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例1

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二、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

政治经济学例2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 规律 ，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 时代 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 工业 ，“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 教育 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 理论 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 法律 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 是 英文 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 政治 经济 学在近代出现 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 问题 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 研究 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 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 法律 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 ，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 社会 政治现象的 规律 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 发展 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 理论 。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 内容 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 工业 ，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 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 历史 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 哲学 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 农村 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 总结 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 自然 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 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 金融 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 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 现代 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 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 企业 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 分析 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 科学 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 政治 学与 经济 学的分离与复兴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 现代 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 问题 ，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 时代 ，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 企业 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 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 社会

注释:

[1]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 政治 哲学 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政治经济学例3

【正文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探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探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熟悉。

葛兰西思想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的学者。他们的探究领域主要包括摘要：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探究论著涉及摘要：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和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新问题（注摘要：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摘要: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非凡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和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喜好。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探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索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探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和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新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摘要：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摘要：“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摘要：1、存在和意识间的相互功能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功能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猜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新问题（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新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功能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摘要：“领导权”一词和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功能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摘要：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和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探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摘要：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探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和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探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功能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和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功能，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和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功能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功能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和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征。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功能的结果。这种功能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功能，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和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布置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功能，也有忽然性事件的功能，结果不一定可以猜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熟悉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重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新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和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利、经济和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探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和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和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探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探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探究方法的最大特征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摘要：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和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摘要：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闻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摘要：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心得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功能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探究，有助于熟悉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征；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功能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探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摘要：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布置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功能。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功能，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功能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和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和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功能，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功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重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和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和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征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给商，把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摘要：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和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和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和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和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和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和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和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和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有关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摘要：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摘要：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探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摘要：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和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和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摘要：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靠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功能。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靠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和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竞争力和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和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平安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和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和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和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政治经济学例4

“中等收入陷阱”:认知和规避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

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

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

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过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发展动力探析

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运用科技进步政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技术创新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地区城市化滞后的一种解释

调整产业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我们忽略了什么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及跨越对策

职业分层、中产阶级与收入分配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贡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创新

论收入分配调整手段的适用性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用工荒”的根源与对策

完善财产税制,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

美国资本积累金融化实现机制及发展趋势

我国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效果为何不够理想

用民主恳谈的方法解决劳资的冲突和矛盾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

国民经济管理学面临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

公有制视野下宅基地制度及其改革方向辨析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的思考

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四届年会学术观点综述

中国式家庭农场——内涵、意义及变革依据

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工会定位问题的探讨

中国国有企业万岁——消除其财务业绩不佳的神话

我国转型期财产权结构及其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群体效应”与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区域性“贫困陷阱”

破除国有企业低效论——来自混合经济体的证据

西方主流金融发展观念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等量劳动互换的两种形式: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合理性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与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政治经济学例5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5-0068-08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5.011

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长期被人忽视或被掩盖，造成政治经济学类似数学、物理学那样的没有国度差異的假象，以致将某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学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普世价值”的表述。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而照搬外国经济学说又引发诸多问题。为此必须明确国度性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为前提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

“政治经济学”是法国人蒙克莱田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的。这个书名除去“献给国王和王后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它恰当地表达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其后几百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论哪个国家，也不论哪个学派和经济学家都坚持着这一属性。蒙克莱田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封建领主制衰落，初级的集权官僚制已经建立，国王与商业资本家联手，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商业资本经济的时期。这也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此前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下，各部族及部族联盟的政权，远未达到系统的集权统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只能是“准国家”。全人类只有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建立了集权专制国家，经汉武帝的强化而巩固并通行中华大地。欧洲在农业文明发展中的落后，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和政权形式。蒙古人的西征进一步开通了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其封建领主中有雄心大志者开始向往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国家政权。从十二三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资本兴起等都与这些封建领主建立集权国家的努力相统一。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塑造了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荷兰等民族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于攻城略地的战争，更体现于对市场的争夺。如何发展商业，增强国家财力，成为国王和商人共同的课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专注于经济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才得以形成。

初期的经济研究虽由蒙克莱田冠之以“政治经济学”，但其理论程度只处于思想和观念阶段，远未形成系统的学说。这个阶段大体经历了五六百年（公元十二三世纪至18世纪初），其经济思想和观念可以统称“重商主义”。时间虽长，著述并不丰富，但有一个共通处，就是立足于本国，探究如何发展商业以增强国家财力，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对外争夺市场，以至兼并其他弱小邦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其中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国度性。

重商主义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再片面强调商业对国家富强的作用，而是突出产业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法国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英国的配第、洛克、休谟等，都在各自的著述中坚持国度性。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集合了前人的成果，创立了系统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以全面贯彻，即立足于英国，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主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构成，以及这个制度对富强英国的意义。由于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度，资本主义也是英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斯密在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时，往往省略“英国”这个主语，书名中的“国民”，就是“英国国民”。这在那个时代是说得通的，英国是唯一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英国的经济制度等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等于英国的经济制度。但斯密之后，其他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的经济学家这样省略“英国”这个主语，就不是单纯的忽略，而是有意掩饰其学说的国度性，力求将之打扮成全世界通用的“科学”了。

这种忽视或掩饰政治经济学国度性的做法，在19世纪末的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那里得到突出表现。这些力图将政治经济学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们，不仅排斥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更不论国家和历史，努力从心理和数理塑造“纯经济”。在他们的笔下，人是“经济人”，按自己的心理判断来从事经济活动，并以数学的理性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经济人”是没有国度的，“经济理性”也不包含政治、文化因素，只承认并依照“利益最大化”的数理原则行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统治制度，并主导全世界经济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心理学派和数理学派中的大多数是英国人，也有少数法国、奥地利等西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学派，明确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历史学派甚至用“国民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他们并不能扭转“主流经济学家”的“纯经济学”观念。

到20世纪30年代，坚持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对经济大危机束手无策，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也陷入大危机之中。凯恩斯参照“罗斯福新政”、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模式，主张曾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极力排斥的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并创立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分析法”。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得到充分贯彻。然而，不论凯恩斯还是其追随者，都很少提及国度性，从他本人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早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本来是英国的，说不说“英国”这个主语无所谓。当然，他也有意因此而使自己的学说在别国推行。而后来众多的“凯恩斯主义者”，则努力将其说成经济的一般规律。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念和国家总量经济分析方法，是斯密之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里程碑，它在四十余年时间内影响着英国和北美西欧诸国，但各国都是根据本国情况引用这一理念和方法的，因此有明显差异。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第一大国，与其说是在践行凯恩斯学说，不如说是在继续罗斯福的政策。美国资产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冲突与制衡，使之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系，其基本理念是根据本国实际对马歇尔和凯恩斯学说进行改造，演化至今已成颇具特色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此外，还有产生于本土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美国大资本财团已处于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因而反映其利益的美国政治经济学也是美国国度性的体现，是以全人类主宰身份出现的大资本财团利益和意识的概括。

与位居主流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晚起并处于“反对派”地位。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是依附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马克思以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系统揭示与论证，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抗衡。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曾强调其国度性，即“真正的德国经济学”。俄国革命后，苏联加速工业化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占主导地位。而苏联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以“一般经济规律”表述者的面目出现，虽然针对的是苏联（包括斯大林为该教科书写的指导意见也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名），却很少谈其国度特殊性。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论英国、美国，还是苏联的经济学家，他们忽视或掩饰其学说的国度性，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他们这样做，从其利益而言是应该的，但对于接受这些外国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人来说，忽视或掩饰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却是不应该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引进了所有的外国经济学说，试图从中找到富强中国的术和技，除少数被美国大财团雇佣的人之外，绝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是真心诚意地学习外国政治经济学。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们忽视了外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真诚的学习者将外国经济学说看成可以直接用于中国的，不论对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经济学说，都用演绎的方式推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经济，甚至用简单的比较来评论中国经济问题。他们不愿意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否则他们的演绎推论和比较就不能进行。而那些由美国大财团雇佣并打造的“著名经济学家”，则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故意掩饰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甚至将其描绘成“普世价值”和“普世经济学”。他们极力反对“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提法，甚至不同意“西方经济学”一词，而用“现代经济学”来称谓美国的主流政治经济学。也正是这些人極力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而否认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是他们重要的理由。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是由这门科学的主体、对象与目的决定的[1]。政治经济学出现于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时代，国家是这个时代人们生存不可脱离的政治形式，任何人都属于特定国家。所有人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都是由国家界定，并由国家制约的。政治经济学是这个时代人们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论概括，各个国家的人又都因经济地位、权利、利益的差别而分成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超脱阶级，各阶级根据其成熟程度而将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经济学。阶级性与国度性是统一的，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与工具，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国度性，国度性不仅体现了阶级性，还制约着阶级。阶级性与国度性的统一，促使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即特定国家内阶级的思想代表对本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以此为前提，认识本国度的经济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式。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主体、对象和目的都受国度性的制约，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体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形成主义，并根据主义确定对象，设定主题，提出与研究目的一致的主张。主体、主义、主题、主张都是有国度性的。已有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观念、假说和理论，都包含着国度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对经济的界定和经济的国度性。

二、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与经济的国度性

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并不是什么人按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的，也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否认的，它是由其对象经济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国家自形成以来，就从总体上界定着其经济，经济生活也必然具有国度性。政治经济学作为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不可能脱离对象的国度性进行研究，只能，也必须适应其对象经济矛盾的国度性。

国家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形式，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所有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都否认这一点，努力将国家说成诸神、上帝、天命、“自然规律”的要求。实际上，诸神、上帝、天命、“自然规律”不过是依次出现的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它们所定义的国家也只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

只有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才能揭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总是力求将国家描述成超阶级的、“公正的”，极力否认国家的真实性质。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2]434的性质，并由此展开了对国家的系统认识。依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概括中，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特点。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氏族组织形式的否定。国家与氏族组织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是按血统建立组织；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要求国民缴纳捐税，以至发行公债[3]。

氏族组织被国家取代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特别是货币的出现，役使奴隶，贫富悬殊，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保证对财富的所有权，突破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建立起一套国家权力机构。随着国家的出现，人们的存在方式也由氏族及其联合体演化至部族、部族联盟，乃至民族。与民族相对应的国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它首先产生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确立了彻底打破旧有部族和氏族的集权国家，到汉朝更加巩固并一直延续下来，由此形成了汉族这个人类第一个民族。欧洲的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晚一千五百年，直到公元十四五世纪才在比较大的部族联盟基础上演化出集权的民族国家，从而使欧洲的文明大跨越发展。马克思写道：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2]434435

马克思这里说的欧洲“君主专制时代”，与两千年前中国的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相似，从诸多的部族兼并为若干部族联盟，进而进行类似中国战国时期魏、秦等国的改革，逐步废除残余部族贵族的特权和封建领主制，建立君主专制国家。英吉利、法兰西以及更晚些的德意志等民族国家得以形成，与中国的战国时期不同，欧洲这些国家的专制君主并不是靠发展农业来壮大势力，而是依靠商业，实行重商主义，由此而增强财力，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和部族势力，对外加速兼并其他部族，并向全地球拓展殖民地。但让专制君主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倚重并给予经营条件的商业资本家迅速形成巨大社会势力，并要求改变和主导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种改变，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资主专政国家。由于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是以“民”的身份领导革命并且号召民众参加的，因而将其国家冠以“民主”称号。但是，资产阶级初级的“民主”国家排除了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人和穷苦劳动者的政治权利，其政治只是“财主”或“资主”的权利。因财产所有量而没有政治权利的工人和劳苦劳动者也要求并争取政治权利，为此展开了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与此同时，按封建传统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妇女也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女权运动终于争得了普选权。虽然，此后的国家依然由资产阶级主导，但真正以人为依据的民主也成为政治中的重要因素，资主与民主的矛盾构成其国家政治的主要矛盾，国家也就成为这对矛盾双方斗争“场”的制衡点，并由此界定和制约本国范围的经济生活。20世纪，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说是民主的，但由于集权专制和封建传统势力依行政集权体制而存续，严重影响并损害着其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体现和不断完善发展。尽管如此，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仍然相当明确，从制度到政策，从计划到市场，无处不体现着国家的界定和制约。

国家作为政权形式，不论在哪个阶段，也不论欧洲、美洲、中国，它的基本作用，就是对经济的界定。国家是对特定区域的控制，在本区域内经济制度、体制是统一的，国家通过制度和体制界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经济制度是对经济权利的规定，核心就是对所有权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也有人将经济制度说成所有制。所有权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前者直接与劳动者的人身权和政治权利相关，后者则随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换其社会形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劳动力视为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等的“生产要素”或“资源”，但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有本质区别。劳动力是人的能力，规定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经济制度的基本，但这一点往往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以致苏联教科书将所有制直接说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矛盾的体现，奴隶制中奴隶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归奴隶主；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依附于封建领主；集权官僚制中农民的劳动力所有权随其人身权归皇帝，除必要的劳役和兵役外，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资本雇佣劳动制下雇佣劳动者拥有自己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将其使用权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劳动力所有权的历史性变化，表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也是经济制度演化的主要内容，是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变化相统一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作为经济制度的又一根本权利，是阶级统治的内容和方式。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由以暴力为根据的奴隶主、封建领主、冠以皇帝名义的国家所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资本化，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为资本家所有。经济制度还包括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1c736439c8bd4d2fb19063675144c981a561874a754fcf27d536cc1f9fc6a65e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关系的规定，并体现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体制只能在特定国家起作用，即使同一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体制也有差异。

国家从制度和体制对所辖区域经济的界定，表现为法律、行政、道德，甚至军事等方式，内在地规定人的经济权利和关系，制约人的经济活动，贯穿于经济矛盾系统的各层次。法律首先体现于制度层次，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作出规定，制定保证其权益的法规，并具体化于经济体制以及体制的阶段性转变中，由此确立一国经济的基本框架。法律的效力，不仅在于规范，更在于执行，这主要体现于行政，即由各级国家行政机构行使其权力，保证法律、法规的落实。行政机构按法律、法规制定具体政策，由行政人员执行于经济生活的各层次、各环节。在保证制度、体制的前提下，行政的作用更具体地表现于经济结构及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各层次。对这些层次，也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作为行政的依据，并有执法、司法机构对违法行为予以监督和惩处。

相对于法律和行政，道德对经济的界定是“软”约束，但又是更普遍、更具体的制约。道德是人们对社会关系及其制度的认识而形成的行动准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道德中占主导地位，从社会总体意识对个体人的意识和行为进行制约。道德以思想和舆论表现出来，并作用于个人价值观。道德以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两种形式发挥作用，外在约束是通过舆论等社会制约来影响个人意识和行为，内在约束是通过人的义务、良心等品质的修养来自我约束行为。道德也是有国度性的，即使信奉同一宗教的不同国家，其道德也有差异。道德对经济的界定，体现于个体人的经济意识和行为，既有限制，也有导引，体现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道德不是法律，但受法律的制约，一般说来，道德对经济的界定是与法律相统一的。道德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使经济在总体和个体上都表现出国度性。

军事对经济的界定在外部战争和镇压内部反抗时体现出来，虽然不是经常性的，却更为突出和明确。暴力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表现为军队，也表现为警察、监狱等。警察、监狱主要维护社会治安，执行法律惩处违法行为，其经济的作用包括在法律和行政的作用中。军队作为常备武装力量，从氏族组织被国家取代就已形成，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平时起着对民众的威慑作用，是法律、行政等制约经济的必要“后盾”。一旦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或者去侵略他国时，军事的国度性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与外国的战争，绝大部分是源自經济。对国内民众反抗的镇压，是以军事手段维护经济制度和体制的极端方式，但也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界定。而变革经济制度和体制的社会势力，也会以军事手段来改变国家政权，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变革大都如此。不仅变更政权，还会出现新的国家，以新的制度来规定人们的经济权利和关系，并由此而界定全部经济生活。

国家对经济的界定，是全面的、系统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的构成有所差异，而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演化，又要求国家有所改变，其对经济的制约也表现为不同形式。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界定，不仅是限制，也包括导引。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有损于其统治的经济行为，要严加限制。与此同时，又以法律、政策等将经济导向有利于其利益和统治的轨道。正是这样的界定，使经济具有国度性。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种国度性的经济矛盾系统的研究。

三、中国经济的国度性

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建立了大一统集权国家，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4]，使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严格的内在统一性。汉族是第一个与集权国家密切结合的民族，虽有战乱与割据，也不能打破汉民族的内在统一，并不断吸纳周边各部族、氏族于本民族中。即使边远地区的部族、氏族也纳入中华帝国版图，并由国家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容许其保持部族、氏族组织，但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与领导。中国集权国家的形成比欧洲要早约两千年，集权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比仍处于初级部族国家的欧洲也系统、严密得多。而中国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已摒弃了“上帝”，以天命为世界主宰，这既是集权官僚制度建立的思想依据，又是这个制度巩固并长期存在的哲学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官文化与集权专制是内在统一的，形成了明确、持久的国家观念。集权官僚制的国家从政治上对经济的界定，形成了并持续着有明确特殊性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有着久远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中国经济的国度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集权大一统的国家形式。与至今仍以联邦形式存在的美国、德国、俄国不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建立了集权大一统国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集权大一统国家控制下，经济制度、体制有着内在一致性。虽说历史上曾有“一国两制”，即容许部分边远部族保持其封建领主制，甚至还有奴隶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在大陆统一了全国经济制度和体制，中央政权制定基本经济法律和政策，各级政府由上至下贯彻执行。

二是集权官僚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中国在农业文明发展中的先进，根本在制度和文化，即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而中国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滞后，原因也在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集权官僚制是对部族及部族联盟的初级国家制度的否定，是大一统的集权国家第一阶段的制度形式。按恩格斯的说法，部族已经打破氏族的血缘组织，建立了地域性的国家政权，但它是相当初级的、萌芽形态的国家，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由各氏族协商而组成的政权形式。部族联盟是比部族更为高级的阶段，恩格斯及其他人类学家都没有注意二者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相当重要的，部族的制度还是奴隶制，而部落联盟则实行封建领主制。中国的西周之所以能取代商，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此。欧洲日耳曼人战胜罗马人，也是以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否定了部族奴隶制。集权官僚制是比封建领主制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它不仅使部族联盟转化为民族，更将农奴变成农民，拥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和土地占有权，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形成手工劳动的农业生产方式最合理的经济制度。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形式是行政集权体制，这是与大一统的国家相适应的，将集权官僚制系统地贯穿于社会各个层次。

三是官文化和小农意识。官文化是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是官僚地主的阶级意识。官文化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特征。“内圣”要求儒者掌握儒家道统精神，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个层次；“外王”即儒者的功用，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個层次，即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儒家道统以“礼”“仁”规范儒士与官的关系，将官僚地主阶级聚合为坚强的社会势力。官文化是儒家道统的具体化，在官僚地主阶级内部，主张既有等级秩序，又注重“和为贵”，利禄德并举，公私一统。以“德刑相配”为治民原则，文化武威，相辅相成。愚民而治，惑、禁、隔、阻、压，严防民众组织，使之保持一摊散沙状态。官文化的基本在“官本位”和“官至尚”，强调官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以官位来节制官僚体制内部关系，以当官、升官为价值观，进而充实于思想，体现于道德。官位是价值、是地位、是利益、是权势。官位要以科举、荐举、军功等取得，废除了世袭制，这是集权官僚制优于封建领主制之处，也是官文化得以盛行的条件。

集权官僚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农业文明中最适宜的生产方式，它是以认可、服从集权官僚制为前提的，在官文化的制约下，形成了个体性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与官文化是对立的，但不对抗，而是依附于官文化。小农意识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又是官文化存续的条件。其要点有：第一，勤俭持家；第二，安分守己；第三，自私自利；第四，只争个体利益，不思社会变革；第五，平均主义等级观。小农意识作为对官文化的适应与依附，已存续两千多年，至今依然深植于人们观念之中，作为经济和社会行为成为中国经济国度特殊性的重要内容。

四是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并“跨越”资本雇佣劳动制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促使中国在农业文明发展中领先于世的集权官僚制，经过两千多年，已经陈旧、没落，但其内在的系统性和保守，又不能内生出变革意识和势力，历代虽有众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从未提出制度变革的理念和主张，至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北方部族联盟趁政治之乱入主中原时，又都因其自身制度落后于集权官僚制，不得不沿用这个制度而“汉化”“官化”。集权官僚制成了中国经济和全部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点，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长期处于比集权官僚制更落后的制度而未有显现，但13世纪以后，欧洲各大国为效法中国以集权官僚制取代封建领主制而实行重商主义，由此而促进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展开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工业化，并向中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中国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就充分暴露出来。而官僚地主阶级决不会放弃它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其中的“开明”派企图引入西方技术维护其统治，由此形成号称“洋务”的官僚资本。集权官僚制不可能适应工业文明，官僚资本在中国统治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没能工业化，反而成为外国大资本的附庸，国力大衰，矛盾激化，中华民族濒于灭亡边缘。

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拯救了中国。孙文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变革之路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面前根本行不通，软弱的民族资本不可能主导中国的变革。俄国革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变革提供了方向，中国的革命运动将农民作为主体，聚散沙为伟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雄才大略的指挥下，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才有了现代中国，有了现代中国经济的国度性。

五是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及行政集权体制的矛盾。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但这还是外因，内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于中国革命的参加者和组织。以社会主义为导引，中国革命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革命的组织也因武装斗争的需要采取军事化的形式。中国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和中坚，当革命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唯一能够组建新政权的政治力量，并按照自己的纲领来建立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矛盾，特别是按军事化组织起来的庞大革命队伍，要求为了实行工业化，还需在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保留行政集权体制。这是在对集权官僚制在制度层次的否定之后对其体制的继承改造，并将革命精神贯注其中。短期内，它对统一国家，稳定社会，对抗外来威胁，恢复经济，进行工业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行政集权体制毕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的，当它在短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后，这种不适应就逐步显现，由它主导并支撑的初级公有制，形成了统制经济体制，将所有权、占有权、使用（经营）权、管理权、处置权、监督权统归政府，并以行政方式经营管理，劳动者个人权利有时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不能充分发挥公有制应有的优越性。而当革命精神消退，行政集权体制的缺陷日益突出，少数党政官员利用其供职机构的权势，谋取私利，甚至侵吞公有资产，操控国有资产和资源，把持项目，形成以权谋私利益集团。2013年以来“反腐败”所暴露出来的贪腐案件，充分说明了以权谋私利益集团在行政体制中的滋生与扩张，是中国经济国度性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要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揭示其矛盾，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

四、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

不论中国经济的国度性多么复杂，也不论经济矛盾多么尖锐，它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生成的依据，也是其研究的内容。只有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才能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生成中国的经济理论[5]。

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梦想，而是理性的追求，是13亿中国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中国经济矛盾演进的内在需要。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条件，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具体表现于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于现实的经济矛盾。

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环节，是从理论上概括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当代中国的劳动者已非过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的职业、素质技能，特别是文化精神素质都有了重大变化，成为追随现代文明而要求改变现状、不断发展的有自主意识的群体。中国劳动者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13亿多总人口中，起码有9亿多劳动者。大体分为工人、知识分子、农民三个阶层。当代的中国劳动者，经过一个世纪社会大变革，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成为主体，饱经斗争风雨，深知自己利益，明确世界发展大趋势，强烈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变革社会关系、振兴民族、强盛国家。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但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的60余年，社会主义已经为中国的劳动者所接受，并按其原则来思考个人与社会问题。这种思考产生了诸多疑虑，也生出了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当代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素质技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已大大提高，工人已成为主干，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扩大，仍保留农民身份的人，或已转化为工人，或正努力使自己的生产方式采用工业技术，生活方式上努力城市化。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的阶级意识已经形成，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它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来源。正是这尚不成熟、不很明确的阶级意识强烈要求理论上的概括。概括当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意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内容的首要任务，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并且在概括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进程中逐步发展。

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环节，是已经建立60多年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关于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多种说法，但都不全面，也不能概括本质。

社会主义是中NUyuj2M3JfrbVCi5Hty/kReijyfbCNVZKzr0QLuMvhY=国革命的基本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经过奋斗牺牲，夺取了政权，新政权建立的制度，也是以社会主义为理念的，这是新制度得到广大劳动者拥护的根本原因。毋庸讳言，中国革命及其建立新制度所依循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从苏联传入的，是有一定缺陷的，依这样的主义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不完善的，其要点就是移植苏联模式。虽然有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从基本性质上说仍是社会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性质，它才能保持60余年。这期间有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从内部和外部企图改变制度的性质，但至今在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上依然明確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这一点是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法理依据。

政治经济学例6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政治经济学例7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12日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西方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但萨缪尔森又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强调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更合乎传统的名称，并常常把二者并用。在我国又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体系称为西方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同一学科三种不同的名称，还是三个不同的学科呢？本文拟对它们名称的由来作一探析，以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最先使用这个词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一般翻译为《经济论》。在《经济论》中色诺芬主要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应当如何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由于色诺芬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因此“家庭管理”即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管理。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产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他在1615年写成了一部经济著作，书名定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由希腊文“政治”（原意是社会的或国家的）和“经济”两个字组成。孟克列钦把希腊文这两个字合并组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意思是说他的著作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越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家庭经济的范围，是探讨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商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继孟克列钦之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也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这部书的绪论中，他明确地说明了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研究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称为家庭管理；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称为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名称就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以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的，《国富论》第4篇即是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他在第4篇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本人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阶段史称古典经济学阶段。

二、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回归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具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这三部著作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内，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并以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加以解说（门格尔未用数学方法）。因此，三部著作的诞生，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在这三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之后，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美国的克拉克、瑞典的维克塞尔、英国的维克斯帝德、埃奇沃思和马歇尔，其中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从微观变量出发，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建立了一套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从此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被看作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更新和发展，因此又称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空前大危机，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中失业大量出现。这时，在理论上，以传统的个量分析以及以均衡价格分析为主体的经济学已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亟须有人出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协调，并需要有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和提供对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他强调有效需求机制决定就业水平，认为资本主义大量失业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即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偏低，造成投资不足；灵活偏好偏高，造成利息率上升，阻碍投资。所以，提高就业、减少失业的对策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因为它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多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因此，凯恩斯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增加公共支出，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三、西方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冠以“西方”二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有关经济学的论述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是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包括四大卷，前三卷是它的理论部分，第四卷则是它的理论历史部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他同意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在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而被资本获得。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既有科学诚实的态度又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而1830年以后则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列宁分析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了马列经典作家经济论著的基本成果，合成了一部“社会主义阵营”所公认和效仿的权威教材，其资本主义部分完全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按该模式编写，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其贬义不难看出。

从西方国家来看，二战后以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从研究个量问题出发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把以凯恩斯为代表从考察总量出发的经济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体系所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新古典综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大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萨缪尔森于1961年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五版中正式提出，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存的有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相对立，竭力使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分开。20世纪六十年代后经济学出现了众多学派林立的局面，如弗赖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前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完善。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寻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起着有益的作用，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股潮流。现在仍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毫无贬义，甚至是一种时尚。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的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政治经济学例8

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政治经济学例9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我们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或干脆称其为经济学。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的名著《国富论》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道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机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生产关系，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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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全面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各种思潮

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

论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第

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