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理论例1

区域经济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统筹区域经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发展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关系现在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协调发展理论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两个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也经历了均衡发展、不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演变历程。据此，研究从理论基础、内涵、测度对国内外相关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简单梳理。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学者从不同研究内容和视角，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各有侧重。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发展过程论。张敦富、覃成林（2001）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的过程。张可云（2007）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过程。二是过程状态论。蒋清海（1995）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各区域对内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区域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形成决定这种状态和过程的内在稳定的运行机制。三是发展模式论。高志刚（（2002）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从效率与均衡的角度考虑的，既不同于均衡发展，也不同于非均衡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强调效率与公平兼顾，其次强调适度倾斜和重点发展，第三强调优势互补，第四强调共同发展。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协调发展理论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中心理论、倒U型假说、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等。

1.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会驱动要素合理流转和配置，实现区域间要素价格的趋同，达到区域平衡发展，区际非均衡状态的发生只会是暂时的，如果长期存在，一定是完全竞争的条件未得到充分满足，从而妨碍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2.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

佩鲁（1950）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赫希曼（1958）提出“核心―边缘理论”和“联系效应理论”，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联系既有有利的“涓滴效应”，美国经济学家弗农（1966）提出“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论”。

3.区域经济阶段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和费雪（1949）认为区域经济增长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即自给自足、乡村工业崛起、农业结构转换、工业化、服务业输出五个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地区发展阶段理论”指出所有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都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趋于成熟、大规模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等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应该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

三、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演变

改革开放前，传统生产力布局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平衡发展的思想支配着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因此，使我国区域经济理论主要是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理论上形成了区域重点发展论。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夏禹龙、冯之浚提出的梯度理论。后来，由于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缓解东西差距，学者们又陆续提出T字型发展理论、二型布局理论等所谓的“区域发展中性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理论界对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又进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魏后凯（1995）提出了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出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区、各产业的发展需要保持协调；曾坤生（2000）的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观也体现了在发展中求协调，注意适时、适地、适度支持某些地区和产业优先发展，以达到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思想。颜鹏飞、阙伟成（2004）立足增长极理论，论述了区域协调型增长极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兰肇华（2005）认为产业集群理论应该是指导我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理论选择。

参考文献：

[1]刘楷.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变动效益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1998

[2]张其仔，郭朝先，白玫.协调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产业政策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

协调发展理论例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全面构建小康社会，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不断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城乡协调发展思路被认为是具体的有效路径。围绕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一直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忽略了城乡协调发展是什么的问题，结果导致出现“主观臆断”左右“客观事实”，如各地一阵风式地掀起“城市化”浪潮，导致大量土地被闲置、农地被弃荒。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被提出来之际，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城乡协调发展的本质，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的;而且，以往的研究大都是“泛泛而全面地”讨论，本文在就城乡协调发展的现有理论与实质内涵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又以黑龙江省为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案例分析，进而提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议。

一、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颇多，我们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协调发展的定义

在现有文献中，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很多，许多研究融于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城市化的研究之中。这些概念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城乡一体化是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1]。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种创新理念，从观念上打破城乡分割发展的思维惯势，它表明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协调和处理城乡关系，解决新时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指导思想[2]。而城乡协调的提出源于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协调是在保存城市和乡村鲜明特色的前提下，建立一种新型城乡关系，即效益共享、责任共担、相互协调、共同发展[3]。城市化则主要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其实质是农民从农业劳动转为从事工业、商业及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以上概念并不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城乡一体化重点在最终发展目标，统筹城乡发展强调整体理念，城乡协调侧重城乡关系，而城市化则强调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特征(结构转型)与任务(共同富裕)来看，处理好城乡关系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最终目标的手段;是贯彻统筹城乡发展整体理念的具体内容;是指导城市化战略实施的平衡原则。因此，我们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其主要内涵应该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运用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

2.城乡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生产关系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解决了曾长期困扰我们的温饱问题，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稳固而广阔的农村腹地，并一度缩小了城乡差别，城乡联系也显著增强;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改革呈现出勃勃生机和跨越式发展的趋势以来，城乡差别又被拉大了，再次凸现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仍未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4]。目前，城乡关系不顺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过分悬殊，这已经开始威胁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来看:自十六大以来，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全面的、均衡发展的小康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为此必须由过去的城乡分治走向城乡协调，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为城乡协调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与综合效益不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三农问题”为城乡协调发展又提出了挑战。因此，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

3.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容

陈加元认为城乡协调发展应该包括:(1)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协调规划布局;(2)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协调产业分工;(3)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各项服务功能;(4)统筹城乡生态建设，协调环境保护; (5)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协调社会保障发展;(6)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协调社会进步发展[5]。除此以外，城乡协调发展还应该包括:使城乡居民享受公平的国民待遇，拥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发展机会;建立城乡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与效益等[6]。

4.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

围绕政策在城乡间倾向的不同，我们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分为三大类:

(1)以城市发展为重点，优先发展城市，然后由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强调城市的主导作用，把城乡经济联系看成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一种联系，通过资源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来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城市的辐射能力越强，其对乡村推动效应越强[7]。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基础之上的二元经济理论。

(2)出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提出的“自下而上”的城乡关系发展政策建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农村的综合发展与综合建设，积极发展非农产业，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缩小城乡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别，减轻城乡收入不平衡性等。其政策主张基础最早见于利普顿(Lipton)对于“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政策的批评。代表性的学者为托达罗，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农业部门的忽视。

(3)城乡互动发展，建立城乡间统一的市场体系，依靠中心城市地区的集聚与辐射作用;同时政府扶持农村地区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等几方面齐头并进，逐步改变城乡隔离发展、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局面，实现城乡互动发展[2]。其核心是城乡经济利益平等，以此作为推动城乡互动发展的动力所在。该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麦吉(Mcgee)教授于1989年提出了Desakota的概念，即在印度尼西亚语中的“desa"(村庄)+“kota”(城市)。

二、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卡尔多改进”

城乡协调发展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要先从探讨“什么是城市”开始。

在《中国大社科全书》(2002)中城市(city)是指“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交通、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的聚落，其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人口数量大、密度高、职业和需求异质性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商品生产的萌芽和发展，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和繁荣，逐渐形成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体的城市，农业的发展产生剩余产品，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农业为城市提供食品和工业原料，特别是轻工业原料;城市工业的出现和集聚、城市人口的增加和需求的多样化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将大批剩余劳动力输往城市等等又进一步壮大了城市规模。”这样看来，城市的产生源于农业，城市起步发展依靠农业，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农业，城市的规模与“质性”却脱离于农业。也就是说，自从城市出现以来，尽管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农业功不可没，但是，城市却天生地异化于农业，异化于农业发展之地——乡村，城乡之间天然地在自然环境、人口“质性”、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别。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词“协调”的意义就在于协调的是城乡的差别，而从城市的定义来看，这种差别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产业差别。

这里，学术界经常有这样一个误解，是需要澄清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常有某地的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致富，建设起新的生活环境，农民不再或者很少依靠种地维生，大多数农民进入企业从事工作，过上城市化的生活。于是，有的学者就宣称，城乡差别协调了。对此，我们认为:当农民脱离开农业生产之时，就恰如当初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城市一样，原先的“农业、农村、农民”就已经不存在或者改变了，成为“非农业、城镇、市民”。因此，何来城乡差别呢?原先的“乡”已经变为“城”了，有的只是“城城差别”(摆脱了城乡户籍制度、行政建制差别认识后，从产业发展角度讲，这里的农村已经是城市了)，我们这里所讲的城乡协调发展应该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基于产业差别为主要特征的城乡差别的关系协调问题。正如中国“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核心问题一样，农业问题同样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本意应该在于:协调城乡间的差别，而并非消灭城乡差别，因为城乡差别的主要特征——产业差别，在目前是不能够消灭的。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关于分析“城乡协调发展是什么”的理论前提如下:(1)存在城市、农村两个大的经济体;(2)两个大经济体之间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其中产业差异是主要的差异特征;(3)每一个大经济体都有着各自的产出(效用或者幸福)函数， 城市为F1，乡村为F2 ;(4)两个经济体之间有着往来，其结果会产生作用于产出函数的影响ΔP，如果影响是正的，则Δp>0，反之Δp0。在这些理论前提基础之上，我们构建理论模型用以说明“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如下:

TF=(Σ|i=1，2)Fi+Δp(i=1为城市;i=2为农村)

其中，TF代表整个社会的产出函数(效用函数或者幸福函数);(Σ|i=1，2)Fi代表无数个城市与农村的产出函数被加总求和。

若要获得max(TF)，则需要使得:第一，max(Fi);第二，max(Δp)。max(Fi)是城市与乡村的各自产出最大化问题;max(Δp)是城乡之间整体协调产出最大化问题。在Fi既定的情况下，实现max(Δp)则必定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Fi非既定情况下，实现max{(Σ|i=1，2)Fi+max(Δp)}则可能是一种卡尔多改进，也就是说此时的max(Δp)可能是建立在对max(Fi)的否定基础之上。

所谓“帕累托改进”即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中，不损害任何人而能使大多数人(在他们看来)变得更好的改变。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是总体利益得到了提升，则可以认为是“卡尔多改进”。我们在对一项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的时候，明确其是“帕累托改进”还是“卡尔多改进”，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其绩效，如果是“帕累托改进”则说明该项政策的实施成本为零;而如果是“卡尔多改进”则说明该项政策存在实施成本，进一步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则是探讨如何缩小实施成本，以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我们所探讨的“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卡尔多改进”。因为，如果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发展是一种纯粹的互补关系，不存在替代关系，则城乡协调发展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大多数情况下，城乡之间存在诸如“工农剪刀差”、“工业反哺农业”等相互之间的利益交流，这种利益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整个社会的产出最大化，即max(TF)是以城市或者乡村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因而实现的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卡尔多改进。

从中国城乡间的发展关系来看，无论是生产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等方方面面都存在严重的城乡差距，农村长期以来承担着中国改革的成本，而这种改革的成就恰恰又主要体现在城市，所以农村所承担的主要是城市的改革成本。因此，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增长，实现的恰恰就是一种卡尔多改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如下几点:(1)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是一种卡尔多改进;(2)城乡协调发展时，推进落后的农村发展需要付出两部分的损失，即部分的Δp和部分的Fi，对Fi的损失就是对城镇利益的直接损失，而对Δp的损失则是对城乡整协利益的损失。一般来讲，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时，必须考虑到卡尔多改进的成本问题，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分解、分担成本，实现改进成本最小化才有助于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例如在前一段时间的“城镇化”浪潮中，大批的农民变市民，但是城乡的整协利益损失却处理得不好，即现代化的城镇设施+无业可就的农民式的市民，一个是现代化的城镇，一个是落后的农业劳动力，二者无法匹配，不但没有产生整协利益，反而付出了摩擦成本。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又恰恰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条新的举措，在这项方针策略中，关注卡尔多改进中的成本问题必将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黑龙江省为案例的产业差别分析

按照前面的分析，我们明确了产业差别是城乡差别的主要特征，而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对城乡差别实现卡尔多改进，即主要对产业差别进行的卡尔多改进。所以，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就在于如何突破产业差别，以最小的改进成本实现卡尔多改进。因为城乡产业差别缩小的最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小劳动生产率差距以达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平衡发展，所以，我们以黑龙江省为例展开的分析，也将主要围绕城乡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行分析。

1.黑龙江省城乡产业二元结构强度的现状

我们以农业与非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差异即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作为指标来考察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别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二元结构强度=(非农产业GDP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农业GDP比重÷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城市为主体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以农村为主体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倍数比(二元结构强度)在1978年-1997年期间，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变化态势，在3.6至2.3倍之间;而从1997年-2000年以来呈现出较大的增长趋势，直到2000年—2004年才稳定在8倍左右。这说明城乡间的产业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

2.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异、城市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构建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异的二元结构强度、城市化率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率的线性相关函数。其中，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城乡协调发展的状况，因为城乡协调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8]。按照我们前面所进行的分析它又是社会福利的增进，所以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城乡协调发展的状况;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值(二元结构强度)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代表城乡产业差异度;城市化率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代表城乡之间存在的整协利益关系，它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正表明城市化的推进增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关系为负则表明城市化的推进有助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即有助于城乡的协调发展。具体函数如下:

LnCB=aLnEG+bLnCT+ε(1)

其中，CB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率;EG为城乡二元结构强度;CT为城市化率;ε为干扰项。依据《黑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作线性相关回归分析结果为: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强度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城市化率对于解释代表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二元结构强度每增加1%可引起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扩大0.21%;城市化率每增进1%可引起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扩大1.111%。这说明: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指导下的城乡协调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城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城市化战略的推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也就是说，城乡协调发展的整协利益Δp体现为负值。

3.黑龙江省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围绕如何缩小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异即改善二元结构强度?以及如何节约卡尔多改进成本(如城市化率变化所反映出的城乡整协利益)问题?我们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

(1)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计算公式来看，理论上讲，有两条路径可以实现对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改善:第一，“非农产业GDP比重的缩小、农业GDP比重的扩大”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第二，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也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从实践来看，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要省份之一，一方面考虑到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加强农业生产的主体省份地位;另一方面在确立工业强省、二次创业目标的前提下，坚持发展和壮大重化工业优势又是必须完成的。这样看来，一味强调“非农产业GDP比重的缩小、农业GDP比重的扩大”这条路径在实践上并非长期政策。那么，我们要考虑的路径则为: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但是，城市化的推广对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具有正效应即城市化率增长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这意味着通过推广城市化来减少农业人口比重、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以期弱化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战略意图也存在问题。

农村中的产业化发展则是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其具体思路是:提高农村的产业化、现代化程度，使大量从传统农业中“涌流”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消化在现代农业内部和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这要求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实行农企合作，进行农业公司化经营，走大农业的发展道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机制，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商品化。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传统农业的人口比重，另一方面在不盲目推进城市化的前提下，又增加了非传统农业人口的比重，这应该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2)针对诸如“城市化浪潮”带来的“荒地”现象，探讨如何节约卡尔多改进成本。这要求建立起有效的收益—成本评估机制来进行制约。收益—成本评估机制是指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主体，通过市场的风险—收益机制，吸收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的开发与建设，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的从事经济活动;政府作为“裁判”制定交易规则，执行奖惩判决，维护交易秩序，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进行协调与控制。具体来讲:当一个涉及到城乡协调发展的项目被确定下来之后，如小城镇开发项目，首先政府应该制定明确的总体开发宗旨，它应该是宏观的，考虑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求的标准作出的战略高度的规划，这个规划对于企业来讲，应该是明显具有指导性的;同时，政府还需要为企业制定好“交易规则”与“奖惩条例”，规范企业的行为。这样，政府和企业同时有了各自的收益—成本评估机制，政府的评估结果要求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即卡尔多改进;而企业的评估结果要求实现企业利润的增进，如果在政府的“裁判”规则下，能够实现“双赢”，则说明此时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陈雯.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4).

[2] 范海燕，李洪山.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5，(3).

[3] 孙立军.农村产权制度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界，2005，(4).

[4] 焦伟侠，陈俚君.关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4，(1).

[5] 陈加元.深化城乡一体化认识 提升城市化水平[OL].zei.gov.cn/zjeco/2003-11-16。

协调发展理论例3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了厘清一些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问题的不同认识,以期更好地促进这一战略的实施,本文将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及其政策导向进行具体探讨。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渊源

区域协调发展的提出并非一时凭空构想,而是有其相应的理论脉络。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平衡布局生产力理论、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和当代的科学发展观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理论基础。

(一)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及意义

平衡布局生产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模式,他们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渐进性与飞跃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都会经历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空间形式,而社会主义应当和可能由国家有计划地均衡配置生产力,逐步消灭地区差异。

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城市与乡村对立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在设想未来社会形态时,恩格斯又首先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地区经济要统筹规划、平衡布局。列宁通过对俄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分析,认为经济技术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及区域发展的严重差距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而揭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列宁又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应当“普遍高涨”。

恩格斯提出的“平衡分布”是指通过生产力的平衡布局,充分合理地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逐步消灭各地区间在经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为最终消除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列宁提出的“普遍看涨”是指通过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尽可能地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地域分工和区际联系,把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吸引到全国国民经济发展上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二)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及其意义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布局的“两个大局”思想,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并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折射出以下内涵:(1)从“不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路径;(2)从“不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方法,实现共同富裕是目的。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东部地区已率先发展,第一个“大局”的落实卓有成效,第二个“大局”的序幕业已拉开,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新疆设经济特区的提案也应运而生,这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现实要求。

(三)科学发展观及其意义

2D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重大方略,我国整体进入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在社会发展理念上超越传统发展观的根本性变革,顺应了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集中反映了当前国内局势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长足发展,物质文明大大提高,但也带来诸多方面的失衡,引发出许多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发展却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地区发展悬殊,社会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等,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就要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统筹区域发展就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可见,科学发展观赋予区域发展以丰富的内涵,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另一理论渊源。

综上,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大理论基础的联系和意义上看,马克思的“平衡布局生产力”理论和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是其基本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这一党在新时期重要指导方针、重大战略思想和执政理念的确立,意味着党的执政方略的重大发展,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现实。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的“平衡布局生产力”理论、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本质上的理论支撑。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和谐视野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是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中产生很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中西部地区在外贸和利用外资方面

基本处于“荒芜”状态,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发劣势明显,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等。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没有一整套强有力的政策作支撑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中面临的上述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驱动和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政策的调节功能和导向作用,使“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得到施展;既要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又要做好宏观调控,使“微观效率”和“宏观公平”相结合;既要依靠中西部地区自身的力量,不断培育自我发展的内生机制,又要有中央政府政策的支撑,以此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并重“内因”和“外因”的力量,并以此来进行区域政策的完善和政策实施工具的创新,形成一套完整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才能有效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1、确定合适的增长点,增强落后地区的经济活力,提高自身竞争能力。中西部各省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基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差别的存在要求因地制宜地按照各地区的发展阶段进行区域发展规划,利用各自的区域优势,形成特色区域经济;在充分合理利用当地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利用主导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培养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机制。选择一批具有显著开发前景的能源资源富集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基础的地区、区位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特色经济发展初具规模的地区作为重点开发区;以现有的工业密集、实力较强的大中型工商业城市为基础,围绕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培育一批新的增长点;组织中西部地区与有关方面建立不同形式的经济协作区,或在西部建立具有示范区性质和效应的开发特区,让“协作区”或“开发特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增长点的辐射作用,以此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硬环境,在软环境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开放的市场体系,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健全与引进外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制定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逐步放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等。

协调发展理论例4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110-06

协调发展理论例5

一、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办公室工作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市委书记、市长关于办公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书记、市长的指示，不仅阐明了办公室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为我们做好办公室工作指明了方向。希望各级办公室深刻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今年以来，全市党委系统办公室在新一届市委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着眼大局，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信息反馈、督促检查、综合协调的职能作用，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在参与政务、管理事务、搞好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四套班子办公室、以及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区市县办公室密切配合，确保了市第五次党代会、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招商活动等重要会议和活动的圆满成功，受到了市委的充分肯定。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委办公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绵阳正处于贯彻落实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的关键阶段，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办公室作为各级各部门的综合办事机构，发挥着承上启下、沟通左右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办公室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整个机关能否正常运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领导同志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刚换届不久，谭力书记曾把我们市委几位刚到任的秘书长找去作了集体谈话，要求市委办公室要在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发挥重要作用，要知晓全局、把握全局、掌控全局，要把市级部门都“管起来”。所谓“管起来”，我们理解就是要搞好综合协调工作。从市委办的角度来讲，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向各级各部门办公室多了解、多沟通；另一方面各级各部门办公室也要多报告。我们在市委秘书长的分工上，专门给每位秘书长都划分了联系的区市县，目的也是为了了解和协调一些事务。从最近一段时间实际工作情况来看，我感到，我们办公室工作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或者说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在工作手段、方式、方法上都还亟待创新和改进。比如参谋还没有完全到位，报告制度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服务水平与领导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督查的力度还不够，工作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对此，各级办公室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坚决维护市委的核心领导地位上来，统一到实施“三大要务”、奋力推进绵阳发展新跨越这个全市工作大局上来。

二、认真贯彻《市委工作报告制度》，切实搞好综合协调。

搞好综合协调，是办公室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保证全市工作正常运转的客观要求。搞好综合协调，核心就是要贯彻落实好《市委工作报告制度》（以下简称《报告制度》）。这是市委为了加强统筹协调，增强执行力，确保市委对全局工作的统一指挥，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重大举措。当前，贯彻落实好《报告制度》，是我们各级各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各级办公室的重要职责，是我们各级办公室当好参谋的重要手段，也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

第一，要认真组织学习好《报告制度》。首先是我们各级办公室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报告制度》的具体要求，当好参谋助手，随时提醒领导。同时，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主动加强与市委办沟通，确保渠道畅通。

第二，要认真贯彻落实好《报告制度》。关于报告对象、内容、方式、时间等在《报告制度》中都有明确规定，关键是由谁报、怎么报的问题。在上报事项中，除工作内容外，有许多事项涉及到领导同志个人。办公室是为领导服务的，搞好有关事项的报告工作责无旁贷。因此，各级办公室要确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和上报，要坚决避免迟报、漏报、甚至不报现象的发生，这是一条高压线，希望各级各部门不要闯。

第三，市委办将认真搞好《报告制度》的承办工作。承办好《报告制度》是市委办的一项重要工作，市委办上下高度重视，市委分管领导友学书记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具体承办意见。下面，我给大家通报一下，便于大家联系。市委办承办的具体部门是督查室、信息处和综合处。由市委督查室承办的事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请销假情况，由市委督查室收集整理。二是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向市委报告的工作情况及个人重大事项，由市委督查室收集整理。三是市委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市政府副市长次日活动安排，由市委督查室每日下午下班前收集整理。由市委办信息处承办的事项有两项：一是重大突发事件。二是领导的重要言论、活动动态、重要接待、工作动态及其他报告事项。由市委办综合处承办的事项主要是各地各部门上报的文件和会议方案。这个具体分工也印发了会议材料，请大家认真阅读。市委办有关处室要做好解释工作。

三、提高质量，增强实效，进一步搞好信息工作。

全方位、多领域、多角度地为市委领导提供信息，充分发挥信息在领导决策中的参谋助手作用，是维护市委领导核心，保证市委统揽全局、科学决策和指导工作的重要手段，更是一条重要的政治纪律。今年以来，全市信息工作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积极收集上报情况，取得了较好成绩。—月，向中办报送信息居全省第位。市委领导对做好信息工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谭力在市委办信息刊物上的批示达条，其他市委常委的批示达条。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当前全市信息工作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为此，各区市县、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信息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改进工作，改善服务，切实发挥好信息工作的参谋助手作用。

第一，要做好上报信息工作。绵阳作为中办信息的直报点，我们要在服务好市委领导的基础上，加强对上级党委信息需求的研究，在上级需求和市情结合上找准突破口，提高信息的效用层次。当前，要紧紧围绕十七大、省委八届五次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及时、全面地报送绵阳市深入贯彻会议精神的思路和措施，以及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各项成绩、经验和问题。要及时上报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要言论、工作思路和重大活动情况。要通过上报信息，让上级领导全面了解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方针政策和部署在绵阳的贯彻落实情况，全面了解绵阳改革发展情况，进而加大对绵阳的关心和支持力度。

第二，要做好对同级党委的信息服务工作。市委办将学习借鉴成都等地做法，结合《报告制度》的贯彻，对信息处原有刊物进行改版，着力办好三个刊物：一是《每日汇报》。主要栏目有：领导要论、领导活动动态、重要接待、工作动态、媒体摘要等。二是《工作情况交流》。主要刊登各地各部门工作中的好经验、好作法。三是《情况与建议》。主要刊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各区市县、各部门要及时调整信息报送的内容、结构、角度和方式，要围绕工作主线报送信息，着重追求信息质量，增强信息报送的适用性。具体要求我们市委办也印发了一个材料，请大家认真阅读，信息处做好解释工作。

第三，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确保信息畅通。各区市县、各部门都要明确信息工作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和信息人员要制定信息考核奖励办法和信息报送责任制，要加强信息工作办公自动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形成完善的党委系统信息网络。这里也要一下，各地各部门在向市委办报送突发事件和其它重大情况时，也要按照有关规定上报主管部门。

四、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切实加强督促检查工作。

督查工作是党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工作落实和保证决策实施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从全市来讲，市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未来五年的宏伟蓝图，要靠督查工作来推动落实，市委制定的若干政策措施，要靠督查工作来保证。各级办公室要充分认识督查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对督查工作的重视、支持和配合力度，确保督查工作扎实开展。

第一，要整合督查力量。书记对督查工作十分重视。最近，市委常委会决定，成立市委市政府目标督查办公室，负责全市目标、督查工作。当前，首先是整合现有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目标督查办公室的力量，从下周开始立即实行合署办公，办公地点设在市委办公室。

第二，要切实提高专项查办工作的水平和实效。市委对开展专项督查十分重视，已经成立了两个专项督查工作小组。一个是“三清理一整顿”工作督查小组，由市人大主任杨步润同志任组长。另一个是“一节一会”工作督查小组，由市政协主席张世虎同志任组长。这些充分体现了市委对督查工作的高度重视。

第三，要敢讲真话，提高督查工作权威。督查部门要敢于触及矛盾，善于发现问题，摸实情、讲真话，及时向领导反馈情况、建议，为完善党委决策、协助领导抓好落实当好参谋助手。对党委的重大决策都要认真协助抓好落实，对领导交办的事项都要认真对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高度重视。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直接深入基层督促检查，不打招呼一插到底，明查暗访，求真务实。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敢于触及实质性问题，切实做到敢督、敢查、敢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督查工作的权威。

第四，要建立干部岗位目标量化考核体系。近日，市委决定学习借鉴山东等地的做法，在全市建立干部岗位目标量化考核体系。就是要通过建立干部目标责任制，使全市的每一名干部都要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应达到的效果，知道自己今年应该干什么、干出什么样子、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市委、市政府要求此项工作在全市不留空白，做到上至领导、下至普通干部，甚至倒水的服务员，都要建立目标责任制。目前，市委办正在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要求，着手制定干部目标量化考核责任制实施方案。希望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办公室工作的同志，要早作准备。

五、严格程序，高效运转，进一步搞好公文处理工作。

公文处理是办公室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公文处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办公室服务水平的高低。因此，各级办公室必须进一步提高公文处理水平，严格执行机关公文处理有关规定，要由简单的收发转文提高到严格把好“五关”，即政策关、审批关、格式关、文字关、印发关。

一是要分清公文种类，用对文种。党委机关公文种，行政机关公文种，这是非常明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有用错文种的现象。必须根据文件内容、适用范围确定好文种，该用《通知》，不要用《决定》；该用《请示》，不要用《报告》。请示必须一文一事，不得几件事情打捆请示；请示、报告发文主送机关原则不写个人名字。不得在报告等其他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请示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确需同时送其他机关的，应当以抄送形式，不得抄送其下级机关。

二是要严格执行公文格式的有关要求。要根据文件实质内容及适用范围确定公文版头。严格按照保密制度的有关规定分清文件的密级，不能乱用、滥用密级。文件格式要按照规定排列。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发文机关、成文日期、主题词、印制版记等顺序不能排列错误。

三是要严格行文程序，加快传递速度。凡以市委、市政府或两办名义发出的文件，起草单位领导签字后，先送市政府办审签，再送市委办审签；以市委或市委办的名义发出的文件，起草单位领导签字后，送市委办审签。一般不要直接送市委、市政府领导。四套班子之间重要文件的传递也要高度重视。《市委常委会纪要》根据工作需要印发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府重要会议纪要、重要文件，要及时报送市委常委和市人大主任、政协主席。

四是要尽量减少文件数量。凡是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不再行文。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发到县一级的文件，无新的内容，不再另行文。需行文贯彻中央和国家各部委文件以及一般表彰性事项，由相应的市级部门发文。如涉及面宽，工作难度大，可报市委或市委、市政府同意，冠“经市委同意”或“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由各部门发文。市级部门以市委名义召开会议的通知，经市委领导批准后，可冠“经市委领导同意”，由部门自行发文。可采用电报、电话布置或当面议定的事项，不再行文。已全文公开播发见报的不再印发文件。各地各部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般性请示，市委、市政府不再行文批复，以电话或印送领导批示等方式回复。会议上已经部署的工作和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印发会议文件的，一般不再发文，提倡在绵阳党政网上。

五是要及时签收文和办理领导批件。各地、各部门的机要收文员，每天至少应从绵阳党政网上收文次，确保及时签收市委、市政府发出的各种文件，尤其是会议通知。要及时办理书记、副书记批示件，重大事件周后报情况或处理结果。

六是要切实加强文件管理、清退工作。市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文件的保管和清退工作，特别是上三级文件和带密级以上文件的保管工作，文件的档案管理员应严格按文件保密规定，由单位有很强工作责任心的党员干部担任。文件清退工作应在次年第季度完成向市委办的清退工作。

六、立足根本，强化管理，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不断地提高队伍素质始终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队伍建设的主题。近年来，全市办公室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广大干部职工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明的组织纪律、过硬的业务本领和优良的工作作风。总的来讲，这支队伍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但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办公室干部队伍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完成市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宏伟目标，对办公室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办公室干部要增强四种意识。一是服务意识。搞好服务是办公室的基本职责和第一要务。办公室的全部工作就是服务。办公室的同志一定要摆正位置，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二是大局意识。讲政治、讲大局是对办公室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要始终同市委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市委核心领导地位，认真贯彻市委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三是责任意识。没有责任心，什么事都办不好。办公室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每一位同志都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要认真履行职责，把职责内的事情办好。要进一步增强敬业精神、增强责任感。四是创新意识。创新就是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对传统工作思路、措施、手段的改革和完善。创新是党委办公室取得新成绩的重要举措，是开创党委办公室工作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协调发展理论例6

内容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先进技术、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驱动力。特别是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兴起，不仅成为企业迅速崛起的主导力量，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并提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 增长极 技术创新

伴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旨在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梳理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内，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是均衡的，市场竞争条件充分，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通，就会促进区域经济之间均衡发展。但是，这种静态分析的方法无从解释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这些地区并不具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源禀赋，而市场力量的最终作用结果通常是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规模效应的影响，并非完全充分竞争中的市场供求关系能决定资本收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极理论，试图从另一角度解释当代社会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和新经济的崛起。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产业和领域，这些产业和领域就被称为“增长诱导单元”，也称为“增长极”。例如，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理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厂商的作用，特别是大型私营厂商的作用。但是当局和他们的首创精神以及较小的、为适用于当地情况所作的创新也同样重要，不容忽视”。增长极既是创新的发源地，又是扩散源，当这种产业增加资本或者购买服务时，也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最终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区域的均衡发展。

值得提出的是，自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引来质疑之声不断。例如，1957-1966年期间，意大利为了解决南贫北富的地区二元结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南部选取4个增长极典型区，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金融加工、电机等“推进型”产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理论有待完善。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发展理论，该理论没有就怎样来确定推动型产业和适宜发展增长极的地点，推动型产业的支配效应即集聚经济的正负效应表现如何，增长极理论自身的数量、规模、内部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解决进行理论推演。第二，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在该理论中经济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无从考察任何空间中两个地方的各种物质流、资本流、劳动力流、技术流、信息流，从而也就无法找到增长极的支配效应、联系效应以及分配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劳动力、技术和制度，这些因素是独立的，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和渗透作用则是复杂的。无论是从范围经济还是范畴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体，而制度、技术和劳动力则是保障因素，以保证实现生产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企业是经济增长的载体，各种企业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包含忠诚信任、互惠双赢、竞争与合作的内在依存性，进而形成产业集群。集群内通过知识渗透和传递、人力资本流通、资本流通，形成区域优势与特质。基于上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依靠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新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美国于1944年11月提出“将科学对战争胜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经验用于和平时期，使科学服务于美国战后的国富民强”的新经济政策，并且以斯坦福研究园为载体，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塑造了硅谷的传奇和辉煌；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在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也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辐射作用和渗透作用，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通过技术升级进行差别化竞争。

协调发展理论例7

    质量管理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尽管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些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行为,就像自主管理是经济发达水平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一样,在美国产生了目标管理、工作内容丰富化、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等方法;而在日本就出现了QC小组活动、方针管理。

    作为发展中国家依靠学习、引进构筑的质量管理,其内在的机制是否合理,逻辑上存在着两种结果。理论上说,必须认识到质量管理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必须有意识地按照其客观规律有步骤地、分阶段地同时又是有系统地学习、引进。这在计划经济下,一个封闭的国度里似乎是可行。但如今已到了信息社会,"先进"这两个字对发展中国家又具有不可低档的诱惑,所以,在个别或少数企业的行为最多只导致少量的试行错误,但如果大量的,甚至在全行业乃至全国出现这种问题,无疑是一场灾难。

    过去我们不少企业在管理方法上盲目追求"先进",没有根据自身的水平踏踏实实地落实基础工作,结果企业质量管理领域用着不少时髦的新名词、新概念,但企业连最基本的过程控制乃至检验都还没有健全。进入二十一世纪了,面对这些现象,我国企业在及时把握世界质量管理发展的最新动态的同时,如何保持清醒的认识,找准自己的位置,避免犯过去同样的错误,保证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能够健康协调的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

    温故而知新质量管理从上世纪初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传统质量管理阶段。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又称统计质量控制阶段)。全面质量管理阶段(TQC阶段)。综合质量管理阶段(TQM阶段)

    一、几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

    传统质量管理阶段以检验为基本内容,对最终产品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做出判定。

    统计质量管理阶段的质量管理的范围从过程的结果拓展到了生产过程之中,典型的代表就是统计过程控制(SPC),它通过对过程中影响因素的控制达到控制结果的目的。与传统质量管理阶段相比,它的范围从最终检验点拓宽到了过程(整个制造工序),而且该阶段的检验无论从科学性还是形式都较传统的检验工作进一步丰富化,在数理统计理论的支持下,产生了一系列抽样检验的方案和方法,不少国家都制定了大量的抽样检验的标准。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质量管理发展到了全面质量管理阶段。我国七十年代末,在全国推行TQC时,曾将TQC内容和特征十分精辟地概括为"三全",即:"管理对象是全面的"——包括产品质量和影响产品质量的工作质量;"全过程的"——从市场调研了解用户需求、产品策划、开发设计、试制、制造、销售、售后服务全过程;"全员的"——企业所有员工都参加。

    时展到了今天,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日本一直沿用TQC(Total Quality Control)的同时,欧美已经根据日本企业中TQC实际开展的内容,将其翻译成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因为不管是三职能学说、五职能学说还是七职能学说的观点有多少区别,"组织、计划、控制"等职能都是管理的基本职能,日本的TQC显然已经不是控制(Control)职能所能概括,Control是由Counter——Roll演变而来,原意是"制止来回摆?quot;,意译为"控制","控制"是SPC的主要内容,而日本的TQC涉及到质量组织、质量计划和质量控制以及其他一些职能,所以都将TQC译成了全面质量管理。

    因此,早在欧美学习日本的TQC时,人们就开始使用TQM这个术语。而今天日本提出TQM,讨论如何从TQC到TQM时,已标志着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综合质量管理阶段

    二、综合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

    该阶段的发展和过去几个阶段的变迁具有相同的特点。

    1、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前阶段的积累,无法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活动。

    2、每一个新阶段不是在范围上,就是在内容上较上一阶段有所发展。

    到了TQM阶段,产生了哪些变化呢?由于篇幅有限,不能详细展开,只能对几大块内容进行概括地描述。

    1、方针管理在经营战略的制定方面得到进一步应用;

    2、市场学中的技术与新产品开发系统的有机融合;

    3、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对QCD(质量、成本和交货期)的综合管理;

    4、全球化社会中的质量保证;

    5、与有关质量的国际动向之间的整合、融合和统合;

    6、建立灵活应用最新信息技术的质量、技术信息系统;

    7、加强设备管理的计划性;

    8、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的TQM方法;

    9、为了工序解析、工序管理的新SQC;

    10、多种类型的解决问题的攻关方法;

    11、为了对现场进行改革,需要对现场人才进行培养;

    12、发挥创造性、尊重人性的人才培养。

    相对于TQC,TQM充实了以下内容:

    1、与到目前为止的TQC一样,TQM同样以顾客满意为中心,但同时也开始重视与企业职工、社会、交易伙伴、股东等顾客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2、为了强化这些关系,努力充实"核心技术",提高"速度"、和"活力",建立起具有"存在感"的组织。

    3、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重视中长期?quot;预测与规划"和经营管理层的"领导"能力。

    4、重视"人"以及"信息"等经营资源,使组织充满自律、学习、速度、柔韧性和创造性。

    三、TQM产生的环境

    质量管理的每一次变革和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而不是人为追求的一种目标。同样,TQM的产生是由于全球(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具体可以列出以下若干点:

    1、经营需求发生了变化:从"提供产品"到"追求质量和效率"再到"寻求存在的意义、使命感"

    2、管理基础的进一步充实:随着信息技术、物流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制约逐步减少,必须考虑国际化的对策。

    3、社会系统的变化: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成熟,组织的透明性、公正性、义务的可说明性、社会责任感等问题都被提出。

    4、不确定性增大: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大,这就要求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果断、迅速、妥当地做出对应的能力。

    面对这些变化和质量管理的发展,确实会令我们眼界大开,会引发我们产生许多新的思考。然而,笔者却又产生了新的疑虑。

    当前我国企业如何保持清醒的认识当初,我国企业在外部力量的引导下,试图从传统的质量管理阶段直接跨入TQC阶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许多企业的TQC形式多于效果,没有取得多少实效,大量企业的质量管理基本上还处在传统的质量管理阶段,对科学的质量管理认识淡泊,用着"淳朴"的小农经济、作坊似的质量管理吃力地应付着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客观需要。

    不少企业在准备ISO9000认证时,甚至用统计报表去应付统计技术的要求,统计技术的程序性文件也不知从何处下手。这些现象客观反映了我国不少企业"跨过统计质量管理阶段,直接开展全面质量管理",企图实现一步到位而留下的后遗症。同样,本文介绍TQM新的含义,希望通过对质量管理发展过程的了解和分析,把握其中一些内在的规律,而不希望不久的将来又有一些企业宣称自己已经跨入了综合质量管理阶段。

    笔者认为,国内当前企业应该找准自己的弱点和位置,将精力投在对企业质量管理发展最关键的地方。目前的当务之急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一、通过贯彻ISO9000族标准,提高企业质量管理规范性,并对其它各项工作的规范性施以良好影响,营造出严格、规范的文化氛围,强化企业和广大职工适应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产业素质。

    二、提高质量管理的科学性。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已在设备水平、工艺水平上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这些企业质量管理的科学性却远远没有达到生产本身存在的客观要求。如何提高质量管理乃至整个经营管理的科学性乃是当务之急。

    具体到质量管理就是如何提高数理统计技术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水平,提高企业技术人员乃至职工应用科学的质量管理工具去把握事实、分析原因、发现规律、拟订对策的能力。解决具体的质量问题的同时,还可以提高企业有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实技术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尤其在优化我国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力结构方面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企业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应该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理性判断的问题在靠感觉进行,典型的如:过程质量的评价、数据的假设检验、抽样方案的确立;而国外发达国家企业对待许多感性的问题却在用理性分析,例如:感性质量的定量评价、用户意见措辞的矢量分析。

    我们应该学习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但不能脱离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因素孤立地去学。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尤其要注重从各国质量管理发展的历史中认识质量管理的客观规律,要考虑一些管理的概念和论点的提出环境和前提,企业对于TQM也应同样持这种态度。不要因为互联网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就忘记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协调发展理论例8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2-0048-05

统筹城乡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解决新时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指导思想［1］。城乡协调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城乡协调不仅仅指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还包括教育、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协调。随着解决原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措施的逐步出台，怎样使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城乡群众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全面的、均衡发展的小康社会必须由过去的城乡分治走向城乡协调，城乡群众体育协调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协调城乡群众体育发展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新思路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化。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同的生活样态，两者的差别显著，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就成为必须探明的基础性问题。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解读其发展的内涵，把握和建立先进的发展理念，对有效协调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工作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抛砖引玉，以期为群众体育向纵深发展提供帮助。

1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1.1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协调型发展模式，是在不平衡状态下的协调发展，是城市与乡村的携手共进。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均衡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关系，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凝固化，这也直接影响到体育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经济水平的迅速增长，农村群众体育非但没有繁荣，相反，乡镇文体中心在“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约开支、解决财政人员供养问题”的农村乡镇机构改革过程中不复存在［2］，各村落原有的“青年之家”、“文体活动室”等体育活动场所逐渐消失，群众喜闻乐见、参与程度高的体育活动项目如：拔河、掰手腕、舞龙舞狮、钓鱼等也由于村庄重组，村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等管理机构名存实亡而鲜有开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实力的提高成为人们心目中唯一的发展尺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村镇体育组织功能弱化，农村体育失去指令性的“统”的约束，农民体育活动缺少了抓手和依托，导致了农村体育“不兴反衰”。当城市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时候，广大农村的体育基础设施却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正如田雨普教授在《小康社会时期我国社会体育的城乡差异》一文中指出的“ 城乡之间社会体育的差异呈全方位的显著性差异” 是我国城乡经济“ 二元化”发展模式的缩影［3］。

改革与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共进。农村体育事业多年来一直是农村全部工作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农村改革的触角还很少触及到农村体育工作。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的普及就没有当代中国的体育事业的进步，城乡群众体育发展不协调将会使得整个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影响我国群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1.2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策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不仅是一个村镇建设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城乡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的问题。群众体育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目前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当属农村体育设施整体供给不足与日益增长的农民体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体育活动开展与管理体制、管理机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村体育组织服务力度不够、有利于农村体育的政策法规不健全、农民体育机能不足或欠缺等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存在的，而是与其它方面如经济、文化、制度等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结果，与城市的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首先，我国以往在城乡制度的设计上，形成了“城乡分治”的格局，城乡执行两套不同的制度，制度的基本导向是往城市倾斜。受其影响，群众体育自然形成“重城市、轻农村”的局面。其次，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为2.5：1，截止到200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收入差距为3.2：1，加上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与优惠，实际差距约为5～6：1多［4］。从体育角度看，我国现有60余万个各类体育场馆，其中占国土面积的16.5％和人口的39％左右的城镇，占全部体育场馆的比重为79.8％，而占国土面积83.5％并拥有61％左右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只占20.2％的体育场馆资源［5］。我国城镇中有51.23%的人口参加过体育活动，而农村人口参加过体育活动的仅为28.97%。农村体育人口为0.63亿，只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13% ［2］。根据淄博市体育局2006年对淄博市城乡体育的一项调查表明，淄博市城乡居民每年平均用于体育的消费比例约为3：1，除去实物性和观赏性消费，农民每人每年用于体育健身活动的消费平均不足5元钱。

基于这样的状况，农村体育发展的出路在哪里？面对广阔的农村，仅靠政府增加农村的经费投入显然是不够的，农民的体育意识、体育技能并非金钱单方面所能解决的，并且在原有的价值观支配下，农民的消费结构不会自行向体育倾斜从而有效地化解农民体育消费问题。而城市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城市与乡村体育在资源上的互补性、在生态上的共生性、在经济文化上的依赖性决定了两者在发展变迁中的互动共进关系不可分割。从城市产生发展的历程来看，城市是村落不断变迁演进的结果，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市民的体育生活对农民体育具有范式促进作用，会成为农村体育发展的动力。因此，新农村体育不能以静态的视野局限在农村去规划，在农村范围内实行体育的“自给自足”。要把城乡统筹、城乡互动、互为市场、协调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明确思路去规划和实施，让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入农村，培育现代农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1.3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多样性的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决不仅仅是实现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的全方位协调发展与进步。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多方面关系的协调和良性互动，其中和谐的核心是人的和谐。人的和谐有两层含义：一是人自身的和谐。包括人生理的和谐和人心理的和谐。心理的和谐又建立在生理功能健全，即社会个体身体健康的前提之上，没有健康的身体很难有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和谐；二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基本的问题是要调节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平地分配社会利益，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人际关系的和谐有赖于社会个体自身的和谐。没有社会个体自身的和谐，建设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基础和动力源。

体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从体育特有的功能来看，体育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1）体育运动的文化理念为和谐社会提供了精神资源，是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基础的重要内容；2）体育促进社会个体的健康，并能协调社会生活情感；3）体育促进价值取向的转移，其“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的意识和品质赋予了人们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和谐的社会氛围［6］。通过体育活动可以培养自信、自强、自尊的优良品质，可以调节心境，协调邻里关系，化解工作或生活中引发的心态失衡，对社会矛盾与冲突起到缓解和作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稳定，这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相一致。

2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内涵

协调：调和、和谐之意［7］，是人或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状态或过程。它的功能是保证各项活动不发生矛盾、重叠和冲突，以建立默契的配合关系，保持整体平衡。协调城乡群众体育就是改变过去那种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传统思路和做法，把城市和农村群众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从社会学这一角度看，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与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概念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就是在处理城乡群众体育发展问题时，要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促进城乡群众体育有机结合，强调把城市和乡村群众体育纳入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中，改变城乡分割局面，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改善城乡结构和功能，实现城乡体育资源合理配置，协调城乡利益，缩小城乡体育差距，立足改革和创新，以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基本建设，推动城市体育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体育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逐步消解城乡体育的二元结构，走和谐发展之路，从而实现农村与城市群众体育共同繁荣与进步。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不同的生活样态，城乡协调发展并不是要消除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更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抓住主要矛盾，选择重点，运用市场与政府两种手段，使城市和乡村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8］。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要求人们在思维方式上要有较大的调整，要突破那些不利于农村体育发展的传统思维方式。就当前而言，要突破“先城市后农村”的思维局限。协调城市体育和农村体育的发展，并不是单纯追求农村体育发展，也不是单纯的农村体育城市化，而是要求城乡在体育基础设施、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基层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等方面统筹协调发展，通过城市体育对农村体育的反哺，使农村体育得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使城乡体育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

3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基本理念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作为一项宏观策略，是对广大群众更好的从事体育活动的理性建构。正确的发展理念立足于大众的健身实践，建立在城乡群众体育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概括融合我国现阶段群众体育发展需要，体现着人们的目的和价值倾向。一般说来，前瞻性的理念将会成为实践活动的思想先导，引导下一步建设的方向。城市和乡村群众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两大支点，单边的提高不利于整体的推进，我们认为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基本理念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3.1 “以人为本”即以大众的体育需求为本

“以人为本”是人类活动的基本价值要求，它强调的是在社会制度安排和政治、文化生活中，以人的发展和利益为首要考虑，反对用外在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和评估人类活动的价值意义。这个“人”不仅指4亿多的市民，还应包括我国8亿多的农民。资料显示：我国体育人口数量构成中，城市占体育人口的75.11%，而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仅占24.89%；城市和农村群众体育，不论在体育基础设施、财力投入、政策设计，以及体育文化生活、体育技能、观念意识上，都呈现悬殊的差异。发展群众体育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们体质，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提升人们生活质量。这8亿多农民的体育需求应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科学思想”和“物本思想”的影响，人的价值与意义在无形中被忽略，人被作为“经济人”来看待，人主要是为金钱而工作，为物质生活享受而存在。基于这种认识，对城乡的建设过多的强调了物的“丰富”，满足于对物的追求，或偏重建设的效率，忽视了人文因素，忽视了对“人”自身的关注，把体育看成“给与了，剩下的是自己的事了”对待，呈现鲜明的“物本”思想 。

从人本主义的立场看，是否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是衡量一切的最高价值标准。群众体育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在其发展思路、策略、方法选择以及实施过程中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把是否有利于人的体育活动需要作为首要任务，把协调发展的建设思路引上以促进群众身体健康为主要目标的方向上来，把区域发展与整体发展相结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结合，把促进群众的身心健康发展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首要目标。

3.2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任何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准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取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发展一种合理的社会状态，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处于十分关键的基础地位［9］［10］，没有公平正义，社会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等等也都无法实现。就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应对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发展的重点，也是我国城乡体育发展所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体育是大众的基本权利，群众体育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发展公益性特征，决定了社会体育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以及社会的积极参与。因此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要体现公平，这就需要首先在制度上的公平，没有公平就无所谓合理和有效。城乡居民关系统筹的实质是建立城乡居民地位的平等，就是要取消城乡间的种种不平等待遇，使城乡居民能享受公平的国民待遇。具体地说，就是要使农民能享有城市的体育公共设施、享受到市民所享受到的基本体育服务，拥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发展机会。

追求和谐均衡的价值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了人际之间、区域之间的公平平等与协调进步。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其精髓反映出社会成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态度及期望。透过近几十年审视我国的城乡体育文化，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体育文化传播的“城市中心主义”使相当数量的农民对现代体育文化的认同感降低，甚至漠视、敌视现代文明［11］，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其结果将导致农村体育文化与城市体育文化之间的疏离而走向不和谐。城乡体育文化的协调与融合是公平的文化内涵在体育事业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 因而也成为统领我国群众体育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指导思想。

3.3 规模、效益与环境相结合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问题是突出协调重在发展，发展的内涵不是为达到同一水平而采取的城乡“填补”，而是有秩序、有层次的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发展规模与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发展规模的大小从数量上代表着发展的程度，人均体育场地、设施的占有量、体育活动组织次数、居民人口体育参与率、体育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所占比例等是衡量该地区体育发展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体育的社会经济效益是隐性的，不能直接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更多地是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从体育人口比例的变化以及健康与活力的程度间接反映出。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必须适应城市与乡村的节奏，根据城乡不同特点寻求共同发展的策略，针对城乡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体育需求开展适合的体育项目，摒弃大一统思想，避免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只讲形式不顾内容的表面上的协同和繁荣。同时，城乡协调发展应是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优良的生态环境与健康主题具有内在一致性，是体育与生活、生命与健康的具体体现。在以往的体育场馆建设中出现过为满足暂时的、片面的提高而破坏生态环境现象，实践证明这些做法阻碍了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不利于体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集约利用，影响城乡群众体育向纵深发展。城乡群众体育协调的实质要求加强农村体育的发展，实施过程中要在注重发展规模和效益的同时，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

3.4 保持区域体育特色，融合城乡体育文化

以文化和价值观为研究重点的社区文化区位理论认为，社区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的一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文化、习俗、价值认识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某种生态行为和结构，这种生态观是社会结构的生态观，它影响着这一区位成员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大的区域，尽管区域之间存在着诸如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但从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以及对文明生活的向往呈现出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地区总会存在不同的背景，这些差异虽然有些是基于经济的、地理的，但更多的是基于文化的因素。群众体育的自愿、小型、多样性的特点决定了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只能融合不能划一，不能搞成固定模式。城乡社区传统的健身项目，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且已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应依据社区发展水平和居民的实际需要引导拓展，保留区域体育特色，以特色带动发展。同时也应看到，农村与城市之间由于体育文化氛围、自然环境、现实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城乡体育文化互动并不频繁。农村体育文化的封闭性特点使其对于外来体育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和拒绝，其体育文化容纳度和吸收性较低［12］。与强调效率意识、公平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成就意识为精神核心的城市体育文化相比，城市体育文化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方向，通过适当的形式加强城乡交流，把城市时尚的健身项目引入农村，把农村传统的体育项目带到城市，拓宽融合渠道，实现城乡群众体育的融通与互补。没有城市体育文化的推动，农村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几无可能［11］。在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抛弃某些已失去存在价值的体育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融进具有新质价值的新体育文化或异体育文化因素。城市体育文化与传统乡土文明为特征的农村体育文化之间，在冲突和竞争中进行的交流、互补与融合并最终实现体育的共同发展。

4 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对策分析

4.1 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BT2]

4.1.1 要处理好城乡资源分配、资源流动的关系

城乡关系的实质就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何种方式促进稀缺资源在社会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与流转［13］。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实践表明，公共投资始终是体育活动开展频繁、群众体育参与程度高和城乡体育发展的重要源泉。城乡群众体育协调是城乡之间的双向而非单向的互动过程，它要求城乡社会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实现财、物、人和信息在城乡之间有效分配。农村体育的落后状况要得到迅速改善，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目前情况下，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村的投入，扩大对农村地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率；加强体育人才资源地合理流动。总之，要综合考虑城乡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现实体育需求，找准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平衡点，决不能顾此失彼。

4.1.2 要处理好国家扶持与主体力量培育的关系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政府要在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推动阶段成为投资建设和指导的主导力量，城乡居民是建设与发展的主体力量，社会各方面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主导和居民主体相互联系发挥作用的纽带和平台，各类体育表演、体育竞赛以及健身交流是促进城乡协调的重要途径。这需要在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对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人才资源支持的同时，要着力引导农民树立体育意识，掌握体育技能，激发农民体育参与的积极性，达到城乡群众体育一体化发展，互促互助、协调共进。

4.1.3 要处理好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

制约或促进体育发展的物质条件如体育场地、体育器材等体育硬件是体育活动的载体，是协调发展的重要建设部分，但要反对在重视体育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忽视体育人文环境营造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城乡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人文环境的协调。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和谐的人文关系。体育软环境是制约或促进体育发展的精神条件及其一定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政策、制度、风气等条件，比如人的体育思想观念、体育文化科学知识、体育思维方式、体育习惯、体育社会舆论、体育制度体制等，体育软环境的核心是人的综合素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育软环境能以内化、同化和默化等多种形式制约人们对体育本体价值的认识水平，这种水平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新场馆不等于新农村，高质量的体育设施不等于体育活动的繁荣，城市群众体育的原地踏步和农村群众体育的大刀阔斧不表示城乡群众体育的协调程度高。既要搞好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提高体育人文环境质量，绝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以此代彼。

4.2 合理规划，构建城乡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协调发展城乡群众体育要按照“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总体发展思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协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规划的主体是城市与乡村，转变以往的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规划而将乡村作为一个背景的做法。城乡协调发展规划中必须重视城乡之间的衔接与网络化支撑，城乡协调规划发展的内容应突破城镇体系规划对城乡空间规划的要求，在各等级规模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体育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的网络体系，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城乡发展道路和模式。要将2010年和2020年作为社会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在国家社会经济和体育发展的总的规划下，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分阶段的目标。考虑到我国东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基础，也可进行分区域的发展目标，发展速度可以有所不同，内容方法也可以有所差异，但总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缩小差距、共同提高的要求也是相同的。

4.3 优化农村体育环境应成为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重点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影响，农村经济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农村体育则是我国体育工作中的落后方面和薄弱环节。广大农村体育组织、体育管理、体育设施、体育人才和广大农民的健康状况、体育参与比例等等，也都十分明显地落后于城市。

鉴于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和农村体育十分落后的现状，鉴于我国农民群众实现总体小康后日益增长的健身娱乐需求以及我国已经初步具备的加大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我们应当对群众体育发展方针和重点进行必须的调整。在统筹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前提下，优先和重点扶植农村和农民体育，使之加快发展，以逐步缩小与城市和市民体育的差距，实现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和谐发展。环境是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村体育环境的改善。基于目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现状，首要的就是农村体育环境的建设和优化问题，包括农村体育的物质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等，找准农村体育与农村地理环境、农村民俗文化的契合点，形成农村体育环境优化的基本思路。

4.4 文体交融，优化配置和整合社会体育资源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分散了本来就给予较少投入的体育资源。因而，发展农民体育，最大最具体的困难就是资源稀缺和资源分散，因而也就存在着资源既缺少又浪费的局面。在各项事业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体育事业中，更不用说有充足的资源发展农村群众体育。充分挖掘农村体育的显现和潜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整合各系统、部门的体育资源合理利用，是目前解决我国农村体育行之有效地方法。

要借助活动内容的文体交融特点，借助活动内容相通性特点，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在这一活动的筹备和进行中，构架起文化和体育管理系统的协同体系，要依靠和发挥县级政府中文化体育局的领导、协调和组织管理职能，在原有农村文化活动站系统的基础上，将体育作为文化活动的内容之一，逐步增添体育活动器材和体育活动的比重，如增添乒乓球台、台球桌，开展棋类比赛活动等等。充分利用文化和体育存在的天然联系，相互配合，使体育在文化的背景下获得较快发展。在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通过健康的文化活动来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在娱乐中受到熏陶，并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喜好和参加体育活动，是一条可行之路。

在日常管理中，体育局应主动与教育、文化、卫生、民政部门沟通合作，借助他们物质、财力、人力的优势，以弥补体育系统的不足。如：全国文化部门各种文化馆、少年馆以及经营单位有数万个，从业人员数量众多，其中半数以上与休闲娱乐相关。需要我们整合资源、文体结合为大众健康服务；卫生部门的保健所，也是一支为全民健身服务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作用和积极性，参与全民健身工作。如：社区居民的健康和体力度测试，健康、运动以及营养指导，健康咨询和健康教育，以及居民自我的健康管理指导等。[STHZ]

4.5 以小城镇体育发展为桥梁，加强城乡群众体育联动发展

由于受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的制约，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体育发展也形成了事实上的二元发展格局，城乡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落差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城乡协调发展增添困难。但是，作为城乡的结合部，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小城镇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自然地具备了承上启下、沟通城乡的功能，也应历史地担负起拉动农村发展的重任。［14］

小城镇与城市距离较近，交通、通讯相对发达，与城市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城市的基础条件和管理系统，形成了相对较好的体育文化氛围，在学习城市、效仿城市方面，反映速度快，失真较少。因此，在城乡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时，要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带头和引领作用。其中组织工作作为基础，应当放到突出地位。小城镇一般都是乡镇政府的所在地，它管辖着一定数量的村落，对其具有领导协调职能。小城镇自身有着相对比较健全的体育组织，要强化和延伸其工作职能范围，不仅要抓好镇区街道的群众体育工作，而且要着眼全乡镇的所有村落，建立健全农民健身组织网络系统。

作为行政管理系统，要在各个行政村设立体育干事，具体负责村的体育管理工作。作为社会组织系统，要建立农民体育协会，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到锻炼组织中来。加强对其的组织领导，使其成为以小城镇为中心的网络成员。要组织村民进行社区体育锻炼的现场观摩活动，组织小城镇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感受宣传活动，组织最新锻炼技术的传播活动，要协助有条件的行政村建立体育活动辅导站，引导村民开展类似小城镇居民所开展的社区体育锻炼。并与其它村落建立横向联系，使村级体育活动在组织体系中展现活力。

小城镇的社区文化呈现出城乡两种文化的结合与交融，既散发着农村乡土文化的气息，也展现出市民文化的形态。因此呈现出一种产生于农民文化又高于农民文化的发展特征。在城市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城镇居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意识、生活习惯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相对于农民而言，他们的健身意识比较强，接受体育锻炼的生活方式比较快，规模化的社区体育锻炼群体发展比较迅速，加之小城镇能敏捷地接收城市先进的体育管理经验、健身活动形式、体育活动方法等等，及时吸收和消化城市群众体育的新鲜经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和农民风格的体育文化，从而形成所属辖区的体育先进文化，是整个区域的体育活动中心。因此，他们应当成为农村健身活动的样板，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放射源。使小城镇成为全乡镇的体育示范中心和体育文化幅射中心。

4.6 构建社区、学校和家庭一体化群众体育发展模式

4.6.1 学校体育资源是开展群众体育的可利用宝藏

农村体育发展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体育资源贫乏，不仅是场地设施器材的贫乏，还包括人才、知识、技能的贫乏。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的各类体育场地中，有近70%集中在学校。即使是农村，学校也是体育场地最多的聚集地，更是农村体育设施相对最集中的地方。在场地分布均匀、几乎遍及城乡的背景下，应当说学校是群众体育开展的巨大宝藏。同时，各个学校又都有专职或兼职体育教师，他们在体育教学和课余训练中掌握了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完全具备了辅导群众体育锻炼的能力。因此，应当延伸和扩大学校体育的功能，在课余时间，让学校资源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中发挥作用。因此，借助已较为普及的中小学的软硬件力量，发展我国农村群众体育，是目前情况下快捷有效的发展途径。

4.6.2 家庭、学校和社区一体化是协调发展群众体育的有效管理体制

群众体育一体化的体育管理体制，需要社区政府牵头，以学校为依托，联系社区和居民家庭构成统一、协调的运行体系。构建有干部、学校领导、体育教师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积极分子参加的体育协调委员会。作为拥有各方代表的委员会，协调统一地利用现有资源，互为补充地开展体育活动。

在群众体育一体化体系中，学校负担着重要的基地作用。体育协调委员会和作为主管机关的政府要加强与体育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紧密沟通，求得协作与支持，统一协调群众体育的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体育场地、设备和器材等资源的建设和利用，全方位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改变原有体育资源既缺乏以分散的局面，改变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和家庭体育相互割裂的局面，实现三者的有机融合。

要尝试社区一体化的体育活动模式，每年学校召开的田径运动会，不仅项目比较单一，也常常因经费不足而限于较小的规模。实行社区、学校和家庭一体化模式后，可扩大学校的比赛范围和规模，召开全社区的体育运动会，以学生比赛为主体，适当增加居民喜闻乐见的比赛项目，使之办成全民关注、热闹非凡的社区的”体育节”。

参考文献：

［1］ [ZK（#]范海燕，李洪山.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5，(3).

［2］ 李留东，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下发展农村体育的几点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32（6）：15-18.

［3］ 田雨普.小康社会时期我国社会体育的城乡差异［J］.体育科学，2005，（4）：3-6.

［4］ 孙旭玉.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06（7）：154-156.

［5］ 薛孝恩，荆永根.农村体育管理与农民体育活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9.

［6］ 朱林，兰自力，王联聪.体育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0）：1316-1318.

［7］ 辞海（1）.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341-342.

［8］ 赵昌智.惠及亿万农民的宏伟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面观［M］.扬州：广陵书社，2006．9

［9］ 李海涛，杨义芹.公平正义的时代内涵及其制度保障［J］.求索，2007，（6）：144-146.

［10］[ZK（#]梁英.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城乡统筹发展［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4(12)：135-137.

［11］任保国，张宝荣.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展农村体育文化探析［J］. 体育与科学（南京），2007，28（1）：14-18.

协调发展理论例9

中图分类号：F833/8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5—0007—06

一、引 言

协调是指一个系统为了达到最佳运行效果而使其子系统各部分机能处于相互合作与有序状态。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既包括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适应和促进，又包括农村金融内部的联系和协作，它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不尽相同的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相互依存、面向“三农”、注重支农效果的良性循环过程。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齐全，以合作金融机构为主，但农业保险薄弱、农村金融功能发挥不充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支农合作欠佳，需要借鉴他国经验。二、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一）系统论成为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奠基石

1.系统论的思想源泉。自1937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首次提出系统论的概念以来， 系统论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系统论又称为系统科学，分为一般系统科学和现代系统科学，前者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后者包括自组织理论中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1]。一般系统论强调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复合体，具有整体性、非加和性、开放性及动态性。系统的整体性强调系统整体的功能。非加和性是因复合体内部各元素相互联系并非彼此独立，其整体特征不能由元素特征累加，常表述为：1+ 1>2 或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系统的开放性则要求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而实现新陈代谢。同时，现实系统都存在着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表现出系统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特性。

2. 我国农村金融系统的特征。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又构成一个系统。目前服务于“三农”的金融机构成员逐渐增加，包括各级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等（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系统图

我国服务于“三农”的金融机构之间或功能互补或业务关联或交叉竞争，它们具备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多层性、开放性及动态性特征。一定时期内，农村金融机构系统与外在农村经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指标能整体地反映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2]。由于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服务于“三农”的金融机构的功能具有相对稳定性，即围绕“三农”的信贷投放功能、支付结算功能、吸收存款功能及其相关金融服务功能相对稳定。其多层性表现为，农村金融体系内部包括各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子系统，如合作性金融子系统、政策性金融子系统、商业性金融子系统及民间金融子系统等，每一子系统又包括系统要素，如合作性金融子系统涉及全国各地有独立法人地位的3万多家农村信用社，不同层级的机构按各自职责进行营运。从较长时期来看，农村金融机构系统依赖的外部经济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系统内部需要与外部保持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故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征。

3.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有利于系统功能的发挥。农村金融系统内部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只有达到系统有机构成、分工合作，才能提供“三农”真正需要的各项金融服务并聚合成超越各部分金融机构的功能，即1+1+1>3。若农村金融系统内部构成不完整，竞争无序，则金融系统内部彼此不能相互支持和促进，造成资源的低效配置和浪费，农业企业与农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均衡性及持续性会受到影响，金融服务经济的功能受到限制。

（二）共生理论为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共生理论的基本观点。共生理论是生物学家从生物现象中揭示的规律。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早在1879年提出了“共生”概念，即不同种属的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相互依存，协同进化。后来的学者不断丰富了共生理论。一般而言，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构成共生的三要素。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环境是指共生体生存和依赖的客观环境，环境对共生体有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共生模式实为共生关系，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关系。共生模式不仅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反映相互作用的程度。共生方式按共生组织或频率可以分为点共生、间隙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

存在共生的必要条件有三个：共生单元至少有一组质参量兼容；共生单元至少生成一个共生界面，且共生单元同时在共生界面自主活动；共生单元的同质度或关联度不小于某一临界值，共生关系才有可能发生。共生的必要条件为共生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条件并不必然意味着共生的发生。共生的真正实现还须具备以下充分条件：共生单元之间通过共生界面能够顺利地实现信息和利益的交换；共生单元通过共生界面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共生体系具有利益函数，而且在给定的条件下存在共生利益；共生单元彼此之间的信息丰度处于最低临界信息丰度之上[3]。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2012年第5期

2012年第5期（总第179期） 周再清，彭建刚：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2.农村金融共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20世纪中叶后，共生理论被广泛引入到生态、社会、经济等领域。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将共生理论从生物学向社会经济系统研究中拓展。袁纯清（1988）将共生理论引入金融学领域，认为金融共生是指银行与企业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以一定的共生模式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3]。

农村金融同样具备共生的三要素即共生单元（U）、共生模式（M）和共生环境（E），农村金融共生单元是基础，农村金融共生环境是外部条件，农村金融共生模式是关键。农村金融的共生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讨论，一是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共生性；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共生性。在第一个层面上，我国农村金融共生单元主要包括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它们都经营货币资金，在同样的农村经济环境界面自主活动，属于同类共生单元，它们的主质参量为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存在一定的同质度，因此，第一层面满足共生的必要条件。在第二个层面上，共生单元包括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经济单位，前者经营货币资金，后者从事实体经济，在同样的农村经济环境界面自主活动，属于异类共生单元，它们的主质参量为贷款和产出，贷款的增加有利于农业产量的增加，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因此，第二层面也满足共生的必要条件。

我国农村金融共生是否真正实现取决于充分条件是否具备。就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共生现状而言，一方面，各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在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难以保证共生单元之间的信息丰度处于最低临界信息丰度之上；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因在农村地域网点机构的多少不一，导致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情形，但由于这两类机构利益的“条块”分割彼此双向交换的动力不够强大，而且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与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竞争，共生阻力明显，因此，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共生的充分条件不完全具备。

3.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与当前农村经济之间的共生现状分析。自2003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服务农村经济的力度，由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农村金融机构无论对农户贷款还是对农村企业贷款，必须掌握必要的信息，彼此存在较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满足信息丰度的基本要求，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有利于扩大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可见，农村金融机构与当前农村经济之间满足共生的充分条件，共生可以现实发生。

（三）劳动分工理论为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提供效率依据

1.劳动分工理论的核心观点。劳动分工理论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和色诺芬就讨论了分工。17世纪末，威廉·配第把分工同生产率增长、成本降低和国际竞争加剧联系起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国民财富人均产量增长的主导原因，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4]。劳动分工导致生产专业化，而源于交换的专业化分工必然产生地区间的相互贸易，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交换能增进彼此福利，这就是亚当.斯密在贸易领域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则提出了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但大卫·李嘉图并没有解释清楚比较成本的差异，而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弥补了其不足。杨格认为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原因。总之，劳动分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劳动生产率与分工有关。

2.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提升支农效率的关键。农村金融体系需要为农户、农业企业及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提供多方位的金融服务，如果由某一类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多全方位的农村金融服务，除了受供给能力的限制外，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和效率低下。农村金融体系内部合理分工，既增加了其熟练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又能充分地满足经济实体的整体金融需求。尤其是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金融及农村保险的合理搭配和有序发展能够提高支农效率。三、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一）美国农村金融体系完善且分工明确

美国经济生活中坚持“以农立国”的指导思想，1826年颁布的“宅地法”奠定了美国家庭农场的基础，现有204万个农场中小型农场的数量超过90%。美国农业种植专业化使各地能有效发挥区域分工的比较优势，农业产销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纵向一体化。美国不仅农业高度发达，而且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商业银行体系、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农业保险体系相辅相成。

1.按单元制设立的商业银行经营大量短期农业贷款业务。美国农村金融中的商业银行体系发达。由于美国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上实行单元制使得商业银行数量众多，农场抵押贷款风险很小，近90%的商业银行经营农业贷款业务，尤其是设在小城镇的4000多家商业银行，农业贷款一般占其贷款总额的50%以上。在短期融资方面，商业银行占有明显的优势。自1999年以来，美国商业银行对农业的贷款在整个农村信贷市场份额中从30%上升到2000年的45%再微降到2009年的43.8%（见图2）。可见，美国发达的农村经济及便利的农场抵押贷款使美国商业银行自愿涉足农业贷款领域。

2.农村合作性金融提供的贷款比重大幅上升。美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由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合作银行和联邦土地银行组成，统一由联邦政府委托独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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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贷管理局领导、监督和管理。根据美国农业信贷的法律规定，全美划分为12个 农业信贷区，每个农贷区设立一个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形成遍布全国的信贷网。

联邦土地银行主要面向当地农场、农业生产者及为农业服务的商人办理长期贷款业务，贷款期限5～10年为多，有的长达35年。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向协会会员提供以动产为抵押品的中短期农业贷款，期限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7年，利率浮动。该行实为农业贷款的批发机构，一般不直接发放给借款人，而是通过生产信贷协会和其他金融机构发放。农村合作银行主要对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和咨询服务，是合作社经营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贷款利率浮动。自1999年以来，美国合作性金融系统对农村的贷款在整个农村信贷市场中的份额，从25%逐渐上升到2009年的40%（见图2），数量上逼近商业银行的农村信贷份额，而且期限结构全面。

3.农村政策性金融不与“民”争利。美国根据《农业信贷法》建立了一个分工合理、相互配合、满足农户多种需求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成员包括农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商品信贷公司及小企业管理局等。美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由联邦政府主导创建，专门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提供融资，其业务经营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有明确的分工，主要提供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因短期收益不理想但具有宏观效益的项目，一旦因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培育使农村贷款项目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有吸引力，则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与“民”争利，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涉农”。

美国政策性金融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占有一定地位。自1989年以来，美国政策性金融对农村的贷款占整个农村信贷市场份额从15%依次下降到1996年的6%和2009年的2.3%（见图2）。可见，美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引导者和培育者，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淡出农村信贷市场。

4.农作物保险公司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美国农业的发达与农业保险的健全密不可分。1938年，罗斯福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依法组建了农作物保险公司 。美国农业保险在经营机制上，经历了由政府成立机构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单轨制”，到政府引进商业保险公司共同经营的“双轨制”，再到趋向于完全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和的“单轨制”的发展过程。

美国政府的农作物保险公司、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及农作物保险协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农作物保险险种主要包括多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险种。其中，多风险农作物保险开展时间最长、投保范围最广，包括实行强制保险的巨灾保险和实行自愿保险的扩大保障保险。

美国政府依法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包括补贴、免税及再保险支持等政策措施。补贴包括保费补贴和业务费用补贴，政府对农业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对多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40%，政府还对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政府、州及所有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赋。

美国农作物保险公司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发挥着稳健的作用。一方面，美国农业保险长期直接提供部分农村信贷资金，其占比在5.2%～5.8%小幅范围波动（见图2）。另一方面，因为有农作物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担机制，其他各类金融机构才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农村信贷投放。

综上所述，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由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及农村保险多元构成，有法可依，协调有序。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分工明确，不与商业性金融争夺市场。合作性金融早期得到政府扶持，成长起来后与政府分离，农村信贷份额不断扩大。商业银行遍布全国各地，擅长短期农业融资业务，长期提供大量的农村信贷资金。农业保险法制健全，政策扶持力度很大。

图2 美国农村信贷市场份额变化（1989～2009年）

资料来源： 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Annual Report（2010） on the Farm Credit System[5]

（二）印度绿色革命下的农村金融扶持举措

1.印度的两次绿色革命。印度是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农业产值约占全国GDP的25%，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贫困人口多达2.7亿。印度 “一五”计划之后，把战略重点转到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上来，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农、轻、重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印度开展第一次 “绿色革命”，制定了包括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增加农业投入和改善配套服务等举措的一揽子计划，解决了粮荒问题。但1991年以来，国大党政府实行对内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农业增长速度下降。2006年，曼莫汗·辛格总理呼吁科技界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关注旱地农业及小农户和边缘农户的需要，制定了系列农业振兴计划。

2.壮大信用合作组织。印度金融体系的二元结构中，一部分是现代化的银行系统，另一部分是类似“钱庄”的“乡土”银行系统。1912年，印度政府为了打击高利贷而成立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1920年，为适应长期信贷需要设立土地开发银行。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以后，又建立起众多的初级信用社。初级信用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及土地开发银行共同构成印度农村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印度种植农户信贷来源中，高利贷融资比例从1951年的69.7%快速下降到1971年的36.1%和1981年的16.1%（见表1），而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占比例不断上升，从7.3%依次提高到18.7%、31.7%和63.2%，可见，印度政府打击高利贷取得卓越成效，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联系逐步加强。正规金融中合作性金融比重较大，增长迅速。种植农户信贷来源中，绿色革命前的1961年，合作性金融仅占2.6%，绿色革命后的1971年，合作性金融提高到22%，1981年进一步提高到29.8%（见表1）。同时，在农业贷款中合作性金融的比重在1999年之前超过50%，2004年依然达到30.9%（见表2）。

3.提升商业银行服务农业的信贷水平。为了配合印度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商业银行通过1969年和1976年的国有化改造之后推行面向大众尤其是农村和偏僻地区的业务方针，形成了遍布城乡的银行网络，提供了农村迫切需要的资金。印度商业银行农村地区分支机构1969年仅为1833家，2005年达到32115家。印度政府强制商业银行面向农村服务，增加农村金融的供给。商业银行除了向农民提供购买抽水机、拖拉机及其他高价值的农机具等直接贷款外，还向有关农业机构提供间接贷款。在农业贷款中，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比重在1999年之前不到50%，之后超过50%并逐步提高到2004年的60.3%（见表2）。

表2 农业贷款中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占比（%）

表1 印度种植农户信贷来源占比表（%）

4.政策性金融机构扶持弱势群体。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主要包括地区农村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1975年成立的印度地区农村银行，主要为了满足农村地区被忽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专门需要，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地区农村银行设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低于当地合作性金融机构。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提供的农业信贷逐步增加，从第一次绿色革命时期的2.3%上升到2004年的8.7%（参见表2）。

5.农业保险与信贷投放挂钩。印度自1947年就开始农作物保险探索，几经波折后，农业保险方式开始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进行生产性贷款的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其他险种如牲畜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21世纪以来，印度农业保险参保率大大提高，承保面扩大到所有农户，经济作物也纳入专项保险计划。印度农业保险逐步成长起来，发挥着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并且与农户信贷紧密联系，有利于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的风险。

可见，印度从“绿色革命”以来，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合作性金融力量逐步壮大，商业银行涉农网点增加，政策性金融扶持农村弱势群体，农业保险与信贷密切挂钩，农村金融服务农村经济的协调性在逐步提高。四、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围绕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在相当长时期内，“三农”工作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三农”，必须注重以下协调发展战略：

第一，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由于我国“二元”经济、金融结构的客观存在，农村金融总体水平既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也落后于城市金融水平。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展的加速，以社区为纽带的农民家庭经营与农民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逐步形成，农村规模经济效益显现，农村要素市场发育进程加快，农村金融需求出现了新特点，农村金融只有深入改革，才能提高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确保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持续性。

第二，拓展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功能，进一步发挥支农作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商业性金融基本形成。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业发展银行，主营粮棉油收购贷款，但随着逐步放开粮价的流通体制改革，农发行的业务萎缩，便朝开发性金融方向发展，既经营政策性金融业务，也经营商业性业务。鉴于美国和印度政策性金融方面的经验，市场经济初期，发展政策性金融是必要的，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走出“粮食储备银行”的阴影，发挥更加广泛的政策，注重农村准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而财政支农更多的是直接的免税、农业补贴及公共产品投入。

第三，夯实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地位，改善与农户及农业合作组织的融资关系。我国当前的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发挥着存款、贷款及结算的基本功能，尤其在各类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包括农业贷款和农户贷款）中占比最高。但是，与国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相比还有差距，我国合作性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率偏低，对新兴农业合作社的资金扶持作用有待加强。

第四，引导商业性金融在农村设置网点，增加“三农”资金净投入。我国农村商业性金融包括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追逐盈利目标的金融企业。农业银行是各商业银行中提供涉农贷款最多的一家，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明确提出“面向三农”，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大力开拓县域蓝海市场。邮政储蓄银行是网点最多的商业银行，2007年以来定位于支持“三农”、服务城乡居民的零售银行，但与从农村吸收存款的数目相比，投放到农村的小额贷款等涉农贷款相对不足，没有遏制农村资金外流的态势。因此，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既要合理覆盖，更要增加对“三农”的净投入。

第五，提高农村保险密度和深度，力争与农户信贷或担保挂钩。我国广大农村深受自然灾害和市场化变革的双重风险，农业的脆弱性、高风险性和农民财产及收入的低保障性，呼唤具有分散风险、经济补偿和融通资金等功能的农村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目前，保险公司缺乏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农业保险覆盖面低，农村保险密度及深度远低于城市，贷款风险集中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保险的发展需要政策的扶持及制度的优化，实行主要农产品的强制性保险及相关产品的自愿性保险相结合的模式，扩大参保对象的规模，要求贷款农户必须投保或参加担保，以有效分散风险，构筑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重要屏障。

参考文献：

[1]钱学森.论系统科学[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80—95.

[2]周再清，彭建刚.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的协调性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09，（7）：79—82.

[3]袁纯清.和谐与共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1—50.

[4]宁越敏，石菘. 从劳动空间分工到大都市区空间组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20.

协调发展理论例10

2.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研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地区所课题组（2003）认为，区域经济协调是一个综合性、组合式的概念，其基本内涵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特殊功能都能得到科学、有效的发挥，形成体现因地制宜、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特色区域经济；二是各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能够实现畅通和便利化，形成建立在公正公开公平竞争秩序基础上的全国统一市场；三是各地区城乡居民可支配购买力及享受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人均差距能够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空间发展格局；四是各地区之间在市场经济导向下的经济技术合作能够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和新水平的目标，形成各区域、各民族之间全面团结和互助合作的新型区域经济关系；五是各地区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整治和保护能够实现统筹规划和互动协调，各区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实现协调、和谐的发展模式。杨保军（2004）辨析了协调的概念，解读了协调的三个含义，即协作、调解与和谐，其中本质的含义是协作，并据此推论出区域协调发展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他把区域协调发展理解为四个方面：一是遵循区域与城市成长发展的规律；二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和要求；三是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从自然整合走向制度安排；四是通过良性竞争实践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