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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模板(10篇)

时间:2024-04-02 15:59:02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1

《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

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基本沿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的划分办法,国务院在《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进行了原则上、粗线条的划分,总体上来说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但是仍然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不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错位的问题。

一般而言,政府事权就是通过法律授予的,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对行政权的细化和分类,政府事权是管理相应事务的责任。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我国宪法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作出了原则上规定,并没有通过立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明确划分,事权配置缺乏制度规范。除少数事权,如外交、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与中央政府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往往造成应属于上级政府的事权层层下移,中央政府与地方府事权错位、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也相互错位。

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配置存在随意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收缩性较大。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确认和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明确归属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实际执行中却发生了错位。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都属于全国性公共服务,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但实际供给责任却由县乡政府以及城乡社区承担。

二是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配置不统一、不规范,省与市县政府间事权错位。省级政府集中了较多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支出份额,但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则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过多由县乡政府承担,主要的社会保障由市县两级政府支出。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界定不清晰,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由城乡社区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农村公共服务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责任而由城乡社区提供,最终由乡镇政府和农民承担。上级政府拥有公共服务提供的决策权,但却不负担公共服务供给的执行责任或义务。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乡村公路等,提供的责任主要由县、乡等基层政府承担,而基层政府却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力,上级政府拥有相当多的财力权,完全具备为这些公共服务提供或筹集资金的权力,却承担很少的提供责任。只有各级政府的责权对称,才能保证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明确,使政府活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程序颠倒,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城乡社区治理中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晰的原因

第一,缺乏法律保障是事权混乱的法制原因。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而我国的财政立法工作严重滞后,目前并没有从法律层面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政府间事权模糊不清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政府间事权往往依据政策性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各级政府的事权调整基本都是上下级之间具体谈判妥协的结果,而由于中央政府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地位,往往在事权划分方面有主要的决定权,这种事权确定和调整方式避开了法律渠道,缺乏透明性和稳定性,容易造成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导致事权混乱。

第二,政府层级过多导致政府间事权界定模糊,职责存在交叉重叠。我国现行的是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等级体制,而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大多实行三级架构,政府等级层次的增加,使各级政府事权配置变得模糊和困难。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做了粗线条的划分,只有外交、国防等少数事权明确属于中央政府,而对基础设施,教科文卫等事业发展方面的事权划分并没有明显区别,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大多是中央政府事权的延伸或细化,形成同一事务各级政府“齐抓共管”的局面。

最后,我国政治体制设计存在缺陷。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我国国家管理结构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是单一制权力关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都有领导权力,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等影响事权的划分,上级政府在政治上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分税制下政府间税权和支出水平仍然由中央政府决定,这就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意改变分配的规则,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这样,上级政府很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把问题尽量往下级政府压,把资金尽量往本级政府调。

三、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建议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2

一、“大社区”的定位

目前全国有些地方进行撤销街道办的试点,改以往“区——街道办——居委会”为“区——大社区”的两级管理模式,撤销街道办改成大社区,同时撤销原有的居委会。在目前我国的行政架构中,街道作为中间层,集聚了大量来自上一级政府划拨的资源,而社区由于受资源、权力的限制,难以为公民提供直接有效的服务,这种尴尬的局面使街道办成为社会建设的一大障碍。撤销街道办这一中间层级,可以使权力和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同时尽可能的减少行政权力对社区事务的干涉。那如何对大社区进行定位就成了新的问题。

所谓大社区是相对于我国以往的社区形式而言。在我国,社区建设主要是以法定社区即行政单位或者基层自治组织来进行操作的,长期以来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城市地区的居委会所辖范围和农村地区的行政村所辖范围。大社区就是在整合原有居委会和部分村委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笔者认为大社区应该具备两大特征:第一,大社区不是地方自治,完全的地方自治与我国宪法和国家结构形式都是违背的。第二,行政权力下放。结合我国的行政架构和我国的国情,大社区是我国行政层级的一级,但不同于以往的街道办,做到了事、权、责主体一致,具备较强的服务性、治理性和协商性。第三,大社区不应是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而是具有治理色彩的基层政府,否则还是不能解决上级行政权力干预的问题。当然这需要在宪法和法律上赋予其一定的地位。因此大社区应该定位成直接服务群众、可由群众直接参与的、协商性更强的较大范围的社会网络。

大社区治理模式:目前学术界对治理理论的理解主要有二,一是各利益相关者合作管理共同事务,二是在国家和市场之外的自组织治理。我国大社区治理主要指的是前者。长期以来,对于社区的管理,虽然有居民委会自治、村民委会自治等基层自治形式,但仍摆脱不了上级政府的管理,政社一元化和权威主义影响了自治效果。大社区治理就是要摆脱单纯的政府权威,形成多元的管理主体。对于大社区治理要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引入新公共管理的理念。

二、大社区治理存在的障碍

实现大社区的治理,进而实现与之对应的“以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为基本要素的善治社会”是国家和公民期望达到的目标,但是目前存在较大障碍。

(一)权力理念问题,即如何平衡大社区中公民权、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问题

大社区的治理的权力理念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三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往往都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始终,难以调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大社区要实现有效治理,就必须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减少和规范行政权力对社区建设的干预。因此大社区治理的权力理念应该具备以下三点:(1)国家权力对社区治理的支持但不是过度干预。(2)发挥社会权力的主导作用,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权力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3)保障公民权。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我国公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只有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和参与权,才能保障公民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二)大社区治理的现实障碍

1.行政权力的干预

尽管街道办撤销,减少了行政层级,但是如果不改变行政命令的主导地位,大社区与上级政府的关系模式和之前的街道办与上级政府的关系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尽管街道办的人员大多转移到大社区从事社区服务,但离真正的“权随责走,费随事走”还有距离。如何放权,如何区分行政职能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如何在宪法和法律的合理框架内实现大社区利益最大化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原有的制度不完善

我国目前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协商机制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促进社会治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仍旧存在诸多问题,问题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从协商制度看主要是公共决策的听证制度,从社会治理的主体看,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听证制度不同于我国的民主座谈会、民主恳谈会等民主形式,它可以使公民直接表达意志对政府形成压力。但近几年的执行却不尽人意。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不成熟,虽然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到一定程度,但离善治社会所要求得距离还很远。

3.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待协调

大社区不同于范围较小的小社区,也不同于行政权威主导的街道办,社会利益关系复杂。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协调各种利益的过程。如何处理和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是摆在大社区治理面前的重要问题:(1)社区范围变大带来的问题。范围变大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大社区经济团体的关系。大社区不同于以往的居委会和村委会,辖区内往往包含经济团体,如何处理好与经济团体的关系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二是解决村改居带来的问题。(2)与原有群众自治制度的关系。原有的居民委员会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是组织公民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撤销居委会,建立新的大社区,如何实现基层管理形式的有效转变,如何处理好其与原有人员的关系,如何解决原有人员与大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三、探索大社区治理的道路

大社区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把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协商作为解决问题的首要理念,把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在健全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划分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的界限

1.大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划分

大社区治理就是要改变以往的行政主导,建立多元管理主体,因此大社区在职能划分上要遵循以下规则:上级安排的行政性的事务统一由区级政府管理,必要时可以在大社区设立分理站,服务性的事务由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统一管理,社区内部事务由社区委员会讨论决定。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才能真正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走”,实现权力的下放。

2.推行大社区领导人直选,探索集体决策机制

借鉴农村村民自治中选举村领导的经验,以及近年来在四川、云南等地进行的乡长直选,在大社区中推行领导人直选。大社区领导直选有助于改变基层政府领导由行政命令决定,基层政府不对下负责的局面,改变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借鉴部分地区乡长直选的经验和教训,实现大社区领导人直选需要立足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和程序设计。二是实现党内民主与大社区民主的同步。三是直选后的制度保障。

3.充分利用已有协商机制,积极开发新的协商形式

社会治理要把协商放在第一位,改变以往的行政主导,把协商贯穿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始终。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利用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制度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要依据现实对听证制度、政务公开等制度进行改革,要把网络民主、业主委员会制度等新民主形式利用好。尤其是充分挖掘互联网在社会问题协商方面发挥的作用。

(二)加强公民参与、提高社会组织地位

1.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建立公民对大社区的归属感

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差,政治冷漠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长期实行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和村民委员会制度由于行政色彩浓厚也不能让公民建立归属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增强公民参与意识,通过各种途径保障公民参与。同时要加强大社区内公民的互动,真正建立“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通过大社区内社会群体的互动,建立市民对于大社区的归属感。

2.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改革

公民是否能够影响甚至参与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是衡量民主社会的一大标志。人本社会制定公共政策时必然听取公民的意见,以公民的意志为导向。实现社会有效治理就要增加公民参加公共政策制定的可能性,尤其是涉及到大社区公民利益的分配性政策和再分配性政策。要增加公民参与在社会问题觉察机制中的比重,改变以往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减少“精英理论。

3.促进社会组织的独立和成熟

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的核心,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真正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首先要转变传统观念,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培育,加快政社分开的步伐。政府要通过“税收优惠,购买服务,建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等方式促进其发展。其次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体系。承认社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尽快出台《社会组织法》,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再次,要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构建合理的组织治理结构,借鉴公司等法人形式的治理结构。最后,在经费上政府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投入,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募集资金,增加经营性收入。但要通过监事会监督,公民监督等监督形式确保经费专款专用,避免浪费和腐败。

(三)协调大社区各方面利益关系,避免出现社会矛盾

1.与经济团体的关系

大社区与与原本居委会等小社区在辖区范围上的区别主要在于大社区下的经济团体的大量存在。调动经济团体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性,协调与经济团体的关系是实现大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

2.与村改居辖区的关系

村改居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城镇化的和城市化的过渡形式。在村改居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要处理好村改居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第二,村改居辖区的服务保障。第三,促进城乡居民的互动。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3

在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机关已经不再作为社区管理的唯一主体,甚至不再直接参与到社区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来,而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日常治理工作中的作用则得以充分发挥,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地位也得以强化。这些新型主体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分担了政府的管理任务,由此也引发了如何处理好这些主体的地位和相互之间关系等诸多法律问题:一是就各种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问题而言,其中就包括如何确定哪些组织或个人有资格或者是有能力参与社区治理,以及这些主体应当以什么形式和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等。非社区内部自主形成的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区治理问题尤为值得关注。这些组织应当是社会公益性组织还是可以引进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治理?社区内成立的自治组织,也存在如何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问题,这些组织是继受政府的职能还是以新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如此等等。

从公共管理学角度,也就是各种主体在社区治理事务中的职能定位问题;若从法律角度,则是必须明确各种主体对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职权分工和责任分担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明确化、具体化。对于政府来说,是应当保持保留一部分传统职能,还是需要重新定位其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定位?对于其它主体来说,则需要关注其能否直接继受政府机关职能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加以规范,原本在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所形成的“九龙治水”现象必将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更加严重。二是如何协调好社区居民、政府机关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主体多元、利益形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处理好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避免相互之间推诿或争权现象发生的必然要求。其中处理好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从域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基本是鼓励、支持社区公众广泛参与,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良性互动。政府最多只是社区管理的组织者,社区组织才是社区管理的提供者,社区民众则是社区管理的参与者。但这种局面在我国能否形成则令人质疑。因为域外的社区自我管理组织起源于公民社会,更多的是自发形成的,社区事务管理只有在必要时才有政府机关介入;而在中国,社区组织基本是“人造的”,民众参与意识相对薄弱,由于利益所在,要求政府主动退居社区治理的辅助地位似乎是不现实的。因此,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社区自治,建立刚性的法律制度将各种关系明确化、具体化,不乏是有效的措施之一。

(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权合法性基础发生转变,必然要求对社区公共利益及社区公共事务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

在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下,社区管理者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遵从法律规则或政府机关命令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社区管理的实际需要。换句话说,哪些人有权以及以何种方式来管理公共事务必须获得法律或者是政府机关的授权,哪些事务应当纳入管理者的管理范围,哪些事务属于社区管理,也都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或者是由政府机关来确定,管理者依据其职能范围管理社区事务,而不是由社区事务范围决定管理者的职能范围。而在强调社区自治的社区工作中,治理者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多元化的,不仅可以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政策和行政命令或者是社区组织的自治章程等获得,还可以通过多元治理主体协商的程序方式获得,治理者尤其要重视回应社区民众的需求,回应社区事务治理的需要。伴随社区治理行为合法性基础的多元化,对管理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各种法之间的关系则变得复杂起来,各种形式的法之间的冲突也随之而生,并且是以利益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社区的整体利益、社区居民的私人利益等。出现各种利益形式,必然引发如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如社会公共利益与社区利益之间的冲突、社区公共利益与社区居民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等。伴随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随之而产生的则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这些主体往往又代表者不同的利益形式,如何保证它们之间在社区环境中资源共享、协调共建,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组织和地域环境,如何共同分担社区治理义务、承担责任,均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因此,为了社区内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和谐,也是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首先需要明确划定社区公共利益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具体范围。因为只有治理目标和具体任务明确了,才有利于明确由哪些主体参与社区事务治理、采用哪种治理方式最为符合社区发展实际需要,才有利于明确各种主体在事务管理中的职权范围和责任范围。

(三)社区管理理念的转变以及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也要求完善相应的程序法律制度,以规范各种主体的治理行为

在传统管理模式中,政府机关的管理由于被赋予法律的名义,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法律对政府管理行为设置有程序规则,但由于基本是政府机关主导管理程序的进程,即便是实践中政府会邀请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程序,允许社会监督,但走过场、形式主义相当严重。这种缺乏民主参与的管理模式,一方面给执法机关、权力寻租提供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则常常因为执法人员执法手段的极端化,引发官民冲突,或是政府“出力不讨好”现象。而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则强调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广泛参与,为此,不仅伴随角色的转变需要政府需要转变工作方式,随之,与传统工作方式配套的程序制度能否继续适用?如何规范和保护新型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来?这些均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新课题。应该说,伴随社区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程序制度的理念、内容和建构方式也应当随之发生转变。传统规范政府行为的程序制度已不可能适应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而需要重新建构一套完整的程序制度,以保证各种主体有序参与社区治理,规范各种主体的行为,以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

二、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影响

在我国,不仅社区管理中的法律存滞后性、缺乏系统性、缺乏效力等缺陷,而且在社区管理的很多领域和方面还缺少最为基本的法律制度规范。这不仅直接导致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的不彻底性和方向不确定性,而且导致社区管理工作存在一定的混乱局面。应该说,符合现代社区自治精神的社区治理模式在我国并没能确立。

(一)社区各种管理主体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不明确,从而造成职权范围和职责范围不够明确

我国虽然已经在法律层面上确认很多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但各种社区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分工和责任范围却相当模糊。例如:根据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属于自治性组织,但对自治的范围、性质并没有明确的限定和解释。同样,作为社区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之间关系也还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使已经提升到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关系也相当模糊。而政府机关在社区治理的具体事务管理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职责问题,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更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化与具体化。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政府机关在社区管理中的权力,并不因新的社区管理者的加入而受到根本性影响。政府不仅在决策、经费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掌握着控制权,而且沿用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权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虽然很多地方政府不断把原本属于政府管理的事务交由一些社会组织或社区自治组织办理,但这些组织基本是接受政府委托,而受制于政府。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组织在接过政府接力棒后,基本是采用行政化管理方式,更多的是享有权力,而不是承担责任和义务,某些地方还出现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利益分割问题。即使是作为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化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将主要精力用于完成有关政府部门下达的工作任务上,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条腿”。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推动建立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工作机制。这对推动社区管理社会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若不对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升到制度层面加以规范,这些工作能否取得实效也值得怀疑。

(二)社区公共事务范围不明确,从而造成管理者工作任务和责任范围虚化

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哪些属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而需要通过社区组织承担?哪些属于社区自身公共事务?哪些属于社区居民私人事务等,在制度层面上并不明晰,更谈不上有规范的法律制度依据。就连社区经费管理和社区物业管理这些社区基本事务也是如此。在社区经费管理问题上,无论是经费来源还是使用范围,均缺乏制度约束而相当不规范,从而使得社区自治组织经费来源不稳定,基本依靠向政府或者社会讨要,要不就是采用“乱收费”方式加以筹措。社区经费使用也不规范。在社区物业管理方面,更存在物业管理范围不明、物业公司职责不清等问题,从而使得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矛盾不断,冲突连连发生。⑤就社区管理主体与社区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来看,本应该由社区公共事务的性质和内容决定如何选择社区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即使社区管理主体已经不再仅限于政府机关,而扩展至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等,但这些参与主体并没能确立在社区管理中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些主体更多是依赖于政府对其下达命令,而很少依据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独立开展工作。它们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责任范围也基本是依据刚性的立法或政府的决策所确定。因此,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不到位,社区组织管理行为与社区居民需求脱节等现象仍旧存在问题就在所难免。一方面,很多社区为了应付政府检查,不顾社区实际情况大建特建形象工程;而另一方面,亟须解决的社区公共事务却存在管理漏洞。

(三)社区管理程序制度不完善,从而使得管理者不当使用管理权的现象普遍存在

以下三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当下政府机关不仅沿用传统的直接参与社区管理的权力,而且借改革之名拓展了很多管理手段,自由裁量权空前扩张。二是社区组织管理的行政化现象严重。这些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共青团、工会组织、治安联防队等。它们分担政府职能,甚至成为政府的“职能部门”,采用政府管理社区的传统工作方式。三是由于政府及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和强势地位,加之民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原因,民众参与社区管理程序形式化现象相当严重。即使是作为社区管理的代表大会制度,也很难保障民众参与社区管理权利的充分发挥。可以说,我国的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基本是以政府为主导(甚至就是管理主体),社区组织参与,而民众却更多是作为被管理对象或者是服务对象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在监督社区管理者的力度上也相当不够。换言之,我国社区管理只是实现了管理主体多元化,而并不符合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本质要求。因此,在日常社区工作中,存在政府官员以及社区组织谋求权力寻租、利用社区资源牟利等现象就不难理解。①所有这些,也可以解读为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和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缺少程序规则约束所致。

三、完善社区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和路径选择

应该说,我国社区管理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转型不彻底以及管理混乱等问题与缺少相关制度约束直接关联。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尤为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改革的各项成果,也有利于促进社区治理实际工作更加规范化。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在社区管理模式转型方向确定的基本前提下,如何建构与之相匹配的社区治理法律制度也是完全可以明确的。根据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笔者认为,建构相关法律制度至少需要符合以下三大基本要求:第一,法律制度精神要伴随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而转变。对此,一是要从服务于政府对社区的管理转向回应社区居民自治的实际需要,二是要从社区管理合法性基础仅依赖于国家制定刚性法律规定和政府命令转向建立充分体现民主协商精神的多元化制度体系,三是要从传统主要在于规范政府管理行为转向通过程序规则充分保障社区居民普遍参与社区治理转型。第二,要在保障制度统一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允许制度形式多元化。②为此,不仅需要国家机关制定基本法律制度明确社区治理的重大问题、确立基本原则,而且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和社区民主自治“立法”的优势,细化相关自治制度。

例如,对于社区经费管理和政府职能定位问题,最好通过立法形式加以规范;而对于社区居民行为准则,则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大会协商讨论加以确定。第三,要注重制度本身建设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在制度内容建设上,不仅要完善社区组织法律制度,还应当扩展至对社区公共事务范围、社区管理程序等配套以相关法律制度。有学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社区组织法》,以扩展调整对象,满足实际发展需要。在笔者看来,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建立出台一部全面规范社区治理的基本法律《社区法》完全有必要。伴随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环节中重要性不断加大,这种必要性会日益显现。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方面基本要求,应该说,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解决前文所提出的诸多实践问题,在路径选择上也有了更加明晰的答案。

其一,要完善社区治理主体法律制度,以促进社区各种主体之间关系相互协调、高效运转。对此,要重点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要理顺政府职能定位与社区居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要防范社区居委会侵犯居民自治权的问题。笔者认为,针对居民委员会行政化现象,也就是居民委员会承担行政机关分派任务问题,应当给予肯定而不是过多批评;当前亟须着手解决的,是要在法律层面上对其社区自治权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因为,这些事务很多本来就应当由社区自治组织承担。换句话来说,政府职能转变,并非是推卸责任或者是赋权于社会,而是将本应当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职权交还于社会组织。对于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的任务行政机关不容推辞,而对于社区内部的管理任务,完全可以交由居民委员会来完成,并且应当鼓励居民委员会行使更多的管理权。当然,划定社区自治权范围,也可以通过明确政府职权范围的方式解决,这不仅符合政府机关职权法定的法律精神,也有利于更加有效预防政府随意干预社区自治权。至于如何确定政府机关的职能定位,笔者认为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一是政府的职责范围要符合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属于法律事务以及依据法律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就只能由政府来完成,不可以推脱责任,而若属于自治组织或者是民众参与的权利,政府就不可以越俎代庖;二是政府参与社区事务应当从直接干预转向承担协调各种组织之间关系的职能。①即使涉及跨区事务,也不得违反政府职能定位的要求;三是对于能够通过社区组织解决的内部问题,由社区自治组织完成,政府不得干预。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居民自治,还需要防范社区组织侵犯居民自治权。对此,首先要将社区居民的基本权利明确化具体化,如社区组织的选举权、对社区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保障公民自治权还应当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如群众意见集中处理制度、重大事务的听证制度等;其次,则可以通过明确社区组织权力范围和职责范围的方式保障社区居民的自治权。这不仅有利于分清其与居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有利于民众加以监督。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4

【关键词】

海南农垦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稳定

农垦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的组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海南农垦特点鲜明,以橡胶、农业垦殖为主,始终秉承着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面貌。在垦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毋庸置疑的会出现这样或是哪样的问题,面对垦区所出现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需要国家和政府,以及各界给予关注,综合重视垦区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有效办法。面对着农垦区治安问题,社会各界同样需要给予支持和关注,通过社会的支持和关注,促使海南农垦治安问题得到解决,帮助农垦治安问题得到落实,使农垦区和谐发展。

一、海南农垦区治安防控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当今海南农垦治安的实际情况出发,垦区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今天,垦区的治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社会和谐稳定的进程中,更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的进程。

第一,农垦治安防控体系不到位、组织不得力。治安防控体系工作需要严密的计划和详细的规划,通过对垦区治安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使垦区治安问题得到全面的解决。但是,从目前来看,海南垦区的治安防控体系在管理、组织上存在一些问题,缺乏严密的管理和精心组织,在对治安问题进行防控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无法确保治安的稳定。因此,分析垦区的治安问题,首先要解决治安防控体系管理和组织建设问题,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治安防控体系,使治安防控体系在规定的计划下进行工作的安排和部署,体现积极向上的治安防控精神面貌。

第二,垦区职工群众对治安认识不实际,同时,对于治安问题的防控意识不健全。在治安防控的工作中,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密切配合,职工群众在农垦治安防控体系工作中的地位尤为重要,群防群治是治安防控的的关键所在。但是,从目前来看,垦区职工群众对于治安问题的防御能力不高,缺乏安全意识。在垦区,许多家庭的组成都离不开身体强壮的劳动力,他们在劳作的过程中是主力,在日常的防护工作中也是主力,但是,从实质上来看,他们并没有发挥主力的作用,反而在治安防控的过程中受其道德阻碍,没有发挥在治安防控中应有的作用。

第三,垦区治安防控力量薄弱。垦区许多农场都忽视了治安队伍的建设,治安队伍的组成人员社会情况复杂、政审不严,让他们去搞治安防控工作无疑是一个问题。在治安防控体系过程中,他们不但没有充当和平的护卫,反而上演了地痞的形象,将这样的人搞治安防控工作与一些社会不良行为相结合,导致治安防控不利。

最后,缺乏正确的领导机制。在垦区的治安防控体系工作中,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导致垦区治安问题发生的根源。垦区的政法部门在进行治安防控的指挥和部署的时候,缺乏严密的计划,只是口头阐述,在进行部署防控工作的时候,语言的力量往往大于实际行动的力量,促使安全防控问题难以落实,最终使得农垦的治安问题成为了一个难点问题。

二、加强农垦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意义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经济和社会其他因素都十分复杂,各种不良因素都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所以和谐社会显得尤为必要,更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主流思想,可以说,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必要,是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能达到和谐进步的源泉思想,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石。因此,在新时期,要切实落实和谐社会的思想,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进步。农垦治安问题作为影响农垦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引起广泛注意。只有通过不断的进行垦区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服务于社会发展,立足当代,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根源上解决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1、农垦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和谐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才能够得到保证。在垦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显得尤为必要。从本质上来说,农垦区实质上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处理,通过对大自然的利用去获取利益。大自然有其客观性,我们可以在遵循大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利用,向自然进行合理的索取。同时,农垦区的治安问题也是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垦治安防控工作是促进和谐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保障。

2、农垦治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保证

做好海南农垦的治安工作不仅仅能够惠及当地的职工群众,对于我国治安问题来说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既是一种借鉴,也是一种规范。在垦区,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对于自然地利用也相对简单,没有城市的复杂就意味着淳朴民风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农垦治安的防控体系工作做到位就能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一个和谐共进的环境,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构建提供积极的动力和保障。

3、农垦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动力

社会和谐稳定不仅仅表现在大城市或者是各种大型单位,亦或是大型的社会活动中的和谐,和谐的氛围应该体现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解决好垦区的治安问题,就是为和谐社会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同时,农垦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促进和谐社会全面建设的保障,使和谐社会的内涵得到充分体现,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三、加强农垦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措施

加强农垦治安的防控工作需要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从双重角度去进行治安防控,要在切实了解农垦地区发展现状和治安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深层的防控工作,使农垦的治安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从而满足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为农垦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提供支持和动力。

1、有针对性的解决治安问题

面对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纠纷,要切实的给予解决,从矛盾的根源着手,按照事情发展的本质规律,做好从排查到解决的全过程,做好垦区的治安防控体系工作。垦区的环境和组成部分与城市相比,比较单一,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单一的组成人员并不代表社会治安的完善,在农垦社会治安的管理和防控体系工作上,更加需要深入调查和分析。首先,从治安问题发生的根源来看,治安问题大多是由于利益而引起的,这种由于利益而引起的矛盾和纠纷,往往在外化的过程中就体现为治安问题。因此,在进行治安防控的过程中,第一点就要做到解决利益冲突。面对农垦的利益问题,要从基层着手,了解职工群众的现实困难和需要解决的困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除利益之外的因素进行分析。利益问题是农垦治安问题的一个导火索,同时也是农垦地区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这并不代表只有利益问题才会引起纠纷,才会导致治安不和谐,除利益问题外,还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解决和面对。针对利益之外的因素分析对于农垦治安的防控问题来说也非常重要。

其次,要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法。解决问题不仅仅是需要对问题的分析,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对问题进行解决,使问题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并最终促成问题的化解,简化矛盾和纠纷。建立健全“多元化”的问题解决机制是首要任务,由于农垦区的治安问题不是一种因素导致的,而是由多种复杂的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面对农垦治安所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复杂因素,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面对农垦的治安防控问题,要积极做好垦区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积极主动与职工群众相沟通,了解实际情况,保证农垦治安问题通过多元化的角度去解决。

第三,做好治安排查工作。治安的排查是解决治安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排查治安是垦区治安防控体系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及时发现问题和及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不断分析治安问题的基础上,要有重点的进行治安的排查工作,使治安排查成为一种规范和制度工作,将治安问题的解决与治安问题的发现结合起来,切实解决治安问题。

2、切实做好职工群众工作

农垦治安防控工作是垦区领导应该关心的问题,更是群众应该重视的问题,因为治安不稳定和治安问题的发生最直接的受影响者就是群众,因此,要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做好职工群众工作。从职工群众的安全意识角度来说,职工群众要有分析安全问题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意识,面对安全隐患要及时的进行防范,在面对安全问题的时候,要有根据的进行解决。群众的安全意识在治安防控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同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协助治安管理人员进行治安的管理和监控。垦区的治安问题一直是一个关注的重点,治安防控工作紧紧依靠数量有限的治安人员去维持是不够的,还需要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通过职工群众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扩大安全防控的范围,增强安全防控的力度。第三,加强职工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面对治安问题所导致的安全隐患需要职工群众主动积极的进行自我保护,当安全问题发生的时候,人民群众要具有保护群众利益和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将群众的利益和自身安全问题作为一项责任,使治安防控成为每一个人所必备的能力,增强安全防控意识。

3、全面落实领导责任

在农垦安全防控工作中,领导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加强领导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领导指挥安全防控的能力是农垦区安全防控问题的一个重要保证。在垦区,领导要有责任感,有视安全防控和保护职工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为己任的责任感,使这种责任感在实际工作中有所落实,保证领导能够从责任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切实从职工群众的利益出发。同时,提升领导进行安全防控问题的指挥和辨别能力。安全问题无大小,无论是怎样的安全隐患对于领导来说都需要理性对待,不能对职工群众的安全问题置之不理,有所取舍。因此,提升领导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显得尤为必要,在治安问题发生的时候,需要领导保持冷静的思维,进行问题的分析,并集中力量进行解决,使社会治安良好,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

总之,在当今社会,农垦的重要性地位不言而喻,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农垦治安问题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我们不断的挑战困难,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垦区的安全和防控问题,使农垦治安的维护和防控与社会和谐稳定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最终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构建。

【参考文献】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5

中图分类号:D922.29;D92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1

社区治理简要来说就是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通过共同参与与合作,解决社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过程。而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不仅可以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规范社区治理,还可以为社区治理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因此,本文选择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力图解决社区治理中产生的部分问题。

一、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不足

党的十明确指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由此可以推测出政府提出的用法治来推动社会管理及社区治理的设想并不能很好的开展;此外,在具体社区治理实践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反应出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的确不能缺少法治来保驾护航。

1.相关法律难以实施

尽管我国针对社区治理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及条例,但是这些立法在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并没有有效实施,尤其是关于社区居民自治和社区支撑体系建设相关的法律。例如城市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区居委会的选举过于形式化,缺乏真正的民主。“在实际选举工作中,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直接选举覆盖面为 22%,其余 78% 的居委会都是通过户代表和居民小组选举产生的。”[1]社区居民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并未有真正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执行一些与社区支撑体系建设有关系的法律法规时,其实际的效果也远远没有设想的那么完美。而在开展法律实施,大量的社会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的消耗也是难以执行立法的重要因素[2]。在现今的社区法律治理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实施资源,导致难以立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2.社区自治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我国城市居委会没有财政收入,开展工作的一切费用如工作经费、人员津贴、招聘社工费用等都要依托于街道拨款,因此在没有财权独立的前提下就很难拥有独立的事权自治。其次,居委会人员素质、年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区居民需求。最后,社区治理方式单调乏味,调动人员积极性的水平不高。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混淆了社区自治组织的定位,这与行政放权不够、行政支持不足有关[3]。

3.公众参与不畅

公众参与一方面可以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的M程,另一方面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维护社区居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的途径。从客观方面看,城市居民参与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理念、方式等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无一方面居民参与意识、参与愿望、参与能力等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另一方面居民参与渠道和参与保障极大的扩展和改善。然而,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把公众参与确定为决策法定程序”目标而言,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依然有机制不畅通、互动不顺畅、运行不流畅等丞需解决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依法对公共事务的信息透明公开度低,对公众参与的回应度不够,降低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不利于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顺利实现。[4]

二、强化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的,这种治理不仅是某种行动过程,更是某种结果状态,因此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讨尤为重要。针对上文提出的法律难以实施、社区自制能力不强以及居民参与不畅的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加以改进:

1.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投入 保障相关法律实施

针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相关法律难以在现实中执行的问题,政府可以在确保法律法规的质量的情况下逐渐的增加社会资源,来保障立法的实施过程的顺利进行,提升立法执行的效果。此外,政府应当采取适度可行的制度激励机制,引用市场和社会资源参与协助社区治理。政府还可以通过提升执法者素质、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等措施改善社区治理法律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针对社区治理过程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实施不利导致的社区居民选举过程的不民主等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独立于政府和社区的第三方组织进行监督社区居民的自治权实施过程。

2.提高城市社区的自治能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区居委会要想拥有独立的事权自治就必须脱离街道的经济控制。因此,居委会可以引进社会资源,将社区内一些建设、管理项目市场化,进而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在人员配备方面,居委会可以通过考核上岗方式,进行择优录用,提升社区治理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可以通过完善组织制度,创新管理模式来解决管理方式单一的问题。

3.增加社区居民参与渠道及政府信息公开度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除了有传统的动员型途径、自组织途径和个体行动途径外,居民还可以借助于发达的网络,通过社区网络论坛、社区网等网络形式参与社区法治化治理。因为这种新型的网络型参与不仅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时间、活动等成本,而且还为居民提供了交流共享的平台,方便居民群策群力科学有效全面的管理社区事务。政府方面也应该增加依法公开的信息量以及适时适度的针对居民反馈的社区法治化治理的事务及问题予以回应。通过与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加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2]刘金国,蒋立山.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6

城市,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的发展进步取决于其构成细胞DD社区的发展。一般认为,社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腾尼斯提出,20世纪30年代由费孝通先生引入中国,如今社区在中国蓬勃发展。那么,什么是社区?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讲,社区即是区域性社会,是中国现有城市治理中的基层自治组织。“区域性”,即以地缘而非业缘为基础;“社会”,自是包罗万象;“基层自治组织”,其必然直接而非间接影响和关系到其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社区治理,则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社区治理与我们每个个体的生活直接相关。因此,有必要对社区治理的途径加以研究。

一、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原因剖析

笔者在多次社区实践中发现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卫生、治安、老年组织不健全、工作人员工作流于形式和等问题。问题的背后,自然有社区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政治问题,但政治改革并非易事。不妨从与之相对应的行政角度去解决,即从社区治理中的执行入手间接撬动和解决社区治理中的政治问题,达到渐进改革的目的。而社区治理的执行归根结底在于基层工作的落实,在于将各项规章制度扎扎实实落到实处。社区治理的参与者中,社区居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社区治理工作的落实本质上也决定于社区居民。且在“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名单中江苏省太仓市“政社互动”开创社会治理新格局、北京市朝阳区“居民提案”激活社区居民自治细胞等均已社区居民参与为出发点进行社区治理的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行性分析

理论上讲,社区基于地缘形成,区域范围有限,且中国旧有的职工家属楼仍有保留,一个社区内的居民相互之间较为了解,一旦隐藏其真实偏好,其后得到的心理孤立成本大且持久,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区居民参与治理中隐藏个人偏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社区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居民表达真实偏好的可能性虽然减少,但因为社区治理直接涉及个人利益,他的“投票行为”最终会影响到自己,因而在“投票”中也会慎重选择。

实践上讲,政府治理正在由传统型、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需要也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另外,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萌芽,公民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发声;加之,网络和电子设备的发展和普及,迎来了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了强有力的维权工具,使得社区治理工作更趋于透明化。

社区居民、利益、社区治理,这三者之间基于公民参与而形成一个巧妙的制衡,从而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这也是基于政治与行政中行政集权问题的考虑,将社区行政的集权问题交由公民来掌管,避免社区行政沦为社区政治的傀儡。

三、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范围和困境透视

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走向自治,因此凡是涉及居民利益的社区事务居民均可参加。但目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仍以政府机关为领导,同时也必须以政府机关为领导,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与行政中政治对行政的适当控制考虑,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中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另一方面目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较多困境,而这些困境还有赖于政府出面解决。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主要包括,一是阻力较大。历史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仍然存在;社区有意与公民之间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治理公司之间“产权”不清,推诿扯皮;二是推力不强。尽管自媒体时代我们多了维权的工具,但还有很多人一肚子苦水却不敢倒,也有的倒了苦水却得不到重视和解决,究其原因在于社区治理中缺乏对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也没有赋予公民法定的权力做保障;三是动力不足。公民意识并未完全成熟,尚有许多居民依赖于政府包揽一切,社区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心理,“经济人”的可能性,更多关注个人得失,难以站在全局去考虑,也易“短视”;另外,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发展并不完善,许多居民对此了解的也不多。

四、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困境的对策探讨

第一,针对阻力较大问题,建立社区信息公开机制。以信息公开带动社区治理转变工作方式,督促社区治理人员改变工作作风。建立社区信息公示栏,有条件的社区可以设立社区工作网站及时动态地公开社区内的大小事务等。信息的公开程度及真实性,有赖于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进行不定期和强有力的监督。

第二,针对推力不强问题,加快建立和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保护机制,从法律上保护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合法权益不受伤害,使居民敢说;同时自上而下对公众参与社区治理赋权,使居民有底气说。

第三,针对动力不足问题,培育公民意识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建立。这里的公民,并不仅仅指社区的居民,同时包含了社区治理中的其他所有参与者,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培育公民意识,要求每个人树立人人平等、每个个体都值得尊重的理念,它的本质在于引导人们树立责任意识。只有每个人都承认了每个个体平等且值得尊重并以此为行动准则,那么他自然会在社会交往中主动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并且为他人考虑,因为自己分内的事是与他人密切相关的,做好了自己分内的事本身就是对个体权利的最大尊重。这是一种自律途径,属于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式参与,也是解决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最根本的解决措施。培育这样一种公民意识,并非一蹴而就,它可能关系到了整个国家层面方方面面的变革,但也更在于我们每个个人体自身的努力和自我完善。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在培育这样一种公民意识中也发挥着作用,它可以弥补个体品质等方面的缺陷,由自治组织中的先进者带动和感染其他个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7

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问题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为主线,将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人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问题。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深刻总结当今国际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教训和我国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族问题理论。

一、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的基本内容

1.关于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思想

民族平等,是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的立足点,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立足点。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涵义是:(1)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平等提供了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2)强调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是在真正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所制定的政策是真正执行、付诸行动的。(3)我们强调的民族平等,不仅仅是帮助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有平等地位和权利,还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得到改善和提高,实现各个领域的真正意义的民族平等。

2.关于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思想

民族团结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则。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特别强调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把民族团结与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将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着手点。在我国进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团结思想。他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考察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其要点有:强调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保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强调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是我国民族团结的目标;强调全党的大团结是我国民族团结的核心;强调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是加强我国民族团结的根本途径。

3.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

民族关系是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它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性质、特征,是民族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这既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又是对建国以后民族关系所做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一是阐明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立的主要标志。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邓小平提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二是揭示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即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三是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提出,平等、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建立和发展这种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4关于坚持和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思想

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民族工作者经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对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强调“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陀的要义在于:其一,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不是形式上、表面上,而是实质上、实际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认为,中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二这是我们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教育各级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法定的自治权。其二,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一定要把经济搞好,少数民族从民族区域自治中得不到好处,”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其三,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必须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还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5.关于全面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

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根本立场和目标。邓小平始终把发展作为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着眼点:邓小平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发展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紧密围绕民族发展这个主题行之有效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成功地解答了由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但由于历史条件未能解答的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问题二

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民族问题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而且,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科学地回答并解决了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使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1.系统地概括了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科学地总结了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

每个国家及每个时代的民族问题是不尽相同的,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时代民族问题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才能有的放矢。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一是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实现后,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旧社会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消除的。二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三是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由于相互了解或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会和纠纷。四是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和宗教间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五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有时会做出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江泽民教育全党一定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认真妥善地加以解决。

在总结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经验时,江泽民指出:“就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更好地走下去。

2.深刻阐明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央召开的几次关于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大会议上,江泽民强调指出:“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祖国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中央教育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从“三性”的高度强调民族问题是前所未有的。

3.明确提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

在1992年1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上二”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公推动各民族发展进步,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间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进步,离不开对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历史和现实把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重要思想和根本立场。而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更加明确的任务和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中央要求,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各种项目,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繁荣结合起来。在1999年9月30日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沿海地区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构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4针对国内外的形势,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8

1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和党组织负有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的责任,并拥有社会动员的领导权和主导权[1~3]。而当我国需要将大量的“住宅小区”转化为“和谐社区”且政府又缺乏投入时,不具有社会动员合法性的企业如何深度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事实上,企业社区参与(corporatecommu-nityinvolvement,CCI)实践在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功案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我国部分房地产企业诸如万科、保利和百步亭集团等通过长期深度社区参与及与社区其他参与主体积极合作解决社区社会问题,成功将其所参与建设的城市“住宅小区”转变为被国家民政部认可的“和谐社区”①。本研究将这类城市“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情境下企业开展的持续性、合作性、全方位的社区参与行为界定为企业深度社区参与。但中国情境下这类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过程与特征还缺乏研究。当前CCI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背景,探讨为解决社区社会问题企业开展社区参与活动的背景/前因、行为与绩效及其间的关系等问题[4~8],而情境的差异性[9]导致其研究成果对中国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借鉴意义有限。具体来说,中国情境与西方背景存在如下差异:①社区建设中参与主体(政府、社区组织、企业组织等)的合法性和能力差异。与西方社会不同[10],我国社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长期行政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导致缺乏合法、独立且成熟的社区组织;②我国社区问题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西方的社区参与相关研究中以帮助解决具体单一的社区问题居多[7,11],而中国“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过程却有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③为解决社区社会问题采取的合作方式不同。西方学者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跨部门合作时以双边合作居多[2,12],而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则涉及多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对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研究需要从理解中国社区建设任务和挑战入手。而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提出从治理结构和行为模式两个层面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间互动合作的思路,正好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基本分析框架[2,13]。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国转型情境下的社区建设包括社区治理结构建立和社区活动开展两个层面的任务,继而该情境下的企业深度参与社区需要探讨如下两个问题:①在政府主导社会管理但又缺位于社区建设实践的情境下,企业的深度社区参与如何在帮助创新社区治理结构过程中实现社区动员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②在“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的社区建设过程中,企业与各方社区参与主体的合作模式是如何的?本研究通过对一个大型“住宅小区”在房地产企业(百步亭集团)参与下成功转变为“和谐社区”的单案例研究来探究上述问题。

2研究框架

案例研究需要事先界定研究主题,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待研究问题,以指导案例研究过程中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14,15]。因此,本研究的这一部分将在对CCI的中国情境特点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框架并界定具体的研究问题,以指导后续的案例资料分析和研究结果讨论。

2.1CCI的中国情境:社区建设背景我国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方式。(1)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政府长期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导者[3],使得党组织和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都缺乏动员社会力量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社区建设”受到党和政府重视,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新的社会治理格局[3]。然而,我国具体的社会治理变革实践却长期滞后,尤其是实现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工作仍处于摸索中。(2)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现状。近几十年来,城市化进程下大量新增的城市住宅小区难以转变为民政部倡导的“和谐社区”。各类复杂的社会问题始终限制着“住宅小区”发展,例如,由陌生人组成的“住宅小区”中居民交往少邻里矛盾多;“住宅小区”的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完善;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普遍存在[3,16];缺乏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吸引居民进行社区参与;居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行政色彩较重[3]。上述中国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为那些愿意持续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创造共享价值的机会[17],但也使得企业深度社区参与面临着一个关键挑战,即在参与社区建设过程中“缺乏调动社会力量的合法性和能力”。具体地讲,企业深度社区参与需要解决如何帮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获取社区动员的合法性和能力,从而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互动合作关系以共同实现和谐社区建设。

2.2社会政治治理理论与中国社区建设为了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方行动者围绕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发展机会创造而进行互动合作的问题[13],社会政治治理理论构建了包括结构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分析框架。第一层是互动结构层面,是指所有参与主体所组成的组织角色系统,包括参与主体和治理结构两个要素。其中,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治理结构是关于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所有参与主体之间形成的关系规则和制度性安排。第二层是互动行为层面,包括合作行为和行为结果两大方面。总体而言,这两层面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是后者的背景和制度来源[9],治理结构完善程度的不同会导致互动行为的不同[13,18]。社会政治治理理论探讨的问题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际挑战很接近[2]。因此,本研究认为,该理论不仅为本研究考察中国情境下社区建设的任务,也为理解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分析框架。(1)本研究需要考察社区建设中社区治理结构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会影响具体社区建设活动的开展。虽然该理论界定了治理结构层面的各要素,但考虑到新的社区治理结构在我国普遍尚未建立,因而需要特别关注社区是否已有领导核心机构、社区参与主体是否多元化以及是否合法且独立、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明确。如果这些要素都缺乏,该如何重建和由谁建立(也就是社区动员的问题,回答社区资源如何重新集中、配置和优化)。(2)需要从合作行为层面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社区建设活动,尤其关注被动员的多方参与主体,如政府、企业和社区组织,在各类合作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从治理结构层面和合作行为层面分析案例社区建设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方式和内容。

2.3CCI和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当前CCI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社会背景。已有研究认为,CCI是指企业通过与社区利益相关者合作解决这类人群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目标和企业竞争优势[5,19]。CCI实践在西方社会因其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一直受到广泛关注[4,8],但我国相关研究较少[20]。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参与中对多方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多。例如,不少企业在试图亲自参与深入、可持续性CSR活动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时[21],逐渐意识到多方合作比单独行动能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7,22]。相关研究也暗示这一变化,例如,BOWEN等[5]在回顾近200多篇社区参与相关文献基础上围绕“社区参与连续体”的概念划分了3种CCI战略(交易型参与战略,桥梁型参与战略,变革型参与战略),认为它们代表了企业社区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合作倾向的不断增强。该“连续体”概念正与本研究所探讨的和谐社区建设和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过程性相一致,其对企业角色类型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本研究对社区建设过程中多方利益相关者间合作行为的分析。然而,正如引言所述,与西方情境下CCI不同,在中国情境下的社区建设中,企业的深度社区参与活动首先要帮助社区组织成长,然后才是与成长中的社区组织合作帮助解决社区的社会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不仅关注企业与社区组织的合作行为,还关注企业帮助社区组织成长的行为。

2.4研究思路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对中国社区建设背景特点进行分析以及结合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和CCI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确立了如下研究思路:①从治理结构层面和合作行为层面理解中国情境下“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的社区建设任务。②从社区动员、合作模式和绩效等3个方面探究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具体待研究问题。图1展示了本研究的框架和3个具体的研究问题。这一框架和研究问题将指导后续资料分析和研究结果讨论。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讨中国情境下围绕社区建设的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与特征,涉及到企业如何从社区治理结构入手实现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动员、针对不同社会问题如何进行合作互动、企业和社区能从合作中获得什么等问题,适合采用能够对现实情境进行丰富描述的案例研究方法[23],而单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丰富的过程性信息。

3.1案例选择及简介

3.1.1案例选择本研究遵行单案例选择的典型性、极端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抽样原则[23,24],具体选择标准如下。案例社区的选择:①所选案例要体现研究问题的独特性[24],为了凸显中国存在的城市“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的现实背景,需要满足两点:一是经历了从“住宅小区”成功转型成“和谐社区”并持续发展的过程;二是该社区发展过程中有焦点企业一直持续深度参与并对社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②所选案例的启发性[23]需要通过有效性和历史性得以保证,根据我国社区建设历程,案例需要有15年以上发展历史并持续获得国家和社会关注与认可。案例社区背后的焦点企业的选择:所选案例要最适合回答本文研究问题,并提供观察和分析先前无法研究的科学现象,以满足理论构建的需要[14],根据本研究背景需要满足4点:①以房地产为主业并持续发展了15年以上且具有良好口碑的企业,长期持续参与所建社区的后期管理和服务;②企业的CCI活动丰富且深入,不只针对单一问题,会同时针对影响社区发展的各方面和各层面问题;③包括慈善捐赠在内,企业所有资源和能力投入都是经过与其他社区参与主体协商配合而一一落实的;④企业的CCI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同时明显提升了企业效益。此外,本研究选取案例时还同时考虑了资料收集与调查的便利性和充分性。据此,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社区是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背后的焦点企业是持续参与案例社区建设过程的百步亭集团。

3.1.2案例社区:百步亭社区简介百步亭社区经历了从“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的全过程。1998年它只是地处武汉市江岸区郊区、入住600户居民的安居房小区,到2016年发展为占地5km2、入住18万人的大型混合“和谐社区”,未来按政府规划将发展为一个占地7平方公里、入住30万人的百步亭新城。在过去18年的发展中,百步亭社区始终走在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前列,不断获得政府、社会、行业的表彰和关注,其中部级表彰已有100多项。同时,百步亭被视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的一面旗帜:2003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建设部、文化部四部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百步亭社区经验;2013年中央组织部向全国推广百步亭社区党建工作法。因此,百步亭社区适合作为本研究“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情境的典型代表,同时,百步亭社区所属的武汉市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民政部指定的城市社区建设试验区之一,因而其发展过程还能明显反映中国社会管理的特色。

3.1.3焦点企业:百步亭集团深度参与百步亭社区建设的百步亭集团是一家以社区地产业为主多元发展的民营企业集团,其中社区地产主业的基本情况见表1。不同于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公司,武汉安居工程公司(百步亭集团前身)在1995年成立后逐渐确立了“社区地产”战略,提出全方位参与所建“住宅小区”的前期建设、后期管理和日常服务工作。百步亭集团采取这种全方位的深度社区参与是基于以下考虑:①持续开发的需要。在1995年获得第一批划拨住宅用地(处在武汉城市总体规划中一片7平方公里住宅开发建设用地之中,政府对这片区域采取分批拆迁、划拨开发的方式)后,发现只有提供让居民和市场满意的产品才能为公司进行统一规划和连续开发创造机会。②差异化定位的需要。为避免我国已有安居项目并不“宜居”的问题,公司组织团队在国内外进行为期2年的调研和考察学习,最终确立了“社区地产”的企业战略,致力于实现从“政府办社会”到“企业服务社区”的转变。在该企业战略下,百步亭集团逐步确立了如下战略发展布局:以“社区地产”的品牌效应,带动社区服务业和多元产业共同发展。随着与百步亭社区管理服务相关的多个子公司相继成立,2003年百步亭集团成立并将集团总部设立在百步亭社区,明确提出了“理性利润”、“长远利润”和“多赢效应”的核心经营价值观。在该价值观指引下建设的“百步亭社区”持续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3.2数据收集本研究团队从2011年9月开始关注百步亭社区现象并进行持续调研。与本研究相关的调研集中在2013~2016年,其中二手数据收集截止到2016年8月①,一手访谈数据截止到2016年5月。资料收集包括4个方面:①查阅企业相关文档资料、企业官网、社区网站、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报道等公开二手数据来初步了解案例基本情况;②根据理论框架设计访谈计划,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访谈百步亭集团和子公司等不同职位的人员、政府官员、社区组织成员及社区居民,收集社区建设相关活动的一手资料。选取的受访者均长期参与社区活动并发挥重要作用。共访谈48人(合并身兼多职的人)(见表2),每一次访谈持续45~120分钟不等,对部分访谈对象的采访次数达到了3次以上;③向受访者请求翻阅并记录访谈提到的社区活动资料、志愿者服务笔记、员工工作记录,以及社区杂志等内部资料;④另外,为了收集具体的细节资料、体验社区建设活动的实施过程,研究团队还进行了实地观察和参与性观察。研究团队对所有的访谈都进行了现场记录和录音,并在24小时内进行了转录,累计转录达200页。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非常注重多源数据的三角验证以提供更精确可信的信息及更稳健的理论结果[25],在访谈中主动向受访者求证访谈中涉及的二手数据,对访谈信息通过内部文档和观察进行验证。在长期的数据收集过程中一直采取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之间进行循环往复的策略[14]。

3.3概念界定与数据分析案例分析需要基于清晰的概念界定,并进一步从案例中获取支持每个概念的实证数据[26]。基于前面的研究思路,明确分析的层面和要素或维度,包括要素或维度的内涵和主要关注的信息(见表3),作为对一手资料和二手数据进行分析的依据。(1)社区建设结构层面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①考察构成治理结构的所有社区参与主体,包括:被社区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以及参与解决问题的所有CCI活动中的主体;②考察社区治理结构的内容和形成,了解参与主体间通过互动协商所确立的关系系统及其形成,包括组织结构、参与者的资源能力状况、权利责任分配规则(包括政府授予的自治权等)[13]及其变化。(2)社区建设行为层面的合作行为①行为目标维度,主要考察各类CCI活动所有参与主体所试图解决的与社区发展有关的社会问题;②行为内容维度,主要考察为解决目标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多样化CCI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先后次序,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互影响;③行为方式维度,主要考察各种CCI活动中参与主体的角色作用、权利职责范围、资源能力状况以及发生的变化。(3)社区建设行为层面的绩效①社会价值,主要考察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所实现的社区社会问题解决情况;②商业价值,主要考察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对企业的直接和间接竞争优势产生的影响。在案例分析过程中,①由各作者共同使用全部数据来源,分别从中辨别出所有与社区建设有关的CCI活动及其所针对的具体社区社会问题,并对各自做出的初步分类汇总表格进行对比,对有分歧的地方进行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完成CCI活动识别和初步描述工作。②基于所识别出的CCI活动,在研究团队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见图1)和所确立的要素/维度界定标准(见表3)的指导下,各作者分别独立分析社区建设(结构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内容、多方互动及相互间的影响,从中辨别出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行为的开展过程和特征,并归纳和提炼研究结论和要点。③通过多次团队内部会议和报告形式进行讨论,分析各自提炼的结论要点与现实数据的吻合性,采纳一致的结论,对不一致的结论,再次由各作者独立进行分析后讨论,直到达成一致为止。

4案例分析结果

本研究表明,百步亭社区从“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包括如下两个层面的任务:建立社区治理结构以实现社区多方力量的动员;在社区治理结构下,各参与主体针对社区社会问题的解决开展各类合作性社区建设活动。本研究将分3个方面展示百步亭集团深度参与百步亭社区建设的过程:①企业如何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建立以进行社区动员;②企业如何帮助社区组织成长并与社区组织合作;③社区建设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绩效和企业绩效。4.1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

4.1.1企业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的“萌芽-完善-成熟”三阶段本案例研究发现,百步亭集团在持续探索中推动百步亭社区建立了“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过程经历了“萌芽-完善-成熟”3个阶段。(1)萌芽阶段1998年首批600户居民入住安居房小区后,社区很快陷入无序混乱状态,随着社区的持续开发,企业设想的“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社区管理理念更是难以执行。公司高管调研后发现,只有党组织才能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才能把社区整体维系起来。在尝试鼓励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并取得一定成效后,基于小区已有500名居民党员的现实,公司高层向江岸区党委和区政府进行了多次请示和沟通,2000年江岸区委区政府结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后,正式批准百步亭社区设立全国首个社区党委和成立社区管委会,直接隶属于江岸区委区政府领导,但运行经费由社区自行解决。这成为百步亭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的起点。(2)完善阶段虽然社区党委和管委会的成立使社区建设有了领导核心机构,但是几乎所有沉重繁多的社区工作全由社区党委、管委会和居委会承担,社区工作因基层组织缺乏而无法落实到位的问题开始出现。党委和管委会领导意识到完善党组织体系、调动居民参与的重要性。由于从普通群众着手较困难,社区党委决定以“党员应自觉发挥带头作用”为口号,从发动党员主动参与开始。基于社区党员的基本信息,社区党委从2001年开始实施并逐渐完善“三制”措施(党小组楼栋组织制、24小时党员责任制、社区与党员所在工作单位联系制)把社区内的党员全部纳入党组织的管理,党员在社区建设中开始迅速发挥作用。(3)成熟阶段在党组织的带动下,社区楼栋组织、自愿者组织、文化组织、体育组织纷纷成立并壮大起来,政府的各种基层服务职能也在社区设立起来。在社区管理和服务探索中,百步亭社区逐渐明晰了“党的领导、政府服务、居民自治、市场运作”的社区治理结构(见图2上半部分)。而党中央也在吸取全国包括百步亭社区在内的社区建设实验区的经验基础上,在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格局。由此,百步亭社区的“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基本确立。

4.1.2社区治理结构建立过程中企业进行社区动员的3种策略研究发现,在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焦点企业通过身份合法化、组织嵌入和资源承诺(见图2中下半部分)等3种社区参与策略,帮助社区治理结构要素的建立,最终获得了社区动员所需要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1)身份合法化策略由于在我国政党制度和长期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企业并不具备动员社会力量和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合法性。为了应对社区初期的建设需要,案例企业通过两种手段获取深度社区参与的身份合法性(见图2):①社区企业定位。根据案例简介部分可知,在建设之初,百步亭集团在社区建设事项上就将自身定位为主要的社区参与主体之一。这种定位既与企业制定的“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管理体制一致,也表明了企业在社区建设中与其他参与主体(政府、居委会、社区组织等)的合作关系。②政府授权。在社区建设初期的“住宅小区”状态下,企业说服区党委和区政府同意和支持由以“社区企业”定位的百步亭公司来牵头,建立直属区委和区政府的“社区党委”和“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领导核心机构。由此确立了“党建引领”这一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的关系结构赋予企业合法的参与主体身份。例如,采用党组织和社区企业、社区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等社区参与主体双向进入的方式,建立了“社区党委-苑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层级区域化管理的党组织体系。从社区治理结构要素来看,以上两种手段实际上培育和建立了合法且多元化参与主体、领导核心机构、层次性的关系系统,从而获得了企业社区动员的合法性。(2)组织嵌入策略研究发现,在获得深度社区参与的身份合法性的同时,百步亭集团进一步通过如下3种手段对社区进行多层次的组织嵌入从而强化了企业在社区动员方面的能力(见图2)。①企业高管社区兼职。社区采取“大党委制”,党委由企业、社区组织和驻社区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构成,其中,党委和管委会核心领导均由集团高管担任。②企业中层的社区交叉任职。在提供具体社区服务上,通过增强各社区参与主体之间的职位交叉,协助各方工作有效开展。③企业员工成为社区自愿者。员工以两种形式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一是以个人注册为志愿者与受助者结成“关爱对子”等;二是成立特色志愿服务队伍。结合社区治理结构要素来看,以上3种手段实际上明确了各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建立了双向沟通的关系系统、使得各组织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从而实现了社区动员合法性和社区动员能力。(3)资源承诺策略获取足够的资源支持是组织机构运作的基本且重要的基础,因此需要探究案例社区治理结构的运作,尤其关注社区资源的来源。研究发现,在政府对社区建设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百步亭集团在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过程中做出了资源支持的承诺,这也强化了企业社区动员能力。①对社区建设活动的经费、场地等物质支持。这些支持都是为了确保各类新建的社区组织能得以运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各社区组织的活力和自主性。②对社区建设活动给予的组织、策划、培训等专业能力支持。这些支持都是为了提升各社区组织提升自治能力。结合社区治理结构要素来看,以上两种方式实际上保障了社区建设所需资源的供应,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社区动员能力

。4.1.3“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的社区动员功能百步亭社区治理结构的重要特征是“党建引领”,它不仅赋予了企业动员社区的合法性,也培育了企业社区动员的能力。具体来说,该治理结构的动员功能体现在:①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是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符合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方向的,因而有助于将企业、社会、居民、政府多种力量重新组织在一起,赋予他们合法的参与主体身份;②确立的领导核心机构在保证各方利益的同时,能有效的吸收和分配各潜在参与主体的资源,如有助于吸引企业等社会组织投入物质和人力资源到社区建设中;③它作为基层党建的载体,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所具有领导力和号召力,有利于企业通过组织嵌入来引导并加强各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互动,帮助提升企业的社区动员能力;④作为一个多层级的沟通平台,有利于各参与主体共同制定相关制度规则并让他们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总之,与西方社区建设不同[5,7,11],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企业需要借助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威,协助党和政府在基层社会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以实现企业对多方资源调动的合法性和能力,保证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合作基础。

4.2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推动社区建设活动中的多方合作本研究基于社会政治治理理论中合作行为的3个维度(行为目标、行为内容、行为方式)进行案例分析和提炼(见表4),研究发现,百步亭集团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CCI活动包括两大部分:协助社区组织成长、多样化合作开展社区活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者都是基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结构,根据社区发展需要(行为目标)和各方资源能力状况(行为内容)而形成和发展的。

4.2.1协助社区组织成长案例数据表明,社区组织缺乏和发展不足是阻碍百步亭从“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百步亭社区建立“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为各社区组织赋予了参与合法性,但如何协助各类社区组织成长是企业深度社区参与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协助社区组织成长是企业与其他参与主体广泛合作的基础。研究发现,百步亭集团主要从两个方面协助社区组织成长(见表4):(1)激活潜在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参与意识本研究归纳出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激活参与意识的两种手段:①借助党组织对党员的号召力,②发挥居民积极分子的榜样作用。例如,为了解决社区成立之初社区居民不相往来的问题,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百步亭社区从居民党员入手,号召他们成立活动团队。当社区活动队伍中出现居民间互助事迹时,妇联组织和居委会抓住时机在会议上和宣传栏上公开表彰这些积极分子,鼓励和宣扬他们的志愿精神,将各类兴趣小组发展成志愿者组织。值得指出的是,研究发现已有的基于西方背景的CCI研究文献很少提及“激活社区参与意识”[9]。然而,解决我国居民普遍缺乏社区参与意识的问题却是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必不可少的任务之一。(2)培养社区组织的能力本研究识别出培养社区组织能力的3种方式:协助建立组织制度、通过培训提升能力、通过考核竞赛促进成长。其作用是建设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强、群众工作能力强”的社区骨干队伍。例如,为了提升党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社区党委采取了“培训+论坛”和“述职+考评”方式。为了提升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组织的服务水平,党委和管委会建立“社区工作者制度”,要求派出所和城管等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员、百步亭居委会和业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等全部作为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4.2.2以多样化合作模式在社区建设不同阶段参与社区活动研究发现,在案例社区从1998年只有600户居民的安居房小区到现在入住18万人的大型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类社区相关组织也逐渐成长为独立且重要的参与主体,社区互动合作活动不断增多。由于解决不同社会问题(行为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行为内容)不同,不同参与主体的职责和角色安排方式(行为方式)也会不同。依据上述3个维度对案例中多方合作性活动的变化进行分析,本研究从中辨别出3种合作模式。

(1)企业主导型参与本研究发现,从多方互动的目标来看,在百步亭社区建设初期,针对的是与居民生存环境相关的功能性社会问题(如住宅产品质量、社区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安全卫生服务等)。从互动的方式看,这些社会问题都在企业主导、其他社区组织支持下进行解决的。因此,本文将由企业主导、其他社区组织响应解决社区功能性社会问题的合作模式定义为企业主导型参与。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在于,这类社会问题与企业商业价值链环节紧密关联,便于企业将CCI活动融入商业运营中,是企业和社区的共同利益所在。基于以上分析,这种合作模式取决于社区发展初期的需要(关键是依赖资金和物力)和各参与主体的资源和能力状况(如表4)。相对于早期的社区发展状况和其他潜在参与主体的能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无力顾及,其他社区组织更处于空白状态)而言,具备更多资源和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主导此类社区参与活动。

(2)企业-社区协商型参与本文研究发现,从互动行为的目标和内容来看(见表4),随着社区发展的重点从居民的物质生存需求上升到居民精神生活需求,需要由居民亲自参与、以满足其精神性/社会性需求的社区文化活动(舞蹈协会、腰鼓队、太极队、书法美术协会等)和志愿服务活动成为了社区的主要活动。从互动行为的方式来看,这些活动的主导者是由社区中各类成长起来的社区组织(党组织、居委会、志愿者组织等)、居民和政府职能部门公务员所自发策划和组织的,企业作为合作者参与其中(负责场地协调、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员支持等)。因此,本研究将由企业、社区组织等基于平等协商配合以满足居民精神需求的合作模式称为企业-社区协商型参与。这种合作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充分发挥各社区参与主体的特色优势,通过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活动改善居民邻里关系和活跃社区氛围,同时也符合企业的使命和经营价值观。该合作模式的典型例子是全国知名的百步亭社区志愿者队伍和志愿服务体系。在“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口号引导下,管委会和居委会呼吁更多居民发挥自身技能做志愿者服务居民,还采取“将党员发展成志愿者,将志愿者发展成党员”的方式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实现了4层级的社区志愿服务全覆盖。基于以上分析,这种合作模式大多产生于社区建设到一定阶段,是随着社区硬件环境的改善而得以发展。相关活动的开展需要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要作为重要主体,挖掘和发挥自身特长、主动策划和组织,而企业不再是主导者而成为合作者。

(3)社区平台型参与除了以上两类围绕社区内部建设的CCI活动外,本案例研究还发现了第3种合作模式的存在。从行为目标看,它主要为了实现社区和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从行为的方式看,它显著区别于前两种模式,即牵涉更多参与方,基于社区治理机构,以社区为平台,由社区外部社会组织牵头、企业/社区组织承办。从行为内容来看,活动内容更丰富,突破了社区范围,面向整个社会的需求,对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要求更多样化。因此,本研究将以社区为平台、由社区内外部的组织共同参与以促进社区和整体社会发展的合作模式称为社区平台型参与。这种合作模式表现为3类典型活动:①企业吸引外部组织在社区开展慈善活动。这类活动往往是由百步亭集团或管委会与外部企业或组织进行交流互动,向外部提供社区需求等信息,吸引它们借助百步亭社区这一备受媒体和政府关注的平台开展慈善活动,以实现互利互惠。②企业支持外部组织在社区开展文化活动。这类文化活动往往是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外部组织希望借助百步亭社区这一标杆,向更广的范围推广文化理念,例如百步亭社区发起的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全国社区网络春晚。③企业高管参与到向外输出百步亭社区建设经验的宣传性活动。这类活动往往是受其他外部组织邀请以专题培训或引领等方式输出其优秀的社区服务管理经验。例如,百步亭社区根据自身经验和推广活动出台《武汉市百步亭社区邻里守望志愿服务制度汇编》,以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基于上述分析,这种合作模式大多发生在社区进入成熟阶段后,为了解决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和提升社区自身品牌价值而产生的。究其原因,当社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很多外部组织或企业希望借助该社区平台更有效的实现自身目标,而对企业和社区而言,这种活动也有助于提升社区品牌价值、为社区获取更多外部资源,最终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上述“协助社区组织成长、多样化合作模式形成”两部分的合作行为是在“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下得以开展。另外,从表4可观察出,上述所有的合作行为具有如下特征和关系:①所有合作行为都是为了应对社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问题(行为目标)和各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状况(行为内容)而产生和演变的,各类合作行为和合作模式之间是递进关系;②3种合作模式中参与者主体的类型和范围会变化,这源于所针对的社会问题性质和影响范围不同,互动的方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化;③根据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问题的性质和所需要的特殊资源能力,企业需要主动调整自身的角色和作用。综上分析可知,和谐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包括在社区治理结构层面动员社区力量,在社区活动层面还要同时兼顾社区组织培育和成长,以及基于平等协商基础上合作解决各类社区社会问题。这些都显著区别于西方情境下大多企业采取独立决策的单个CCI项目,换句话说,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深度社区参是渐进性和系统性的“连续体”,因此带来的绩效影响也更深远。

4.3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绩效:社会价值和企业价值本研究对百步亭集团深度社区参与过程的影响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百步亭社区实现了全方位发展并顺利转变成“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而百步亭集团也因社区建设的成效而获得了差异化竞争优势和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4.3.1社会价值在百步亭集团近20年的持续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中,百步亭社区获得的价值绩效主要在于形成了一套可持续和推广的社区建设方案,不同于已有CCI研究中只强调单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具体来说,该系统性建设方案包括3个方面:(1)建立了适合中国情境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将党组织建设引领推动社区建设,将社区内部的各方力量成功整合到党组织网络中,形成了上下互动、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27],为多方合作提供了基础。(2)协助社区组织的成长与成熟百步亭集团在建设社区活动场所的同时,通过发动社区党员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帮助建立了各种居民兴趣小组、志愿者组织、门栋党小组和楼栋长等,激发和培养互助、参与意识和能力。(3)多元参与主体间形成的多样化合作模式形成在“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基础上,社区内外组织的资源被充分吸收和调动用于服务社区。例如,社区建设活动的开展是基于“三方联动四项服务”,实现了为居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的“关爱服务、政府服务、物业服务、志愿服务”。总之,案例社区的系统性建设方案的形成使得百步亭社区被居民称赞为“绿色社区、安全港湾、温馨家园”、“选择百步亭,就是选择了幸福生活”。

4.3.2企业价值百步亭集团作为焦点企业在帮助百步亭社区建立社区治理结构并与其他参与主体开展合作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企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并且提升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1)百步亭集团在运营、品牌知名度、市场价值方面均获得了差异化竞争优势①企业内部经营效率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可调用的资源增多,不仅直接减少了企业在CCI活动上的投入,还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而降低了企业在物业服务和营销上的运营成本。②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声誉提升。这与已有以企业为中心的CCI研究研究结果一致[5,28]。百步亭集团确立的“社区地产”战略,创造了全国闻名的“武汉百步亭模式”和房地产品牌,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各级政府将百步亭视为全国的榜样进行宣传。③市场认同。社区建设成效使得百步亭集团能借助“社区地产”的品牌效应,带动社区服务业和多元产业健康发展。(2)增强了民营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百步亭集团的领导人探索了“社区地产”战略,通过创新百步亭社区党建工作法等打造了“百步亭和谐社区品牌”,最终因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升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例如,董事局主席茅永红,他因在社区建设中的投入和贡献不仅被社区党员选为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还荣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被中央领导称赞为“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5结论与讨论

5.1研究结论和理论贡献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背景,借助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对百步亭社区从“住宅小区”发展成“和谐社区”的过程进行单案例研究,探讨了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中的社区动员、合作模式和绩效及其特征,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及对应的理论贡献。(1)本研究借助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对社区建设任务进行结构化,为研究CCI互动过程提供了理论框架。本研究从治理结构层面和行为层面深入剖析了企业与政府、社区等多方参与主体的互动,不同于以往西方研究只关注CCI行为[5]。因此,本研究从两个层面拓展了对CCI的理解。(2)本研究发现,在参与中国社区建设过程中,企业需要通过身份合法化、组织嵌入、资源承诺3种策略获取社区动员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这是中国情境下企业开展深度社区参与活动的重要部分,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现状决定的。该结论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制度等情境因素对于CCI行为的重要影响[5,9]。另外,社区动员的重要性之所以在西方已有研究中被忽视,可由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得以解释:社会政治治理理论默认治理结构中的社区组织和企业具有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合法的参与权利,因而这些治理体制是早期形成的静态性结构[14]。但在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治理体制处于变革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都在不断调整和重构自身的职能和关系结构,重建过程中尤其需要动员多元化的潜在主体参与。因此,本研究扩展了CCI的研究情境。(3)本研究根据社会政治治理理论,从多方互动的目标、内容、方式3个维度对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活动进行考查,探讨了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活动中多方互动和多层面社会问题解决,有助于突破了已有CCI研究偏向以企业为中心[8]、关注CCI行为类型和单一问题解决[7]、以及企业单方面的合法性绩效[29]等研究现状。(4)本研究表明,在依靠社区治理结构进行社区动员的过程中,焦点企业的CCI活动是根据社区发展需要(行为目标)和各方资源能力状况(行为内容)而开展和演化的。①协助社区组织成长是后续合作行为的基础,这源于社区最初状况和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状况,而挖掘不同参与主体所具备的特殊资源能力对后续有效解决不同社会问题影响重大[17];②根据社区发展不同阶段需求和社会问题,企业会主动调整自身角色作用,企业与其他社区参与主体会渐进式采取企业主导型参与、企业-社区协商型参与、社区平台型参与的合作模式,与BOWEN等[5]提出的“社区参与连续体”概念相呼应。

5.2实践启示本研究的结论对于企业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应对“和谐社区”建设挑战和开展深度社区参与活动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1)如何动员多元化的社区参与主体共同开展和谐社区建设?虽然我国社区建设的任务繁多复杂,但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和挑战,急需从社区治理结构层面加以解决。例如,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正处于变革阶段,但在我国政治体制下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一直被视为政府的责任,企业和社区组织缺乏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和合法性。因而可以获得启示,借助党组织号召力,提升帮助建立和完善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动员多元化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效策略。更重要的是,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社区动员也是为企业自身构建更大的资源平台,有利于拓展企业参与社区服务的范围。(2)如何定位并调整企业在社区建设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本研究有如下两点启示:①企业的角色定位需要取决于社区发展需要和其他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状况,而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需积极借助社区治理结构与多方参与主体进行沟通。②协助社区组织的成长与成熟是社区持续发展的基础,开展深度社区参与的企业应重视充分发挥其他参与主体的特色能力和资源,不仅能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问题,还能克服企业一直作为主导者开展社区参与所面临的资源能力限制。

5.3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本案例研究虽然对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行为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但由于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和案例的特殊性,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本研究仅针对企业深度参与城市新建住宅小区(不包括单位型小区)的建设和转化,不针对短期的慈善捐赠等企业参与行为。所选的是房地产企业,城市新建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类社会问题与这类企业业务具有长期且密切关联。而对于其他行业企业而言,这种关联性可能不具备如此紧密性,未来可以尝试研究其他类型的驻社区企业的深度社区参与行为及结果以检验、改善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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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9

一、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呼唤政治文明建设

在边疆民族地区,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及贫困问题都很突出,这些问题又总是纠缠在一起。加速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缩小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能够为民族团结进一步打牢基础,能够为边防的巩固和边疆的稳定创造有利条件,还能够为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创造有利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则对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比较贫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但是,现在边疆民族地区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条件下,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了西部开发的主要区域,西部开发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国家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又获得了极好的机会。在这样的形势下,边疆民族地区将迅速地发展起来,并有效缩小与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在这样一个全面的现代化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触及并受到冲击,从而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加速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和社会规范、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等,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逐步展开。

边疆民族地区在这样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过程中,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呼唤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没有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迅速发展和全面进步不可能实现,这里的小康社会不可能真正建成。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缺乏性和不可替代性。首先,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全面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而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的。边疆民族地区要全面提升文明程度和水平,政治文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边疆民族地区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政治文明或者没有达到相应的政治文明的标准,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的文明就不完整,只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明,就无法真正建成小康社会。边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需要一定的权威机构来宣布和确认,更需要社会成员在亲自体会的基础上来认可和确认。社会成员不仅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生活来体认和确认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也需要通过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来体认和确认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生活来体认和确认全面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要有经济标准,文化标准,还要有政治标准。其次,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必须是全面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文明水平的提高,必须在社会的三大基本领域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开展全面建设。没有建设过程的全面性,就无法达到建设目标的完整性。不进行全面的建设,就无法实现全面发展,就无法建成小康社会。离开了政治文明建设,就不能形成全面建设,或者说,建设过程就不是全面的。只有三大领域全面建设,三大领域全面发展,三个文明同时并进,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的支持。政治文明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是连接二者的中间环节,既制约着物质文明建设又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通过调整来理顺社会的政治关系结构,构建合理的政治制度,形成有效的政治机制,创造有效的政治方式,推进政治发展,从而保障人民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没有政治文明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和全面的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一,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必要的制度条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既不断完善原有的制度,又进行制度创新,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不断满足社会的制度需求。日益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将政治运行全面纳入制度的轨道,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且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保持它们的动态平衡;保障社会成员的各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稳定的政治环境。边疆民族地区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化持续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逐渐形成,社会成员由“法定公民”向“事实公民”的转变日渐明显,社会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政治文明建设通过政治机制的创新,构建新的能够有效容纳和协调新的政治因素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机制,便能够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第三,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创建协调的政治关系。要使边疆民族地区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在建设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中央、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与富裕地区的关系,处理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发展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同时还要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帮助。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政治文明建设创造新的政治协调方式。

第四,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进程中的全局性问题提供有效政治解决方式。边疆民族地区在开发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适时解决这类问题,是整个社会平衡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文明建设能够通过政治方式的创新来有效地解决这类全局性的问题,保持社会平衡发展。

第五,政治文明建设能够为边疆民族社会创建必要的秩序。健全、有效的秩序,是边疆民族社会得以形成和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变迁了的社会需要相应的新的秩序。边疆民族地区原有的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现在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然而,秩序不是自然生成的,秩序需要构建和维持。政治文明建设能够通过创新的政治机制来构建这样的秩序。

二、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条件

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这里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毫无疑问,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是我国统一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这里的政治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并无二致,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同样的政治制度。但从具体的运行上看,这种政治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运行的,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区域政治。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只有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普遍性要求同边疆民族地区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寻找到有效的政治建设途径,切实提升政治文明的水平。

政治文明要从实际出发,首先就必须研究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环境条件。从总体上看,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政治发展水平,二是现实的政治关系,三是政治建设的基础。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今天的政治建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回顾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历史上这里的政治发展速度相当缓慢,政治发展程度很低。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缘一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处在崇山峻岭,丘陵峰峦,密林深箐,戈壁草滩,虽然山川壮丽,地理位置重要,但阻隔重重,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除极个别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外,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普遍存在的经济形态是封建地主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原始的农村公社经济。这样的条件必然影响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使政治发展具有多样性,存在着多种政治形态,如藏族的政教合一政治、蒙古族的盟旗政治、彝族的诺合家支政治、傣族的土司政治、瑶族的石牌政治等。[1](P154-156)从总体上看,这里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比较低:一是社会的政治化程度较低。公共权力不完善,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十分有限,政治关系较为简单,社会的组织和管理相当粗放;二是政治体系的不完备。专门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尚未完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自身的分化程度较低,缺乏完备的制度体系,政治机制不健全,政治管理方式落后,多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方式并存,政治的一体化不高;三是政治文化的发育水平较低。政治文化状况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虽然云南各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发展并不成熟,并未形成自己稳定的政治文化传统。概括地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一直保持着一种低水平、低分化度、复杂性和适应较低的政治形态。

边疆民族地区现实的复杂政治关系也对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诚然,各民族历史上多样性政治形态的影响是导致现实政治关系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实状况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却更为直接和有效。从现实来看,这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仍有较大的差异,民族构成状况较为复杂,宗教信仰多样并对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富有民族特色的多样性的政治文化也对政治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发挥着虽然无形却十分有力的影响。另外,边疆民族地区有些民族与国外民族属同一民族,是跨境民族,因而很容易受周边国家的影响。因此,这里的政治关系与其他地区相比,显得更为复杂,体现出突出的民族性和边疆性。这种复杂性的突出表现就是,这里除存在一般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政治关系:一是民族关系。这里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既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又有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区域内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与不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关系,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二是宗教关系。边疆各民族群众一般信仰宗教,甚至是全民信教。而各个民族信仰的宗教又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本土宗教又有外来宗教,既有成熟的宗教又有原始宗教,既有为多个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又只有个别民族信仰的宗教。三是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相互纠缠。各个民族信仰的宗教往往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从而成为民族的价值体系和信念系统,反过来,宗教又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载体,因此民族关系往往打上宗教的烙印。宗教关系往往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民族关系与宗教影响盘根错节。四是传统政治关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治中,与现代政治相区别的传统政治的影响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体制外的传统政治权威与体制内的现代政治权威同时并存,传统政治关系与现代政治关系难舍难分地联系在一起。另外,这里的政治关系容易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国外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首先进入这里。由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这里的矛盾和冲突也更容易发生,而且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各种关系中的矛盾又相互扭结,新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和协调还会激活旧有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形成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局面甚至形成连锁反应,并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还会影响到边防的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及教训一再证明:“民族宗教问题无小事”。

边疆民族地区的现实政治状况,是长期的政治建设的结果,也是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较之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基础明显的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边疆民族地区今天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与政治建设的成就分不开的。但是,这里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治发展程度低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为政治建设提供的基础并不厚实,而且祖国内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程度本来就比较高,近年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政治建设也得到了有力的推进,无论是政治关系的调整、政府能力的提升、治理方式的改变、政治机制的创新、制度体系的完善都走在了前列,从而使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建设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客观地分析现实就不得不承认,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基础还是相当薄弱的。首先,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势必会影响到政治建设的发展。其次,大众的政治社会化程度较低。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获得政治属性,养成政治人格的基本途径。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程度,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化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受到很多的限制,社会成员的政治人格的复杂性、适应性以及政治能力等,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要求相比还有许多的不适应。再次,制度体系还不健全。政治生活制度化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普遍地注意到了,但是,真正的制度化政治不仅需要建立制度,而且还要使制度成为环环相扣的严密体系,否则,制度就无法进入操作层面,有效地发挥作用,就有可能流于形式。但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运行来说,制度化的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要求。最后,地方政府的能力普遍不强。受人员素质(包括文化水平、思想观念、敬业精神、管理水平等方面)、机构间的相互关系、资源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政府能力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些情况表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环境条件多样而复杂,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也十分地艰巨,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难也更加突出。正视这样的现实,从面临的实际出发,发现和确认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发掘和利用各种有利于政治文明建设的传统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探索符合实际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之路,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

三、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除了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施依法治国等一般性的原则外,还要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解决好面临的政治问题。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以下一些重大的问题:

1.民族区域自治建设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实际情况来看,该制度不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运作层面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限制了该项制度的功能的充分发挥。从制度层面来看,该项制度的具体规定比较细,但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尚不能为该制度的有效行使提供必要的支持,限制了制度功能的发挥。最为突出的是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在纵向上受到上级国家机关的很大的限制,在横向上受到其他机关的很多限制,实际存在的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体制使得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无法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因此,自治权出现了纵向和横向的双向流失,少数民族在聚居区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运作层面来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对当地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并未充分体现出来。除了自治权流失外,自治机关的能力不足的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无法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本身的制度功能。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拥有更大的管理权,有条件突破传统体制的限制,采取切合实际和灵活多样的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实上边疆民族地区的自治地方在自主管理方面远远不及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政府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候,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却还在原地踏步中怨天尤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在此过程中渐渐拉大了。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制度,尤其是调整和完善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关的其他制度,保证自治权的行使,二是发挥制度功能,尤其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

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中,还需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民族自治机关的选举权的限制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建设过程中,既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较之于其他地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权力分配方面有一定的超越,也要对自治权作必要的限制,不能突破单一制国家关于国家权力纵向分配中的基本规定,要防止过分自治导致的地方分治。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通过建立严格和周密的制度规范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2.民族关系的调整机制建设问题

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关系。现行的民族关系是党和政府通过政策和其他政治手段不断调节和构建的结果,但这种关系也还会随着民族自身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生成“发展中和发展后”的民族问题。

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即民族问题,不仅会生成于少数民族处于落后状态从而与汉族的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存在民族不平等的情况下,也会生成于少数民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或发展起来从而缩小乃至消除了与汉族的差距,甚至是消除了民族不平等的情况下。两种情况下的民族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为少数民族要求发展的问题。主要通过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方式解决,后者为少数民族在自身的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基础上要求在现行国家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多政治权力的问题。这类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前一类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后者在国外并不鲜见,这在我国尚未真正形成,但在某些情况下和个别的问题上已现端倪,需要未雨绸缪。长期以来,我国致力于解决“不发展的问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却缺乏关注和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形成相应的政策准备,建立对这类问题进行有效协调和控制的新机制,防止此类问题的生成和发展。

提出“发展中和发展后的问题”,并不是说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就必然出现此类问题,只是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类问题生成的关键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在民族的发展中迟早会觉醒,它能促使民族关心自己的利益,关心自己的发展,使一个民族奋发有为,但如果民族意识过分旺盛,尤其是被不适当的利用,也有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民族意识发展成为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的话,后果就相当严重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是看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2](P128)在多民族共居的边疆地区,必须关注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状况,建立必要的预警机制和调控机制。建立这样的预警机制和调控机制,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相应的,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不能只站在同情和关心弱小民族的角度来帮助少数民族,而应该站在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的角度、站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以及与其它地区的整合。

3.地方政府能力提升问题

政府能力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所说的政府能力,是指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运用权力、履行职能,应对环境挑战,解决面临问题的能力,既可以指广义政府也可以指狭义政府。一级地方政府能力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所有机关之能力之总和。从横向上看,政府能力是政府发挥自己的功能,在处理区域社会的各种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具体包括规划发展能力、制度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市场规制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等,一级地方政府的整体能力就是由这些具体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状况同所治理的区域社会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因而需要通过政府来促进该地区发展的情况下,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有能力的地方政府,不仅能够对县域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相应地也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社会的发展;如果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衰弱或能力缺失,它所治理的区域社会的发展也将是缓慢的或滞后的。一级地方政府能力的状况,往往成为影响区域社会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较之于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能力普遍较弱,或者说能力缺失问题十分突出。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边疆民族地区与这些地区的差距并没有今天这样大。但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普遍能力较强,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却在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普遍地体现出力不从心的状况,“等、靠、要”的现象较为突出。政府能力不足成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发展上拉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要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迅速增加地方政府的能力,边疆民族地区要迅速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愿望就难以实现,甚至会坐失良机。

4.政治文化建设问题

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塑造一种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将政治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否获得各个民族的认同,直接关系着多民族国家是否具有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能否组织起各民族的稳定的联盟。如果各个民族认同于国家,或者在多个认同对象中对国家的认同置于最高地位,各个民族就会形成对国家的义务感、责任感和效忠,决定着各个民族对国家的情感和评价。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内的许多民族问题都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直接相关。一个国家之所以出现某个或某些民族要求从现行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或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民族认为现行国家政治体系并不是它们所企盼的政治庇护所,不认同于现行的国家政治体系,或者将对本民族的认同置于对现行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之上。

我国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都是认同于国家的。这是国家统一的心理基础。但具体来说,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存在差别的,具体到一些民族的内部,其成员对国家的认同也存在差别,而且这种状况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这种情况在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将政治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着力在边疆各民族中培养和塑造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5.政治稳定问题

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十分关注政治稳定问题。边疆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所难免。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3](P43)当然,生成和存在不稳定因素只是表明这里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只有当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达到一定的度,才会酿成现实的政治不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避免出现现实的政治不稳定。

边疆民族地区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触及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机制等,会打破这里原有的平衡状态,整个社会处于由传统的平衡状态向新的平衡状态转换的过渡阶段,制度化水平往往比较低,社会的平衡会出现这种转换过程特有的脆弱性。而与此同时,各民族群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卷入到现代化的过程中,利益需求以及对现代化的期望值迅速增长,民族意识趋于旺盛。开发和发展的非均衡性会打破各民族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各民族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利益追求过程中的磨擦、矛盾和冲突会大大增加。从而对政治稳定形成冲击和挑战。概括起来,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参与的膨胀。人们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作为社会分配之枢纽的政府和相应的过程,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过程,从而使政治参与迅速膨胀。而边疆民族地区现行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以及现行政治体系吸纳政治参与能量的能力都十分有限,所以难免会形成制度外的无序的政治参与,从而对政治稳定形成冲击;二是民族矛盾增多。由于各民族的利益意识增强,更加关注民族利益,各民族间利益争夺趋于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民族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了。较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旦生成,就会危及现有的政治行为,酿成政治不稳定。

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认真地对待政治稳定问题,把保持政治稳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根除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疏导政治不稳定因素,把这些因素纳入制度的轨道,并将其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一方面,要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增强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吸纳能力,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新机制,增强对民族矛盾的政治协调能力,对民族矛盾进行有效的协调。

【参考文献】

关于社区治理的问题例10

首先社区民主自治有利于推进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是政府,目的是解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单位功能弱化所留下的空间,由此来加强对社区的管理。面对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政府本身不是万能的,许多事单靠政府解决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适当的放权,调动社区居民力量进行自我管理,不仅有利于发挥居民中间的潜在力量,而且也可以减少因政府做得不好所招致的居民群众的积怨。政府在社区建设中要退出不该管的、也管不好的居民生活领域,让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从而为整个社区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居民舆论氛围。其次,社区民主自治有利于调动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社区民主自治与社区管理是一对相互矛盾、相互促进的有机体。社区的自治组织既不能脱离政府的支持而独立存在,也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不能缺乏群众基础。第三,社区民主自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居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现代社会中,人群高度异居性,邻居的概念日趋淡薄,都市人习惯于关起门来过日子,同住一栋楼同居一个社区互不相识的现象普遍存在。同居一个社区的居民,不可避免地要共同面对一些公共问题,诸如公共设施的共同使用、社区环境的共同拥有、对治安状况的共同应对等居民权益的维护,为了共同的利益,需要在社区民主自治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下,社区居民自觉参与民主自治和管理,以满足共同的利益需求。近年来,明楼街道在民主自治建设中,着力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走“共建美好家园、共创文明社区、共管社区事务、共享各种资源”路子,街道各社区的民主自治氛围有了明显增强,广大居民群众和社区成员单位的民主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社区工作由“为民作主”逐步向“由民作主”转变,社区民主自治及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实践过程有:一是深入居民中间,加强宣传,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针对社区居民多年形成的小区概念,对社区认同不足,对居委会工作配合不主动的现状,街道、社区干部采取进门入户宣传、组织文艺演出、召开座谈会、发放意见征求表、落实社区干部联片制度等方式,向广大居民群众宣传社区的基本理念,融洽居民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和来往,有效地帮助社区居民树立了“大社区”的概念,增强了社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二是建立制度,理顺关系。建立了社区共建理事会全程监督机制、共建理事会常务理事制度和双月一次的例会制度;建立了社区居委会和各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和对决策监督机构所承担的义务,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理顺了社区“议、督、行”之间关系;三是调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把原先属于街道和居委会对社区建设中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全部交给居民代表来行使,把原属于街道对社区居委会落实年度目标管理情况和社区干部履行职责情况的考核权交给居民代表,全面实施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干部工作的述职、质疑、民主测评、考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社区居民了解社区、关心社区、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四是推行居务公开。社区全面实行了社区事务公开制度,通过建立《居务公开卡》、《工作绩效卡》、民情对话墙、居务约谈会等,把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建设重大事项、社区居务财务、社区干部工作作风建设、作为业绩等,公开公示,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增强了社区居成员代表大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五是创新活动载体,不断充实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内涵。全面推行居民工作日制度。实行社区居民、社区成员代表、社区理事会成员自愿报名,同社区干部一起参加社区事务处理,共同参与居民来信来访接待,共同走访居民家庭、共同排忧解难。全面实行墙门民情信息员制度。各个墙门均聘请了1名综合素质好、责任心强的居民为社区信息员,由他们和墙门组长共同收集、了解墙门住户信息、舆情动态,及时向社区自治组织反馈,使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二、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受国家为权威来源,单位为传统形式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缺乏社会民主自治的基础。由于带有自治色彩的社区民主自治属于新生事物,至今对社区自治的性质地位、管理方式和运作程序没有明确规范,在实践中产生了各种模糊的认识,也面临着不少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社区民主自治法律缺位。社区民主自治的依据是自治法。它是政府权限与自治组织自治权利的划分依据,界定自治组织全体成员权利义务,也是自治组织职能设置和职能定位的基本依据。尽管我国宪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对居委会的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在实践中,两部法律的规定对促进城市居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进城市居民的自治活动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总体上规定过于原则,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有许多规定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特别是“社区建设”这一新生事物无法体现。

2、社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民主自治的意识不强。基层群众的民主自治意识的培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当前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过去相比虽然有了极大提高,但与民主自治工作所要达到的要求相比还有一些差距。比如在无物业管理小区里,治安、卫生管理费收取的难度大,居民的自觉支持的意识不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素质有待于提高。

3、社区居委会工作任务较重,政府职能部门指标性任务太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除了法律明确赋予的协助政府开展部分工作外,其主要职能是开展社区自我管理。由于目前对部门与社区两者的职能关系尚没明确的规定,存在一些部门和单位工作任务大都向社区倾斜的现象,造成社区工作任务多压力重,难以实现自治组织本应负担起的社区服务与管理职能,影响了自治功能的发挥

4、社区工作机制不够健全,社区工作的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还不高。虽然各社区基本上都制定了《社区组织自治章程》、《社区共建理事会章程》《居民自治章程》,但内容都比较原则,有的制度条款不切合实际,操作性不强,民主自治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共建理事会作用的发挥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原有的组织作用发挥不够。社区居委会在解决社区矛盾中没有很好地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及共建理事会两大自治组织的作用,居委会过于大包大揽,代替决策、执行。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社区居委会工作量过大、压力过高,另一方面不能全面客观的解决问题,居委会吃力不讨好,反而招致居民的埋怨合矛盾,久而久之使居委会削弱了在居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凝聚力;二种是滥用“三个组织”的各个职能。表现为过分依赖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开得过多过滥。有些完全可以在小范围内协商解决的问题也提交到成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社区成员代表人数一般都有70名左右,对召开全体成员代表大会不慎重,有一些事情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就盲目地召开成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常常使居委会陷入两难境地,不但会增加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量,代表们也会感到不耐烦,从而陷入事倍功半的情景。

三、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思考和对策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当家作主意识

在推进社区建设的进程中,社区建设的关键是依靠全体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街道、社区应从提高居民当家作主意识入手,加大教育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强化他们对支持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街道、社区干部可结合社区建设,借助社区各种宣传阵地和手段,采取进门入户宣传、召开座谈会、发放意见征求表等方式,向居民群众宣传《居委会组织法》等法律知识,宣传基层民主自治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民利,实现依法有序地参与。把每次社区活动都当作是对居民进行民主法制观念宣传教育的好机会,如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活动,社区议事活动、社区居民评议街道、居委会活动、无上访社区创建活动等,使居民群众不仅能了解有关民主自治的知识,看到自治的过程,而且在参与中学会民主自治的程序和方法,感受到社区建设和民主自治的作用和成果。

二、加强自治组织建设,发挥自治组织作用

社区自治组织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共建理事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组成。社区自治组织的建立要遵循“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三个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充分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共建理事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议事机构、自治主体机构的作用。

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作用,首先必须重视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作用,认真听取和尊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坚持重大问题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决策的有效机制。建立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代表组长联席会制度,成员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各代表组长、社区共建理事会负责人、社区居民委员会领导组成,在成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其次,要重视发挥社区共建理事会的议事作用,要使理事会成员及时了解情况,主动出谋划策,帮助解决问题,积极参与决策。要特别重视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自治主体机构的作用,既要依法办事,遵守规定程序,又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三者之间优势互补,以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角度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建设。

三、健全“三会”制度,完善工作手段

“三会”是指协调会、听证会和评议会。“三会”制度是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的有效手段,是社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协调会,主要是协调和解决社区内的各种矛盾,如邻里之间矛盾、居民与物业的矛盾、居民与政府部门的矛盾等等。在协调工作中,社区自治组织要善于发现矛盾,敢于接触矛盾,了解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的人员要及时到会,明确责任,依法处理;会后要加强落实和督办。除依法解决需执法部门督办外,一般协商、调解处理的问题,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督办。听证会,主要是就某一件涉及社区建设的公益事业或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听取社区成员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拓宽社区成员参与社区自治建设的渠道。通过听证会,可以使社区居民参与到政府的实事工程中来,对政府的决策起到民主监督的良好效果,有利于社区制定出台的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听证会上社区成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认真梳理分类,分别送交有关部门或领导,尽可能解决,并通过一定方式,给社区成员答复和解释。评议会,主要是群众评议政府有关部门、社区居民委员会及主要成员,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又是考核工作的依据,通过实事求是的民主评议,有利于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