术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成功的艺术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艺术的起源同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古老，从那时起，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始终参与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和反映出入类文化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其次，目前艺术教育中存在着重专业学科发展、轻视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现象，从而导致艺术教育中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不够宽广'文化理论方面的知识欠缺等现象。然而，随着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人们慢慢认识到，文化本身的理论思考和认知对于当前大学生的艺术教育同样可以起到促进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肇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但是其学科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先前的研究范围，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学、传媒研究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超学科”和“后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总体性学科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对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界的热点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在艺术类学生，尤其是艺术类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关课程，不仅能进一步加强和丰富艺术教育的学科设置，而且将大大促进艺术生对文化总体性特征的认知和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各种艺术理论的生发和论述，从而更好地思考和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把握艺术创作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促进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下面本文将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论述文化研究对艺术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1 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

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1 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指的就是该中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该中心的奠基者也是该理论的灵魂人物包括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E.P-汤普森斯（E.P.Thomp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他们从对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关怀出发，探讨了不同社会集团的文化支配权问题，同时，为研究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生活及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因其跨学科性或者说强大的学科包容性迅速被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接受，就此著书立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如美国出现了一批以格罗斯伯格（Grossberg，他曾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是霍尔的学生）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出版了《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书，该书从文化取向出发，对伯明翰派文化研究进行了概况总结，认为该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跨学科性；其次强调广义而不是狭义的文化定义；再次拒绝高雅与低俗的文化二分论；最后，文化既是实践又是经验。

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的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首先，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意大利工人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相继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中来。其次，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化”研究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与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同性恋研究、种族与族裔问题研究及全球化问题也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至此，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已经从英国伯明翰学派所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扩展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其综合性（或称学科交叉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门学科。

2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研究与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艺术教育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其关系到当代人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常常听到有学生抱怨说弄不清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到底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定义以及如何阐释？其实这个问题也―直困扰着许多中外学者，值得庆幸的是，不同国度、不同学科背景的文化研究学者在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之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解释。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应该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来看待。“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实性的―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现代性多重建构理论。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同时，也有艺术家主张现代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的绘画形式或者风格：现代主义取代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打破了模仿写实的绘画原则，各种抽象画派应运而生；而后现代主义用过于局部、纯粹和形式化的风格终结了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画风，挪用、拼贴、戏仿称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此外，西方文化理论研究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当代性和现代性著名研究学者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认为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是拒绝现代性。后现代性本质上乃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注视自己的现状和过去的活动。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后现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坚信，现代性总是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性不过是在重写现代性，而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一书的作者―法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则指出了后现代的嗳昧性和矛盾性，认为它―方面极端现代，―方面又反对现代；―方面主张大众的通俗路线，另―方面又坠入精英主义的窠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也许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远未到来。鉴于现代性内部的诸种矛盾和冲突，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提出了两种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进行论述。美国另一个学者马歇尔.伯曼则认为现代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退却的现代主义”，“否定的现代主义”和“肯定的现代主义”。“退却的现代主义”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生活实践的区别；“否定的现代主义”力图抛弃一切价值，是一种反对现代存在的总体性革命；而“肯定的现代主义”则指普通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界线，创造出多元丰富的艺术形式。

德国社会思想家乔治・西美尔（Simmel 1858-1918）非常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文化中的诸种现象，如时尚、现代文化中的冲突、女性角色、贸易博览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缺乏普遍价值和意义，不复具有统一社会的功能，不得不沦落为商品，而以商品为主导的文化无休止地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在此基础上，当代文化理论家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认为，现代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世界的“祛魅”，即一个有着有机结构的自由社会、连同人们对这种有机社会的向往一同离人类而去。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多关注和追寻的是多元、自治、自由，而不是前现代社会中被高调宣扬的最高价值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3 文化研究对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及影响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7

黑格尔之前就出现过关于艺术终结问题的片言只语。有研究者观察到，在早期关于艺术的历史描述中，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认为，青铜艺术在第121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就停止了。G.瓦萨利1550年出版的《意大利杰出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的生平》描述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时说，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表现了“艺术的终结和完美”(theendandtheperfectionofart)。画家普桑曾经抱怨卡拉瓦乔走到了毁灭绘画的世界；保罗德拉罗奇在1839年观看银版照相法(daguerreotype)时说：“自今日起，绘画已经死亡（fromtodaypaintingisdead)。,这些言论是就某一具体的艺术而言的，并不具有某种艺术史的基本哲学和美学意识，真正从哲学意识的高度提出艺术终结问题的是黑格尔，他在《艺术哲学讲演录》中谈到浪漫艺术时提出了“艺术终结”这个概念。

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既与他对艺术史发展进程的历史意识有关，也与他的理念学说的哲学目的论密切相关，并且哲学目的论支撑着他关于艺术史的历史意识。黑格尔写道:“每个人在各种活动中，无论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活动，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他有一个任务，要把当时的基本内容意义极其必要的形象制造出来，所以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合适的艺术表现。”p]既然时生了变化，那么表现时代精神的理念的艺术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某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的终结似乎必然导致某种艺术形态的终结。黑格尔艺术终结的观点直接来自于这样的认识，即古典艺术在古典雕刻中到达了其高峰，古典艺术是艺术作为时代精神自我意识的最完美表现的历史时期。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的美是时代精神本身的纯粹的感性现象，古希腊的艺术最完美地体现了艺术的本质目的。黑格尔艺术终结理论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的维度，二是精神的维度，他的艺术终结的概念正是对这两个维度的思考的产物。

从时间维度上讲，古典艺术是古希腊时代的产物，从精神维度上看，希腊古典艺术表现的就是希腊的时代精神和理念，而浪漫艺术则是黑格尔时代的艺术，它在精神意义上体现的是现代浪漫艺术的时代精神和理念。黑格尔尽管认为古典艺术是形式与内容、形象与意义的完美的和谐统_。但他认为，现代的、基督教的文化时代体现了精神理念的更高发展要求，因而优于古代的生活和文化。古希腊的古典艺术体现的是古希腊时期能够意识到的自我意识，现代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是更高发展阶段的自我主体意识。随着现代文化的出现，宗教和哲学开始上升，自我意识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强，随着新时代的浪漫艺术的出现，表现性的、概念性的艺术理解开始取代形象化的理解，浪漫艺术反映了自我意识的更伟大更崇高的层面。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浪漫艺术在表现现代自我意识的确定性本质时也同样体现着它自身的局限。绘画、音乐、诗歌是浪漫主义阶段获得完美表现的三种艺术，它们体现了不断增长的主体性意识。这种不断增长的主体性意识在艺术中的体现是，艺术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物理性的材料和形式，象征艺术是物质超于精神，古典艺术则是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于是浪漫艺术就成为了象征艺术的颠倒形式。因而，艺术进步的模式就是，从雕塑的三维性的特征转向绘画的二维性，而音乐则更少物质性，它不再有任何空间维度，而只有时间的维度，雕塑和音乐都不断向诗歌的形式发展。诗歌，尤其是黑格尔时代的德国诗歌和小说写作，被视为时代精神的浪漫主义的完美表现，黑格尔确信，诗歌是时代精神自我意识感性显现的最后形式。也就是说，艺术发展到了浪漫时期它就发展到了高峰，人们就再也不能从感性的艺术形象中认识理念，精神进一步摆脱物质的结果必然要转向哲学的概念，最终艺术让位给了哲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的发展模式，黑格尔就提出了“浪漫型艺术的终结”的概念。

其实，黑格尔“浪漫型艺术的终结”的说法似乎并没有断言艺术终将死亡，在《艺术哲学讲演录》的序言中，他写道尽管我们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利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善，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这种似乎充满着悲悼性感叹的预言，虽然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死亡，但又确实成为了此后艺术哲学和美学关于艺术终结的不断阐释的隐喻。

二、黑格尔的预言与20世纪的“艺术终结”理论

黑格尔的预言成为了20世纪关于艺术终结问题的理论阐释的一个巨大隐喻，一个被不断阐释的话语源头。尽管此后讨论和阐释严格说来并不完全是在黑格尔意义上展开的。然而理论家们用“衰退”或“死亡”、“终结”这样的表述，无疑都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持续和延伸着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曾以循环论的历史观谈到了艺术终结问题。他认为文化和艺术就像植物一样，从一种原始的粗糙的形式开始，在此后的发展中进入一个繁荣期，最后将走向衰落，尤其是随着现代城市和文化艺术的兴起，文化的城市为世界城市所取代，独特的有机风格被平面化的无机景观所取代：“它首先为了它的壮丽的进化的需要，牺牲了它的创造者的血液和心灵，然后为了文明的精神牺牲了这种生长的最后隆盛时期——这种命定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这种毁灭也必然会使已有的艺术走向终结，文化和艺术走向死亡将在现代时期变成一种必然的宿命。就在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它的《西方的没落》的第二年，S.I.维特基维兹在《绘画的新形式》中也谈到了艺术的终结问题，他认为“艺术的衰退已经出现”气原因有二，一是艺术已经失去了“形而上的”人文关怀，二是现代世界包含的大量剌激消解了艺术的创造性，许多艺术作品甚至放弃了对现存世界剌激的反抗。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斯宾格勒相一致的。有所不同的是，斯宾格勒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来看艺术的没落，维特基维兹则是从现代世界对艺术人文关怀的消解和艺术对人文关怀的放弃来看艺术的终结。

在20世纪，首先从哲学高度对黑格尔“艺术终结”问题作出不同阐释的是海德格尔，他把美学的增长与艺术的死亡联系起来:“美学把艺术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它当作广义上的感性理解的对象，当作aisthesis的对象。今天我们把它叫做知觉体验。……然而，经验也许就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这种死亡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的时间。，黑格尔把艺术的终结理解为一种精神的进步，海德格尔则把艺术的死亡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前者把艺术理解为精神进步的阶梯，后者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真理发生形式，并不因为伟大的艺术终结了就终结了它作为真理存在的审美使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如阿多诺等人，也深刻地意识到艺术的终结或死亡问题。阿多诺认为：“今天的美学无力阻止它成为艺术的挽词。它能够避免而且必须避免的是致墓边悼词，即预言所有的东西都将终结，欣赏着过去的成就以及追赶粗野风尚的浪头——这种粗野风尚并不比与美学并行的文化更好或更糟，因为它们是完全相辅相成的——假设艺术已被消灭、已经自取灭亡、消失或完全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

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过去的艺术内涵都必然会被抛弃。艺术可能凭借其内涵在某个崭新的、不同的、摆脱了其粗野文化的社会中而得以幸存。,艺术如黑格尔所预言的那样，可能会进入一个终结或没落的时代，但是，阿多诺坚持认为艺术将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下去。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没有把传统艺术的终结视为艺术的死亡，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解放的可能性。

在当代艺术哲学中，黑格尔的预言也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讨论，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认为，黑格尔对艺术终结的预言在20世纪的艺术发展中仍然富有理论说服力。20世纪以来的艺术已经证明了艺术再现理论和表现理论的终结，尤其是先锋艺术体现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哲学提问。“我们进入了一个艺术极为绝对自由的时期，以致艺术似乎只是无限玩弄自身概念花样的一种名字：好像谢林把历史的终结状态当成‘普遍存在的诗歌海洋’的想法是实现了的预言。艺术创作从这一术语的两种意义上说都是其自身的终结：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终结。没有该去的更远的地方。,最近，丹托通过艺术史学科中两个事件即“瓦萨里事件”和“格林伯格(Greenberg)事件”来阐述他的艺术终结的问题。他认为，艺术史的概念无论在瓦萨里那里，还是在格林伯格那里都意味着一种进步：“瓦萨里，把艺术解释为再现的，认为艺术通过‘视觉表面的征服’会变得越来越完美。当移动的图像被证明能够比绘画更好地描绘现实时，绘画的叙事性就终结了。现代主义开始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绘画究竟能够做什么。而且绘画开始探索自己的身份。格林伯格根据绘画艺术状况的认同界定了一种新的叙事，而且在表现方式的物质条件中找到了这种叙事。格林伯格的叙事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便终结了。当艺术走向终结时，它就终结了。当艺术不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认识时，艺术也就终结了。,早期现代主义是一种行动的理论，艺术的问题是通过对什么是艺术这样的理论问题来进行的，根本否定艺术的本质在于再现，从而导致了抽象艺术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出现，从而终结了艺术作为知觉相等物的形式，艺术作品走向了“无”，并最终成为了一种哲学问题，哲学取代艺术也就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这种观点与黑格尔的观念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预言更多地来自于他的目的论形而上学，丹托的理论则更多地来自于艺术史哲学意识的经验观察，来自于艺术作为一种哲学解释的经验的理论化。

意大利思想家瓦蒂莫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的角度，结合尼采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克服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等的文化美学观点，并联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论述了艺术终结或死亡的问题。他认为，艺术的死亡就像形而上学的整个遗产一样，不能理解为某种与事物的特定状态相一致的“观念”，或者某种可以用逻辑概念替代的东西。我们应该把艺术的终结或死亡理解为一种事件，理解为一种构成了我们在其中运动的历史的和本体论的星座事件，“这个星座是历史和文化事件之网和从属于它们的、并且同时描述和共同决定了它们的语词之网，就其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东西这个历史意义上说，艺术的死亡与我们有关，而且是我们不简单忽视的某种东西”。1]在他看来，艺术自律性的消解，生活世界的总体美学化、艺术创造性的丧失以及高级现代主义的冷漠美学，都是艺术死亡和终结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后现代大众传媒对艺术的死亡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艺术成为了类似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东西，但却是绝对精神的一种拙劣模仿和绝对精神的反常形式。因此，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大众传媒的审美化和艺术的大众化所导致的艺术的终结和死亡，实际上所终结的是形而上学的美学概念，而不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艺术的终结。从根本上说，艺术的终结是对西方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形而上学的克服。

艺术终结问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问题和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广泛的文化问题。后现论家杰姆逊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对比中阐述了艺术终结的问题，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广告、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逻辑，康德以来的作为一个自律性的艺术和美学领域已经结束了。[11]博得里拉提出的艺术和美学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曰常生活“超美学”(trans-aesthetics)的理论，阐述了仿像或类像文化时代的艺术终结问题:“在可复制性的过程范围内，真实不仅是可以被复制的东西，而且总是已经被复制的东西，真实变成了超真实之后，（真实和艺术）是否由于完全变成了其他的东西而导致了真实的终结、艺术的终结呢？不。……既然艺术存在于实在的真正中心，艺术也就无所不在。由此，艺术的死亡不仅仅因为它失去了其关键的超验性，而且因为实在本身完全渗透着与其自身结构融为一体的美学因素，使实在本身完全与其影像交融渗透。”[12]这里所体现的更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艺术终结问题，即艺术终结于美学在其他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渗透，终结于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之间边界的消解。

可以说，以上这些对艺术的终结问题的理论阐释与20世纪以来的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紧密相关。在后现代转向或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艺术作品已经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独立自足的形式，艺术已经向当代文化的多元话语敞开了其边界。艺术超越了自律性的边界，并终结了自律性艺术，实际上并非终结艺术这种形式。“艺术终结”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艺术终结的理解探讨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

三、艺术理论与艺术世界的终结

随着艺术终结讨论而出现的是“艺术理论的终结”和“艺术世界的终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艺术终结问题的延伸和拓展，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从更大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语境，更深刻地探讨作为一种体制的艺术理论和作为一种场域的艺术世界，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终结”问题。

当代美学把传统的艺术理论视为现代性启蒙运动的历史遗产，一种精心设计的学科体系。要理解新的艺术和审美现象，就必须超越以往的艺术理论体制，因此，艺术理论的终结问题也就成为了艺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艺术理论家V.伯金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开始于把艺术视为一种“认识”的16世纪中期。在18世纪的历史中，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特殊”基础，一种摆脱了叙事功能的“纯粹的视觉”艺术。而这种艺术观念都是以高级理论认识的名义和在启蒙运动“巨大的合法性叙事”下出现的。18世纪艺术理论寻找一种支持纯粹审美“自律性”的“外在”物质条件和推论性体制，即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学”和“艺术史”体制，正是这些条件和体制的存在，自律性艺术的认识和确定才成为了可能。但是，历史上这些似乎能够保证艺术自律和审美自律可能性的体制，现在无法理解和解释现代艺术，尤其是无法理解和解释后现代的艺术。“‘视觉艺术’的研究——由于被人为地限定在狭窄的知识和体制边界内——现在已经涵盖了我在别处称之为由‘大众传媒’社会的‘整体镜面支配’的更广泛的领域；那些被当作艺术史的独立形式来理解的‘艺术理论’，开始于启蒙时期，并在‘高级现代主义’的最近时期中达到顶峰的美学和批评，现在正处于终结状态。在当前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时代里，当今的艺术理论终结在总体上是与再现理论的目标相一致的：一种关于我们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关键形式的符号表达模式和方法的批判性理解。

艺术理论的终结意味着，从启蒙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高级现代主义的“艺术理论”现在已经处于终结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文化理论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和符号学，表明了那种把艺术视为一种有着“高级”价值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不可能性。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意义生产已不再是独立自足的，艺术不可避免地是“文本间性”，文本的概念已经取代了作品的概念，颠覆了现代主义艺术独立性的假设。所有这些方面，都标志着自律性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终结。以往的艺术理论把艺术区分为美的艺术与实用的艺术，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统治的权力，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发明，并不符合艺术本身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许多艺术的实际。当代哲学诠释学理论家加达默尔尽管没有提出艺术终结的观点，但他对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理解艺术、把艺术视为一种无利害趣味的现论的批判，实际也体现了传统艺术理论终结的理论立场。M接受美学的创始人汉斯罗伯特耀斯认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既打破了古典艺术的界限与范围，同时也颠覆了古典美学的的艺术准则和审美原则。M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挑战和质疑了康德以来的艺术理论概念。20世纪的许多艺术理论或者干脆采取美学取消主义的态度，或者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自律性理论的方式来思考和探讨当代艺术问题，自律性的艺术理论确实“终结”了，这种“终结”显示了后现代转向中的新的艺术理论走向。

如果说，艺术理论的终结所探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化的艺术理论在当今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困境，它无法解释20世纪以来的艺术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那么，“艺术世界终结”的理论则力图在一个更宽泛的语境中，思考当代艺术尤其是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处境和状况。罗伯特摩根感兴趣的是“艺术世界”的终结问题，他所关注的是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正在取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创造性，这使人们无法辨别艺术中有意义的东西与无意义的东西，也无法在一个新的全球的、潜在的文化间的情境中，为我们提供作为个体思想和情感表现的审美意识。首先，罗伯特摩根针对近年来的艺术和艺术批评状况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开始为滑稽可笑的市场策略所支配，当前的文化和经济已不再有利于艺术家们对艺术崇高目标的追求。在日趋商业化的艺术世界中，曾经衡量艺术质量和对艺术作品进行评判的各种杂志、机构也已经失去其应有的艺术立场，成为了为艺术家提高知名度和获得时尚效应的媒体，而不是关于艺术的美学质量的阵地。

    其次，艺术世界已经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分化了，艺术世界不再是由具有创造性的人构成的世界，而是成为了购买者的网络，艺术家也不再作为富有创造性的独立群体而存在，艺术家被最没有思想的信息文化收买了，因此，艺术家置身于与广告和最肤浅的娱乐媒体的竞争中。再次，艺术的商业化不仅使艺术家丧失了对艺术质量和美学品格的追求，也使后现代时期的艺术批评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堕落。艺术批评不再依赖于对艺术作品的真实经验，而是直接挪用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艺术批评成为了一种理论，脱离了作为批评基础的具体的真实感受和经验。“正如摇滚明星麦丹娜的图像具有性符号替代性的显著力量一样，艺术在与理论的关系中也被赋予了一种代用品的作用。换句话说，艺术成为了修辞层面上随意摆弄的起次要作用的东西。艺术符号处于飘浮状态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赛艺术被替代了，我们正在接受的是艺术的符号一没有任何所指的符号，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符号。艺术批评成为了理论符号的游戏，艺术经验的丧失已经导致了艺术批评的终结。

如果说，摩根是在艺术世界终结的悲悼中抵抗艺术世界的终结，试图在自律性的艺术世界和艺术经验中拯救某种高级现代主义美学理论，那么，伯金则是在审视艺术理论的终结中倡导一个更开放的理论立场。摩根对后现论和艺术世界终结问题的批判充满了愤世嫉俗的语言和立场，我们看到了他坚持像现代主义元美学那样的严肃立场，也看到了艺术世界终结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他否定艺术已经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这似乎不符合当代艺术的实际境况。在我看来，他对后现代各种理论的拒斥，也只能把美学和艺术理论封闭在艺术和审美经验空间中。不过，他对艺术世界终结问题的论述，却真实地揭示了当代的艺术状况，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思考。

四、终结时代并未“终结”的问题

艺术曾经是高贵的事业，艺术理论曾经是高贵的学问，艺术世界曾经是神秘的领域，美学曾经是自律性的王国。然而，所有这些曾经“高不可攀”的东西，都经由20世纪的先锋艺术、后现代转向中的反艺术倾向和后现代时期的后审美潮流所质疑、消解和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确是终结了。然而，所谓“终结”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结束和消失。“事实上，后期现代主义所经历的时间要比我们从理论上指派给艺术终结的时间更长；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终结的时间拖延就像芝诺的悖论模式，只要我们让它持续下去，不管剩下多长的路程，它总会还有一半的路程要走。那么，艺术最终走向终结，并不因为它已经到达了终点，而是因为它所持续的艺术终结过程，已经变成了某种难以形容的令人烦恼的东西。

黑格尔“艺术终结”的证词成为了此后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阐释的复杂预言，他在做出这个预言时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彻底“结束”，既是“终结”但又并非意味着艺术的真正“死亡”这种双重隐喻，便使“艺术终结”问题成为了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语境进行理解和诠释的问题。既然“终结”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和消失，那么，艺术问题就仍然是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在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时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艺术仍然是人们持续探讨的重要问题，只是这些探讨所采取的不再是以往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方法，探讨问题的语境和解释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8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现代艺术　辫护　文化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发展史上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审视，我们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文化批判是以艺术批判作为中心的，“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所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为之辩护的现代艺术，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艺术或现代派艺术。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带有足够的反叛和颠覆性质。它与“否定”紧密相联，二者的结合进而扩张为2p世纪的一种“神话”，广泛植根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之中。以至于欧文·豪认为，要给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词”。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他认为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但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面临着两难困境:“现代主义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丹尼尔·贝尔对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及其困境的认识与此相似，进而他确认现代主义是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的反应;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现代主义又与19世纪末叶社会科学的一种通行理论—现实基础的非理性与表面现象的理性并行不悖一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矛盾进行严格的诊断之后，贝尔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之间。现代主义运动是当代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阵营冲突战的文化结晶，而且，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西方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霸权地位。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从而经过百年反叛与颠覆，现代主义终于“至高无上”地统治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当贝尔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时，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文化悲观情绪。他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在本质上是经不起冲击的。事实证明:在一味的翻新和反抗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留下一个反叛的外壳;而更随着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沦为一种“中产崇拜”( Midcult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正因为是保守的，丹尼尔·贝尔就缺少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反抗精神。与贝尔的悲观主义文化情绪形成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没有采取其对文化既存现象或事实的单面评述的总体文化逻辑，而是怀着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观对抗的文化情绪，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9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现代艺术　辫护　文化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发展史上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审视，我们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文化批判是以艺术批判作为中心的，“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所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为之辩护的现代艺术，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艺术或现代派艺术。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倾向、文化情绪或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带有足够的反叛和颠覆性质。它与“否定”紧密相联，二者的结合进而扩张为2p世纪的一种“神话”，广泛植根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之中。以至于欧文·豪认为，要给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词”。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他认为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但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面临着两难困境:“现代主义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丹尼尔·贝尔对现代主义的存在方式及其困境的认识与此相似，进而他确认现代主义是对于19世纪两种社会变化—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的反应;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现代主义又与19世纪末叶社会科学的一种通行理论—现实基础的非理性与表面现象的理性并行不悖一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矛盾进行严格的诊断之后，贝尔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之间。现代主义运动是当代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阵营冲突战的文化结晶，而且，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西方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了霸权地位。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从而经过百年反叛与颠覆，现代主义终于“至高无上”地统治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当贝尔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时，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文化悲观情绪。他认为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在本质上是经不起冲击的。事实证明:在一味的翻新和反抗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留下一个反叛的外壳;而更随着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已经沦为一种“中产崇拜”( Midcult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正因为是保守的，丹尼尔·贝尔就缺少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反抗精神。与贝尔的悲观主义文化情绪形成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没有采取其对文化既存现象或事实的单面评述的总体文化逻辑，而是怀着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观对抗的文化情绪，为现代主义艺术作出辩护。

后现代艺术论文例10

如果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关系是时代更迭的必然结果,那么在中国现代转型语境下，西方同样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词。作为常识，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借助“西方”这一特定的文化视野才能得到完整的说明。从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中西文化在艺术领域的激烈碰撞,既是在技巧或手段层面进行的，更是在思想和观念层面展开的。技巧与手段层面，西方对中国现代艺术实践的影响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仅以视觉艺术为例，无论在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油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写实主义油画，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当代艺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当代艺术”，都直接从西方借取了基本的艺术创作方式。即便是传统中国画，也同样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借助西方艺术表现手段寻求艺术上的突破。由此所引发的，则是中西艺术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激烈碰撞与交锋。而其背后所构成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也成为我们把握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整体脉络的另一基本语境。很大程度上，艺术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及其理论构成，是在西方思想观念的主导下建构起来的。但同时,这一建构过程又充满了赛义德所谓“理论旅行”的意味。如其所言：‘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赛义德138-39)。作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西方艺术观念在中国的引入轨迹尤其值得关注。其中遭际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与交锋、对话与认同、适应与改造,既是梳理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也是理解现代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维度如何自觉应对强势文化侵袭的诸多线索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西方思想资源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都是我们把握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另一个需要特别予以强调的关系维度。归根结底，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是在对现实的关切与回应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其发展脉络的。所谓现实，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艺术现实。它以艺术创作活动为中心，同时包含了艺术活动所涉及的所有具体环节。在这里,艺术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既以各门类艺术为起点,又有一个更开阔的学理诉求。概括地说，基于这一现实所进行的理论探讨，要求体现的是一种“大艺术观”，即不仅仅是在单一门类艺术内部进行专门性的研究，而是特别突出一种跨门类理论视野,一种关注艺术活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宏观理论视野。二是文化现实。它要求关注的不仅仅是艺术活动本身，还包括艺术活动所展开的文化语境。自步入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之中并延续至今。艺术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反之，文化现实也是我们认识现代艺术及其理论诉求的重要参照系。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所进行的梳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建构工作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三是社会现实。现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无疑是极其丰富的。基于相对特殊的现代转型语境，中国现代艺术的社会现实诉求也一直都非常强烈。与此相辅相成，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同样体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社会现实的演进轨迹因此也在客观上深刻影响艺术理论的发展轨迹。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现实关怀都是极其突出的。如何回应现实，也成为其理论诉求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张力关系切入，我们应该充分地意识到：虽然就历史分期而言，古代之后我们更习惯于用近代、现代和当代来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但在更宏观的文化意义上，自近代以来，其实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历史演进线索，这就是社会转型。从外部看，这一转型过程有一个被概括为“西方”的文化参照系；从内部看，这一过程又有一个明确的反思对象，即“传统”。这两个方面相结合,便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特有的时代状况。有一种观点认为，时至今日，我们正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混杂于同一时空的社会之中。这既是对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社会的某种恰当说明；也表明‘‘现代”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在事实上足以统领这一前后贯通的历史时期。而以“现代”概括这一仍处于未完成状态的社会生活阶段,其实有一个更学术化的概念可以使用，即“现代性”。

诚如卡林内斯库所言“在环绕‘现代’概念的语义星丛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无疑是较晚近才形成的‘现代性词”。作为描述、阐释及诊断西方现代转型的关键概念之一，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理论范畴：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它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作为社会学概括,它与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作为文化或美学概念，它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作为心理学范畴,它则反映了现代人对于社会生活巨变的特定体验。以此为参照，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既有其自身独特性，也不乏相类于西方的普泛性。仅就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演进历程而言,这一概念足以帮助我们体会其复杂内涵。

首先,现代性在这里当然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问题。作为时间概念,现代性意味着‘‘成为现代”(beingmodern)，它尤其强调了社会生活的转型特征与过程性。我们知道，自中国社会因外力而开启近代化大门之始，它就无可避免地进入现代转型期。在时间上，这一转型过程由此一直延续至今。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分期，其实都包容在这一议题之下，可以作为-个整体来看待。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理应将自近代以降持续至今的艺术理论皆纳入考察范围。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既有政治秩序的持续更迭,也有文化立场的激烈对峙，当然更有艺术实践的彼此呼应。所有这些现实状况,都可以成为艺术理论百年发展史的分期依据。但重要的是,在内在逻辑上，这些依据其实始终都没有脱离现代性语境而独自存在。仅以“当代”为例,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是以20世纪中叶的后现代转向为重要参照的。但撇开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激烈论战不谈，中国社会语境中的所谓“当代”同样因其复杂性而需要审慎推敲。无论是以1949年政权更迭为期，还是以改革开放为限,再或者以艺术实践为线索寻找分期依据，其实都需要在现代转型背景中才能把握其内在演进逻辑。在时间维度上可以说“成为现代”是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至今未变的时代诉求,要准确梳理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发展轨迹,就必须将此后的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在时间上传承有序的整体来理解。

其次,现代性更是一个观念维度的问题。它强调,并不是所有存在于‘‘现代”这一时间范围内的理论思考都天生具有现代意味。站在现代性的维度,能否针对传统、西方和现实等问题进行自觉回应、观念反思,是衡量一种理论表达有无现代意味的重要尺度。这一尺度中包含我们对于自身存在状态的认知、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把握。它在总体上可以衡量我们对于自身所处历史阶段进行反思的自觉程度。在最低限度内，它体现的是一种我们自觉面对时代社会生活的态度。福柯关于现代性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人们是否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尤其是当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文化层面不断出现各种困顿和危机之时,这种将自身居于一个自觉的现代性立场中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诚如雅斯贝斯在探讨时代精神状况时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那末,这种精神状况就预示着人类的失败”。这种面对时代环境所呈现出的特定精神状况，对于自近代以来便陷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艺术活动的现实所进行的理论梳理，必须在此维度予以特别细致的考察。

仅就艺术领域来说，为此我们不仅要通过创作活动将这种反思借助作品感性地表达出来，而且也要通过理论思考对其进行理性的说明和阐释。现代性的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就要求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必须立足于一个自觉的艺术史书写的宏观文化视野，不断寻找、揭示、阐释艺术活动中属于自己的现代价值。仍以视觉艺术为例，综观绘画史的演进之路不难发现，一个随时代变迁而致绘画语言形式革新的逻辑线索是清晰可辨的。中国现代艺术也不例外。重要的问题是，艺术语言的形式革新背后实际上暗藏着艺术史中的文化增值效应,以及对艺术实践中“技术性复制”的自觉反抗。所谓技术性复制，主要是指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学习熟练掌握的各种绘画技巧、技能乃至情感、观念表达的常规化图式等。文化增值效应则是对作品在艺术史书写意义上的独特性提出的基本要求。对于身处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艺术而言,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其必须体现某种区别于传统、独立于西方、立身于现实的特有文化价值。由此观之，艺术实践借助形式革新表现出的激变特征，其实正是其彰显时代赋予的特定文化价值的一种有效方式。而这种激变体现在理论层面的最显著特征之便是如何突破对传统的简单‘‘认同”，为艺术的现代性进行有效‘‘阐释”，进而为其‘‘立法”。

事实上，不仅在视觉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在几乎所有门类领域都因现代转型而发生质性的变化。一部分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家除了以作品表现其现代意识之外，也会借助文字对这种现代意识进行说明或论述。当然，还有更多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则自觉参与到对新的艺术现象的理论阐述、论证和总结的工作中来。可以说,这两类人主导了从艺术理论角度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调。其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大多既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又有开阔的西学背景，同时还有投身时代的极大热忱。以文学领域为例，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再到胡适、陈独秀等人推动的白话文运动，文学现代性是以一种彻底改造语言媒介、文学体裁的极端方式得以呈现的。综观中国文学史,一向有‘‘体以代变’、“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但语言媒介和文学体裁的延续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时至现代，对文学语言及文体的彻底改造所带来的文学史后果，最直观的一个却是:尽管传统的诗词歌赋仍然有众多的爱好者，仍然有人从事诗词创作,但文学史几乎已没有传统诗词的书写空间了。从文学理论史角度而言，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1917)等因此都可算是经典文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现代艺术理论,是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艺术视野之下言说的。因为，对于作为复数概念的艺术所进行的讨论，虽然可以从单一门类艺术出发，但必然有一个超出门类之外的理论诉求。

换句话说,所谓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是以关涉现代性进程的宏观艺术问题为旨归的理论思考。这既是我们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论与现实三重张力关系入手，站在一个远为宏阔的理论视野中进行这项工作理应坚持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艺术理论史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更具体的学科发展背景中来审视这一问题时，这-点就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了。

基于上述现代性立场来考察近代以来一百余年的中国艺术理论,我们将有充分的依据勾勒出一个与中国现代艺术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彼此印证的现代艺术理论发展线索。但在更微观的学术史视野中,这个历史阶段作为充满争论与交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理论发展期,有其学科层面的具体运行轨迹。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具体来说,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学术发展史,主要是以学科形态呈现出来的。对艺术理论在学科层面的定位进行说明,涉及的问题无疑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艺术理论的学科属性及其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研究领域及方法,乃至研究者的身份定位等一系列问题,都是需要予以考察的重要议题。事实上,在以“艺术学理论”为名的宏观艺术理论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些议题的争论与探讨不仅仍在过程之中,而且已经成为关乎这一学科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如前所述,艺术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有其特定的传统背景、西方视野和现实语境。纵观中国艺术理论百余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是存在一个相对清晰可辨的历史脉络的。具体来说,由于时代环境的需要,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从起点开始,就不得不借助西方话语来全面反思传统。而伴随着社会境况的更迭,艺术实践及其理论关切也时有变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的运行轨迹。仅就学科线索来说,我们至少可以梳理出这样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其滥觞期，自中国有现代学科体系建制起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介绍并逐渐重视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主要靠“拿来主义”,积极消化从西方艺术学界所汲取的营养。其二,沉寂期,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之前。这一时期艺术学科的发展主要以门类艺术为主导,艺术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比起草创期来说不仅没有推进,反而有所衰退。其三,复苏期,从文革结束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艺术理论作为学科体系的发展仍比较缓慢。但众多理论家对艺术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为其后艺术理论学科的制度化与体系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其四,定型期,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以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1997年版《受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为标志,艺术理论在制度层面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即正式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从此,艺术理论学科进入体系化与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因艺术学升级为门类而以“艺术学理论”之名成为_个_级学科。从其发展轨迹来看，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学科史奠基于20世纪初期,成型于21世纪初期,时间跨度较长。期间产生的艺术理论成果可谓不计其数,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跳跃式发展阶段,知识生产的速度愈发惊人。如果没有一个相对明晰的理论史意识,很有可能陷入海量的文本之中,失去对现代艺术理论发展脉络的整体掌控。

其次需要重点思考的，无疑就是艺术理论在学科层面的定位问题。事实上，关于艺术理论这一学科合法性的疑虑，并没有随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确立而烟消云散。辩证地看，艺术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既有其历史必然性,又不乏现实复杂性。我们通常将其学科史追溯到费德勒、德索等德国学者的学术传统之中。事实上，中国早期艺术理论学科的起步，的确受到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但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仅就学科建制而言，这一学术传统对所谓“一般艺术学”的学科诉求，最终并没有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得到积极的回应。这不仅造成当前中西学术界在艺术理论领域的学科对应关系存在一定的错位；而且也在客观上使得艺术学理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中国式自产自销的学科领域。因此,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无法完全借助西方艺术理论的早期学科史来印证其在学科层面的合法性。因为它在西方的命运似乎暗示，哲学美学对于艺术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研究，与门类艺术研究更习惯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当然还应包括对各种艺术活动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大致已涵盖艺术研究的基本路径。

就国内相关学科来看，艺术学没有升级为门类之前,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与哲学学科下的美学、中文学科下的文艺学之间的学科相似度都比较高。如何明确它们在学科层面的区别，也一直是艺术学界关注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随着学科门类升级“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则理所当然地比后二者具有更开阔的学科视域、更广袤的研究疆界。这是由学科自身发展的现实依据所决定的。与此同时，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其他门类艺术也都升级为一级学科，各门类艺术理论也必将随之大大得到强化。因此,如何在学科建构上有效地区别于这些门类艺术理论,并为之提供宏观的理论指导，已经变为艺术学理论体现自身学科价值的核心任务。这意味着,艺术理论学科与美学、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门类相似专业的关系固然需要理清，但更急迫的还是要理清与艺术学门类之下的其他一级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事实上,对艺术理论学科地位的质疑,更多恰恰是来自于门类艺术学科的研究者。在他们看来，美术理论、音乐理论、舞蹈理论、电影理论、戏剧理论等等门类艺术理论之外，似乎并没有一个作为学科的“艺术学理论”太多的存在空间。

从以上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学科背景来看，目前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框架其实都还没有搭建完整,这既与其学科对象、研究领域的复杂性直接相关,也与既有的学术成见息息相关。这些学科因素既提醒我们，艺术理论学科必然与美学及门类艺术研究之间都存在着极度紧密的学术关联;也提示我们，艺术理论应当在上述两种学科路径之外，寻找属于自身的学科定位。或许,我们可以在宏观上将其作为一个介于美学与门类艺术研究之间的中间学科来理解。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艺术理论学科必须具有更加宏阔的‘‘大艺术观”。据此,我们未必一定要与西方亦步亦趋，也大可不必囿于门类艺术所带来的困扰。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理论”在艺术学科中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里,任何带有纯理论思辨意味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立足于一定的艺术门类知识来展开;任何依托门类艺术所展开的讨论，同样也需要有一个具有理论综合意味的学术指向。所谓理论综合意味,强调的是它作为兼有美学与艺术门类研究色彩的中间学科,天生带有一种跨学科门类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综合诉求。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审视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基本构成时，既要充分考虑到艺术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复杂性,又要特别注意其与门类艺术研究之间的差异性。

除此之外,艺术理论学科的研究领域、方法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地位等问题，也都需要在上述立场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