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论文例1

货币供给与货币总量

1.货币供给是指在现代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由其银行体系的负债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在同时满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和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当代的银行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是它的负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它的负债，即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货币总量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叫货币存量，一个叫货币流量。存量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流量=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来说流量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的，经济发展越好则流量越多，是较为稳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况下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会对货币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系啊，物价上涨飞快，会导致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单位增加。、2.商业银行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存款货币。原来的活期存款是没有利息的，通过金融创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来的支票，同时银行要为它支付利息，这样厂商及个人就愿意到银行开这种账户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总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狭义货币原来主要是为了满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现在这种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来后，导致狭义货币的定义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层次遭到混乱，也对货币的总量发生影响。在现代这样一个金融创新时代，货币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是M0=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如我们口袋里的硬币、纸币，家里面、企业中存放的现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业银行可以接收）；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

1.原始存款是指以现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现金是流通中的现金，存入银行表明银行存款的净增长，支票是每个企业它所得到的买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着一定的货币数量，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购买、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银行提供贷款或银行参与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存款。银行的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需要些前提条件的，它不仅仅是因为有投资、贷款这些因素，还受到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是指为了防止银行在紧急关头流通性不足导致不发应对客户的提存，使银行被挤提的问题。中央银行规定各家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缴，一部分的存款准备金，使得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中央银行能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业银行通过难关。存款准备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当中的一部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高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少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低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多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就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资金多少的手段。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需要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由一个中央银行和至少两个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0%，商业银行只有活期存款，没有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银行的客户得到贷款后没有提取现金。在这些假设条件后，假设存入甲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缴纳存款准备金1000元，剩余的资金甲银行全部用于贷款，也就是负债一万元，资产一万元。甲银行提供贷款9000元给客户，客户将所取得的贷款又存入另一家银行乙，乙银行的9000元是从甲银行的贷款转化而来，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无论是原始存款还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乙银行交纳准备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贷款。这样就商业银行一方面吸收人们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过它自身的业务，它能创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构成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也是银行可以向社会提供的货币资金。所以，商业银行是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存款货币的多倍收缩与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的演变情况刚好相反。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研究中。为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范式下的金融理论体系。系统金融理论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较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兰琳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货币理论论文例2

最优货币区域，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为“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1.20世纪60年代。1961年,蒙代尔第一次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和组成货币区的一个经济标准,即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标准。他认为,当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内能够自由流动,而与其他地区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佳货币区”。

其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麦金农（Mckinnon，1963）认为应以经济开放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肯南(Kenen，1969)认为应以生产的多样化程度为标准;英格拉姆(Ingram)则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而托尔和威利特(TowerandWillett，1976)、哈伯勒(Harberler)和弗莱明(Flemming)则把注意力从微观的供求变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现象上,提出通货膨胀和政策一体化的标准。

2.20世纪70年代。因为前人的努力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突出该理论的正面效用同时忽略了成本的产生。该理论在7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开始转向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

加入货币区的好处有:(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减少了不确定性,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节省成员国的外汇储备,降低储备成本;(4)货币一体化能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2)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3)有可能加剧失业;(4)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3.20世纪70年代后理论的新发展。进入80年代,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运用历史经济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翔实的实证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联盟内政策的协调以及其有效性的分析。格鲁夫认为,在理性预期及政府政策随意性存在的前提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借助同另一个货币政策声誉比本国更好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部分或全部实现。格鲁夫的这一分析既为近年来拉美趋势加强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为东亚国家危机后重建其汇率机制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批判

对该理论的批判很多，但不能顺应时展和理论发展变化是一个主要的批判点，而另一个方面则集中于批判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体来说：

第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新变化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重新界定了被OCA理论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成本。致使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二，无论是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是后来新的理论,都只强调了实际经济因素对组成和加入货币区的影响却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

第三，OCA理论某些标准自身有理论弱点，且标准间存在常被人们忽视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等种种关系。OCA标准有内生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政策的适用性。

总的说来，仍然有许多声音认为该理论的体系和框架依然不够成熟,线索过于庞杂,难于梳理。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欧元区

最优货币理论区理论的实践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

欧元区的建立，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市场,实现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有效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欧元的流通促进着欧洲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其成功运作更对世界区域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即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亚元：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和欧盟相对成功的示范效应，加之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亚洲一些国家和学术界也提出了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想法和建议,而且很多已经开始付储实施,这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但是,货币合作有着十分严格的基础性条件,就目前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来看,仍存在很多的难点。归纳而言主要有：

首先，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尤其是对资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严格限制，这与蒙代尔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其次，经济开放度。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再次，产品多样化。除中国、日本等建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分散程度较低。

货币理论论文例3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货币理论论文例4

一、本币汇率升值的经济学分析

汇率，又称汇价，表示的是一个国家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价。它表示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互换关系。汇率的标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标价法，用一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额的本国货币来表示的汇率；另一种方法是间接标价法，它用一单位的本国货币作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来表示。无论哪种标价方法，本币的对外升值都是对于以前而言，现在能用较少的本币兑换较多的外币，从而影响着两国商品的价格对比关系。一般说来，本币汇率升高，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反之，则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因为在本币汇率高的情况下，进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支付本币；出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收入本币，这有利于进口商，不利于出口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本币汇率高，相对于外币而言意味着，本币标示的土地、房屋、劳动力价格、设备等等价格就高，因而投资在东道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财务成本、劳动力成本都会上升，在同样的收入前提下，收益就少，就不利于吸引外资。同样，本币的汇率的上升也就是外国货币的贬值，在外国的投资成本随之下降，使向国外投资变得更经济，促进本国国内的资本转向国外投资，而投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投资的减少也就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提升市场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但本币的升值为外资的进入设置了羁绊。这样，汇率的高低就归结到一点，能否更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赢得更多的国民产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争取有利的汇率条件。因而说汇率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本币汇率的高低，关系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即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关系资本流动，不仅对直接投资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汇率的变动能诱发大批短期资本进行套利活动，冲击正常的经济生活。在本币升值的状况下，对本国的贸易和资本流入产生很大的冲击，1985年日本迫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压力，签订了《广场协定》，使日元的汇价飙升了三倍，结果贸易形势发生急转，大批资本为压缩成本也跨出国门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固然攫取了可观的投资利润，但也影响了国内的就业水平和发展后劲，埋下了后期经济发展的隐患，可以这样说，日元升值是日本近年来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的根源所在。因此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办法对进口商进行限制，对出口商进行补偿，限制或补偿的办法有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二、政府行为对本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政府为了削弱汇率变动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主要有关税、出口退税、配额等。关税和出口退税是政府运用税收的办法调整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课税，向外国物品征收，提高了国外商品的销售价格，减少了国内消费者对它的需求，所以提高关税是对进口商的限制。出口退税补贴是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税金返还，是对出口商的一种补偿，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质上相当于本币贬值，这是用国内的货币补贴国外消费者，用来对冲本币名义上对外升值而形成的对出口的冲击。这表明：本币汇率变动(升值)，对出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出口退税补偿，对进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关税进行抵消。进一步说，本币升值的效应能够通过提高有效出口退税率来抵消，也能够通过提高关税抵消。但是采取关税或补贴两种手段各有其特点，效应是不同的。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刺激国内产出，补贴要优于关税，因为关税加大了进口消费成本，却无助于对国内贸易部门的产出。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减少进口或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那么关税的代价最小，而补贴较为不利，原因在于关税能同时起到进口消费品和增加国内生产的双重作用，这比补贴仅能增加国内外向型产出的单一作用更为有效。简单地说，可以认为关税是一种“内向型”政策，即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而补贴是一种“外向型”政策，它刺激出口生产的发展。另外，两者作用的后果也不一致，关税限制了国内消费者需求，国外生产者亦支付了更高的进入成本，约束了国际间比较成本优势的发挥，对整个社会而言，只会引起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普遍提高关税这个效果是应当防止的。而且，一国关税的提高，往往会遭致贸易伙伴国报复性关税反击，造成“双输”的局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通常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依赖性强，进口弹性差，提高关税只会加重国内消费的负担，自身的福利损失更大些。出口退税补贴的实施要有政府财力做为保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补贴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对外贸易企业不能得到及时的货币补偿，引起企业支付能力和周转能力下降，陷入生产危机。另外，出口退税补贴的多少，即出口退税率的确定，还要考虑外汇紧缺程度，如果外汇短缺、储备不足时，提高出口退税率，能够调动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增加创汇；反之，就有条件订得低些。

以上两种措施是政府在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施加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配额在进口商品数量上直接控制，来抵消由于本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成本低，进口商品有条件降价而形成的对国内生产厂商的冲击。配额的使用有一个特点：弹性较差，进口配额上升会受到贸易国伙伴的欢迎，但下降就会招致强烈的抗议，因为配额的数量是透明的，贸易伙伴按照原本配额设定产品数量组织生产进行供给，配额减少后，进口数量遭到强制压缩，无疑会使其生产能力闲置，形成投资浪费、加大失业。所以，配额增加容易减少难。

综上所述，政府在对本币升值进行政策抵消时就可以综合考虑三个因素，即关税调整、出口退税率和配额。假设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我们能否还用这几种措施进行抵消呢?首先，从关税上讲，加入WTO后，我国郑重承诺大幅降低整体关税水平，再次提升关税水平势必影响大国的诚信和形象，配额也是如此，只能是一个逐步扩大、放松，乃至取消的趋势。从出口退税上来讲，出口退税率调整确实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直接，中国出口企业对税收成本的增减非常敏感。1999年在东南亚国家货币相继贬值的浪潮中，我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坚挺，事实上是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外贸部门的出口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于是将出口退税率平均由6%提高到15%，政策效果显著，当年出口额为1949亿美元，到2002年底增加到325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6%。据有关专家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上调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增加4.9个百分点，出口退税对本币升值的作用可见一斑。但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扩张的财政政策已形成巨额赤字，财政状况比较薄弱，出口退税的拖欠问题越来越严重。前不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下调了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降低了3%左右。毫无疑问，动用出口退税政策来冲销本币升值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后盾，况且近几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由短缺变为盈余，迫切需要外汇的压力变小，政府不愿在出口退税上再做文章。

三、市场自我调节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市场运行机制的自我调整是指在本币升值后，影响了出口商的经营行为，进而改变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带来物价的全方位下跌，进而又为出口改善了贸易条件，市场自身的力量使本币升值后尽可能回落。这一机理作用过程如下：本币的汇率升值，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使得进口价格降低，出口价格上升。出口价格上升，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很快丧失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进口商品价格下跌，排斥了本国商品供给，使得本国商品生产萎缩，丧失出口能力，使进出口失衡，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往往是传统的日用品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低，他们之间的产品出口替代性强，因而其出口贸易不仅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歧视性定价，还面临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一旦本币汇率升值，价格优势丢失，原来拥有的国际市场会迅速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占领。本国贸易部门生产出的庞大产品规模只得转销入国内市场，加剧国内商品市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日用品市场价格水平的下跌。出口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带来国内产品价格下跌，这和本币对外升值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共同形成了物价水平整体下降，是同样的效应，即意味着本币对内升值。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科学技术不很发达，使得国内产业在适应新的出口形势而进行结构调整时显得更为漫长，物价往往持续地滑坡，低迷不振，把经济拖入通货紧缩的泥潭。因此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本币升值一步到位不再调整，可以说本币的对外升值也会通过市场自身的机制诱发货币对内升值。按照前面的假设，名义汇率不再调整，货币对内升值，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意味着实际汇率下跌，因而可以抵消名义汇率在前期上升的部分幅度。前文已经论述过，对内升值可以起到减缓进口商品涌入的速度，为出口商压缩生产成本扩大出口创造条件；其实质是市场通过自身的力量影响货币价值而进行的自我恢复性调节。这种市场性的调节会带来市场机制的通病：作用链条长，时间缓慢、形成资源的浪费。要充分认识到市场自我的调节机制对货币对内价值的作用，使之尽量为国民经济发展施加正面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一时间大量商品出口受阻，积压严重，只有拿到国内市场上出售，致使供过于求，物价下跌。而货币当局没有预测到这种现象，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货紧缩的程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只有依靠后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去刺激经济增长。应当说，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会产生负面作用。

四、本币对内价值变动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在国内市场上可以运用货币政策使货币价值变动，即使其对内贬值或升值，对冲本币对外的升值或贬值。比如，在国内市场上，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是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国际贸易的后果一般说来，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因为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能随着物价的上涨趋势多卖钱，出口商却因为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而加大生产成本，以本币计算的出口换汇收益就要下降，减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数量减少。所以，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条件下，本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对出口商会产生双重利空，但对进口商而言，却是双重利好，这样会迅速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导致贸易失衡，所以应该采用货币对内升值的办法来抵冲对外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这样，出口商便能以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以低的价格出口，改善本币升值的不利局面。但是，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本币的对内升值，即通货紧缩，会造成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是货币当局不愿看到的。这样的货币政策操作便是以牺牲国内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证贸易部门的利益，对此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实际进行利弊权衡、政策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在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外贸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货币政策则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外贸部门的利益，阻止贸易状况因本币升值而过度恶化，通过贸易部门平稳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反之，如果外贸依存度不高，国内经济运行对通货紧缩反应强烈，则货币政策要侧重考虑整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宜使货币对内升值，要暂时牺牲外贸部门的利益来保证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货币理论论文例5

上世纪末，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如阿根廷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通过对这些危机的研究，人们普遍认同“货币错配”是导致这些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所谓货币错配，在2005年Goldstein和Turner提出一个定义：由于一个权益实体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记值，或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收入或净值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即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于新兴市场来说，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产与负债或收入与支出记值货币不同所造成的货币错配。同时也需要面对由于货币错配的大规模积累对宏观经济稳健运行和金融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是金融危机。

一、货币错配原因综述

原罪论：“原罪论”是由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以及Hausmann等（2000）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存在“害怕浮动”的原因时提出的。他们把“原罪”定义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善，这种不完善就会导致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不能以本币进行借贷从而形成货币错配，在国内也不能以本币进行长期借贷而形成期限错配。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先天不足更多的强调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货币使用的网络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等外部因素，因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制度的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原罪”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事实上，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形成并不是经济主体不谨慎，而是发展中国家中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健全根本就没有对冲货币风险的手段。

债务不耐论：Reinhart（2003）提出的债务不耐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制度环境和政治体系存在缺陷，其政府缺乏应有的能力以使外债的安全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而这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可以管理的。由于存在债务不耐问题，新兴市场国家往往依赖对外借债来解决税收与支出之间的矛盾，这样会形成过渡借债，造成对外债的过渡依赖，从而货币错配不断积累。Eichengreen等（2005）认为债务不耐是由新兴市场国家制度缺陷所引起的，反过来又导致不合理和不可靠的政策，从而成为金融导致脆弱性的原因之一。

累计实际货币错配论：Goldstein和Turner（2004）认为原罪不是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经济政策和制度上存在的一系列弱点才是导致严重货币错配的根源。比如，固定汇率制度以及不合适的金融安全网，导致经济主体避险动机不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缺陷，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消极作用；货币错配信息供给不充分对市场纪律的破坏，银行信用等级评估低下导致大量外币贷款流向毫无或者只有很少外币收入的公司；监管制度不完善，使监管部门不能有效监控银行真实的汇率风险；不理智的债务管理政策造成金融机构过分依赖于外币指数债券。

二、货币错配影响综述

近年来，Sachs等（1999）、Radelet和Sachs（1998）、Kaminsky和Reinhart （1999）、Berg和Pattillo（1999）、Bussiere和Mulder （1999）、Hawkins和Klau（2000）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有些货币错配变量（如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银行和企业外债对出口的比率以及广义货币总量M2对外汇储备的比率）对危机有很强的解释力。Rodrik和Velasco（1999）发现，那些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超过1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国家高3倍。

严重的货币错配不仅会诱发并加重货币危机，还会在发生外部冲击时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对一国汇率政策的实施带来困难。Hausmann等（2000）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产生“害怕浮动”，并不是因为害怕汇率变动会涉及国内价格，更多的是因为其对外债务中外币计值的借款占了绝大部分。Hausmann等（2001）、Ganapolsy（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错配的程度与汇率弹性负相关。Berkmen和Cavallo（2007）最新的经验研究表明，债务美元化的国家倾向于积极实施汇率的稳定性操作。

严重的货币错配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而易见。Allen等（2002）、Cavallo（2005）认为货币错配不仅会引发金融危机，还会提高化解金融危机的成本――特别是产出方面的代价。Calvo和Reinhart（2000a，2000b），Calvo等（2001）、Bunda（2003）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对经济具有紧缩效应，其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这些国家外币债务水平普遍较高，存在较为严重的货币错配现象。Levy-Yeyati（2003）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内金融美元化与产出增长的波动性正相关。Gupta等（2003）在研究发展中国家1970-1998年的数据是发现，产出下降与一些货币错配指标或债务变量显著相关。

参考文献：

[1]莫里斯・戈登斯坦，菲利普・特纳，货币错配――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与对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货币理论论文例6

关键词：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初，央行提出2006年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是2.5万亿元。到一季度结束时，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央行人民币新增贷款预期目标的一半，而时间仅仅过去了1／4。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呈加速上涨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投放倍受瞩目甚至非议。有很多人士认为，信贷过快增长是造成固定投资过快增长和房地产业过热的重要原因。尽管一季度后央行出台了很多调控措施，意图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但是到6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仍然继续上涨，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2.18万亿元，占央行全年预期目标的87.2%，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增7233亿元，增幅达50%，远远超过同期GDP和投资的增幅。于是再次引起了各方议论，似乎信贷增长成了当前一切经济过热问题的罪魁祸首。

不可否认，信贷的过快增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200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控制目标是2.5万亿元，实际新增2.4万亿元。到2006年央行仍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定为2.5万亿元，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我国GDP现值的年增长率不会低于10%、过去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亦几乎都在20%以上，因此，年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也应该有相应增长，而不是维持不变。如果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央行制定的新增贷款调控目标与实际增加额之间存在很大的“误差”。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央行将年度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合理吗?影响我国新增贷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二、信贷规模由按计划发放演变成事实上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有严格的计划并按计划执行，与此相对应，这个时期的信贷活动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因为当时的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的一个下属单位，专署外汇业务，彼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是作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而存在。因此，当时银行信贷集中由人民银行办理，人民银行以“统贷统存”的形式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贷款总量调控权集中在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对下属各级银行的贷款实行指标管理，下属行只要根据上级银行下达的贷款指标和指定的贷款投向按计划进度发放贷款即可。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和深化，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也随之不断改变。在1979年少数地区试点的基础上，1980年全面推开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办法，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分行信贷收支的差额，各分行在完成存款计划和不突破差额的条件下多存可以多贷，传统的“统存统贷”体制出现松动。在1980年全面推开信贷差额控制办法的基础上，1981年又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与此前实行的信贷差额控制办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扩大了范围，并首次提出了可以开展同业拆借。

随着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职行使央行职能，信贷管理政策有所改变，但仍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的办法，即由人行核定各专业银行的年度信贷计划，除固定资产贷款是指令性计划外，其他贷款均为指导性计划，继续实行多存多贷的政策，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此后，直到1997年底，仍旧实行年度信贷管理计划，但是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逐步扩大，各银行的贷款自由度逐步提高。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人民银行对国家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控制货币总量和调整信贷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的金融体制下，也曾经使用过这一管理办法。

1997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对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管理，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在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限额控制，不再按年分季下达指令性计划，改为按年下达指导性计划；人民银行根据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物价预期调控目标，考虑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各种因素，确定全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目标，编制货币供应规划和基础货币规划，在此基础上确定商业银行年度贷款增加量指令性计划，作为商业银行执行自订计划的参考和依据；人民银行不再下达按行业区分的贷款分项计划，信贷资金的投向主要通过信贷政策加以引导，商业银行按市场原则进行选择。但是，三家政策性银行仍实行指令性计划。

根据1998年以来有关年度《中国金融年鉴》提供的资料来看，1998年和1999年央行对四家国有银行的年度新增贷款额做出了指导性计划。2000年的情况未明示。2001年至今，央行在每年初发表的上年度“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本年度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信贷规模制定预期调控目标。事实上，自1998年实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新增信贷规模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事实上的中介目标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传统教科书所列的主要中介目标。近来，我国有学者建议将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三、对1998年以来各年度新增贷款情况的分析

1.新增贷款调控目标数与实际数之间的差异较大。自1998年央行对信贷管理实行改革以来，在最初两年，央行仍然对四家国有银行年度新增贷款的指导性计划数。2001年央行开始按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2002年初的《2001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回顾了年初制定的“货币信贷预期调控目标”，除制定了各层次货币的增长速度外，同时制定了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目标为13000亿元左右。2003年之后，将新增贷款规模限定为人民币新增贷款额。自此，央行在每年初都制定货币与信贷预期调控目标。例如2006年初，央行在其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06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2000年度的情况不详，通过查阅《中国金融年鉴》和央行网站，未能获得2000年初是否对货币信贷的增长制定计划或调控目标。

通过对1998年至2005年(不包括2000年)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贷款的预期目标与实际发生额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差异较大，误差值的平均值为3500亿元。

2.影响贷款增量的主要因素：存款增量。一般认为，先有存款后有贷款。当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但是从增量上看，贷款增量取决于存款增量。这至少在银行监管上能够找到依据，即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以下模型研究将此作为前提条件。

我们首先将2003年以来各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散点图画出，根据图示我们可以判断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根据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

我们运用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共42个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到，每月新增存款中大约有55.4%用于了贷款，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基本一致的：一则我们银监部门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二则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存差持续扩大，银行大量的存款只能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等低收益债券或持有超额准备。

回归分析还说明存款增加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6年1—6月，我国金融机构的本外币新增贷款达到22264.74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贷款增长53.3%，这是由于同期金融机构吸收的新增存款为31121.84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344.86亿元。新增贷款的增长快于新增存款。

3.理论上，信贷增加额这一指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看，央行将信贷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具有很大的控制难度。央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并且考虑到其可以采用的调控手段(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它能够影响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而信贷从货币供求的角度来看属于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供应。

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从增量上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M2=DK+QT

其中：DK表示新增人民币贷款；QT表示其他货币需求，例如政府债券、企业债、金融债等投资工具。

可见，新增贷款受到M2和QT同时影响。在M2确定时，如果QT的量很小，那么DK就会变大，它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从QT包括的主要项目来看，例如国债发行时机和发行量，央行是无力控制和决定的，因此央行欲控制新增贷款的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央行将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同时列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一是目标和工作重心错乱，一会儿关注货币供应量，一会儿关注信贷规模，都想用力、都想控制，结果必然导致顾此失彼，以致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很好实现；二是权力越位，直接干涉商业银行的经营，要求后者增加或减少信贷投放。正如以上所论述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首先取决于吸收来的存款，如果存款增加了，它就会设法贷放出去，以获取存贷利差和投资收益。商业银行吸收进来的存款，一般会被划分成为三块：首先会拿出一块做准备金，以备存款客户随时提取，其比重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一般备付需求；扣除准备金后的存款(即“可支配资金”)将会用于贷款和投资，商业银行可能将可支配资金全部用于发放贷款，也可能全部用于投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等)，也可能将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中配置。现在再回到理论的货币供求上来分析，在货币供给上央行是可以直接调控的，但货币需求上特别是对货币资金的配置上，却是商业银行的功能和职责。商业银行会根据自身的偏好、目标等来决定可支配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之间的配置。总之，在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日益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实体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再继续将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不仅会干预商业银行的独立经营，而且对于自身来说，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实现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4.实际运行中，信贷投放规模越来越受到其他融资手段的制约。从实际融资结构来看，信贷融资只是各种经济主体多种融资手段之一，信贷融资与其他融资手段之间是互补关系，如果其他融资手段提供的融资多了，那么，信贷融资的规模就会相应减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以来，我国社会投资的融资形式日趋多样化，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已经成了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融资方式，并且不仅限于在国内发行股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额超过了境内。由于资本市场的波动与周期性，股票和债券的融资额往往是不稳定的。在资本市场活跃时，企业直接融资额就会多，反之，当资本市场低迷时，直接融资难度提高，获得的资金就会少；与此相呼应，信贷融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信贷在中国整个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中的比重是非常不稳定的，有的年份高，有的年份低。在这种企业融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银行信贷投放是不会稳定的，也是难以准确预测和难以控制的。

四、基本结论：信贷规模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信贷规模(年度新增贷款)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央行不宜和不应控制信贷规模。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由此可见，法律亦未将控制信贷规模的功能明确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明确将新增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当然，信贷规模这一指标对于观察宏观经济的运行是有用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忽视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观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参考文献

货币理论论文例7

众所周知，货币局制度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后盾。货币局制度的优势主要在于相对稳定的汇率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另外，一些通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则通过实行货币局制度来控制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胀，稳定币值，恢复经济。但与中央银行制度相比，货币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准货币发行国制定，货币总量取决于收支平衡及银行体系中的货币乘数。因此，在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银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汇率来调整外来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如进口价格的上涨，资本流通的转移等），而只能调整国内的一些实际经济变量（如工资、商品价格等），从而造成经济的波动。三是正统的货币局制度不会像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那样，通过向政府和商业银行借款发放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兑换法》把汇率固定为1比索兑换1美元，中央银行用外汇、黄金和其他外国证券担保每1比索的发行，保证两种货币可自由兑换。因此，这是一种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自由兑换法》的实施抑制了恶性通胀，稳定了阿根廷经济，投资和贸易的持续增加实现了1991～1994年的经济连续增长。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货币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

从外部看，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导致汇率高估。进入90年代，美国出现了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货币局制度不允许阿根廷通过调整汇率来改变国际收支状况。

从内部看，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在货币局制度下对经济产生的冲击，需要通过对国内实质经济变量的调整（如降低工资和物价等）来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内部调整的能力。

梅内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造成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到1995年，劳动力中登记的“公开失业”率达到18.6%。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增长了，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国民总收入的28.2%，最穷的10%的人口只得到总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两个指数已变成37.1%和1.6%。1974年约有7.7%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1996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结果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内的需求由非工资的高收入阶层所决定，因而生产活动越来越重视高收入阶层的需求，造成“关键性增长部门”主要生产“奢侈品”，因此，物价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显然，国内的结构调整并没有造就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弹性的物价。换言之，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阿根廷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

货币局制度与债务危机

事实上，在经过1991～1994年的经济增长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经济即出现了负增长。在货币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货币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又使政府难以通过国内紧缩来实现收支平衡，所以，当经济出现衰退和失业率上升时，财政政策就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选择。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是赤字不断上升，加之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索币值被高估，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因此，通过举借外债弥补赤字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而要取得国外资金的支持必须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保证获得国内财政的盈余来偿还债务。为此，梅内姆政府采取了减少以前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的公共开支的专门基金，增加税收，举借新债，延期偿还债务，进一步出卖国有资产等措施。事实上，从梅内姆政府上台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获得的私有化收入达150亿美元。1995年连任后，梅内姆政府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以融通资金，如对几个核电站和许多省一级国营企业（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配电站等）实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几家私人银行也被外国银行兼并和收购。通过私有化而获得的大量财力使外债偿还成为可能，几家最有名的国际投资评估公司明显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资风险系数，其结果是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加了对阿根廷的投资。阿根廷政府得以维持《自由兑换法》确定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发行债券。从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货币融通模式：通过私有化换取的资金维持货币局制度，通过维持货币局制度向国际社会举借外债。这一模式会发生断裂：当国有资产出售殆尽时，当积累的外债产生过高的风险时，将发生信用危机。

从1996年第2季度开始，阿根廷经济恢复增长，但经济恢复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年的24亿美元扩大到1996年的40亿美元，经济逐渐滑入依靠发行债务拉动增长的轨道。更为严重的是，债务不断积累也促使国内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从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资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国内投资，尤其使中小企业大受影响；另一方面，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难以扭转，导致恶性循环。随着债务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誉开始受到怀疑，国际投机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外部冲击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达1400亿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经济恶化、税收减少和债务缠身等多种原因，阿根廷政府实际上已无力偿还债务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即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扩大税源。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反对党、工会及企业家组织的强烈反对，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国际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金融危机爆发。

货币局制度的最后崩溃及启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几近崩溃。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应急追加80亿美元贷款，金融市场暂时趋于稳定，但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承诺将严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此后，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市场普遍预期比索将贬值，人们排起长队挤兑银行存款。当10月底政府计划与债权银行谈判重新安排1280亿美元巨额债务的消息传出后，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剧烈动荡。11月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挫至200点左右；国家风险指数大幅飙升，很快突破4000点大关；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一路下滑；外资纷纷抽逃。据报道，仅11月30日1天，全国就有7亿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以前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月拒绝向阿根廷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说内无筹资良策，外无国际援助，面对汹涌而至的挤兑风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汇出境的最严厉紧急措施。这一措施一出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冲突加剧。12月18日，反对经济紧缩的游行变为一场暴乱，并造成7人死亡，经济部长卡瓦略被迫辞职，总统德拉鲁阿也旋即被迫下台。此后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换了5位总统。2002年1月2日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宣誓就职。面对比索贬值的强大压力，杜阿尔德总统宣布放弃已实施11年之久的货币局制度。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货币局制度首先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货币发行制度，这使阿根廷摆脱了多年来恶性通胀的困扰；同时，它又是一种极端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为阿根廷货币建立起国际信誉，鼓励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由于上述特点，它被梅内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来稳定金融市场信心和争取国际融资，以便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结构改革。然而，结构改革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脱节、中小企业消失、失业工人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内部失衡问题；在国际上又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下降。当内外失衡的冲击同时出现时，货币局制度缺乏应对冲击的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丧失了经济自我恢复的能力，结果只能借债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的失败负责还是结构改革“葬送”了货币局制度？如果说货币局制度应为结构改革失败负责，那就突出了货币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说结构改革应为货币局制度的崩溃负责，那就等于说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个规范判断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面对国内结构改革应怎样选择它的汇率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三元悖论”，即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旨在达到下述3个目标：(1)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adjustment)；(2)汇率的稳定性(confidence)；(3)资本的完全流动性(liquidity)。而这3个目标从理论上讲只能同时实现两个，3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三角形的3条边所代表的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曾经在现实中实施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虽然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的稳定性不复存在。货币局制度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践证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资本外逃的压力下过度贬值。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中肯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使发展中国家具有更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后者则保证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在当前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下，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货币制度组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构改革。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资本项目。新自由主义也宣称取消管制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增长。但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投机的攻击，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上应慎之又慎，避免落入“华盛顿共识”的圈套。

【参考文献】

1.宋晓平：《1997年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恢复并获得快速增长》，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华：《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载《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时学：《21世纪拉美经济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晓平：《阿根廷经济政治形势述评》，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货币理论论文例8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货币理论论文例9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货币理论论文例10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有效性

20个世纪90年代末以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长期不足，信贷膨胀的态势相当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宽松，特别是2005年以来，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突出。被经济学家认为发生几率极低的“流动性陷阱”已在我国金融运行中初现端倪，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2006年，银行的巨额流动性使到全国性的信贷规模急剧膨胀，间接推动了各种资产价格全面上升，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严峻挑战。如何有效解决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一)存差持续扩大

自2004年国家实行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速逐渐低于存款余额增速，而且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贷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于贷款增速3.17个百分点，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机构存差达到9.2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存量的贷存比为68.0%，新增量的贷存比为53.6%。2005年，商业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约只有53元转化为贷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近一半的资金则滞留在金融体系进行体内循环。

(二)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

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由2000年末的4000亿元增长到2004年末的1.26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银行虽然下调超额准备金率0.63个百分点，但金融机构上存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达1.26万亿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达4.17%。超额准备金过高，不仅加大了中央银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临着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的压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达2.7%。

(三)M2与M1增速差距持续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连续数月超过预期15%的增长率，M2与M1增速差距从年初的3.3%一路扩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余额为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高2.94个百分点；M1余额为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78%，增速比上年低1.8个百分点。进入2006年后，M1与M2增速差距更大，一季度创下了M2同比增长较M1同比增长高出8.58个百分点的新高。

(四)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2005年3月以来，整个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从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质押式国债回购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个基点，受此影响，货币市场收益率曲线呈现回落态势。当前银行间市场1年期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于1年期2.25%的银行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现象。2006年第一季度央票利率银行间回购和拆借利率较去年末抬升70个基点左右。其中，1年央票与存款利差缩至38个基点，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其与存款利率利差缩至19个基点，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

二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

经济决定金融，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我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消费近年来的增速远落后于它们。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上升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2002年至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则分别为8.8%9.1%13.3%和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长29.8%，后者只增长了13.3%，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问题加剧。消费相对落后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

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严重的投资不足。从区域看，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的中西部仍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而农村却仍然资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趋活跃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并不是总体的流动性过剩(巴曙松，2006)。[2]少数被资本追逐的高利润行业“囤积”了大量的资金，其资产价格被不断重估，从而带动相关资源的价格一路攀升，造成银行流动性全面“过剩”假象。

(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的外汇占款增长。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约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中央银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高达2.77万亿元。因此，为“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汇率而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增强趋势依然强烈。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一季度，货币总体流动性达2.0万亿元，同比增长93.4%；外汇储备达0.8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76%；外汇占款余额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96%；而同期银行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投资分别为20.6万亿元和3.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9%和17.23%。

(三)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2005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为13.53%，低于2004年的14.54%。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从2003年的3万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2.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幅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尽管2006年一季度，银行贷款一度出现高速增长，并导致中央银行出台相关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现的贷款过快投放趋势，但是全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工业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下滑导致信贷萎缩。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4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4%，远低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2.5%的水平；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7420亿元，增长28.7%，低于上年增长39.4%的水平。2006年一季度，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66个行业中，利润减少或亏损增加的行业多达24个，比上季度增加9个。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将直接减少对银行的信贷需求。

(四)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一季度，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我国的高储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富国的储蓄率通常高于穷国，但也仅在20%左右。我国现阶段家庭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家庭储蓄率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没有形成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同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此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使相当多的大众储蓄资金用于买房和子女教育储蓄，这也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3]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的界定

尽管不同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时，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第二，货币当局是否有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一层含义是指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的作用力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性问题，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如果货币政策确实能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称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如果货币政策根本不能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微不足道，那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即如果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确实具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货币政策是理论有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当局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是否有能力利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如果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当局也能利用货币政策的效力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那么货币政策是实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货币政策虽然具有理论上的有效性，但货币当局根本无力利用货币政策的这种效力引导经济按预期的轨道运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4]

从以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界定上来看，本文研究的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属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等方面内容。货币-[飞诺网]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上的困境

1.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流动性乏力。2006年来中央银行分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2004年的7.5%调高至8.5%，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3%上调至4%。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直接可以冻结资金3000亿元左右，再加上乘数效应的影响，实际紧缩的流动性可能会达到1.2万亿元左右。在金融体系健全的环境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缩总体的流动性。但就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安排和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原因来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所起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强制结售汇制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而是主要用于平衡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但商业银行信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措施进行冲销。其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较小，其贷款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本身流动性较足，具有较强的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的主要持有者，通过出售或回购可以及时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出现流动性困难时还可以从中央银行取得再贷款。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其趋利动机会使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调整对流动性过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银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利率作为有力的价格型调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导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收缩与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小步连续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会慢慢地显示出来。但由于我国各种利率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基准利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还不能适应货币政策预调和微调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综合效应。就历次利率变动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贷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较小。

3.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的能力有限。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的一种政策手段。近年来，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成为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最频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发挥着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引导市场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之初，主要对象为国债市场，但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并且发行的国债中仅有30%左右能够上市流通，且在品种和期限结构上不能适应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从2002年开始，中央银行尝试使用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票据有效地对冲了大量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但中央银行票据作为利率(价格)调节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银行在与市场对话时似乎处于弱势地位(李扬，2004)。[6]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对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往往被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所分流。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疲软，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上升到历史新高，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国际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中央银行为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来收购美元。因此在货币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银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大又要维持相对固定汇率的两难境地。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最终导致中央银行票据的不断膨胀，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票据“对冲”流动性的能力。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状。改革开放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企业，传导过程简单，直接从政策手段到最终目标。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货币政策形成“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货币市场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进入90年代以后，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初步形成“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

2.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总体流动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多见的。总体流动性偏多在通货紧缩时矛盾并不凸现。当遇通货扩张时，多年积累的过多流动性会形成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巨大的压力。当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放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要收紧货币时，也未必能从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流动性的持续大量过剩必然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目前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是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就是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也就是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影响。[7]

从汇率政策的目标来看，汇率稳定是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在现行的汇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被动地吸收外汇，外汇买入量越大，货币供应越多。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多，为了将基础货币的投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央行被迫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相应地收回或减少再贷款等信用放款，从而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供给总量的目的。[8]由于外汇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货币投放在外向型企业和内向型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这就使得中央银行用信贷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一产业或行业的自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外向型企业资金相对充裕，内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更为加剧。同样，货币供给的地区分配出现失衡现象。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内地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这种资金流向结构上的失衡会随外汇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剧。

四解决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对策建议

(一)多策并举减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弱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制定宽松政策，鼓励各类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建立新的市场准入机制，为广大优秀企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国内上市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能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良好保障，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居民也会得到更多投资机会，进而降低银行的存差。

2.通过制度创新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增加收益，分散风险，如银行可以通过股票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投资渠道。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虽然降低到65%，但是对于国外大银行来说，贷款一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个人及中小企业的贷款种类，增加银行高质资产。再次，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银行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为资金，鼓励居民购买银行债券，促使投资与储蓄相互转化，改变目前银行资产单一状况，增加银行盈利性。

3.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费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为居民预期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居民而言，要进一步更新消费观念，善于利用银行提供的住房等个人消费贷款来增加消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减少外汇占款，强化市场功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分流外汇储备，舒缓外汇占款压力，从源头上遏制流动性持续增长的势头。改革现行结售汇制度，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比例，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减少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账户政策应朝着分流市场外汇的方向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改变我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外资流进来易流出难；对企业严对个人松；对内资严对外资松的不对称管理格局，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允许和扩大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通过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及时缓解和释放外汇市场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尽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回旋余地。[9]

2.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夯实市场基础，拓宽央行货币调控的空间。通过市场机制，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使我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要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同质性。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增加市场交易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企业集团等可逐步直接进入银行间市场参与交易。大力进行产品创新，开办并尽快扩大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货互换和回购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场能够满足向参与者提供套期保值风险规避以及投资理财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需要。

3.进一步完善外汇占款的冲销策略和手段，提高外汇冲销的效率。一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按照国际惯例，外汇基金一部分应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通过外汇平准基金的重要调节杠杆，在央行与外汇市场之间设置缓冲屏障，切断外汇储备直接与国内货币量变动的联系。二是灵活设计和选择各种冲销工具并扩大组合篮子中的数目。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例如，韩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可暂时取代尚不发达的公开市场业务。马来西亚的“雇员准备基金”可以调节流动性，从而将政府和雇员准备基金的存款从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10]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可以设计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和冲销金融工具和手段，巩固和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货币调节和汇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对外汇的冲销工作也更具效率。

参考文献:

[1]方阳娥，张慕濒.理论有效性与实施有效性:西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述评[J].经济评论，2006，(2).

[2]巴曙松.流动性过剩加剧结构失衡[N].中国证券报，2006-05-16

[3]谢沛善.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冲击及调适[J].广西金融研究，2006，(1).

[4]徐春雷.西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综述[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2，(4).

[5]孙建潮.当前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对策探析[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06，(3).

[6]李杨.央行打造利率工具自动质押融资利率应时而生[N].财经时报，2005-11-21.

[7]本报评论员.流动性过剩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失衡[N].第一财经日报，2006-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