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论文例1

2.在勒维纳斯看来，由于以往的哲学深受本体论的影响，人与人之间是肩并肩的关系，因为从本体论上看，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起源，从而每个人都是一个封闭的孤立单子，人与人之间处于彻底的分离状态。在这种关系当中，人们之间尽管也会摩肩接踵，但最终仍会失之交臂，我会漠然地置他者的生死于不顾，因为他是他，我是我，从而导致社会的彻底冷漠。勒维纳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肩并肩的关系，而是面对面的关系。当我们迈出家门，走向外部世界，我们就会和他者碰面，他者以面貌或脸的形式呈现在我的面前。就像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样，脸同样也具有表现、表达功能，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都会写在脸上，通过脸表现出来。正是脸的这种表现性，使得他者剥除了一切伪装和保护，赤身地站立在我的面前，因此，以面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他者是一个失去了自我保护能力的寡妇、孤儿，他者通过面貌向我们发出吁求：“汝勿犯杀”，从而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托付给我们。面对他者的吁求，不论我们是否乐意，我们都必须作出回应，“言说就是对他者作出回应”。勒维纳斯在这里是有意使用了双关语，当他讲回应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强调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因为责任（responsibility）和回应（respond）在拉丁语中拥有共同的词根，二者同根同源就决定了二者相伴而生，“你对脸的反应就是一种回应。不仅仅是一种回应，而是一种责任。这两个词（reponse，responsabilite）密切相关”。在回应或责任关系中，他者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他者，他者不再像独白中那样低于我，也不再像对话中那样与我相等，而是高于我，我是被他者劫持的人质，我不但要为他者的生死存亡负责，甚至要为了他者付出一切乃至生命。从勒维纳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回应并不仅仅是一种言说方式，更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伦理关系：自我不是与他者共在，而是为了他者而存在，自我对他者承担着无穷无尽的责任。正因如此，回应道德教育也不简单地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教师与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伦理关系。当然，围绕这种伦理关系，教学方式方法必然会发生系列变革。

3.既然回应意味着责任，那么在回应道德教育当中，就必然会高度重视教师对于学生的责任问题。道德自古以来就被看成是人的本质属性。像在先秦儒家那里，道德被看做人区别于世间万物、高出于世间万物最为重要的特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因此，人们又把道德看做立身成事之本，“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既然道德直接关系着人能否成为人，那么道德教育就不是成才教育，不是知识教育，而是成人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道德教育从其根本旨归来说是成人（使人成为人）的教育，就其具体目标来说是成就人的德性的教育（德性是人性的自觉，它使人成为人）”。这也就意味着，学生走进学校，接受学校的道德教育，实际上学生就已经向学校、向教师们提出了要求：你们要把我培养成人。教师必须对学生的这种吁求作出回应，也就是必须承担起把学生培养成人的责任。如果学生没有成人，而是走上了歪门邪路，甚至违法乱纪了，那么教师是有责任的。虽然学生所犯下的错误并非是教师的过失所致，但是按照勒维纳斯的说法，他者所犯下的所有罪，都是与我有关的，因为他者已经将自己全盘托付给了我，他者犯罪就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我就是他者所犯罪行的幕后黑手，我就是罪犯的同谋，我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为了学生能够健康地成长、成人，教师不能成为纯粹的知识灌输者，不能成为学生成长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要真正地成为学生成人过程的守护者，教师不仅要为学生灌溉施肥，提供精神滋养，同时也要防止各种害虫的侵袭，而不是奉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宽容，从而让学生在堕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4.由于回应不是旁若无人的自说自话，也不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而是对于他者吁求的应答，是对他者责任的承担，所以，回应不应停留在语言上，变成空洞的口头允诺，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用自己实际的行动来担负起为他者存在的责任重担。因此在开展回应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不是一个口若悬河的布道者，而是全心全意为学生付出的责任承担者。教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为学生铺设通向成人的道路，并时时关注学生是否偏离了他所吁求的道路，随时准备指出学生所犯的错误，帮助其纠偏，以免背弃了帮助学生成人的美好承诺。这也就是说，回应道德教育并不主要是通过课堂道德教育模式来展开的，而主要是通过亲身躬行的模式来展开的。在独白道德教育和对话道德教育当中，道德教育都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的传播，是一种仅仅针对学生的教育，然而教师本身始终没有参与到学生成人的过程中来，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教师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看客，所以，教师的德行是无关紧要的。而在回应道德教育中，教师开始作为学生成人的责任承担者而参与到学生成长成人的过程之中，所以，教师本身就是以道德人的身份而存在的，并且他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的道德人身份，否则他就有名不副实之嫌。也就是说，在回应道德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不是教师讲授了哪些具体的道德内容，而是他所有的教育活动是否符合道德，或者说，他所开展的教育是否是符合道德的教育。在回应道德教育中，学生所面对的教师，不再是一个傲慢的知识权威，也不再是一个平和的闲聊伙伴，而是一个平凡的道德榜样，他努力地在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改善文化环境，为学生们的道德成长提供滋养。

二、回应道德教育的价值

1.回应道德教育的提出顺应了言说方式的历史发展逻辑。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受到宗教神学的影响，人们认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因此这部分人以人类导师的身份向人们真理，而普罗大众则被当做忠实的听众，因而这时的教育和言说主要采取了独白的方式。那时，如果普罗大众胆敢喋喋不休，那就会被看做对权威的侵犯，就会受到惩罚，甚至会像苏格拉底和布鲁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上帝死亡而来的是权威的没落，没有人因为接受了上帝的恩典而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所有的人都站在相同的起点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没有人能够独断专行地向他人命令，每一项决定的作出都必须建立在共同商谈、对话的基础上，而这导致对话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大行其道，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对话都开始普遍流行。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我们将会发现，就在对话铺天盖地之际，回应已经悄然兴起。正如前文所言，勒维纳斯的贡献是在于他从哲学的高度把言说等同于回应，从而把回应当成了唯一重要的言说方式，并赋予回应以责任的内涵。实际上，他这些思想并非劈空独创，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相关思想，在他之前，有些思想家已经对回应作出了相似论述。像马丁·布伯在论述时就提到了回应，“真正的责任只存在于真正有回应的地方。对什么作出回应呢？对某人发生的事情作出回应，对所见、所闻、所感作出回应”；“责任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在人身上的义务，而是我需要对我所关心的事情作出反应。责任与反应具有同样的根基：反应=‘回答’；负有责任意味着准备作出反应”，这里的“反应”就是勒维纳斯所讲的回应。从历史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回应是独白、对话之后第三种重要的言说方式，并且日益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

2.回应道德教育解决了教育中争论不休的主体问题。对于教育和道德教育来说，主体问题一直都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道德是以爱和尊重为基础的，而爱与尊重是以确立他者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一个自我的附庸和奴仆不值得主人爱和尊重，因此，以道德作为教育内容和建构目标的回应道德教育同样也离不开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的独白道德教育当中，教师处于主体地位，是教育过程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学生处于客体地位，是教师发号施令，加以征服改造的对象，彻底地被看做教师的附庸。也正因如此，弗莱雷把这种教育称为“压迫者教育学”，“压迫者的兴趣在于‘改变被压迫者的意识，而不是压迫他们的现状’，因为被压迫者越是可以被引导区适应这一状况，他们越是容易被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压迫者利用灌输式的教育以及家长式的社会行动机制”。正是为了打破这种主客对立的教育模式，把学生从教师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现代人所追求的平等关系，教育学开始引入现象学中的交互主体性理论，而对话道德教育的前提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交互主体或双主体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才能顺利展开一场对话，如果一方拥有特权，那么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然而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二者不但无法达到统一，甚至会走向冲突，前者的结果是冷漠，后者的结果是斗争。正是为化解这一矛盾，后来人们又对其进行了各种变形，但是都没有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前面各种教育之所以会产生问题，就是因为它们都被当做了一种权利的主体，主体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走向分裂甚至冲突。在回应道德教育中，教师与学生虽然同样居于主体地位，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两个势同水火的主体，而是两个相互依赖的主体：责任主体和权利主体，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学生是无声的命令者，而教师则是积极的回应者，是责任的勇敢承担者，二者之间不但没有冲突，反而相互支撑。

道德教育论文例2

（一）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却总围绕着国家的统一、人际关系和谐，个人道德实践为主题。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中介和基础。国家认同首先从文化认同教育开始，和合文化中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恃、交易，“融”就是变化之化到了一定的限度，便进入变。加强对和合文化的认识，既能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能激发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吸引力，从而上升为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只有具有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的责任感，爱国主义才具有了生命力，才能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协商解决，各族大学生共同自觉地把爱国主义之情化为报国之行，为建设祖国而奋斗。

（二）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和合文化中渗透着丰富的中国式人生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和合文化强调以自身和谐为基础，然后家庭和睦，达到天下太平，这也是中国无数文人志士的最高理想和志向。和合文化中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不可，却要在面临种种困难曲折下“为”，这就需要巨大信念的支撑。对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缺乏导致部分学生难以承受“挫折”，难以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和合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铸就了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部分大学生出现精神空虚与颓废的现象就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文化中“立志”与“志向”的认识。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同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结合，才有意义。

（三）和合文化有利于民族高校提高个人修养教育

在和合文化中要求人从自身修养做起，个人修养的提升能动作用于社会道德提升。礼让和谐，加强个体的自我修养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一大亮点。孔子以“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树立了知礼、守礼的形象。和合文化中的和爱原理、和立原理都讲到“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主观自律的精神，都有“克己”思想，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做到“克己复礼”。这为我们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诚”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合文化中提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礼记•中庸》)，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界，就懂世间一切道理，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作为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要在完善自身修养中发挥自己能动作用，注重道德修养的个人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全面发展。

二、在民族高校开展和合文化教育的基本途径

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核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在政治观上，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注重“协和万邦”，注重民族团结统一，强调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主要就是表现在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以此来加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

（一）充分认识在民族高校加强和合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和合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体系顺应时代需要。和合文化中的很多思想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得益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的社会和谐思想，“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的诚信思维方式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民族高校一直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巩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合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同而不断，继而不同，继续不断，生生不息。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进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繁荣。我们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提高各族学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激励各族学生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以热爱祖国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

（二）和合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大学课堂教育中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应积极融入到民族高校课堂教育中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和合文化更要进课堂。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几乎各章节都渗透着和合文化，比如，在第一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章节中，从解释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到新时期的爱国者，到做忠诚的爱国者，都在进行和合文化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第四章“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的章节中，更是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来特别强调。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中应当结合新的形势向少数民族大学生讲解祖国的荣辱兴衰与各族人民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和合文化加强思想道德教师队伍建设。和合文化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之本。“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就更加说明了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为重要。这些观点，作为民族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合文化中强调了“推己及人”的思想，运用到现代民族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就是要求我们教育者平等对待学生。教育者用爱心用真诚去感化学生，塑造学生，这样才能对被教育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者的自身业务水平是体现其教学能力的一个方面，但其人格魅力、道德水准也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的效果。教师所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

道德教育论文例3

二、职业院校德育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的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中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造成了他们家人们对他们的期望都较高。而他们本身的自我控制、约束能力，独立性较差，这就使职校德育工作的难度加大。在这同时因为德育工作要求过于理想化，而学生的自觉性和参与性较弱，这就造成了德育工作成为了一个形式，产生的效果不明显。总的来说，就是以下几点:一，因为学生之间的家庭背景各异，成长环境不同，这导致了他们在认知不同，职业院校教育方式的局限性，使得在道德教育的工作中，以群体性教育为主，没有针对性。或许在学生之间产生了影响，但实际的效果并不明显。二，在职业院校学生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懒散，行为举止较为夸张、缺乏社会公德意识。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开展德育工作仅仅是以制度约束，通报批评教育为主，不仅不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反而让其抵触，起不到教育的效果。三，职业院校的学生中考的成绩低于重点高中的学生，这使他们中很多人产生了自卑心理，对未来的生活缺乏信心，导致大多数人迷恋于上网、游戏、恋爱等。

三、职业院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及如何去发展

(一)在校园文化基础建设中把德育理论列入进去，让学生重视德育理论校园的文化建设展示的是一个学校的传统的历史、优良的精神道德风貌、正确的价值理念、卓越的目标追求。构建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把学生和校园文化建设融为一体，形成以学生思想追求为主体的精神风貌以这种他们为主的感召力，引导学生把自我的追求和发展目标和学校的发展统一起来，弘扬和发展德育工作建设。

(二)根据不同类的学生展开不同类型的校园文化职业院校的学生伴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和对生活的体验增加，所遇到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也是带有个人感情特色的。例如:刚懵懵懂懂进入职业院校生活的一年级新生，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开始适应新的生活;二年级的学生经过了一年的磨合，适应了学校生活，但是又会产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生活观念等问题;三年级的学生则基本是学业的压力;四五年级的学生通常就是就业的问题。因此，对于他们的德育工作的展开要有针对性和着重点，相应的校园文化活动要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来设计，最大化的激励学生的参与热情，共同参与校园文化建设。比如说对一年级新生用入学教育、访谈、晚会等系列形式让他们融入进学校生活，融入进校园文化。对于二年级的学生开展主题辩论赛、主题班会等活动扩展他们的交际，同时将所遇到问题和解决办法通过活动的形式展示出来，启发他们去思考，和体会进而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另外一点，对于个别个性有差异的学生，可以利用校园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以及特色的奖励体系，弘扬和发展德育建设，发展不同类型学生的特长，培养特色的社会人才。

(三)组建优秀的学生团队(学生会或社团)，让学生参与到德育建设中让学生参加到德育建设管理的队伍中，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加强对德育工作的认识。同时也是一次学生自己锻炼和提高自己德育方面的机会，让更多的学生认同德育工作。在学生团队建设的过程中，要动用一切有利的因素，激起学生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到团体的建设中去。着力训练一支素质过硬的学生团队，培养其团队队员对学校德育建设工作的认可，从而激励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潜能，通过他们影响周围的人和其他学生群体，通过学生和学生沟通合作，有利于拉近彼此的距离，比死板的条例更能赢得学生的认可和信任，使德育工作顺利的进行下去。总的来说，学生才是校园文化的主体，只有把德育教育理念，转化成学生的个人思想认识，才能培养出学生良好的道德意识。

道德教育论文例4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困境

什么是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68国际教育大会第六十四号建议书《作为学校课程和生活之组成部分的国际理解教育》中有关"公民和道德教育"的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除了增加学生对国家机构的了解和培养对它们的忠诚外，还应让学生熟悉国际机构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给学生灌输增进这些机构未来有效性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宗教教育方面，国际理解的教学应该直截了当，清晰明确，并强调人类团结的道德基础。其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种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愿望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决心。科学和哲学的教学应该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论述中，比较重视公民教育中公民道德教育的部分，特别是对他人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义务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在1992年国际教育大会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再次提到"发展伦理和公民价值观"的意义："教育系统在伦理、公民和道德教育中应发挥一种基本的作用，并与家庭所起作用相互补充。教育系统应与其他机构一起，帮助促进人权、培养民主的行为和确定从未像当今时代如此必要的价值观，如尊重人的尊严、宽容、对话、团结和互助。"在此，对于公民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重视权利主体间的互相尊重和帮助，公民教育的主体主要是从权利主体的方面来考虑的。

公民既然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统一，相应地，公民教育也就应当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公民的权利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只重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社会成员将流行道德的放纵，普遍缺乏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如果只重后者而忽视前者。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人道和文明而走向野蛮。这两个方面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否则必将带来恶果。

在我们当前面临的道德混乱态中，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公德的缺乏和败坏。个体的私德，虽然亦不尽人意，但儒家关于个人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私德的规范和理念深入人心，虽历经摧折，然仍不失为人伦日用之常道。国民的社会公德状况，是一国国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德方面，传统的道德理论对此重视不够，更重要的，它受到公民权利教育的制约。公民权利教育是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教育是以教育的形式贯彻和巩固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但它必须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对于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具体保障为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存在以抽象权利为内容的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教育与公民义务教育，在建立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性。社会公德的本质是社会责任感。公民义务教育的缺场，将导致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公民权利的缺场及相应教育的缺场，导致的却是同样的结果。社会责任感的确立，依赖于每位公民权利主体地位的确立。惟有确立了我们的权利主体之地位，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才有对于社会不可推却的责任感。与此相联系，无论是公民道德教育还是范围更广的公民教育，都理所应当地包含着对他人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的道德教育。

义务感的缺失，并非是直线式地进行公民义务教育所能对治的，因为病根的大半，在于与义务相对待的另一面。在公民教育被简化成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公民道德教育获得何种成果呢？无论公民道德能否发挥它的作用，在后果上道德本身都将陷入荒谬：如果道德是有力的，那么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道德本身即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道德"的实践结果，无非是重复宋儒的"以理杀人"；如果道德是苍白有力的，那么所谓公民道德建设最终将流于口头说教和实践中的虚伪。

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是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教育，如前所述，它是针对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理论，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品格。当前中国大陆起支配作用的道德理论，是培养少数的特殊"精英"的道德理论，亦即培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道德理论，或者说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不恰当的定位也使德育教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当前的德育，只是政治教育的附庸。以我们手头上赠阅的《德育信息》刊载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的研究与实验''''"审评会的主题发言稿为例，该文德育工作应该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在应对国际局势中，服务于同西方"在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因而，"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在应对科技发展中，"如何根据''''趋利避害''''的精神和''''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的原则，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这也是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提出的一项新任务。"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如何认真研究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对待一些消极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德育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形势，提出的又一项新任务。"该文虽然认为应把德育工作放在素质教育的首位，但同时也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我们不怀疑该课题对于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上述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问题不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也不应使德育服务上述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教育框架内，这些属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教育的内容范围，德育与政治教育应该有一条明确的分工，在教育内容和目的上应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构想性的合理关系中，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功能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教的是人如何作人。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一类特殊人（例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教的是如何做某一类特殊的人，（例如"接班人"，虽然这个概念从已有的权力更迭实践过程来看颇可置疑），后者本来应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德育实践中却本末倒置。就此一意义而言，大量从事政治教育者大谈特谈道德教育虽已为见怪不怪之现象，然从根本上说，此类人并不真正懂得何为道德教育。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但在现实中甚为奇怪的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美德，却在其正当性上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地。自从"打倒孔家店"之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一度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又被重新拉回历史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却找不到存在的合适位置。在现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的陈旧道德理论体系中，传统美德赖以成立的理论根基无法确立，传统美德在道德理论上的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仍未解决，而当前的正统理论又未赋予其一个牢靠的、合理的根基。此一问题表面看来是道德理论自身的问题，实质上仍是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不分的结果（这种混淆不分的状况也被一些学者用"道德"与"思想"不分所表出），亦即以特殊性来替代普遍性的结果。

三、教育者困境

与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教育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教育。在现在的道德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者的角色有两个承担者：一是党或政府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或上代对下代的代际教育。对于这两个教育者角色的担当者，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在执政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政府来推动并主导道德教育，是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它根源于以德育辅助治道的德治主义实践，同时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当代特色，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例如新加坡的实践。

这种由政府作为教育者并加以推动和主导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学术讨论中也被称作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其相对待的模式是民间主导型或社会主导型，而后者也被理解为渐进型的道德教育模式。一般认为，从积极方面来看，政府推进型的德育模式可以利用无可比拟的行政力量，大量开展道德理论研究、制定伦理规范、实施伦理道德教育，在短期内达到一定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种看法也颇值得商榷。"政府推进型"这个概念借鉴于法律建设领域，也可适用于对道德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描述，但政府推进这一模式在法律和道德两个领域内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在法律建设领域，政府（包括行政和司法两个系统）可以通过在短期内的大量立法，以解决法律领域内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在道德建设领域内，政府所推动的道德理论研究、规范制定和道德教育的实施，虽可表现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未必就能有助于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伦理生活的有序。其间的差别在于法律领域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道德领域却无法律的强制性，即使是舆论谴责的强制性，在道德松弛、价值混乱、舆论不张的今日，其作用也似有似无。如果我们借用"心服口服"这个俗语来区别二者的话，法律的特点是要"口服"而不必要"心服"，道德的特点是不仅要"口服"而且更要"心服"。道德惟有落实在人心，它才能化为道德主体的自觉实践。

在落实于人心，亦即使人"心服"方面，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而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其一，一元与多元的矛盾。政府所主导的道德是一元的，这由其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以及德育从属于政治教育这一性质本身所决定了的。社会的道德却是多元的，不仅社会大众道德的存在状况是多元的，而且就多元化社会结构本身来说，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也本应是多元的；其二，多变与一贯的矛盾。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利益的化身。政治是多变的，道德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不仅道德如此，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在强调学术、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下，学术与道德围绕着政治的波动而变来变去，这不仅丧失了其独立性品格，也使得学术与道德的正当性和可靠性变成令人生疑的了。在道德领域，每一次的反传统、每一次对社会价值的颠覆，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新价值、新道德同时确立，所带来的必然是对道德本身的摧毁和解构；其三，一方主动与多方主动的矛盾。在政府推进型的道德建设模式中，政府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而社会各方则在此推动下参与进来。在民间（或社会）推动模式下，社会各方则是道德建设的主动推动者。这里所说的社会各方，系指社会的教育系统、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等。在当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社会力量的作用空间有限。这种现实局面也造成了人们依赖于政府界入的心理期待。从长远来看，如何把社会的事务归于社会，把社会的权力归于社会，开发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力，减轻社会公共事务对于政府的依赖，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光明的方向。其四，修己与治人的矛盾。在政府推进的道德教育中，政府及其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形象必然对教育对象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实，政府本身不是也不必是道德的化身，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他们并非是经过道德的筛选和净化而选，而且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还时刻存在着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危险。可是，政府所推动的道德建设，如果连政府及其成员都缺乏道德，或者说都置其所宣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于不顾，那么这种道德又有何说服力呢？

我们再从代际的角度讨论教育者角色的承担者。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的道德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了老一代或年长一代的口头语。这个口头语的意义非常丰富，它既表明了一种义务，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上三代，兹不细论）有教育下一代（或下两代、三代，同上）的责任，又是一种权利和资格，上一代有权利或资格来教育下一代。作为后者，在道德教育领域中表现为一种理所应当的权威话语。此一权威话语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权威话语的权威性从何而来？上一代为何有当然的资格来教育下一代？答案无非是源自于两个方面：道德教育以及推而广之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不一样，不是下一代自身可以教育、完善的；如果下一代自身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教育，那么年长一代的社会角色使他们必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然而，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存在着道德或知识上的位差：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在知识领域，也存在着下一代成为先知先觉并来教育上一代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就是如此，这也是人们常讲的"后育"现象。位差在道德教育中，当表现为有德者教育无德者（在非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无德者一词）。但令我们仍然尴尬的是：当今的教育者与受教者之间，从代际而非单个个体（从个体角度我们无疑可以找出许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君子）的比较来说，有这种位差吗？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败坏，正是从当前那个已到了"德高望众"年龄的一代人开始的。这一结果虽是由决定一两代人道德状况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因而不存在对个人道德责任的追究问题，但在此重要的是，年长一代或两代的人在教育下一代时，其在道德位差上有这样的资格吗？在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年青人，道德素质越来越差！"此话常常令我疑惑，现在年青人的道德素质再差，难道比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人摧残人、人不把人当人的时代的人的道德素质更差吗？相对而言，当代的年青人不过是更重视自我、强调自我选择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已。假设说他们在重视自我的同时而忽略了他人、强调自我选择时而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强调个人幸福时忽略了对社会的奉献是这代青年人的道德问题的话（虽然未必如此），那么上一代人在相斗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行世理念（不妨尝试一下寻找一个不曾被利益争夺绯闻所困扰的社会团体）：缺乏互信、小团体利益（帮派群体）、不合作、对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敏感及不择手段、明哲保身、虚伪等，就有助于解决下一代人的问题吗？

在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沉沦的观察和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决定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不正是牢牢把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命脉的这一代吗？道德状况总体上不佳的一代来教育下一代，我们能够预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那些口口声声"关心下一代"并掌握社会权力的元老公民们却在"怀中抱着下一代"时，当那些口口声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家、教育家、公职人员，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损公肥私、的实利哲学时，并且此种态势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空气时，我们这些躲在书斋里的教育者们（尚未腐败或尚未有机会腐败）又能指望学校课堂里的几节德育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青少年的公民道德素质呢？

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腐败，而是在长病不治之后的全民腐败。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失去道德建设的信心，否认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由此我们才可以看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公民道德教育，是在社会以及组成成员的全面性的道德问题背景下展开的，这种教育也就必须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全民教育。

四、道德权威性困境

道德的功能是通过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的结合而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是以儒家中孔、孟一系的性善论作为传统主流。性善论虽以其人性本善的先天根据而为道德可能性提供了根据，并以后天经验世界里的恶为道德必要性作了论证，但由于其过分相信人性经由道德的完善一途而显得片面。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在当代社会，道德的自律通过培养道德情操而努力实现（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所涉困境上文已充分论述），然而道德的他律，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社会无力的社会里又如何实现呢？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道德的权威性如何确立？道德没有权威，就如同法律上的一纸空文，毫无效力可言。

道德缘何失去了其效力性和权威性？一是道德领域还未脱离政治的干涉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个领域内解决问题的权力还未交给社会。二是道德他律起作用的舆论监督和民主监督机制还远不完善，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和个人言论表达自由这些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还未在具体实践中确立和实施以前，这种机制就无法形成。以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焦点访谈"为例，其报道的监督作用，并不在于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换言之，并不在有多少民众知道，而在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有和政府权力或社会权力的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三是就象在社会实际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原则和信念上理应坚持）在司法实践中是愚人才会相信的鬼话一样，在道德实践中，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可思议。道德败坏与权力的结合，权力为败德的掩护，更使道德日益苍白。由以上三方面可以得出，道德领域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子系统，但决不是一个毫无旁涉的孤岛。道德若要真正有力量，真正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并使一个发展的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切实加强现代意义和国际公认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两个目标和尺度上均有所作为，也才能带来一个富裕、同时也健康、文明的社会。

结语

由道德成熟的人组成道德成熟的社会，虽然这种思维本身的正确性就可质疑。但道德不成熟的人对于社会的危害却在经验范围内似无可质疑。公民道德教育，在其可预期的后果里，可能提升公民的素质，建立起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公民。无论是从减少犯罪、减少道德上的无序，还是从建设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而言，都将有其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毫无疑问是全民之福。然而，从事公民道德教育工作的人也应当明白，我们在从事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们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去试图达成对公民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道德进行教育并使之完善的目标。在上述种种困境之中，反而更加凸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在面对这些困境时，解决之路并不是因噎废食中止公民道德教育，而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开路，解决其内外所存在的问题。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得不展开，但同时，它又是在上述困境中展开，所以这样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又不得不带有缺陷：它培养的公民，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培养的结果，或许有利于国家权力机构对于公民的管理，而非公民的自我管理，亦即有利于"牧民"，而非民主。在道德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社会保障的时候，公民道德教育是否会象南宋的理学一样，"格君心之非"的一面毫无约束力，而变成一种单纯地约束民众之学。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但愿上述所忧者乃杞人忧天！

〖注释〗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

《庄子·天下》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54页。

同上，第503页。

詹万生：《认真贯彻两会精神继续深化课题研究为圆满结题而努力奋斗》，《德育信息》2000年第五期，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德育研究中心编辑。

李汉秋：《应该重视基本道德规范的建设》，载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该文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一提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很好，法制建设也非常好，中央的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这话讲得很好，但它都是把思想道德连在一块的，我觉得在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间，道德建设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至少也应该跟法律并，不能光是思想道德并提。"

在参加由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及多家单位协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组讨论中，此一概念由李道湘博士在回应我的发言时所提出，颇具创意，本文赞同这种提法并加以引用。

参见〔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参考书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本。

《辞海》（1989年版）"公民"条。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蒋庆等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王殿卿主编：《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道德教育论文例5

关于“什么是道德”，在人类思想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专门讨论，比较晚近的是前苏联道德哲学家德洛布尼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研究。与以往不同的是，德氏把对道德概念的分析建基于人类发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从人类的真实历史过程中来把握道德起源的实际脉络。借助于这一研究成果，我认为所谓道德就是人的一种文化性的创造。人之所以要创造道德这种文化形式，那是出于人自身的需要，而事实上，人的各种需要又是在人作为一种高级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变化的。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从低等生命到高级生命的进化，从哺乳动物到灵长类动物，从猿人到人，其中真正的发展标志是脑的进化。和古猿的脑部结构相比较，人脑的细胞数量成倍增加，神经元相对活跃，神经元之间的突触明显增多，各联合区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每个区域之间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凭借神经元以及大脑各个部位的联系使得人脑聚集信息的密度特别高，如果以比特（bite）做单位的话，它与计算机之比是10，000倍。脑科学的最新研究还表明，能把人和猿人更多地区别开来的是大脑额叶皮层的发展，正因为额叶皮层的生成和发育，人才能对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情境做出最恰当的反应。换句话说，额叶皮层的条件越好，人对复杂情境做出反应的基础条件也就越好。进言之，正是由于生物种系的不断进化以及相伴随的大脑构造和机能的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才使得人具备了对复杂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和积极反应的能力。

不过，大脑作为一个基本的生理条件，它毕竟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人脑基于人体（包括心智和人格），人体基于文化环境。事实上，人一出生就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而且现在我们进一步知道，人没落地还在母腹中就已经构成和母体的关系。在10年前，哲学家们根据生理学的研究认为，人在1岁的时候产生联系感。但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心理学家最近的研究发现，胎儿在发育到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人产生联系，如果胎儿的父亲每周有两次对着胎儿说话、和胎儿进行交流，那么在其出生后对人的声音的辨别和人的生命气息就特别地敏感，想要和人相联系的欲望就特别强。这就证明了人作为高级生物，由于其脑部的特殊构造与生俱来地就有一种要和他人发生联系的需求，所以说，人的社会性本身就是人的自然天性。在我看来，人的社会性和人的自然天性原本就不是两件事情，传统的观点往往把这两者割裂开来，似乎人的自然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是教育所给予的。因此，过去我们常常把教育的目的规定为把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的人，似乎人天生只有兽性而没有社会性的人性。其实，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的社会性联接的需求也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社会性需求和自然天性的需求在这个基础层次上是一致的。当然，越往上发展，它们越会有矛盾，教育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根据也就在此。

既然降生于世的人要结成一种关系，人要靠集群性的方式生活，于是在考察道德起源时就发现，人因为要过这种生活，因此就渐渐地形成了彼此间的契约关系。最早的契约概念出现在希腊罗马时期，它是和人类早期的经济生活相联系的，因而最初是经济学概念，后来又发展为政治学概念，最后才是伦理学概念。其实，道德最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由于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换以及交换中的彼此交往，需要一种相互承诺，进而就要求守信和遵守规则，从中就演绎出一系列的风俗习惯，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之后，舆论又演变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意识形态。

所以考察道德的起源，我们发现存在着两个视点（或者两个角度、两条视线）：一是社会性的视点，由生活中的契约生发出了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日常生活要求，由这种要求又不断积淀、发展成为风俗、习惯、舆论和社会意识；另一是个体性的视点，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都证明了，其实在动物中人是孤立的和最弱小的，因为人的很多器官的外在功能在进化过程中以大脑的发育为代价而丧失了，但人又要过最高级的精神生活，所以就需要更长的教育期，如果缺失了这一过程，那么人的生存就比其他动物来得更加脆弱。故而，人需要靠他人的扶持才能得以生存，这时人就需要构成各种关系（其中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生活的个人就需要有一种自我要求，因为道德所要求的规则终究要靠个人来把握并加以主动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最终应当是变成个人的，如果道德不是个人能够遵守的，那道德就会成为外部的强加和强制，因而也就不能够变成个人真正的德行和内在的习惯。

实际上，对道德理解的这两个视点的分歧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开始产生了。具体而言，亚氏的“德性论”道德哲学和后来康德的“律则论”道德哲学的取向是不同的。亚氏强调道德是习惯，是在早期的生活中养成的，通过个人的持守变成个人的态度，这才是德行，它并不靠外在的规约和要求而产生外在的不得不为之的行为，这才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所以，他很重视道德习惯和道德态度，重视道德的人格，甚至也重视道德情感，他提出人对外部情境的情感反应模式会逐渐变成对道德的态度。可见，亚氏强调的“德性论”的道德哲学所突出的正是对道德考察的个体性线索。而另外一条线索开启的就是“律则论”的道德哲学，强调既然道德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准则，由准则而舆论，由舆论而社会意识形态，并进而成为一种道德律令。

事实上，当我们由对道德起源的考察而述及道德概念的时候，有必要对道德的基本范畴做一梳理。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家H?加登纳在原有的“七智理论”的基础上又相继提出了“自然生态智能”和“道德智能”。他认为：“一旦我们继续研究多元智慧的概念，迟早会有人提出道德智慧的看法。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智慧的标准推广至包括对全人类的知识，那么在道德范畴内的智慧是很可能的。”最初，加登纳在研究智慧理论的时候认为智慧与道德性无涉，但后来他发现人在道德领域中是存在着智慧高低的。这一命题的提出客观上就要求我们考虑，在学校教育中是否存在着道德作为智慧而不仅仅是社会品性的培养的问题。当然，加登纳也认为提出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一种冒险，因为至少目前还无法对这种智能进行测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道德的范畴》一文中首先就对几类不同范畴做了区分：所谓的道德范畴有别于物理范畴，物理范畴是探讨支配物体以及物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又区别于生物范畴，生物范畴是探讨支配有生命个体的基本生理现象的规则；还有社会范畴，社会范畴是探讨支配人类所有活动及其人际关系的规则；还有心理范畴，心理范畴是探讨支配个人思想、行为、感情和行动的规则。

显然，加登纳是想提出更加独特的能够表述道德特殊意味的范畴。而按照我的理解，道德范畴中最核心的是两个：一是尊重，主要是指尊重生命，包括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包括尊重他人的生命以及有生命的物种。另一是公正，因为人要过社会性生活，他要过得美好和幸福，最终有赖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条件是否有益于人生活和生长，所以道德必须要关注到人怎样去追求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如果说道德最终是为了人，道德不是一个工具，道德最终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和成长的话，它就必须要关注社会关系如何才能变得恰当（因而也是比较地善），这就需要我们在道德中提出公正的范畴。所以，人尊重生命，追求公正的社会秩序，并进而把它们内化为对自己的根本要求，这时我们就可以说有了道德的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不是法。道德本质上要求的是在各种关系中的个人的自觉行动，即自持。既然人必须过社会集群性生活，那么社会生活就必然存在着一种规约，存在着更大社会关系中的更多人的利益，所以道德或多或少就一定包含着对自我的约束和自我牺牲。当然，道德的这两个核心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历史展开，而且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对它们所做的具体解释和它们的具体表现方式也都存在着客观差别。正如即便时展到今天也还有一些原始部落仍旧保持着其独有的、对我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道德思维习惯和风俗习惯。不仅如此，这两个范畴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还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由此可见，道德的范畴虽然是人的思维抽象的产物但它们决不是道德教条，因而也就不能同样抽象和教条地在道德实践中加以运用。换言之，对道德范畴的具体把握首先就需要对不同的道德生活情境给予必要的、适当的尊重和理解，这才是我所以提出道德的核心范畴的本意。

基于对道德概念的清理，我认为应当把道德教育的内涵界定为“指向人的德性培养的教育”，以区隔于人们在现实学校教育中对道德教育所做的笼统理解。这样说来，当我们意在开展道德教育的时候就有必要首先反躬自省：我们究竟在做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虽然目前的学校道德教育由于国情的需要还不得不更多地受制于外在目的或要求，但这丝毫无损于道德教育内在本性的自然绽露。相反，它和德性培养的本质关联必将随着道德教育实践的不断展开而被我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一旦我们从理论上恢复了道德教育的本来面目，那么，它对于教育的整体而言就必然是具有统摄性的。进一步说，相对于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体制的分野和五育的划分导致道德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错位，我认为今天就有必要提出：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灵魂。

众所周知，现代学校教育立足于人的完整生命的塑造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道德教育就构成了主宰、凝聚和支撑整个生命成长进而获得幸福人生的决定性因素，倘若缺失了德性的生长，那么人的生命的其他部分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可见，教育中人的生命的完整性规定了道德教育的统摄性。实际上，居有统摄状态的道德教育又必然是通过渗透的方式而并非依赖于独立时空展开的。在此问题上还存有误区，很多人认为只有安排了单独的时空，道德教育才有了现实的抓手，这在实际的学校教育生活中就表现为德育工作与学科教学活动在时空设置上的冲突。其实，正如德洛布尼斯基所认为的那样，道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道德的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因此，真正的道德教育更多地只能借助于各种复杂的渗透的方式完成，而由此所产生的影响最终也就变成人的内在稳定的心性品质。

那么，学校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何在？20世纪6、70年代以来，人们在反思“制度化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局限性的同时提出了“非学校化”的主张。针对这一思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学校的功能是不可以取消的，青少年一代不能够拒绝学校教育。2001年香港教育署明确提出“学校是社会发展的摇篮”，再次承认学校教育对青少年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表明，对于人的道德发展而言存在着三个台阶（或三块基石）：第一个台阶是人在早期发展中，主要是对自己父母或养护人的道德标准加以内化；第二个台阶是人在更加扩展了的公共生活中，由于不断做出同情、共享的反应而掌握价值标准；第三个台阶是，人能够主动地判断、选择价值标准并加以持守。显然，家庭教育是人发展的第一个摇篮，而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则超越了家庭教育中所包含的血缘关系，为现代人的成长拓展出最初的公共生活领域。因此，学校教育旨在为现代文明社会培养公民，换言之，它要求一个人会过民主和法制的生活，会在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条件下过尊重法律、尊重道德和尊重他人的生活，而这种公民的基本素质是需要在学校生活中逐步养成的。其二，与家庭教育不同的是，学校教育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学校教育不光要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考虑为什么而教的问题，还要考虑在此之后去过何种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学校教育是和价值、和追求生活的意义相关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经过完善的学校教育的人才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并且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样态。学校道德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为着发展人的。在我看来，道德教育是发展性的事业，道德教育着眼于人的发展，着眼于学生的发展，并且着眼于学生的整体发展。学校道德教育是以人为本身目的，是通过创造出一个合乎人性的、宽松、健康、向善的环境而发展人的。根据我们在上海一所幼儿园的调查发现，许多入园不久的孩子因为恐惧过于繁多的道德规约而要求回家，事实上我们认为，如果道德教育的结果是使受教育者恐惧道德，那么这恰恰就违背了道德教育的初衷而沦为反道德的教育，因为道德的根本在于尊重生命、尊重生命成长的自然规律、尊重人的正常需求。所以，道德教育需要调整到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倘如此，我相信道德教育就会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因而也一定是可爱的和有魅力的。

最后，我认为学校道德教育不应该成为对青少年的一种外部强加，相反，它既然以人的发展为本，那么它也应当成为青少年儿童主动理解规约、选择价值和体验意义的过程，这在客观上构成了他们重要的学习经历。

二、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工作与方法

我认为，学校道德教育应当传递正向价值，培养良好的习惯和态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道德教育界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比如在美国，人们为了突破传统的单一价值传递的所谓“美德袋”式的道德教育模式，曾一度认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在于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而使其学会在多元文化中进行自主的价值选择，而不必明确提出传递某种正向价值。这在理论上得到过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支持。但在经过短短的一二十年的实践之后，就有学者开始对这种道德教育模式进行反思。一种意见认为，固然道德判断能力很重要，但当一个人尚不能清醒地、健全地和理智地区分各种价值的时候是无法使其具备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既然存在着多元的价值文化背景，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各种价值之间是无法沟通和相互认同的，换言之，在多元价值中是否也还包含一些基础性价值。基于这种责难，加拿大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人类要过美好生活就需要传递正向价值，而其中包含的一些基础性价值又具有相对的恒常性，因而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中都是需要尊崇的。2001年香港教育署制定的《21世纪香港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初稿）》同样建议把由一些核心价值、辅助价值和态度构成的正向价值体系纳入学校课程。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我们主张的一种积极回应。

围绕这一基本目标，我认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当着重于三方面工作。第一，执行国家德育大纲，订立校本德育目标，设计和推行相关课程。事实上，在国家德育大纲的基本框架内，学校道德教育必须借助于具体的课程载体和活动载体才可能实现各种正向价值的传递，而另一方面，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一种比较灵活的、因而也更加强调地方学校自的课程思想和课程模式开始受到重视。有鉴于此，我认为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应当首先着力于订立校本德育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和推行校本德育课程，从而形成一定的办学特色和风格。进言之，真正的道德教育塑造的其实就是一种风格和特色，而且只有依赖于经过历史积淀形成的不同的校际文化风格，道德教育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因为道德教育实际上是模塑人的道德文化生命的过程，任何生命都是独特的，而在一个缺失了道德文化风格的教育氛围中要凝聚这种独特的生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就需要通过课程的方式，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校本文化。学生浸淫其中，所获得的是一种表现其真实人性的独特方式（包括语言、情感和行为），是一种不竭的生命滋养，它最终将融入个体的血脉和精神，内化为人的心性品质，从而形成独立的道德个性。可以说，没有道德的个性就意味着道德的失落，没有校本文化支撑的学校道德教育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道德教育的目的。近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开展校本德育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江苏淮阴师范附小的“生活教育”、江苏丹阳师范附小的“情育课程”和四川成都七中的“公民教育”，在这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二，灵活调度时间表、学校空间、环境和各种资源，以配合德育、包括德育课程的教学需要。这一点是由道德教育所固有的渗透性和全时空性的特点决定的。在一个日益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教育体系中，校长被赋予比较多的决策自，他可以通过创造性地调度各种教育资源和教育时空达成具有校本特色的教育目标。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校长仍然固执传统的应试教育思维，把学生禁锢于课堂和“题海”之中，剥夺了学生的自主存在，使他们既没有时间阅读课外书籍，也没有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人际交往经验。对此，苏霍姆林斯基早有批评，他认为，如果教师编排了学生所有的时间、而学生却因此没有时间到图书馆去阅读他喜爱的书籍的话，那么我们的教育是令人悲哀的。事实上，道德产生于交往，倘若一个学生没有时间去和多彩的历史文化交往，没有时间去和身边的同学、朋友交往，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由这种交往所生发的心灵体验。没有交往，没有体验，一个人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同样也就不可能懂得体面生活的真义。因此，当人与人生动的社会关系被枯燥的人与课本、“题海”之间的认知关系所取代，属于生命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也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见，灵活地调度和安排教育时空直接关系到学校道德教育的实效。比如，四川成都七中就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心理需求的特点，为不同年级编制了各自的教育时间表以实现不同的教育目标。其实，我认为在教育实践中，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供挖掘。

第三，检视学校的文化、校规、各种制度与措施，营造有利的环境，让学生于学习、生活中体验这些价值与态度。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大脑存在于人中，人存在于文化中，因此，建树一个合理、向善和健康的道德文化环境对于道德的成长至关重要。虽然今天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但是我相信学校作为社会发展的摇篮，是可以通过精雕细刻和符合道德成长规律的日常教育活动为学生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的道德文化氛围的。江苏张家港高级中学就十分重视道德文化环境的建设，不仅给学校所有的道路、楼房和景点加以命名，而且还专门编写了校园文化读本进行诠释。他们相信通过营造这种校园文化环境可以潜移默化地刺激起学生的合理动机，可以激活作为动机核心的心理需要。前苏联心理学家鲍诺维奇就认为，人和外部存在之间的关系构筑起一种文化，由文化刺激就产生了各种需要并形成了所谓的“动机圈”，动机的强弱直接影响人的行为和态度。张家港高级中学的校园文化对学生而言是一个很强的文化刺激情境，学生浸淫其中就会形成比较高的成就动机。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最近有生物学家提出“基因表达”理论，认为大脑中的神经元需要被激活发挥功能，如果某一部分的神经元长期不被激活，它就不能进入某种功能的工作区，而由其他的神经元所替代。推广之，如果一个人在某方面长期处于高成就动机状态，那么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表达就越来越多，他的这种智能就获得呈现，而其他方面如果长期不被表达那么这些方面的能力就越来越弱。既然学校教育注重的是人的均衡发展，而人的发展性向和潜能又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处于不同境遇中的人会产生不同的价值需求和道德认识，所以，学校道德教育就要求形成刺激多种动机、满足多种需要的多层次的文化环境。

检讨现行的学校道德教育，事实上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道德教育“人为、表浅化”、“孤立、封闭化”，德育课程知识化；单向灌输多，双向理解少；集体受教多，个体选择少；道德教育僵化而少活力，实效性不够，缺少魅力；德育未能成为有助于人生命发展、生活质量和精神心灵成长的工作。有鉴于此，我认为应当在方法上做三个基本调整。

道德教育论文例6

一、东西方道德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今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1]。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危机突出表现在：①犯罪率上升。从1980年起，世界各国犯罪率平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美国为最，每年犯罪3500多万起；近几年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犯罪率增长异常迅速，1994年俄罗斯内政部报告说，全国有5600多个犯罪团伙，是1990年的10倍；②走私猖獗。全世界交易年获利高达5000亿美元，美国、西欧最为严重；③失业率猛增。1995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率：西班牙24.4%，法国12.2%，意大利11.9%，加拿大10.2%，德国10%，英国8.2%；④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有人估计，由腐败给各国带来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⑤青少年道德日益沦落。据统计，美国每年有100万以上10多岁的少女怀孕，其中80%是未婚女孩；⑥暴力行为、吸毒和酗酒等一直呈上升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受第三次“价值观浪潮”的冲击。“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正在让位于“综合主义”的价值观。新价值观的冲击使欧美青少年的道德指南针发生了摇摆。九十年代的美国青年被称为“漠不关心的一代”，青年人似乎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只理解了一半，他们只强调权利而忽略了义务[2]；英国三分之二的青年人道德观念模糊，分不清对错，不知道该相信谁或者把谁作为榜样；法国青年被人们称为“被牺牲的一代”，他们昏头昏脑，吸毒、搞、搞自我破坏[3]；德国青年被称为“迂菲士(Yuffies)，即不成器的人，或被称为“一代未知数”[4]；俄罗斯目前有500万学生吸毒，俄精神病专家鲍里斯·德拉普金认为，俄国儿童一代正在变得蠢笨、不断退化，在他们的性格方面形成了病态的劣性：残忍、好撒谎、有怨恨心理，对什么都无所谓。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出现了“转型社会中的国民心态危机”。这一危机表现为以下四种倾向：①“物欲化倾向”，金钱成了绝对的第一，“精神”成了“物质”（金钱）的奴隶；②粗俗化倾向，“不文明的和反文明的粗俗化倾向成了社会的一种时尚；③“淡漠化倾向”，“尽管社会越来越发展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有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越来越冷之感”；④“躁动化倾向”，急躁、浮躁、狂躁、躁动、躁郁，做事没有恒心，很不安分，充满情绪色彩，缺乏理智；进而造成“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倾向，具体表现为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5]。

总之，无论是西方或东方，都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和缩小贫富差距，而解决道德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公民进行道德教育。

二、东西方道德教育的背景分析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定的总和。道德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阶级性。道德教育，一般说来，是指一定社会的阶级依据某种道德观念和要求，对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施加道德影响的活动。研究东西方道德教育，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文化背景。

1.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理、语言、种族和经济等方面。从地理上说，东方在此主要指东亚和南亚诸国；西方在此主要指欧美诸国。从语言上讲，东方多属于汉藏语系；西方多属于印欧语系。从种族上看，汉藏语系的民族多属于黄色人种，长期处于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之下；而印欧语系的民族多属于白色人种，近现代以来一直处于殖民统治者的地位。从经济上看，西方国家从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多属于发达国家；东方国家除日本外，多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以上这些地理、语言、种族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对东西方道德教育都起着潜移默化或直接的影响。

2.宗教因素宗教不管是作为信仰或是作为规范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东方国家主要信奉佛教，西方国家主要信奉基督教。有些国家和地区把某种宗教奉为国教，如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国家的国教，梵蒂冈是典型的天主教国家。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宗教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许多重要活动和宗教都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有些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进行的。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指出：“低级社会的道德，其特征就在于它主要是宗教的道德。”“在这种情景下，道德教育只能像道德自身一样，主要以宗教为特征。只有宗教教育的观念才能成为当时进行的教育的基础；教育的目的也首先使人学会对上帝应有的行为方式。”[6]正因为道德与宗教同源并有部分重合，所以当我们研究东西方道德教育时，“我们应当分析宗教概念，认清宗教概念包含的是什么，确定其本质，并用理性的语言加以表达”（同注②）。

3.世俗文化背景世俗文化是指与宗教文化相对的文化。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是指以文德（如诗、书、礼、乐等）教育被统治者以“化”其“愚”，即“以德教化”、“以文相化”之意；西方拉丁语中的“Cultura”原意是指耕种、栽培、照料，后来引伸为文化修养、教育程度、掌握技能。东西方世俗“文化”都含有对人的培养教育之意，所不同的是，东方强调教之以“德”，而西方则偏重教之以“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教育在偏重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重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7]

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区别是明显的。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是个人服从社会，儒家礼教也好，家族观念也好，都是要求个人以社会为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很大抑制和约束。美国正相反，在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时，往往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有利于激发个人的主动进取精神，整个社会有活力。但这种观念也导致滥用自由，现在美国社会乱象丛生，不能说与此无关。有人甚至说：美国将来就毁在这个‘自由’上！”[8]

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对道德教育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影响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使西方道德教育表现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东方文化的家族主义和群体主义传统，使东方道德教育表现为追求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二，影响道德教育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使道德教育表现为排他性和竞争性；东方文化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使道德教育表现为兼容性和和谐性。第三，影响道德教育的模式选择。西方文化使道德教育往往选择“以学生为中心”的个体性模式；东方文化使道德教育往往选择“以课堂为中心”的群体性模式。

三、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现状

1.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具有社会制约性和客观规律性。社会制约性使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有所不同，客观规律性使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东西方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确定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指导思想不同。东方国家主要强调以“社会为本”即“社会第一”；西方国家则强调以“个人为本”即“个人第一”。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共同性，主要反映在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所需要的共同道德规范的条文里，如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国家和社会而献身的精神，良好的社会公德和习惯，发展人的个性等。如美国1988年贝内特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重视培养进取精神和诚实品质，以及正直公平、自尊自律、勤奋守法，让学生养成独立见解和爱国精神。

这些目标和内容，东西方国家大同小异。因此，它们的区别主要不是在条文里，而是在实践中。即如果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时，东方首先强调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而西方则往往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如，1994年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在新加坡因其破坏行为而受到笞刑。判决公布后，美国官方作出了强烈反映，认为这种惩罚是一种“错误”，并把新加坡描绘成一个不讲人权、残酷无道的东方国家。而新加坡李光耀在接受《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时却说：“你们认为，或者说你们说我们太独裁，不容许个人的创造性、精神自由和使得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表达个人观点的自由。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这种靠损害社会而过分尊重个人的做法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给公众带来痛苦、不安全感和使他们失去安乐感。我们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们说‘不’，我们宁肯要纪律。”[9]

2.东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东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都是多渠道的，目前东西方道德教育常用的几种途径有：(1)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科目或宗教课；(2)其他各科教学；(3)社会实践；(4)课外校外活动和宗教活动。

东西方道德教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东方道德教育的方法深受儒家“教学论”的影响。“因为儒家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人论道德，所以他们提出的一些教学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大多数都可以用到道德教育上来”。[10]儒家的“教学论”中所提出的“及时施教”、“学思结合”、“启发教学”、“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知行结合”等原则，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东方国家道德教育影响深刻。

西方道德教育的方法，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传统方法——“理论教育”模式。即把一些具体的、相对固定的道德规则和美德灌输给学生，通过训练、榜样、惩罚等方式巩固和强化灌输效果。这种方法是从赫尔巴特开始，经过斐斯泰洛齐、斯宾塞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的一种模式。二是现代方法——“自我教育”模式。这是由杜威到皮亚杰，再到当代的美国道德教育学家柯尔伯格，他们主张摒弃灌输，重在发展儿童的自主性和道德能力，认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三是革新的方法——“新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方法吸收了前两种模式之长，既注意了通过开设一定的道德课程向学生传授道德规则，形成相应的道德认识；又广泛联系社会生活，使儿童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增强辨析能力，发展自主意识。

四、东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

1.东西方各国都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目前，东西方各国纷纷把道德教育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并给予特殊重视。

中国，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规定：“用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学校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根本任务。”1994年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995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学德育大纲》等。

日本通过改变学校教育组成部分的排列顺序，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即把原来的“智、德、体”的排列顺序改为“德、智、体”的排列顺序。美国1990年33位大学负责人在《致美国第41届总统的建议书》中指出：“重建失落的传统价值和道德行为”，是美国进入下一世纪将面临的五个挑战之一。强调“道德教育可谓教育最本质的目的”。英国建立“社会道德委员会”和“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专门机构，进行道德教育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研制学校道德教育计划。瑞典，1978年建立了一个学校道德标准的形成与传授研究小组，研究学校如何“传递人类关系基本标准”。小组成员由家长、学生、教师、学校管理人员等组织和国家教委的代表组成。其目标是促进社会就“成年人在培养年轻一代中的责任”展开讨论。

2.西方道德教育“到东方寻求答案”；东方道德教育向“过去”汲取传统美德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到东方寻求道德教育的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需要和传统文化的制约。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集团化”。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集团如雨后春笋：欧共体、北美集团、东亚集团、77国集团、南亚区域合作、阿拉伯合作委员会、中美洲共同体、加勒比共同市场、独联体……。正象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洛吉说，集体主义文化将比个人主义文化占优势。现在的世界正在进入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联盟性的集体主义时代，这意味着世界正迈入以儒教为基础的东亚集体主义时代。从传统文化制约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对偏重“知”的教育开始反思，对科学知识与道德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极为关切。爱因斯坦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告诫人们：“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11]。他还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已掌握了释放原子能的能力，但如果价值观念不发生变化，我们就无法避免灾难。我们在理论上高喊忠于人权、博爱、正义、革命和平等的思想，但实际上又否定了它们。以“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为主体的西方，为了解决社会和道德危机，开始把目光转向以“群体主义”文化传统为主体的东方。一些西方人士宣称：“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那么他将不得不在时间上退回2500年去领受孔子的智慧”[12]。澳大利亚著名专家李瑞智教授甚至说：“二十一世纪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纪”。“儒家文化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中心”，“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将‘不战而胜’。”[13]这些看法自然带有某些过于宣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偏颇，但也道出了西方对东方优秀伦理道德的崇敬与追求。目前东方的道德观和传统美德已经开始向西方渗透。如澳大利亚将亚洲文化纳入课堂教学，教育部还在设法修改现行教学课程，使之从侧重于欧洲内容改为侧重于亚洲。

东方道德教育为什么要向“过去”汲取传统美德？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阿伯迪妮在他们合著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认为：“人类越强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特点。品尝别国的美味佳肴，穿穿牛仔裤，享受一些相同的娱乐，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种外在的演变开始侵蚀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人们就会回过头来强调他们的特色，这是一种文化的反弹现象。”[14]奈斯比特从未来学的角度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次，东方道德教育在经过“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认识了西方并发现了自己。一些东方人士指出：“西方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张天衣无缝的网。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必须摆脱西方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西方是怎样使自己相对衰落的。”[15]“西方价值观念不适合亚洲”。西方社会中渗透着个体至上的价值观念，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往往导致个体利益和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协调。而东方人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它鼓励个人与社会和谐地融为一体。目前，亚洲文化意识已经觉醒，出现了非西方的自我定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在合著的《亚洲可以说“不”》一书中宣称：亚洲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伟大文化圈。“现在是亚洲创造取代欧美近代文明的新范例的时代。”[16]一些新型思想家正为这些立场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即“亚洲之道”。亚洲之道的基本原则包括强烈的家族观念、尊重权威、决策者意见一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富裕，对东方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物质贫乏之中的人民产生的诱惑力和示范效应，而造成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野蛮消费等各种非理性消费，已成为社会的通病。道德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复兴，是物质主义走向极端化的必然结果。东方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认识到社会现代化必须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之路；发展精神文明，必须弘扬东方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它历经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始终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人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对待国家“精忠报国”，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对待社会，以“仁”为本，以“义”为上，把仁义作为人生处世最高原则；对待他人，“推己及人”，是中华民族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准则；对待家庭，“孝悌”是家庭生活的道德规范；对待自己，“修身”是个人道德的准则。这些传统美德，不仅是滋养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而且是东方文明的源泉。因此，东方国家正在回顾过去，从传统文化和美德中汲取营养；东方传统文化和美德，也是拯救西方年轻一代的灵丹妙药，所以西方的有识之士纷至沓来“到东方寻求答案”。

3.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综合化，途径和方法的多样化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综合化，是指东方的“社会本位”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趋向于综合。如冲击欧美的新价值观浪潮被称为“综合主义”，这种新思潮就是“个体”与“全体”的平衡，是一种重视同社会联系的个人主义，同从七十年代末在德国兴起的社会生态学群众运动（如绿党）是一脉相承的。重视家庭与调和精神的东亚儒教圈的经济发展，对欧洲人思想方法产生了影响，使体验过“权威主义”灾难和“个人主义”的欧洲的人，终于在二十世纪末明白了“综合”考虑问题的道理。

东方国家的日本，因受美国“个人本位”的影响，1978年，高中教学计划明确规定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要将尊重人的精神贯彻到家庭、学校和其他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努力创造个性丰富的文化和发展民主的社会及国家，进而培养能对和平的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日本人，以形成作为其基石的道德观念。1987年临教审第四次答询报告中确定了日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宽广的心胸，强健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自由、自律和公共精神；世界之中的日本人。这一目标强调了对培养人格的尊重。

道德教育途径的多样化，突出反映在“德目主义”和“全面主义”相结合。德目主义是指，开设独立的道德科（或称公民科、修身科、宗教科），编制学生应该学习的德目，叫学生理解和熟记；全面主义是指，不开设独立的道德学科，而通过以社会科为中心的全学科和课外活动，以及“道德实践”、“生活指导”等全部教育活动进行道德教育。现在的趋势是两者相结合。以全面主义而著称的美国，近些年来中小学也开始增设“公民学教育课”、“法制课”。从1988年秋季开始，纽约州各中学的毕业班学生都得修习的一门为期一学期的“参与行政管理”之类的公民教育课程，其重点在于进行模拟审判等方面的活动；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委员会则提出并设立一种融“公民道德”与“民主准则”于一体的公民教育课程——社会学习课，“供幼儿园幼儿及至12年级学生学习”。1992年，在纽约市，从幼儿园到中学普遍开设了一门“感情知识课”，即创造性地解决矛盾课，在小学这门课程还包括人际交流、消除愤怒、真诚合作、解决矛盾和防止偏见等内容。有些地区被称为“培养修养课”，作为卫生保健课的一部分来讲授。

日本明治维新后学校开设《修身》课，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推行“全面主义教育”的方针，即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一切机会去养成学生的道德品质，以达到完善学生人格的目的。其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道德教育是个核心。1947年，根据《学校教育法》而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规定设置“社会科”（这不是一个专门进行道德教育的学科，而是学校总的道德教育活动的内容之一）。1985年，文部省制定了《学习指导大纲道德篇》，在中小学设置《道德时间》课（这是就某一道德主题组织有关活动，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的时间安排）。《学习指导要领》既规定了小学各门学科知识和技能目标，又规定培养“态度”或“情操”之类的目标，要求达到知识、技能和道德教育“双丰收”。

道德教育方法的多样化，突出表现在东西方道德教育方法的相互渗透，古今道德教育方法的相互结合。特别是当代美国道德教育的方法不断翻新，“理论教育”模式已被“价值澄清”、“道德推理”、“价值分析”和“社会行动”等模式所代替；东方国家“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方法正在被“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所代替。

（作者单位：河南教育学院）

注释：

[1]桑洪臣：《世界面临社会和道德危机》，《光明日报》1995年3月3日。

[2]（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0年6月29日。

[3]（法）尼古拉·莱博维茨等：《处境不利的一代》，《新观察家》周刊1994年10月5日。

[4]（德）柯尔德·施尼本：《一群难办的工作对象》，《明镜》周刊1994年9月19日。

[5]孔庆榕：《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民族》，《中国教育报》1994年11月2日。

[6]（法）埃米尔·涂尔干：《道德教育论》，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399页。

[7]梁漱溟：《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开明书店印行。

[8]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杨振宁教授答问录》，《光明日报》1994年5月7日。

[9]（美）《新加坡的李光耀说“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今日美国报》1994年9月16日。

[10]毛礼锐：《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11]鲍东明：《树立大德育观——南京师大博士生导师鲁洁一席谈》，《中国教育报》1994年11月21日。

[12]汪远平：《世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光明日报》1995年1月23日。

[13]方江山：《“我坚信儒学的兴旺”——访澳大利亚著名专家李瑞智教授》，《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

道德教育论文例7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处理和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无疑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就需要特别重视环境道德教育。

一、环境道德教育概述

1.环境道德教育的内涵

环境道德教育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结构，为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富强、文明进步、环境优美，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实现社会的环境公正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全体社会成员传授环境道德知识和培养环境道德素质的活动。

环境道德教育是与人际道德教育相提并论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教育，是提高环境道德素质的人格教育，是继续教育中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是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迈向生态文明的灵魂教育。（1）环境道德素质是当代人必备的重要素质。传统的伦理知识和道德教育是一种人际道德教育，这种教育只能相通相融于社会交往行为中，无法提供人类的福利和生存所需要的新的思维模式，即无法贯彻于自然交往实践中。换言之，我们所倡导的“真”、“善”、“美”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不但应涵盖人际道德还应包容环境道德，二者兼具才是完全的[1]。（2）环境道德教育是面向全社会、开放式的教育，它以全社会成员为对象，旨在提高其环境道德素养，也只有全社会成员对环境道德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并身体力行，才有全社会环境道德水平的提高，这对于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3）环境道德教育是贯穿生命始终的终身教育。终身教育的提出结束了那种把教育阈限于学校的狭隘看法，它强调教育的整体性，面向全体人民，把一切具有教育功能的机构联系起来；它强调持续性，要求贯穿一生的整个过程，要求一生都能享受职业培训、社会文化培训等进修和丰富知识的各种教育机会[2]。

2.环境道德教育的目标

通过环境道德教育，弘扬环境伦理思想，促使人们养成生态意识和生态人格并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最终达到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可持续性。

生态意识本质上是随当代环境问题而诞生并随当代环境运动而传播的一种反映着新的价值观的社会思潮，主要涉及对大自然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与自然有关人类行为的价值的认识[3]。它是反映当代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思维方式。生态人格是一种新型人格，它主要指具备环境伦理学所反映的价值观的一种人格样态，它涉及到对所有生命形态的价值的哲学认识，涉及到对人与其生命形态之间的关系乃至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哲学认识，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环境关系的哲学认识。“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而且是一种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道德境界。它的“合理内核”及其生态伦理价值表现在：“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高扬宇宙生命统一论；“天道”与“人道”合一，坚持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倡尊重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辅相天地之宜”，把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趣和人生理念[4]。

二、环境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举措

1.环境伦理道德彰显了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从深层次上看，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道德问题，是人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问题，是人类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环境伦理汉城宣言》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全球环境危机，是由于我们的贪婪、过度的利己主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造成的，换一句话，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导致了这一场危机，如果我们再不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进行反思，其结果将是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甚至最终导致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崩溃。”环境道德教育要求我们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把正确认识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类道德的基本要求，遵循以道德规范和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的伦理价值观，有效地计划自己的活动和控制自身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

2.环境道德教育所倡导的生态伦理观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存在价值上的一致性。现代生态伦理观以尊重和保持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人类继续展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环境生态伦理价值观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以“和谐”为核心的。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又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互为中介，相辅相成的；从发展趋势看，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建立在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原则之上。这一价值观蕴涵于和谐社会的理念中，并且是这一理念的伦理根据和基础。

3.现代环境道德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我们党明确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保持生态系统的良好，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并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环境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观，强调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它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可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环境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

三、实施环境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1.学校教育是环境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

学校作为环境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对于提升环境道德品质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环境道德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在学校德育中，一定要注重学生环境道德的培养，使其具备良好的环境道德素质。长期以来学校的道德教育主要强调的是调节和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忽视了调节和规范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的教育内容。其次，学校环境道德教育要针对不同时期的学生确立具体的教育目标，同时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英国环境教育顾问约翰贝尼斯曾说：“环境教育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在环境中进行教育，老师们发现，这是环境教育中最有吸引力和最成功的方面之一。”因此，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并将其纳入学校德育当中，应成为当前学校德育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2.现代企业需要增强环境道德意识

企业在现代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自己的道德责任。“没有道德的交易是一种社会罪恶。”[5]任何企业的活动和行为，都要确立环境道德的标准，接受环境道德的约束和限制。正如弗兰克纳所指出的：“在任何有效的选择中，一个行为是正当，当且仅当它或是它的指导准则能够促成或趋向促成的善至少超过恶；反之则不是正当的。在任何有效的选择中，一个行为是应该去做的，当且仅当它或是它的指导员则能够促成或趋向促成的善最大限度地超过恶。”按照这一原则，如果企业利益的获得是建立在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更大的环境损害的基础上，这种行为显然是不正当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在谋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其牟利行为不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这才是道德的。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对现代企业的基本要求。

3.开展全民环境道德教育

“人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公德问题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需要人们尽快形成一种科学的道德环境意识。”[6]环境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动员全体民众来关心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目标包含着参与和实践的要求。为使环境道德教育能够长期、有效地进行，应从人的生活经验和身边的生活环境出发，通过建设生态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德育实践活动，通过亲身体验、现实参与来激发人们对美好环境的渴求和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深恶痛绝，变“要我做”为“我要做”。“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经费投入和工作安排上加大面向全社会宣传、普及、推广等软环境建设的力度”[7]，增强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并最终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四、结语

和谐社会作为人类永恒的生命主题和价值追求，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环境伦理价值在社会层面的直接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进行环境道德教育的载体，环境道德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举措和道德支撑。我们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曾建平.环境道德教育研究论纲[J].吉首大学学报,2003,(6).

[2]S-拉塞克,G-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马胜利,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徐嵩龄.环境论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王正平.环境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道德教育论文例8

国际化办学和汉语热的兴起导致大量的境外学生到中国学习是近几年的事情，国家的法律、法规建设跟不上，目前仅有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来华各类奖学金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程序》、《关于加强来华留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的紧急通知》等部门规章或文件，各高校再依据这些制度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据此开展对境外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由于没有实施思想道德教育在宏观层面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导致学校不敢对境外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从学校的层面来看，学校之间、学校内部的各单位间对能不能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怎么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依据是什么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

（二）学校不重视，疏于实施

不得不承认，由于我国高校目前的发展水平，来大陆求学的境外学生的教育层次偏低、综合素质不够全面，还远远无法与在欧美国家的留学生相比。他们来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是冲着中国政府的全额奖学金、录取分数线低、生活费用低及毕业后寻求在中国发展等因素前来求学的，他们在居住地可能处于中下阶层。这类学生迅速增加，而相关高校的教育管理又未能及时跟进，导致近几年来我国境内的境外学生违法犯罪行为也随之频繁发生，有人身伤害类、侵犯财产类、交通肇事类、侵犯女性类等犯罪行为，甚至还有从事间谍活动，收集我国军事、经济情报，破坏我国政治、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有资料显示，我国境外学生犯罪案件占到同期犯罪案件的58%，而且案件数量正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2]。境外学生犯罪出现犯罪低龄化、侵财型犯罪比重较大、犯罪情节越来越重、案情呈现复杂化的特点，这种现实更突显出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于国家层面、教育管理部门层面、学校层面均不够重视境外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致使一些高校盲目片面地追求办学国际化，对境外学生的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置之不理，在制度、队伍建设、课程设置、保障机制、监督实施等方面均不够重视，存在只要能够招到境外学生就行，至于成绩差一点、纪律松散一点、思想品德差一点、集体观念淡薄一点的，来到学校都当“佛”供着、当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办学亮点，学校层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院系层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具体到真正的实施者及境外学生辅导员只能凭良心工作，忽视了境外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三）队伍不完善，无法实施

目前，面向境外学生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高校寥寥无几。一些重点的高校或者以选修课的形式，或者以社会实践的模式开展，很少或者没有配备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专门课程、专职教师和管理干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专职教师或者虽有但素质参差不齐。仅有的授课教师多数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不具备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且大多存在外语能力瓶颈；二是缺乏专业化、职业化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干部。目前国内诸多高校都是由管理境内学生的高校辅导员对境外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由于辅导员不都具备外语能力、外事经验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多半凭经验管理，一旦辅导员离开岗位，其所具备的经验和知识就被带走，缺乏工作传承性，不利于开展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四）管理不到位，难以实施

一是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我们历来重视出国留学工作，对来华学习的境外学生重视不够，更是缺乏敢于实施和主动实施思想道德教育的理念。这导致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管理政策缺乏总体规划与战略部署，许多管理政策和具体工作都是境外学生教育管理实践中出现了问题，才应景式地制定应对措施，缺乏对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如何定位与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管理手段落后。由于队伍建设不够完善，人手紧缺，我们对境外学生的教育管理仍然停留在对国内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模式上，例如课程设置、社会实践、住宿管理、学籍管理、档案管理、社团管理、网络化管理服务等方面均没有探索出适应境外学生的有效模式，不利于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全面实施。三是管理职能不明确。由于我国高校目前还没有拥有完全的办学自，政府、社会、学校、院系、专业教师、辅导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对于境外学生的管理教育权限不清晰、职能不明确，导致对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没有明确的负责部门和人员。

（五）跨文化冲突，不愿实施

境外学生群体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来学习之前对中国（大陆）基本是一知半解或完全不了解，加上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国情、文化、宗教、历史、风俗习惯等都存在差异，多元文化碰撞更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文化冲突。各个国家及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差异与碰撞，在客观上也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有的高校担心如果推行思想道德教育，可能会引起境外学生的反感和反对，因此，干脆不实施。现状是执行尺度不一，加上境外学生数量迅速增长，学生类型、国别、价值观等都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发展，要在不同高校间、不同院系间、不同专业间、不同国家间、不同间的境外学生群体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难度比较大，且很难实现统一。此外，由于境外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个性化强，民主、自我意识强，入学之初还表现出学习不适应、环境不适应、生活不适应、管理不适应等。而我国高校的入学教育普遍存在时间短、内容陈旧、方式落后的情况，已无法适应境外学生的新形势，容易导致境外新生一入学就导向不明确、缺少职业生涯规划，再加上跨文化冲突及语言不适应，交织着境外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弱、组织纪律意识淡薄、不尊重教师、自由散漫、安全意识淡薄等因素，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境外学生，能不能培养出能够传播中国文化、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能力的新青年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基于这种顾虑和矛盾的存在，招收境外学生的高校都应当在境外学生中开展必要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将这些问题完全纳入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干预范畴，在搞好境外学生专业教育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使之与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契合，为我影响、为我所用。

二、高校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是生源国别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的生源主要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居多，后来生源拓展到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港澳台侨。改革开放以后，境外生源扩展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逐步从以周边及友好国家为重点，转变为面向世界并兼顾周边和友好国家。从1950年到2013年，从3个国家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33人到36万人次[3]。学生国别和地区的扩大，其所带来的冲突、文化、宗教、风俗等一系列问题更多、更趋复杂。二是学习层次的变化。过去境外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层次主要分布在预科、专科、本科等，现在已经拓展到硕士、博士等高层次的学历、学位，同时也扩展到高中、甚至更低的年级。学习层次的变化，对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带来极大的影响，对教育的内容层次设计、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配套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三是年龄分布的变化。以往的境外学生基本都是20岁左右的，现在也开始出现高龄和低龄化两大趋势。这些变化都给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实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要充分考虑境外学生的年龄层次，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教育课程、实践课程和体验方式，精细化推进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年龄层次低的，要开设以体验和实践为主，课堂教育为辅的教育模式；年龄层次中间的，可以体验、实践和课堂教育并重；年龄层次高的可以实践为主进行教育。四是学科专业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境外学生所学专业主要集中在文科类，尤其是汉语言、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等。近年来，这种情况也发生改变。据统计，目前来自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学生几乎覆盖了中国高校所设的全部学科，学习中文、中医以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原先境外学生相对集中在某些高校的某几个院系，这样便于进行集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管理，而现在境外学生所选学的专业越来越分散，在许多高校的个别院系、甚至个别专业零星分布，这也给开展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带来诸多挑战。五是就读高校的变化。随着国家对招收境外学生的权限进一步下放，我国高校已从一开始的几所，扩展到了几百所。目前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达700多所。而25年前只有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4所高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现在，全国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高校已达到285所。[4]另外，高校的地域分布也从过去大多集中在省会、沿海及大城市的重点大学到逐步扩大到中西部省份和地方院校、覆盖全中国，高校分布过度分散对开展思想道德教育非常不利。

三、高校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科学路径

（一）新的教育理念

随着境外学生毕业后留在中国数量的增加、层次的提高和领域的更加宽广，境外学生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原有的境外学生教育主要是以培养汉语言和中医药人才为主，现在的功能拓展到了育人、文化传播、政治外交、国家文化软实力、教育产业化、国际化及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等。所有到中国学习深造的学生，都受到中国文化相当程度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成之后一些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并留在中国工作、生活，甚至成为中国公民，直接为中国服务；二是另一部分人才学成之后回到自己的居住地、居住国，但是这部分人由于留学的浸染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重视高校境外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要建立国家层面的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制度，从教育目标、内容、评估、保障等方面确保和引导全国招收境外学生高校的具体工作，加强对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领导工作。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为培养“知华、友华”人员、传播中华文化、拓展外交深度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培养具有中国情结、热爱中华文化的未来国际或地区领袖铺垫了基础。针对他们国别、学习层次、学科专业、年龄分布、就读学校的不同，要采取“一元主导、多元交融”的办学理念培养他们。一元，即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主流、核心价值观。坚持一元主导，以中华优秀文化为主导，主动并敢于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影响他们的思想品德形成，让他们能够理解并接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能够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了解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多元，即各国的优秀文化，博采世界各种进步文明之长，借鉴各国优秀文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一元主导，并不反对多元交融。作为外向型高校，必须要持守开放、包容的思想接纳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型、重实践、有担当的高素质人才。

（二）新的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做好境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环节。一是要加大课堂建设的力度。通过邀请校内知名学者、教授开设中华伦理系列名家名课和专家讲座，系统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知识，重塑境外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使之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养成优秀品德的良好载体。二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建设。出版相关教材并开设“中国文化概论”、“当代中国经济”、“当代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华美德”、“道德教育”、“中国历史”、“中国法律”等课程，使境外学生及时了解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为培养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良好互动作出积极贡献的优秀人才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三是要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和跨文化培训。由于跨文化、跨地区的求学和远离父母，容易导致境外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所以要有针对性地加大跨文化交际培训、设置跨文化过渡适应训练，要教会学生如何处置跨文化交际障碍和各类心理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心在中国求学；四是要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为境外学生开设中国法律、中国国情、学校纪律教育课程，专门介绍中国大陆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纪律，增强他们的法律、纪律观念，减少他们可能出现的违法、违纪、甚至犯罪行为。

（三）新的管理模式

针对境外学生思维活跃，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强，民主意识强，擅长使用网络、手机等特点，我们要积极支持境外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借助网络化转型积极服务境外学生成长成才。一是建设信息平台，服务学生日常所需；二是建设咨询交互平台，畅通沟通反馈渠道；三是建设情感交流平台，丰富学生精神生活。借助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实现境外学生管理网络化；通过网站、QQ群、微博、微信等途径活动信息，用微投票、微图片、微评论等潜移默化地向境外学生推送教育管理内容。通过照片、视频、动漫、游戏、电子杂志等打造网络化全方位展示平台，嵌入理论、道德、文化、法律、艺术、时尚等元素，增强对境外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将“大道理”化为“微故事”，将“大思想”融入“小活动”，将“大理论”变身“多模块”，让学生自治、自助、自我管理，使广大学生在快乐中长知识，在互动中受教育，在参与体验中接受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论文例9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关系决定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原则。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这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它既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有着明显区别，还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我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商品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有着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并存。它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也不同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还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并存，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这既不同于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平均分配，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私人占有分配，还区别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要把提高青少年素质作为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四有”新人。用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思想文化建设，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所以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实地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个阶段的最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起码的文明、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社会主义起码的公德教育；主要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正确人生观教育，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主导内容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理想性内容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教育要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服务和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大力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说明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都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纲要》还明确指出：“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对中小学生还要注意进行文明行为养成教育”。这些都是我们确立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与层次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性内容

在学校道德教育体系中，确立它的基础性内容显得十分重要，它不仅是做一个社会主义公民起码的公德要求，也是作为一名社会主义时代的学生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由于过去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又由于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忽视了学校基础性道德教育，如文明处事、礼貌待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讲得不够。尤其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基础道德观念更是淡薄。从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看，礼貌待人，热爱劳动，勤奋求学，爱护公物，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等没有成为普遍的道德行为。因此，在学校道德教育层次中，必须确立它的最基本的内容。要从做人的基本道德入手，从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的必备条件入手，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广泛教育。也就是说，从他们接受学校教育开始，就应对其进行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使他们懂得文明待人、刻苦求学、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等是一个学生起码的要求。不具备这些道德教育的基础性内容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就失去了赖以升华的基础，不重视这些做人的基本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也难以收效。

二、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爱国主义道德教育与人生观教育有机结合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正确的人生观教育”，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重申：“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是青少年，……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幼儿直至大学的教学、育人全过程中去”。这说明，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道德教育长期的重要内容。

从当前国际形势特点看，虽然比过去有所缓和，但国际冲突的隐患并没有根本消除，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从文化教育方面看，西方的资产阶级战略家对中国采取了“西方文化合力”攻势，比如，用黄色文化打开中国“市场”，毒害广大青少年；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科技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青少年学生进行腐蚀；极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人权自由，使一些青少年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向青少年学生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相当一部分学生上当受骗，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西方文化合力”攻势，其目的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搞乱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实现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野心。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前人的得失中起到鉴往知来的作用，从中国近代史的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为防止被统治者的反抗，首先就是使他们忘掉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天我们面临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同时又面临着“西方文化合力”的攻势。如果不让当代青年接受中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教育，就很难保证他们在祖国困难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为国分忧，更谈不上历史责任感和为祖国献身。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既是抵御“西方文化合力”攻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又是增强青少年学生历史责任感和爱国情感的有效途径，这就决定了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再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教育方面有失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教育中关于中华民族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道德教育不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仅知道中国50几年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新中国是从旧中国演变过来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优良爱国主义和文化传统。今天的青少年学生大多数出生在十年浩劫之中，一般都缺乏新旧社会对比的经历和实践经验，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还不具备很强的辨别是非能力。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形势下，他们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思考、实践、鉴别，以确定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这样就需要我们加强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通过这种教育，使他们正确地认识我们今天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增强青少年学生爱国主义的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他们能够确定自己正确的人生道路。

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要求我们加强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念和法纪教育，培养他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正确的相应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正确人生观。在当前，就是要引进吸收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和新意识，丰富当代爱国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使爱国主义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增强爱国主义道德教育的现实性和时代感。这种现实性和时代感就是要教育广大青少年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学校、爱科学、爱劳动，使他们在“五爱”的教育活动中树立自己正确的道德观和人生观。

三、学校道德教育的主导性内容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占居主导地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对广大青少年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与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在我国人际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为了集体利益，绝大多数人能自觉地摆正国家、集体、个人间的关系，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是我国现阶段的道德主流。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主导性内容。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重在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非是以淹没个人价值为代价的。相反它是把社会、人民的价值与个人价值科学地结合在一起，从个人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的过程中来实现个人的价值。现实地看，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绝大多数人能把振兴中华，把实现与创造社会集体的价值放在首位，这是一种先进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学校道德建设中应大力提倡，积极宣传。也有一些学生奉行贡献与索取等价交换的原则，认为社会集体价值的实现，要充分让个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不主张讲奉献精神，这种价值观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奉行。对于这点，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我们认为，即使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能笼统讲等价交换。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是要把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必要时也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行业中，有很多无名英雄，有许多社会主义建设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为着祖国的事业，为了集体利益作出奉献和牺牲，在我国航天和“两弹”建设事业中，成千上万的军人、技术人员、专家、教授在大西北沙漠艰苦创业，他们无私奉献，过着艰苦的生活，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断粮了，然而这些建设者们仍然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同志曾说过：“这些专家是靠吃粗粮和喝野菜汤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的，这种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无法相比的”。在大西北沙漠，这些同志奉献了青春、才能和辛勤的劳动，牺牲了家庭的幸福，他们几代人在那里奋斗，才使我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工业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我国体育战线上，就有许多陪练运动员，为了他人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在世界冠军的后面有他们巨大功劳和无私奉献。人民战士的楷模雷锋；工人的榜样王进喜；人民的公仆焦裕禄；科学界的忠臣蒋筑英；大学生的榜样张华；老山前线的战士等等，他们的价值观仍然是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流。也有少数学生，奉行利己主义人生哲学，有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出人头地，而不顾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甚至还有的学生出卖人格和国格，这种现象在学生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显得尤其重要。

集体主义教育既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集体主义从原则上讲是以个体、群体、社会的和谐统一为理论前提的。集体主义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或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思想体系中，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在现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利益关系表现出一个多样性与一致性相统一的特点，因此集体主义就有特定含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作为个体存在与发展，又作为类的社会的人存在与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是：把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公众利益表现出个体、团体、国家利益的一致性”（《马恩全集》第6卷263页）。这说明集体主义也包含在社会集体中发展人的个性和个人利益。

道德教育论文例10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青少年早恋、流产、堕胎、性犯罪等现象与以往相比明显增多，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不光给青少年自身的身心发展带来很大危害，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以及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都埋下隐患。产生这种社会问题的原因很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性道德养成方面的教育缺失或不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针对我国目前青少年性道德的现状，试图对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当今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工作有所帮助。

一、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刻不容缓

(一)性道德养成教育是保证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少年的营养状况比以前大大改善，再加上外界环境的不良信息的刺激，导致青少年发育提前。据有关专家测定，当代青少年生理发育普遍提前，提早进入了青春期。据有关资料显示，男孩初次遗精的年龄比l960年提早了2年左右。而上海l964年l2—13岁的女孩，出现月经初潮的占15％，l985年已达57．9％，15岁女孩已达96．95％。笔者于2004年对徐州某一私立中学初一女生作了调查，女孩的月经初潮平均年龄是13．1岁。与此同时，青少年的性心理尤其是性道德发展却严重滞后于生理发展。青少年对与性相关的责任、义务等没有清楚的认识。往往对生理上的变化更多是好奇，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再加上本来这个年龄就缺乏自制力等原因，容易做出一些超出他们年龄应当做的事情。因此，对青少年进行性心理特别是性道德教育，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二)性道德养成教育是填充性道德领域真空状态的需要。近年来，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的道德滑坡，特别是人们关于性方面的道德滑坡，这种现象在青少年中更是明显。造成这种滑坡的原因很多，其中社会公认的性价值标准多元化、实际上缺失化，即所谓的“性道德真空”是其主要原因。在传统经济社会，经济形式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适应这种需要，传统的道德规范尤其是性道德规范也是为这种家族经济服务的。它不光得到社会普遍认可、接受，社会还赋予其政治和法律的意义。而商品经济条件下，以家庭为依附关系的经济形式已不复存在，因此传统性道德规范也就自然丧失了其政治和法律的后盾，并且正变得日益不适合社会需要。再加上以往我们对传统道德规范打击、排斥过于强烈，近年来又受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性自由观念的影响等原因，导致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性道德标准多元化以至缺失化。传统性道德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性道德标准又尚未确立，使得目前在性道德领域出现了混乱或多元化状态，即所谓“性道德真空”。而一个健全的社会是需要一种主流价值规范的，因此对青少年进行性道德教育，对于建构一个适应新时期要求的性道德规范体系有重要意义。

(三)性道德养成教育是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我国每年刑事案件几百万起，其中青少年犯罪就占了大约50％。一项调查表明：从14岁开始犯罪人数逐渐增加，l5—18岁是犯罪的高峰，约占犯罪青少年总人数的69．7％，而其中涉及性犯罪占了很大的比重。况且，伴随性犯罪、婚前、未成年人等问题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计划生育和国民素质问题，性疾病的传播与控制、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其中AIDS的威胁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据WHO报告，绝大多数AIDS病人及感染者处在l8—45岁年龄段。l998年世界新感染HIV人数为580万，其中l5—24岁的青少年占一半。截至l998年6月，全球3400万感染者中50％以上是青少年。我国云南省宏州民族医学院对皮肤科门诊病人为期4年半的血清抗HIV检查，8例阳性病人全部是18—25岁的青少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道德素质状况直接决定我国未来的国民素质和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因此，青少年的性道德教育是关系社会安定、和谐的一件大事。

二、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的内容

(一)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所谓性道德，即是人们关于性方面的道德，它的高低是由人们的道德水平决定的。因此，性道德养成教育的根本是加强青少年的个人的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即“修身”。而传统性教育仅仅局限于性知识的教育，涉及性心理和性道德的很少。西方对青少年性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西方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性革命”思潮的影响，青少年早恋、婚前、性犯罪、少女流产等问题相当严重，他们针对这种现象向青少年传授性知识，希望消除他们对于性的神秘感。事实证明，这种生理性的性教育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的性问题。因此，他们吸取教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加强性道德教育，这被认为是治本之举。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据美国《新闻周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认为发生婚外是羞耻的占62％；而根据芝加哥大学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性调查，对婚外，美国人多视为例外，而不是常态，有75％的丈夫和85％的妻子都说他们从未有过婚外。中国儒家文化历来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修身”是个人立身处世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时代虽然不同了，“修身”的内容特别是关于性方面的内容可能有许多不同，但是其中对于性的理性认识是不会变的。人与动物的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对于性是有理性的，它不光是男女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它还具有社会性和伦理性，它是与责任、义务、荣辱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青少年在性问题上，应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严守道德规范，正确认识由于性而带来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在遇到外界不良刺激的时候，能够用理性去分析外界的诱惑，使内心无邪念而归于善。能够做到自尊自爱，坚守，自觉维护个人的尊严和家庭的稳定。

(二)树立正确的爱情现、婚姻观。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也是当前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的题中之义。伴随性自由观念而来的就是青少年对于爱情观和婚姻观的错误认识，他们视爱情和婚姻为儿戏。现在青少年早恋现象非常严重。北京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32．8％的学生认为高二以后没有异性朋友会被同学瞧不起，另据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最近对广州市青少年的婚恋状况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学时期就谈恋爱的就占19．5％，其中15岁及以下就恋爱的竞有3．7％。有31．1％的学生不仅认为“性解放”、“性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完全可以接受”，而且认为“这是人类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

，有21．9％的学生认为婚前是“可以理解的”，55．9％的学生认为婚前“只要相爱，毋须指责”，甚至有5％的学生认为“只要两人愿意、没有爱情也行”。很显然，这些青少年对于爱情和婚姻没有清醒和正确的认识，因此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至关重要。所谓爱情，是指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状态下，两性间以共同的生活理想为基础，以平等地互爱和自愿承担相应义务为前提，以渴求结成终身伴侣为目的，而按一定道德标准自主地结成的一种具有排他性和持久性的特殊社会关系。“’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爱情并非两个人的私事，它是以一定的责任、义务为前提的，以婚姻和组织家庭为目的，是受一定标准约束和规范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有了爱情不意味着就可以有性的行为，必须等到缔结婚姻之后。在缔结婚姻之前，男女双方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对自己和对方负责。就像列宁所说的：“克己自律不是奴隶主义，即使在恋爱上也必须克己自律。”而婚姻是指两性基于当时社会制度或风俗公认的结合而形成的夫妻关系“婚姻是家庭的基础，而爱情又是婚姻的基础。因此，婚姻家庭道德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5页)。其次，婚姻应当有公证，在我国目前的合法缔结婚姻的方式就是到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结婚，其他婚姻形式不承认。再次，夫妻双方必须忠实于婚姻，自觉维护和增殖夫妻双方的爱情，一切婚外情、婚外恋都是违背这一要求的。最后，坚决捍卫一夫一妻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理论和事实都已证明一夫一妻不光适应现在的社会，它也必定是未来社会的婚姻模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它过去那样……我们可以推想：它还能更加完善，直到达到两性间的平等为止。如果由于文明将继续进步，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再能符合社会需要的话，那就不可能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了。”

(三)弘扬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中国传统社会也提倡和弘扬观念，但那只是片面针对女性的，实质是钳制女性婚姻自由的思想枷锁。女性丝毫没有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权利，她们的婚姻实质是包办买卖的婚姻。传统观显然早已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应该建构一种新的适合时代要求的观。它不光针对女性，同样适用于男性。观在当今社会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当今这个婚前日益增多和少女怀孕、不安全流产事件的频发，性病、爱滋病肆虐的时代尤其重要。新观对于青少年来说，主要要求他们严肃对待和珍惜自己的童贞。童贞是指不滥用不成熟的感情，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身心的纯洁。苏霍姆林斯基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那些追求，而且在思想上也不想成为真正男子汉的小伙子是无知的，随意在不负责任的感情的海浪中嬉戏的姑娘也是无知的。”童贞对于每个人，尤其是青少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不光能使他们保持良知与身体的纯洁性，保持情感与心理的完美性，还能使他们有发展人格和学业的充分空间。保持性纯洁更能给人以健康，这是人类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就连曾经倡导性自由的美国，也掀起了大规模的性纯洁教育活动(又称禁欲教育)。

三、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的途径

最终代表人类进步和文明高度发达的不是原子弹和经济指数而是道德指数。青少年是未来的主人，因此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是关系未来社会能否安定、和谐的大事，因此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国家多方形成合力，共同完成。

(一)学校层面。学校是青少年性道德养成教育的主阵地，因为学校的任务不光是教书，更应该是育人。学校在青少年性道德教育方面应努力做到：首先，应构建青少年性道德教育的课程体系。应把性道德教育纳入德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卫生保健教育及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逐渐完善课程的内容和评价标准。学校应从战略上重视青少年的性道德养成教育，配备专业的、优秀的教师担任该课程的教学，并把该课的考核标准作为青少年平时道德测评和评优的重要依据。其次，在性道德养成教育的过程中，还应注重方法。应灵活采用多种方法，如教师可以利用班会、辩论会、讨论会等形式组织学生一起讨论，以达到集体教育的效果。由于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真正参与进去，亲身体会，况且最终的讨论结果是绝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因此，往往效果较好。对于个别有早恋倾向的学生，教师应找其谈心，做好心灵疏导工作，一定要尊重学生的自尊心，替学生保密。再次，在性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分层教育。青少年的年龄段一般认为是13—25岁，这其中既有未成年人又有成年青年，因此针对不同年龄段进行分层教育是很必要的。如对小学高年级男女生进行互尊互爱的教育；对初中生在性生理、心理知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自尊自爱、自我保护、珍视童贞的教育；对高中生进行性道德、性法制教育；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婚姻家庭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教育。

(二)家庭层面。家庭的性道德养成教育也不容忽视，毕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面对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不应对性教育问题避而不谈。在主动给孩子讲授性生理知识的同时，应当主要给孩子灌输性道德观念。应给孩子讲自己年轻时遇到的性的困惑，帮助孩子走出疑团。还应给孩子讲授正确处理男女两性问题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应主动关心、体贴孩子，及时发现孩子在性方面的问题和困惑，及时和老师沟通，配合老师共同解决好孩子的问题。同时，家长平时要注重自己的言传身教，在爱情、婚姻方面要忠贞，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并且努力给孩子营造一种快乐、和谐的家庭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