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规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的发展规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新”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实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都是真理。然而，有些地方或部门片面追求GDP 增长，把物质利益或财富、金钱的获得看作是发展的标志、政绩的标准，而无视在资源和环保上的代价，忘却了GDP 的增长是为了“人”。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公平现象，相反，却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当前，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加速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但这个“总体”实际是一个平均的概念，在这个平均的背后，还掩盖着许多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也就是说，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不是建成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广大人民既应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也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发展指向：“以人为本”。也就是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当然，“以人为本”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断言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因此对非人类实体的关怀仅限于那些对人类有价值的实体。相反，“人本”意味着不“以神为本”，或“以自然神为本”；不“以官为本”，或“以上为本”、“以权为本”、“以管理为本”；不“以钱为本”，或“以生产为本”、“以GDP 为本”；也不“以大自然为本”，或“以生态为本”。可见，“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也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认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协调，人虽居于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决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地驱使自然，安排自然，而要求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走信息化、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文明之路。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人类中心主义滑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显然，“以人为本”体现了二者的平衡，体现着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真理性把握的智慧。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之“维”

首先，“全面、协调”体现了“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事实表明，如果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不顾及其他，那么就必然会引起生态、社会等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这是因为事物间存在普遍的物质（包括质量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相互作用。就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参与相互作用之事物的物质和信息结构的改变这一情景来看，凡是相互作用过程都必然会伴有价值关系发生，因为价值关系存在的范围、相互作用存在的范围与事物(包括物质的和信息)存在的范围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而世界更是作为普遍联系着的统一体存在的，也就是说，价值现象绝不仅仅存在于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中，它乃是一切事物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价值范畴重新界定，也就是价值是事物(物质、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观形态———精神)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实践已经表明，把价值存在的范围限定在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的领域是一种片面的理论，仅仅在人的世界里无法找寻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的答案，更不用说生态环境问题的答案。但不可否认，自然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和社会的价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作用决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多向的，并且有正价值、负价值、中性价值之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把握各种价值关系，全面考虑各种发展中的价值因素，进而真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发展的价值诉求。同时，我们还要协调各种价值关系，统筹各个方面的发展，力求实现正价值，避免产生负价值，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总之，“全面、协调”发展的含义是强调在社会整体发展上，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价值的前提下，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荣，维护生态平衡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和目标之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各项重大政策和规划时，要始终注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始终注意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各种要素的协调发展，一切以促进“人—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全面发展为依归。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人类对发展的真理把握的巨大进步。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过程，可以说是对时代所传递的人类发展安全的价值真理的认识过程。

真理是人们对事物的存在、变化、发展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把握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又是一个信息活动过程，它是对认识对象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信息度的把握。真理信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体，是实现了的信息的质与量之度的统一，是事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在实践中实现了的辩证统

一。时展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表明，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超过这一限度，发展就反过来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这个“度”既包括发展规模也包括发展速度，映射在自然界，就是地球生态系统吐故纳新、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也就是生态阈值。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

实践证明，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与仅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既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发展的真理表明发展必须保持地球的负荷能力，保护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非可再生资源的衰竭。总之，“可持续发展”表明了发展观对人类整体与长远生存安全的关切。

因此，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发展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施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发展循环经济等工作，这些都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真理对我们的实践要求。

三、“生态规律”：科学发展观之“度”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积极的、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它更加强调发展要“好”字当头，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发展的科学之度其实就是在发展进程中强调发展的生态伦理，遵循发展的生态规律。

质、量与度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1〕（P313）“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1〕（P314）这是因为变化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度是和规律范畴一样的范畴，认识了一事物的度也就是一定程度上认识、把握了规律。所以，对科学发展的生态规律之度的把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人们掌握真理的关键是一个在实践中把握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度”的问题。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P47）因此，人也要按照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时候，能够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维护自然，在充当生产者的同时又具有维护者的主体地位。

正如彼得·弗莱布所说，科学家现在知道人与动物分离的断层并不像从前那样，任何对人的独特性的定义显然只是基于程度上的差别。这样，生态伦理要求我们自觉认识人的“度”在什么地方。所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重点，体现在对“生态伦理”的科学认识。

人之“度”要求我们敬畏自然。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已极其发达，人类已经具有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许多人自然地产生了无须敬畏自然的思想，甚至有人蔑视自然。然而，我们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倡导敬畏自然。这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未被我们人类探察和认知的领域太多了，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不可否认，对于无限的宇宙、自然，人及人类历史是有限、有“度”的，或者说人类掌握的真理永远是相对真理，在绝对真理面前，不能不有敬畏的前提。

然而，“敬畏自然”的“人之度”要求我们不能“回避”矛盾，更不是“无为”和“消极怠工”，而是一种“从义出发，利以义取”、“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态度，要节制和规范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的不当和失范行为。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本质上重新审视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复杂关系，树立新的价值观，以全新的生态思维方式，重新调整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促使人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根源于、服从于生态环境系统，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有序、协调、健康、持续的发展。同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保护、尊重和发展生态，合理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

当前，信息化、工业化、生态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经过改革开放30 年的发展，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我国的“三化”融合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面对信息化的发展历史机遇，我们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三者的融合，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加快实现和谐社会的历史选择。

总之，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理性认识，一个国家和地区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只有正确的意识被付诸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变为创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为此，我们应该真正领会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从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新”、“维”、“度”。

篇2

金融业是世界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世界城市实现国际控制力的重要载体,任何城市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都离不开金融业。国际金融中心在政治、经济方面创造的巨大的价值使很多国家都在为把本国的城市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断努力。上世纪70年代,除原有的、自然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开始迅速扩张外,一批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新加坡和开曼群岛)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市场迅速崛起并纷纷筹划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中处于关键地位。目前,全球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三分之二是首都城市,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一半是首都城市,而在国内金融中心城市中更有五分之四为首都城市,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国际金融中心化”的规律。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在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蓝图中处于关键地位。

通过发展金融功能新区促进金融业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并由单核心模式转变为多核心模式。其中,国际金融功能核心区一般聚集本国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总部、大型企业总部和金融市场交易机构;国际金融副中心区一般聚集新增的传统金融机构、新兴的创新金融机构和为金融机构服务的中介机构。例如,新兴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通常较弱,在外部冲击下很容易因经营成本等“硬约束”而搬离金融功能核心区,选择次优的副中心区经营。

发展金融功能新区有助于形成“共赢”新格局。例如,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副中心区与金融城核心区在金融服务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新的城市功能分布体系。按照规划,到2016年,将有超过20万个新职位落户在这两个地区,在其中的金融城老区域,办公面积将增加2500万平方英尺,从业人员增至40万。金融功能副中心区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承载力,缓解了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功能核心区造成的压力,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优良的金融发展环境集聚更多的金融伴生产业。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比形态建设更为重要,伦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城市,关键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等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的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都拥有优良的金融相关产业的发展环境,即除金融企业外,还都有相关的共生产业和伴生产业集聚,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和投资公司等。例如,伦敦既是国际金融业的聚集地,还是英国众多商务服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巴黎拉德芳斯金融区内不仅有金融“巨鳄”,还有18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包括信用合作社、邮政储金组织、小型风险投资基金、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用软件开发公司和数据集成服务公司等。

北京已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

世界城市的本质体现在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上,具体来说,是对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的控制、影响。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业,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一方面,通过巨量的金融资本或资产运作,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作为首都,北京是全国经济金融决策的中心,总部经济发达,拥有众多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外资金融机构,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专业人才特别是国际性人才,全国有近40%的金融资金清算集中在北京。2009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720.9亿元,同比增长13.5%,居北京各行业之首;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14.5%,居全国首位;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7%,在服务业中占比达19.1%,北京金融业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如伦敦、纽约等,无不具有强大的金融业作为支撑,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大力发展金融业是必由之路。北京早已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在未来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关键是要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北京金融业发展。世界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北京要建设成世界城市,必然要从大国首都的定位来思考和谋划长远发展,而金融业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至关重要。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北京在金融业发展中要牢固树立国际化意识和争创一流的理念,从更宽视角、更高层次谋划和推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北京金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北京金融业的创新能力和贡献能力。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首都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上的“先天”优势。从首都城市在发展中存在的“国际金融中心化”规律来看,北京由于其特有的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条件比其他城市更为优越。作为首都,北京能够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成为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凭借其拥有的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及时汇集、传递丰富的经济和金融信息资讯,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重要的经济与金融信息。因此,把北京建设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已成为首都城市建设世界城市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重点推进多元化金融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若干个相对完整的金融功能区配套发展的规律来看,北京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必须加强对金融功能区金融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统筹和综合协调,突出各功能区的特点及优势,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展北京金融业发展新空间,丰富金融产业内涵。从长远来看,金融功能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对金融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北京市2008年提出的“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业建设发展布局,北京将重点推进9个功能定位互不相同的金融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

努力打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北京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要在“硬环境”和“软环境”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其共生产业、伴生产业共同集聚于此。在“硬环境”方面,要合理布局发展空间,完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提供健全的产业配套环境、良好的生活服务环境和良好的生态人居环境等;在“软环境”方面,要大力推动形成开放的市场竞争、高效的政府服务、透明的产业政策、高度的人才集聚、便捷的信息应用以及和谐的社会人文等环境或条件。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通过金融创新等政策的制订促进北京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可采取如下措施: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如加强信用卡、电话银行、网络银行和自助银行等相关金融业工具的创新;鼓励金融业务创新,如创新实践代收代付、保险和政策性银行业务;鼓励金融制度创新,如试行金融混业经营、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和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篇3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54 （2011） 04-71-03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首都和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注重和谐、关注民生，人口又高度聚集的大城市，北京应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广阔的视角和更人性的理念审视房地产市场，解决住房问题。但由于北京房地产市场化的时间还较短，尚未出现一轮完整的周期波动，因此学习和总结发达国家大都市房地产业发展的规律，吸取发达国家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对研究下一阶段房地产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大都市房地产发展规律及特点

（一）房地产与经济的关系

1.房地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较大比重

从目前的数据看，各大都市的房地产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均占有较大比重，是第三产业中的重要行业。如纽约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2006年达到15.8%，是第三产业中的第一大行业。伦敦的房地产业及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2007年为30.3％。东京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以来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2000年以来基本保持在12%左右，2007年为12.9%。

2.房地产业税收贡献大，且集中在保有环节

根据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税收制度，房地产主要在保有环节征税，一般根据房地产的评估价值，按一定的比率征收；流转环节税种较少且税率较低。因此，纽约、伦敦、东京地方政府从房地产业主要获得财产税收入。香港特区政府从房地产取得的收入主要包括卖地收入、物业税、差饷等。

3.房地产波动与经济波动联系密切

从国际大都市房价走势看，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规律。同时，研究也显示：房地产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相吻合，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波长大体一致。一般来说，房地产的繁荣、衰退期超前于宏观经济，而复苏、萧条期滞后于宏观经济，见表1。

（二）房地产与社会的关系

1.住房存量应与人口规模基本相适应

确保住房存量与人口规模，以及由此决定的家庭户总数基本适应，甚至略微超过家庭户总数，是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条件之一，也是保证居民有良好生活品质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国际大都市有较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如纽约，2008年全市有303.3万户家庭，住宅332.8万套，住宅存量与家庭户数基本保持一致，住房空置率为8.9%。宽松的住房供应保障了居民较好的居住条件，91.9%的住宅平均每个卧室居住人数低于1个人，5.3%的住宅平均每个卧室居住人数在1~1.5个人之间，仅2.8%的住宅平均每个卧室居住人数在2个人以上。

2.房价变动与购房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正相关

发达国家的房价增长与购房适龄人口（指25~44岁人口）的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特点在美国和日本表现尤为明显。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购房适龄人口呈现持续上涨态势，从1980年的6323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8476万人，房价也表现出持续上涨态势。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购房适龄人口总体呈现出下降态势，从1990年的3558万人下降到1995年的3374万人，2010年为3464万人，房价也表现为持续下跌。

3.房价收入比处于合理区间

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是以住宅套价的中位数，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世界银行认可的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4~6之间。以这一标准衡量，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居民的住房支出处于相对合理区间。瑞士、德国、瑞典等房价收入比长期在2~3之间。伦敦的房价收入比自199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5以下。

（三）房地产市场内部关系

1.存量房比例高，新建房比例低

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都非常注重存量房的维修和保护，以促进存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些城市的新建住房市场较小，起主要作用的是二手房交易市场。在这些城市的住房总量中，新建房的比例极低。如纽约，2008年其全部住房中，42.9%建于1939年前，38.5%的房屋建于20世纪40~70年代，1970年后建设的住宅仅占18.5%，其中2000年后建设的仅占3.6%。

2.自有与租赁并重

自有住房与租赁房并重是纽约等国际大都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受人员流动性大、房价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在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租赁是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如2008年，纽约家庭自有住宅拥有率为34%，而租房比例达到66%，大大超过前者。 2003年东京住宅拥有率达到44.5%，而租房的户数约占非空置住宅总户数的一半以上，租房比例位居全日本首位。

（四）政府与房地产市场关系

1.在住房供给短缺阶段，政府大规模兴建保障性住房

上世纪50~80年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多数发达国家（地区）均面临严重的住宅短缺，为缓解供需矛盾，各国（地区）政府均经历了大约30年的大规模兴建公房阶段。在建设高峰期，英国保障性住房存量占住房总量的比重超过50%，香港超过45%，新加坡超过90%。发达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发展过程中，大多先发展适用于低收入人群的廉租房，其次才发展适用于中低收入人群的限价房。美国廉租房占住房总量的比重为17%，欧盟国家平均为18%左右。法国则规定，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中，廉租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否则将受到处罚。

2.政府采用多种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

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政府均综合运用立法、财政、税收、金融等各种手段，以保护公民居住权、保证本地区住房目标的实施进度及预期效果的实现。

3.政府对市场进行严格监管

政府干预行为主要包括引入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监管市场主体及其行为、抑制投机和炒作、惩戒失信等，也有直接使用价格管制等极端手段的。如德国，按照法律规定房租涨幅在三年内不得超过20%；所有大中型城市都要制定每年更新的“租价表”，根据“租价表”制定“合理房价”。

二、从国际比较看北京房地产发展存在的隐忧及问题

（一）城市化快速推进、人口扩张集聚对住房需求形成较大压力

1.常住人口和购房适龄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70%这一区间时，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城市房价总体上涨。当城市化率处于30%~50%之间时，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全国城市房价涨幅总体比较接近。当城市化率处于50%~70%之间时，人口迁移以城市之间相互移动为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辅，这一阶段大城市的房价涨幅将会明显高于中小城市。近几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及购房适龄人口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根据抽样调查数据估算，2009年北京购房适龄人口为667.3万人，比2000年增加143.2万人。

2.目前住房存量相对城镇人口总量明显不足

2009年，全市城镇人口1491.8万人。若以户均2.6人测算，相当于有573.8万户城镇常住人口，需要的住房存量在570万套以上。而据2007年房屋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国有土地上成套住宅仅为378.57万套，平房78.45万间。

（二）城市处于扩张期，存量建筑寿命短，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

近30年来，北京城市建成区迅速扩大，老城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北京房屋主体是新近建成的建筑，部分建筑物使用寿命较短。我国的住宅寿命平均为30多年，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70年，有的可达百年以上。据2007年房屋普查数据，当年全市国有土地上存量房屋中，仅有1.67%建于1949年前，8.08%建于1949~1979年，1979年后建成的房屋占到了88.4%，其中2000年以后建的占到了48.39%。

（三）忽视房地产市场周期规律，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价格过度乐观的预期，容易累积房价泡沫

如同其他国际大都市的房地产发展中体现出的周期性规律一样，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同样会表现出周期性规律，价格不可能永远上涨。自从2009年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来，北京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趋冷迹象，但由于房屋价格没有明显回落，市场参与者购房热情依然高涨。

（四）重自有轻租赁，租赁外部环境亟待改善

在改善住房方式上，拥有自主住房是多数居民的第一选择。政府在保障房的设计上，也是偏向于产权转让，而不是租赁。如对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的管理方式，即是如此。

（五）房价收入比高，加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近几年来，北京房价上涨较快。2010年1~7月，四环以内的期房住宅达到了3.4万元/平方米，四环至五环也达到了2万元/平方米。而2009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万元，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约为8万元（以3口之家计算）。对于一个年收入8万元的家庭来说，要购买一套四环以内的90平方米期房住宅，需要38.3年的可支配收入，四至五环内也需要22.5年。

（六）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

从人口发展趋势和市场供需情况看，北京目前仍处于住房短缺阶段。1998年以来，北京住房供应体系的主体一直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居于次要地位，且其比重持续下降，限价房和廉租住房目前供应量还未形成规模。以经济适用房为例，1999年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占当年全部商品住宅投资的比重为11.3%，此后总体处于下降趋势，2007年曾一度下降到2.9%。

（七）政府“监管角色”和“参与角色”冲突

作为管理者和监管者，政府希望人人享有适当住房。作为参与者和受益者，政府希望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这两种角色产生冲突时，有可能弱化住房保障功能的发挥。从政府内部看，中央政府是市场的干预者，而地方政府是地方房地产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在利益格局下对房地产业依赖度高。因而，在中央的调控和地方利益有冲突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调控又极易产生博弈。

三、国际大都市房地产发展对北京的借鉴与启示

（一）促进都市圈协调发展与人口合理流动，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在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的背景下，做好中长期人口预测，并据此制定科学严谨的住房建设计划以适应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对商品房领域，要坚持市场化取向，盘活存量，加强监管

盘活空置房。可以通过政府收购、征收房产税、对出租户进行补贴等形式盘活空置房。如欧盟国家中房屋闲置率最低的荷兰（低于2%），法律允许无房者入住闲置一年以上的空房。

完善租赁市场。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利用法律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建立起对租房者良好的保护机制。同时，对租房者实施补贴计划，大力增加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

（三）对保障房领域，要明晰责权，央地合力，加快推进保障房工业化生产方式

在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的同时，要做到：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明晰政府和公民责权，培植独立于商品房开发的保障房建设体系。加快以工业化方式推进保障房建设，发挥其经济效应。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种积极性。

（四）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市场预期和健康的消费观

引导市场参与者正确认识经济发展规律，了解房地产市场存在周期变动这一客观事实。全面公开市场信息，为市场参与者判断形势、做出理性预期提供基础。积极引导消费者树立合理的住房消费观念，使个人消费行为回归理性，鼓励消费者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实际需要，合理安排住房消费。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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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会计是网络经济的必然产物

网络是Internet/Intranet相互协同形成的开放式网络，它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更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新的场所，开创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经营方式，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交易方式。

首先，网络为生产经营提供了新的场所。对于企业来说，信息管理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对新技术和商务信息的捕获，是将这些技术与信息分布到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最大产出的过程。在网络经济环境中，企业可通过Internet/Intranet不断拓宽自己的生产经营场所，了解最大范围内的客户需求，从最大范围的供应商中挑选出最佳供应商，通过畅通于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信息流，减少诸多中间环节，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进入市场，及时把握商机，不断提高和巩固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

其次，网络经济的兴起，还促使没有经营场地、没有物理实体、没有确切办公地点的虚拟企业出现。这些企业只要在 Internet的一个结点上租用一定的空间，经过认证，便可在网上接受订单，寻找货源并进行买卖活动。虚拟企业使传统企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

总之，网络经济环境为网络会计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网络会计也是财务会计发展的必然产物

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会的经济信息系统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先，商务成为网络时代的商业方式和企业生存形式；其次，企业经营和管理信息都以电子方式运行，实现数字化管理；第三，网上企业、网际企业、虚拟企业等新的企业系统开始出现，新的经济形态，如直接经济、网络经济等逐步形成。财务会计系统作为经济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受到了最直接和最深远的。

首先，会计数据的载体由纸张变为磁介质和光电介质载体。传统会计是以纸张作为会计数据的载体，在互联网络运行环境下，硬盘、内存、软磁盘、磁带等磁介质与光盘等光电介质成为财务数据的新载体。这种置换使得数据的记录、存储、传递由“机械形式”为“电磁形式”所取代，从根本上消除了信息处理过程中诸多分类与再分类的技术环节，从而为会计数据的分类、重组、再分类、再重组提供了无限的自由空间。

其次，会计数据处理工具由算盘、草稿纸变为高速运算的机，并且可以进行远程计算。在算盘和草稿纸时代，会计人员的精力主要用在会计数据的分类、分配、汇总、加计等简单劳动上。由于计算工具落后，数据处理速度慢，信息加工成本高，造成数据处理和信息生成的数量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严格约束。计算机的使用使得这一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数据处理、加工速度成千上万倍提高，不同人员、部门之间数据处理、加工的相互合作、信息共享不再受到空间范围的局限。这种改变使得会计人员从传统的日常业务中解脱出来，进行财务会计信息的深加工，注重信息的，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提供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信息支持。

最后，会计信息输入输出模式由“慢速、单向”向“高速、双向”转变。手工会计的慢速、单向自不用说，而微机运用则提高了输入输出速度，局域网则使得双向输入输出成为可能，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使慢速、单向变为高速、双向，而且能适应网上交易的需要，实现适时数据的直接输入输出。

网络会计的发展及其特点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它作为社会经济计量的支柱，从到形式总是体现着各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风貌，它的不断发展标志着社会文明和经济管理的进步。就信息文明对会计学科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在会计领域的过程而言，网络会计发展史也经历了由会计电算化到会计信息化两次重大变革。

会计电算化是以电子计算机替代人工记账、算账、报账的过程，其出现是会计技术手段上的一次“革命。”会计电算化的到来，把会计人员从那种日夜埋头于抄写、计算、整理、汇总、核对等繁重的手工作业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可以腾出精力，逐渐由“核算型”会计转向“管理型”会计，从而提高了会计工作的效率，促进了会计工作的规范化，为整个管理规则的信息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手工会计系统的纸张、笔墨、算盘已经被电子计算机所替代，但会计规则（如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并没有因为使用计算机而改变。因此，这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会计，而只能称作“手工会计系统的仿真”。

近一个时期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预示着会计技术手段由会计电算化进一步跨越到会计信息化阶段。会计信息化的目标是通过将会计与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网络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实务工作、会计等方面进行全面发展，进而据以建立满足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会计信息系统。因此，会计信息化的本质是会计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一个发展过程。作为会计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会计信息化是一次“质”的飞跃，其意义在于：它不再是会计技术手段的简单替代，或电子计算机的延伸，而是由此引发的对现行会计规则的挑战，以及对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变革。由此，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会计才真正形成。

与传统相比，会计具有更加广泛的核算，它不仅可以处理传统会计业务，还包括了单据处理和电子货币结算等网络经营业务。网络会计既是对传统会计的继承，又是对传统会计的，具有十分显著的特点：

首先，网络财务有着最小的并购成本。并购包含一系列工作，从前期的信息搜集到谈判或者股市交易，及后期的整合与营运，都要求企业必须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一个小小的失误则可能导致全盘皆输。而网络财务则能帮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构造出完美的并购方案。首先，通过网络财务，企业财务部门可随时了解并购对象及市场信息，并根据新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并反馈给决策者，还可利用Internet了解并购对象的业务伙伴和竞争对手的信息，判断出其真正的价值，寻找出恰当的并购时机。

其次，网络财务有着最低的运营成本。网络财务使得企业的各个信息系统不再是一个信息孤岛，促进了信息集成，财务数据能动态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营成果，实现了财务与业务的协同，使资源实现了最优配置，可以将企业甚至全社会的运营成本降至最低。

再次，网络财务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组织形式通常存在中间管理层次及人员过多、监控成本过高、运行效率较低等，而网络财务的出现，可以压缩企业组织的中间管理层次，有效地解决组织结构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网络财务具有远程处理和适时处理功能，可以实现数据传递的电子化和集中化，使网络资源高度共享，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务、业务运作时间差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的滞后状况，从而使总部的远程监控和集中管理成为可能。

最后，网络财务能够实现财务管理集中化。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为了在未来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许多公司纷纷走向联合，企业兼并、收购、重组日益频繁，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巨型公司中，“自治”的子公司尤其对母公司构成威胁，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经济中风云变幻的汇率波动，跨国公司愈来愈需要对其财务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避免分立的财务决策对企业整体业绩的。而这一切，在传统的单机和局域网环境下是很难办到的，常常会因为距离的限制而导致决策延迟和因资金调整不及时给企业造成损失。在财务管理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跨地区的公司可以通过网络财务对异地的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的财务管理，将所有的财务活动从所有的营业单位（包括母公司）中抽走，由总部将其作为系统性的活动加以管理，而各分部可以远程查询其账目。这对资金管理一体化的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财务的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和的普及，信息技术产品的更新，服务质量的改善，公用数据交换网络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也都为网络财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网络财务将朝着集成化、多元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第一，网络财务系统将会使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信息采集点都纳入到企业的信息网之中，大量的数据通过网络从企业各个管理子系统（如生产管理系统、成本管理系统等）直接采集，并通过公共接口与有关外部系统（如银行、经销商等）相联结，绝大部分的业务信息能够实时转化，直接生成会计信息，从而使会计数据处理呈集成化之势；其次，经济社会一体化、数字化、网络化将会促使网络财务朝着搜集与提供信息多元化、处理信息多元化和提供信息空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第二，网络财务系统可以理解为一个由人、电子机系统、网络系统、数据及程序等有机结合的应用系统，它不仅具有核算功能，而且更具控制功能和管理功能，因此，它离不开与人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预测与辅助决策的功能必须在管理人员的参与下才能完成。所以，网络财务系统不能是一个简单的模拟手工方式的“仿真型”或“傻瓜型”系统，而必须朝着具有人机交互功能的“智能型”系统方向发展。

篇5

京车组织数目惊人

A：奥迪车友会、Acura车友会

B：BMW车友会，奔驰俱乐部、保时捷俱乐部、菠萝菠萝蜜、宝来车友会、毕加索车友会、奔腾车友会，奔奔车友会、比亚迪车友会

C：CRV俱乐部、CTS俱乐部

z：中华尊驰车会、致胜车友会

除26个英文字母排列以外，他们还有按照数字0～9排列的车友会：206俱乐部、307俱乐部，300C车友会、350Z车友会。

另外，其他大的门户网站内的汽车版块还有加起来数量能够接近三百个的各个车会，很响亮的比如“QQ小学”，“新奇军”……

再加上各个汽车企业论坛、社区论坛，专业越野论坛，甚至几个摄影论坛内的汽车分舵，所有这些和汽车有关的论坛数量超过500个。

北京虽然有320万辆汽车，其中私家车仅仅200万辆。对于200万辆汽车，500个论坛是否太多了呢?

旅行频繁却有点躁

以北京车友参与为主的各个面向全国的汽车论坛为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访问浏览，每家论坛每周都有由个人牵头组织周末郊区的植树、烧烤、吃鱼、吃豆腐等很表面化、形式化的，以开车出游为出行方式的休闲旅行。每家论坛每月也都有少量“有一定旅行经验”的车友组织从北京出发的，前往河北海边、山东海边，华东省市、两广、两湖、西北某省的多日自驾游。原本他们还是网上的车友，但当他们的座驾驶离集合地点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已经演变成了汽车旅行者。每个论坛也都不乏一两个艺高人胆大的汽车旅行者，能够单车或者几车奔赴。新疆、东北国境等地。

如果8月份你恰好在北京，当你看到一个个贴着车标的车队浩浩荡荡仅仅开出50公里就停下来，在路边野餐，绝对不要羡慕他们。你看到的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汽车生活，只不过是还在模仿西方50年前的休闲方式。你看到的车队“腐败”地点也不是他们的行军营地，他们吃饱喝足后不会驾车奔赴大西北，而是集体调头打道回府。留守北京的西方人，有车没车的，反而喜欢每两周聚集起来，自驾或者打出租，前往北京郊区某几个福利机构，花时间陪那些智障的孩子玩三个小时，然后像下班一样回家。在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志愿者”的概念，没有郊区旅游或者自驾旅游的概念，仅仅过了一个普通的周末而已，一切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这就是思维意识的巨大差别。不是说有车喜欢前往郊区的中国人都向西方人学习就正确了，而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兴趣点和思维方式，比人家落后半个世纪。这个差距远远大于国外汽车质量和中国汽车质量的差距。不要认为大家现在都去过近郊某处一个儿童福利村就是已经开始拉近与西方的差距了，那种几十辆车呼啦就突然开进这些没爸没妈的孩子们的院子里，像救世主一样放下些文具，逗留不到半小时，就集体又呼啦发动汽车，奔赴远郊吃鱼的主战场。这种行为叫浮躁。

浮躁的氛围无法涌现出真正的严肃的汽车旅行者。当我们这些每周迷恋于郊区自驾的人开始从内心很平淡地关注北京的福利机构的时候，我们当中才能够有真正世界级的汽车旅行家。

所以，从这些现象(不是数据)来看，北京喜欢汽车的人基数很大，喜欢汽车旅行的人基数更大。仅仅北京这500家汽车分舵，阵势已经是相当吓人了。但至今，我们没能有一家车会能够在世界上有名，哪怕有人家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老甲壳虫车友会一半的名气。人家每年组织一次纵穿这三个国家的老甲壳虫汽车的拉力赛，无论是在马来半岛，还是部分西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更不要说世界驰名的“巴黎北京老爷车自驾”了，人家的会员不过200辆车而已。

当然，我们有一些英雄。比如廖佳，何旭东等人。他们开车旅行、探险的行为，无论经历还是勇气，都不是一般人敢想像的，只有敬佩的份儿。他们的成长也都是花费了大量的个人积蓄，经过自己“家庭车友会”或者“社会车友会”的培养，才成长起来的。廖佳在开车旅行上的成长，如果有车友会培养的话，也就是她和她表妹两人的车友会而已。

汽车在国外已经出现了120年，国外汽车的普及也因为美国老福特开创了流水线生产而普及了80年。而在中国大陆，北京还算私家汽车发展得早的，也仅仅是从2003年非典前后，汽车才开始大量进入家庭。如果从数量和规模上再早计算几年，从跨世纪的2000年到现在，也才不过八年而已。一个城市，八年中涌现三到五个汽车旅行的专家或者英雄，其实已经很多了。如果非要从这些远行的英雄往前计算一个人，那么估计是明朝的徐霞客了，而且这人还不是北京的。中间的“断层”相当严重啊。

篇6

学会应用经济学基础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热点问题。

培养学生正确的解题方法，进行解题规范性训练，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重点难点：

典型例题解析

三、研究目的：

在高三复习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四、课型：复习课

五、教具：投影仪、投影胶片

六、教学过程：

1.旧知回顾：

由学生回顾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经济效益，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等知识。

(让学生储备必要的知识，为解决问题作准备。也让学生在回顾中，体会出知识的内在联系，以便重构知识网络，形成知识整体。)

2.典型例题分析：

例：某地农民柑橘生产获得大丰收，但当场农民收并未因此而提高，农民为此很苦恼，因而影响了生产积极性。请为农民想办法。(投影)

让学生围绕此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重点是该从何处思考，即答题的思路。

学生答(略)

在此基础上，教师给出提示作为铺垫，目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解题方法.

[提示](投影，逐步展示)

（1）为什么增产不增收？

①在柑橘有销路的前提下，造成不增收的原因。

(分析)A.投入多，成本高，效益差。B.产品价格低，产品供过于求或质量较差。

②在柑橘销路有困难的前提下，造成不增收的原因。

(分析)A.质量差、品种单一

B.价格高，难以刺激消费

C供过于求，产品难以销售，

D市场信息闭塞，销售不畅。

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再让学生思考第二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建议。——可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①更新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变粗放型为集约型经营，走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之路。

②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改善品种质量，降低产品成本。

③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以便于销售和提高经济效益。

④多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和销售服务信息，理顺流通渠道，进行多种经营以及高调整产业结构。

到此为止，学生根据教材内容均可以回答。但在实际上课过程中，学生提出了下列答案，有的超出了我的意料，也超出了听课老师的意料，的确是思维的发散。——课后评估。

学生补充：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扶持农业、提供信息、集团经营、绿色农业、网上销售等。

3.时政热点分析

2002年国企改革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企改革继续引向深入的重点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其次，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继续推动劣势企业退出市场；第四，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

（如“PT”水仙退市、ST郑百文事件、银广厦事件。）

“PT水仙”的退市表明我国证券市场退出机制已经开始建立，这将用于中国证券市场整体质量的提高，用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PT水仙”这一“去”，实当有功于股市的健康发展，有了死亡的危机才懂得去珍惜生存的机会，股市才有实现自身的筹资、转换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

由学生结合这一段材料，分析此材料所体现的经济学理论，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

再结合银广厦事件和郑百文事件综合分析，进一步认识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四、归纳总结——方法指导上升为理论。

篇7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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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144-04

一、问题提出

当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以及旅游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旅游业在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被视为了一种宏观经济问题的万能良药，或是作为社会变化的引擎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打造良好形象的武器[1]。旅游规划也因此变得更为普遍，编制规划也成为旅游发展广泛采用的手段[2]。然而，旅游规划似乎并不总能奏效。尤其是在中国，旅游规划正在或将要面临较高的流产率和较低的实施效力，特别在内陆地区情况表现得更为糟糕[3]。

为了解释规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近年来对旅游规划与实施的差距（Gap betwee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GPI）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研究者在各类研究中也接触和发现了旅游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差距现象，如：社区参与研究[4～5]，关于土地使用控制的错误计算[6～7]，中央计划与地方可能性的差距 [8]，缺乏可用资金[2]，环境变化的不可控因素等等[7]。在中国，最早指出中国GPI问题的是在“2001年中国旅游规划高峰研讨会”和“2001年发展中国家旅游规划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旅游规划与实施现状的问题。随后Kun lai[1]，惠红[9]等从规划编制者、规划执行者、当前制度和标准等方面解析了可能存在的原因。现实中，旅游规划的实施成功若以旅游产业的成功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规划实施成功”的意义则不仅仅局限于规划蓝图的建设部分得到实现，而是在于规划下旅游目的地通过旅游产业获得了满意的社会经济效益。现实中，规划实现其预期的效果涉及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在本文看来，社会经济因素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在一般情况下，旅游规划实施成功的概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呈正相关。为了证实此假设，本文另辟蹊径，从世界旅游产业的分布规律研究入手，以国家为单位对象，间接分析旅游规划成功实施与经济因素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关系假设，需要充足的统计数据与适宜的方法。由于世界各国情况差异较大，世界旅游产业的分布与比较采用计量分析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此，本文借鉴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建立的经济截面国际比较分析方法，将2007年数据齐全的国家运用分组统计的方式考察旅游产业指标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特征变化[1]。

（一）国家分组

本文对于研究对象的145个国家进行分组。分组主要按照人均GDP（根据当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并尝试按照平均值法或相对均衡的方式将其分为5组。两种分组方式的结果并未见显著差异，本研究采用后一种方法使各组国家数量相对均衡以利于观察。

（二）计算每组国家相关变量的“特征值”

计算特征值的方法主要可分为如下几种：一是“总和法”，即取每组国家某个经济变量数值的总和；二是“中值法”，即每组国家某个经济变量的“中间值”；三是“平均值法”，可以是加权平均或是未加权平均；四是“回归分析法”，用回归方程进行计算。此外，还包括其他的统计方法。本研究将综合采用“总和法”、“平均值法”表征相关变量的特征。其中，“平均值法”采取未加权平均值法，具体方法是：

Yij=∑yij/n

其中，Yij为第i组国家的第j个经济变量的“特征值”，∑yij为第i组国家第j个经济变量的每个国家的数值的加和，n为第i组国家的个数。

（三）分析旅游产业相关变量“特征值”的变化与关系

本文主要选择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UNWTO World Tourism Barometer》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的可比较的2007年世界各国旅游统计数据，在各截面上综合选择绝对数量、份额数量以及产业效率等指标，具体包括：国际旅行收入额、国际旅行收入份额、国际旅行接待收入密度、国际游客人次、国际游客人次份额、国际游客接待人次密度。本研究运用不同指标在各分组国家中进行特征比较，分析世界旅游产业分布的总特征与趋势。

三、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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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呼吁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理念相结合,促进资源的保护与循环利用。目前,循环经济正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旅游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最佳模式。

2. 循环经济的认识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旅游活动的进行有必要利用循环经济的原则指导各种旅游活动的进行,在旅游活动尤其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应尽量减少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和污染,系统地进行合理的资源规划,并有效考虑旅游资源以及环境的自我修复功能和各种资源及环境的资源化转化问题,从而促进旅游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应该利用智力资源产生的科技水平和旅游活动所带来的资金以对废弃旅游物品和环境资源进行重新规划开发,产生新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在旅游业的各个方面已经开始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其基本思想也正符合循环经济的相关理论。改变旅游业“重开发、轻保护，重经营、轻管理”的传统模式，通过预防代替末端治理，强调各个环节全方位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是在循环经济理论下桂林旅游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3. 桂林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桂林拥有许多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其旅游业发展奠定了丰富和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桂林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二次发展期后，桂林市旅游资源环境污染和破坏程度日益严重，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1旅游资源开发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

桂林市的各级党委、政府都认识到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多种效益和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加大了对旅游资源开发的投入,但是部分县仍缺乏旅游总体规划的指导,对县域范围内的河流、洞穴,一般的水库(湖泊)盲目开发,开发效果令人失望,或一开始就失败,或只有短时间的兴旺就很快进入衰退时期。有的景区在地理上本是一个完整有机体，在规划和管理中却被生硬地分成两部分，缺乏整体的考虑和统一的规划，导致出现旅游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

3.2旅游资源保护意识不强,存在建设性破坏现象

桂林的旅游资源优势在于风景资源,而桂林风景资源的主题是具有自然美的山水,但是,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有些景区内建造了一些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人造景点,对原有景观破坏较大,而且很多景区的环境卫生较差,废弃物到处乱丢。另外,有些开发程度较低的景区,由于交通不方便,影响了景区内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迫切心情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形成的矛盾,已导致村民盲目的修路架桥,破坏了景区的自然景色；同时,由于村庄人口的增加,缺乏景区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的指导,村民修建的民居建筑从景观、外形、体量、结构等存在着与传统的建筑风格不协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建筑的景观。

3.3旅游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需进一步改善

由于桂林市国民经济建设总量偏低,旅游投资还显不足,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薄弱。部分景区道路交通不畅，可进入性差。对桂林市区及十二县的景区交通情况调查表明：旅游景点交通状况好的占7.7%,状况较好的占15.4%,状况一般的76.9%。多数旅游景区通讯设备匮乏，旅游宣传经费短缺,促销乏力。

4. 循环经济理论下桂林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4.1从企业层面

要求桂林市旅游景区的开发者、旅游饭店的经营者及其它旅游企业遵循循环经济的思想，以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规范自己，将循环经济的“3R原则”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

从旅游企业长远发展来看，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最大化减少旅游资源的使用量，可以尽量减少或避免人类活动造成的对旅游资源的滥用和破坏，对旅游景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干扰和破坏，从而保证旅游区的生态性和吸引力，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发展循环经济的能力。

旅游景区方面，旅游景区的管理者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景区污染物的排放；应考虑旅游景区的生态承受能力，尽量减少景区的生态成本投入；有针对性地编制旅游解说系统，加强游客对景区旅游资源的认识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引导规范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行为符合循环经济模式，通过生态教育使旅游可持续观念深入人心。

4.2从政府层面

完善评价体系，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绿色管理体系，把绿色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目前桂林衡量旅游发展的指标以游客人数、旅游收入创汇水平、就业率等指标为主，并没有考虑自然界的投入贡献，没有考虑对生态环境的损失多少，从系统角度看这些指标具有片面性。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绿色指标评价体系，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态等多角度、全方位来衡量桂林的旅游发展。针对桂林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应理顺旅游业管理体制，加大主管机构的执法力度，加强旅游法规的完善，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绿色管理体系，确保旅游市场向旅游资源优化、管理现代化、环保增值方向发展。

4.3从社会层面

重视旅游可持续发展伦理教育，促进旅游循环经济理念的实现。社会层面要求桂林市政府、旅游管理者、公众共同参与旅游发展，倡导包括抵达桂林的游人、当地居民、旅游经营者的旅游可持续发展伦理教育，对桂林旅游业各相关利益团体进行环保教育。

通过社会舆论、行政力量、榜样感化和利益约束等手段，确保各利益团体按可持续发展要求，调整自身行为，以营造良好的伦理环境，促进旅游循环经济理念的实现。桂林市政府还应宏观调控旅游的发展，对公众进行生态教育，在公众中大力倡导生态旅游和绿色消费，对旅游业发展循环经济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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