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1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之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展开，却殊少直接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但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作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躯。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

西洋文化学术之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之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之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所以西洋文化之输入，无疑地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之新开展。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度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之是否能够有新发展的问题，就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之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2

一、 为儒学正名――儒学在新世纪的重新定位

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口号的提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气象。尤其是在广大老百姓参与最广的文化建设方面，又一股“国学热”的浪潮开始了。而儒学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掀起了复兴的热潮。儒学是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也迈上复兴之路，儒学已经有了新的定位，其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已经变淡，而儒学固有的那种伦理道德思想特质以及传统精神的基本内涵带来的社会功能愈加凸显，在精神之根柢处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文化支撑发展，而儒学又是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根，国家的复兴依靠外来文化是远远不够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可谓是势在必行。

但是，以身边的朋友为例，一说到儒学通常的反映是对之嗤之以鼻，认为儒学就是几千年以前以孔子为核心的古人的思想，以及其后世世代代尊崇孔孟之人所做的一些研究等等。作为一名浅资历的儒学学习者，笔者也曾试着想要为儒学正名，消除大家对儒学的误解，奈何自己的一知半解常常会被朋友问倒，在自责与懊恼之余，我也深深感受到儒学复兴之难。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的复兴几乎不再可能。因为儒学产生的经济基础，即自给自足的奴隶至封建社会早已一去不再复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只是需要儒学在行为方式和学术研究层面上的复兴。在这两方面具体该如何发展，后文仍有论述，这里只需指出，学术研究层面的复兴主要依靠群体就是儒学的爱好者以及研究者，而数量最广的普通群众只要能做到行为方式上，即主要是指那些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以及文明礼仪的“复兴”，那么，儒学的复兴就已经成功了一多半了。

二、 儒学在当今的发展状况及问题

儒学的发展有着与万事万物相同的规律，即都是在内外因相互作用下进行的。内因主要来自我们本身，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儒学想要在新的时代存活，自身也需要更新以便适应新的环境。外因主要是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学所进行的否认与冲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

有些儒学的崇信者指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并将此作为20世纪80年代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儒学只是在其中起到了调节缓和的作用。我们虽然注重对儒学的研究，肯定儒学在当代的价值，并提倡继承和弘扬儒学中的优秀传统和积极成果，但是儒学复兴只能定位在行为方式和学术研究层面上，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儒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即使是儒学的学习研究者，甚至是靠儒学来“吃饭”的人，也不敢轻言于此。儒学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再幻想取得历史上的“独尊”地位，在后人的继承发展与革新之下，会是21世纪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元。以其特有的人文价值为人类文化建构做出其他文明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 儒学复兴的原则及期望

儒学想要复兴，所依靠的主体应该是谁？谁来引领？首先，在原则方面，也是儒学复兴关键所在，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尤其是要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任何一种生命力的学说在于与时俱进，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华民族的复兴主要靠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并非儒学或者新儒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在历史考验和各种思潮争斗中取得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如果想要借复兴儒学的名义来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违背了时代的发展，就会重蹈覆辙，造成历史的倒退。在当今时代，儒学想要存在、发展，就要顺应时展的潮流，吸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这并不是要让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而是在儒学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导思想相协调。其次，在学术研究方面，如果真的想要使儒学在学术上复兴，有关部门要在制度上给予保障。不求儒学超越其他专业，但是至少在学科建设，教育资金以及教育成就上做到公平，不要让大家以为儒学等只是茶余饭后发泄吐槽的对象，儒学的研究者也要提高自身素质，对未来人才的培养要注重真才实学，做到宁缺毋滥。最后，在行为方式上，也是儒学实用功能的具体体现，要落实到人人。之前提出的“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里面具体的条例规定，与儒家文化中所提倡的道德操守与文明礼仪是相统一的，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虽然只是剪短几行字，但是里面蕴藏的智慧促使我们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的行列。

有人预言新的“轴心时代”即将出现，但这不是对过去文化的复辟，而是历经沧桑岁月的洗涤之后，遗留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与时俱进的优秀文明。如果“新轴心时代”真的会出现，那么，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学无疑将会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3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

中国传统儒学发展面临深层危机因而试图实现创造性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在今天不期而遇。一方面，在二者实现内在对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它辩证地吸取并融合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髓，对之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的方向，使传统儒学在自我拓展、自我生成中获得了一次文化复兴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荡涤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旧灰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则使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生长成为可能，使传统中极具价值的思想学说通过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而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并在科学改造中实现现代转型。

事实上，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儒学复兴的争论从未间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西化派、现代新儒家等在内的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从政治儒学的困境、儒学创生的条件、儒学返本开新的可能等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鉴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本文拟以此为背景，从儒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缺乏生活场域基础——切入，分析儒学复兴之可能及未来走势，探讨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一、儒学复兴的困境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儒学在近代百年沿革中，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了末学的式微状态。在此尴尬境遇中，欲使儒学再度复兴，谈何容易。对此，有人从儒学自身找原因，认为：一是面临多元思想撞击的反复挤压和多重解构，在边缘化、碎片化、隐匿化的衰变中，儒学的农耕基础和宗法基础已然崩裂，其文化原典与叙事结构遭到颠覆，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论坛上处于失语状态；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强大压力下，传统儒学的知识体系全面崩溃、屏障全失，其主导性价值原则几近气丧命绝，或作为断裂的文化碎片散落在人文学科的边缘，或作为失去活性的精神因子沉寂于史学研究领域的隐层；三是在场域收缩和思想游弋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儒学的生命活力已然丧失殆尽，它早已变成漂浮的观念、思想的碎片和文化的点缀；四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市场化、商品化、工业化、都市化浪潮的狂飙，使得儒学的生活基础日益贫瘠，其身份因无所依归而趋于模糊，只得遁入书斋，自我放逐。［1］也有人从儒学之外找原因，认为：本来，儒学创造了对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而深刻的独特理解模式，塑造了复杂而微妙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然而，现代中国学人在对传统儒学进行理性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和怎样表述它，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思想框架和平台来进行诠释，力图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2］结果就造成了当代儒学的尴尬处境。

关于儒学复兴何以可能的研究，当前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派别，还是坚持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论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正统主张，还是强调中国文化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激进探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现代西方的理论范式并以之为圭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已习惯于用西方的现代性镜子来鉴照自己。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当代中国学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念的代言人。这种集体性精神误认严重损害了中国儒学的

思想意义和理论力度，破坏了它本来的文化性能和学理价值，它的观念和问题也被荒诞化、泡沫化、边缘化，中国儒学原本和谐的概念系统被支解，那些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儒学范畴，如仁、道、天、理等，一经西学阐释便变得意义轻薄、空洞无物甚至相互冲突。

显而易见，一方面，西学观念的大量涌入唤起了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压缩了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领域，使中学丧失了自我规定性而显得不伦不类；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只有通过中西融通才能摆脱这一理论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文化传统是这个世界上同样高度发达而范式又相差甚远的思想体系，而且各自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发展又完全不同，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可以实现二者的会通。要实现不同思想体系之间观念的会通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通过机械性拼接和简单性比附等各种伪创新的举措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搭建什么“真诚的对话平台”来完成。对话或交流的确可以促进彼此一定程度的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只能产生有距离的承认。异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显然还需要一种基于共同生活需求而产生的共识。

但吊诡的是，建立双方共识并形成互惠交往的困难恰恰在于，以什么生活场域为基础、通过什么样的问答逻辑而产生怎样的视界融合，是“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是“援儒入马”抑或“以西非马”？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儒学的思想内涵层面分析，认为儒学的心性之学对人学意义的追寻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提升，它以心性之学与“内圣”追求的交融为内涵，将人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与存在价值的体认提升到了引人瞩目的地位，空前地突出了人性的精神自觉，内在地体现了人性化存在的当代意向；但从心性本体的视域出发去考察人之存在的意义世界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却同时使之陷入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的困境中，而未能充分关注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及人性的多面性。［3］因而，心性儒学只注重意义世界内在形态或观念形态的建构，而忽视对其现实语境、外在形态的基础建设。这既泯灭了人学之意义世界本身的当代性，也使其意义追寻呈现出抽象性特征，往往以抽象心性之维的虚假存在消解了对象世界的客观实际。所以，儒学因隔绝于现实认知和实践过程，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而沦为封闭、玄虚的精神自慰，如此要实现其“当代复兴”，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

二、儒学复兴的可能及其未来走势

其实，传统儒学是由历史传承下来、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质的思想纽带，它渗透于广大民众的思想道德、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语言文字中，具有极为宽泛的理性内涵与文化底蕴，深刻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学界一般将儒学划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制度层面（即政治儒学）、日常生活层面（即公民儒学）、精神信仰层面（即信仰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它的制度规训功能及其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儒学，它的当代建构也难以实现。看来，复兴儒学的最好路径就是从公民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和公共伦理层面的教化作用。若从儒学的延续性、超越性、大众性、时代性等方面分析，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能够包容过去、启示现在并开拓未来，在价值选择与文化认同方面铸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凸显我们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确存在着复兴的契机，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然而，在它的社会基础严重崩塌、文化观念彻底断层，受到异质多元思想猛烈冲击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态势的强力推进中，传统儒学的当代复兴的确面临着诸多困境。

儒学复兴之所以在现代遭遇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必需的宗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缺乏公民儒学之生活基础，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冷漠和疏离。因此，儒学在现代要发挥教化作用、实现意义创生，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观念，成为民众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此，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生活化的途径向普世化、时代化的公民儒学转化。如此，就不能如传统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从内在超越的心性层面发掘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展，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大众世俗价值的贵族化倾向，重新激活并发扬传统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意蕴，尊重

普通大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理解并自觉顺应人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生活实践，将儒学彻底大众化、时代化、生活化，由羞于口、弊于言的“内丹学”转化为与现代生活需求和情感认同合拍的“外丹学”，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和真信念。时至今日，重新确立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已决无可能，而从生活场域来重构其思想进而实现平民儒学的复兴倒是可能的。

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彻底变革和家庭伦理的根本转型。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根性，被市场化的各种物欲裹挟的现代人真的容易挣脱现代生活的藩篱而主动趋向传统儒学的心灵救赎吗？恐怕未必。连重建日常生活基础尤其是重构家庭伦理生活场域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公民儒学的真正复兴了。传统儒学作为封建社会中农耕文明、宗法制度下的血缘文化和以心性修养为主的“内圣”之学，它的影响与作用向来具有两面性，它既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公共心理和共同人格，又造就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和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自贱品格，其消极影响一旦通过平民儒学而死灰复燃，就会毒化人们的心灵、污染社会环境，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构建。可见，儒学既积淀着精华又充满着糟粕，其复兴之路既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而使民众普遍接纳，也不能执行“全盘西化”而使其彻底颠覆，只能采取视域融通和实践整合的创新之路，通过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改造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简单拼凑抑或单纯移植，既无法充分汲取和创新利用儒学的丰富资源，也不利于新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新塑造。

三、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要真正实现儒学的复兴，传统儒学还必须进行一次真正的义理革命，以摆脱传统儒学固守抽象研思的旧理路，而与当代思想集体开展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其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能否为人类的文化创新开出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原理，为我们提供当代中国文化所凝聚的多元智慧与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才是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

时下，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因而需要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重新走向新生。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于21世纪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获得新的发展、实现复兴是很有可能的，但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从内容看，儒学复兴必须是能为当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支撑的生生之学，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和合之学，是返本开新、奋力开拓、与时俱进的创新之学。从时代需要看，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儒学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弘扬中华文化、融汇古今中西，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努力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境界。从文明发展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分不和谐的状态之中，有许多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共同难题，诸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由于过分注重物欲与感官享受而导致的身心失调、人格分裂与身份迷失等。［4］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只有在对人类宇宙根源与人性道德根源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切身体悟中，才能洞察人文危机、存在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形成新的天人合一观并以此培植出新的国民意识。［5］这些都表明，儒学作为一种曾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而终结［6］，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代替，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后，则有可能作为内在精神变量而再度复兴，并成为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变量之一，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形态。［7］复兴后的新儒学即“后现代儒学”，将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提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精神塑造作用。

当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大潮中，儒学复兴不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方向，只有实现当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儒学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而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要解决与儒学复兴相关的任何现实问题，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框架而抽象地、教条地对待儒学复兴，必须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学的糟粕，探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中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提炼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生相融关系，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儒学的民族特性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实现整合的可能道路，发掘出其中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实施。［8］

［参 考 文 献］

［1］ 景海峰.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j］.学术研究，2008（3）:46.

［2］ 赵汀阳.哲学的中国表述［c］//论证（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92.

［3］ 杨国荣.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j］.河北学刊，2008（1）：35.

［4］ 朱荣英.物化的时代与哲学的使命［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4.

［5］ 成中英.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9.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4

一、儒学与新儒学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是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

新儒学：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全社会的和谐。因此，儒学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所以，儒学文化即和谐文化。

二、中国梦

中国梦，是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强调："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还用"三个必须"来指明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儒家思想有助于实现中国梦

现代新儒家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从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既要坚守中国文化精神之不坠，又要积极学习吸收西方先进学理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且还要将这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各家的一项根本主张。

现代新儒家这一思想主张的提出，自然不是其随便构划便能得来的，其实在这一思想的背后和深处，正俨然藏有一个根本的历史哲学观念，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历史中存在着一种历史发展的根本法则，即内圣外王之道。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由内圣而至外王的实践过程史。由此认识而来，现代新儒家认为在面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也应遵循这一历史发展之道，首先回到儒家内圣之学去，此即反本，然后从中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此即开新，从而应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局。

历史的常道就是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所在，即思考人之为人的儒家心性之学、内圣之学。历史中的常道和变化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而历史正是由这两种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历史中的常道始终在维持着历史的稳定发展，同时历史又在不同的条件下显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不过这变化只是常道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已。这是常道在统御着变化，而变化恰是常道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实质就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因为只有恢复、坚守住这一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把握到常道，才会有力量去应对历史的巨变，去开创新的外王事业即科学与民主，从而能够驾驭住这巨变，使变化为我而变，即历史发展能为我们自己所把握。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孔子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服从儒家的心性之学，并以此作为理论根基来认识和阐释历史，是现代新儒学的本质特征。

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准则。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所依据的也应该是现代新儒家历史哲学之核心观念，根据儒家的内圣之学以开出现代的新外王，通过解决道德的问题来解决社会发展的其他一切问题。若从此角度来理解现代新儒家，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就可以有一种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中国梦"凝聚着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民族复兴的希望。全国两会将把党的十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景、路径，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全民期待，共同托起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参考文献

[1]苏柏诚 杨雅婷 郭宗彦等. 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N].社会科学报2008.

[2]李秀丽. 儒学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困境与出路[D]，中共中央党校，2012.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5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称谓的流行，也自有它的道理：首先，不论是已经三代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确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纠缠”；其次，这种纠缠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恰恰意味着生活本源的遮蔽；最后，正是这种遮蔽，蕴涵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

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本是应运而生的。所谓“应运而生”是说：“顺应”着某种“时运”。这种“时运”正是儒家的“天命”观念，但并不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命运观念，而是一种原初意义的“革命”的观念，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时义”的观念：“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天命”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演流；这种演流被我们领悟为“命”、领悟为“口令”，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作为大道的道说，在无声的言说中给予我们的一种“语境”。我们惟有倾听这种“语境”，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过是孔子所确立的“礼有损益”原则的实行，这里并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观念可以插足的余地。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6

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本是应运而生的。所谓“应运而生”是说：“顺应”着某种“时运”。这种“时运”正是儒家的“天命”观念，但并不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命运观念，而是一种原初意义的“革命”的观念，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时义”的观念：“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天命”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演流；这种演流被我们领悟为“命”、领悟为“口令”，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作为大道的道说，在无声的言说中给予我们的一种“语境”。我们惟有倾听这种“语境”，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过是孔子所确立的“礼有损益”原则的实行，这里并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观念可以插足的余地。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7

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具有维护王权、调节矛盾、安定社会、加强建立在自然经济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度的特殊社会功能，在思想上有利于政治长期稳定。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仁”是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做人的最高原则、标准和模式，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要做到“恭、宽、信、敏、惠”，要做到“孝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遵循“中庸之道”，凡事讲求“过犹不及”，这既是儒家的思想方法，也是他们的处世哲学。儒家讲求“德政”，即崇尚“王道”，主张适度使用民力，反对苛敛。儒家强调个人修养，“克己”、“修身”，以提高执行仁德的自觉性，培养与完善理想人格。

儒学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形成中华道德国家、礼仪之邦的传统。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成为中国人极为可贵的“国魂”和“民风”，使我们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伟大贡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出儒家刻苦耐劳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乐以忘忧”则是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儒家崇尚气节与民族自尊精神的体现。

儒学具有教育价值。儒家的教育思想是追求“为己之学”，主张“有教无类”，强调人的自我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教育的主体性体现为由己之学，是人为了自己而主动地学习，教育的精神就是使受教育者主动地学习。这种教育理念启发和引导我们要自己学习、主动学习。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的模范，以德行优于知识，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或全人的教育理念，突出“学”和自我的主动性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着眼在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之人。儒家的教育理念不仅仅是对狭义的教育的认知，而且蕴涵着整个古典时代对“人”的理解。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的外在需求

“和”的观念是儒学传统的一个重要价值，它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用“和”的理念来解决这三个层面出现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天与人，“和故万物不失”、“和故万物皆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当今社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问题亟待解决，虽然这些问题不是文化观念所能独立解决的，但是其解决最终需要一定的文化观念为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指国家、民族间的和平，主张“修文来远”、“讲信修睦”。当今社会虽然整体稳定，但民族矛盾、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儒家“和”的观念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第三个层面是人际关系的和睦。儒家主张上下“和敬”、邻里“和顺”、家庭“和亲”。当今社会人际疏离、家庭解体、老人失养的现象日趋普遍，儒学“和”的思想有助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社会严整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

近年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使不少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社会道德水平下降，集体观念淡薄，腐败之风蔓延，诚信思想缺失，假冒伪劣肆虐。在世风日下之际，需要以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核心，对人性自省。需要复兴儒学，重新找回立国之本，重建民族精神支柱。

儒家主张“仁”“和”、追求社会稳定的和谐思想，对今天我们坚持稳定改革发展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儒学的崇德尚教人文思想，特别是儒学中许多传统美德如公而忘私、勤劳节俭、严己宽人、谦虚礼貌、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等，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借鉴意义。

三、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8

讨论儒家文化的复兴目标之前，可以先简单看一下儒家文化的内容，按先秦之后的儒者所言，可归纳为内圣外王，那么我们说复兴儒家文化，就有几个模式了：内圣外王一起全部复兴，单复兴内圣，单复兴外王，内圣外王各取一部分适用当今情况的以复兴，单就内圣中的一部分复兴，单就外王中的一部分复兴。另外还有儒家文化的复兴范围，是只在中国或东亚、东南亚等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复兴，还是希望在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全球范围内复兴。其中中国范围内又可细分为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精神支柱的汉族及汉化民族地区和不以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的少数民族地区。

根据这几种模式组合，儒家文化的复兴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复兴成传统中国社会的礼乐制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此种是内圣外王全部一起复兴，一如当年孔子看到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想极力恢复周政一般。2.复兴先秦的儒家思想，并圆融儒家文化内部各家各派的说法，融为一炉，以此修养自心。此种是单复兴内圣。3.力图全面透彻的理解、阐明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并结合当今社会的情况，把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应用到社会中，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和规则，使当局和大众能够接受。此种是内圣外王各取一部分合理的复兴。

如果儒家文化的复兴目标是指恢复传统中国社会的礼乐制度，显然是很渺茫的，孔子在社会巨变中也想恢复纯粹的周朝制度，可是终究没有成功，后来历朝历代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地恢复，未全用周制。自清末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越来越不可能摆脱世界，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还是军事，全球大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当代中国各个方面必然受到西方的影响，礼制本来就是为了明尊卑之别，长幼之序，以期更好的维护社会持续，唤醒人内心中的道德观念，倘若生搬硬套，反不能达到礼的作用，贻害无穷。由此可见，想全面复兴内圣外王或全面复兴外王是不合当今局势的，不管在国内外都不可行。

那么全面复兴内圣是否可行呢？以后，儒家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国人渐渐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但有些人对其还是有信心的，社会各层对儒家文化褒贬不一。前面已说，当今中国与西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上也受到西方的极大影响，当今中国人虽经过千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保留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但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压力的增加等多种原因，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夹杂着现代和传统，与历史上的情况大相径庭，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使在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保存的较好，也是杂糅了现代的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因而想单纯的全面复兴内圣，在国内外范围是不可行的。

取外王中的核心精华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复兴可能么？笔者认为，一种文化想要复兴，一定不能只是在技术层面谈问题，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内涵和精神，儒家外王本来其内核就是内圣，不能脱离内圣的宗旨而单论外王。所以外王在某些地方或许可以对当今社会建设有贡献，单论外王不仅有违儒家的初衷，而且它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立足，立志不高，虽一段时期能兴盛，但不能长久。一定要连同内圣一起，才算全面。

那么剩下的就是取内圣中的核心精华，结合当今情况进行复兴；在内圣外王中各取一部分核心精华，结合当今情况进行复兴两种模式了。前者只在学术上、道德上、精神上、修养、心性上进行；而后者多出了具体的制度建设问题。这两种情况也是最有可能实现的，不走极端，实事求是。前者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可能复兴，后者在全球范围内复兴比较难一点，而在中国范围内还有可能的。

下面看看具体的复兴道路、方法。

1.可否把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新闻杂志上，随处可见民主、平等、人权等字眼，但每个民族各有其传统，有其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其中的关键还会涉及到国家利益，如大肆宣扬普世价值的美国，其言行并不一致，未能知行合一，为了自己国家利益，打着平等民主的旗号，四处挑动战争，为了自身利益本来无可厚非，可怜的是普世价值这样美好的一个词汇却成为一块遮羞布。例如以儒家所说大同世界作为普世价值进行宣传，那么现实里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打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口号，排除异己，把阻碍人类幸福的帽子戴在与其有矛盾的国家头上，从而名正言顺的发动战争。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9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随之摆在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明史，虽历尽沧桑，仍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薪火相传居功厥伟。文化不绝，民族就不灭。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弘扬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神州大也，处处弦歌之声，诵读经典，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时代正在悄然来临！所谓文化自觉，是指认识并继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代加以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展开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和谐共处。文化自觉带来的将是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将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空间活跃、文化极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诸子并作，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百家蜂起，出现了中国文化史的第一个高峰，也由此奠定了中华古文化坚实的基础。其中，儒家学说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派学说。

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品。

其中，《论语》是最适合我们八年级学生的著作，。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有同门师兄弟从远方来(与我探讨学问),不也很快乐吗？学了并时常温习它，不也很高兴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自己又没什么不满，不也算得上君子吗？”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

五千年悠悠华夏文明史，孔子就站在它的中间点上他一手创建了影响身后二千五百多年的儒家和儒家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山鼻祖。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之后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儒家思想是真正傲视百代的大智慧。了解儒家精神，就能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理内核，就能了解中国人丰富玄奥的内心世界，更能了解中华民族历劫不灭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动源。

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例10

一、新儒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的儒学研究在50至70年代前期这2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因此进展甚微，对于孔子或儒学批判多于继承，把不少学者的精力无意义的耗损于“检讨自己”或“革命批判”的运动中去，无暇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中的继承问题。

二、现代儒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主流代表人物

1.蒋庆先生――儒学复兴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马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二者统一、相结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它在内容上还需要深化和明晰化。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三、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1.要对话不要独尊

在新的世纪，儒学应当彻底抛弃“惟我独尊”的幻想。儒学应当在世界文化的大平台上，与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行思想的对话，以期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这就是新世纪的文化磨合过程。儒学只有经过这种文化磨合，才能够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2.要复兴而不要复古

儒学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决不是民族文化的复古。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在新的世纪追求这一社会理想显得更加迫切，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就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政治多极化。但是复兴与复古有着原则区别。复古就是简单的肯定，而复兴则是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复兴必然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时展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善于运用好“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真正做到“保存形式、丢弃内容”。

3.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不要再图文化主导的地位

儒学从其固有的体系来说是适应了宗法小农社会发展需要的，因此，在新的世纪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居于文化主导的地位。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就要求一方面要打碎儒学固有的体系，只有这样儒学的精华才有可能得以彻底的“解放”，而不至于被固有体系所窒息；另一方面，应当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将被“解放”出来的儒学精华有机地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只有这样，儒学在中国才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广阔前景，也才能融汇到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去，融汇到世界先进文明中去，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功能。

参考文献：

[1]郭齐勇.近20年中国大陆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评述[J].

[2]胡锐军.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3]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6]景海峰.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1.