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一体化论文例1

关键词 货币哲学 经济学 现象学

一、货币哲学的基本观点

“货币哲学”最初是由西美尔提出来的,他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于1900年出版于柏林。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性的影响会扩大;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同时也让现代民主制度发展起来。

西美尔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银行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但他同时认为,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去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因此,应该让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米德认为,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现象的内容。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力图超越对货币经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不仅显示了他对货币经济影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学的关注,而且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文化哲学和一种关注日常世界的生活形而上学。“《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①。”西美尔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认为,通过经济活动,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经济活动的明确特征,与其说是交换价值,毋宁说是交换价值②。”货币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世界之内代表了最为确定的可见性,像与所有存在公式最为清楚的具体化,依据之事物相互找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且令得它们的存在和如在为它们的关联的相互关系所决定③。”

二、货币数量论对货币的理解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及货币价值变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商品价格水平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反比。本文不对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进行展开,仅仅关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我们理解货币的经济学角度,因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那么,货币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像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一旦考虑到效用,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效用是什么,通过我们最终的考察发现,效用是与价值相关的。首先,我们考察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f(P,rb -1/rb •drb/dt,re+1/P •dP/dt-1/re •dre/dt,1/P• dP/dt;ω;Y/r;u)④

其中,M是货币需求总量,P是价格水平,rb和re是两种特定的资产利率,即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rb=re+1/P dP/dt表示“货币”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价格变动的百分比。Y可以被解释为包括所有财富形式的收益,包括由最终的财富所有者所直接持有的货币与实物资本商品。ω被解释为来自于非人力财富的总收入与来自于人力财富的收入之间的比率。(1/P)•(dP/dt)被解释为价格变动的某种平均预期率。Y/r被解释为一个总财富的估计值。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其次,弗里德曼眼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货币是一切经济波动的根源,并用这个观点阐述有关的经济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研究货币必然要从研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开始⑤。”而在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同价格一样,是由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社会群体对货币的需求数量和所能供给的货币数量达到均衡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便确定下来。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货币本身是什么,如果它只是一种资产的话,那么资产又是什么,这样不断追问下去,必然要遭遇到货币的本体问题。

三、从现象学角度看货币问题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西美尔对货币的看法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看法,其中都涉及到了货币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它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及货币现象?韦森教授认为,应该从语言哲学角度去思考对货币的定义,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⑥。西美尔则从文化符号角度去讨论货币及货币的本质,他认为,“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要素,货币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特质,货币的形而上学特质是超越货币的任何一种特殊用途,是作为所有可能性的价值实现所有价值的可能性”⑦。弗里德曼却从经济学本身去考察货币问题,并且他将货币问题归结为一个财富持有形式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⑧。通过对这两位思想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到对货币的理解: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性质、货币的功能;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虽然 角度不同,但是否它们在“共通―中―存在”呢⑨?通过我们的梳理发现,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把握。问题的提出也就是:价值是什么?我们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角度对价值问题本身进行思考,以达到对货币问题的明察。

从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到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效用价值论,都对价值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与此同时发展出了相应的货币理论。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如西美尔,则认为价值自身“并不出自于现实性”⑩,“使它得以进入价值圈子里的正是它整个的已被确定的存在” ,由此西美尔也从价值与货币的关系并开始了对货币问题的展开。但是,货币的最基本问题是个价值问题,只有考虑清楚价值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货币。不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其实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正如特纳所言:“货币是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价值的本质直观,达到对价值问题的明察,从而较好地理解货币。怎样从现象学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明察呢?首先,我们应该考虑,价值不是“关系”,不是附加给像“相同”、“相似”、“不同”这些关系上的关系,“价值可以构成一个关系的基础,但它们不是关系” 。价值是对事物的原初体验,但这是对事物价值本身的体验,而不是对关系的体验。价值是自身被给予的,而不是经验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交换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为了某种便利,产生了货币,但是,交换的本质却在于,两个事物虽然在客观上具有同样确定的价值,对于交换者来说,这个价值是“被给予的”,通过交换同时被给予交换者的是价值本身,价值本身才是事物价值的基础,因而也是货币的基础。第二,价值是一种质性,它不能表示为一种关系。既然价值是一种质性,它就必须原初地是在对某物的感受中变成被给予性。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是更本原的,它具有被给予性。货币的价值产生并不是由于货币质料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货币成为了在两个事物之间交换的量度,这种度量功能之所以成立,在于价值本身的被给予性。所以,像贝壳、布匹、石头之所以具有货币的功能,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通过这些载体有更本原的载体――价值在起作用。第三,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切价值都是质料的质性,它们具有一个在“高”和“低”方面的特定秩序。货币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通过货币这个载体把握到价值质性。

四、结论

所以,对货币本身的思考,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通过我们的思考发现,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上的问题,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一种深入领会。

注释:

①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3.

②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5.

③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64.

④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⑥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1.

⑦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150.

⑧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⑨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夏可君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5.

⑩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4.

马克斯•舍勒.倪梁康译.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三联出版社.2004:293.

参考文献:

[1]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2]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2

1、平行货币的内涵区域平行货币制度，由 Giorgio Basev(i1975)等 9 位学者联合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而当时正处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相对处于低潮的 20 世 70 年代。Vaube(l1974)试图让欧洲平行货币比欧洲各国货币更有影响力，讨论了几种为平行货币作价值规定的方法，给出了几种欧洲平行货币的定义。

到了 21 世纪，区域平行货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用，Eichengree(2006)通过对欧洲货币系统的理论产生和发展回顾，认为亚洲货币单元可以采取平行货币渠道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具有固定购买力。通过综合已有平行货币的概念描述，笔者给出一个便于操作和理解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或者超国家范围的区域内，一种盯住某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由某国或某区域金融机构发行，同某国或某区域内国家货币执行相同的货币职能且与其保持固定兑换比率，具有不变购买力的过渡性货币。

2、平行货币的发展和实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平行货币理论得到发展并被运用于实践，英国财政部长正式建议政府采用平行货币理论，并建议欧共体研究欧洲货币单位的职能，使其变为一种与国家货币平行使用的贸易和金融工具。在 90 年代后半期，平行货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被推向高潮，欧美学者不但总结平行货币的利弊、作用，而且研究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尝试性地把平行货币理论运用到欧元的过渡期。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之前，即 1819 世纪期间，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制金和银同时充当本位币，金和银互为对方的平行货币。欧元在巴尔干半岛等许多国家变成唯一的真正接受的平行货币，在丹麦将取代德国马克作为平行货币。

金斯顿奎恩大学教授Courchene关注到加拿大与墨西哥一体化已经有了进展，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接近一体化，能把美元作为一个平行货币同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并朝着完全的美元化方向迈进。

3、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对于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李富有(2005)介绍平行货币理论相关功能进行合理的探讨，并提出合理的补充和提议。第一，李富有在文章中提出平行货币通过区域中央银行使区域内发达国家少使用平行货币的观点，在此笔者提出异议：以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为例，其国民视马克为皇冠上的宝石，认为欧元货币疲软，信誉度过低，会抵制使用欧元。因此，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区域中央银行应该适当鼓励本国国民多使用平行货币来平抑国民对使用欧元的抵制情绪。第二，李富有还提出平行货币具有市场化渐进性与稳定货币体系等功能。在此，笔者认为平行货币还具有自我驱动性功能。如果直接用一种区域货币来替代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货币，这样可以自动排除区域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太激进，可能带来巨大风险。而平行货币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同时实现渐进性与自我驱动性功能。

二、欧元区困境的一种折中方案双轨的平行货币制度

1、平行货币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双轨制现实中，欧元、美元等存入银行作为储藏手段时，这些货币仍然会被利用来进一步投资、放贷，即进入流通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作为存量货币存在。而现行货币制度是国家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发行货币，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政府会维持货币供应的稳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政府会有滥发货币蚕食居民储蓄以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本文下面介绍有些缓解以上矛盾的双轨平行货币制度的特点。

(1)价值货币发行组织部门结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结构委员会在储备要求上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规定储备要求价值货币。而整个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则主要指流通货币。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3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主权这一传统的国家主权要素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4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43－01

随着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深，区域货币合作越来越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而欧盟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引发了理论界对更多区域货币合作可能性的研究。聚焦“大中华区”，两岸四地在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无疑有着更高的关联。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分别签订了多个经济、金融合作文件，再加之中国在今年的G20峰会上表示接受新的汇率评估体系，政府表示会进一步推动汇率改革，这些都为“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一、文献综述

“欧元之父”Mundell（1961）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简称OCA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了货币合作研究公认的理论基石。Haberle和Fleming（1970）从通货膨胀相似度的角度分别丰富了最优货币区理论。Krugman（1990）将成本收益曲线引入货币合作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为货币合作提供了新的分析标准，但这一理论仍难以得出量化的分析和建议。而Blanchard和Quah(1989)在把经济冲击分解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思路下提出了SVAR方法，使有关货币合作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Bayomi和Eichengreen（1996）进一步提出VAR方法和最优货币区指数法（OCA指数法），成为货币合作研究实证分析的重要理论依据。

国内研究方面，一部分学者集中于定性的研究方法：黄燕君和赵生仙（2003）等从实行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分析。朱孟楠和陈硕（2004）等从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角度对“大中华区”货币合作做出评估。政策建议角度，熊琼和刘玉玉（2004）分析了“大中华区”内的现行多货币体质弊端以及推出统一货币的必要性。陈章喜（2004）从建立最优货币区可行性上为将人民币作为共同货币的选择提出建议。另一部分学者则运用定量的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实证研究：刘瑛（2004）运用VAR模型对内地与香港的一体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当时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黄晓东（2006）运用最优货币区指数法对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立中元区的可行性。

二、“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

（一）货币一体化有助于增强整体竞争力。货币一体化使成员间贸易计价结算十分便利，促进成员间贸易发展；同时，汇率稳定有助于要素流动，根据国际需求进行更进一步的分工建议，使得“大中华区”在产品出口的竞争力，特别是与日韩及东盟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二）消除汇率波动风险，增强外来冲击抵御能力。目前，人民币在一片关注中正完成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两岸四地的汇率波动风险加大，货币合作也成为金融安全的需要。而统一的货币不但可以被公众认为更加坚挺，同时由于依靠内地强大的外汇储备，可以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保证各地区金融安全。

（三）促进祖国统一，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两岸四地的最大公约数，而共同货币的使用，有助于加强普通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归属感、认同感，从而可以促进祖国统一。

三、建立“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的构想与建议

根据本文上述分析，我们构想的“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步骤如下：

（一）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政府在今年的G20峰会上表示接受新的汇率评估体系，政府表示会进一步推动汇率改革，这无疑对“大中华”货币区的建立是好消息。与之相伴的是应加强人民币海外业务并且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

（二）加强与台贸易，加速要素流动。由于政治的原因，2008年之前的台湾最高领导人在执政期间，强行阻止两岸企业合作。而上任以来，虽然采取积极的交流政策，但对两岸企业合作仍有限制，这不但与岛内企业的预期有所差距，也与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中的“要素自由流动”不符。

（三）先建立暂时不含台湾的内地与港澳间的次区域货币区。考虑到内地与香港、澳门开放的经济合作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再加之香港、澳门居民对人民币的熟悉，这一过程具有可操作性与现实性。

（四）台湾加入内地与港澳间的次区域货币区，完成“大中华”货币区的构建。当内地与港澳间的次区域货币区建立时，这一次区域货币区的货币应当已具有浮动机制，考虑到台湾在未来的趋势是与内地及港澳的合作越来越多，台湾加入这一次区域货币区的收益应越来越高，而成本则应日趋减少。当然，台湾的决策还与当时的政治关系及国际环境有关。

【参考文献】

[1]黄晓东.两岸四地建立中元区的可行性研究――基于OCA指数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4期.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6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实施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有效性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 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 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 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 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 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 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 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 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 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 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 约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 研究，2002（10） 2.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讨论，2005 3.卞志村.我国货币政策外部时滞的经验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3） 文章 来源：中華勵志網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7

一、东亚共同体的含义

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文莱的“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研究报告,名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陈岩(1999)就指出了东亚应团结起来,实现和平、繁荣的再崛起。再早则有1990年,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一个东亚的经济论坛。

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含义,首先从区域来看,东亚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东盟组成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是处于一个相邻的地理位置的东亚上,其次从经济内容来看,东亚共同体第一步要求商品、服务、资本、熟练劳力在这个区域范围的自由流动,第二步要求在这个区域实行共同货币。要使得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近乎单一的大市场和大的经济体。它是一项制度安排,是东亚长久和平和繁荣的保障之一。现在对东亚共同体有一种包括美国,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观点,我们认为近期对此不考虑为宜,因为一方面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与APEC冲突。

二、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理论包括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和过程理论。东亚共同体的决定理论现在主要是其经济决定理论,可以分为贸易、直接投资和共同货币理论(陈岩,2001)。

东亚共同体货币理论可以先考虑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的最适货币区理论,他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蒙代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蒙代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和凯南(1969)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是一般均衡模型的最优货币区分析。佛兰克尔和罗斯(Frankel,Rose,1998)提出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假定。但肯恩(Kenen,2000)认为其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凯恩斯模型中尽管两国产出变化的相关性的确随贸易关联的集中而增加,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对称冲击的减少。此外,拜由密和意晨格林(Bayoumi,Eichengreen,1997)提出了最优货币区指数,并对欧洲国家的最优货币指数进行了说明。

我们在这里提出东亚共同货币的交易成本理论。这里所提出的共同货币或货币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主要是将共同货币看作是一种交易成本节约的共同货币安排。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阿罗(1969)把交易成本定义为运行经济系统的成本,巴泽尔(1974)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成本。爱格斯顿(1990)观察到在通常的术语中,交易成本就是那些发生在个体之间交换经济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并且执行这些排他性权利过程中的成本。菲吕伯顿和瑞切特(1997)认为交易成本包括那些用于制度和组织的创造、维持、利用、改变等所需资源的成本。当考虑到存在着的财产和契约权利时,交易费用包括界定和测量资源和索取权的成本,并且还要加上使用和执行这些权利的费用。当应用到现存财产权的转移以及契约权利在个人(或法律实体)之间的建立和转移时,交易费用还包括信息、谈判和执行费用。我们这里要进一步探索东亚货币一体化的交易成本理论。

鉴于交易的广泛性以及东亚货币联盟金融货币交易的交易本性。我们认为交易成本理论适用于分析东亚货币联盟的分析。东亚货币联盟内的金融货币交易金融交易是东亚人与人之间金融货币资产权利的交换关系。东亚金融货币资产是对东亚企业、居民或政府单位的收入或财富的索取权,通常以纸币、凭证、收据或其他法律文件表示,不同东亚金融货币工具的交易形成不同类型的东亚金融货币市场,形成不同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方式可以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纵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可参照康芒斯对一般交易活动的分类方法,分为:买卖的交易,体现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关系,如金融货币产品的买卖交易集合;管理的交易,表现为长期契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配额的交易,表现为法律意义上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看,东亚金融货币交易有3种方式: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分别从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配额的交易或从直接融资、半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来考虑。广义上,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指东亚整个金融货币制度运行的费用。关于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可以看作是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费用、信息费用、实施监督费用等的和。东亚界定和保护金融货币产权的费用是使东亚金融货币交易得以有效进行的必要的成本,东亚金融资产的交易都要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信息费用的产生,源于东亚市场的不确定性,受交易环境所制约,同时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所产生的信息搜寻也是信息费用形成的原因。实施监督费用是在东亚金融交易双方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防止对方投机取巧不履行合同,就必须付出成本进行监督。如果我们着眼于东亚货币联盟,由于它是不同国家结成的东亚货币联盟,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东亚不同国家的货币变成了统一的货币,这样东亚货币之间兑换的费用就可以减少,但是由于这也对应着银行货币兑换费用的减少,因此,从银行兑换货币的层面来看,这里总体交易费用在交易量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变化,但是从现有的实证来看,统一货币会增加相邻区域东亚国家的交易,这样就银行兑换货币层面而言,总体的东亚交易费用也会出现减少,当然,这里如果考虑东亚交易成本节约的分配效应,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广义意义上的东亚金融货币交易费用的节约,从总体上还在于东亚单一中央银行、单一货币、同一货币联盟金融货币制度对多个分散的东亚国家相应中央银行、货币、金融货币制度的替代,而产生的统一市场的交

易费用的节约,会使得影响东亚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交易费用减少。

三、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

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理论可以初步考虑包括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过程的博弈理论,我们可以考虑合作博弈和不合作博弈,动态博弈等理论。本文主要提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理论。

东亚货币一体化或共同货币的制度变迁理论初步地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东亚共同货币是一种货币制度。其主要特性在于它是一种跨越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的一种货币联盟货币决定的货币制度。第二,从东亚几个国家或地区的各自单独的货币到这些东亚国家采用共同货币,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变迁与转型。第三,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可以表现为决定东亚货币联盟经济绩效的一个变量,而东亚货币联盟是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等变量的函数。第四,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可以节约货币联盟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五,东亚共同货币制度是要求严格界定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一种货币制度安排。我们将此研究称作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分析。东亚共同货币的产权是东亚共同货币联盟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共同货币使用的权利,它实际上界定了东亚经济共同体成员是否采用共同货币,是否放弃原来的成员本身所使用的货币,它决定人们如何通过共同货币受损或如何受益。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权的产权结构是为了克服东亚货币联盟内部各成员之间在货币协作过程中的偷懒、搭便车和掠夺性动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共同货币产权结构表现为不同的东亚货币联盟,东亚共同货币权利的界定是应用东亚共同货币的市场交易的前提。第六,对于东亚共同货币制度的制度变迁,可以考虑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主要行动主体、辅助(跟随)行动主体、制度装置、制度变迁的方式等。东亚共同货币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东亚共同货币的规则;支配行动主体选择、货币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东亚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构成,这要通过一份成文文件、法律规定等来形成。共同货币的制度安排,是支配货币联盟共同货币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一般而言是正规的,也包含一些非正规的要素,它应该是比较长期的,但并不排除短期的可能;这种货币安排可以使得货币联盟成员获得在此安排外能获得的一些福利,可以提供一种与其他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主体竞争的一种不同的可以增强市场势力的方式;这种安排可能包括东亚中单个人倡导或推进,一些自愿合作在一起的东亚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单个或多个东亚政府或区域组织自愿的或强制的倡导或推进。主要行动主体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和领导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东亚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正是行动主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入,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任何一个主要行动主体的东亚成员在这一模型的逻辑内,东亚行为主体启动了东亚安排创新的进程。东亚辅助(跟随)行动主体,也是一个东亚决策单位,是要辅助或跟随主要东亚行动主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变迁的。制度装置是东亚行动主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东亚行动主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东亚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因东亚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东亚个人或机构倡导或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与东亚政府倡导推进的共同货币制度变迁是有所区别的;参加制度变迁的东亚主体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被强制的,是合作的,还是冲突、竞争的;变迁的方式也可以从变迁的过程来看,是渐进,还是突变,还是渐进与突变结合的。东亚共同货币制度变迁往往对应的是东亚货币制度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要求获得一些在旧有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福利,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这种共同货币制度安排会被创新的可能性将增强。

四、理论的世界意义

应用上述东亚共同体理论分析,它们对于东亚共同体政策含义首先在于东亚共同体应该作为东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政策目标。根据东盟2020年共同体的目标与东亚目前“10+3”的机制,我们将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时间初步确定为“2020+3”年,并且此时间可以根据东盟的时间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其次在于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可以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来分层、综合推动。最后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要做比较系统地把握,做好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是美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将重塑亚洲和世界,使得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岩.东亚再崛起[M].人民出版社,1999.

2、陈岩.国际一体化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1.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8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9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以来，经济学市场领域是市场调节为主还是政府调控为主是一直争论的话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政府都从未完全停止调控行为，放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就我国而言，虽然本届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努力回归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但是宏观调控手段在我国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就货币政策而言，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以直接或者间接调控货币数量为主，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却相比较少，即便在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T提出后，国内外非常多的理论也在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常数。

所以，本文意在对我国实体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其变化的因素，验证其变化是否稳定，并进一步揭示其变化的趋势。从而在货币流通速度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自威廉配第开始就将货币流通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配第在其《货币略论》中，提出货币流动速度和货币流动数量方面呈反比，是互补的关系，并第一个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函数。

魏克赛尔（1915）找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中最重要的5个变量：第一为人们对货币交易的需求，第二为人们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第三为贸易信誉，第四为银行的信用，第五为货币利率与自然率的差值，以上几个方面决定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小。

费雪（1911）提出了清晰的货币流通方程式MV=PT，反映的是在某个时间上，货币周转和商品周转的关系。为了使得交易价值总量PT和名义货币量M相等，所以在货币存量M上乘以V即货币流通速度，代表在时间段中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

收入说主要是针对在费雪方程中一般价格水平比较模糊的缺点，同时结合宏观领域国民核算的进展，庇古提出了收入方面的货币流通交易方程式MV=PY，其中Y代表的是国民收入，而V代表的是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且在此方程中，收入的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比较容易观察和计算的变量。

现金余额说的代表是剑桥的现金余额方程式，主要是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等人提出的，其表达式为Md=KPY，其中P乘以Y是代表名义国民收入，而Md代表的是对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或者称为是现金需求，K所表示的是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比的大小。不同于前两者的货币供给理论，现金余额理论从货币需求角度入手，在货币均衡的时候货币的需求等于外生的货币供给。

相较于国外理论研究，我国对货币流通理论研究较少。基本可以分为，制度方面的研究和市场方面的研究。在制度方面，易纲（1996）将原有费雪方程式MV=PY中加入货币比例系数λ，得到新的交易方程MV=λPY，他认为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货币化进程的加快。曾利飞等（2006）认为随着金融的发展，货币流通速度会上升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在市场方面，冯菲（2010）认为交易流通速度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并说明2000年前后交易流通速度和收入速度出现了分化，原因是金融交易引起的货币需求。胡正，秦娟（2012）运用1978-2009年数据分析得出随着1992年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虽然我国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但虚拟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在加快且已经超过前者下降的速度。

三、理论分析

传导机制分析：实体经济的增长理论上会促进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而金融投机市场投机的增加可能会对实体经济货币产生替代作用，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市场利率的增加会增加储蓄意愿减少信贷需求，从而减少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

建立理论模型：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持有理论有，并联立庇古的国民收入货币流通速度方程MV=PY，有（货币流通速度约束）。效用最大化下的新凯恩斯曲线，在其货币流通约束下解得：

（1）

（2）

通过分析方程（1）可以研究得出：

命题一：当其他条件不变时，预期到的国民收入上升时，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增加的，这说明人们在预期到经济趋势向好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会增加；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交易性和谨慎性需求k增加时，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降低的。这可能是由于在经济环境一定的情况下，交易商品的方式方法发生改变，或者交易性需求和谨慎性需求综合作用，使得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对下降。

命题二：投机需求h的变化要受到对经济增长预期的影响，当预期到的经济向好时，小于0，投机需求的增加导致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增加。说明在预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人们预期实体经济市场的回报率会上升，所以相应提高该市场的投机需求，从而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相反在预期经济预期衰退的情况下大于0，投机需求的增加导致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减少，这可能是由于预期经济衰退，所以投机的领域集中在金融投机市场上，从而减少了实体领域货币的流通速度。

通过分析方程（2）可以研究得出：

命题一：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市场利率的增加会导致实体经济市场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这主要就是因为人们储蓄意愿的增加和企业信贷意愿的降低所致；反之市场利率的降低则会提高货币在实体经济市场的流通速度。

四、实证分析

1.测算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速度

根据庇古的收入货币流通速度方程MV=PY，可以得到MV=GDP。但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所以名义货币量M要减去两个方面的数据：其一为金融投机市场上的货币量，本文用流通股票的市值代表；其二为法定存款保证金，这部分资金只是存放在央行的沉淀资金而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且名义货币量用M2表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包括进入实体经济市场的资金。

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通过选取国家统计局我国1993年-2003年的数据和人民银行1993年-2003年数据计算可以得出：

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是一个常数，而是大致在0.9-1.6之间，而且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自1993年以来有先加速再减速再加速的趋势。

2.我国实体经济市场货币流通速度和预期经济增长、市场利率的计量关系

由于预期经济增长率比较难以衡量和估计，本文假设人们可以根据本年的经济增长率大致估计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即用本年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预期下一年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并带入我国1993年-201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并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可得：

Y=1.38+1.51X1-0.06X2

（5.1）（-51.5）

F=1328

（其中X1代表我国GDP增长率，X2代表我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得：

经济增长率和市场利率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显著，从数据得出在我国，国民收入GDP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增加1.51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市场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减少0.06个百分点。进一步验证了理论模型中预期国民收入的增加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有促进作用，而市场利率的增加则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有抑制作用。

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说明了三点：

第一，通过计算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判断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并非是一个定值，也并非平稳，而是在一个范围（0.9-1.6）内波动的。这种波动可能来自于实体经济增长方面和市场利率方面。

第二，通过计量分析，进一步在数据上说明了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央行利率对我国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是有统计影响的。其中我国国民收入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着促进作用，而市场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着抑制作用。

第三，结合第一点和第二点分析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中货币流通速度非平稳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经济周期和经济的波动，还有货币当局央行的频繁调整利率货币政策。使得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自1993年以来呈现先加速再减速再加速的趋势。

五、政策建议

1.在不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增发货币量同时保持市场利率不变时，名义货币量的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增长，而且国民收入增长会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从而促进国民收入进一步的增长，产生螺旋上升效应。

2.在不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不仅增发名义货币量，而且同时还降低市场利率的时候。则是对经济的一种强刺激，两者共同作用，可以比较迅速的提高国民收入。

3.在考虑金融投机市场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市场利率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机制虽在也在发挥作用但有可能会减弱。因为有一部分货币量进入到金融投机领域，使得实体经济领域中的货币量减少或者流通速度减慢，从而减少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所以，在我国整体的经济环境下，不仅要从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方面考虑货币政策的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实体经济市场和金融投机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分配和稀释”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费雪.货币的购买力.商务印书馆，1934.

[3]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6（12）.

[4]冯菲.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分析-理论，逻辑，结构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

货币一体化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83-02

一、货币星云学说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论基础

货币星云学说是世界货币体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学说的创立者蒙代尔教授受天文学上日心说形成过程的启发：认为货币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演化过程，首先各种货币产生于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随着各地区经济交往的深化和广化，以及各种货币之间的竞争，在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就会形成货币中心，该地区的货币就成为核心货币，其它货币则变成货币，像各行星围绕在太阳周围一样，货币也围绕在核心货币周围。这个理论得到了历史的验证，有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大约生成了1.7万余种货币，而现在只剩下几百种，且少数货币具有霸权地位。美元就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元又是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所以很多国家要想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就必须储备美元，美元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历史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通过国际合约的形式将美元确定为世界货币的核心。虽然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欧元的出现，动摇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很多国家选择了多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施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如果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尤其是东亚国家，美元仍是核心货币，为了规避世界贸易中的风险和增加出口，仍然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货币锚。因此有学者就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①可见货币星云学说揭示了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逻辑，在发展的任何时期国际货币总有核心和之分。同时这也是本文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因。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数据验证

从两个方面可验证美元的核心地位，首先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这是形成核心货币的基础。根据McKinsey(2008)的研究，美国GDP占世界总GDP比重为21%；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价值为5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金融资产总值的30%。②其次，美元在世界经济中起到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重要功能。目前世界4/5以上的外汇交易、60%以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虽然欧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9年成立时的17.9%增加到2008年的26.5%，同时美元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就逐步下降，但相对于欧元的26.5%、英镑的4.1%和日元的3.3%来讲，2008年美元仍占有64%的比重。③综上所述，美元有着其它货币不能取代的地位，美元绝对是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

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人民币作为货币的数据验证

根据上文分析，当前的货币国家有着以下特点：出口是这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为了降低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和刺激出口，这些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大幅度低估本币价值。由于长期稳定的汇率和贸易顺差，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较高的外汇储备。

中国具有和大多数货币国家相同的特点，首先，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2000―2010年的10年中，除2001年、2009年和2010年受外部影响导致贸易顺差减少以外，1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43.5%，2008年贸易顺差为436107百万美元。其次，与美元长期稳定的汇率。虽然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中，但是从2000―2010年的升值幅度不大，从2000年的1美元对8.28元人民币到2010年的6.67元人民币。最后，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从2000―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0.8%，2010年达到28473亿美元。以上的数据可以证明中国是货币国家。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面临的问题

1.丧失铸币收益。所谓铸币收益是铸币行业除去铸造成本后的正常所得。④铸币收益自古就有，在古代人们将黄金送到铸币处，铸币匠将黄金扣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形成铸币收益。虽然铸造成的金币含金量下降，但是不影响黄金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如果把这套规则应用到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当前，则可发现铸币行业具有超额垄断收益。铸币匠不再需要别人送来黄金，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创造纸币，每一张纸币直接形成铸币收益。现实中的铸造匠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同时收益归国家所有。在世界贸易中，美元是结算货币，美国作为核心货币国家会享受铸币收益，货币国家中国对美国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也为其获得铸币收益创造条件，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公平，中国在为是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没有分享到相应的铸币收益。

2.通货膨胀风险。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可以向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原因在于人民币要保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其运行机制如下：假设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假如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导致市场利率降低，市场利率下降进一步造成美元资产的回报率下降，人民币资产回报率相对上升，投资者就会增加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在外汇市场上抛美元、要人民币，导致人民币面临着升值压力，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国政府会在外汇市场上抛人民币、收美元，其结果就是人民币的供给增加，中国出现了通胀压力，美国通过刺激政策向中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调控有四大目标：控制失业、稳定通货膨胀、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促进经济增长，显然美国给中国带来的通货膨胀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会在这个货币体系中受到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与布雷东森林体系不同，当前中国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是自愿行为，而这种自愿行为会面临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更大风险，因为在布雷顿森理体系下，美国还会顾忌自己的承诺，维持1盎司黄金对35美元。但是当美国对世界没有这种承诺时，可以更加自由的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导致大多数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美国输出的通货膨胀。

3.外汇储备风险。上文提到货币国家会储备大量核心货币，当前中国就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而中国管理外汇储备的最常见方法是将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但这会存在很大风险。

本文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高科技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流动性来支持，而美国则利用美元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长期国际收支逆差，美元外流；一方面又通过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吸引顺差国家将美元投资于美国，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像中国这样的货币国家，无论是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还是出于对美元储备风险管理的需要，都会不断地将储备的美元回流到美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美国的“准银行”。然而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脱离，导致这之间存在很大风险。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美国的资产价格就会受到影响，本文不同意阴谋论的说法，因为中国的美元资产与美国整体的资产相比很小，资产价格的波动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最严重，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来源于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而中国之所以陷入两难困境就是因为现行的储备体系。

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

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建成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为核心的多元化储备体系。而当前学术界提出的建立超货币和亚元制度都不应成为努力的方向。

1.超货币理想和现实的不可能性。斯蒂格利茨和周小川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创建超货币的思想。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国家为获得必要的国际储备必须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如果核心货币国家不希望出现等量的经常项目逆差，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就会减少。因此，现行储备货币制度对世界经济存在紧缩作用。创设全球货币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方法之一是大量增加SDR的发放，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就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国际储备积累的需求。⑤周小川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会造成核心货币国家与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相互冲突，只有建立超货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建立超货币只能是一种理想，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无法协调当前国家间的利益：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不会支持SDR常年的增发，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充分的国际清偿力，他们不必要持有特别提款权。反而增发会导致国际通货膨胀从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其次，面临来自美国的阻力。增发SDR会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和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国不会任其损害自己的利益。⑥最后，超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有市场，即人们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超货币进行交易，而转换交易货币对买卖双方而言都存在着转换成本。

2.亚元制度的建立和现实的不可能性。国内有学者提出以东盟和中国为基础建立亚元制度。这种想法显然是受到欧元区建立的启发，但是东盟和中国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首先，建立最优货币区要求货币区内各国市场、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只有这样新的货币才能很快地被成员接受，体现出增加货币有用性带来的好处，减少经济的不稳定性，但是东盟和中国的一体化程度还很低。其次，建立最优货币区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一定程度上限制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各国对这种问题十分敏感，这给建立亚元制度造成了政治阻碍。综上所述，成功建立亚元制度的可能性很小。

3.逐步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优选择。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和区域性统一的货币都具有不可能性，所以只能从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出发，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人民币转变成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并列的国际储备货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需要逐步展开，包括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资本市场体系，信用体系，开放资本账户等等。要实现以上的目标则需要来自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各方面的长期努力和协调配合。本文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优选择的观点下，忽略了对这些长远问题的探讨，把视角转向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即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下面从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推进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的问题以及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四个方面论述。（1）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有资料显示：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日本大约有1000万人民币，北美也有几百亿的人民币。这个资料说明，中国政府在发行人民币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民币流通到了国外，并且被外国人储藏了起来，不论这种储藏的动因是由于人民币预期升值造成的，还是由于外国人认为人民币就是硬通货，结论都是一致的：人民币在海外的数量越多，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就越具有可能性。（2）人民币贸易结算给进出口双方企业带来的好处。首先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企业和外国的出口企业，对于我国的进口企业而言，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有利于优化汇率风险管理、节约向银行结汇时的汇兑成本，同时对于采用外币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汇率风险的企业，以人民币结算可以节省外币衍生品交易费用。对于外国的出口企业，以人民币结算虽然丧失了节省汇兑成本方面的优势，但是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背景下，持有人民币相当于投资于人民币，这会给持有人民币的企业带来收益。其次，有利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和外国的进口企业，对于我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可以有效的防范在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这样在国际贸易中就会有利于企业创造稳定的收益，促进我国企业的出口。对于外国的进口企业来说，由于这些进口企业所在国货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这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对完善，有多种金融工具可供企业选择，因此这些进口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完成汇率风险管理或外汇套期保值。同时外国企业还可以获得更多和中国出口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出口价格上获得折扣。总之，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是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3）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有利于中国解决外汇储备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不需在银行结汇，外汇储备不必增加；另一方面，原先以美元结算的非美国经济单位的出口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可以明显降低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比例。（4）有利于削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人民币结算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美元和其他国际货币结算范围的相对缩小，必然要触及美元的霸权地位。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会受到来自美国的阻碍，所以更需要中国逐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对称的体系，中国作为货币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核心货币国家的损害，中国要想消除这种损害，必须在国际经济中提高自己货币的地位，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而当前的第一步改革应是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当前中国具有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条件，而且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但有利于进出口双方企业还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和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有利于世界的选择，建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对繁荣亚洲和世界经济都有着积极地作用。综上所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中国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最优选择。

注释：

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J].金融发展评论，2010（3）

②朱小梅.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4）

③袁志刚，邵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力量来自何处[J].世界经济研究,2010（5）

④曹和平.20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三大缺陷―兼论21世纪世界货币体系和亚元建立设想[J].北京大学学报，2003（7）

⑤施建淮.现实的选择：力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J].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